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家史读后感1000字
《陈寅恪家史》是一本由张求会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家史》精选点评：
●不煽情，不夸饰，笃实之作，研究陈寅恪必读书。
●為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讀書會，取讀此書，於義寧陳氏家族之遷變源流略有瞭解。際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祖孫三代，心憂天下，冀以所學行於世，一生負氣，四海無人，苦心孤詣，後先相續，矯矯不群，正復相同，或柴立中央，或生死力爭，誠如吳宓所言，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十九年十二月廿三日閱訖於長沙望岳樓風雨瀟瀟之夜。筱堂記。
●主要写陈宝箴、陈三立两代人，佳作。读完忽然对陈家先世从福建上杭移民到江西义宁的动机产生兴趣。罗香林总是说客家人从北方南下，陈寅恪家族明显是北上啊。
●读正文是一种感觉，读注释又是一种感觉。
●二十多年前旧作的全新修订再版，主要讲述陈寅恪的曾祖、祖父和父亲这三代人的小传以及义宁陈家的家族传承史，尽管不直接讲述陈寅恪本人生平，但却让读者详细了解陈寅恪所在家族的谱系与文化传承。本书史料功底扎实严谨，注释详尽，虽然行文略显零碎，仍然非常值得一读。
●信史佳作，脚注奇构。脚注与正文几呈“分庭抗礼”之势，有些脚注比正文更为精彩，有些脚注条目几可独立成篇：既有双重多重引征，亦有二重三重考辨，抑或于他人错讹、文本真假、时人传闻多有纠谬，多处脚注可视为谬闻流播考（如宗九奇造谣说），有些脚注甚至完整呈现史料校勘、查阅考辨之过程。若他人考究得来，或他人史料发掘，皆一一具名，绝不掠美，真君子！
●几十年研究积淀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旁征博引，注释繁多。我只看正文。了解陈寅恪先祖，此书足矣。期待作者写陈寅恪正传！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一)：为作者的著书态度
我一开始以为这本书是写陈寅恪。其实作者在开篇就讲了，这本书是写陈寅恪所在的义宁陈氏的家族史。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是什么样的家族渊源才能培养出大师？所以钱学森之问有答案了吗？陈寅恪之后呢？个人觉得陈宝箴陈三立本就足以成书，可以不必以陈寅恪为题。作者著书不随便，查阅大量资料，还实地走访。一版再版之中亦有斟酌勘误，好认真。值得学习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二)：不解决“异地高考”，焉能孕育史学大师陈寅恪？
都说“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那么，像陈寅恪这种“教授之教授”、“中国现代顶级文化大师”，又是怎样孕育的呢？张求会先生的《陈寅恪家史》就帮助了我理解这一问题。
清康熙年间，陆续有客家人迁往江西宁州。但当地土著排外，始终不准客家人入籍，不准应试，不准当差，主客矛盾尖锐。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准许户部尚书张廷玉所奏，敇令湘赣两省安置“棚民”，宁州知州刘世豪才不畏惧土著压力，允许客民入籍。第二年，给客民设立怀远都，客家子弟才允许参加科考。八年后，陈公元迁入此地，其曾孙陈宝箴、玄孙陈三立才能以科考功名光耀陈氏一门。若清廷政府颟顸顽固，不及时化解土客矛盾，解决“异地高考”，焉有后来的大师陈寅恪？（想想今日江西姑娘占特海，因不能在上海高考而抗议，因此被逮捕，让人唏嘘）
再就是太平天国起事，使得军事和行政干才陈宝箴受到清政府重用。陈宝箴初谒曾国藩，曾即以两江总督身份鼓励陈与江西士子罗亨奎、许振祎等志同道合者自立相尚，彻底扭转江西的颓废风气。陈果然也因为两次重要的调停襄助曾国藩功业。可见，曾国藩能成事，陈氏能崛起，与清代士风有很大关系。宋儒以来，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确实助长了骄矜之气，但有地方实务经验的读书人不一样，他们互相连结、砥砺，有道心，有一股浩然之气，非今日“泄气”之读书人可比也。当然，这也与明清社会的士绅结构支撑有关。说白了，陈氏一门兴起，也得益于清代尚有活力的地方治理机制。
第一代陈宝箴是封疆大吏，第二代陈三立是进士，有了这种权力和人脉基础，陈家基本就起来了。戊戌变法导致陈家对政治灰心，刚好引导子女以文化为志业，这便孕育了第三代里的画家陈衡恪、诗人陈隆恪陈方恪、古典文学专家陈登恪，以及史学大师陈寅恪。
