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者读后感1000字

　　《救赎者》是一本由[墨] 恩里克·克劳泽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 元，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救赎者》读后感(一)：救赎之道——民主有效！

　　

2021年看完的第一本书！ 救赎之道，正像该书的“后记”中最后一句话——也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民主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时，往往更为有效！ 自从西班牙殖民者在南锥体大陆开疆拓土，统治经营上百年之后，19世纪末，在被南美热带雨林和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怀所浇灌出的南美洲知识分子中，一代又一代，一批接一批，面对20世纪的各种思潮，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扬基”自由主义，在内心深处敬与畏同在，怀着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踏上了救赎南美洲大陆，“泛西语美洲”联盟的狂热梦想，崇拜苏联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最后有部分人从斯大林主义的迷梦中发现了各自的“喀良施塔得”，重新拥抱自由主义，从共产主义者或同路人变成苏维埃的“叛徒”！ 该书最后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文章甚为精彩。 对切·格瓦拉和埃娃·庇隆有非常客观的论述。 全书重点在于每一位救赎者在各自的生活中，政治道路上，依赖不同的路径去试图拯救各自理解上的不朽事业！书中的人物有多位，对于笔者非常生疏，有距离感，这也是该书的阅读难点，但这不妨碍笔者对南美大陆近代革命与救赎的理解，这让我想起了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而《救赎者》梳理的是南美洲的文化思想脉络。

这是笔者“理想国译丛”看过的第四十二本书。

今天是元旦，祝大家新年快乐！

　　《救赎者》读后感(二)：救赎者

　　

波拉尼奥为什么对拉美知识分子如此失望是我读这本书的原因，为什么当下的墨西哥暴力事件频发？为什么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为什么上层建筑冷漠无情？很好奇当社会秩序建立、推翻、建立、推翻，周而复始之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救赎者们如何一步步走向“金字塔”的？不过，本书并没给出答案。

乱世出思想家、哲学家、大文豪........拉美可见一斑。之前零碎地了解拉美文化领袖有多少？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智利的聂鲁达、波拉尼奥？秘鲁的略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除去这些耳熟能详的知识点，拉丁美洲历史知道的少之又少。所以本书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大量陌生的名字，看到第二部分后才慢慢熟悉起来。

《救赎者》，拉丁美洲九位历史人物的的面孔与思想。

从本质上讲，《救赎者》是一组传记。有古巴独立英雄、诗人和记者何塞·马蒂；有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有墨西哥哲学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有秘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编辑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有墨西哥诗人和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有广受欢迎的阿根廷领导人埃娃·庇隆；有著名的阿根廷一古巴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时还有20世纪拉丁美洲的两位伟大的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在某一时刻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希望这片大陆能够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响。

“救赎者”在人群中闪耀着神性的光芒，可是却鲜有人关注自己人性之弱点。埃娃·庇隆的表演性质的信仰、格瓦拉的苦行僧般的信仰、马尔克斯略显圆滑的信仰......略萨是作者唯一高度赞赏的知识分子，他用语言给予独裁者致命一击，得到全世界的尊敬。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拉丁美洲的那些“知识分子”绝没有代表敢于批评的传统，他们成了正统的维护者，阻碍民主的到来，阻止拉美人民选择民主。他们只是坚持自己的固有想法，并把它们套用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

这些人物中间也许最熟悉的就是马尔克斯，他的虚构类小说大名鼎鼎，新闻稿写得更出色，政治敏锐度也极高；他蜚声海内外，名利双收。但是，还是有一些清醒的人还是对他提出质疑。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评论很苛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叙事在本质上是学院派的，是一种介于新闻和幻想二者之间的东西，一种掺了水的诗歌。它是乡村讲古和奇幻小说这两种拉丁美洲流派的延续。他并不缺少才华，但他是一个传播者，或者借埃兹拉·庞德形容他这类文学生产者的话来说，一个稀释者。 本书作者恩里克·克劳泽也遗憾地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书写过的壮丽篇章和其中丰富的人物将被人们记住。但是如果他能够在人生的秋天和身处荣耀峰之时选择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保持距离，用自己的声望服务古巴‘船民’的话，那将成就一种诗意而正义的行为。然而这也许是不可能的。这样难以置信的举动，大概只有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才看得到。”

