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作坊》读后感1000字
《魔鬼作坊》是一本由[捷克]雅辛·托波尔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魔鬼作坊》读后感(一)：历史终将不会被遗忘
在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不论从它的封面还是从它的书名，我都觉得无所适从。因为我很难去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而当我翻开这本书开始读起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故事里的“我“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和战争有关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泰雷津这个小镇，战后的小镇面临拆除，而“我“为了保护旧城而展开运动，并且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虽然在过程中面临了困难与失败。但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是战争之后，人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战争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国与国之间，种族之间避免不了，存在着纷争。历史又总是相似的，当战争最后的结局，并不是完美的，而是百姓们遭受的痛苦是难以磨灭的，就像故事里的泰雷津小镇上的人们，以及许多经历过战争的人，或许不是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受到过迫害的。就像故事里的撒拉，他的祖父辈被关在这里，只有他幼小的父亲被解救。这也是他对于家族意识上不能磨灭的一点。想去寻找真相，想去了解真相。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小镇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对于捷克的作者来说，我也是并不熟悉的。但是作为东欧的故事，与我们又有所不同。泰雷津是留有记忆的小镇，不仅是镇上的人，镇上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留有当时的记忆。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镇上的人渐渐的搬离了这里，小镇也越来越空虚寂寞。“我“想要重振小镇的信念，越来越强大，可是信念也抵不过现实。战争对于之后的影响无限大。 像泰雷津这样的小镇，可能在欧洲还有许许多多，关于当时纳粹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在这本书里侧面的，我们看到了许多当时的情景再现，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相信离历史并不遥远。在我国每一个战争或者是被迫害的日子，我们都予以反省和思考。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平和的时代，但我们也应该居安思危，不要忘记我们曾受到过的伤害。或许若干年之后，这些发生过的事情离我们越来越遥远，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也不能体会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时刻地觉醒着，不要忘却曾经遭受的痛苦，也不要忽视曾经面对的困难！ 作者在故事里用了很黑色幽默的文字，把一个沉重的故事描写的，没有那么的痛苦。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看到当时纳粹集中营所带来的暴行和创伤。作者运用了20年完成了这部作品，每一个角色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80后生人，在很多年前的历史课上，我们就了解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对于故事里所提到的那一段历史，我并不熟知，但也有大致的了解，世界仍然是需要和平的，战争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只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恐惧与悲哀。
《魔鬼作坊》读后感(二)：黑色寓言下直面历史和人性的反思
我生活在南京。每年的12月13日，都是这个城市最为沉静、肃穆的日子。当警报声响起，无论是走在街上的行人，还是机动车，大家都会停下匆匆的脚步，低头哀悼。因为战争，因为敌人的残忍，我们一夜之间失去了无数同胞。 阅读《魔鬼作坊》时，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南京这个城市遇到的屠杀，我妈妈的两个舅舅也在那次屠杀中丧生，里面似曾相识的文字和场景，简直让人窒息。
《魔鬼作坊》中由一个无名氏的人的讲述，从泰雷津到明斯克及其近郊的哈滕村的逃亡。从纳粹的残忍到R国人的大规模屠杀，作者用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写出东欧少为人知的历史。 故事的开篇，是“我”奔向机场，奔跑着，把故乡远远抛在身后。泰雷津是“我”的故乡，也是捷克古镇的名字，它曾经和达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德朗西等名字联系在一起，是著名的恐怖地标。1940年，泰雷津沦为盖世太保的囚禁场所，1941年设立了犹太隔离区。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死在这里，还有很多人被囚禁在这里，直到被苏联红军解放。
“我”是一个内向的青年，木讷但又敏感，“我”的母亲是泰雷津监狱的幸存者，由于遭遇了非人的对待和苦难而精神失常。雷波是“我”的叔叔，也是整个泰雷津镇所有儿童的叔叔。雷波会给“我”母亲送花，在后面的讲述了揭晓了雷波其实就是“我”的兄弟。 “我”和父亲吵架，父亲不幸从城头跌落，因此“我”被抓。等到“我”被放出来时，只有老朋友雷波仍然对“我”不离不弃。于是，我追随雷波并协助他开始复兴泰雷津活动。
因为是“我”第一人称的讲述，里面的内容看起来以假乱真。而且泰雷津又是真实存在。和肯·福莱特《巨人的陨落》的写法一样，雅辛·托波尔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加入了虚构内容。虚实相结合，让人难辨真伪。
复兴泰雷津活动失败后，我逃亡到了明斯克及其近郊的哈滕村。后来我见到了明斯克葬坑以及哈藤村地下博物馆。从雷波身边，我被挟裹到卡根身边。从主动加入，到被胁迫，从帮助受害者后人到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我发现了在历史事件巨大的杀害背后又带来了新的伤害。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走出这段历史，并铭记它？还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屠杀的场景却又残忍地杀害活着的人？ 魔鬼作坊是建立在苦难历史上的现实世界。它荒谬、残忍，完全泯灭了善恶，无视众多现在活着的个体的存在。 为了铭记历史，遇难者后人们在屠杀的遗址上面开发了旅游，并带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我因为掌握雷波对外联系的名单，成为卡根一直特别“关照”的对象。雅辛·托波尔写了“我”匪夷所思的遭遇，来引起读者的深思，直面历史。
