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补注读后感锦集

　　《辽史补注》是一本由[元]脱脱 等撰 / 陈述 补注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0元，页数：37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辽史补注》读后感(一)：思念父亲陈述——写在《辽史补注》出版之际

　　父亲陈述是一位历史学者，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我还是常常思念他，往事历历在目。

　　清晨我在附近的公园散步，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老年居多。看着他们中有些皮肤、眼睛都很老了，还有的坐轮椅由亲人推着，我心里猛然很惊讶！我怎么没见过父亲这么老态的样子？他好像还没有老就走了，竟没有留给我任何照顾的机会。父亲在八十高龄的时候还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他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而我却疲于奔命，上山下乡就不算了，回城后又上学、又养小孩子，对父亲的关心太少了。

　　父亲不是一个琐碎的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得很紧凑，除了清晨在户外散步，工作的时间排得很满。责任是他一生看得很重的一件事，就像军人要保家卫国鏖战疆场，学者就要努力去伪存真，为后世学人铺平进步、发展的道路。

　　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见到他的日记，尤其是在生命最后一段的记录，让我很感动。在1991年12月26日的报纸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办八件对市民有益的事。父亲在日记中写下：“明年辽金城垣博物馆就要开办了，被排在第六件。”他剪下了这条消息，用红笔把第六条划下，可惜他没有等到之后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开馆。他临终前的工作排得很紧，本子上记录着要写什么信、要改什么稿、要找谁谈什么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很是忘我。在诸多繁杂的工作中他很少考虑过自己的事，连身体健康都置之度外。平时他最不能容忍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就像人们当时常说的，“小车不倒只管推”。也正是如此，今天我才猛然想到：这样忙碌的父亲怎么会有老年的感觉呢？我常听到他讲：“要对自己做过的工作负责，若后人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少费周折，因你的工作而让后人节省时间、精力，你的工作才有意义，否则无数的人为一个事情反复投入时间精力研究，就是劳民伤财。每个人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研究过的内容要负责，要有担当。”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对自己做过的事都有记录。

　　在做《辽史补注》的过程中除了不断解决遇到的难题，他还将诸多相关问题收录、整理和总结，并出版学术成果以供后学取用。如先将搜集的辽代出土文献辑成《辽文汇》，后又增广为《全辽文》，等等。他希望后世学者们再用文献时不必像他那样费时费力，可以经他的工作而得到帮助。又如编著《金史拾补五种》，父亲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金代诸多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等易混淆的内容另录成册，边发现边考证、边整理边补充，探究学问精益求精。我曾亲耳听到一位老编辑讲他自己用破了三本这部书，赞扬父亲在这部书上用功很深、很实用。之后，父亲又辑成了辽史的部分，汇在一起成为《辽金工具书十种》（待出版），为后学研究难治的辽金史提供更多的帮助。

　　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做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因为父亲有学习的心得。在他做学生的时代以及最初工作的年代，条件都没有后来好，为搞清一些难解的史实，常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那时我常见他仰天长叹，口中念念“恨不能起先人而询之”。对当时只有小学文化的我来说，根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很为难。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父亲耐心地给我讲，“太难了，资料少，我不能很快得出确切结论，想有知情的前人能给我一些指引。”

　　即便在这样无助的情况下，父亲还是以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及毅力，凭着一支笔，几十年如一日，执着于他的工作。为了自己的研究使命及学术追求，他放弃了太多的休闲，放弃了太多的名利诱惑。经历了受教学习的民国时期，强化他使命感的抗战时期，爱国责任升华的内战时期，报效祖国的解放初期，无奈迷茫的“文革”时期，以及奋而发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始终对自己的学术追求坚定不移。

　　我与父亲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成长在完全不同的年代，但在与父亲的生活接触中，我崇拜他的学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任何事情都脚踏实地、没有虚浮。要做到这点很难，尤其在庞大繁芜的历史求索中更显不易。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年轻学者，因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年轻人自恃记忆力好，执着己见。正好我在家，父亲喊我去书房取《册府元龟》第几册，拿来打开第几卷第几页。我照办了，那几位年轻学者惊叹不已，深深地敬佩父亲的学问及过人的记忆力。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也让我很佩服，许多了解他的先生也有同感。

　　在父亲百年纪念会上，南京大学姚大力先生几句朴素的话，也让我感慨万千：“人不是生而做官的，陈先生也曾有许多机会，但他有学术上的追求，他放弃了仕途，成就了一位学者，否则他不一定不是一个好领导，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对社会负责、对工作负责、对自己负责……”父亲的一生真如姚大力先生所言，为了学术追求矢志不渝，心无旁骛。对于地位、虚名不做计较，完成学术研究的使命才是他最为在意的事情。

　　在经历过的诸多运动中，父亲都不是激进分子，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改变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父亲的研究逐渐步入成熟的时候，但因形势突变，他的工作戛然而止，不得不面对整日的运动、检查、劳动。但他凭着自己的信念，学术上的追求及强烈的责任心，在之后的日子里没有停下脚步，更加争分夺秒。这种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子女，虽然上山下乡我们也曾经受了许多磨难，但我们都是积极向上和宽容的。这与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与影响分不开。父亲本人更是在有机会为社会服务时把握住机会，再次投身到辽金史研究的振兴工作中。他鼓励青年学生参与专题研究，提倡搞历史要重视考古发掘，自己也多次为考古部门提供背景资料，帮助一线考古工作者及时作出报告，及时填补历史空缺，解决学术问题。他一如既往地承担责任，为各方面求教的学术单位、个人提供真诚的帮助。

