革命道德读后感1000字

　　《革命道德》是一本由威廉·H.布兰察德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80，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道德》精选点评：

　　●终于看完了！！！怎么说呢 逻辑有点牵强 中间正文部分弱了点 跟心理的联系不大

　　●从甘地往后的部分还值得看看。

　　●有趣固然有趣，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研究视角。某比较喜欢甘地与托洛斯基的分析两段。但个体分析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推而广之。选择的案例说到底只是个体性的案例，且作者对材料选择的自由度过大，得出的关于革命者的个性特征和SM特质难以令人信服。——所以说到底，这本书，只能当成八卦的小册子来看？

　　●删多了，其他不错

　　●国内的是阉割版

　　●大八卦......

　　●谁相信编译者是因为作者内容浅薄立论牵强才删去“胜利的革命者”那一章的呢。不过精神分析，有时候真是无聊透顶

　　●革命的心理学研究路径

　　●到现在我号弄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分析政治人物心理，怎样得分析才算到位。这本书让我觉得即使在某一层面得集中分析，都有失水准。看到序文里关于第四章得内容介绍，我立刻明白为什么译者要把它删除掉。

　　●删本。

　　《革命道德》读后感(一)：愤怒与信任

　　近几日一直把William H.Blanchard的《革命道德》放在包中，以为那会是一本秘笈，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卢梭、托尔斯泰的三篇，那种“典型的革命人格”，总不外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受虐狂的转移和升华。索性抛书不读了。弗氏说到底还是个用符号去征服生活世界的文人，他不是科学家。在他眼中任何高度超过宽度的东西都可以被当做JJ的隐喻。在真正的科学中，事物因为具有价值因而有了名称，在弗氏那里，事物是因为有了名称（比如“恋母情结”、“阉割焦虑”）才具有价值，他所做的无非是给一些心理现象以名词，把它们变成符号，然后用这些符号在思维的无限空间里制造路标和界限。还是看杨联升的国史探微，皇帝几点早朝，大臣年休假几何，他们如何分配办公时间和休息时间，这才是历史的科学、实证精神，当然还有人文精神的一路。昨天看的帕慕克的《父亲的手提箱》也很好，我看过的所有诺奖演说里最好的一个。在那里他谈到了他的写作与他的愤怒。但他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作家经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磨练自己的技艺的时候创造一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他是从揭开自己的秘密伤口开始的话，他都是对人性赋予了最大的信任。......

　　《革命道德》读后感(二)：超越虐待狂

　　恋爱在很多时候像一场双方施虐与受虐的角斗。十多年前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过把瘾》里有这么出戏，我至今记得。方言和杜梅离婚后反倒感情日笃，追求杜梅的大款钱康一次酒后吐真言：“距离产生美？哈，我来了，距离产生了，你们就美了！”“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王八蛋能买的东西，我早就不稀罕了！杜梅，你要是标了价，咱俩早就拜拜了。”方言问：“那你图她什么呀？”钱康说：“我就图一乐儿！图她能像训三孙子似的训我，说翻脸就翻脸；我还得上赶着哄她，来劲！过瘾！”前几年热播的《动什么别动感情》里，贺佳期毫无尊严苦恋着大爷似的万征，万征弃之如敝屣，到他发觉佳期对廖宇动了心，又捧着结婚戒指满脸诚意跑回佳期身边。怎一个贱字了得？贱字背后确是男男女女自觉不自觉渴望受虐与施虐的心理。

　　有人心甘情愿受虐，也有人千方百计要逃脱，因为在施虐与受虐间，往往裹挟着道德的重负。《刀锋》中拉里试图用结婚来拯救沦落风尘的旧识索菲，事到临头，索菲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固然伊莎贝尔在其中耍了小诡计，但更本真的原因，我想是索菲留给毛姆的那句话：“亲爱的，事到临头一想，我觉得我不能让拉里做耶稣基督，我来做抹大拉的玛丽亚.。不行。先生。”拉里纯粹得像块璞玉，但他根本不爱索菲，婚后他会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可这一切仅是出自他的道德，他的同情心，他对真善美的追求，或者说，出自拉里对自己的爱。索菲看清了这一点：接受拉里的求婚，就是接受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拯救，意味着余生将在不断的忏悔和感激涕零中度过。以精神受虐为代价做一个体面人，还是继续堕落但保有自由？索菲选择了后者。

　　《吕氏春秋》里载鲁国立法，不论谁赎回沦落在国外做奴隶的鲁人，都可从国库获得补偿。子贡赎了人，却辞让国家给予他的偿金。孔子说：“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张远山将子贡赎人称为反道德的道德高标。他认为这条法律本身立意极好，可以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因为人们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但子贡的“高风亮节”让往后再要求偿金的人们多少显得不那么高尚，这条法律就此破坏了。子贡把原本平淡无奇、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拔高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目的并不单纯，他是想借此做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楷模。而这，恰恰违背了道德的本意。在这一故事里，子贡扮演了道德施虐者的角色。要知道，道德只要人们乐于做些无损于己却有利于人的好事，而不在追求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

