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掉杨丽萍，毙掉开心麻花和蔡明，这届春晚怎么回事？
文/家庭杂志新媒体记者 张祎
如果问，什么是中国人过年必做的事，“吐槽春晚”怕是少不了的。
但今年不同往时，吐槽当然不可免，只是竟然提前了。
这还没看呢，网友就骂上了。
不为别的，近日有消息称，开心麻花央视春晚节目被毙，上过27次春晚的蔡明也惨遭淘汰，二次失约春晚。
取而代之的是演艺明星万茜、任嘉伦出演的催婚小品。
这可把广大人民群众气得够呛——忍受乏味的春晚都多少年了，就指着语言类节目里的小品在年三十晚能乐呵乐呵，现在把专业喜剧演员给刷了，换成流量明星，谁还能笑得出来？这晚会还在不在乎观众了？
质疑声立马嚷嚷开了，众人越说越气，“啪”一下很快啊，就剪出一个时长30分钟的春晚经典小品合集，名字就叫《早期小品能有多好笑》，言下之意太明显了：现在的小品能有多不好笑？
转发者甚多，感慨者良多，评论里全是忆往昔欢乐时光稠，如今都成泡影。
随着屏幕上的赵丽蓉、巩汉林、赵本山、宋丹丹、郭冬临、范伟、潘长江的身影一一闪过，曾被小品逗笑过的人，免不了感到怅然若失：
春晚小品，真的不好笑很久了。
这事咱们有必要掰开唠唠。毕竟，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过年可以没有钱，但小品不能不好笑。
01
从网友剪出的经典小品片段合集，不难看出大伙对从前好小品的渴望和对如今内容的失望。
但千万不要以为，把开心麻花跟蔡明召回去就能挽救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事实上，开心麻花和蔡明往年的作品也没少挨观众的骂。
小品的不好笑，是全面且持久的，背后成因复杂。
观众越来越难以讨好当然是原因之一，毕竟审美疲劳叠加选择过多，口味越发挑剔也是在所难免。
但更关键的缘由可能还是，小品这门喜剧的创作，不如以前纯粹了。
年青一代或许不甚了解，不妨上网搜搜或请教长辈，37年前的除夕夜，那个叫陈佩斯的喜剧天才是如何用出神入化的肢体语言表演炸裂春晚舞台，让小品这种节目形式直接从边缘化的表演考试项目，直接跃升为喜剧这种艺术形式的“代名词”，更让小品与欢乐从此形成强绑定的关系，让十几亿中国人民听到这两字就忍不住嘴角疯狂上扬。
1984年的大年三十晚，陈佩斯与朱时茂主演的《吃面条》在央视春晚舞台横空出世。在此之前，小品不过是戏剧艺术的副产品、不太成型的话剧。
而《吃面条》一步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喜剧小品，开创出新事物。
从此，“搞笑”就成了小品的首要任务。
此后的14年里，陈佩斯一共上了11次春晚，留下经典无数，带来欢乐无穷，直到因版权问题跟央视决裂。
这场漫长且著名的版权之争验证了中国观众对小品这类节目的喜爱程度——老百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喜剧小品的开山鼻祖陈佩斯，认定央视不厚道。
可惜胳膊拧不过大腿，纵然打赢了官司，却输了前程，陈佩斯被央视封杀，沉寂多年。
可喜可贺的是，在各自都饱经风雨的三十载春秋后，陈佩斯与央视终于完成了世纪大和解：2020年10月26日，央视隆重宣布陈佩斯以综艺节目《金牌戏剧人》导师身份回归，中国人民的“有生之年系列”再添一笔。
这是后话，也是题外话，风风雨雨俱往矣。
在陈佩斯失约春晚的那些年，小品的盛况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有所衰减，只不过换了一番风味——大概是酸菜猪肉味。
02
1990年的春晚，在小品界独占鳌头的陈佩斯将压轴表演《主角与配角》，席间有位后辈找他签了个名。
这位长相颇为着急的年青人刚刚贡献了自己的春晚处女作《相亲》，彼时就像“农村人进城”的他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喜剧天赋与地域特色，将为中国小品开出一个新流派，带来另一道绵延至今的风景线。但同时，却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小品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使其陷入今天创作迟滞的僵化模式。