　　“文革”后父亲被聘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担任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的创会会长，并被聘为社科院研究生院首批博士生导师。在研究生招生时他考虑到辽史研究中契丹字的问题，有意在计划中安排了一个有数学专业背景的学生。因当时新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走进各研究领域，并在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应用，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还很少有类似的研究探索。父亲正是看到了先进科技的力量，希望能利用计算机破解契丹字之谜。虽然之后未能如愿，但这一尝试足见父亲在专业研究中的锐意进取和对学科建设的远见。

　　父亲虽受教于上世纪之初，但学术思想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并不僵化和陈旧。学界同仁认为，他是少有的以旧科班的功底运用新史学方法研究历史的专家，是一个有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史学家。

　　近年来在我整理父亲文稿的过程中，曾看到他在文革中无奈写的各种检查。从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从大学预科起父亲就勤工俭学，为学校图书馆抄词条、为古籍做标点，而这些工作是学校在选拔之后，提供给优秀学生的，同时也是一种参与研究实践的机会。父亲在大学读书期间的多份作业被老师看好，其中大二的一份作业由校长亲自题笺、刊印成单行本作为全校同专业学生的范文。看到了他的求学经历，我更加佩服他的认真专一，对工作的敬业，对事业的奉献，以致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就是这段学习练就了他扎实坚韧的专业基本功，并确立了他后来一直坚守的学术目标。经过大学几年的学习生活，充实了父亲的头脑，开阔了他的胸怀与眼界，他在学术研究上选定的方向也越来越清晰，辽金史研究成为了父亲此后六十余年矢志不渝、拼尽全力的学术研究领域。

　　大学还未毕业，父亲便在陈垣、傅斯年、陈寅恪等先生的举荐下，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之后的数十年，他主攻辽金史、东北史及东北民族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参加了全国的民族调查。通过深入的调查与广泛的文献研究，父亲还形成了颇有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政治学影响的学术著作和重要观点，如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第二次南北朝”、东北部分民族（土、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史源探寻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的研究，其影响也远超于史学研究之外。

　　比如论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问题，父亲曾留下《达斡尔族简史》的手稿。他不仅翻阅了有史以来卷帙浩繁的各类史料文献，进行了实地调研，还借鉴了日本、俄国等部分国家中国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父亲做出这一学术判断是下过工夫的，在研究中兼用了中国传统学术和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类方法。虽然在学术界曾存在不同意见，但约半个世纪后DNA等新科技的运用证实了父亲当时的判断，达斡尔族学者和民众也由衷地感谢父亲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再如父亲通过研究辽金契丹女真史，更多地看到了辽金时期北方各民族对国家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为了改变以往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对辽金两朝的偏见，如异邦、外族、侵略、蛮夷、落后的说法，以及历史分期略过辽金时期，甚至把辽金视为“国外”敌对的王朝的错误认识与民族偏见，明确提出了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的观点，这对当时国外有些主张“长城以外非中国”，企图分裂多民族中国的错误论调起到很及时的批驳作用。在他写的《辽代史话》这本书中以史实作为学术依据指出这些错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也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今天中国多民族的共存共荣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现在人们表扬勤奋努力工作的同志时常用的一句话，而我由衷地感到，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想将最完美的作品留世。他做人朴素、诚实，没有虚情假意，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一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记得一次我中午下班回家来看他，并问道：“今天怎么样？有事吗？”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哎呀！今天太好了，来了一个达斡尔族姑娘，聊了很多，还给我跳了舞，我太高兴了。”也有时我回家问他后，父亲会幽默地告诉我：“哎呀！今天可是连个蚊子都没飞来过。”也有时我回家会见到父亲与朋友在家里聊天，多是在谈工作、学术上的事情，很少谈到现在老年人关注的养生之类的事。这也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事情，工作上要最高标准，对生活很少计较。

　　父亲的生活虽然很简单，但充满了关爱和幽默。一次我中午回家晚了，父亲没休息一直等我，并迎我进了厨房。我当时眼前一亮，一大盘摊鸡蛋放在桌子中央，很整齐漂亮，我忙问他怎么还没吃饭，他很开心地告诉我他吃过了，这个蛋饼是专门留给我的，是他自己做的。他热爱生活，总愿意把最好的呈现给别人，我很理解。

　　转眼父亲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遗留的稿件等文献，但因专业不同，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也因各类琐事干扰；更因无数的回忆，无限的怀念，使得整理工作时断时续。

　　在和中华书局的共同努力下，父亲倾其一生完成的《辽史补注》终于要出版发行了。这是父亲一生学术追求的部分成果，也是其最为在意、用功近六十年的成果。作为对辽代历史的学术补充，该书曾被太多学人寄予了厚望。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就曾在报纸上著文期待这部父亲从三十年代即着手的一代史著能早日问世。八十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在院庆之际，以中华杰出学人的名誉邀请父亲赴台同庆。虽未成行，但父亲感受到两岸华人对祖国文化历史传承所做的努力，很受鼓舞。九十年代初父亲组织学会召开了辽金史国际研讨会，之前还亲自赴美讲授国内辽金史研究的进展与成绩，使国内的学术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

　　想到和想说的话太多太多，在此《辽史补注》出版之际，我真诚地感谢所有为了实现父亲遗愿给予过支持的人。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为后来人学习、研究辽代历史提供帮助，这也是父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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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补注》读后感(二)：资料