　　幼时上学，隔三岔五就要学习某某模范，对他们我总持有种本能的怀疑。不是不相信他们的先进事迹，而是铺天盖地的宣传把他们塑造得过于完美，让我不由困惑，世上真有如此完人吗？所以看到北大支教明星殷永纯猥亵学生的报道时，我反倒觉得他真切起来，对之前关于他的感人事迹多一分信任而非怀疑。《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是本极有意思的学术著作，作者布兰察德教授考察了马克思、甘地、孙中山、格瓦拉等不同类型耀眼光环下的革命者。是什么样的品质酿成了他们针对现存权力的造反和起义？当这种造反或起义并不当然就能导致个人获得权力？布兰察德教授认为：“将对个人德行的追求与严格的自我克制、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摧残结合在一起，是圣人、殉道者、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共同特征，即：在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明显存在着社会受虐狂的动力。”这种内心冲动带给他们精神道德上的反叛意识，以及对现存权力的背离，而这种背离经常掩盖了他们对于权力的向往，掩盖了他们以一种独裁的方式统治其他人的内心欲望。看来施虐与受虐的角力场不仅存在于恋爱的男男女女间，也纠结在改变历史与世界格局的革命者心中。

　　孔子一言点破子贡赎人的弊端，他的境界远高过子贡。读钱穆先生《孔子传》，最感动我的正是“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前两天听康老师谈杜甫，让我想到先前读王学泰先生《大儒杜甫》时的感动，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一个角度来阐释诗圣——他的伟大的仁爱精神。从对妻子的温情，朋友的深情延展至对天下苍生，鱼虫万类的同情，杜甫从来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施虐者。当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时，杜甫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份身陷窘境中持有的仁爱，又岂是白居易捧着新制裘衣喊喊“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所能比拟？

　　如果静心审视自我和周遭，会发现施虐和受虐的心理无处不在，伴随着道德上的算计，左右着我们的行动，起码于我是如此。哪一天，我能超越它，那多半是要成圣了……^_^

　　《革命道德》读后感(三)：无我之灾

　　这本美国学者布兰查德（William H.Blanchard）的《革命道德》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戴长征译）是被阉割过的了，原书副标题是“12个革命者的性心理分析”，结果中文版里只留下了9个，被删掉的3个是：列宁、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从被删掉的人物已经能看出此书是多么的大逆不道，能够问世实属万幸，必须感谢中央编译，必须感谢译者，还必须感谢做出了局部删节决定的有关领导。作为一名长期低素质的人民，回想起自己从小受到的革命万岁教育，我的感激便如涓流入海，潮湿潮热潮红，以至潮骚潮涌潮吹。今天能读上这样的书，还是三中全会党的政策好啊。

　　作者布兰查德名不见经传，但他干的事情可不能小视。今天这叫做“政治心理学”，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开创了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政治人物心理的先河。之后，随着心理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学中以“心理研究”为特色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勒庞的《乌合之众》、弗罗姆的《逃避自由》、舍克的《嫉妒与社会》、霍弗的《狂热分子》，都是影响深远的名篇。心理学对政治学的渗透，甚至会体现在汉娜·阿伦特的身上，虽然她一向对心理分析颇有微辞，但她的政治论著的长处恰恰在这一方面。《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有非常生动的政治心理描写。她著名的术语“平庸的邪恶”，也是源于对纳粹党徒的心理观察。在西方多如牛毛的政治分析家里，布兰查德肯定是不太引人注意的，他的分析方法比较老派，似乎没有跳出佛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并不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视角。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却不成问题。目前为止，完成这种精微程度的政治心理学著作，还没有一位中国学人能够胜任。一个原因是政治方面的禁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人普遍排斥心理学，将之视为“诛心之论”，从不认真对待。

　　布兰查德从“施虐—受虐”的角度剖析革命者，可能是受了弗罗姆论著的的鼓舞。弗罗姆将“施虐—受虐”与“逃避自由”的心理联系在了起来，为反极权主义的政治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布兰查德钟情的是另一位精神分析家西奥多·赖克的理论，他更侧重于分析革命者“受虐”的一面。“受虐狂是甘心屈从的革命家，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退让里包含着不满，他的屈从里包含着反抗。他的软弱之下是他的坚强，他的顺从之中隐藏着反叛”，赖克的这一不朽名言基本上就是全书的基调。书的副标题吆喝的是“性心理分析”，貌似原教旨的弗洛伊德派，充满了泛性论的色彩，但实际上这一特征在书里体现得并不明显。赖克已经修正了弗洛伊德理论，他从“道德受虐狂”概念出发，提出了“社会受虐狂”的说法，专指那些“将内在需要都转移到社会上”的受虐狂。这就冲淡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色彩，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竞争中受到压抑而渴望“压倒敌人的念头”。布兰查德发现，革命者都是“社会受虐狂”，他也是严格按照这一解释剖析去他们的，但他在分析这些政治人物的过程中同样发现了，除了劳伦斯和卢梭外，大部分人很难找到直接证据去说明他们的受虐心理和“性”有关。