读过这篇传记后，觉得马尔克斯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他的虚构类和非虚构类的作品不再单纯具备以前认识到的文学性了（甚至隐隐有政治污点）。他是卡斯特罗的颂扬者和传声筒，而当作家和政权参合在一起，事情变得微妙而暧昧。

“对于物质财富不顾一切、强烈且不安的热爱和追求，并不是一个民族良好的根基。这种追求正在摧毁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看起来既像巨人，也像婴儿”。

何去何从？民主还是救赎？暴虐的革命还是温和的转变？恩里克·克劳泽选择这九位革命者、思想家、文学家、知识分子来作为拉丁美洲历史的面孔，想唤醒人民民主意识，寻求最好的政治乌托邦，期待“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和”的共识，所有的愿望都是美好的，但是只要还有人民生存在贫穷和不平等之中，真正的“救赎者”地出现就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迫在眉睫。

　　《救赎者》读后感(三)：看完这本，我想看略萨和帕斯了

　　

背景/利益相关：

本科在美国读的西语（文学）专业，但是比较混，帕斯和略萨的东西没怎么看，读了些西班牙那一侧（熙德，加西亚洛尔卡，乌纳穆诺）和马尔克斯/何塞马蒂。现在已经毕业有些年了，但是我的拉美情节不减反增。

标题解释一下：

这个标题并非意味着我之前不想读略萨和帕斯的作品。比如说略萨，我之前和好友解释为什么特别喜欢单立人和周奇墨时，就举过一个例子：在一期“谐星聊天会”的播客节目中，周奇墨和石老板聊到了阅读社科类书籍和虚构作品的偏好，其中奇墨就提到了略萨的《酒吧长谈》，以及虚构作品对社会现象深刻的观察和高度浓缩的描绘。

在笑果高度编排，工业化制作的爆款脱口秀比赛中，很难允许这样深刻的不好笑的讨论。即使是笑果的演员有优秀的内涵，在那个舞台上是受到结构限制，无法施展自由的思想。但这个形式也有好处，这个工业模式生产速度快，影响力不会与演员本身绑定。举个李雪琴的例子吧：她本人的才华在最近笑果的比赛上为更多人所知，但是台上博人一笑的李雪琴即使是带着有巧思的段子，也没法像她在日谈公园的节目里那样，大段分享自己真实的感情和对自我发展过程的反思与情感。在单立人的舞台上，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更亲密，观众和演员都不是机械的，被削减的，但是这样有棱角的作品放在市场上，卖得就是比不上工业产品好。

不能大段聊单口喜剧，说这本书吧。

还是从这个标题这儿说，这本书提到的拉美名人很多：马蒂，巴斯孔塞罗斯，马里亚特吉，帕斯，马尔克斯，切格瓦拉，贝隆夫人，略萨。So why Llosa and Paz？ 因为我喜欢和平（不是）。其实单独拿出两个人物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身份会显得弱了很多。没有背景的体悟，会少了对于人物的理解。

看到马蒂这两个字，我的耳朵就听到了关塔那摩的女孩，我的眼前是椰子树，和纽约高楼大厦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南方革命者。

看到贝隆夫人，当然就是麦当娜的版本和歌曲，以及关于政治人物与好莱坞话语权的辩论争端。

为什么是帕斯和略萨？当然因为他们是大作家，名声在外，但这就和喜欢单立人一样，背后喜欢的是有气节，有底线，有追求的帕斯和略萨本人。拉美不缺独裁者，梦想，和热情。金钱与贫困围绕着暴力旋转，解决方案层出不穷，痛苦与美酒交织。帕斯和略萨是否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可以摆脱极端的诅咒，我看不一定。但是他们都有过赤诚之心，也真切地用一辈子去体会真心被他人欺骗和玷污的感觉。在洗尽铅华后，他们依然热忱，依然努力求索，在失败的斗争后，拥抱了自由与程序的价值。