他叫赵本山。
想必不用多介绍，这位如今公认的“中国卓别林”、“东北小品王”，在小品界的地位以及国民知名认可度，要比陈佩斯高多了。
自他出现，浓郁的东北元素年复一年逐步占领小品界。
对曾在电视机前蹲守过赵本山小品的观众而言，他们既知道辽宁也晓得铁岭，不仅认识黑土还记得他老伴叫白云。
他作品里的金句，时隔20年都能再度成为网络流行用语。
可以说赵本山一人扛起东北文化输出大旗，挂帅三十年，直把春晚小品都涂成大红大绿的花棉袄背景。东北风统治小品类型之久，都到了冠名一门艺术类型的地步。
可有观众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
1983年，春晚诞生第一个小品，是没有台词的哑剧《吃鸡》，由哑剧表演艺术家王景愚出演，其用扎实的功底将一段无实物表演演绎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接下来的陈佩斯开始讲标准普通话了，同时带来了新形象、新技巧、新桥段，奠定小品的喜剧属性，无人能出其右。
二代小品王是大家永远牵挂的赵丽蓉，河北唐山人，作品的特点是接地气，随便哪个角色拎出来都是活脱脱的女性长辈。
除了北方演员，南方喜剧艺术家对小品事业亦有贡献：“济公”游本昌表演的小品《淋浴》，“阿Q”扮演者严顺开诠释的《张三其人》带着浓浓的南方特色。
不同风格的小品各有代表作，为什么惟独东北风被留了下来？
知乎用户布吉阁大学士认为，如今小品的泛东北化，正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戏剧作品质量走低和模式陷入固化的表现。
喜剧小品制造笑点的手法很多，而如今泛东北化的小品一味地依赖方言、夸张和生硬的煽情来组成作品，令人遗憾。
但泛东北化只是小品创作陷入迟滞的表现，并非原因。
03
不久前，久无消息的小沈阳以演员身份参加综艺《我就是演员》，正式公开转型。
这个在2009年被赵本山带上春晚舞台，凭借小品《不差钱》一夜成名，红遍大江南北的东北二人转演员，曾一度被视为赵本山的接班人。
而今他却在节目上宣布，放弃小品。
小沈阳挥别小品的原因是：如今小品都是喜头悲尾，这与他“从头到尾逗大家笑”的创作理念相悖，而他年少成名后贪玩，没在专业狠下功夫，研究不出好的包袱，无法改变现状。
小沈阳身上同时呈现出创作者灵感枯竭及创作环境不够乐观的双重困境，但很多时候，这两种困境又是同源的。
“喜头悲尾”指向的是小品脱离搞笑任务，以生硬的煽情强行拔高立意，这是当今行业普遍现象。
不少知名小品演员只言片语间都流露过对此的不满，贾玲曾在综艺节目中表示，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希望作品在煽情时也不要太过于煽情。
赵本山也曾愁眉苦脸地抱怨过：小品最大的主题是快乐，通过作品教育人是不可行的，小品一旦带有教育目的，它就不好笑了。
2008年的春晚，赵本山与宋丹丹出演了小品《火炬手》，以奥运为主题并非赵本山的原意，而是节目组提出的临时命题作文。
演出笑果很好，然而赵本山却在后台崩溃，与宋丹丹抱头痛哭。
“要不是我和宋丹丹两个人演，这么弱的作品，早就砸了。一旦小品变成了说教，自己也开心不起来”，也是那一次之后，赵本山生出了隐退之心，开始推徒弟上台。
对创作的强干预，几乎是春晚这么久以来唯一不曾变过的特点。
陈佩斯透露过，春晚节目演员主动权非常小，小到连一个助理都可以对他们指手画脚。
而赵本山虽然在1990年完成春晚首秀后就看似一帆风顺，可其实他第一次参加春晚是在1988年，当时他在春晚哈尔滨分会场的直播区录了一个拉场戏，跟朋友说自己已经上了央视春晚。
然而直到落幕，他都没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后来才知道，那档节目被临时取消了。
“临时取消”这四个字，是所有春晚节目创作者的是噩梦及命运。
没有经历过最后关头的“临时取消”，都不算真正地上过春晚——开心麻花的沈腾在某节目上抱怨：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告诉这东西是死是活。我已经很难兴奋起来了。