　　事实上，这是该书的优点，而不是缺陷——布兰查德本想把人物塞进弗洛伊德和赖克的理论里去，结果他们经常挣开捆绑，走出牢笼。在我看来，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不在分析上，而在对传记材料的筛选和组织上，这反映出作者独到的眼光，那份令人叹服的对人物心理的敏感。书里很多细节读来十分有趣，让人物跃然纸上，不需繁复的心理分析，常识已能助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卢梭，有这样一则逸闻。某贵妇送一座房子给卢梭。卢梭嫌破烂，口气冷淡，贵妇便装修好了才送给他。当她告知卢梭可以入住时，卢梭“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热泪盈眶”。可是当贵妇提出，她还有事要卢梭帮忙，卢梭马上怒火中烧，愤而咆哮，他不是用来出卖的。于是这位贵妇马上表白，她没有额外的要求，保证他有充分的自由。卢梭听了之后，立刻兴高采烈住进了贵妇安排的新居。还有一则是甘地的。他鼓吹禁欲，曾经将追随他的小伙子和姑娘送到温泉洗澡，以此考验他们。如果他发现小伙子跟姑娘们打情骂俏，他惩罚小伙子的方式就是，去把他喜欢的那个姑娘的头发全部剃光。卢梭和甘地，一个伪善，一个恶意，作为不寻常的革命者，他们到底是超凡还是病态，一目了然了。

　　书中耗费笔墨最多的人物是马克思，一人占了三章的篇幅。我认为，这是全书的精华。布兰查德令人信服地找到了马克思憎恨资本的根源，他自幼迷恋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渴望成为那个挑衅权威而受苦受难的形象，而他在金钱上悭吝的犹太父母，经常因为财务问题向他施压，这导致他对“资产者”有深深的厌恶感。在青年马克思与父亲的通信里，经常的话题就是父亲指责他没有支出的预算，而他总是抱怨自己陷入财务危机。因为金钱纠葛而争吵，每每自尊受损，使得马克思愈发压抑自己的世俗追求，并且建立起心理的防御工事：金钱是罪恶之源。这一观念不知不觉就演化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罪恶的资本成了锁住普罗米修斯的锁链，而他的使命就是要唤醒麻木的良心，让无产阶级这位受难的英雄挣脱锁链，重获自由。布兰查德这样解说他的“施虐—受虐”的心理机制：

　　“马克思的性格中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他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但他又把自己看成是为穷人、弱者以及无助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圣人和殉道者。这里，我们想起了卡尔·荣格的发现，他指出，为了达到完整性，人必须在善恶两方面都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

　　布兰查德还发现，“施虐－受虐”的二元结构甚至支配了马克思的写作风格：

　　“马克思确实太爱文字工作了。使用双关语，玩弄句法，把思想倒过来看它会是什么样子，四处搜罗某个概念，充当“书虫”，去发现某人所表达的意思背后的含义，所有这些都能令它兴奋不已。交错配列（chiasmus）的修辞手法是他最喜欢的把戏。他有时会在一种尖锐的、讥讽的、毁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手法，这使他只用一个简短的词语就給对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例如他在与普鲁东的论战时，曾把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倒过来叫做《哲学的贫困》。但有时，他倒转别人意思的动机过分强烈，似乎会影响他驾驭自己的思想。”

　　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强大威力，可以深入到作者的文字肌理中，施展“祛魅”之功，将历史中的大人物还原成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能够理解的平凡人。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心理学经常受到攻击，人们总是认为它矮化了“人性”，利用“本能”贬低了“理性”。布兰查德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把所有的反叛都完全看成是个人心理动力的结果，就等于否认了所有道德诉求具有的现实意义：说一个人之所以反抗现存的不公正的政府，只是因为它没有解决自己与权威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把革命完全说成了是革命者个人病态造成的。”但同时，他始终坚持的是，“人们所采取的大多数行动都是多重因素决定的。这当中存在着个人动机”。布兰查德强调的“个人动机”，其实正是心理学的意义所在。按照道德家的看法，这是“诛心”之说。没错，现代文明的伟大在于科学精神，就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诛心”也能变成科学。不妨直说，心理学就是一门“诛心“的科学。