《魔鬼作坊》的文字精准，简洁。雅辛·托波尔在利用个体自传性质的讲述写宏大历史的叙事。他通过“我”的所见所感，以第一人称更直观地传达了对事件的参与和亲历，层层推进了故事的情节。他也通过我的讲述，理清了所有人物的出场，跟随着“我”的视线来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生动的人物塑造则体现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从泰雷津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雷波，在魔鬼作坊的主持人卡根，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写出了当年战争和屠杀对当地所有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并且旷日持久。同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出发点一样，但是在运作过程中，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就带来了结果的不同。《魔鬼作坊》中，不仅反思了纳粹的屠杀，控诉了R国人，还直面了现在的残忍。雷波最后被做成了标本展出，这一幕实在太过惊悚，也让“我”不顾性命地一次又一次地逃离。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曾经遭受的苦难。 本地人看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东欧及其历史的无知，他们想公布并扩散他们曾经的苦难，不惜在伤口撒盐，借助商业化运作的方式。而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交替在一起，在雅辛·托波尔笔下宛如黑色寓言。即使是阅读，也能直接感受到全书中无处不在的无力感和挫折感。
《魔鬼作坊》的最后，冰天雪地之中，“我们绝对要走了。我们要从某个地方走出去。拯救我们自己。是的，或许我们能行。” 肯·福莱特在《巨人的陨落》系列中写道：“世界是属于勇敢者的，所以世界是属于我的。” 电影《釜山行》的最后，男主人公被感染成了僵尸，但在最后残存仅有的清醒时刻，他想起抱起刚刚出生的女儿的情形，微笑着跳下了向前奔驰的火车，因为车上有他的女儿。 今天的南京经济发达，人们生活富足平静。但在这个城市里，遍布着几十年前那场屠杀的纪念地。每年的清明和12月13日，都会有人送上寄托哀思的菊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魔鬼作坊》写到了政治，也写到了爱情。书里的人物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改造苦难历史的遗址运动、改变了运动，也被运动改变了人生。他们经过时代的巨变和个人的悲欢离合后，最终走向了他们注定的结局。雅辛·托波尔是伟大的作者，值得推荐。
《魔鬼作坊》读后感(三)：自救者人恒救之
读书的体验就像是在用力推着一扇布满铜锈的大门，伴随吱吱呀呀的声响，门被推开一个缝隙，却很难透出光来，我不知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单单就因为这扇高过我数倍，又充满历史感的门，就足够让人着迷了。
现在回望这扇门，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描绘战争的故事，从来都应该是站在战争的反面的；
第二句，是书中卡根所倡导的：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
第三句是：
事件是虚构的，受害人家属的寻找是真实的 冲突是虚构的，最终落成的纪念馆是真实的 场景是虚构的，鲜血染红的土地是真实的 人物是虚构的，但一切暴行都是真实的 ；
学生时代有篇课文叫做《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那会年纪小，虽然能听懂老师说的侧面描写是什么意思，也看得出来作者所表达的反战态度，但好像涉世未深的人也就到此为止了。就像曾经假模假样地跟人推荐太宰治，说什么丧的文化和自杀者的宿命，但其实都是前人灌进我脑子里的东西。我不曾真正深入这些，所以看似了解悲凉的底色，但好像又一无所知。
直到后来看了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斯皮格曼的漫画《老鼠》还有其他种种。心里突然有种不一样感觉，这个世界上分明就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知道的比我多，见识的比我广，懂事成熟的比我早，所以他们会比我更难过，而他们难过的不只是过去那些已经发生再无力改变的东西，还有快被看清楚好似轮回的未来。
正如故事里邬拉所说：“一旦你意识到人世间可能会产生多大的恐怖，而这个事实又铭记在你脑海，你就会有别于其他人。”它们存留在你的身体上，像一道伤疤，从此你很难再像其他人一样天真烂漫下去，这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在说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者，哪怕张纯如自杀那会给我的震惊记忆犹新，我依然认为他们是勇敢者，因为敢于直面或回忆悲惨世界的受折磨者，本质上都是愿意相信阳光的一群人。就像这本《魔鬼作坊》的作者雅辛·托波尔一样，生于1962年时期捷克共和国的他，很清晰地经历着上个世纪整个国家的变革，包括来自纳粹的屠杀以及苏联人的武装镇压。在东欧、中欧各国当中，二战后最大也最明显的问题始终在于是否能够彻底推行民主，而民族主义、党派问题、莫衷一是的改革同样是它们许许多多弯路中的一个。
经历过战争、分裂、极端统治后的雅辛·托波尔和其他东欧文化同行们一样，都在找寻一个解救之法。他们和大多数觉醒的民众们一起，希望西方世界可以了解自己国家所遭受的苦难，并正视历史给予人民带来的创伤。而如何完成这段历史重现的使命，则也成为了曾经的受难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泰雷津在书中，托波尔以“我”这个主角的第一视角，讲述了捷克和白俄罗斯下的两个地方——泰雷津，哈滕村，受害者的后代们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就是其中之一。原住民们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统治者对这片土地进行改造，而其中的一部分人所做的努力就是保护下这些破败的建筑，让更多外人了解他们曾经遭遇的苦难。
但是两个地方选择的方向又截然不同，泰雷津在雷波的领导下，成为一处“无法之地”，闲散的人们找到了工作，世界各地的受害者家属们来到这里寻找故事中的真相，他们与政府为敌誓死保卫破败不堪的地道和监狱，又用所有善心的捐款来资助受难者。
但哈滕村里的“魔鬼作坊”却采用一种阴谋的方式希望夺走“我”手中的联系人名单，他们在死人的尸体搭建展览室，用恐怖的方式来还原恐怖本身，并期望于将这里变成另一种奥斯维辛旅游点。
我们暂且称之为两种“运作模式”，其实从初始角度上来看，他们的努力无一例外都是希望改善历史被掩盖的现实环境，而从结果反推，似乎也都是将一处深渊改造成为旅游热点的过程。但如果抽去一切不合理处，例如人们阴暗扭曲的面容和肢体动作等等，“魔鬼作坊”所展示的是创造者们不亚于纳粹屠杀者的荒诞内心，他们将尸体制成人偶，用播放器日日夜夜播放临终者死前的自白，他们将为纳粹服务的路易斯的人头做成标本，展现纳粹的暴行，将雷波杀死留在展览厅当做自救者们的图腾。
这些人连死亡都被利用。这是“我”感到荒谬和恐惧的事情，即使“我”常年生存在肮脏的运尸道，目睹过父母的死亡，见证了受害者们在解放后依旧被当局者迫害的现实。但依旧对这种“以暴制暴”无法苟同。因为那些人想要的，是理解、是被倾听、是来自社会各界的补偿，但独独少了一丝公平和正义。
自救者人恒救之。其实我始终相信这句话，但我们可以选择的路还有很多条，17年，曾五次赴日诉讼，山西首位公开“慰安妇”身份的刘面换老人去世，与泰雷津一样，这些被掩埋被篡改的历史经过无数次的努力才得以证实在全世界的人们眼中，而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些难捱的岁月并不值得丝毫回首，他们所求的，也从不是报偿，而是还原真相。
如果泰雷津和魔鬼作坊最后所获得的，仅仅是资助和关注，仅仅是成为一座任凭世界各地观光者采风的舞台，那我想，在托波尔的心里，才是真的黑色幽默吧。
《魔鬼作坊》读后感(四)：豆瓣评分8.7，《魔鬼作坊》为苦难的记忆打上深深的烙印
