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的悬置读后感摘抄

　　《知觉的悬置》是一本由[美] 乔纳森·克拉里著作，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觉的悬置》精选点评：

　　●可能是克拉里写的最用力的学术代表作了，用四章，围绕几个画作，非常深入地进入到艺术史的细节中，尤其结合心理学史、哲学史、光学和社会学文本中，去分析“注意力”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一个现代被发明出来的产物，以及注意力对绘画、对认知、对现代主体的改变。非常明显受到Paul Virilio和福柯的影响，是福柯意义的知识考古学操作，但进入艺术史的角度是维利里奥发现的，“克拉里式套路”的代表作。有点啰嗦。

　　●已购。跨领域之作，对修拉和塞尚画作的分析颇好，但艺术分析在此只是一种途径，越到后面越读不明白了。。。我们有意识地聆听、观看,或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物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无论我们在闪烁的电脑屏幕前工作,还是在一家歌剧院观看演出,也不管我们如何完成某个产品,完成某种创造性的或是教导性的任务,还是更加被动地从事日常活动(例如驾车或看电视),我们都处于当代经验的维度,要求有效地从我们的意识中取消或排除大量来自当下环境的东西。现代的分心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的、直维持着的、富有价值的知觉的稳定或“自然”类型的断裂,而是在人类主体中生产注意力的大量尝试的效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这些尝试的构成要素。

　　●在几近走火入魔的过度阐释里延续第一本著作写作策略，把技术和各类人文学科反思编织到了一个以“注意力”为核心的十九世纪末视觉图景下……直到读到自己研究领域，才发现Crary解读，受英美法国理论毒害太重，断章取义，高度不可信，我甚至开始怀疑他表面上渊博到吓人的知识体系是否就是建立在这种二手文献碎片之上……如果属实，那真是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典型了……

　　●虽然Crary的具体阐释遭到很多攻击，但整体思路放在批判理论的脉络里却是成立的。C曾在一篇文章中将Debord在1960s提及却未加解释的论断“景观社会兴起于40年前”（1920s）进行了很有趣的阐释（电视、电影声音、纳粹主义等），在这本书里却将景观工业的兴起再度前推到十九世纪末。于是某种意义上回应了Gunning：早期电影是吸引力电影，所以呢？（虽然C的重点不是电影）。也可以把这本书视作Arcades Project合格的成品：C通过历史考古揭示现代注意力政体的路径显然受惠于福柯，但其对知觉、媒介和景观的侧重都显示出本雅明的强烈在场。最后以情迷罗马的弗洛伊德，提出“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作为应对景观社会的策略。

　　●好书

　　●好厚啊……

　　●觉得某些东西是过度解读了 不刁钻晦涩就仿佛不足以显示出高明一般 其实真理都是简单的 比较受益的是对某些艺术作品和艺术发展历史的了解 当然 也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了一遍

　　●A / Dbq我真的很吃这一套。当然不严谨不科学甚至有些生搬硬套，但何尝不是一种用诗性的明晰/杂多穿透“世纪”的尝试呢？某种程度上说是带有浓重美学“概念感”的学术研究了，用它试图捕捉的那种历史状态来返归地阐明它自身的论述方式恐怕也未尝不可。

　　●克拉里之所以要发展出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书写方式，是因为注意力问题“与交织的社会和心理的崇高化机制密不可分；沉浸的知觉[…]是对一种视觉的否认和逃避，这种视觉揭露了一个未竟渴望的受损视域”（英p362）。为揭露“注意力”这个问题，他必须回到“历史”，将当时的所有思潮的变迁都囊括进来。第三章，他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勒庞与塔尔德的群体社会学知识以及媒介技术哲学全部挪用过来，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解读一副画作，而是试图以画作为跳板，透视当时的知觉问题——作为观者的个人能被集合起来，进入新的准团结状态，但身在群体中的个人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实际的孤独状态。现代的注意力就是在集体性与专注的孤独中摇摆不定，这是媒介技术重新结构社会的后果。面对高速变化的景观，若不均匀悬置知觉，注意力的压力将压垮我们。

　　●夏皮罗的弟子。分析能力不下其师，阅读难度大。 更喜欢那本观察者的技术。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一)：【转】沈语冰：乔纳森·克拉里和他的视觉考古学

　　

【作者简介】沈语冰，1965年生，浙江余杭人。就学于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学习法律、哲学和文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美学、现当代艺术史和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20世纪艺术批评》、《图像与意义：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简论》。独立或合作译有《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另类准则》、《艺术与物性》、《现代生活的画像》、《杜尚之后的康德》、《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艺术的理论与哲学》、《知觉的悬置》等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名著。担任“艺术与观念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等大型丛书的主编或执行主编。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二)：【转】沈语冰：注意力与视觉性的建构——乔纳森·克拉里和他的视觉研究

　　

【作者简介】沈语冰，1965年生，浙江余杭人。就学于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学习法律、哲学和文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美学、现当代艺术史和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20世纪艺术批评》、《图像与意义：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简论》。独立或合作译有《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另类准则》、《艺术与物性》、《现代生活的画像》、《杜尚之后的康德》、《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艺术的理论与哲学》、《知觉的悬置》等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名著。担任“艺术与观念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等大型丛书的主编或执行主编。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三)：知觉的悬置：注意力问题