　　布兰查德令人叹服的就是他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了赖克理论不足以解释所有革命者，就毅然抛弃了它。他开始思考，并不是所有“受虐狂”都会将“内在需要社会化”，如果有这么一个转折的时刻，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布兰查德继续刨根究底，通过对现象的再观察和再分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书的最后一章《超越受虐狂》是布兰查德最有原创性的论述，他彻底摆脱了“性心理学”，走向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布兰查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些革命者都曾经有过一个“顿悟”的时刻，突然之间自己与他人的界限模糊了，自己开始用“整体性的观念”观看世界。自己仿佛不在世界之中，而成了自己就是一个世界。这种忘我以至无我的生存体验，不仅发生在卢梭、马克思、格瓦拉身上，也发生了罗素身上，之后他转向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这种神秘体验很像“巅峰体验”，但布兰查德对马斯洛理论提出的质疑是，“一个人拥有获得这种巅峰体验的能力，并不表明他这个值得我们进行研究。重要的不是这种体验，而是一个人是怎样对待这样的体验。许多左派革命领袖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似乎都利用了这种无我的观念和不与自我相联系的看待问题的立场。但是那种要放弃自我，要帮助作为整体的全人类的情感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孤立的体验。它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倾向。”布兰查德认为是“无我观念”引发了“革命信念”，这只是看起来“与人团结”，实际上“与人为敌”：

　　“放弃自我的体验虽然可能常常会伴随着一种愉快的、甚至是刺激性的意识扩张的感觉，但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在通常的正常意识状态下，是否真的有一种可能，既可以让自我缺失情况下的意识多到“够用”为止，又可以防止它的过分膨胀，以免它走得太远了呢？我可能会产生对老虎的友爱意识，但是，老虎也许想的是如何把我吃掉。”

　　“人类自我的存在是人类求得生存的重要机制。就像小孩惧怕从高处掉下来时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惊吓反应一样，对丧失自我的惧怕心理可能时人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因为它可以保护肌体免受伤害。目前，我们尚不恩那个完全了解人类自我同上述意识现象之间的某些关系。就人类的认识而言，自我既起到一种保护作用，又起到一种调节作用。”

　　如果联系到经济学领域的关于“财产权”起源的论述，就会明白到这样的心理解释是多么的雄辩。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你我有别”的观念上的。一直以来，经济学说的是，产权清晰是自由的保证，“集体所有”名义下的模糊财产权是自由的敌人，“无我的财产”提供了极权主义观念生长的土壤。而布兰查德则从反方向论述了这一观点，如果人的“无我”的神秘体验，成为了某种心理机制，并进一步成为了披上“理性”外衣的观念，那么人们就会去追求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拥抱一种极权主主义的政治理想。 暴政就是“无我之灾”，布兰查德的这一洞见非常有趣，也颇为新颖。至少对于我，他的推论过程尚算扎实，得到这样的结论也令人满意。

　　《革命道德》读后感(四)：彼得·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革命者

　　儿童时代

　　彼得·克鲁泡特金于1842年12月9日生于莫斯科，他一出生就是克鲁泡特金亲王，因为他的家族的祖先曾是基辅大公国的统治者。就像卢梭和托尔斯泰一样，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文字和思想。据说他长得很像在他3岁之前就去世了的母亲，就像卢梭和托尔斯泰的母亲一样，他的母亲也有着很高的善良的声誉，这种声誉不但在他的家族之内得到公认，而且也得到了家族庄园中的农民的一致称赞。那些热爱他母亲的农奴们，很舍得在他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身上花钱。彼得记得一次偶然中，一位老农妇的话使他母亲的形象在他的记忆中鲜活起来。

　　…… 一位在田地里与我们打招呼的农妇问我们，“你们能像你们的母亲一样好吗？她可怜我们，你们也会的，肯定会的。”“我们”当然是指农奴们。如果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在家里、在农奴和仆人中间找不到孩子所需要的爱的氛围，我不知道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是母亲的孩子，我们生来就像她，人们慷慨地将他们的关心给了我们。……

　　人们都深切希望死而后生，但他们经常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对一个真正的好人的记忆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它将给后代留下深刻印象，还将为子孙们所继承，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不朽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一种通过优良的性格来达到人生不朽的努力，托尔斯泰和卢梭都强调过这样的品质。

　　克鲁泡特金的父亲是一个容易发怒的军人，再婚后他就似乎没有在意过他的年轻的儿子们和女儿。那位后母起初曾极力想讨好她的新孩子们，但这让彼得和他的弟弟萨沙起了疑心，转而躲避她。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彼得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发现他们成了纯粹的孤儿，于是就将多数时间用来和仆人们玩或者两人一起玩，因而他和弟弟之间建立了一种强烈的相依为命的关系。克鲁泡特金对他童年的叙述表现出一种情感，那就是他和他的弟弟以及仆人们组成了一个隔绝的被压迫者的圈子，压迫者是他的后母，他们保守自己的秘密不让家里的主人知道，他们被一种强烈的个人忠诚意识捆在了一起。