在这两个人之中，我更熟悉的还是略萨。在拉美文学课上读过《城市与狗》的节选，感受过其笔下军校的压迫。略萨的经历，乃至秘鲁的近代历史我也更熟悉：撕裂整个国家的光辉之路，鲜血在看不到的和看到的角落发臭，乃至无人问津。和略萨竞争总统的藤森曾让我着迷：一个日本移民居然选上了拉美国家的总统，被称为“chinito”中国人在政治危机后居然逃去了日本避难，这背后是秘鲁的本地中餐chifa的味道，甚至是不认同自己中国联系的ceviche大厨javier wong的快炒。去马丘比丘的路上，我和印第安司机聊了一路，我喜欢秘鲁盘山公路上那些土房子墙上的标语，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高速上看到乡下土房子墙上那些“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广告。印第安司机却出乎我意料地喜欢藤森，（不避讳我这个外国人冒犯的提问）喜欢他建的乡村学校，反腐败和扶贫政策。对比之下，略萨的确是那个“养尊处优”的老白人，法国留学生活多年，浪漫又多金甚至忧郁，满口的自由和铺天盖地的莫须有指控。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还在听罗德里戈与加布里埃拉的吉他，抖了一个小时的腿了，眼睛还是离不开加布里埃拉的下半身。所以我显然没什么资格指摘喜欢藤森的秘鲁人，或者喜欢卡斯特罗的马尔克斯，或者喜欢切格瓦拉的世界人。

就这么着吧先。写个屁，享受一点幻想中的自由。Peace

Oh shit, I mean paz, PAZ。

（改天再来改，一点也不写帕斯真是不像话）

　　《救赎者》读后感(四)：【转】为什么拉丁美洲出现如此之多的革命者，却鲜有致力于国家繁荣昌盛的建设者？

　　

提到拉丁美洲，你首先会想到哪些？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会想起切·格瓦拉、卡斯特罗、马尔克斯、略萨、加莱亚诺…… 在这些看似熟悉人物之下，你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与文化，有多少深入了解呢？也许很多读者以“魔幻”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拉美，而在“魔幻”之下更为复杂的拉美面向，就所知有限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的力作《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理想国译丛043），这是一部由思想与权力交织而成的现代拉丁美洲史诗，通过九位革命者为公正、繁荣、和平持续百余年的献身救赎故事，呈现在曲折政治传统中开启的拉丁美洲独立民主之路。 民主还是救赎？这不仅仅是拉美的一种两难。从幻想中走出，现代拉丁美洲似乎已经明确转向了民主。但是对于失去秩序的怀念以及对乌托邦秩序的渴望仍在拉美存在。 自1989年以来，在我们的历史中第一次，除古巴之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选择了民主的道路。许多政权都表现出了清晰的社会志向，包括最近十年间（注：21世纪第一个十年） 的智利和如今的巴西，都宣称过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政权符合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最终理想。“民主自由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是一种共存的文明模式。对我来说，这种模式是所有政治哲学的设计里最好的一种。”但是对他来说，这还并不足够 ： 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传统，更新我们的传统，寻求两大现代性政治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和。我敢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 我认为，这段话反映了拉丁美洲目前的共识。与此同时，该地区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其政治生活的两种顽疾 ：考迪罗主义和军国主义。但是，与民主水火不容的、由政治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正统思想组成的古老秩序并没有消亡。它生存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 ；较轻地出现于厄瓜多尔和阿根廷 ；在墨西哥和秘鲁也可能发生。（《救赎者》）