在当下的陈寅恪研究者中，作者张求会先生最能恪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但可能因为文字平实、论证规范、没有文人的夸诞病，反而难以吊起文青们的胃口。刘熙载《艺概》曾以汉朝名将李广、程不识喻为文尚才、尚法之不同：“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徹之为将可见。”大概张先生也属于程不识这类笃实的学者吧。也正因为这种“笨”，张先生才会将自己收集的陈三立资料赠予先自己一步写《陈三立年谱》的研究者李开军，如此成人之美，在“抢滩”之风横行的当下，真可谓“古风”了。
张先生的著述虽平和，但绝非“和事佬”、“唯唯诺诺”，而是有坚持、有定见。比如，陈宝箴父子因戊戌变法遭罢黜后，有湘绅认为，变法失败是因为招引了梁启超等激进派，并责备陈三立“择友不慎。”狂士王闿运趁机奚落：“王荆公（王安石）变法时，遇事多由儿子王雱主持。严嵩当国，对儿子严世蕃言听计从。现在陈中丞也是如此，这是江西人的惯例，你们还大惊小怪干吗？”这话确具“舌毒”风采。如何帮助陈氏反击这种奚落呢？作者没有强驳，而是在后面徐徐讲述了另一掌故：王闿运比较保守，陈宝箴曾对陈三立谈起王闿运：“我初不解古绝代佳人作何状，若先生者真个 一绝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勾引到旧学窝中，溺而不返也。”……以妙喻对妙喻，以奚落对奚落，绵里藏针，太极回旋，这样既对冲了王闿运的“酷评”，也保持了学术的公心和均衡感，真是用心良苦。
刊于11月25日《辽宁日报》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三)：陈寅恪家史
追溯义宁陈氏两百年奋斗历程，映射近代中国转型之路的坎坷与沧桑剥笋抽茧，细致爬梳，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一个家族如何树立家风，并在时代大潮中稳步发展，本书展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径
义宁陈家三代的身世，各有其悲剧性。陈宝箴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牺牲品，陈三立是民初遗老群体的同路人，而陈寅恪是1949年之后的文化遗民。他们都有心忧天下的情怀，却都恓恓惶惶，失意于当时。惟其如此，惟其异于时流的文化姿态，他们才能摆脱近百馀年历史黑洞的吞噬，给我们带来异样的光芒。
近二十年来，《陈寅恪的家族史》一直无可替代，如今，求会踵事增华，全盘改写旧著，尤其通过注释增补了大量史料，信为超越自我之作。可以说，这是迄今Z好的义宁陈氏家族史，就实际内容来说，也是Z好的陈宝箴、陈三立评传。读者亦可藉此知人论世，领略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所经历的那段近代史风云。若是只想了解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则手此一册，更是绰绰有馀。
——胡文辉
看《陈寅恪家史》这个题目，顾名思义是以陈寅恪为本位而作的，可实际上他却未正式出场，写的是他之前的陈家。这样的体例似暗示着，陈寅恪代表了义宁陈氏的巅峰，此书是要通过追溯义宁陈氏的家族奋斗史，告诉我们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是在怎样的家世背景中造就出来的。不妨说，这是一部陈寅恪的前传。
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宁陈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陈寅恪的研究者，我得承认，陈寅恪作为史学家，义宁陈氏作为家族，皆为当今知识界所艳称，已形成一种象征化、神话化的倾向。义宁陈氏一脉，似乎隐然代表了中国近世学术文化的正统。
但首先应强调，义宁陈氏本不是标准的文化望族，其出人头地是相当晚近的事，也是相当短促的事。陈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属于被土著士绅排斥的族群，其家族似是凭种植业和商业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以后更因缘际会，成为独掌一方的大员，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再到第二代的陈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陈寅恪，才算在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义宁陈氏之浮出历史的海面，我以为有两个特别关键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太平天国。若非洪秀全等人造成天下大乱，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破格提拔人才，以陈宝箴一介举人，是绝难做到一省巡抚之位的（同是举人的左宗棠当然更无可能封侯拜相）。陈在湖南巡抚任上虽叱咤一时，但不过数年，即因戊戌政变而罢黜，其实谈不上有多么大的作为——其历史地位，更多是田变法殉葬而成就的。他最大的作为，不如说是乘时而起，为义宁陈氏搭建了文化平台，积累了人脉资源，这才有了诗人陈三立、史家陈寅恪的闪亮登场。
