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经典读后感10篇
《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是一本由岳南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读后感(一)：银瓶乍破谁能自已——乱世耆英《陈寅恪与傅斯年》们
读罢此书，正拥堵在下班高峰的公交车上，窗玻璃水痕斑驳，与路灯下霏雨如絮各成一派，讲述着秋日萧瑟天气的光景。于是我有了一些些恍惚，不知道这样的巧合，究竟是暗暗指向陈寅恪与傅斯年那截然不同之两种性情和两种选择的异曲同工，还是只因为我再次为那一代学人的颠沛流离默默叹息。
第一次，是读了岳南先生《南渡·北归·别离》三部巨著，把那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激情、燃烧和迷失，描摹的鲜血淋漓。尤其以奔波一世最终却精神失常的叶企孙晚年悲凉，格外让人觉得心堵。而如他这种末了的张皇糊涂，却是梦想破灭之后最大的幸运，才狠狠道出那世道的最大不幸。
相比南渡三书，蛛网密布一般的罗述了各路人马的八卦与正事——此间可以客厅太太林徽因为例。书里既写了她神奇莫测的情感故事，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徐志摩，到晚期和梁思成金岳霖匪夷所思的纠缠，真是会声会影。另一面她在战火纷飞年月，拖着病体骑着毛驴，构建起中国建筑图册的彪炳功绩，也是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唯有钦佩——《陈傅》一书则用了另外一种展开方式。
时间倒推到国人意识迷糊的年月，陈傅二人横空出世，作为两种学人的典型，前有王国维、胡适、梁启超、蔡元培，同期或相近的梅贻琦、李济、梁思成梁思永、冯友兰，以及后一代的蒋天枢、季羡林、汪笺等，如同两个圆心一般辐射出半径，而圈圈又以神交的方式彼此重合了一部分，而组成了三代学人的纠结执着。在这之中，岳先生以两位大师为基础，笔尖走到一处便展开一段掌故，情绪流畅又巧妙的落到一处，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最后同属花泥，殊途同归，着实妙哉。
多年前似乎有人和我说过《水浒传》的写作手法，一百零八将各自故事，然后集结于梁山泊。而《陈傅》一书同样是以两人生命线为索，各自展开，最后让那代学人的全貌得以概述，真的不得了。
关于那一代大师的悲叹嗟挽，实在是不想多说了。
而文中对汪笺之死的评批，倒是提供了另外一种于学人的见解。
汪笺其人，本是陈寅恪很赏识的学生，后来因为被主义熏陶自告奋勇的向老师发出征召而被逐出师门，最终在十年浩劫中自杀。
对此，汪笺的学生胡戟认为，太熟悉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先生写的哀悼文字了，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他心目中美好的新学术新文化之梦时，自命为那虚幻的新文化的托命之人，也便没有容身之地了。
这件事，则和1945年前后一批人热衷于奔走国共之间谋求南北分治或和平共和时，陈寅恪的表态形成令人惊愕的相似。陈寅恪甚至写信叫傅斯年，不要趟这浑水，必然无功而返——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
只是傅斯年有其微妙的身份地位，长期作为蒋氏政府的文化斗士及学界大员，他所背负的某些责任，纵然是陈寅恪唯恐避之不及的，但也是陈寅恪深以为辛苦的。或许正因为陈寅恪以极为惊人的敏锐深以为辛苦，所以才唯恐避之不及吧。
岳南先生在对陈寅恪赋诗据典的解读里，辛辣的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和幼稚幻想：“认为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凭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丸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即可令各方诸侯俯首听命，实现国家和平”。
陈寅恪则指出，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
既然引出了苏秦张仪，就让人忍不住联想了。那百家争鸣异常火热的春秋战国之后，秦汉两朝剿灭众说，最后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场面，那个流离多年的孔老师一跃而成为千古圣人。这看起励志的故事，其实不过是最后的赢家选择了对自己而言比较好用的一套方法论吧。
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国染沉疴，那些知识分子自然也形同数千年前的老前辈一样，既觉得厚古薄今有些迂腐，又觉得全盘推翻过于冒失，才会在短短三四十年里，动用各种方式，来寻求佐证中国之博大、扶持国民之信念的救国方略。和陈寅恪、傅斯年等并不相契的鲁迅弃医从文，打着救心的旗号，也未尝不是这样一种出发点。
百家争鸣固然是给了后人无数思想奇珍，但是那些学说的嫡传弟子，在秦汉之初所受到的磨难，其实和后来的孤岛内地并无相差。陈寅恪等认为新时代可期的学人，选择留在内地而不得不经历了多轮运动，饱受折辱死伤无数。而傅斯年等烦极了理论主义阶级论调，选择退守孤岛重建文化体系的那批人，后来一样面对蒋氏政权的高压恐怖。
由此可见，但凡乱世耆英辈出的年份，大师的光环固然能够以明而复晦、晦而复明的方式惠泽众生，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在是和初生或飘摇的政权需求格格不入，遭遇这种境况，似乎是必然的结局。
