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读后感1000字

　　《战国史》是一本由杨宽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1.00元，页数：7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国史》精选点评：

　　●除去一点史观问题外，整本书超经典，去伪存真，把战国时代的全貌清晰勾画出来

　　●年代有有问题

　　●去年复习时看的。杨宽论事还算详细而不紊乱，别的不记得了。

　　●180910：又时隔两年再翻，速读力和推进力明显提升。160505：时隔数年再翻，读书力进步是有的。过去看事件，现在看现象和制度。

　　●非常好的一本书，根据已有的各种资料对战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梳理。不愧是个牛人辈出光辉灿烂的时代。需要再刷！

　　●电子版，排版不佳，耗了很久才看完。

　　●呵呵书展时台版的吓尿了，死贵。。。

　　●观点虽然有意识形态的痕迹，但老一辈学人的严谨绝对值得我们学习

　　●政治、社会、思想各方面都有较全面的梳理，唯物主义史观当道，把铁器应用于农业作为重点来写，国族史观则主要体现在结论部分，把“百姓渴望统一”作为变迁动力，恐怕站不住脚。细致，但缺些抽象思考。

　　●面面俱到，言简意赅，鞭辟入里

　　《战国史》读后感(一)：既是通史，又是专著

　　细读杨宽的这部战国史后，发现它跟一般印象中的断代史很不相同。一般来说，断代史或者说通史写作都取大家公认的观点进行一般性的叙述，而这部《战国史》可以说是杨宽先生多年研治战国历史心得和成果的浓缩版。书中很多观点在杨氏的各篇论文中都有所反应，而且不少观点经得住时间和不断发现的新文献的考验。《史记》中战国系年的混乱和前后抵牾是战国史的传统难点，这部书是以杨宽先生自己研究确定的系年为基础进行编年的，这一点从书后所附的系年考证即可得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杨著《战国史》才会在1955年问世后不断地加印、修订和再版，受到先秦史学界的重视 。不过这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战国史》读后感(二)：消夏催眠神器

　　这本书其实不太时候普通人看着玩儿.我就是这样的普通人.绪论部分不错,后面的,挑着翻翻就好.这里边更能学到的是思维方式,真从这学历史有点困难.

　　开头说的很明白,战国史比其他朝代都难,因为官方史都被秦烧掉了,民间没有备份,民间存下来的都是诸子的说法其实就是野史传说.史记所本是两项,秦的官方史和诸子(纵横家为主).但是纵横家爱讲故事编瞎话,里面很多都是瞎写的.历史有很大困难.因此战国部分史记有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在过去的千年里一直未被准确纠正,直到近代通过竹书纪年中的日蚀才推算出正确年代.而且十八竖写被当作六这样的bug也出现在史记里.这段历史是一锅东粥,很多内容是靠近代考古发现才得以纠正.

　　但成书是建国初,中国人那种深深的自卑感还烙印在文字里,建议看txt电子版,先批量删除比西方早**年 这种话.出现频率实在太高了,有点想吐的感觉.

　　《战国史》读后感(三)：魏国迁都大梁时间考

　　遵照《史记》和《资治通鉴》所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时间应为惠王31年（公元前339年）。理由也很充分，主要是失掉战略要地河西的缘故。 但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则有异议。杨宽先生推崇的《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修本国国史，“可以弥补《史记》的不足和修正其错误。”（杨语） 《竹书纪年》记载迁都时间为惠王9年（公元前361年）。杨宽先生表示赞同，他认为，惠王惊觉安邑国都与中原魏地仅有一线之地相连，若赵韩封锁此地，再加上秦国的进攻，安邑便岌岌可危。 我也认为是惠王9年迁都大梁。最简单的证据，就是惠王9年到惠王31年之间，从各国对于安邑和大梁的态度，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哪个才是魏都。

一、桂陵之役和马陵之役

　　孙膑作为军师指挥的桂陵之役和马陵之役，采取的都是同一战术，即“攻其必救”，这个“必救”之地，正是大梁。假如大梁不是国都，孙膑为何有此信息？就是基于魏国已迁都于此的前提。桂陵和马陵之役发生于惠王九年之后，时间也相符。