搭档马丽补充道：你的命运在别人手上，在你付出了几个月的心血和努力之后，直到大年三十晚上，你都不确定你的“孩子”是生是死。
蔡明也透露过，春晚极其残酷，节目随时被毙，有时时间不够了，表演就被当场撤掉。
面对严苛而高压的环境，创作者叫苦连天，心力交瘁。
赵本山曾无数次跪在地上告诉自己不要再上春晚了。宋丹丹则说，除非他们拘留我，给我判刑，不然我真的不想去。
诞生自春晚舞台的喜剧小品，以节目导向为风向标，很难摆脱桎梏，以“纯搞笑”为任务成了奢望，创作集体受困是可预见的。
04
不过别误会，剖析春晚小品节目质量为何走低，绝非为了控诉这台国人心中最具分量的晚会。
相反，因为看不到自己期待的节目而对发难春晚实在大可不必。
或许是国人从春晚中获得过太多欢乐与美好，以至于大众对春晚真正的任务产生了误解，节目的高质量与否早已不是春晚的第一追求，有太多的考量摆在了前面。
首先从观众体量上看，央视春晚在全球首屈一指，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收看人数最多的晚会”，超过10亿人会在大年三十晚至少瞅上一眼。
众口难调是众所周知。据倪萍回忆，春晚直至开播前需要共8轮的彩排，每一次彩排都是对节目的调整和甄选。联排过后会有一百多号人一起开会，讨论彩排效果以及修改方案。经常会一个联排过后第二天节目单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被砍。
但有几个节目是“硬核”的，如付笛生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因为它既能调动现场气氛，又具备满满正能量，老少咸宜，彩排之后直接跳过不必讨论。
以及《常回家看看》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合家欢歌唱类节目，直接无条件过审。
“流行导向”角色不再，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求认可”成了春晚的绝对主题，个性化、先锋性的几乎不必考虑。
春晚要的，是已经经过检验的东西。
几天前，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在微博上晒出一组“牛年主题舞蹈照”，称春晚向她抛出橄榄枝后，却忽然否了其为之创作的作品。
这个操作又引起了网友的一波愤懑，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舞蹈作品的造型极佳，兼具力量美感与民族风情，生命力旺盛，非常符合牛年主题，不能上台实在是春晚的遗憾。
但外行毕竟看热闹，懂门道的人都清楚，这种太前卫、太实验的作品，极具冲击力的造型，往往不接受的观众更多。
静态照片欣赏美是容易的，然而真到了电视上，镜头能不能对准表演者的整体造型很难说，舞蹈观感难以把握，这样变数太多的节目，岂是“把保险放在第一位”的春晚能够通过的？
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春晚越来越热衷于请观众都不屑但粉丝群体固定而庞大的“流量明星”。
网传的央视春晚彩排艺人名单
在今年春晚传出毙掉某些观众喜爱的节目之后，有网友试图把战火引到导演身上。不得不说，想从导演身上找原因的，都太低估春晚的复杂程度了。
2013年，冯小刚破天荒接棒春晚导演，他当即便说：我就不感谢领导了，因为我顶着骂名干这事儿，领导应该感谢我。
春晚导演确实是个“受夹板气”的角色，它需要面临的，是上边审查的意见、观众的评价以及各种利益交织所带来的压力。
13亿人的口味是必须考虑周全的，要充分照顾到各年龄、各阶层观众的喜好与需求，否则观众的板砖随时伺候。
尤其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一堆人更是盯紧了春晚的纰漏随时准备吐槽。
还记得2016年的春晚平平无奇乏味至极，微博上的段子手几乎全线崩溃。
最后愣是从撒贝宁的发型硬挖槽点，才勉强过关。
观众之外，赞助商的利益也要充分顾及。历年春晚广告费用以亿元计，品牌都想在十亿观众的舞台上露个脸，选谁合适是个问题。