　　自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历代先辈披荆斩棘，开发建设了我国的疆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多年积累的历史文化，曾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光辉贡献。

　　契丹人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作为祖国古老各族之一，长期隶属中央朝廷。唐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大唐的统治。契丹阿保机和后梁朱温同年建国，大辽继承唐代在东北的疆域，历二百多年（907—1125），沟通了农区牧区，开发了东北边境，辽宋彼此影响，为祖国统一奠定了牢固基础。大石西迁，又把中原文化带到西域。辽代在各方面的贡献，久已融入祖国历史文化的整体。

　　辽史有当代留下的一份简单材料，即耶律俨《实录》。金朝两次修《辽史》，泰和六年，章宗敕翰林学士陈大任专职修纂，但因义例争论，宣布罢修（《元文类》卷四五《修端辩辽宋金正统》），《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二月所记“《辽史》成”，即指此次罢修。元代中统二年、至元元年经王鹗等建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复议修三史，终“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续通考·正史考》），长期纠缠义例，对于史实搜访订正很放松。元末至正修史时，仅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潦草编缀，由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仓卒作成。

　　《辽》、《金》、《宋》三史同修，按记载年数，《宋史》《辽史》相仿佛（宋320年、辽219年合西辽88年，凡307年），《金史》较短（金120年），计其所用篇幅，《宋史》当《辽史》的十倍，《金史》亦当《辽史》的二倍（《宋史》六八一五页，《金史》一四四三页，《辽史》六六六页，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这个数字表明《辽史》的漏略不备。清钱大昕、毕沅先后指出《辽史》阙漏（《潜研堂集》、《续通鉴》），赵翼也屡次说过“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廿二史札记》）。

　　过去有不满意旧史而改作者，如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例皆新史既行，旧史不废，及至读者感觉不便，又不得不有合钞。彭注《五代史记》，全采旧史，实际也是合钞。于是名为一史，实则三书，叠床架屋，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刘知几《史通》有《补注》一篇，曾论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陆《注》则仅校增阙，标为异说。又论范晔《后汉书》简而且周，疎而不漏，刘昭采其所捐作《补注》，讥为“吐果之核”。但是他没有考虑《补注》所用的材料，并不是修史时都能看到的，即使是修史时能看到的，是否仍有助于参证，这就是补注体裁的优越性，远非重新改作所能比。

　　今天，作为国史代表的“廿四史”，均属历史资料，其中保存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继承发扬；也存在着应当批判的错误观点，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作为历史遗产材料，那就只有订补，无所谓改作。至于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更需要丰富准确的史料，更需要广聚异同。当然在技术上要尽量便利读者，节省读者时间。

　　关于史籍著作，不难于详，而难于详而不芜；不难于略，而难于略而不漏。所谓简要，须是由博返约，并非夺漏史实。在《辽史》说，只能说是漏，不能称为简。因为纂修之前，搜访工作很不够，修史时，又仓卒塞责。叶适说过：“至要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所以今天对于《辽史》的工作，仍当广求史实的详赡。

　　明清以来，补订《辽史》最勤者，首推厉鹗，他就是用裴松之的办法撰成《辽史拾遗》，所惜因时地条件的限制，见闻未广，也有未及详细核对的，如兴纪景福元年九月，厉引李焘《长编》七月以寇瑊使辽，谓《辽史》作范讽，未知孰是。实《长编》当年八月辛巳即载范讽使辽，以寇瑊病不能成行。又重熙三年十二月引《长编》八月以谢绛为生辰使，《辽史》作杨偕，未知孰是。实《长编》同年十月癸未即载杨偕使辽，谢绛以父疾辞。由于牵涉面很宽，难免顾此失彼。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所补亦嫌未备。陈汉章《辽史索隐》多取一统志，也多有不合者。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尤其是契丹及其所属各部与中原的紧密联系，汇集于此，信而有征，以备读者参考。

　　司马光说过，《长编》之作，“宁失之繁，勿失之略”，此《辽史补注》，也可说是“辽史长编”。万斯同撰《明史稿》，自谓“吾所取者或有可损，所不取者必非其真”，也是极言宁繁勿略之意。范晔《后汉书》作成了才说对于后汉史实“转得统绪”，确属实践体会之言。述学无一得，才非撰造，对于辽史所知不多，只是条梳史实，便利读者。李善注《文选》，由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苏辙注《老子》，在晚年也对旧注有很多改订。现在只是一份初注长编，并非名山之藏，不敢自信为是。希望读者指出缺点、错误，以便改订。

　　《辽史补注》陈寅恪序

　　(陳述)遼史補注序※

　　文化大革命後，黨中央認爲《二十四史》是我國歷史遺產中比較豐富又有系統的一部資料書， 可以用來作批判和繼承的憑藉，決定集合各种版本，施加校勘和標點，命頡剛總成其事。我受了這個光榮和重大的責任，集合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商討工作，六年以來行將陸續出齊，這是我國史學界和出版界的奠基典禮，私衷得爲人民稍盡服務之勞，不腾慶幸。不過，這僅是這項工作的開端而已，其中没有解決的問题和應當補充的资料不知道還有多少，根據偉大领袖毛主席的“古爲今用”和“詳細地佔有材料”的教導，我們必須努力擔起集中现有史料補充《二十四史》的工作。