卡尔·贝克说：“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只是，有些历史可以任它随风而逝，有些却绝对不能。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寇攻陷我旧都南京，丧心病狂的日军对城内外百姓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大规模屠杀，被害者达三十多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长篇小说《灿烂千阳》里，描述了二十世纪后期残酷、绝望、苦难和贫困的阿富汗。
历史是应该被记住的。中国用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定下国家公祭日来记下这段屈辱的历史，卡勒德·胡赛尼用文学形式来唤醒人们的记忆。东欧捷克著名作家雅辛·托波尔在他的《魔鬼作坊》里，则用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的文字，为世人掀开血淋淋的历史。
雅辛·托波尔于199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姐妹》反响巨大，从此被视为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魔鬼作坊》于2009年首次出版，次年便获得捷克共和国最高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并进入荷兰的“欧洲文学奖”短名单。
《魔鬼作坊》是一部读来令人瞠目结舌的书，不怎么了解东欧历史的读者，会有心肺被利刃切割的疼痛。
这绝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雅辛·托波尔很冷静地为那段苦难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苦难坐标一：泰雷津
泰雷津是捷克的一座古镇，它曾经与达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德朗西等名称联系在一起，成为令人恐怖的地标。
泰雷津曾经是盖世太保的囚禁场所，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犹太隔离区。来自欧洲各地的十五万犹太人抵达泰雷津，将近九万人之后被列车送往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等屠宰场。
小说叙述者“我”的母亲，是泰雷津监狱的幸存者，由于遭受过多苦难而精神失常，不能做任何事情。她唯一想做的，就是蜷缩成一团，尽可能只占据屋子里最小的一块空间，寻找到一处仅能容她呼吸的方寸之地。
这样一个精神备受摧残的女人，最后自己了结了自己。
泰雷津有太多这样的幸存者，有太多需要精神疗愈的幸存者。雷波就是其中之一。
雷波是他母亲在集中营生下的孩子，可是，他连他母亲长啥样都不知道。集中营是不被允许生孩子的。刚生下来的苦命儿雷波，住过好心大婶的鞋盒。
雷波懂得泰雷津的苦痛，他像一束光，想用复兴的方式将泰雷津的过往照得晶晶亮。他想让泰雷津完整保留下来，它的地道、兵营囚铺、地下室、墙上剜的那些字，以及这里的生活、所有的居民。
追随雷波的人愈来愈多，小说叙述者就是他的铁杆粉。一些西欧“囚铺探寻者”因为无法摆脱集体创伤记忆而接受雷波的教诲领导，许多人加入了他们的柯米尼亚斯公社，更多的人因为雷波关注起泰雷津。
可是，雷波愈想用他的方式疗愈泰雷津，愈想“饲育那些濒临死亡的泰雷津居民”，愈是有人想方设法摧毁它。
后来，泰雷津在小说里被捷克政府用推土机摧毁了，他们以为，只要摧毁它，泰雷津的深重苦难也就变轻了，轻得仅剩下一座纪念馆的体积大小最好。
苦难坐标二：哈藤村
哈藤村位于R国首都明斯克以东五十公里处。1943年，全村149名男女老幼被纳粹分子以残酷手段集体屠杀。
哈藤村，是当年魔鬼施暴的现场，是“魔鬼作坊”所在地。
这是一段真实历史。
故事叙述者“我”和雷波被阿历克斯和马露夏卡兄妹俩设法偷渡运送至明斯克，诱骗至哈藤村后，“我”几次三番想逃走。
阿历克斯、卡根们之所以在泰雷津复兴无望后采取这样的策略，不过是因为雷波和“我”拥有泰雷津复兴资源，被“我”装在一只叫“蜘蛛”的微小物件里。雷波被他们折磨致死了，或许被他们进行人体解剖，制作成了展览的标本，就像哈藤村大屠杀的几位幸存者一样。
哈藤村的几位幸存者，死后也作为“受害证人”而被制作成了木乃伊标本用于展览。只要阿历克斯们接通他们身上的电源，这样木乃伊标本集可不停歇地诉说自己曾遭遇的不幸。
曾经为卡根卖命的教授路易斯，因为身患重病，在马露夏卡给了他一针后，被阿历克斯亲手解剖，并作为纳粹医学研究的历史证物被陈列。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与纳粹分子又有何异？！小说叙述者“我”几次三番要逃离的，是一座打着“挽救历史真相”口号的“魔鬼作坊”！
卡根说：“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可是，他带领阿历克斯们制造的木乃伊城堡，就是违背人伦的新的恐怖啊！
鲁迅先生曾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上，有些是掉到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那混着血丝的记忆，或许就是历史的真相吧。
雅辛·托波尔试图在《魔鬼作坊》里为读者揭示历史的真相吗？是或不是，需要读者去令人揪心的文字里细细考证。无论是或不是，《魔鬼作坊》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苦难的记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注：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魔鬼作坊》读后感(五)：当战争再次写入东欧文学，记忆又成为了历史的深渊
一、“东欧文学”，一个需要重新打量的概念
“东欧”，这一片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土壤。在特定一段时间内，它特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尼亚等七个国家。
1989年底，东欧发生巨变。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共和国相继独立。许多国家甚至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然而，在我们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今日对于特定国家文学作品的研究，“东欧文学”除了以上这些国家之外，还包括了：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
之所以把这些国家归为一起谈论，是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
东欧文学的发展，是与东欧各国特殊的历史有关的。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捷克的赫拉巴尔、克里马，波兰的舒尔茨和米沃什等等。他们中有些已经离世，可其作品依然处于阅读的中心。有些曾长期被埋没，可终究拂去历史的尘埃，放出自己的光芒。有些依然活跃在文坛，以一部又一部新作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二、你所不知道的捷克作家
雅辛·托波尔，1962年出生于布拉格，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1994年创作的《姐妹》被视为是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
塞缪尔·托马斯在《1001本死前必读书》里曾赞誉——《姐妹》是“现代捷克想象力的《独立宣言》。”
托波尔的叙述题材来源博杂，经常混杂着庄重与戏谑、神圣与亵渎、经验与幻觉。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博尔赫斯、乔伊斯和凯鲁亚克的混合体。他对语言形式的大胆尝试，尤其是句法、拼写、语法和对话的快速跳转切换，以及不同语域材料、文类和方言切口的运用，足以让传统读者瞠目结舌。这些尝试，充分反映八十年代成长的这批作家对传统写实文化主义的排斥。
作为托波尔2019年的新作——《魔鬼作坊》是一部伪造的当代新闻口述实录。这种真实与虚构的拼贴镶嵌手法，总能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难辨真伪。