驶向中国的航船 能够在中国出版《救赎者》一书，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成为连接中拉思想与文化的纽带，在太平洋两岸架起相互理解和对话的桥梁，就如同二百五十年间往返于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船”（Nao de China）一样。 实际上，“中国船”真正的出发地是菲律宾，但是因为这条航路有浓重的中国元素，当地居民便以此为这条航线命名。船上满载中国的瓷器和手工制品，用以换取墨西哥银元，这些银元经过重铸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朝廷的法定流通货币。瓷器、丝绸、象牙制品、玉器、木雕等物品的最终目的地是西班牙，但要穿越另外一片大洋才能抵达。这些珍贵的物品在美洲也可以见到，例如墨西哥城主教座堂华美的围栏就是在澳门铸就的。总体而言，这样的货物流通给拉丁美洲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人们将从中国舶来的富丽堂皇与当地的巴洛克式风格相结合，形成了融合的审美、艺术概念，并将之体现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瓷杯、屏风、家具、雕塑等艺术创作当中。这些艺术品采用了拉丁美洲的工艺，但其灵感则无疑来自东方。 但是，当时中国与西班牙语美洲保持着微弱而间断的往来。除了一些宗教探险和经贸交往之外，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域都与中国保持了距离。在他们看来，中国几乎就等于整个亚洲。关于中国，人们了解更多的是传说而不是真知—尽管有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等人传递回来的一些信息—人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在太阳落下的地方，有一个充满智慧、秩序和艺术气息的古老国度，有着和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凭着这样的背景，拉丁美洲的第一位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在1816年想象出了一座乌托邦式的中国岛屿“早求福”（Saucheofú），他几乎将这座岛描绘成了一个模范社会，以鲜明地反衬出自己国家的种种问题。 这种微弱的联系在19世纪时逐渐减弱。中国与拉丁美洲此前在贸易、文化、艺术方面的联系和沟通日益转向了不幸的一面：当时从中国到美洲沿海地区的移民潮。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殖民扩张来势汹汹，此时的清王朝闭关锁国，要比拉丁美洲更为虚弱。即便如此，今天的拉丁美洲仍然保有当年移民潮留下的深刻而又有益的文化印记——我在这里仅举一例——秘鲁的烹饪。 到了20世纪，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流开始基于一个新的平台：政治思想。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与其许多中国的同仁一样，视俄国革命为典范，希望以此摆脱美国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摆脱贫困和不公正的社会。本着这种精神，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对中国革命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仰慕，尤其钦佩其农村社会主义运动。而这种舍身救世的信念正是《救赎者》这本书中人物的生命主题。 电影《我是古巴》 从本质上讲，《救赎者》是一组传记。有古巴独立英雄、诗人和记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有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有墨西哥哲学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有秘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编辑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有墨西哥诗人和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有广受欢迎的阿根廷领导人埃娃·庇隆（Eva Perón）；有著名的阿根廷—古巴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同时还有20世纪拉丁美洲的两位伟大的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但是除了一幅幅这样的肖像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这些人物的生活联系起来？我相信是有的，那就是，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在某一时刻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希望这片大陆能够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建设这样的秩序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需要爆发一场革命，尽管他们关于革命形式的观点各异：独立革命（如1898年古巴反抗西班牙的独立革命）、社会和民族革命（如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如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1959年俄国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化身，即古巴革命的意外胜利。 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救赎者》里对多位人物的叙述正是围绕古巴革命所提出的乌托邦设想，以及革命的发展和失败展开的。其中的一些人，例如切·格瓦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终其一生都忠于古巴革命，切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人，例如奥克塔维奥·帕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70年代对古巴革命表示失望，并转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至于埃娃·庇隆，她并没有经历古巴革命，因为她在1951年就去世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她和丈夫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将军的政权为1998年之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统治委内瑞拉提供了历史先例。查韦斯像庇隆将军一样通过选举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并采用了古巴的政治经济模式。