　　清代以来，對《二十四史》中的某一部史作成補注的，始于彭元瑞的《五代史記補注》，繼以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和《後漢書集解》，又缰以吴士鑑的《晉書斠注》、盧弼的《三國志集解》。日本瀧川資言亦有《史記會注考證》之作。其他各史則尚未有繼起動手的人，可是歷代學者的訂補、圖說、表解、校勘、考證、糾訛、金石文字、譯文證補、邊隅國志的事得工作已甚繁富，加上各家的文集和筆記中的研究心得，幾乎每一部史現在都有作爲補注的可能。

　　契丹是我國古代民族之一，它的貴族阿保機於公元九〇七年在我國東北領土上建立了遼政權，經歷二百多年，聯合一部漢族人民，它的南京即今北京市。可是關於歷史直到元末開始寫定刻出，上距它的滅亡已歷二百餘年，記載不免漏略，例如國號幾次變遷都無明確記載，《食货志》中不記鹽課榷場，等等，前代史學工作者早經指出，所以拾遺補闕的工作尤爲必要。

　　陳述同志對於遼金歷史研究已歷數十年，此次参加《这史》標點工作，書既出版，又集中全力于《遼史補注》，爲這史作了全面補訂，充分地利用了先後出土的金石刻辭，並集合了散在方志、文集、行程錄等群書的史料，是修這史的元人所未見，解决了前人未能解決的問题，其功力不在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下，也就含有“契丹通史”的意義。

　　一九五六年春，頡剛曾到牡丹江訪求遼東京遺址，雖已荒蕪，而街市遗址尚井井可辨，私意他日考古工作者如作有計劃的發掘，必能有新發見，有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香山的發見遼陵玉册。越二十年而這補注成書，捧讀之下，條例井然，益信這書是厲鶚《遼史拾遺》後的一部鉅著， 拿來輔助新點校木，不僅可以節省讀者翻檢的時間，提高讀者對於當時歷史的認識，並可以幫助讀者解決不易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史學界的新的突破，所以在歡喜讚歡之餘，寫出這點意見以告讀這書者。

　　顧頡剛

　　1975.5.30

　　※錄自底稿

　　按，本书所用序为1975年9月28日所作（见此），上文录自《宝树园文存》，由上文可知顾所言之文化大革命非今所谓之1966-1976。

　　顾颉刚日记摘文

　　1934年12月5日

　　文如数月前送来师大陈述《金史氏族表》一册，嘱登《学报》，今日询之希白，谓印出无销路，故不印。噫，如此态度，如何能提倡学术！必事事赚钱，则径作商人可矣，且即商人亦尚有赢绌之调剂也。语云，“人之好善，谁不如我”，直将改之曰，“人之好善，谁复如我！”

　　1975年11月24日

　　陈述《辽史补注》一稿正在清理中，明年可完成。前已嘱予函致中华书局，且已送部分之稿去，而犹恐其积压，欲趁其儿女亲家周世钊在京医疗之便，请作一致毛主席函，由其转去。予以正拟作一总报告，允之。

　　1975年11月25日

　　予为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之总其成者，此是毛主席、周总理所命，今北京方面已将所点十五史完成，分当作一报告，故昨日陈述所云之事，允予照办。但今日起釪与静秋商量，此事应取得寿彝同意，陈君为其所著书早日出版，欲将予函转请周世钊转递，其事不妥，以其“走后门”也。予格于形势，只得听之。闻清华、北大两校以争权故仍在整风，安定团结一何不易！

　　按，原日记日期格式有别

　　李勉 |一波三折的《辽史补注》出版过程

　　康鹏读《辽史补注》︱上穷碧落下黄泉、古今中外聚异同

　　邱靖嘉评《辽史补注》︱辽史研究的丰碑

　　苗润博 | 《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

　　刘凤翥 李锡厚 林荣贵 | 陈述先生与《辽史补注》

　　《辽史补注》读后感(三)：邱靖嘉评《辽史补注》︱辽史研究的丰碑

　　近日，已故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史学巨作《辽史补注》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此书是陈述先生数十年研治辽史的心血结晶，学界期盼已久，今终得以面世，值得庆贺。

　　陈述先生是中国辽金断代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涉足辽史之初，他因鉴于今本《辽史》之“漏略不备”，遂发宏愿，欲穷尽所有传世文献订补《辽史》，并随即发凡起例，撰作《辽史补注序例》（初撰于1935年），开始了史料搜集与编纂工作。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仅见其《序例》的情况下，便预言“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且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见书前《陈寅恪序》），评价甚高。1975年，顾颉刚先生也称赞《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见书前《顾颉刚序》）。

　　此书原本打算随《辽史》点校本一同刊布，但最终未能付印，延宕至今。在前辈学者看来，这部《辽史补注》无疑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笔者作为晚辈后学亦十分敬仰。不过，此书出版距陈述先生离世已有二十余年，其间整体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时代下，我们应怎样认识此书的价值，如何更好地利用此书，便值得申说。笔者谨从一个专业读者的角度，略陈己见，试作评述。

　　一、订补《辽史》之集大成

　　元末编修的《辽史》阙漏殊甚，历来遭到史家诟病，自清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校勘订补的工作。清乾隆中，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体例完备，其“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拾遗》提要），为《辽史》补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杨复吉利用新出《永乐大典》辑本《旧五代史》，又补以《契丹国志》和《宋元通鉴》的若干记载，附益他书，得四百余条，撰为《辽史拾遗补》五卷（乾隆五十九年杨氏自序）。

　　除这两部拾遗专著之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辽史》部分，以及其后陆续成书的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陈汉章《辽史索隐》、黄宝实《辽史校勘》、谭其骧《辽史订补三种》、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等著述，以校订、考异为主，同时亦为《辽史》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或有出于厉、杨二书之外者。它们都是前人订补《辽史》的重要学术成就。