　　关键词：19世纪；现代性；注意力；知觉；景观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无论是我们的聆听还是观看活动，都是具有意识的，因此我们观看的方式，或者更广泛的说，将注意力集中到某处、某事物、某场景的方式都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性。自现代性以来，主体的知觉经验到碎片化、震惊、离散等特点，如本雅明在拱廊研究计划中提到的，波德莱尔作品中的闲逛者就是一群精神状态时刻疏离的人群，他们是现代化大都市的产物，他们穿梭在拱廊与人群中，时刻准备体验着新奇和震惊的冲击。本雅明说到：“今天的行人不得不四处张望，为的是跟上交通信号。因此，技术已经迫使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复杂的训练。”现代性迫使主体呈现出精神纷乱的状态，西方社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爆发了一种知觉危机，现代人的注意力不集中，开始发散，于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劳动、消费、文化、艺术）中都出现了相应的规训与律令，这使得注意力开始成为一个现代性时期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在现代性之前，也就是在注意力未经过规训和管理之前，它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现代性时期的注意力问题不只是观看的问题，也不只是观者自身的主体问题，主体的“自律”并非是真正的主观自律，而是经过规训和掌控的“自律”，在现代性的过程中，注意力问题影响着生产力的进程，这促使它开始成为现代性中的一个核心课题。 注意力问题≠视觉问题 克拉里在文中多次强调，他所提及的知觉问题不等于视觉机制问题，知觉应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包含听觉、触觉等多种角度，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可还原的混合体，这有别于传统视觉研究中的模型。注意力问题则成为一个有关主体性塑造的新问题，是包含着一系列术语与立场的复杂问题，它涉及到知觉、视觉机制、权力的运作、精神与认知状态、对身体的控制与塑造等多重领域。作者旨在建立一个自19世纪以来有关注意力的系谱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探寻的是有关监狱与酷刑的系谱学，从而揭示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古代的酷刑转变为现代时期对犯人的隐形规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从身体到心理、行为方面的变化，证明了刑罚方式的转变与主体心理行为的转变都是经过人为塑造的。本书也是如此，克拉里是以现代人的注意力作为切入点，借此探究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性中，个体的“注意力”塑造了何种景观？以及它在主体性现代塑造的进程中所起到的影响。 注意力问题出现的两个条件 一．古典视觉模式的崩溃 19世纪晚期，催眠术的发展戏剧性地展示了意识的不确定性，它作为对注意力的强力重新聚焦的方式，体现了注意力是如此容易被暗示与操控，并且是可以用诸如游离、漂浮不定这类词汇去加以描绘的。注意力作为一个选择活动，也意味着它是一个排斥活动。有些人认为注意力的选择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证明，也有人认为它是由无意识、本能等力量所驱动，还有人认为注意力可被控制、吸引、生产并管理。无论哪一种，都说明在现代时期注意力的运作机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古典时代所预设的稳定、精确主体主导下的视觉模式已经全然崩溃。 二．认识论问题先天解决方案的失败 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现代性不仅是沉重生活与行动生活的倒转，思考与行动价值的倒转，也是对原始沉思意义的全面摧毁，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人是被“抛入”生活之中的，生命并非是可以静态审视的沉思模式，而是时刻处于动态构建中的生命形式。叔本华也曾意识到主体经验所具有的不可还原的碎片化和分散性特征，詹姆斯的心理学理论证明了意识并非是稳定、持久不变的存在，意识是流动性的整体。现代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就是假定了意识的流动与断裂，注意力的碎片化与跳跃性特征。就此，分心与遗忘在传统时期作为边缘性或被排斥的体验，开始成为现代性中主体心理解释的一部分受到重视。这使得广告中的暗示技术成为可能，它表明意识的联想并非是绝对的“自由”，它具有驱动力，可以被重新生产和塑造。 自19世纪以来心理物理科学的发展，让我们认识到，知觉和感觉经验是主观视觉的观念，这也开放了视觉向规范化、定量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感觉作为内心一种“官能”的意义消失了，它变成了一套效应或数量。人类的知觉可以成为被外部操纵与掌控的事物。现代性时期主体的注意力不再是主体的一项官能，而是一个符号，是主体不稳定的偶然性的非实体性符号。资本主义的结构刺激着注意力的集中与分散，它带来持续不断的新产品、信息源与刺激物，比如，现在充斥在当代人生活中的社交软件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面对一个又一个应接不暇的短视频与信息，人们的关注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差不多的背景音乐，差不多的旋律，差不多的主题，依然促使人们乐此不疲地移动手指、滑动屏幕，只有层出不穷的新奇形式与事物才得以博人眼球，然而那也不会超过五分钟，人们的注意力会再次很快转移。电玩城中纷繁交替的游戏场景，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两边迅速退去的树丛和广告牌，都在时刻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电视上、微博中难以规避的广告总是突如其来，无论你正在浏览什么都无法阻挡这些不速之客，社交app中左右滑动的屏幕，in or out,都在时刻刷新和刺激着观者的神经。这些社交软件的出现都并非是偶然的产物，它们只能是现代的产物，迎合并引导着现代人的心理，它们抓住了知觉中可控制的那一部分，如几乎所有短视频类app中的视频都控制在5分钟以内，而一个精彩的视频往往要设置在15秒以内，超过这个时间人们就很难再保持兴趣，将人类的知觉纳入算法体系之内，以此计算出可操控并实施的大数据在当代社会仍然屡见不鲜。 资本主义的众多形式与产物使得现代人的精神与注意力如此容易分散，对此又出现了一系列试图对身体加以规训的措施，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受到“规训的身体”，无论他是作为什么职业与地位，学生、工人还是消费者，通过对注意力的规训都可以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影响并习惯这种生活。如诺通所说：“20世纪末也许会见证这样一代人：对他们来说，每天阅读报纸，不停地接听电话，同时思考五大洲的事情，花去一生中半数时间坐火车或飞行器......明白该如何在一个拥有百万人之众的城市里找乐子，已不再是什么伤害。”诺道预言的并没有错，现代性的感受仍在被21世纪的我们所经历着，不过他没有预见到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阅读报纸和接打电话了，而是都变成了网上冲浪。 在这个时期，注意力缺失紊乱（ADD）开始被作为一种病症而确立，这种损伤所缺乏的是用规则强加于行为的能力。这种判定是将这种行为方式诊断为病症，并试图从神经化学、遗传因素中寻找根源，然而这是荒谬的，因为注意力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与分心一样，是存在于同一个连续状态中的部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涂尔干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分心状态，因为注意力在将心智集中于少量对象时，对其他大量对象会视而不见，所有的分心都拥有将某些心理状态从意识中撤离的效果。这不会使这些状态不再真实，因为它们仍然在起作用。”因此，对注意力的固定和强化训练本身就是对身体进行驯化的一重策略，我们如今也正在面临着大规模的规训扩张，将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行为控制与操控中，比如现在炙手可热的行为经济学，就是根据人的心理行为，将人的经济活动、兴趣偏向纳入可算的范畴中，以此进行行为的预测与消费策略的制定。 注意力是一种手段 克拉里在书中说，他想要将注意力问题置于福柯对现代化过程的梳理中，并将其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注意力作为手段并非与视觉传播的内容有关，而是与其配置的策略相关，景观的权力性并不在于观者的观看，而是在于将主体的思维加以静止化或分裂化的建筑，以此塑造主体与客体进行选择与互动的“幻觉”。注意力可用于自控，也可用于外控。自控是将注意力作为一种对知觉进行管控的方式以进行自我塑造，外控是指，现代性时期的权力要求知觉时刻在场，以确保主体可被操纵、预测并富有生产力，可以被社会所整合和归纳。比如当下AI技术主导下所流行的“沉浸式”游戏体验，电视中的“真人互动剧”都是旨在塑造一种可互动、可选择并参与的幻觉。 具身——权力运作/抵抗权力的场所 注意力不能被单纯还原为社会纪律的策略，它同时还揭示了主体无法屈从于这种规训的律令。因此在具身上呈现着二律背反的特性：它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也是抵抗权力的可能场所。 知觉悬置的几重含义 一．指悬置的状态，即一种紧张、紧绷等待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 二．指取消、打断的状态，指知觉的中断、缺席状态。 三幅画 克拉里使用了共时性描述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三幅画，它们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分别是：马奈1879年《在花园温室里》；修拉1887——1888年《马戏团的巡演》；塞尚1900年《松石图》。克拉里并非是要还原这些艺术品的本真意义，而是要将其从传统的艺术史框架中抽离出来，借由它们寻找到许多新型的指涉点，思考对知觉的反思与重建。克拉里认为，艺术实践作为文化产物的一部分，每一个都深深介入了知觉领域中的空缺与断裂，并且每一个都将这种不稳定性运用到画作中作为再现实践的基础。 1879马奈《在花园温室里》——视觉的解体 如马拉美所说：“马奈有一双刚刚觉醒的眼睛。”克拉里认为，在马奈的画作中展现了知觉从内在性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含义，他先列举了马奈在1868年的作品《阳光》，画面中的三个人物目光朝向不同的方向，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交流的凝视。个体在自己的凝视与出神状态中感知着自我的特性。随后克拉里列举了马奈1879年的作品《在花园温室里》，这幅画中马奈描绘了一个面容精美的了无生气的女子形象，克拉里指出：面孔，在马奈的许多作品中，仅是一个外表，它并不揭示内在性与自我反省。 这幅画从几个角度体现了现代性视觉化的特点，一是视觉目光展现的悬置，画面中两个人物的视点没有交流，体现了注意力的分散，女子的眼神盯向前方，是一个出神的状态，画面中也有多处展现了平行的、无聚焦的光学轴，如画面中男人的双眼，右眼是睁开的，而左眼只能被我们看到下眼睑和睫毛，这是一种既专注又分心的含混状态。画面中长椅靠背的形式呈现出平行的、垂直的特征，它们也象征了两只眼睛的分离状态。 二是动作体现的悬置与断裂，画面中的物品：雪茄、戒指、伞、花朵等都带有一种比喻性的指向意义，包括男女主角的手所指向的方向都是一种精心巧妙的安排，男女主角那两只几乎要碰到却没有碰到的手，指向了一种麻木的悬置状态，如同他们的思绪一样，看似专注，实则悬置。女子的两只手也是这样的特点，一只是麻痹的状态，另一只是等待被爱抚与接受的状态，这也具有一种断裂感。 三是主题的含混性，从主题来看，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总会令观者捉摸不透，亲昵的姿态与手上的对戒使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妇，而注意力的分散与知觉的悬置状态又使得他们看起来貌合神离，这使得观者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引发无尽的遐想，这幅画既是一个夫妇生活的意象，又是一个通奸行为的意象，人物心理上的难以捉摸就如同他们背后模糊的背景一样暧昧不明。