第二个节点是废除科举。近代以前，中国社会重心在士绅阶级，士人与官僚不分，学问与政治不分。到了西风东渐的时候，旧制度雨打风吹去，科举亦随之水流花谢。而科举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士人立身托命之途完全改易，也意味着学问与政治完全分作两途。在这样的背景下，陈门子弟本来就在教育上异常用力，则选择学问一途自是顺理成章。而且，陈宝箴既沦为政治罪人，其后人弃政从文就更易理解了。
不管怎样，陈宝箴立功，陈三立、陈寅恪立言，三代相继而起，而三代皆有可传，毕竟难得。至今义宁陈氏享大名于世，也是事出有因的。此外，还想补充一点：陈家三代的身世，各有其悲剧性，或许也是世人对他们多表同情、多感认同的一个潜在因素。陈宝箴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牺牲品，陈三立是民初遗老群体的同路人，而陈寅恪是1949 年之后的文化遗民，他们都有心忧天下的情怀，而都恓恓惶惶，失意于当时——惟其如此，惟其异于时流的文化姿态，他们才能摆脱近百馀年历史黑洞的吞噬，给我们带来异样的光芒。
这些，是我在校读《陈寅恪家史》稿样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简单说，我更愿意从社会因素而非精神因素来理解义宁陈氏，如此，庶几能免于浮泛的颂扬套路。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四)：读《陈寅恪家史》书后
张求会《陈寅恪家史》一书，写的实际上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奋斗史。江西义宁（今修水）竹塅陈氏家族，因陈宝箴主持湖南维新事业而名垂青史，以陈三立的诗歌成就而备受景仰，因陈寅恪的史学成就和崇高人格而享誉世界。张求会研治义宁陈氏史事垂三十年，创获甚丰，早在2000年即已出版《陈寅恪的家族史》，此后仍孜孜以求，旁搜远绍，结合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将原书作大幅度改写，而有《陈寅恪家史》的撰作。
该书首先是一个家族的奋斗史。义宁竹塅陈氏家族在近代的崛起，历经几代人的长期规划与苦心经营。《家史》缕述他们从福建上杭移居赣西北地区，耕读行医、参加科举，到第四代陈宝箴考中举人，继而得到曾国藩、沈宝桢等重臣赏识，得以跻身封疆大吏，并成为戊戌维新事业的潮头人物的故事。戊戌政变后，陈氏父子同遭严谴，陈宝箴不幸于庚子年去世，陈三立绝意仕进，肆力于诗，并将家族教育传统发展到高峰，培养出著名画家陈衡恪、史学大师陈寅恪、植物学家陈封怀等等杰出人物。张求会以扎实的学术功底，轻盈的文笔，将这个家族的奋斗史，立体地加以呈现，允称佳作。
陈宝箴抚湘三年，是一个行动型的爱国者为“保国保种”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他在湖南的举措作为，基于帝国主义即将瓜分中国的判断，计划利用湖南内陆省份地位，为中国保住一个“复国”基地。在深深感受到“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况下，陈宝箴受到康梁一派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激进倾向，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改革的节奏、强度如何掌握，是对政治家的绝大考验，光绪、康有为固然鲁莽灭裂，陈宝箴也未能谨慎从事。
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主持维新事业，出自慈禧宠臣荣禄的推荐。陈寅恪明确表示： “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百多年来，荣禄形象被康梁一派系统抹黑。荣禄、刘坤一、王文韶与陈宝箴，正是陈寅恪所说“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属于稳健改革派，与康有为激进做法有别。
陈宝箴于义和团运动高潮时突然“以微疾终”，总是引起“阴谋论”的联想，不少人认为是被慈禧秘密赐死，1982年宗九奇披露的戴远传《文录》是立论的主要依据，此后学界不断从陈三立诗文里面寻求旁证。张求会认为证据太弱，不足以支撑“赐死说”。我也觉得“赐死说”到目前为止证据不足，但也不能排除此事发生的可能性。庚子（1900）六月初七日，太后下密令给新疆巡抚饶应祺，将引荐康有为的张荫桓“即行正法”，实际执行在七月初六日。六月二十六日陈宝箴之死，跟处死张荫桓的时间相隔太近，难免让人有所联想。档案所无，不等于历史上就没有发生。1901 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销毁）。慈禧为掩盖她在庚子年的倒行逆施，系统地销毁了对她形象不利的档案。