　　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充分吸收了上述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拾遗补阙，自成一体，展现了学术的传承以及后出转精、集诸家之大成的特点。其自序云：

　　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

　　陈述先生以“考证之学，譬如积薪”（引自陈寅恪）一语自勉，十分重视前人的学术积累，并赓续《辽史》订补事业，更为全面地搜罗史料，为此他做了两项重要的前期资料编辑工作：一是将今见所有辽人著述（包括传世文献记载与出土辽代石刻）汇成一编，初集为《辽文汇》，后又增广为《全辽文》（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二是将宋人出使辽朝的语录、行程录及纪行诗辑录出来，与宋人使金资料一并编为《辽金闻见汇录》（未出版）。陈述先生编订这两份资料，也是对前人有关辽史资料蒐集整理的继承与发扬。今《辽史补注》整理本皇皇两百四十万字，即为陈述先生的毕生积薪之作，在辽史研究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除陈述先生着力编纂《辽史补注》外，另有一位史学家杨家骆先生也在从事类似工作。六十年代，迁居台湾的杨家骆先生受人委托点校《辽史》，为彻底整理此书，遂仿照吴士鉴《晋书斠注》的体例，策划编著《辽史长笺》，并由其弟子蒋杨侯、赵振绩协助整理。其书亦全面吸收前人已有的订补成果，采摭群书四百余种，笺证成四百余万字，曾受到姚从吾先生和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赞誉。

　　不过，这部《辽史长笺》的正式出版也已在杨家骆先生去世多年以后，由赵振绩先生接续完成（200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乍一看来，《辽史长笺》的篇幅多于《辽史补注》，似乎品质更佳，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翻检《辽史长笺》可知，其笺注乃是将文献所见相关记载以及上述诸家订补著述的内容分列于《辽史》正文之下，仅简单地排比、胪列各种资料，很少有编者的辨析和按语，而且在编排资料时又多有重复，例如厉鹗《辽史拾遗》大量引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辽史长笺》首先全文照搬《辽史拾遗》征引的内容，随后又引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原文，这样就造成了很多文字重复，以致其书篇幅较大。

　　相对而言，《辽史补注》的编纂体例更为整饬，它征引史料仅列出原始的文献记载，对前贤著述，主要征引关于某个问题的判断和观点，一般不从中转引史料，而且由于陈述先生对辽史研究很深，所以补注中包含大量他本人的见解和案断，注释文字的写作也比较考究，与《辽史长笺》的纯粹资料汇编性质完全不同。尽管《辽史长笺》在资料搜集方面可能有个别优长之处（如引及《说郛》），但从史著编纂角度来说，窃以为《辽史补注》更胜一筹。

　　今这两部书均已出版，研究者自可取之对读，心中当有明判。

　　二、补注内容的性质分类及其价值

　　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以下简称《补注》），自序“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编纂宗旨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之长编法，“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且明言“余注是编，期为《长编》而已”。总的来看，此书补注之内容十分详尽丰富，《序例》自述包括正误、补阙、补歧异、存类事四大类，各类之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子目，体系清晰。不过，从学者利用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可将补注内容另作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各体现出不同层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辽史》校勘，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正驳文、订朔闰、辨重出、纠讹舛四目。

　　我们知道，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是由陈述先生整理完成的，他为点校《辽史》付出了很大心血，质量堪称上乘，故其校勘成果十分重要。但出于体例限制和审慎考虑，点校本出版时只采纳了一部分意见出校勘记，其余则均未能向读者刊布，甚为遗憾。而《补注》则吸收了陈述先生的大多数点校意见，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他对《辽史》文本的理解辨析和订正勘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书中此类校记俯拾即是，不妨略举数例。

　　譬如，卷一《太祖纪上》太祖元年，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补注》根据《新五代史·赵凤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判断“按守奇为守光之弟”（见页16注4），指出《辽史》此处称“其兄平州刺史守奇”有误；卷一九《兴宗纪二》有一人名“邓延贞”，《补注》引《邓中举墓志》作“延正”（页728注7）。这些条目中华点校本并未出校，幸赖《辽史补注》得以保存。

　　又如卷二一《道宗纪一》清宁四年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及卷二五《道宗纪五》大安五年三月，“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此两句中“弛”、“当”二字百衲本原作“详”、“常”，《补注》皆称“此从殿本”（页869注13、页1059注1）。今点校本这两处均径改，幸由《补注》可知其版本校择善而从的具体情况。

　　又卷一二《圣宗纪三》统和六年七月，“遣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湟诸蕃违命者”，“西”字原脱，《补注》据卷八二《韩德威传》补（页431注6），点校本则不补出校；卷一四《圣宗纪五》统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遣“颁给库使韩橁”使宋，“库”字原缺、“橁”字原误“简”，《补注》据《韩橁墓志》增改，而点校本仅改正“橁”字，未补“库”字，这说明陈述先生校正《辽史》原本尺度较宽，后点校本正式出版时收紧。此类校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

　　此外，笔者注意到，《补注》中还保存了一条张元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的佚文。民国年间，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皆撰有校勘记。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从商务印书馆借走张校稿本以资点校，然而至九十年代归还时仅剩十六史校勘记，其余七史下落不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即为佚失之一种（参见顾廷龙《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如今只能于张元济《校史随笔》、百衲本《辽史》张元济跋以及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引张校中略见一二。陈述先生点校《辽史》，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故参考过张校，除点校本已提及者外，笔者目力所及，尚有一条张校佚文见于《补注》。卷六二《刑法志下》文末有“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一句，《补注》引张元济《校记》：“屡字仅存尸头，然细辨实为屡字。诸本改作自字，亦涉武断。”（见页2520注2）数量虽少，但一鳞半爪亦有裨于学林。