如果说——“平庸小说的宿命，是费力苦捱到故事结尾都难以避开套路陷阱；而优秀小说往往就像善于摆脱猎犬的野兔，刚开篇就能让敏感捕捉文学气息的读者紧张兴奋、心绪难平。”显然，《魔鬼作坊》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
三、《魔鬼作坊》笔下的文化背景
我奔向布拉格机场。奔跑着，嗯，或不如说是沿着路边水沟往前走......泰雷津的红砖墙远远地被我抛在身后，我故乡的城墙。
《魔鬼作坊》主要讲述了在1943年，位于R国首都明斯克以东五十公里处的哈滕村，全村共计一百四十九名男女老幼被以乌克兰裔通敌者为主的纳粹分子以残酷手段集体屠杀。虽然它与被称为“恐怖地标”的泰雷津同样都是当年“魔鬼”的施暴现场，但在小说里却构成了伦理价值和政治抉择的两极。
作者雅辛·托波尔通过第一人称创造出的“在场感”，将众多真实资料与虚构内容拼贴在一起。我们在真实的泰雷津过往历史中反省战争，又陷入了作者笔下虚构的的R国国内局势和政治矛盾的描述中去。
通过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并置，借助于光怪陆离的情节发展，作者想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从瓶中获得释放，是因为它始终驻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心深处。魔鬼作坊能够被重新启用，是因为总有人想要以错误方式召唤起失真的集体记忆。
在小说中被多次提及的“泰雷津”是捷克古镇的名字，地处捷克北波西米亚地区的利托梅日采市郊。1940年，泰雷津沦为和奥斯维辛一样的囚禁场所，成为了臭名昭著的犹太隔离区。来自欧洲各地的十五万犹太人陆续抵达这里，将近九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再分别乘坐列车驶向奥斯维辛和特雷布琳卡等屠宰场。当时仅在犹太隔离区内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就高达三万三千名，与之隔河相对的“小堡垒”监狱，则先后关押过三万多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和犹太人，行刑处决以外的死亡数目接近三千。
二战结束后，泰雷津重新成为驻军点，直到1996年完全结束军事用途。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古代城防、犹太隔离区和城堡监狱等历史遗址，近年以来不仅是大屠杀历史研究和凭吊牺牲者的场所，还成了新的热门旅游景点。
当真实的历史事件被加以戏剧化的语气呈现出来时，再现的历史会让我们再度回想起那场充满硝烟的战争，还有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和无数为和平献出的宝贵生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且更为严肃：实际上，诗道出了更多的共相，而历史言说的只是殊相。”事实上，《魔鬼作坊》给我们带来的，除了实现叙事的目标，更多的是让我们重新省视这场屠杀浩劫。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是否已经开始慢慢淡忘了不久之前的那些酷烈死亡？
四、《魔鬼作坊》诞生的文学意义
按照古希腊作家赫西俄德在《神谱》里的说法，摩涅莫绪涅即记忆女神，是司管历史的克利娥和其他八位缪斯的母亲。历史女神与记忆女神的直系亲缘，意味着历史与众多人文学科一样，无法脱离记忆而存在。
①历史与遗忘的关系
乔治·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里说过：“如果我们的眼光和知觉对人生一切寻常事物都分外敏感，这就如同能够能到野草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而我们会由于寂静的另一极端存在的轰鸣巨响而丧命。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中最为伶俐机智的人会用愚钝来填充自己，从而行走于世间。”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曾经给无数个人和群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沉寂在集体无意识之下、深层意义尚未充分发掘、有待于形成系统叙事的历史事件，因为创痛之深，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本能回避，然后在若干年后趋于遗忘。
《魔鬼作坊》里有这样的一段情节，阿历克斯痛斥世人仅仅听说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苏联针对波兰军人的屠杀事件），却根本不在意哈滕村发生过更恶劣的罪行。在阿历克斯认为，“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
外部世界长期漠视历史真相，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还承担着言说的使命，以免成为最不应该的遗忘者。
②高于历史的二次创作
弗莱德曼指出：“以文学表现一个落伍的游侠骑士（贪婪的读者）的生死，这不仅宣告了现代小说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的二元对立的产生，即故事与历史，或者说是故事写作与历史写作，从根本上说，是词语的权力与无力之间的对立。”
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间不是二元对立的矛盾体，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很难断然分离。历史本该是对现实生活的原样复制，而虚构则是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二次创作。
在生活的现实与历史的真实中，怎样才能接近内心的真实，是雅辛·托波尔一直追求的创作真谛，也是文学史上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文学的虚构之所以能达到让人身临其境、拍案叫绝的真实感，正是因为借鉴了历史和生活，从中汲取了养分和根基。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一直是文学理论讨论的重要课题。
雅辛·托波尔不断提醒着我们：想要分辨真实和虚构需要自己用双眼和心灵亲自去感受与观察，也不要绝对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和书本读到的，真理是隐藏在虚构背后的，需要我们用心灵去体会。
③只有记住，才会发展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随着雅辛·托波尔逐步揭开一幕幕人间悲剧的面纱，随着一处处的屠杀遗址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变得越来越含糊。
这场有组织的大屠杀将二战前后发生在东欧不同地域、规模和性质的屠杀事件贯穿于当代人的追述行动中，并从不同当事人的角度分别进行冷静描述。
不仅如此，它还将历次屠杀带来的社会遗留问题，与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底层民生困境、青年成长与社会化、民众占领运动等现实主题交织在一起。
虽然《魔鬼作坊》是一部虚构小说，但却让我们意识到：二战期间，纳粹在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同时，对R国的非犹太裔人也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的事实。
当然，铭记历史，并不是为了激发我们心中对敌对分子的仇恨，而是通过所经历的耻辱让我们自省自强，对过去走过的错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从而得到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增强民族凝聚力。
《魔鬼作坊》读后感(六)：《魔鬼作坊》：一段承载几百万人生命的记忆，是不该被遗忘的