　　我们从不出卖任何仆人，仆人们也不出卖我们。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正在宽敞的大厅里玩，突然撞到一个支撑着一盏很值钱的灯的托座，灯被打成了碎片。很快仆人们就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没有人责备我们；但人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让笛肯冒险溜出去，赶到史密斯桥去买回一盏同样样式的灯。这盏灯花了15卢布——对于仆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了。尽管如此，灯还是被买了回来，我没有听到一句指责的话……我记得不管玩什么游戏，我们都没有听到过粗话……在仆人的房里、在他们中间，他们肯定说粗话；但我们是孩子—她（指克鲁泡特金的母亲——译注）的孩子——这使我们得以幸免于听到粗话。

　　那么，如果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能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农奴圈子里的成员，如果他们能意识到他们不应该选择加入这个圈子，如果他们想起他们的出生和背景可能将他们置于另一个残暴的压迫者阶级之中，那对他们来说将是多么可怕。

　　一天，彼得的父亲因为一些碎了的碟子发起脾气，他把仆人们都叫了进去审问，看有没有另外一些东西丢失了或者打碎了。他对他们又骂又打，指责他们偷东西、搞欺骗。最后他认定是那位钢琴调音师兼男仆马卡干的，指控是他喝醉了酒后，打碎了碟子。他将这个倒霉的人连同一张纸条送到了警察局，要求用桦树棍抽打他20 下。克鲁泡特金描写了马卡回到家后的情景：

　　房间被恐怖和沉闷的气氛所笼罩，时钟敲了四下，我们都下楼去吃晚饭；但没人有胃口，汤在盆里也没有人去动它。我们10个人坐在桌边，每个人后边都站着一位小提琴手或长号手，他们的左手拿着干净的碟子，但是马卡不在其中。

　　“马卡哪去了？”我的后母问道，“把他叫进来。”

　　马卡没有出现，命令又被传了一次，马卡最后进来了，他的脸苍白、扭曲、羞辱，他低垂着眼。父亲看了看他手上的碟子，后母看到没有人喝那盆汤，就试图鼓励我们。

　　“难道你们没发现，孩子们，”她说，“这盆汤很好喝吗？”

　　眼泪咬住了我。吃完饭后，我立即跑了出去，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我抓住了马卡，想去吻他的手；但他甩开了手。可以说是指责，也可以说是疑问，他对我说，“让我一个人呆着，你长大后不也是和他们一样？”

　　“不，不，永远不会！”

　　甚至在这样极度痛苦的时刻，我们也没有听到克鲁泡特金对他的父亲有愤怒的表示，事实上，他在用一种很间接的方式为他辩护。他在向我们表达，尽管出现了上述的事，他的父亲却仍然不是地主中最坏的。相反，残暴和野蛮在那个时代是那样司空见惯，相比较而言，他的父亲就是最好的一个了。就像卢梭同情被他父亲痛打的弟弟一样，就像托洛茨基看到他的父亲向农民索要一头牛而被农民的苦难所打动一样，他们都有着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但没有表现出对父母的愤怒。多年后他们却将这种愤怒和报复指向了政府，而不是指向最初给他们带来不平意识的人。克鲁泡特金对被压迫者的感情，特别是对农民的感情，是他性格的中心方面，就像托洛茨基一样，他后来也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所吸引，因为这些诗句挑起了他们心中对“被蹂躏与被虐待的人们”的同情。

　　流放

　　克鲁泡特金被送往亚历山大二世宫廷去做一名侍从，对青年人来说，获得这个位子是极大的荣耀。但他的经历只是引发了他对宫廷浮华和宫廷流言的鄙视。他起初是仰慕亚历山大的，将其视为解放农奴的英雄，但最后他带着对这位可怕的暴君的鄙夷，结束了他的侍从生涯。当即将从侍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允许挑选他自己愿意参加的军队，克鲁泡特金决定不参加近卫军，以免把生命浪费在滑稽的仪仗和宫廷舞会中间。相反，他选择了穿着只有衣领为红色而没有任何镶边的黑色军服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团。他的同僚们都为此感到震惊，上尉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当他意识到这位年轻人说的是真的，他用“惊讶和可惜的眼光”看了看他。就这样，克鲁泡特金开始了好几年严寒条件下的艰苦经历。在西伯利亚他成了一名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自然学家。他被任命为库盖尔将军的副官，这位将军以他的激进观点而著称，他向克鲁泡特金介绍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和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克鲁泡特金也遇到了几个被放逐者，这些人使他相信，俄国的改革已经无望了，革命才是惟一的事业。

　　克鲁泡特金之所以选择西伯利亚军团，似乎是他对痛苦和艰难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倾向，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与卢梭和托尔斯泰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与他们一样，他也受到母亲品德的鼓舞，父亲也是以一个压迫者的形象出现的，但我们在克鲁泡特金身上没有发现卢梭和托尔斯泰童年那种故意自我折磨的倾向。的确，他是选择了着装朴素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他也知道那里的条件严酷而艰苦，但他并非要把肉体上的惩罚加在自己身上，他选择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生活，明显是出于从道德上惩罚自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要在下面章节里研究的革命者的共同情形。