“赐死说”成立的话，此后一系列“异动”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陈三立在陈宝箴死后，积极策划“迎銮南下”，即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护驾为名，将帝后接到长江一带，乘机废黜太后，让光绪帝恢复权力。陈三立的行动，记载于《张謇日记》之中，并在陈三立致梁鼎芬（张之洞亲信幕僚）的密信中得到证实。陈三立发起这个密谋，我认为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自然发展。
《陈寅恪家史》也讲述“有所不为”的故事。 “迎銮”计划失败以后，陈三立“绝意仕进”。1906年，经老友毛庆蕃等诚意邀请，陈三立有天津之行，却表示“绝不入帝城”。我认为，他一直在等待光绪帝恢复权力，拒绝进入京城是向慈禧宣示不服从。义宁陈氏家族精神遗产之中，最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精神遗产在陈寅恪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陈寅恪的世界性声誉，学术成就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烛照千秋的人性光辉。
出于家乡人的盛情，陈三立不得不在南浔铁路公司中任职，实际则是将精力放到儿孙教育方面，并创作了大量诗歌，无意中成就了“同光体”领袖地位。《家史》对陈三立的诗风诗学有十分精湛的阐释。笔者不敢谈诗，却注意到南社领袖柳亚子对陈三立为代表的“宋诗派”的攻击十分有趣。柳亚子自知诗歌成就不敌陈三立，不是就诗论诗，而是攻击对方的前朝遗老身份，做法并不可取。
对《家史》一书，笔者尚有一二琐屑“发现”，或可提供给求会君参考。该书第一章开头叙述义宁陈氏先世从福建上杭迁赣，仍操客家话，引李开军所发现的1945年第一卷第四期《语林》杂志《近代名人轶事》为证，文章署名“晦庵”。《轶事》一共收文4篇，其中《范肯堂张季直两先生》一篇，提到作者著有《清代古文述传》。由此线索，可知“晦庵”乃是古文名家李崇元，祖籍广东嘉应州，字续川，自幼随宦安徽凤阳，师从桐城马其昶，曾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无锡国专，著作除《清代古文述传》外，尚有老子通谊》《四明丛书作者列传》等。
《家史》引郭嵩焘按语“咸丰五年，义宁之警，抚军陈公檄吴都司往援，君覆，州城陷”。这个“吴都司”是违反军纪、本已奉旨正法的吴锡光。此人得江西巡抚陈启迈包庇，不仅免死还受重用，致有义宁之败。曾国藩曾上奏严厉弹劾陈启迈，包庇任用吴锡光为其罪状之一。（《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第80-81页）又，同治十年陈宝箴在湘西抚苗，曾有《筹代办苗疆事宜五条》呈湖南巡抚王文韶，可完整呈现陈宝箴的抚苗思路。该文收录于罗文彬《平黔纪略》一书，希望将来有机会能补入《陈宝箴集》。
（原发于2019年11月14日《南方周末》，题目有更改。）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五)：湖南是怎样成为陈寅恪家族兴盛地和伤心地的？
1937年11月27日晚上，冷雨中的一列火车把陈寅恪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送到了长沙。
在女儿们的回忆中，虽然这是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们的第二故乡，但重回故地，陈寅恪的心情并没有什么好转——这次回长沙，他们在路上辗转了24天，转过好几趟火车，还换乘过邮轮，之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战事已经吃紧，他们呆习惯了的北平已经陷落；更让陈寅恪心情好不起来的，是他的父亲陈三立自北平沦陷后，便断食断药，终致辞世。
陈寅恪的女儿们记得，他没有闲心带她们去寻访旧居。彼时，文夕大火还未发生，无论是陈寅恪的出生地通泰街的蜕园（今周南实验中学），还是后来他爷爷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他们全家居住的官邸（今长沙青少年宫），都还在。在女儿们的记忆中，陈寅恪到长沙后，每日频繁外出，不是去清华大学长沙办事处就是去长沙临时大学以及从南京搬到长沙的中央研究院。
会说长沙话的陈寅恪显然是有意不去面对曾见证过他的家族的荣光与中落的庭院。