Mnemosyne，中文译为谟涅摩绪涅，是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她披着常青柏，拿着书和笔，那是她的记录工具，掌管着人间的记忆。她还是掌管历史的女神克利娥的母亲，如此亲密的亲缘关系，意味着历史和记忆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是无法脱离记忆而存在的。
书写是我们保存记忆的方式之一。历史浮浮沉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谓“历史真相”，已经不知道被文字演绎过多少回。真真假假，总得有人来铭记。
《魔鬼作坊》就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这段残酷的混乱、屠杀、残忍的历史，被记录、被篡改、甚至被遗忘……然而，却有那么一群人，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住那些记忆。
01/
索尔·贝娄说：“生命在于记忆。”记忆是每个人自我意识的灵魂，如果个体没有记忆，生命便没有意义，如果民族没有集体记忆，那么何谈团结和繁荣。
我们今日要去追寻、还原历史真相，建立博物馆、纪念馆来铭记战争、屠杀、恐怖、耻辱的过去，来控诉侵害者的残暴行径，保留历史的创痛以达成铭记、教育的目的。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有一群人，像我们这样，想要保存他们的历史记忆。如此看来，对于历史记忆的态度，人类其实是共通的。
《魔鬼作坊》是捷克作家托波尔的第五部小说。作为战后社会活动家之一的托波尔，致力于追寻历史记忆，处女作《姐妹》在1994年曾引起巨大反响，因而被视作90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的“历变小说”的代表。托波尔写记忆，是有意识的，虽然他写的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却是一部分持久地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记忆。
小说的主人公“我”奔向布拉格机场，像是在奔向新生，实则是逃离伤害，因为他曾参与了一场记忆复兴的活动。泰雷津镇是二战时期关押民众的集中营之一，那里经历了混乱、凋敝、解放和压迫。那里有光辉的军事历史，也有它最可怖的战争回忆。
雷波是泰雷津镇复兴运动柯米尼亚斯公社的领导人，他生于被囚禁的监狱里，对泰雷津镇的一切都满怀激情。除了雷波，还有“我”的父母亲、叔叔婶婶们，还有后来来到镇上的撒拉和莉娅，我们都带着曾经的创伤记忆，承受着心理高压活着。
母亲从死亡线上活着回来，却寸步不敢离开家门，每天丈夫去上班，就用家具堵住门，绻成一团躲在角落之中。她全部的需求，只是一处能让她呼吸的方寸之地，可是她已然被记忆压垮。所以自杀成了她唯一的解脱。记忆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都根植于过往独特的生命经历中。“我”的母亲过往的生命记忆，是无尽的杀戮和死亡，带着这样可怖的记忆，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而像她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
所以，他们想要成立一个社团，为受过创伤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提供帮助。他们联系外界，募集资金，从布拉格购买物资，在泰雷津的中心广场设摊售卖物品、吃食，以吸引游客。他们为受过创伤的人提供演讲和心理咨询，雷波就像“布道者”，每晚都要进行演讲。演讲是记忆的方式之一，跟书写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演讲出来的记忆与文字讲述会有差异。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灵魂式的领导，是受过伤害的人最大的心灵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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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最大的对手，就是遗忘。记忆常常是脆弱的，衰退、遗忘、错误伴随着它。时间的不可逆转，让人们迫切地想要保存记忆。尤其是被刻意遗忘、否认的历史，随着历史见证人的去世，带有历史印记的物品随着被岁月侵蚀，所能遗留的恐怕也就是只言片语，于是，保存记忆的行动变得迫切需要。
泰雷津一边想要保存历史，而官方的、正规的纪念馆对民众真正的需求却熟视无睹，随着越来越多想要回到祖籍地寻找精神解脱的人到来，一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囚铺探寻者”们的到来，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寻记忆的活动。他们用文字描述自己如何寻找治疗创伤和精神困境的方法，想要和同龄人一样幸福生活却不得不面对记忆里的阴森恐怖往事。他们通过触摸遗留的废墟、瞻仰残垣，来获得内心的片刻宁静。
然而，官方的推土机将这一切都铲平了，大火毁掉了泰雷津，毁掉了历史记忆。而另一个地方，明斯克也即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我”从泰雷津逃到布拉格，再到明斯克，听说了哈藤村悲惨的过往，看到了处于被遗忘边缘的人们，苦苦挣扎在保存记忆的行动中。
卡根是另一个雷波，扮演着“演讲者”、“布道者”的角色，他说：“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所以他们都不能忘记，遗忘意味着背叛，意味着会有新的恐怖袭来。
阿力克斯在斥责人们只记得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却没有人记得哈藤村，没有人记得那里曾被屠杀了三十万人。他说：“我想保存这个国家的记忆。如果我们丧失了过去，我们就丧失了未来。”如果没有了历史记忆，没有民族记忆，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这是残酷的事实，不可否认。
法国社会学家哈里斯·哈布瓦赫曾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论集体记忆》）阿力克斯的斥责和担忧不无道理，如果自己都忘了曾经的记忆，谁又来帮你记得呢？“集体记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哪怕一个小团体，都是极为重要的。而施害者，可能巴不得你赶紧忘掉，证据也统统消灭，历史记忆不复存在，他们亦不用背负永久的骂名。
不管是记忆的书写，还是记忆的口头流传，都是对抗遗忘的方式。人类的记忆虽然比其他生物要深刻，但时间在推进，人脑依然会老化。文字的记忆，物品的记忆，也许比口口相传的记忆靠谱得多。所以，托波尔（包括许多像他一样进行记忆书写的作者）执着于历史记忆的书写，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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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是被动的、冷漠地对一段历史片段进行储存和提取，我们要记录的是能够为后世提供意义和情感经验的记忆。根据哈布瓦赫的说法，记忆需要一定的“场所”：“……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这也是德里达所言的“为记忆行为确定呼唤的场所”（《多义的记忆》），记忆有了确定的场域，其意义也变得明晰和具体。
就像泰雷津，位于布拉格郊外，这个地理位置，是无法从地图上抹去的，它曾经所受的创伤，也无法从历史事实中抹去。那里的人，所想的不过是将那些可见的伤害保留下来，可无情的推土机和大火，摧毁了一切。这场运动的失败，更是记忆保存的失败。