而过了这个当口，一切归于平和，文化的复兴又势在必行，所以平反或再版，才变成文化界必然会做的事情。或许，陈寅恪与傅斯年等真正的学人领袖，纵然归骨田横，或曲笔颂红妆，也预见了未来的复兴。只是他们一己之力，实在是难以推动时代进程跳过那个阶段而直接到下一步，这种觉悟，让他们尤其悲伤吧。
其实，最悲戚莫过于陈寅恪和傅斯年本就出身世家，亲历家道中落，在国外求学时候也是各种捉急拮据，但凭救民族之精神的信念，真正求学问及求真理。不仅仅是累世教训的血脉荣光，也是明末顾炎武振臂之“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强烈呼应。不论归骨田横之岛的傅斯年，还是曲笔颂红妆的陈寅恪，始终都没有忘记“泽被山林，传香火于后契”的信仰，着实教人动容。
我曾经认为，乱世出大师，是因为大家都在迷离中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救世的办法。而二十世纪的那批学人，则是用另外一种精研考证的刻苦，来重塑民族的魂魄——这发现，不仅仅让我爱极了学人这样的称呼，也弄懂了他们何以成为大师的关窍，信仰使然。
无关宗教，无关主义，无关立场。那是一种辩证、唯物、又充满敬畏的信仰。
这信仰，扶持他们经过了贫瘠的时光、流离的岁月、飘渺的期许，然后著成了一部部旷世大作，只为了看不到的明天，文化复兴的时候，能够给后世人一点启发。
银瓶乍破，不能自已，唯有刻字成简，以遗后人。呜呼，这才是信仰呢。
让人心神往之却又满腹情怯的信仰啊。羣公尽耆英，过从殊恨晚——方孝孺《休日奉陪蜀府诸公宴集》
《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读后感(二)：无题
三百年之奇才，却不能善终，两部大作未竟，回首不知陈氏对当初未迁台作何感想。陈氏一生最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毛等首脑将一等儒生打入冷宫，落个臭老九的名号，学术上亦不自由，言必先称马列，于陈氏最不能接受。所幸陈氏无一句媚言，不似郭沫若等人，全无学人气节，也丢了做文章的高格。我虽不赞同艺品等同人品的说法，然对于对亲朋也耍政治投机客那一套的文人向来鄙视，卖弄文章词句，一身媚骨，丑态毕现。
陈氏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出其悼念王静安的挽联。观静安先生投湖殉国，陈氏言为殉文化，文之衰败，于此等大儒最不能接受。独立自由而言，以我观之，即一自然境界尔。外界干扰愈多，思想的创造性愈低下，此处干扰当以政治等类云云，非闭门造车。
除此一句，陈氏亦言读书必先识字，此则为陈氏为三百年之巨擘的道理，游历数年，通了十几门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等等。这样的便利使得材料于陈氏都是直接的，这较静安只会日文上了一个层次。然后辈小生连汉语也学不好了，实属可笑一类。但所幸醒悟的尚早，补习小学还有些许时间。只不过继绝学的事业是做不好了，还是努力想想如何在小说上开一代风流，或是出路。
《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读后感(三)：一代大师
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
曾经到过台湾大学的傅园，刚好是台湾大学毕业典礼，校园中鲜花合照，熙熙攘攘，傅园处于校门内一侧，一个树藤架起来的圆形拱门，里面面积挺大，花草修饰的很整齐，重点是特别安静，傅斯年的陵墓就在傅园中央。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他可以躺在这么安静闲适的园子里，每年看到一批批的学子入学、毕业……偶尔会有敬仰他的人送来一束鲜花，睡在这里，至少心灵是安静的。
陈寅恪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我至今记得。我觉得他最后一段时间远不如傅斯年那么幸运，傅斯年后期一直殚精竭虑地为了台湾大学付出，他是在会议进行中晕倒，虽然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完成，但是他生前死后起码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且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陈寅恪，一位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在生前很多年已经由于眼疾而看不见东西，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坚持完成了《柳如是别传》，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遭受了很多学者遭受的折磨（不过这个特殊时期，幸运的也不过是趋炎附势之徒），与妻子的最后几年，贫病交加，被无厘头的红卫兵批斗攻击，也只能躺在床上老泪纵横，物质的贫困不算可悲，最可悲的是他们作为学者的尊严，被残忍撕裂剥离……
看到吴宓死前嘴里喃喃自语，“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眼眶湿润。那几年的大师们，没有大师们该有的优越感，甚至连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都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