　　1863年，克鲁泡特金高兴地接受了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注）去的任务，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探索那个地区。当他向莫斯科汇报一支驳船船队在这条河流被摧毁的情况时，他深为莫斯科的宫员对这个地区的无知感到震惊。重返阿穆尔河地区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探险、绘制地图、进行测量。这些年的经历令他坚定了最初的印象，即：靠莫斯科的行政机器来帮助边远地区的人民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观察了杜克港的共产主义社区的情况，很赞赏那个地区成功的殖民开拓，这个地区的人民在没有参考任何来自莫斯科的计划和指导的情况下，完全将自己兄弟般地组织起来了。边远地区的恶劣条件迫使人们要互相帮助，而不能依靠政府。这里对于一个未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个理想的训练地，使他坚信所有的政府和行政机器都是无效的。

　　我们还不清楚克鲁泡特金有关中央权威分散化的“想法”是否萌发在西伯利亚时期，不过在他父亲的庄园看到的那种封闭式的管理农奴和仆人的公社形式，一定使他有所思考。在侍从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将学生和行政当局作了严格的区分，研究了学生怎样才能团结在一起，以避免政府对他们的干预。在他要求去西伯利亚之前，他就反对中央集权，除了是被边远地区的艰苦生活所吸引外，他可能还想到那里去寻找某种建立小型的独立公社的努力是否有价值的证据。他了解到，正是西伯利亚那样艰苦的条件，才使得人们有必要更直接地互相依靠。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选择去这样偏远的地方任职，这一动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但他有一种感觉，他能在西伯利亚学到东西。相对于他在宫廷的侍卫同僚们来说，他对自己的经历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此时，他对政府的观念还没有定型。

　　革命者

　　截至1871年从西伯利亚回来，如果克鲁泡特金还没有在行动上，那至少在思想上已经将自己看做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从部队退役，这使他那位“看到穿便服就生气”的父亲感到恼怒，他进入大学去学习物理、数学以及地理。克鲁泡特金在大学呆了5年，他花了大量时间修止俄国的亚洲地图，他对有些地图上的令人愤怒的错误感到困惑。地图上画着的在斯坦诺夫东部的所谓广大山区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

　　作为他的研究和“数月集中思考”的结果，他对整个亚洲的地理结构相当清楚，“主要的结构线不是南北走向，或者东西走向；而是从西南到东北——就像美洲的落基山和高原那样。”这一认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发现的“喜悦”，几年来如此混乱和矛盾的东西最终“在和谐有序的整体里都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这种对自然和谐与人类和谐的信仰，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的话，是他革命哲学的一部分。从物理地理学中间生发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克鲁泡特金在成为一名地理学家之前，很久以来内心就是一位革命者了。甚至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非集权化的价值是隐藏在他革命理想主义发展的背后，以及他对地理的兴趣背后的中心思想。

　　在旅行中，他还游历了西欧，他了解到，那里发生过许多政治骚动事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止在增强。在那里，就像他有意去发现那些地理上的落后地区一样，他也有意去发现那些政治上的落后地区。不久，他到了纽沙特、瑞士，并花了很多时间跟侏罗省的制表工人们在一起。1872年当他到达汝拉山区的时候，汝拉联合会正在开展反对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集权化的斗争。他对詹姆斯·纪尧姆印象深刻，纪尧姆是联合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工作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与克鲁泡特金作一次友好的交谈。克鲁泡特金帮他捆扎要送出去的当地报纸，这样才能和他说上几句话。克鲁泡特金为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的恐怖故事所震惊，但他的消息提供人多将重点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伦敦总部怎样企图控制巴黎公社上了——或者，也许是克鲁泡特金的偏见导致他这样去理解。很显然，甚至在革命运动中，权力的集中都会引起反抗，还会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的回潮。

　　克鲁泡特金的工作不只局限在思想上，自打从西伯利亚回来那一刻起，他就成了革命圈子里的活跃分子。在公共集会上他拒绝向沙皇祝酒，他的这一举动很快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都为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界缺乏革命的热情而苦恼。

　　克鲁泡特金反对使用暴力，但他感到有必要改变俄国政府庞大的铁板一块的统治体制。他希望用首先将中产阶级转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办法，来减少暴力的发生，从而使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特权的不公正，让他们更愿意接受事物的新秩序。他发起了一个反对将被禁文学走私进俄国的活动，他在私人集会上宣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还参加了一个叫柴可夫斯基听友会的自我淬砺性质的小圈子。自我淬砺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目的，但这个圈子里也包括妇女，在俄国是禁止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这个圈子本身就引起了怀疑，因为亚历山大二世公开仇视受教育的妇女。但是，这个柴可夫斯基听友会很快就从自我淬砺走向了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克鲁泡特金兄弟走在活动的最前列。