所以作者换了一个场所，R国明斯克近郊的哈藤村，成了记忆的另一个场所。在这里，领导人阿力克斯用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他将那些见证者，以人形标本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他把活人杀死，将他们制成“木乃伊”，陈列在博物馆里，并为他们配音，以“口述”的形式来自述故事。
哈藤村的博物馆里，陈列的人和故事，就是一个个受害者和他们的记忆。那是“明斯克的记忆”，人成了展品，因为人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所受的创伤，印刻在他们的脸上、手上、身上。
阿力克斯是偏执的，他固执地、残忍地以这样的方式，想向世人传达那段可怖的历史。然而，把活人制成“木乃伊”，当成展览品，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的伤害？阿力克斯像是那只“魔鬼”的化身，给那些早已伤痕累累的人，加诸于二次伤害。
托波尔也是残忍地，他把这样血淋淋的历史记忆剥开，摊在读者面前，冷静地、略带温和地告诉你：看吧，这就是东欧的曾经。这就是我们残酷的记忆。
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书写悲剧，却不一定就是“毁灭”。所谓“不破不立”，不管记忆如何恐怖和残酷，历史的车轮已然滚滚向前，如果总是执着于过去的悲剧，就像阿力克斯一样，会走上一条更加悲剧的路。
历史记忆要被解构，才能真正地重构，重构的过程，是追溯、教育和反思的过程。历史的意义，记忆的意义，是不断地被提起，被唤醒，被解构，然后才为后世之人提供人生经验，以及为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时刻敲响警钟。
《魔鬼作坊》英译本译者阿力克斯·扎克在后记写道：“总会有一种延续，以各种各样的可见形式，悄悄从过往历史里潜入文学，潜入现在，然后再度返回。”
这大概就是历史记忆书写的路径和意义，不被遗忘的记忆，潜藏在历史、文学之中，传达至每一个读者的认知里，反思，回馈，曾经的记忆便也不枉被重新演绎。这或许也是雅辛·托波尔（以及类似作家）的写作意义。
文/当归 2019/11/20
《魔鬼作坊》读后感(七)：魔鬼作坊：战争创伤不可磨灭，历史记忆应当正确留存
说到“记忆书写”，我想我们就不得不提及雅辛·托波尔。这位伟大的“东欧”作家向来善于以历史背景为依托，通过真实与虚构混杂的方式来描绘故事。
1994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姐妹》一经出版便取得了巨大的反响，托波尔本人也自此被视为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
《魔鬼作坊》是托波尔2009年出版的新作，次年便获得了捷克共和国最高文学奖，并进入荷兰的“欧洲文学奖”短名单。
小说以主人公“我”的视角，通过讲述主人公辗转泰雷津、明斯克和哈藤村的经历，来还原泰雷津和哈藤村的创伤历史；通过描绘雷波、卡根、阿历克斯为了留存各自的历史所做的努力，来探寻对待创伤记忆的正确方式。
书中的描述荒诞怪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混杂，就如同那段血腥的过去。
本文中我将从雷波、阿历克斯等人的抗争入手，来探讨创伤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去留存历史。
雷波：狂欢、敛财，与官方抗争，集聚微薄的力量，试图留存一草一木
雷波是捍卫泰雷津的领头人。他生于泰雷津、长于泰雷津，对于泰雷津的一切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激情。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发现、积攒深埋于泰雷津的物件，从百科全书、教材和回忆录里积累资料，从这个城镇的一草一木中探寻历史。
直到官方到来，试图摧毁小镇中的一切，仅仅留下一座纪念馆和几条宣传教育路线。他开始花费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调动所有的人脉，试图留住这个城镇。
主人公“我”从小便跟着“叔叔”雷波收集泰雷津的历史物件。尽管在年少时，不慎因一场意外入狱，但在出狱之后，依旧加入了雷波的队伍，与他一起奋斗、抗争。
为了复兴泰雷津，安置泰雷津的老人们和精神病患者，主人公和雷波在记者罗尔夫的运作下，逐步扩大他们与新闻界乃至互联网的联系，吸引着大量历史探寻者的到来。报纸、媒体上开始充斥着探寻者们在泰雷津获得安宁的内心独白，记录着雷波们的抗争故事，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去到泰雷津。
随着队伍的壮大，他们开始自称柯米尼亚斯公社，为那些同样拥有创伤记忆的人提供相关课程及治疗；他们在官方纪念馆对面的广场上静坐示威；大肆宣讲恐怖的历史回忆；他们甚至举办集体舞会，试图通过狂欢来找寻自我。
公社毫无节制的扩张终于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他们面临了各项指控，包括资金挪用、逃税、勒索、阻碍政府执法，乃至于腐蚀青年等等条款。
最终，在某一个黎明时分，推土机滚滚而来，将一切夷为平地。
看起来，这场复兴救亡的运动已经变了味。公社成员大肆敛财，甚至狂欢，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想并不是这样。为了维持社的运作，主人公跟雷波等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论是挨家挨户去寻求人们的帮助，还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都是无奈之举。至于各项演讲、示威以及舞会，都是人们在努力治愈自己千疮百孔的内心。 他们甚至与官方纪念馆取得联系，给那些精神病患者安排工作——即便这很快就引发了人们的抗议。
主人公和雷波的行为不仅仅是在拯救小镇，更是在拯救小镇上的人们，人们需要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社交，而不是活在一个死气沉沉的“鬼城”之中。 可以说，不论具体的表现方式如何，主人公和雷波的所作所为都是站立在正确的出发点上的。
至于官方纪念馆，他们从未倾听小镇上人们的心声，更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小镇后，那些老人和精神病患者们要如何生存，也难怪原住民们都要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上了。
但不得不说建造纪念馆与教育路线的初衷并没有错，如果雷波们愿意，或许从一开始就可以与官方沟通，用更好的方式去保护泰雷津。
然而与官方方向一致就一定正确吗？我想那也未必，我们从阿里克斯入手，来看一看，他的做法究竟是对是错。
阿历克斯：名为救世主的刽子手，残忍、荒诞，对人们加诸二次伤害
在泰雷津被夷为平地之后，主人公一路去到了布拉格、明斯克，以及阿历克斯的故乡哈藤村——纳粹份子曾在这里屠尽了几乎全村的人。
在这里，卡根和阿历克斯试图建造魔鬼作坊。他们与战争幸存者签订协议，将他们解剖、肢解，制成人皮木乃伊，放在纪念馆内，一遍又一遍的播放他们的故事。
木乃伊的制作过程残忍而又荒诞，很多幸存者在被制成木乃伊时并没有去世，有些人在签订协议前便反悔了。 然而阿历克斯们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们。他们被残忍的杀害，最终成为这个“魔鬼作坊”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阿历克斯们是残忍的。他们将自己看作救世主，实际上却是残忍冷酷的刽子手；高举着正义大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做着最龌龊的事情。
为了私欲，他们不顾幸存者们的意愿，诱骗、杀害幸存者们；为了私欲，他们费劲手段想要获得主人公身上装有雷波一切人脉资料的载体“蜘蛛”；为了私欲，在发现主人公将“蜘蛛”吞入腹中之后，立刻把主人公带去博物馆，试图将他开膛破肚。
他们甚至逼迫记者罗尔夫亲自动手解剖，逼疯了他；并且肢解了雷波，把他也做成了人皮木乃伊。
可是这样的荒诞做法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无论是哪个派别都支持他们做这件事情，甚至想要以此来带动旅游业。 泰雷津的官方纪念馆即便没有倾听民众的想法，也是走在正道上。他们建造纪念馆是为了留存历史、警示后人。哈藤村却不同，他们一心敛财，毫无道德和底线。