　　第二，文字训诂与附注说明。

　　《序例》于补阙类下列有训诂子目，交代《补注》虽以增补史料为主，但因《辽史》多有文字晦涩之处，且充斥着很多民族语译名，一般读者不易理解，所以有必要作适当的文字训诂。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迭剌部”条有注曰：“按字书：迭与轶、逸通，又与佚通。唐写本《广韵》：‘轶又音逸。’”（见页6注4）对众多契丹人同名异译现象，《补注》也大多予以注明。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说明性的注释，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地理、名物的附注解释，如《辽史》所见地名，《补注》往往会引前人成说或据作者判断，指明为今何地（《地理志》尤详），这些说法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可为我们了解相关地理方位提供一定参考；二是对史事记载的解读提示，如卷二《太祖纪下》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补注》谓“按此是由部族管理进入国家体制”（见页57注2）；卷四七《百官志三·南面序》称“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补注》云：“按前期虽因唐制有六部，但隶属权能，未尽与唐同。汉官入辽者，原是某官，即仍以某官称之，非辽当时已有此衙署。”（页2148注2）这样的按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记载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不熟悉辽史的读者来说更加实用。正因为《补注》有此类文字训诂、附注说明的内容，从而使其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汇总，而具备辅助《辽史》阅读的工具书性质，也有其价值。

　　第三，补充相关辽史资料。

　　这是《补注》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包括《序例》所谓补阙类之增事、加详二目以及补歧异、存类事两大类。陈述先生在前贤硕彦拾遗订补的基础上，全面爬梳历代文献，坚持数十年搜集辽史资料，终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其所增补的史料已远远超过《辽史》正文。

　　在传世文献史料方面，《补注》所采多有超出前人者，例如晚清徐松辑《宋会要》厉鹗、杨复吉等人皆无缘得见，后来的《辽史》校订者也利用不多，而《补注》则注意摭拾《宋会要辑稿》的相关记载，得出新见；又汪藻《裔夷谋夏录》一书仅见《辽史纪事本末》从《三朝北盟会编》中转引的两条，而《补注》直接参据今传本，采录史料较多。即使是如《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高丽史》等前人引述较多的史籍，《补注》也常能补其眉睫之失。

　　尤需称道的是，《补注》充分吸收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资料，上文提及，为此陈述先生专门编著《全辽文》，收录金石著录和发掘出土的辽代墓志碑刻，其中大多是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新资料，因此《补注》在陈述先生在世的年代可谓是相当前沿的一部著作。而且《补注》将各种资料散于《辽史》正文相关记载之下，纲目条理清晰，可随时翻检，参阅起来十分方便，可以说它应是辽史研究案头必备之书。

　　不过，如今数字人文飞速发展，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日益完备，计算机检索技术普遍推广，以致文史研究搜集史料并非难事，也许会有人质疑，在当今时代类似《补注》这样的资料汇编是否还有编纂出版的价值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尽管数字化检索技术已较成熟，但在具体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电脑检索要求输入关键词的精准性，但很多情况下不同文献记载可能用词表述不同，仅靠检索难以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恐挂一漏万；其二，检索结果多呈片断状，容易忽略上下文的语境和逻辑联系，造成误解。而传统穷尽式的史料搜集则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在真正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其实，技术手段的进步不能脱离传统的文史研究路径，惟将两者有效结合，相辅相成，才能推陈出新，真正提升学术研究的品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陈述先生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补注》虽然在今天看来仍可继续增补资料，尤其是新出辽代石刻为数不少，但若论穷尽史料式的学术追求和编纂方法，则仍有借鉴意义和价值。对宋代以后的断代史研究而言，或许穷尽史料是不太现实的要求，然而在辽金史研究领域，穷尽史料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应是义不容辞的，在这方面陈述先生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第四，研究综论。《补注》不仅穷尽史料，而且还有意识地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列出学者的不同观点，并附以作者自己的考辨分析，这样的注释读起来犹如一篇札记或研究综述，体现出陈述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度。

　　例如，卷一《太祖纪上》解释“契丹”之名，首先列举各种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有关“契丹”之异译，其次为“契丹”释义，先举述德国学者W. Schott和日本白鸟库吉的观点，再是陈述先生的考证结论（见页4、5注3），这其实就是他所做相关研究的一个缩略版本（详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又如他对“女直（女真）”名称以及“螮林”、“胡母思山”等地的辨析，也都颇有参考价值；卷三〇《天祚皇帝四》西辽部分记载，《补注》引用了不少中西交通史料、域外文献和外国学者论著，学术性很强。类似这样的研究性注释，在全书中并不少见。尽管随着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发展，陈述先生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过时，并不正确，但仍有其学术史意义，特别是他将汇编资料与学术研究集于一体的古籍整理方式，尤其值得后辈学人效仿。

　　三、补编志、表、传概况

　　以上分别从四个方面介绍了《补注》在校注订补《辽史》方面的价值，此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它还增补、重编了部分《辽史》志、表、传的正文内容，这大致相当于《序例》所谓正误类之移卷次和补阙类之补传、补志表三目。