　　1873年，克鲁泡特金在准备一大卷地理学著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很快被捕，他草草在稿纸和地图上描述出他的主要观点，然后将稿纸和地图都转移到他弟弟那里去了。克鲁泡特金坐牢期间，地理协会出版了他的手稿。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他得以回到住地检查他的稿件，销毁了一些泄密的材料。克鲁泡特金被指控参加了一个计划推翻俄国政府的密谋团体，最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彼得堡要塞监狱。

　　晚年的托尔斯泰曾乞求“一个真正的好监狱一一发臭、寒冷、‘饥饿’”。克鲁泡特金不用为此而发愁；他不止一次地受到监禁和流放的惩罚，在监狱里他赢得了加入被压迫者行列的权利。马卡——他家的老仆人——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为他而自豪，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但是，当一位革命者变成一个更公开、更成功的反叛者的时候，要发现他在有意识地渴望惩罚的证据却变得（或将变得）愈来愈难了。当道德上的因素变得更显著起来的时候，受虐因素将退居幕后。很清楚，克鲁泡特金对他作为一名贵族成员的“不公平”地位有着罪恶感，但我们没有发现他乞求别人鞭笞他。他确实知道他要被逮捕和被监禁，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他在坐以待毙，或者期望被抓住。在克鲁泡特金身上，我们更难在受虐和勇气之间加以区分。在他还有自由的最后时刻，他都一直反抗着他所认为的不公。他在狱中还继续为他的事业而奋斗，一旦机会来了，他就神奇般地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很快受到世界新闻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提高了他作为一位革命者的声誉。

　　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克鲁泡特金在彼得堡要塞监狱——一座被人们想像成坚不可摧的堡垒里——呆了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他的有些同志死在监狱里，另一些人变疯了，但他还未接到通知说他的案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庭审判。1876年早些时候，他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之下，奇迹般地越了狱，之后他到了英格兰，打算在回俄国之前在那里住几个月。当时，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名声，或者说没意识到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位无名的革命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跑，会给沙皇带来尴尬和羞辱。起初，他只是延长了在英国滞留的时间，但当他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和他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后，他决定在英国无限期地住下去。

　　当时，在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公开的严重对立。国际工人协会在1864年成立于伦敦，马克思已经是运动的中心人物；马克思写了大量的信件，接受新闻记者采访，写作小册子、著作，就共产主义发表演讲。马克思的主要论战对手是另一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于1868年在日内瓦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作为代替国际工人协会的机构。在1872年的海牙大会上，巴枯宁分子被那个早在4年前就被派系斗争所摧毁的国际工人协会开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总部从伦敦迁到了纽约，但在4年之后于费城被解散。

　　马克思的理论曾设想，革命会在大不列颠——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成熟，而俄国当时仍然是个野蛮国度，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之前的必经阶段）。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冲突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是马克思所坚持的复杂而缓慢的革命条件发展的观念与巴枯宁号召立即革命的观念之间的斗争。其结果是，马克思把一般的斗争矛头不但针对巴枯宁，而且针对所有那些“攻击西方文明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野蛮状态的”、“莫斯科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是天生的论战对手。克鲁泡特金反对在任何国际性的革命组织中建立领导权和统治机构的想法，他也不希望与伦敦或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他认为马克思要从伦敦把领导权强加于巴黎公社的笨拙努力，阻碍了1871年的革命。马克思选择了放过克鲁泡特金，全力对付巴枯宁（当时他惟一的现实威胁）。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面，但克鲁泡特金崇拜巴枯宁，或许也正应该感谢他们的未曾谋面，否则巴枯宁是不会容忍克鲁泡特金反对暴力的立场的。

　　克鲁泡特金将自己描写成一个“革命者”，但实际上他却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他认为，如果无政府主义能深入社会的所有阶级，那它就能使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获得转变。他预见到一场“和平革命”的可能性，或者在一场革命中至少可以减少暴力。“那时的问题就不再是怎样避免革命的发生，或者怎样在最低限度的内战中获得最大的成果，或者怎样把受害者的人数减到最少、把双方的痛苦降到最低。”。那时的问题是，一旦这种新的理想“深入到那个经济和政治特权都将受到打击的阶级”，不管是“一场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发生了。

　　克鲁泡特金于1878年与索菲·安娜危耶夫，一位兼有犹太和斯拉夫血统的俄国女子结了婚。到了1882年，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克鲁泡特金携妻子赶到法国投身于这场运动。他知道自己在法国肯定会被逮捕，但他对英国的那种平静生活已经厌倦了，所以决定到法国，加入里昂地区那些激进狂暴的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去。作为一位国际知名人物，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并几度被要求离开，但他的很多同志都己经被逮捕，这使他决心留下来。克鲁泡特金于12月 22日被捕，在狱中，一位英国朋友访问了他，并提出要保释他，但遭到了拒绝。他被判监禁在克莱尔佛克斯监狱，这是一座恐怖地牢，同志们打算想办法将他转移到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监狱中去，但他拒绝了他们的帮助。他坚持和他的同志们在一起，3年后由于健康原因和当局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克鲁泡特金被释放。