　　1888修拉《马戏团的巡演》——祛魅的阐明 克拉里将马奈的画作看作是损伤传统的再现密码，将乔治·修拉的画作定义为一种新的语义和认识模式，观者在观看修拉的画时，永远会有一种断裂的经验，这种经验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色彩的角度，修拉在作品中安置了对色彩的注意，使得色彩成为观者主体进行生产与建构的场所，修拉对色彩的视觉新认知和使用迎合于19世纪以来视觉光学的发展，如他在新印象派中所提出的：“考虑到在视网膜上的光印象滞留的现象，综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图像的稳定地位，单一性及静态过程，并且也否定了观者的稳定身份。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将知觉看作是在一段时间之内而非一瞬之间的包含多种物理事件的复杂过程，于是，观者成为占有优先地位的存在主体，身体不再是一个有序再现的接收者，而是一个复合装置的自动发生体。二是观看距离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修拉的绘画作品会收到不同的效果，每一幅画面占据的是多重视点的动态观众，注意力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不可抗拒的聚焦分散，它既是凝聚的又是分裂的，既是固定的又是分心的，每一幅画作既是一个再现性的形象，又是一堆彩点组成的马赛克，知觉在此过程中既是聚焦又是弥散的。三是主题的角度，克拉里认为，不能将修拉的画作看作是简单的美学性或生理性的创作尝试，它关乎美学的新认知同时又是对社会方面的回响，修拉是通过平衡激活与抑制的效果生产了一种心理——肌肉反应的和谐平衡状态，这是一个关于感官性与完满性的乌托邦工程。