　　具体来说，陈述先生根据各种传世文献和辽代石刻的记载，在《地理志》《百官志》《礼志》中分别补充了原本未载的州县建置、职官名称和礼节仪式，于卷六二《刑法志下》之后新增《选举志》和《艺文志》；于卷六五《公主表》后补记辽代公主十二人，外戚、游幸二表因讹脱较多，不便加注，予以重制；各卷列传共增补传记一百四十五人，卷一〇六《卓行传》、卷一〇八《方技传》后分别增补忠义、方外两个类传，原卷八二萧阳阿、萧常哥二传因与《辽史》列传编纂的时序不符，故移至卷九九；另外，还汇辑散见于各书的有关契丹语解释，于卷一一六《国语解》后增加《国语解补》一篇。尽管《补注》的总体卷帙仍维持《辽史》原样，但其实陈述先生已增补了大量内容，从而使此书不仅是一部拾遗校订的笺证著作，而且还称得上是一部《辽史》增订本，具有史学史的意义。

　　除研究辽史之外，实际上，陈述先生一直都有撰作辽史的学术计划，曾与朱子方先生合编过《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补编《辽史》志、表、传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志向。由于《辽史》本身十分简略，所以为其增补正文内容，从汇集资料的角度而言自有其价值。例如，《辽史》列传原记有三百零四人，《补注》新增一百四十五人，多出将近百分之五十，可见其增幅之大。《百官志》末总汇各种文献记载所见辽代的文散官、勋官、爵、女封，便于我们系统了解辽朝官制，并与唐宋制度相比较。《选举志》乃是在厉鹗《辽史拾遗》所补《选举志》的基础上，增加条目、补充资料而成；《艺文志》则是依据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幼狮》三十二卷第四期，1970年），将清代民国时期诸家补《辽史·艺文志》汇于一编，剔除重复，增补遗漏，这两篇新志对相关研究均有一定用处。

　　不过，《补注》的这些内容都是经过陈述先生加工改编的，只能当作一种资料索引，若要征引史料或深入研究，应根据它所提供的出处线索，查阅原始记载，不宜直接采用。另外，从史学编纂的角度来看，《补注》将凡文献所见《辽史·地理志》失载州名皆补入各五京道的做法，有欠妥当。《地理志》的编纂一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断限，其政区建置反映的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状况，而文献（包括石刻）偶见记载的州名，往往存废年代差异很大，若径直列入《地理志》中，不加区分，很可能会自乱体例，出现矛盾。而且辽代州的建置沿革情况十分复杂，或废而复立，或废而异地另立，或两地有同名之州，有的记载因材料不足不易判断其具体位置，若强行列入今本《辽史·地理志》，恐怕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对《辽史·地理志》的增补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总之，陈述先生的这部《辽史补注》在辽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全面汇编辽史资料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峰。尽管今天看来，它在史料搜集、文本校勘、史事解读、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其实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苛责一部二十多年前完成的著作。笔者谨向陈述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并认为此书在当下出版绝不过时，它仍是一部值得辽史研究者备置案头时常翻阅的经典之作。

　　原文地址http://news.sina.com.cn/o/2018-06-19/doc-iheauxvz4736337.shtml

　　《辽史补注》读后感(四)：【转】苗润博：《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

　　《辽史补注》的问世，可以看作是前辈辽史大家对史料做加法的扛鼎之作，无疑会成为后学晚辈不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的根基所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生代辽史学人有责任在不忘加法的同时，尝试减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不断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

陈述（1911—1992）先生

　　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1911—1992）先生所著《辽史补注》近日在中华书局出版，诚可谓辽史学界一大盛事。此书始撰于上世纪30年代，历经数十载的改撰增补，至作者去世时仍未完全定稿，实乃陈先生最重要的遗著，更是其毕生研究辽史之结晶。全书依元修《辽史》旧有卷帙，先录原文，继而广征相关文献，逐段加以补注。据粗略统计，《补注》所引文献逾九百种（参见景爱《陈述学术评传》附录三《辽史补注征引文献》，花木兰出版社，2006年；按其所据为出版前之稿本），虽然此项数据对直接征引与转引文献未加区分，所得结果当较实际情况为多，但仍可大致反映陈先生在蒐罗史料方面所投入的心血及取得的成就。今本共编为十册，排版字数约240万字，较原中华书局点校本（主要点校者亦为陈述）之90万字，增广颇多。如此鸿篇巨制，堪称辽代史料之渊薮，治斯学者自须常备案头，反复研磨，其中的学术意义也只有在研究各具体问题的后来人与之产生对话、碰撞时才能真正彰显；同理，对于这笔学术遗产的全面评价，当然也需要学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方可切实展开。与书中宏富的内容一样，《辽史补注》的编纂形式本身亦颇值得考究，其中不仅关涉到古代史书补注传统之源流、优长与不足，同时也蕴含着对辽史学界既有成果的总结、对新兴取向的提示，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角度略作管窥。

| 从陈寅恪《辽史补注序》说起 |

　　上世纪40年代初，陈述撰成《辽史补注序例》（中华书局本题作《自序》），陈寅恪为之序，开首即云：“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乃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陈寅恪提出此说实际上是基于两个背景：其一，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现存第一部以大量增补史事为主要内容的史注著作；其二，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后世史评家多批评裴氏“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陈寅恪认为裴注所开创的史注传统取材详备，实有保存史料之功，又见陈述《序例》“所论宁详毋略之旨”正与此合，故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辽史补注》在正式问世之前的七十多年间一直享有盛誉，为学界所期待、瞩目，很大程度上与陈寅恪此序的高度评价及其中所论古史补注传统源出佛典说的广泛流传密不可分。