电影《我是古巴》

可以说，拉丁美洲的“救赎者”们在作为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时候曾经非常亲近毛泽东，例如切就开展过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建立政权之后，不管是在古巴还是拉丁美洲，社会革命都没有像邓小平所做的那样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换句话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们，这些国家的“救赎者”们（也包括在秘鲁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而成立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组织）都止步于试图完成革命，而没有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创造财富。 为什么这个地区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命者，却鲜有致力于国家繁荣昌盛的建设者？要解释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有人认为，天主教信仰在道德上并不追求物质财富，而是向往另外一种生活：受苦受难乃至牺牲。有人认为，美国开采整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为拉美国家的独裁统治提供支持，而不是在覆盖整个大陆的发展项目中寻求合作。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几个小国之外，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展现出过经济潜力。 中国在近几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取得了全球性的领导地位，为拉丁美洲多个国家提供了发展动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出产中国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的国家尤为明显。但是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能够在政治和谐、社会平等与和平的框架下，建立稳定的内部政治秩序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并没有能够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1815年所设想的那样团结协作，建立伊比利亚美洲“近邻同盟”（地区同盟），利用自己的文化相似性，利用人民的团结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联合起来去和美国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中国相比，拉丁美洲是一段失败的历史。 中国文化有一些特征和拉美国家的文化颇为相似。和中国人一样，拉美人的生活理念是集体化、社区化的，个人主义色彩比美国或西欧要弱。拉美与中国一样，将家庭作为强大的核心，赖以经受时间和空间的一切考验。此外，拉美还和中国一样崇拜并尊敬长者，对母亲尤为如此。正是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它的实际进程还会如此糟糕吗？ 纪录片《民主的边缘》 我认为，这个复杂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简单回答：务实。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有着受人尊敬、广泛熟知的形象，但他们通常只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和笼统而又抽象的信念，并不提供实用的想法。 这本书的主角之一、我的恩师和挚友奥克塔维奥·帕斯曾说，拉丁美洲是“西半球远离中心的一极”。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讲这是好事，比如这部作品所展现的作家、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就是如此。但是这也有不好的一面：它没能建立团结、繁荣、和谐的社会，也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萎靡不振的局面是自由民主造成的。我认为这是糟糕的政府和没有责任心的领导者所导致的。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 电影《我是古巴》 但生活中并不是只有政治和经济。我希望《救赎者》的读者能够欣赏这些人物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不只停留于他们那恢弘却失败的政治乌托邦理念。基于这个原因，我最后想引用胡安·何塞·莫拉莱斯（Juan José Morales）的一段话，他是一位旅居香港的西班牙企业家，也是一位人文学者。他在谈论奥克塔维奥·帕斯翻译的中国文学时曾说：“帕斯大约翻译了六十首诗歌，主要是唐朝（618—906）和宋朝（960—1127）的诗歌，这段时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莫拉莱斯说：“奥克塔维奥·帕斯并不懂中文，因此他采用了行间对应翻译和相应的标音法，并研究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文学批评作品和最有名的英语、法语译本，同时仰赖他对佛教的了解，以及与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叶维廉（Wai-lim Yip）等杰出汉学家和诗人朋友的情谊。” 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首李白的诗令我感慨不已： 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帕斯将这些诗歌当作自己的航船，把它们从中国翻译到墨西哥。他超越了历史与政治，重新认识了一种古老的文化。这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兄弟情谊。《救赎者》有着与之相同的朴实追求：成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一艘航船。它载着友爱和理解，带着“摘星辰”的志愿，向中国扬帆驶来。

注：文章转自理想国公众号

　　《救赎者》读后感(五)：【专访】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马尔克斯的一些小说对权力有“几乎色情的迷恋”

　　拉美革命陷入死循环，是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著名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开篇这样写道。贫穷、暴力、死亡、军事独裁、叛乱……说起拉丁美洲的苦难，必然绕不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掠夺：15世纪末，自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人首次踏上巴哈马海滩后，这片土地的黄金、白银、咖啡就被源源不断运往欧洲，成就另一片大陆的繁华；19世纪初，拉美各国陆续推翻了殖民者的统治，但人们发现，肮脏的旧买卖没有消失，只是以一套稍显文明的说辞——国际分工、国际援助、自由贸易——乔装打扮起来，把拉美卖给了北方的强邻。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拉美的丰饶就是对其自身的诅咒，成功和失败是财富的两面，前者被欧美攫取，后者则交给自己的人民来吞咽。

对帝国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美国的仇恨，煮沸了20世纪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投身革命：何塞·罗多的《爱丽儿》明确地号召说西语的美洲人团结起来对抗北方的凯列班；墨西哥文化领袖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以强烈的个人魅力聚集起一帮愿意为他牺牲的学生，随时准备从将军们手中夺取政权；卡斯特罗兄弟与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在古巴大获成功，让无数人更真切地感受到神圣使命的号召与拉美的出路所在；蜚声文坛的墨西哥诗人帕斯、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虽未直接冲进革命的烈火，却都曾与左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顾燃火的20世纪，很难说拉美有过成功的革命，就连最彻底的古巴革命也没能挣脱“血管”被切开的命运。制糖产业是古巴的经济支柱，而美国是其最大的客户。卡斯特罗掌权后，美国减少了古巴的糖配额，古巴只能转头与苏联合作，这等于把栓死自己的绳索交给了另一个北方霸权，负责这些经济事务的格瓦拉毫无经济学知识。至于其他的革命者，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挫败、流散或转变：巴斯孔塞洛斯集结起一帮学生，自己却临阵脱逃，最终导致几十条年轻的生命吊死在绞索架上；马尔克斯一边讽刺着美国佬的“宫殿”，一边在卡斯特罗为他准备的豪华别墅中品尝朗姆酒和精心烹调的“马孔多龙虾”，而此时的古巴人只能领到很少的配给粮食；帕斯与略萨逐渐远离了左翼革命思潮；格瓦拉得偿所愿地华丽赴死，成为国际共产主义与反主流的象征，却又被马克杯、纪念徽章、文化衫等商品收编到资本之下。