因此，即便获得了官方的支持，成为了所谓的“正统”，阿历克斯们的做法依旧不能够被接受和原谅。他们把血淋淋的伤口再度撕开，加重了人们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长久蔓延，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们的个性和人生
现代研究表明，上一代的创伤，将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很多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这影响甚至蔓延到了他们的第3代，也就是孙辈身上。就像书中的主人公、雷波、阿里克斯等人，他们都是战争亲历者的下一代。父辈所承受的痛苦记忆，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主人公的母亲是被父亲从死人堆中拉起来的。当权者因为她怀孕而要处决她，好在俄国人来的够快，她并没有被枪毙，然而她却在那场灾难中精神失常。主人公记忆中的每一天，母亲都把自己禁锢家里在一方小小的空间之中，妄图找到一丝丝的安全感。她甚至不允许主人公出门。
雷波则是在集中营里出生。妇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藏的严严实实，直到终于等来了解救他们的人。
至于阿历克斯，他的母亲在哈藤村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钉在谷仓上，村里其他人被烧死。母亲的经历也对他造成了影响，造成了他个性上的扭曲。
卡根则是战争的亲历者，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却亲眼看着自己家里的所有人被杀光，甚至被迫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战争对每一个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了他们性格上的麻木，偏执和扭曲，就像主人公能将犯人送上绞刑架而不呕吐；阿历克斯可以残忍的肢解活人；雷根则能轻而易举的谈论人吃人的场景。 最终，不同的生活经历，引导他们走向了不同的路途。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尽管手段各有不同，他们最终的目的却殊途同归，那就是留存这一段历史。
创伤不可磨灭，历史应当被正确留存
创伤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无法控制它对人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正确留存历史，尽量不对亲历者们造成二次伤害。使用不当手段获利，总有一天，会得到反噬。
举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
西班牙综艺《老大哥》为了收视率，让女孩观看自己被性侵的视频。在事情发生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面阻止。甚至于在事后，强迫女孩看完了整个事情经过。这使得女孩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正常生活。 节目确实因此出名了，但也遭到了网友的抵制，并引发投资方撤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留存历史呢？在我看来，有以下三点。
首先，纪念馆和教育路线必不可少。 在我看来，泰雷津建造纪念馆和教育路线的做法是最为正统的历史留存方式。通过庄严肃穆的纪念馆，以及各条教育路线，我们可以教育孩子们正视历史。从儿童抓起，留存属于这段历史的所有记忆。
其次，要倾听民众的看法。 前文中我也说到，雷波的做法其和官方实殊途同归。他们最大的分歧点，其实是在于对人民和历史物件的安置上。如果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良好有效的沟通，就像给那些精神病人安排工作一样，那么，或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第三，切忌对相关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卡根和阿历克斯的做法则是极端扭曲的。我们要留存历史，但绝不可以通过对人们造成二次伤害的方式。不然我们与刽子手又有何区别呢？即便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伤害依旧是伤害，这是毋庸置疑的。。
《魔鬼作坊》读后感(八)：《魔鬼作坊》：以错误的方式，释放魔鬼，召唤一段失真的集体记忆
我们常常会说，历史不会忘记，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着：哪怕有些片段被改写，也无法抹去回忆里的声音。
我们需要用文字来记录当时的历史，也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纪念馆来祭奠逝去的亲人。
《魔鬼作坊》的作者，捷克作家托波尔，用他的文字，追述了曾经那段让人痛彻心扉的悲惨历史。同时，又是他的文字，点醒了沉睡的人们，直面那段悲痛的历史。这本《魔鬼作坊》首次出版，就获得捷克最高文学奖项“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同时还入选了荷兰的“欧洲文学奖”名单。
作者通过“我”这个角色，串联起所有的故事。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在真实与虚构的故事情景中，我们看清了真相，也做出了抉择。
泰雷津
泰雷津对于“我”来说，是个一直想要逃离的地方。这座捷克古镇，曾经是跟达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德朗西等名称，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地标。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泰雷津是一座军事要塞。
1888年，泰雷津虽不再充当防御要塞，但却作为驻军基地来使用。虽然它不能言，不能语。但在过去的岁月里，泰雷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新时代的腥风血雨。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镇子，功能齐备，代表了十八世纪末建筑的最高水准。但也因为如此，才将这个小镇子推向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从罗马帝国到奥匈帝国，从归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到被德国吞并。兜兜转转，多次易主。1940年，泰雷津又沦为了人间炼狱，关押了将近15万犹太人，成为了臭名昭著的犹太人隔离区。
在泰雷津，“我”失去了父亲和母亲，这个地方对“我”并不怎么友好。不过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叔叔，他就是雷波。
雷波：是真的守护着泰雷津？还是守护着滚滚而来的钱
雷波是“我”的叔叔，也是泰雷津所有小屁孩儿的叔叔。雷波出身在当年泰雷津的集中营里面，他是小镇上那一个个死人坑的见证者。
雷波对于小镇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已经耗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去探寻那些深埋在泰雷津地底的历史。从百科全书到教材回忆录，连小镇里的一草一木都没有放过。他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小镇那些仅存的遗迹，来建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纪念馆，用来治愈那些受过创伤的人们。