　　1900塞尚《松石图》——重新发明综合 克拉里认为在《松石图》中，塞尚既保留着综合与旧有结构的模式，也包含着现代性的平面特征，这幅画给人一种内在分裂的感觉，它揭示了塞尚在创作时前后不一致的犹豫不定和感知经验发生变迁的异质特征。画面中的三块岩石共同构成了一种“带状结构”，它具有三维立体性的特征，与背后松树及天空的二维性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关注模式在同一幅画中同时起作用，这是属于现代性的分散知觉特征，它图解了注意力的持续与共存模式，比如画面中第一棵树与第二棵之间的大片空旷地带会使人产生具有四棵松树的联想，然而实际上只有三棵松树，远近景之间的分界被隔除，注意力在其中不停地流动且分裂。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四)：《知觉的悬置》译后记（节选）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视觉艺术、电影、摄影研究专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夏皮罗讲席教授（Meyer Schapiro Professor of Modern Art and The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区域出版公司”（Zone Books）的创始人之一。著有《观察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T Press, 1990；以下简称《观察者的技术》）、《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以下简称《知觉的悬置》）等。

　　克拉里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老师包括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F.W.杜皮（F.W. Dupee）及卢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在此之前，他曾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专业学士学位，同时获旧金山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士学位。他在旧金山学习电影与摄影，师从詹姆斯·伯鲁顿（James Broughton）、拉里·乔丹（Larry Jordan）、冈沃尔·尼尔森（Gunvor Nelson）等。克拉里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视觉艺术系。1989年起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克拉里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研究者之一，曾为包括《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艺术论坛》（Artforum）、《十月》（October）、《装配艺术》（Assemblage）、《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电影评论》（Film Comment）、《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在内的杂志撰稿。他还为大量画展目录撰写过艺术评论。1986年，他成为区域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至今仍是主编之一）。该公司以出版米歇尔·福柯（Michele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ksy）等人的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学、人类学及哲学著作闻名于世。

　　在美国这样一个学院派学者极其多产的国度，克拉里的著述并不算丰富，但质量极高。他平均每10年形成一部专著，每一部都迅速成为学界的重点追踪对象。1990年出版的《观察者的技术》，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从此书开始，他致力于现代视觉文化起源的研究。《知觉的悬置》出版于2000年，获2001年特里林图书奖（the 2001 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成为当下被讨论得最多的同类著作之一。他的近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Verso Books, 2013） 检视全球信息和传播状态下人类知觉的最终命运，几乎同时以16种语言出版。

　　《观察者的技术》提供了对19世纪视觉文化的极其新颖的透视，重估了视觉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它的基本论点是，观者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对观者的这种历史形成的分析，是对当今景观社会的前史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解释。美国著名学者马丁·杰伊（Matin Jay）评论该书说：“乔纳森·克拉里机智地将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流行文化及视觉艺术混合在一起，巧妙地挑战了视觉文化在19世纪的划时代转型的通常说法。对任何一个关注技术现代化与审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人来说，《观察者的技术》都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

　　克拉里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这种光学机械装置之上的——这是一种封闭、幽暗的盒子，配备有透镜，以便将外部世界的遥远景象聚焦到一块内部的屏幕上——有关人类视知觉的主导哲学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这是一种身体化了的、对光线特别敏感的眼睛的模式，它已经适应了外部世界瞬息万变的脉冲及内部（或视网膜）的网膜刺激。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论人类理解力》（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到赫尔曼·冯·亥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的《论生理光学》（Treatise on Physiological Optics, 1856—1866），再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写于1895年的未发表论文《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读者被引导到穿越整个充满剧变的认识论领域，在其中，主客体之间一种稳定的、空间的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模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一种不稳定的、时间的分镜头剧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客体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生理与心理互动。正是对19世纪下半叶这个互惠的分镜头剧本的展示，使得克拉里发表了引人注意的续集，即《知觉的悬置》。

　　《知觉的悬置》这个标题部分来自弗洛伊德1912年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弗洛伊德告诫精神分析师们要以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即“均匀悬置的注意力”，来对待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这样一种关注模式试图克服全知全能的医生与无知无能的病人之间的僵化二分法，以便通过在二者之间实施一种不用剧本的、不可预料的互动，来产生新的知识。弗洛伊德并不想迫使人类注意力的脆弱官能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的固定焦点，而是认可分析师们处于开放心境，不带偏见地对待世间万物的多知多觉之流。与这种时间流程中的分析师的悬置相反，弗洛伊德的哲学前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宣扬过“一种纯粹化了的知觉，它能成为对时间及身体系统的悬置”。正是这种想要从时间的不可避免的流逝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克拉里将其命名为“现代主义的幻想”；而他的书就是对这种幻想的解神秘化。

　　因此，《知觉的悬置》是一项有关人类注意力及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角色的重大历史研究。它认为我们有意识地观看或聆听事物的方式，源自知觉性质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这一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克拉里将重点放在1880至1905年间，他考察了主体性的现代化与视听文化的戏剧性扩张及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其写作计划的核心乃是现代注意力的悖论性质，它既是个体自由、创造性及经验的根本条件，又是经济、学科体制及刚刚冒出来的大众消费与景观空间的有效机能的核心因素。