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在《救赎者》中指出，拉美革命陷入死循环，是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在他看来，上世纪的拉美知识分子希望“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影响”，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却不愿意投入繁琐、缓慢的建设工作，不切实际地奢望用革命来解决一切。这种救赎情怀导源于两个拉美传统：一是天主教对殉难、牺牲的崇敬以及救赎的神圣；二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君主制文化在拉美的延伸，导致了当地人对大家长权力、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迷恋。

墨西哥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恩里克·克劳泽

同加莱亚诺所代表的“依附理论”（中间的剥削外层的，例如欧美剥削拉美、拉美城市剥削农村）对照来看，克劳泽对拉美苦难的追因诉诸于内。这位研究拉美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出生于1947年，他积极参与到1968年墨西哥城那场激情洋溢的学生、工人运动中，却不愿被归入有左翼倾向的“68一代”。他在《救赎者》中对革命流露出的怀疑态度早在青年时便已产生，一些学者认为他在70年代便转向自由主义，他自己也声称，在那场运动中他追求的是民主。

《救赎者》一书日前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由9篇传记组成，克劳泽借由这几位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对拉美思想史做出了梳理，探讨了20世纪拉美革命困境，思索未来的出路。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通过邮件采访了克劳泽，与他探讨了何为“救赎者”、 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试图介入现实所遭遇的矛盾与挫折。

克劳泽认为，拉美救赎者的激情过多，他们中间从未产生过邓小平式的人物，而行动与理念缺一不可，我们要警惕，不能把思想变成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谈及文学的部分，克劳泽表示，马尔克斯的一些小说对权力有“几乎色情的迷恋”，《族长的秋天》是对独裁者“真正的致敬”，他不认同这种道德和政治立场，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尔克斯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同《救赎者》一书相比，克劳泽在采访中对巴斯孔塞洛斯、马尔克斯的批评要柔和得多。

《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和思想》[墨西哥]恩里克·克劳泽 著 万戴 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8

01 拉美革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邓小平式的人物

界面文化：这本书本质上是一组传记，可以谈谈你在选择人物时的标准吗？为什么选这九个人呢？巴勃罗·聂鲁达、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人为什么不在其中呢？

克劳泽：这是九篇传记，但传记主人公们的生命却因历史救赎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这个主题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激励着他们的生命。在博尔赫斯身上就看不到这个主题，因为他怀疑任何形式的宗教或历史救赎。这个主题在聂鲁达那里倒是有深刻的展现，我本可将他纳入其中，与帕斯构成复调，但我没有做，因为时间不够，我不能再把这本书拉长了。至于富恩特斯，他生命中的某些时刻的确有过救赎者思想，但这些想法都是肤浅的，与略萨、马尔克斯的深度没有可比性。我错过的主要拉美“救赎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但他值得用一整本书来讲述，目前我们仍然没有一本好的卡斯特罗传记。

界面文化：你特别强调“救赎者”的宗教情怀，可以谈谈宗教情怀体现在哪吗？

克劳泽：拉丁美洲是一个以天主教信仰为特征的地区。虽然教会已经失去权力几十年了，但它的精神遗产却非常深厚。我相信，本书中有几位“救赎者”都从基督教那里获得了秘密的启示。切-格瓦拉是《圣经》式的狂热者、殉道士和圣人。帕斯在谈到他年轻时的共产主义归属时，他讲的是共享，而当他放弃共产主义的时候，他谈到了罪恶。他们与19、 20世纪的俄国革命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他们来自充满先知、圣徒、烈士的犹太-基督教世界。拉美人的革命热情与俄国人相似，通常是围绕着一个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或救赎者的。