二、秦破安邑

　　桂陵之战时，秦国趁魏国与齐赵联军交战，一度攻下安邑，可以从此时魏国的态度推断出安邑是否为其国都。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对秦国的反攻，距离安邑陷落已快两年，这种堪称气定神闲的态度，怎么也不像被人抄了老窝的样子。

三、逢泽之会

　　重新夺回安邑后，魏君就发起逢泽之会称王，并打算攻秦。秦国吓得立马派公子前往祝贺，并力劝惠王攻齐楚。双方的态度令人回味，秦若真的占领“魏都”安邑近两年，绝不会这么被动，魏国也绝不会刚夺回老窝就这样摆架子号令诸侯。 基于以上情况，我断定魏国迁都于惠王9年（公元前361年）。而杨宽先生认为魏国迫于韩赵秦的压力才迁都，我倒认为是魏国自觉自愿迁都，为的就是称霸中原。

　　《战国史》读后感(四)：千秋风云——简明中国史（之五）

　　战国

　　（公元前476——221年）

　　公元前476年之后，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就像“春秋”取自于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一样，“战国”也出自于一本史书——西汉刘向的《战国策》。

　　经过列国混斗，到了战国初年，一百多个国家中只剩下七个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叫做“战国七雄”。

　　其中赵、魏、韩，是“三家分晋”分出来的；而战国的齐也不是春秋那个齐。公元前481年田恒专擅齐政，形成“田氏代齐”。

　　一山不容二虎，现在周天子的天下同时有了七雄。于是，历史进入了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期的254年，端的是群雄并起，波诡云谲，每一条岔路都通向一座迷宫。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必须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来。

　　在战国七雄中，魏国最先独霸中原；我们就从魏国说起。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使魏国最先成为强盛的国家。

　　有了实力做后盾，魏国就开始了争霸战争。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进攻赵国，并很快逼近赵都邯郸。

　　危机关头，赵国向齐国求救。齐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八万救赵。仗该怎么打？正常的做法是开赴邯郸，攻打魏军。但孙膑认为，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要排解别人打架，不能直接参与去打。于是，他向田忌献了一计，现在魏国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赵国，内部空虚，我们不妨带兵向魏国都城大梁猛插过去；魏军听说首都被围，一定回师自救；这时候我们如果再半途伏击……果然，一切正如孙膑所料，回师的魏军在桂陵遭遇齐军伏兵，魏军大败，赵国之围随之而解。

　　“围魏救赵”使孙膑一战成名。

　　魏国并没有一败涂地，但已不能独霸中原了。

　　公元前343年，魏、齐在徐州相会，互尊为王，暂时做了东方的两霸。

　　当魏国逐渐走下坡路时，西边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脱颖而出，它把魏国作为牛刀小试的首选对象。

　　经过几次交手，秦攫取了魏国河西的全部领土，秦惠王称王，虎视关东。

　　而关东，正是齐国的地盘

　　至此，战国进入了齐、秦争强时期。

　　在齐秦两强争霸时期，上演了一出“合纵连横”的好戏。

　　《史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苏秦当上了纵约长，挂了六国的相印。有一次经过洛阳，鲜衣怒马，风光无限。苏秦有个嫂子，曾在苏秦倒霉的时候冷遇过他，但这次见到苏秦却匍匐路边，连头也不敢抬。苏秦笑着问嫂子说：“你以前对我那么冷淡，现在怎么对我又这么恭敬？”嫂子倒也是个实在人，说：“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到现在，人们还是喜欢“位高多金”，只是大家都不会像苏秦的嫂子那样直接说出来。

　　还是说合纵连横吧。

　　按照韩非子的定义，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在实际操作中，它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策略。如果合纵不利，就改为连横；假如连横受阻，又变为合纵。而且，合纵既可以对齐，又可以对秦；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齐。总之，朝秦暮楚，一切便宜行事。

　　后来，因为秦国一家独大，于是合纵成为六国合力抵抗强秦的策略，而连横则成了秦国拉拢小国破坏六国合纵的手段。

　　合纵连横是一出大戏，在公孙衍、张仪、苏秦等纵横家的导演下，其中的精彩纷呈不可尽述，《战国策》记载的最为生动。

　　在齐秦合纵连横的棋盘上，楚国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楚国也是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后，国力增强，才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争取楚国，秦国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事成之后，秦国以归还楚国600里地方作为报答。老实的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却耍赖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楚怀王吃了哑巴亏，遂发兵攻秦。结果吃了败仗，连汉中地方也被秦国占去，又蚀了一把米。