让谁发言？镜头给谁？给几秒？节目上偶尔扫射的观众席，背后随时可能交织多方利益的博弈，学问大得很。
最大的压力无疑来自上层意见，对导演来说，这种风险几乎是不可抗力。
被赋予政治意义，是央视春晚最无法忽视的独特之处。
1990年春晚总导演袁德旺说过：90年以前，春晚的主要形态是联欢，舞美不是很讲究，主持串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用语。90年以后的春晚，基本变成了对前一年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回顾总结，成了庆典。
1990年的春晚，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学者分析，央视春晚的主题是“家国同构”，从“家”延伸到“国”，再从“国”回落到“家”。
春晚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娱乐的方式，实现人们对“家”的私人情感，向对“国”的集体情感的延伸转变。因此春晚不仅是一个具有习俗色彩的社会集体活动，还承担强大的政治传播功能。
由于政治包袱太重，导致程式化，纠结于政治性和娱乐性、艺术性间的平衡，从而使其吸引力大为降低，呈现出发展上难以逾越的瓶颈。
《由线到网：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互动史”》一文中指出，三十多年来，春晚实际上扮演着一个由国家主导，权力、媒体、资本和观众这四者进行文化博弈的公共空间。春晚舞台上的各种文化诉求其源头没有脱离这四者的范畴。
“大众趣味”当然应该考虑，但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宣传是第一位的。
在繁杂而不可突破的条条框框中，春晚节目越来越缺乏娱乐性，也就不令人费解了。
05
但即使从观众角度出发，春晚节目质量的好与坏，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这一次因节目组毙掉开心麻花小品而引起的争议，仔细想来，个中情绪并非单纯的反对。
表面看，观众是因“看不到开心麻花的小品”而生气，实际上，这种负面情绪的完整逻辑是：在央视春晚上看不到满意的节目。
因为无论是“春晚”这种节目形式或者是开心麻花的小品，都有可实现的替代方案（在地方春晚看开心麻花）。
所以，反感情绪的重点在于“央视春晚”，而非其他。
这恰恰又强调了春晚的非比寻常的地位和不可替代性。
事实上，春晚早就变成了国人庆祝春节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文化现象，变成一种仪式。
仪式的内容是不重要的，由形式带来的仪式感才是关键。
老一代观众靠“看春晚”来完成仪式，节目质量下滑后，仪式就变成了“骂春晚”。
对于春晚，国人是“年年看却年年骂，年年骂还年年看”。所以春晚节目质量的下滑，也不过是让台下的掌声变成了骂声。
但无论是正面追随还是反向催生的吐槽现象，其基础必然是先形成大型的集体关注。
人们既可以跟着“宫廷玉液酒”对上“一百八一杯”后会心一笑，也可以在“谢娜演的小品真烂”中达成共识。
无论是享受还是谩骂，都可以形成公共情感记忆。一旦没有春晚，春节才会出现真正的缺憾。
远的不说，在去年那个因疫情爆发而倍显凄惶的春节，扪心自问，你有没有期待过一台歌舞升平欢声笑语的春节联欢晚会？
不管如何，事实就是，春晚再怎么不济，它也是国民情感的“基本盘”，存在即意义。
到头来，还是被本山大爷一语道破：
有得看就知足吧，还要啥自行车啊？
参考资料：
搜狐：《央视春晚38年变迁史》；
田螺公社：《春晚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大公网：《点解——当个春晚导演究竟有多难？》；
南方传媒书院：《春晚为什么成为鸡肋了？为什么每年都是吐槽狂欢？》；
盖饭人物ThePeople：《春晚那些年 | 为什么主持人天团“年味儿“这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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