界面文化：你在中文版序言中说，这些救赎者止步于完成革命，没有解决创造财富的问题，他们大多陷于激情，很少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这是宗教情怀的缘故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克劳泽：缺乏实用性，意识形态上的激情过多。与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循序渐进地、细琐地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相比，他们更愿意为了“新时代”的到来而战斗，而这个理想的“新时代”能以其到来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得再次强调，救赎者中很少有人懂得自由经济与市场的重要性。拉美革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邓小平式的人物。

界面文化：这本书中的人物基本涉及了拉美20世纪上半叶的各代知识分子，但没有谈到20世纪下半叶的“68一代”，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些同辈呢？“68一代”还是救赎者的形象吗？

克劳泽：“68一代”的学生运动肩负着改变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使命。我积极地参加了那场运动，并在其他书籍里讲述了我的经历。当时主要有两种志向：一个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派别和潮流中），一个是民主。我一直在为后者奋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许多同辈人渐渐地放弃了革命理想，并变成我这样的改革派。但在今天的墨西哥，试图效仿卡斯特罗或是切·格瓦拉的革命思想依然存在。

界面文化：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结束70年的统治后，新一代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如何看待革命、自由主义和天主教问题呢？

克劳泽：我相信除了少数例外，21世纪的拉美知识分子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相信革命救赎，但自由主义并没有在这些国家扎根。现在大多数人都抱有社会民主的愿景：他们希望国家能有效处理教育、安全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同时又尊重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很少有拉美国家是成功的，也许乌拉圭、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做得不错。

被誉为“墨西哥的良心”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02 不是所有文学都是思想的文学，文学必须与权力保持距离

界面文化：作为读者，当你对某个作家的政治立场感到不满时，你怎么去看待他的作品？

克劳泽：我可以在欣赏一个作家的同时批评他的政治观念和态度。在马尔克斯那一章里，我赞扬他的伟大，那非同寻常的散文，几乎再现了拉丁美洲丛林和热带地区生活的情欲、欢乐和暴力。我可以找到一千个原因去说马尔克斯是文学的巨人，但我对他的政治态度感到遗憾。我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和诗歌——必须与权力保持距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权力迟早会不露声色地渗入其中。

界面文化：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小说与政治”中，你把马尔克斯和略萨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权力是两人小说的共同主题，但在你看来，略萨在现实中时时警惕权力的态度让其文学成就高于痴迷权力的马尔克斯。作家的政治道德是否会影响其艺术水平呢？或者说，文学创作真的能反映作家本人所践行的政治与道德观念吗？

克劳泽：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对这两位伟大作家的看法，并说明我偏爱略萨的理由。我认为马尔克斯的杰作《族长的秋天》对权力有近乎色情的迷恋，这种迷恋让我觉得很猥琐。族长是谁？一个孤独的老人，一位历史与自己权力的受害者。马尔克斯对他有着无限的同情，但却对族长的受害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相反，略萨在《公羊的节日》中颠覆了这种叙事：他展示了独裁者所有的残忍，并赋予受害者声音，例如小时候遭到父亲虐待的乌拉尼娅。

界面文化：有时候人们感觉被文学背叛，倒不是因为作者的政治立场本身，而是这种立场与其文本所表达的信念间的撕裂，减损了文本的真实性。你如何看待言行如一与文学真实性之间的关系？

克劳泽：不是所有文学都是思想的文学。文学的真实性是内在的，它与文本、小说、故事、文章、诗歌的质量有关。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政治评论家或社会记录者，真实性则与真相有关。当马尔克斯在报告中故意捏造一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时（他经常这样做），就不是真实的，读者一定会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当他在小说中天才般地改变现实时，就没有背叛之说。我对《族长的秋天》的批评不是因为文本的真实性问题，而是因为它的道德和政治立场：那部小说是对独裁者的真正致敬。

界面文化：并不是远离了政权，知识分子就能与权力保持距离，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文化考迪罗”，例如巴斯孔塞洛斯，在年轻人间掀起崇拜、牺牲的浪潮，并且将之转化为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力量。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分子需要与权力保持距离，那么他该如何处理自身与思想文化所赋予他的权力的关系？