　　而魏国也乘趁人之危，袭击楚国。楚国众叛亲离，从此一蹶不振，楚怀王也客死秦国。这件事让三闾大夫屈原痛心疾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遂自沉汨罗江。中国人于是有了一个端午节。

　　没有了楚国这个棋子，齐秦只有赤膊上阵、一决高下了。公元前298年，齐带领韩、魏、赵、中山等五国联军攻入函谷关，逼迫秦国退还夺去韩、魏的一些地方。齐国保住了关东各国的盟主地位。

　　前288年，齐、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顺便说一句，春秋的诸侯都称公，当年楚武王僭越称王还落下笑柄，但战国诸侯不仅个个称王，现在又开始称帝了。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咄咄逼人，引起各国的不安。秦国趁机也拉起一队联军，纠结燕、楚、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大败齐军。

　　这时候，燕国趁火打劫，攻下齐的国都临淄，连下七十余城。这种打劫行径在战国时代不算什么，谁都会那么干，谁也怪不了谁。燕国的行为不过证明了，齐国已不再是一个强国。

　　齐、秦相争，秦国笑到最后，它加快了扩张的步伐。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鄢郢，一直打到洞庭湖畔，把楚国彻底赶下了争雄的擂台。

　　此时，强秦环顾四周，只有一个赵国碍眼了。

　　由于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穿胡人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赵国已不可小觑。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率军进攻韩国上党郡，郡守投降赵国。赵国派老将廉颇率大军镇守长平，与秦军相持三年，不分胜负。

　　秦国使起了阴招，派人到赵国行反间计。糊涂的赵王中了圈套，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廉颇，自毁长城。在一次突围中，赵括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国40万大军降秦，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这次著名的“长平之战”，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秦军乘胜前进，进军赵都邯郸。虽然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除邯郸之围，但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唇亡齿寒，赵国背后的燕国，成了秦军下一个目标。

　　这时候侠客出场了。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悲壮的一幕在易水河边拉开序幕。

　　当燕太子丹面对强秦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侠士荆轲挺身而出，他要假借献地乞和深入虎穴。

　　在咸阳宫，荆轲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献给秦王。他慢慢打开地图，突然，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一手抓住秦王衣袖，一手拿起匕首直刺秦王。秦王大惊失色，耸身站了起来，挣断衣袖。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慌乱中，秦王终于拔出身负的利剑刺向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伤残倒地，举起匕首投向秦王，击中了柱子。侥幸不死的秦王挥剑砍杀荆轲，荆轲身中八处剑伤。轲自知事已不就，倚柱而笑。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历史不会忘记这个悲壮的故事。

　　这个大难不死的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他于公元前246年即位。

　　秦王政用了十年时间，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先后灭掉韩魏楚燕赵齐关东六国。

　　“六王毕，四海一”，贾谊的《过秦论》只用了六个字就把这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概括过去了。然而无论从哪种角度说，秦统一六国，在古代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一举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整个格局和走向。

　　正统的教科书说，秦的统一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什么是必然趋势？其实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我们不能根据结果倒推出原因，再把过程视为必然。

　　回望战国这个舞台，虽然群雄并起、眼花缭乱，但也有鲜明的主题，那就是：战争与变法。

　　战国，当然免不了战争。

　　战国时期的战争不仅多，而且惨烈。用孟子的话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话虽然对仗工整，但绝非虚言。

　　有人统计过：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89年。还有人根据《史记•秦本纪》中记录计算出，自秦献公到嬴政灭六国的16次战役中，秦军共杀死敌国兵士达到160万。

　　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战争性质迥然有异于从前。此时战争的目的很干脆，就是兼并，就是攻城略。作战不再由君主、贵族带领，而是由专业人士指挥，出现了像廉颇、吴起这样的著名军事家。战斗不讲究虚花的阵势，也不大用笨重的战车了，群体步兵成了战场上的主力，后来赵国还从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骑射。兵器不再都是青铜，铁兵器开始出现，弓弩也被发明出来。由于战国开始实行征兵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一场战役动辄数万、几十万人。一场大战下来，从原来《尚书》说的“血流漂杵”，变成了《过秦论》说的“血流漂橹”。