　　正如克拉里所写，注意力的问题“与不断渗透着感官投入的社会、城市、心理与工业领域的出现直接相关”。（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 p.14）克拉里认为，作为科学心理学、哲学、美学论战及实验的一个关键对象，注意力问题与人们对于知觉理解的变迁以及知觉主体的变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核心问题。在其《观察者的技术》基础上，克拉里认为，这一时期注意力的中心，与人们将观者理解为身体化的东西，将知觉理解为“根本上说是持续性的东西”，将注意力理解为“信息集合的积极过程”分不开。（Ibid., pp.154—155）克拉里将他的研究计划置于有关视觉与知觉的哲学论战，以及有关主体性的社会及历史构成的理论之中。他的核心论断是，注意力“成为一个特别的现代问题，只是因为历史性地消除了在知觉中思考在场概念的可能性之故；因而注意力既成了在场的模拟，也成了以其不可能性的面目出现的临时或实用的替身。”（Ibid., p.4）

　　这本书的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现代性与注意力问题》原版长达70页，它追溯了19世纪下半叶人们理解注意力的各种模式。余下的三章，分别围绕着涉及知觉分解和知觉综合问题的某些特别画作的解读进行。这些画作包括马奈的《在花园温室里》（In the Conservatory, 1879）、修拉的《马戏团的巡演》（Parade de cirque, 1887—1888）以及塞尚的《松石图》（Pines and Rocks, c.1900）。

　　选择三位画家的这些作品，并非任意之举。克拉里认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深深地介入了知觉领域中的分解、空缺与断裂的独特遭遇；每一个都前所未有地发现了有关集中注意力的知觉的不确定性，而且，每一个都发现了这种不稳定性如何可以成为知觉经验及再现实践的重新创造的基础。（Ibid.,p.9）

　　用克拉里更加专业性的术语来说，他们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聚焦的注意力状态，

　　与不可抗拒的对抗性和散焦的注意力分散状态之间的辩证法。克拉里使用大量的修辞性词汇来形容这一辩证法，其要点是想说明“主客体之间不可避免的交织状态”（Ibid., p.284）。他形容马奈的《阳台》（The Balcony, 1868）“在一个功能性的视觉操作与反时间的白日梦波动之间”（Ibid, p.88）；形容修拉的

　　《马戏团的巡演》（Parade de cirque, 1887—1888）“悬浮在对色彩的直接性召唤和承诺，与对表面上具体和量化的世界中不在场和空虚的无穷揭露之间”（Ibid., p.151）；形容塞尚的《松石图》“悬浮于入口处——在这样一个入口处启示与分解密不可分”（Ibid., p.359）。塞尚的这件及其他作品仿佛“含混地在两种视野体系之间徘徊”：“在大体与古典空间接近的通用同质空间，与有着流动、具体化的观者的去中心化、不稳定的知觉系统之间”来回（Ibid., p.190）。

　　有评论家认为，人们可以从这些准宗教的语言中辨别出，克拉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社会改革的希望，得到了弥赛亚式的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及其在美国的主要解释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支持。根据詹明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克拉里所关心的现代主义艺术，恰好被界定为标志着一种“世俗世界中心的缺失……一个对象的世界，永远悬浮在意义的边缘，永远想要接受那始终不会到来的邪恶或恩典的启示”（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51）正如克拉里以也许有些过于乐观的信念所总结的那样：

　　在我所考察过的马奈、修拉和塞尚的作品中，持续的注意状态从来都是与升华的复杂社会、心理体系不可分割的；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专注的知觉是对一种视觉的否定与消除，这种视觉揭露了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残损地平线。然而，在它的悬置中，它也产生了在其中存在的外在必要性和自我圆满性能够被拆解的条件，这允许对无法说出的未来预言，以及对记忆中发着微光的、被遗弃的物品的救赎。

　　（Ibid., p.362）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里与美国另一位研究19世纪法国绘画的著名艺术史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之间的互文关系。克拉里在许多方面得益于迈克尔·弗雷德的著述。“在场性是一种恩典。”正是这句引自迈克尔·弗雷德的著名论文《艺术与物性》（“Art and Objecthood”， 1967）的结束语，为克拉里的现代主义批判提供了含蓄的互文性。即使没有这句明显的引语，弗雷德在克拉里的文本里也远不是缺席的。谈到马奈《在花园温室里》时，克拉里想要展示的主要是画家再现法中缺席与在场的辩证的悬置，他注意到弗雷德在《马奈的现代主义》中既承认了画家在许多细节处几乎过度的修饰，即使他同时还承认了画作的其余部位那种令人惊讶的不加修饰。（Fried, Manet’s Modernism or The Face of Painting in the 186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90）还有一点也来自弗雷德，那就是集中注意力与注意力分散的辩证法的核心观念。不过，弗雷德在其《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Absorption and Theatricality: Painting and Beholder in the Age of Didero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中倾向于将不同画家的画作视为观者注意力的产物，或仅仅是偶然的产物。克拉里却倾向于将这一对立当作他所考察的马奈、修拉与塞尚画作中的一种内在波动。（参见Bryn Mawr,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3, Number 1, Fall 2001）

　　因此，《知觉的悬置》从根本上将审美静观问题重新置于不稳定的知觉问题的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置于心理学、哲学、神经学、早期电影与摄影的广泛语境中，从而为理解当今社会注意力的危机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框架。这也就决定了《知觉的悬置》绝不是一本单纯的艺术理论书，它关心的也不是理论问题。毋宁说，它以这些画作为例证，来研究更为普遍意义上的知觉现代性问题。而这些画作只是克拉里探索19世纪晚期“注意力的规范观念是如何与认知和知觉综合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Ibid., p.79）特许场所。