起先，雷波将泰雷津最后一个遗迹即将被推土机摧毁的事情公布于众。他找了很多“写手”，将这个内容尽可能多地散布到外面的世界。而后，记者罗尔夫慕名而来，并且公开为雷波发言。他将雷波称为“泰雷津的守护人”，同时将雷波做法，美化成是想要“保存人类的记忆”。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雷波他们。外面世界的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泰雷津，而“我”和雷波也组建起了柯米尼亚斯公社，来吸纳更多慕名前来的人。
前往泰雷津参观的人（图片来自网络）这些人将自己称为是“囚铺探寻者”，他们想要在泰雷津找到治疗创伤和精神紊乱的方法。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雷波的名气更加响了。他挨家挨户地寻找求赞助，同时在市镇中心的广场帐篷里安排静坐抗议，而后，又带着那些遭受到思想折磨的受害者们跳起了集体治愈的舞蹈。
在罗尔夫的帮助下，雷波的这些行为，真的为他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雷波带领着这些囚铺探寻者们，回溯历史，这些人俨然成了雷波最忠实的信徒。但从始至终，雷波都没有问过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当雷波被人投诉，在中心广场搭建帐篷是对当年从这里出发的数十万集中营死难者的亵渎时，他只是随手将投诉信捏成一个纸团，扔了。
随着柯米尼亚斯公社名气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负面报道也接踵而至。有人说他们是“死亡小镇的嬉皮公社”，有人投诉他们在利用别人的悲苦榨取钱财。侦探、税务官和财务监督人员来到了这里，柯米尼亚斯公社也终于走向了尽头。
在黎明的混乱中，“我”和其他人四处逃跑，雷波已经不知去向，而推土机将断垣残骸移为了平地。
撒拉：想要探寻祖辈的苦难行迹，却迷失了方向
撒拉是一名瑞典女孩，她也是看到了罗尔夫写的报道，才找了过来。她从瑞典来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找寻当年祖父、祖母遇害前睡过的那张囚铺。
撒拉很喜欢听雷波讲故事，那段她不曾经历过又迫切想要了解的历史，让撒拉成了雷波的追随者。撒拉很快就融入了泰雷津的生活。没过多久，镇上的老人们和醉鬼们也都开始跟撒拉打招呼。就好像，撒拉原本就是出身在这个地方一样。
来自西欧的游客，在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撒拉和“我”走得很近，她说自己来到泰雷津的另一个目的，是想知道东欧的真实模样。要知道，从外表上来看，撒拉和“我”都像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接受的文化差异。
撒拉说自己的运气很好，因为她的父亲当年机缘巧合，被红十字所救，坐上了开往瑞典的车。在二战时期，瑞典作为中立国，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也许这归功于瑞典当时发达的军事工业，也许这归功于瑞典博福斯火炮等先进的武器。再加上瑞典世界一流的战斗力，让这个看似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成了一个让别国有所忌惮的国家。
不过，尽管出身在这样一个先进的欧洲国家，撒拉始终没有忘本。她坐上了前往东欧的列车。一路向东，她想找到那个存在于父亲记忆中的东欧。
让我们来看看，撒拉到底走了一段怎样的旅程？
撒拉在斯洛伐克下车，结果被人告知斯洛伐克是中欧。后来继续坐车，遇到喀尔巴阡罗塞尼亚人，他们说这里明明就是中欧。来到加里西亚，当地人却和波兰人口径一致说这里不是东欧，而是中欧的中心。接着来到乌克兰，却又被打发到了西伯利亚。最后到达了海参崴，骨头都快散架的撒拉被当地人告知，这里不是东欧，而是西欧的尽头。
在西欧，那些战争的遗迹被完好的保存着，并且时时有人看护。而在东欧呢？卖菜的老先生，在某个屠杀遗址上卖球茎甘蓝；两个老太太对着台熨衣机咒骂，站的位置就是当年火车驶向东部集中营处决所的出发地；孩子们在曾经的停尸房里面玩耍。
也许确实没有什么东欧了。我们的柯米尼亚斯公社，其中也有撒拉出的一份力。也许，她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做了与找寻东欧记忆相关的事情了吧。
阿历克斯：建造魔鬼作坊的“记忆守护者”
在泰雷津的时候，“我”认识了阿历克斯。那时，雷波还在，“我”也忙着柯米尼亚斯公社的事情，阿历克斯时不时来看看“我们”，我们聊得还挺投机。
后来，阿历克斯看上了“我”手里那份泰雷津受害者的名单，上面还记录着幸存者的名字。阿历克斯几度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而直到那场动乱之后，“我”才投奔了阿历克斯。
直到投奔了阿历克斯，“我”才知道。原来阿历克斯其实并非看上了“我”的名单，而是看上了名单背后的滚滚利益。他需要一笔资金，来建造一个博物馆，用来展出当年战争留下的东西。
在阿历克斯的故乡哈藤村，“我”看到了那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被阿历克斯命名为：魔鬼作坊。
走进魔鬼作坊的第一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生物解剖实验室。刺鼻的化学药剂，一堆破布，还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然而走进一看，你才会发现，这些根本都不是人，而是被做成活人标本的现代木乃伊。
阿历克斯接通了其中一个木乃伊的电源，木乃伊用死者生前的声音，缓缓叙述自己曾经经历的那段屠杀岁月。而令人惊愕的是，这些人中，还有阿历克斯的母亲。
这个在哈藤村底下的博物馆，正像是魔鬼作坊般，将那些战争的幸存者做成了木乃伊。这些失去了生命的木乃伊，用机械的口吻，一遍又一遍诉说着过去发生的事情。“我”就在这堆木乃伊中，看到了失踪的雷波。
这位老人，被单独安置在了一间屋子里。他也是这些木乃伊中的一员。而另一边，阿历克斯正在亲手做着一具新的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前不久还在博物馆里工作，只因为重病缠身无法继续为阿历克斯效劳，就被阿历克斯亲手解剖做成木乃伊。
阿历克斯说自己正在给予这些人永恒的生命，他完全忽视了自己正是夺去这些人生命的刽子手。“我”被眼前的一幕幕吓呆了，“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好在最终“我”逃离了这里，没有成为阿历克斯的帮凶，也没有成为他下一个木乃伊的原材料。
“我”终于和那个打着“记忆守护”幌子的阿历克斯，分道扬镳了。
雅辛·托波尔：东欧文学评论家眼中的“鬼才”
在东欧文学评论家的眼里，托波尔堪称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作家。从《魔鬼作坊》这本书中，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叙述题材来源博杂，经常混杂着庄重与戏谑、神圣与亵渎、经验与幻觉。
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博尔赫斯、乔伊斯和凯鲁亚克的混合体。他对语言形式的大胆尝试，尤其是句法、拼写、语法和对话的快速跳转切换，以及不同语域材料、文类和方言切口的运用，足以让传统读者瞠目结舌。这些尝试，充分反映八十年代成长的这批作家对传统写实文化主义的排斥。
如果说——“平庸小说的宿命，是费力苦捱到故事结尾都难以避开套路陷阱；而优秀小说往往就像善于摆脱猎犬的野兔，刚开篇就能让敏感捕捉文学气息的读者紧张兴奋、心绪难平。”显然，《魔鬼作坊》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
在《魔鬼作坊》中，托波尔将真实与虚构完美的结合。泰雷津和哈藤村的历史是真的，但复兴运动和魔鬼作坊博物馆是假的；外国青年到泰雷津寻找历史是真的，但“囚铺探寻者”是假的。但是，东欧曾经经历过的伤痛，都是真的。
托波尔将这段记忆，血淋淋的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你想躲开？还是直面这段记忆？也许托波尔已经为你做出了选择。
《魔鬼作坊》英译本译者阿力克斯·扎克在后记写道：“总会有一种延续，以各种各样的可见形式，悄悄从过往历史里潜入文学，潜入现在，然后再度返回。”也许，这就是托波尔文字所带来的力量吧。
我是舒筱米，成长不易，但至少我和你并肩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