　　还有一点是，战争中更加讲究谋略、兵法。春秋末年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在他的后人孙膑手里得到充分的实践。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围魏救赵……一些著名的战争可以写进军事教科书，现在也不过时。

　　战国，是战乱的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

　　因为没有惯例可循，各诸侯国敢闯敢试，纷纷掀起改革热潮。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则自己进行变法；韩、齐、燕也招贤纳士，搞小改小革。

　　这些变法最直接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它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原先的目标。

　　首当其冲的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土崩瓦解。原来贵族世袭制逐渐被废除，此时，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并领取国家俸禄，还有一套考核制度——这种官僚组织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的特征。

　　与此同时，分封制被废弃，郡县制开始形成。郡守和县令是由君主任命和支付俸禄，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大。春秋时期的“陪臣执国命”的乱象已不多见了。

　　战国末期，离君主专制只有一步之遥了。

　　还有一个重大的后果，必须提及，那就是小农经济确立。

　　战国时期，井田制逐渐被废除，王田变成私田。鲁国在前594年推行的“初税亩”制度，实行按亩征税。商鞅变法中，为鼓励小农经济，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秦献公十年，实行“为户籍相伍”的措施，把个体小农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的户籍，使所有的人都成了国家的“民”。

　　自此以后，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君主的立国基础。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变革。中国历史一治一乱，如果要从经济学上找根源，小农经济可能是个重要原因。小农经济加上后来的中央集权，形成了一种极不协调的结构：上面是庞大的帝国组织，下面是一盘散沙的农民。这种奇怪的架构十分脆弱，因为单薄的小农经济它支撑不了庞大的帝国。赋税重了，它不行，战乱多了，它不行，灾害大了，它也不行。当天灾人祸一起发作的时候，国家就是乱世；当这些还没有发作的时候，国家就是盛世。帝国政治的治乱循环与小农经济的间歇起落是一致的。

　　鉴于秦国后来的重要性，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说说商鞅变法。正是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脱颖而出，最后独霸天下。

　　商鞅变法的内容都带有首创精神：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军功越大，赐田宅也越多，官职也越高。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推广县制和什伍制。后面可以看到，秦始皇的许多大政方针，在商鞅这里已经滥觞。

　　商鞅的变法让秦国登上巅峰，他自己却下了地狱。

　　秦孝公去世后，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立即逃跑。他找到一家客店准备住宿，店主对他说：“商鞅定下规矩，留住没有凭证的人，我要受连坐的处罚。”由于无处藏匿，商鞅最后遭擒,被车裂——即五马分尸。有人说他“作法自受”。

　　但不是所有的人才都像商鞅这么倒霉。

　　其实，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士”大展拳脚、名利双收的时代。

　　士，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个新阶层。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大臣养士成为时尚。被称为“四公子”的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所养的食客都达到数千人之众。这些食客——也叫“士”，身份复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峨冠博带、之乎者也之辈，也有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但共同点是，身怀绝技，抱负远大，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齐国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听信人言想杀掉他。孟尝君不敢久留，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逃跑。到了函谷关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半夜时候，鸡可怎么能叫呢？大家正犯愁时，只听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守关的士兵糊里糊涂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去。

　　原来，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会学鸡叫。

　　乱世给这些士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他们很风光。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六国之士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这不算夸张。张仪曾兼了秦、魏两国的相，苏秦更厉害，最风光的时候挂了六国的相印。

　　一个人才如此吃香的时代，当然不是一个很坏的时代。

　　确实，春秋战国，搞政治史的，觉得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乱世；搞思想史的，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盛世。

　　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

　　在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儒家。

　　孔子的学说到了战国时代，被他的伟大学生——孟子和荀子发扬光大，已经卓然一派，蔚为大观。

　　孟子为儒学添加了两个新内容。一是民本思想。孟子说过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民放在社稷、君前面，这是孔子没有提到的。二是仁政学说。孟子把孔子的“仁”扩大到政治层面，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他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在孟子看来，仁政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