　　克鲁泡特金在余生里继续进行他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创作，他的温和品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及其宽宏大量使他在革命者中赢得了“革命的保护神”的声誉。他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他数次访问美国，常把自己称做“牢笼里的一只老鸟”。克鲁泡特金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强烈反对德国的立场，使得他和多数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了隔阂，但他对俄国起义的热情很高，所以在俄国，他受到亚历山大·克伦斯基、M．T．斯可别列夫以及一批热烈的信仰者的欢迎。然而，因为他反对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他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所以无政府主义者成了1918年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第一批受害者。但克鲁泡特金幸免于难，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革命者，如果布尔什维克打击他，那只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危害。

　　就像卢梭一样，克鲁泡特金终其一生对馈赠的态度都极其特别，他总是要知道赠品的来源，并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机构的赠与。他甚至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资格，因为它是受英国政府资助的，而且还因为，如果他接受了这个头衔，那会损害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不接受任何资助、年金或者救济，即便他生活在困难的境地之中。4月，列宁与克鲁泡特金联系，让他留心注意在新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不公正。1921年，他79岁，临死前，他写了大量措辞激烈的批评信，并两次拜访列宁，倾吐他的抱怨。

　　我已经指出，克鲁泡特金不像卢梭和托尔斯泰，他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于受迫害的需求，当我们要将任何反对习俗、传统或者法律的形式理解为“社会受虐狂”的形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谨慎。然而，在慎之又慎的情况下，我却不能不相信克鲁泡特金的第二次被捕有着某种故意挑动的成分。当他拒绝保释的时候，当他拒绝迁往更舒适一点的监狱去受一点特别优待的时候，他不是在表现“勇敢”和“忠于朋友”吗？或者说他不是为了真理才去忍受痛苦吗？当然，这里没有绝对的答案。也许，克鲁泡特金是出于多种原因才拒绝可能使他免于被监禁的帮助。他是清醒地按照他的道德行为准则去行事，而这样的行为里可能含有道德受虐狂的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受虐狂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动力。如果革命者想推动他们的事业向前进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准备去受难。他们必须向政府显示，即使是监狱也是无法将他们摧垮的。或许适于忍受长期痛苦磨难的人，只有那些能从受难经验本身获得满足的受虐狂者了。其他的人，由于在痛苦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会轻易地丧失信心；他们最终会问，这是否真的值得；他们会得出结论说，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的只是微弱的希望，太不值得去冒险了。

　　如果缺乏某种道德受虐动机的假设，如果缺乏某种要用行动来补偿罪恶感的假设，我们就很难理解克鲁泡特金。但即使实际情况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克鲁泡特金与我们已经涉及的其他道德受虐狂者之间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没有发现他在童年有自我折磨或者煽动挨打的需要的迹象，也没有发现在卢梭和劳伦斯身上体现出来的在痛苦中获得性满足的迹象，我们也不能发现那种明显地表现在托尔斯泰身上的严重的性羞耻感。从早年开始，对性缺乏明显的兴趣就是克鲁泡特金的性格特点，当别人谈到它的时候，他会感到别扭，尽管他一直对妇女的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感兴趣。但把性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方面来谈论，对他来说不合适。当艾玛·戈德曼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与他辩论的时候，他告诉她，一个女人只有当她在智力上与男人是平等的，而且与男人有着相同的社会理想的时候，她才能获得自由。

　　在他身上甚至有一种对性过分拘谨的倾向，表现在他所写的许多有关社会的、政治的、自由的书籍中避免涉及这个主题，表现在他将意大利的歌剧与法兰西的戏剧相对照上。他曾指出，“法国戏剧，甚至在它的萌芽状态，就显示出几年后影响到整个欧洲的伤风败俗的奥芬巴赫潮流”。极有可能的是，在他的著作中对性的避免提及只是个表象，在一次与维尔·杜伦特的谈话中，我们发现了在他这种性禁忌背后的某种情感线索。杜伦特告诉他，他整个下午都是和哈夫洛克·爱丽丝一起度过的，克鲁泡特金笑道，“所以你对性感兴趣？”“当然。”杜伦特回答道。“是的，很自然，”克鲁泡特金又说，“但是我发现，那些专门研究性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不正常的。”这番话表明他对性念头和性幻想的故意的抑制。

　　那么，我们只能说，克鲁泡特金在性情感上远远没有劳伦斯、卢梭或者托尔斯泰那样坦率。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性欲较弱的结果，还是他对隐秘的性欲有着强烈的罪恶感与尴尬感。或许他的妻子索菲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但她，就像克鲁泡特金一样，再也不可能回答我们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