　　但总的来说，他关心的是注意力成为视觉现代主义中的知觉美学的关键因素的各种方式，关心它在视觉景观的新技术形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各种方式。克拉里探索了这些不同领域的交叉与互换，解读了感觉及其化身（观者）的理解方面的变化，也提供了对某些绘画作品令人叹为观止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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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刷随书附赠三张主题作品明信片

　　《知觉的悬置》读后感(五)：贺玉高：《在花园温室里》的现代文化反思

　　一八一〇至一八四〇年，在欧洲和北美科学与哲学界出现了对于视觉主观性的大量研究与讨论。人们不再用暗箱模式来理解视觉，对视觉的物理光学解释模式此时让位于生理学解释模式。身体不再是一个透明的窗口，而是一个自身带着其物质属性的能动介质。人类的知觉与认识在身体中重新定位，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区别解体了。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方面的争论开始集中于“注意力”这一议题，它横跨广泛的科学、社会和文化领域，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生理—心理学和哲学的焦点。这当然与它要在新的科学、社会、经济环境中重新认识和界定人类主体性有关。乔纳森·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把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艺术大爆发与这个背景联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

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

　　作为艺术史研究，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围绕着马奈、修拉和塞尚这三位大师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世纪末的三幅作品的分析与讨论展开的。马奈一八七九年的作品《在花园温室里》看上去是一幅写实主义作品，这幅画精细地描绘了一个穿着时尚的中产阶级女性坐在花园温室的长椅上，身边一个中产阶级男性倚在长椅上似乎在看她。对马奈这样一位早已超越写实主义的前卫艺术家来说，这幅画如此平庸，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和后来的艺术史都称之为保守和倒退。但在克拉里看来，却绝不这么简单。这幅画对人物和背景的描写包含着当时整个科学、哲学、社会学的争论及马奈自己的回答。马奈十年前的一幅作品《阳台》中已经表现出对当代人类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几个中产阶级男女坐在带着栏杆的阳台上，向四处张望。在丧失了超越和超验价值的现代世界里，人们曾以为用自己的感官直接感知世界，然后再用理性对感官经验进行反思就可以认识真实。笛卡儿的《屈光学》以物理光学解释了人眼的暗箱成像原理，但是笛卡儿的哲学已经预示了一种认识主观化的趋势，因为他把真实的最后权力交给了个人理性的反思。但在传统的宗教共同体消失之后，这些男女的目光已经不知道向何处聚焦。栏杆的图案似乎是对笛卡儿视觉模式的模仿，但这些图案相互之间的分割和画中人物四散的目光却暗示着大家各自带着不同的主观性。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主体，主客之间的区分在哪里，专注与恍惚的区分是什么，都产生了全新的不确定感。

　　笛卡儿《屈光学》十八世纪版本中的插图

　　马奈《阳台》（1868，来源：en.wikipedia.org）

　　《在花园温室里》看似保守，实际上却是对这个认识论问题的推进。相对于马奈的其他画作，这幅画的确显示了一种拯救现代视觉崩溃的努力。画中女子的服饰、男人的姿态、花盆和长椅靠背上的小支柱……这些束缚性的东西的确是对解体的力量的对抗与互补。但画中也充满了分裂的元素，比如画中引人注意的中心点是女子的面孔，这张精致美丽的脸相对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其他作品中破碎的面孔代表了整合的力量，代表了正常的注意力，这的确是代表了对主流认知秩序的回归和对支配性现实的服从。但当我们仔细查看作为画面中心的女子那被“客观、现实”地再现的面孔时，却又发现什么东西不对头：这个女人平静、克制的脸孔似乎呈现出某种知觉与肉体的分离，幻觉与知觉的混淆，灵魂出窍般的迷离。这是一种标准的知觉被悬置之后，日常知觉与生活正在远去，魂飞天外的迷离状态。克拉里调用丰富的文献资源充分证明，此时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话语中对迷睡、梦游、失认、催眠等概念的研究无不把这种状态描述成一种反体制、反社会的不正常状态。马奈在此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想通过精细的面部描绘把感觉统一起来并进入现实，但是面孔上的迷幻表情却呈现为一种逃避、脱离现实的力量。男人的形象与注意力更为破碎，他的眼睛既在注意女人，又在游移；他的身体既倚住长椅，又保持矜持；他伸出食指似乎想指向什么（就像传统中神性的手指一样），但这个指向的东西却指向另一物，并最终不可挽回地变成一系列没有终点的滑动。在克拉里看来，这正是尼采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批判现代文化的焦点：失去彼岸世界后，终极真理与价值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虚无主义。克拉里甚至发现这个男人被画成了斗鸡眼——他的两只眼睛分别在看不同的东西。他是否也处在一种幻想状态？还是被众多符号（比如手套、伞、长而尖的植物……）与情欲扰乱得心神不宁？

　　马奈《在花园温室里》（1879，来源：en.wikipedia.org）

　　其实画中各个地方都弥漫着分裂的经验。与《阳台》中的栏杆相似，此画中长椅上的平行支柱，也在暗示视觉的不能聚焦。画面底端有一长条椅子的正立面，但这却是个断裂的平面。它在女子的左边和右边其实分别是从不同的高度呈现的。同样，呈圆柱体的花盆与腿的相似导致了古怪的感觉，就好像男子的双腿被切割下来平移到旁边。还有左下角的两个花盆，位置关系混乱，使我们无法有效建立一致的纵深关系。这些分裂的痕迹指向了梦，它们为超出正常知觉的创新的综合提供了条件。我们在这幅画中能看到一整套性欲冲动体系联想链条，超越了作品表面上的写实主义。