　　为儒学这座大厦添砖加瓦的不仅仅是孟子、荀子，战国时期，儒家已有八派，形成了一种宏大的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的主要精髓——其中一种说法是，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简单地说，儒家的“礼治”，就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人治”就是相信一种贤人政治。

　　儒家思想，它如此早熟，而又如此高蹈。因为很高蹈，儒家思想被当成万用金丹，被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写进典章，挂在嘴上。同样因为很高蹈，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因此不断被误读、被篡改、被断章取义。

　　儒学，原典意义上的儒学，毫无疑问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虽然永远做不到，但永远值得去做。

　　除了儒家之外，著名的还有道家、法家、墨家；不那么著名的还有兵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这可不是写小说的那种。

　　这就叫“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如果不准备做研究，我们只要知道他们都讲究四个字，“世道人心”。

　　诸子百家的学说都针对现实，关乎世道：这个世道怎么会如此混乱？怎么才能创造一个好世道？

　　儒家说要恢复周礼，实行仁政，建立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墨家说要节用、非攻，建议大家“兼相爱，交相利”。法家则根本不相信仁义道德这一套，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使是比较出世的道家也有政治蓝图，他们的伟大理想是“小国寡民”。

　　他们开出的这些治世良方，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都基于“人心”——是对人性的深刻观察之后的答案。

　　孟子观察的结论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所以他要实行仁政。而同是儒家的荀子却看出另一种结果：“人之生也固小人”，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

　　而韩非子之所以建议君王不择手段、用严刑峻法进行统治，也不是因为他天生反动，故意和儒家唱对台戏，而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极端不信任。他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人性既然如此自私，怎么能依靠儒家的仁义教化呢？

　　法家后来因为被秦始皇喜欢过，名声不好，但它永远不愁缺少知音。自古以来，许多人在暗地里大点其头。

　　百家中比较特别的是名家。它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逻辑命题，叫做“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名形也；白者，所以名色也。名形者非名色也。”名家最接近纯粹的哲学。

　　还有一个杨朱也独树一帜。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话看上去不怎么冠冕堂皇，但十分珍贵。因为在他之前、之后都再也没有人公开为“个人意识”说过一句张目的话。

　　可惜，这些奇形怪状的思想，只是昙花一现，“其无后乎”。

　　在百家之外，必须一提的人是屈原。

　　他不是思想家，他因为爱国、写楚辞而流芳百世。他爱的那个楚国早已灰飞烟灭，但他写的楚辞——《离骚》、《天问》、《九歌》，却成了国之瑰宝，永不湮灭。屈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从他之后，文人也叫“骚客”——离骚的骚，不是骚货的骚。

　　刚才说过，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针对这个乱世提出自己的药方，因此，没有一种是书斋里的学问。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威，能一锤定音，为了经世致用，大家只能靠争鸣。

　　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

　　争鸣的方式，要么著书立说，要么摇唇鼓舌，要么既著书立说又摇唇鼓舌。所以诸子百家不仅是思想家、政治家，还是文学家、演说家、公关大师。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是《孟子》中的一段。像这样的文字是不能翻译的。

　　如果不喜欢摇唇鼓舌，奔走豪门，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可去——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齐威王初年，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创建的。据说，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国立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涵括了“诸子百家”中的几乎所有学派，孟子、荀子都曾是“稷下先生”。荀子还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尤为后人向往的是，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一整套开明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学术氛围浓厚。这个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也是乱世中的一片净土、一块圣地。

　　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我们都不能忘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群星璀璨、慷慨激昂的好时代。无论离开多久，我们都要回到这里来。

　　令人好奇的是，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首先因为这是一个乱世。乱世的好处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诸子百家之间其实并不宽容，他们都想“唯我独尊”。孟子曾痛骂杨朱、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韩非子则把儒列为“五蠹”之一，认为儒家是害虫。之所以他们要争鸣，只是因为“圣王不作”；一旦有了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圣王”，就用不着争什么鸣了。

　　还有一点，这个乱世“乱”的时间足够长却又没有太乱。乱世如果太短、太乱，只能是混乱，而不会是活跃，只能是死亡，而不会是新生。

　　差点忘了，在秦灭六国前，在公元前256年，最后一个周天子，周赧王薨了，因为无人为之立后，不绝如缕近800年的周朝终于彻底断了香火。

　　2011-9-9

　　20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