1957年，在温暖的广州中山大学的寓所，陈寅恪终不禁又一次想起了他和他的父祖以及他的兄弟姊妹在长沙的那些时光，“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他写道。
诗中的“潭州官舍”即他祖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的官邸。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的第一张合影，便是在这个官邸的后花园照的。陈宝箴是1895年秋被任命为湖南巡抚的，那张合影是他们家族在巡抚官邸的第一个春节照的。照片中，三到九岁的这些孩子们，脸上流露出欢乐和喜庆。
1896年的春节，不止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们脸上流露的是欢乐和喜庆，他的父祖也是。服膺曾国藩的治国之道、认同郭嵩焘的维新之路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终于有了一次实践和体验的机会。
在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看来，湖南虽说位置稍嫌偏僻，但“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尤其是，他们此前已在湖南已有多年经营，“习知其利弊”。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形胜之地用心经营一番，完全可以为天下之先，立下富强之本，“是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
“前辈将才馀几个，义宁孤立古君臣。”这是曾国藩孙曾广钧所记录的昔日湘军非核心人物的陈宝箴执掌湖南时，湘军大佬们凋零的情况。没有湘军昔日师长们可依仗，但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仍苦心经营出了一支维新队伍。
那支改变了湖南、影响了整个暮霭沉沉的大清帝国的维新队伍，曾被时人称为义宁陈氏开的名士行。这支“名士行”，“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
“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谭嗣同创办的《湘学报》曾如是赞扬陈宝箴治湘的政绩。
年幼的陈寅恪未曾见证他的父祖游宦路上的披荆斩棘，但他目睹了他的家族那座大厦的辉煌与突然倾倒。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把湖南治理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省份的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这一年，陈家的打击是双重的，陈寅恪祖父革职之前，祖母在长沙病逝。
1898年11月，陈寅恪随父祖离开长沙时，走的是水路，船上除了一家老小近20人外，还有他祖母的灵柩。其情状之悲切，难免让陈家人“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
1896年，清政府决心修粤汉铁路，经办此事的盛宣怀担心湖南人“不易从”，打算更改线路，不经过湖南。陈宝箴知道盛宣怀的顾虑后，回复他：“湖南独非王土邪？诚便大计，必力任！”盛宣怀这才决定按原定的规划线路勘察。在湖南勘察时，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不厌其烦地将铁路的无穷利益反复告知民众，消除民众顾虑。
身后的事，虽然他们不知，但，事实上，巧的是，正因为当年他们的大力支持，才有了40年后把他们的儿孙送回长沙的铁路——其家族的“湖南情结”，也因而有了后续。
中国近现代史上，江西修水的义宁陈氏一脉，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似乎隐然代表了中国近世学术文化的正统。广东行政学院主要从事义宁陈氏家族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张求会教授，重写了他20年前写的《陈寅恪的家族史》，他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勾画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家族的发展脉络。陈寅恪祖父和父亲所经历的那段近代史风云也清晰可见。
对话|“‘去圣化’‘祛魅化’之后，陈寅恪家人反倒更加可亲可敬”
星城解梦师：虽然您尽可能客观、尽可能让每件事、每句话都有出处，但从您的笔触还是可以看到您在写《陈寅恪家史》的时候，是仰视的视角。这个视角的选择，是出于这个家族在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还是另有原因？