……在这里可以注意到比喻性的移置与滑动，在雪茄、手指、手指上的戒指、合着的伞、托着的手腕和画谜一样的由粉红的花朵组成的链条，它变成耳朵、眼睛、嘴唇，然后又变成花朵。而且那个男人的手指尖奇怪地收缩成一个点，就像他身后的巨大的长而尖的绿叶，而在男人右侧的压倒性的植物叶子与女人裙子的衣褶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似性的把戏。衣褶的层叠及没有打开的伞所界定的区隔和不可接近性的东西，那些植物却几乎以其过分压倒性的色情倾向呈现了开放、可接近，但是外在于这两人的视力范围。（《知觉的悬置》，105-106页）

　　画家非常关注这个由相似性组成的领域，其中每个固定的点都是对另一个固定点的延缓和接替。我们盯着画看几分钟，一定会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梦游者，进入了恍惚迷离状态。

　　除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画中女子的这种迷离又空洞的眼神更现实的来源是什么？在《阳台》中，马奈已经暗示主人公们不确定的、四散的眼神对面正是极速现代化的巴黎。而《在花园温室里》，克拉里则指出了它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关系。作者细致分析了现代商品生产与注意力的短暂性之间的关系。他借解读画中女人的装扮切入到当时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尚工业与文化。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的海洋和快速变换的时尚中，注意力总是不断从一物转向另一物，而每一个物品又都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克拉里分析了马拉美编的《时尚》杂志中对世界博览会的描述。当有人缅怀过去的手工制品的纯真年代时，像马拉美这样的人却欢呼本真世界的丧失，他认为新的无限多的经验恰好能弥补和缓解人们的空虚。这种空虚正是尼采所极度厌恶的现代的奇观性空虚。面对无处不在的空虚，注意力成为主体性（自由、能动、有创造性的人）的救命稻草。“注意力不是由十九世纪晚期的心理学实验性地加以考察的许多话题之一，而是心理学知识的根本条件。”（《知觉的悬置》，21页）

　　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来源：movies.pics）

　　“注意力”是克拉里这部著作中的核心词。从注意力角度来批判现代性是现代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而悠久的传统，比如西美尔、本雅明、阿多诺等人都把现代人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分心状态看作是现代主体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负面特征。但是，克拉里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注意力集中状态与分心状态都看成是话语的建构，在这个二元对立背后，二者实际上是贯通的。“它们彼此不断地流向对方；作为一个社会领域的一部分，同一些律令和力量既引发前者，也引发后者。”（《知觉的悬置》，40页）是的，这里的一切都是对福柯理论模式的借鉴：注意力是个权力话语，但这个话语内部蕴含着自我解构的元素与反抗的空隙。

　　作为权力话语，注意力被资本或其他宰制力量所控制，他们打造关于正常的注意力的标准，然后对人口实施全面的分类、评价与监视。受福柯的启发，有许多研究试图说明，世界上本来不存在“儿童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简称ADD，也可直译为“注意力缺失紊乱”）这种东西。有些孩子天生活跃些，而另外有些孩子天生就安静些，这符合人类遗传的多样性分布。如果教育一直保持家庭教师的单独授课，而劳动一直保持中世纪的个体手工劳动，那么“儿童多动症”永远都不会出现。当现代义务教育需要班级集体授课，因而学生需要安静待在座位上，而大工业生产需要劳动者安静待在生产线上的时候，“儿童多动症”就产生了。据说有这“病”的孩子，“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听讲，拒绝留心，也不愿遵守规则……他们不会静静地坐着，话语过多，而且语无伦次，坐立不安，经常得出莫名其妙的结论”。“冲动、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挫折耐力很低、注意力分散、带有攻击性……”（《知觉的悬置》，28—29页）还有一些统计数据则会说，有这种病的孩子以后在社会成功的概率偏低，而犯罪率偏高。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认为，这明显是为了卑鄙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稳定而被专家们炮制出来的病，是为了整肃那些不适合社会要求的人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明显的反例便是：那些所谓有“多动症”的孩子，让他们看电视或打游戏的时候，一个个都自然而然地“痊愈”了。但是当它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渗透到社会评价话语中之后，它就会自动发挥作用。从家长到当事儿童都会以为这的确是病，得治。这样，被“规训”（discipline，我私下更愿意称之为“修理”）的现代人根本感觉不到有谁在压迫他。实际上，即使定义这些病的专家本人，也会真心以为这就是病。我们现代人的肉体与精神就是在现代的各种话语体系中像软面团一样被反复揉搓、塑造。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来源：citelighter.com）

　　克拉里的研究证明，有关注意力的研究被商业赞助并运用于商业。迈布里奇拍摄的《运动中的马》组照是这一时期视觉领域一个轰动性事件。这组照片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解读为人类视觉相对于机械视觉的不准确和不稳定的证明。一系列史料证明，迈布里奇的摄影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大资本公司的背景，比如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奠基人利兰·斯坦福最初提议进行这场拍摄实验；迈布里奇还曾受太平洋邮轮公司委派去中南美洲拍摄照片，以刺激中南美洲的商业投资和旅游。这使这组照片明确无疑地带上了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利益与特征。它把物质与运动变成可以精确测量的东西，这正是韦伯所描述的数量化、抽象化和理性化的力量，或者德勒兹描述为去领域化或解码化的力量。带着机器般的冷酷，它对人类视觉的数量化和再认识是以服务资本主义生产为目的的。更直接的商业运用的例子则来自同一时期的恺撒全景画。这种视觉装置像是一个大的圆形暗箱，直径有四五米。暗箱中心的灯光可以把周围画片投射到四周的屏幕上，可以让多达二十五个观众同时分别从暗箱外部不同的小孔中付费观看这种具有三维效果的投影。每过几十秒钟，投影就会转到下一张，不断循环。这种控制人的注意力的方法可以生产有利可图的文化商品并且可以稳定社会统治秩序。因此可以说，电影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科技/机械、资本与对主体管控的结合）早就存在于现代社会了，德波所说的当代景观社会的降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摄影作品《运动中的马》（来源：dailymail.co.uk）