克劳泽：巴斯孔塞洛斯拥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权威，统治者在短期内也给了他权力。凭借这一权力，巴斯孔塞洛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许多文化和教育工作。任何一个学习墨西哥艺术的人都会承认，巴斯孔塞洛斯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发起人，是迭戈·里维拉和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的赞助者。但曾经分散过权力的巴斯孔塞洛斯想要成为墨西哥总统，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救赎者，当然，革命派将领不容许他这么做，巴斯孔塞洛斯被迫流亡海外。这期间他写下了墨西哥文学中最杰出的自传，但他也成为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我认为他有一种威权式的、弥赛亚般的个性。他不知道如何拥有有限的权力，他想要所有的权力，他觉得自己可以赎罪。这是他的戏剧性所在，也是墨西哥的戏剧性所在。不过，尽管他犯了错误，却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文化和文学作品。

03 警惕不要把思想变成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

界面文化：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反复地看到“救赎者”在行动和理念上的分裂。例如说巴斯孔塞洛斯在武装起义的最后一刻退缩，导致几十名拥护他的学生被军方绞死，马尔克斯同卡斯特罗在希伯尼别墅的奢侈派对与他自己笔下的阿拉卡塔卡美国“禁区”相冲。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呢？

克劳泽：马尔克斯从来不想成为一个行动者，而是想成为一名歌手或统治者的顾问。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对美国的怀疑是正确的，但就建立公正繁荣的国家来说，打压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巴斯孔塞洛斯是另一种情况。他是一个沉思者，但也是一个行动者。他做了不少伟大的事：他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名伟大的建设者。我能责备他什么呢？只有他对希特勒的公开支持吧。他是个纳粹狂热分子，也是个反犹分子。他缺乏谦逊、宽容、对他人意见的尊重。他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当成救赎者。

界面文化：坚决地实践某些理念同样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例如说切·格瓦拉将纯粹的乌托邦理论付诸实践，要求用道德激励改变个人，鼓动革命牺牲，最后他自己也华丽赴死了；巴斯孔塞洛斯在出版工作中提倡的宗教式阅读，也是把绝对的铁律加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言行相悖，那是什么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呢？

克劳泽：切要求为革命事业牺牲，他以身作则，为拉美几代青年的牺牲和死亡负起责任，他曾自称为 "无情的杀人机器"。他的乌托邦思想具有明显的破坏性——确切的说，他有的不是想法，而是激情，仇恨是其中之一。巴斯孔塞洛斯在墨西哥公共教育部时（1921-1924年）并没有要求这样的牺牲，而是领导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教育工作，但1929年，他在竞选总统时要求年轻人为自己牺牲，许多人为他而死。如果他想要从将军们手里夺得权力，他就必须建立一个政党，但他没有。他在政治上不负责任，要为那些年轻人的死担责。

切·格瓦拉（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右）

界面文化：我们要警惕的是绝对的观念，还是对这种观念的彻底实践？立志成为行动人的理念人是否永远面临如下困境：要么背叛理念，要么遭遇失败，在追求绝对的道路上一去不回、走向死亡？

克劳泽：观念与行动，我们都不能与之断绝。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要把思想变成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能切实调和思想与行动的社会工程，用最小的痛苦换取最好的结果。

界面文化：办杂志是20世纪以帕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介入现实、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方式，你也曾担任《回归》杂志的副主编，后来又创办了《自由文艺》。但2000年后，墨西哥文化界开始分裂，在网络视频等新传播媒介的冲击下，杂志也失去了从前的影响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在行动的呢？他们还能获得前辈那样的影响力吗？

克劳泽：《回归》杂志办了23年，并与其创办者帕斯在1998年一起离世。它是上世纪最后一本伟大的西语杂志。《自由文艺》创办于1999年1月，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数字革命时代的黎明。《自由文艺》自诞生之时起就有数字网站。今天，纸质版的《自由文艺》依旧在墨西哥和西班牙出版，但它主要还是数字化的，依托于庞大的社交网络，在全世界拥有数十万读者。不过，它是一本文化和思想杂志，非常小众，我们的定位是文学、批评和思想辩论。我想我们在西语国家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这种知识的影响力并不能转化为权力，我们也志不在此，我们希望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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