张求会：我在2000年版《陈寅恪的家族史》的代序《独立精神世所尊》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本书努力追求的是论证严谨细致与笔锋常带感情之间的一种有机结合。”我最初写这书时的年龄是不到30岁，最近这次修订重写则是年已半百。20年的岁月销磨，让我对义宁陈氏的认识多少也会变得比之前冷静、客观，但留下当年的痕迹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现在看来，“仰望”（或者说“仰视”）依然如故者仍不在少数。
但是，有必要作两点声明：其一，义宁陈氏家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绝对值得后人仰视和颂扬，首先应该去除的是追述义宁陈氏始迁祖开基拓业的种种谀墓之词，我在修订重写时对此尽力作了节制或淡化，有时甚至忍不住站出来指出其中的夸饰或做作，这一点拳拳之心有必要向读者做个交代。其二，2018年，我为《陈寅恪家史》撰写的后记并不是现在书上这一篇，初稿里的这段话或许值得借此机会说一说：“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和见闻的逐渐丰富，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永恒的常识：谁都离不了饮食男女，解决了温饱才能谈斯文、谈发展。当我尝试着用一个儿子、丈夫、父亲的眼光去打量另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时，原来理解不了的事情变得容易理解了，原本接受不了的事情变得能够接受了。作为普通人的一代代陈家人，在‘去圣化’‘祛魅化’之后，反倒更加可亲可敬——面对着‘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这样绵亘古今的难题，总体而言，义宁陈氏给出的答案远远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在此作出这样的声明，只是想表明我也认同“去圣化”“祛魅化”在家族史研究和写作中的重要性，但受限于20年前的惯性，也受限于眼到手不到的笨拙，可能还是给读者留下了“仰望”有余而冷静不足的观感吧。
星城解梦师：义宁陈氏所“发家”的区域，您用了“吴头楚尾”这个颇具历史深度的称谓。您认为这个独特地域对义宁陈氏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张求会：“吴头楚尾”可能谈不上什么历史深度，我的本意主要在于说明修水与湖南、湖北交界的地理位置特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想说明它的位置比较偏僻。这个穷乡僻壤，加大了义宁陈氏“发家”的难度。如果没有太平军对义宁州城的侵袭，就没有陈伟琳、陈宝箴父子因为组织团练抵御太平军而闻名远近，也就没有后来陈宝箴加入湘军集团（尽管称不上最核心的成员）继而迈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可能性。
可以说，在义宁陈氏“发家”的过程中，太平军的“贡献”比“吴头楚尾”更大。至于修水前贤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对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影响，相比而言，倒在其次。
星城解梦师：陈宝箴从捍卫传统文化根基而奋起抗击太平军到入湘，再到后来“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的远景规划，这个过程，他的“湖南情结”，凝聚了他或者说凝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哪些理想追求与政治抱负？
张求会：我在书里标举陈宝箴乃至义宁陈氏的“湖南情结”，最想传递的是陈氏三代人对于湖南的特殊情感。
捍卫传统文化根基与“立富强根基”之间，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联系，那只能归纳为“中体西用”的维新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变革之道有所区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身体力行的是不伤及国体的渐变之路，接近于曾、郭而不同于康、梁。这一点，在我的书里不止一次地做过对比，尤其是这次重写又着意点明陈寅恪对祖、父维新路径的体认与彰显。
星城解梦师：陈宝箴并非缺少政治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他冒险开“名士行”，办时务学堂，推行维新的动力来自何处？