　　但权力话语并非铁板一块。克拉里发现，注意力这个被权力强力塑造的概念内部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元素。它是通过排斥自己的对立面来确立自己的，但这种排斥策略也同时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面，创造了抵抗权力的条件。当迈布里奇的照片所代表的资本-科技力量越来越强调和利用视觉的机械原理与自动化时，在生理-心理学领域和在社会文化领域，自动的知觉与行为却日益被看作一种病态。比如说催眠问题是当时科学界一个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强化聚焦，被催眠的人排除了绝大部分感知，只留下狭窄的感知范围。他的意识被暂时悬置，完全受控于催眠实施者。同时代的勒庞的《乌合之众》把群体看成是易受催眠的，因而也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一八八九年第一届国际催眠大会在巴黎召开，同年，殖民地人民生活展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第一次出现。催眠与原始、非理性和返祖联系在一起。

　　《乌合之众》（Dover Publications, 2002）

　　更重要的是，作为注意力的专注状态之对立面的催眠状态在某些方面与注意力高度相似。催眠也是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其知觉到的东西极其清晰，而其意识的范围却十分狭隘。而当一个人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也是一个对环境中的其他东西视而不见的状态，同样可以说是一种与现实环境脱离的状态。专注和催眠，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从专注也很容易滑入催眠状态。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状态，人们需要的恰恰是压抑不适当的过度注意的状态。克拉里发现，同时期德国现代主义画家马克斯·克林格的一组钢笔画，就探讨这种注意力的过分专注以至于变成一种偏执的恋物癖的情况。这组关于手套的画中，对象被过分关注，以至于产生幻觉。在长期关注一个事物的过程中，梦幻与现实知觉的界限被打破。同样，艺术中的“现实主义”需要的也是这种压抑。马奈的《在花园温室里》中过分写实的手法、女子过度专注的神情都处在一个随时有可能走向其反面的边界上。马奈在此巧妙地利用了注意力专注与分心的辩证法，在运用“现实主义”来描绘人的正常注意力状态时，画面自身与人物的精神暗中都走向了解体，从而也表达出艺术家对于权力、现实既妥协又反抗的矛盾情感。

　　用相似的方法，克拉里通过分别详细分析修拉和塞尚的一张画，从注意力角度揭示艺术家的技法和内容与时代的科学、哲学、社会学话语之间利用与反抗的关系。在这些画中，日常的标准化知觉都被悬置起来，它是终极价值丧失后的空虚，也是新的反抗空间的生成。但就理清这本著作的主旨和基本研究方法而言，马奈的例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乔纳森·克拉里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教授。他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使他的这部著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代西方现代艺术研究的一些特点。这本著作从总体上应该属于艺术史的范围，但它与我们看到的传统艺术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当代文化研究的色彩。这从他的研究方法，从他对福柯与德波的继承，从他对权力话语关系的批评等方面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由于是对现代权力—话语的批判，而现代权力话语有一大部分是蕴藏于各个学科体制之内的，因此要想揭露它，就需要跨越学科的边界。这也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克拉里这部著作的一大特点。美国学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评价该书时说，克拉里“将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流行文化及视觉艺术混合在一起”。本来是一本十九世纪法国现代艺术史的著作，但你把它当作带插图的十九世纪科技—哲学史、文化史和社会学史来读也没任何问题。这种繁杂的品质恰恰成了它的最精彩之处。这使它不单单是一部艺术史著作，也是一部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意义上的“理论”著作——由于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启示意义，而使它对本学科之外的研究也有价值。实际上，它通过对十九世纪后半期注意力话语的分析，让我们能够对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物理学、社会学在内多个现代学科背景都有了一个整体的、批判性认识。

　　乔纳森·克拉里（来源：bazonline.ch）

　　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其他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或读者都不陌生。但克拉里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没有一般文化研究生搬硬套的缺点。就我所在的文学专业而言，文化研究一般被称为外部研究。但克拉里在这部著作里所展现的却有他对高度敏锐的形式分析以及将大量图像与众多文献并置的图像学方法的吸收借鉴。他在处理意识形态与艺术品之间关系的时候，也从不采用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再决定艺术作品这么简单机械的模式。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马奈的分析一样，他充分注意到艺术家与意识形态之间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复杂关系。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也必须通过对艺术形式的创作惯例才能实现，因此也必须借此加以理解。这使他的研究超越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简单区分，不但论证更为扎实，也使它更具可读性。

　　说到可读性，我想起了最近的畅销书以色列人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在理论性和综合性方面，《知觉的悬置》与它很相似，但是二者又是如此地不同。赫拉利的书即使我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也声称能看懂，但克拉里的书一般的成年人也未必读得懂。用词佶屈聱牙，平均一个句子两三行长，中文的翻译也不能对它的文风做根本改变。也许克拉里要践行的正是福柯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的定位，即用专业的方式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因此，它的可读性是一种专业的可读性。不在相关专业中备尝困惑，被折磨得头昏脑涨，就不易理解阅读此书所带来的解放感。但由于它涉及的专业非常多——艺术、美学、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等——我想它的读者也应该是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