张求会：“开名士行”，只是比喻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广纳贤才，“名士行”并不是湖南维新的一个机构或者项目。陈氏父子办时务学堂，是为了维新培养、储备人才，延请康或者梁来主持，与康梁名震天下有关，也和康梁极力呼吁变法以救亡图存有关，还与当时康梁所谓的“叛逆”言行尚未招致批判、攻讦有关。
陈宝箴、陈三立对待康梁的态度，我在书里也用了不少笔墨去描摹，而且我至今还是认为戊戌维新时期新旧党争那几节写得最有心得，当然，一己之见未必允恰。
这次重写，我直接标举出湘籍学者黄彰健先生对于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这一课题所作的杰出贡献，原因之一在于黄先生的许多成果迄今仍不过时，原因之二在于他的湖南籍贯以及他父亲与谭嗣同的特殊关系。
星城解梦师：敢为天下先的湖南，在晚清确实曾一度开风气之先。但，为什么一遇到和“洋鬼子”相关的事情，无论之前多受湘中绅民爱戴，陈宝箴的支持率就不如盲目排外的官员周汉？为什么周汉这样的人，似乎总是有着不小的市场？
张求会：将“敢为天下先”标榜为本地文化精神特质或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屡见不鲜，甚至可以预测，今后也不会断绝。
2018年1月，我应邀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专题演讲时，曾经开玩笑说，120年前的长沙堪称国内一线城市，来自江西、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顶尖人才集中在一起给长沙人民打工。虽然是戏谑之语，也是实情。由此也可见地方主官对于一地之发展与风气之形成的确至关重要，自古以来莫不如此。
湖南在1895-1898年之间，短短几年，以实绩和言论为全国所瞩目，影响力甚至走出了国门。等到戊戌政变爆发，陈宝箴被罢黜离去，湖南社会发展与影响很快重返低落期。之所以作这些铺垫性的介绍，是想说明“湖南敢为天下先”并不一定时时处处都准确、恰当，周汉盲目排外既有时代的共同属性，也有湖南的地域特质。
我今年夏天认识了湖南前贤廖树蘅的后人廖志敏先生，提前拜读了他写的《廖树蘅年谱长编》，获得许多新知识和新感触。比如，廖树蘅与守旧的王闿运私交甚好，而他与盲目排外的周汉同样交情不浅，对于陈宝箴与周汉的争拗也有着自己的看法（《陈寅恪家史》引用了《廖树蘅自订年谱》的叙述，可参阅）。廖树蘅的言行，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湖南本地士绅或民众的观念。这个方面以往关注的不够，因此，廖志敏的这部《年谱》值得期待。
星城解梦师：心理学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情绪和人格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认为陈寅恪的父祖参与的维新运动及维新运动的失败对陈寅恪有着怎样的影响？义宁陈氏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是因为维新运动的失败吗？
张求会：戊戌政变，彻底改变了义宁陈氏的家族命运。陈宝箴虽并非慈禧赐死，但仍然可以算得上戊戌政变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陈三立同样遭遇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名誉受污等精神打击之外，家庭生计也日渐困顿，甚至一度陷入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
尽管戊戌政变确实在日后为义宁陈氏增添了耀眼的光环，让他们骄傲地走上历史的荣誉殿堂，但在当时当地，深陷其中的每一个当事者，品尝到的可能只有苦涩和辛酸。政变后，义宁陈氏后人退出政坛，转而在文艺、教育、学术等领域经营人生；与之相伴的是，对于激进言论的反感甚至反抗，也从政治变革转移到其他领域，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就可以说渊源有自。
中山大学李坚教授很多年前曾经撰文论述陈寅恪的悲观主义，这个观点现在依然值得重视，值得进一步完善。戊戌政变发生时，陈寅恪九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根据家人的追忆，他少年老成，年幼时就喜欢静思。按照常识常情常理，大致可以推测，家族遭遇的最大一次变故，应该会对九岁的陈寅恪在身心上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影响，而且影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这一点，《陈寅恪家史》稍稍有所涉及，但还讲得不够透彻、深入，还希望将来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