陈寅恪《辽史补注序》手稿

　　将《三国志》裴注这类史注体例之渊源追溯至佛家经典合本子注，是陈寅恪的著名论断之一，除此序文外，尚见于氏著《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诸文。所谓“合本子注”并非佛典固有成词，而是陈氏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在《支愍度学说考》称“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可知，陈氏所谓“合本子注”是指汇集不同佛经译本，制成“合本”，加以比较研究，以一本为正文（母本），复以小注形式呈现异文（子注）。他认为裴注聚异同、存史料之法即受此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合本子注”概念的核心当在于“合本”，而陈氏本人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述亦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参见吴晶《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于溯《陈寅恪“合本子注”说发微》，《史林》2011年第3期）。

　　对于陈氏援内典为裴注来源的观点，周一良表示过明确质疑，认为裴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指出了二者在注释内容和篇幅方面的巨大差异。胡宝国则在肯定周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经学影响的消退、南朝知识至上的风气及晋宋之际书籍整理、学术总结的盛行等方面分析了裴注的成因（参见《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年第4期；《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从历史背景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裴注的出现，客观上也消解了陈氏之说。尽管仍多有论者力主陈说，但似乎又都无法提出切实的论据，如认为“合本子注对史注内容是否起到影响或许还存在争议，但在体式上，子注对史注，尤其对史书自注无疑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赵宏祥《自注与子注》，《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其所谓子注体式是指史书小注的出现始于裴注，这显然忽视了经学注解中早已出现的小注传统（如最为典型的汉代章句等）。而裴松之本人即为当时的经传学家，著有《集注丧服经传》，其以经学之小注形式融史学之时代内容，似更近情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陈寅恪之说从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很难得到史料的支撑。中国古代史书补注传统的出现似乎还是应该放在史学脱胎于经学而在魏晋以后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内在理路中理解，晋宋之际的社会风气、物质学术条件的转变构成其背后的实际动因。

　　陈寅恪《辽史补注序》在上引开首一段后又称“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是将南宋史家长编考异之学亦归于合本子注之余脉。似乎在陈氏看来，凡以小注保存不同材料之史注皆可溯源于此。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更为明显：首先，史家自注与后人补注在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著史者自撰考异，实欲明正文去取之原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而与后人补注前史时尽力蒐罗、铺陈排比大异其趣；其次，宋人长编考异之学始自司马光《通鉴考异》，陈氏所举南宋三史皆祖法于此，然温公《考异》并非附于《通鉴》原文，而在书外别本单行，与前代史注判然有别，更与佛家合本子注相去甚远。

　　《辽史补注序》又云：“回忆前在孤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颂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余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之量外矣。由今思之，倘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之所以对于“喜聚异同，取材详备”的注史体裁大加推许，特别表彰佛家合本子注形式的积极影响，甚至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实与其切身遭际、国家命运有关，似不可一概以学术因素论之。

| “考证之学，譬如积薪” |

　　裴松之开创聚合材料、补注史书之传统，但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体裁并未取代原本的名物训诂之法而成为古代史书注解的主流。直至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大盛，与此史书补注之旨颇相契合，因而涌现出一批模仿裴注之作，如惠栋《后汉书补注》，杭世骏《三国志补注》《金史补阙》，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彭元瑞、刘凤诰《五代史记补注》等。其中与《辽史》相关者，主要为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而将此二者合为一书，正构成了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的萌芽和基础（参见《辽史补注后记》）。《辽史补注序例》称“补者效禇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实，全书补撰的部分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还是注文，可见此书的基本定位就是远祖裴注，近仿厉、杨二氏之书，以后者为实际基础再行增补。

　　清末民初，补注之学出现了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如唐景崇《新唐书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吴士鉴《晋书斠注》等，皆属此类。针对刘知几批评补注之体为“吐果之核、弃药之滓”，陈述先生在《辽史补注序例》中反驳曰：“有未尽然者，即补注所资，是否为修史时所已见，纵令修史所捐，是否仍有助于考史，是则王先谦、吴士鉴、唐景崇等所以仍有两汉、晋、唐诸书之补注也。”显然，陈先生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纳入到传统注史的谱系之中，《辽史补注》亦可看作是当时学术风尚影响下的产物。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辽史补注》之作，实际上是对有清以来关于《辽史》实证研究成果的全面吸收。除厉鹗、杨复吉二书外，书中引用了大量清人关于《辽史》及辽代史事的考证，主要包括顾炎武《日知录》《读史方舆纪要》，朱彝尊《曝书亭集》，姜宸英《湛园札记》，何焯《义门读书记》，乾隆殿本《辽史》考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余录》《潜研堂集》《诸史拾遗》，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清廷官修《满洲源流考》《日下旧闻考》，李友棠《辽史纪事本末》，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江师韩《韩门缀学》，阮葵生《茶余客话》，俞正燮《癸巳类稿》，周春《辽诗话》，道光殿本《辽史》考证，梁章钜《浪迹丛谈》，张穆《蒙古游牧记》，戴熙《古钱丛话》，何秋涛《朔方备乘》，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等数十种（除此之外，朱明鎬《史纠》、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考异》、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姚范《援鹑堂笔记》、秦蕙田《五礼通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等书亦有对《辽史》的考证研究，《补注》未及征引）。同时，民国年间专门考订《辽史》之著作如陈汉章《辽史索隐》、若诚久治郎《辽史索引》、谭其骧《辽史订补》、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冯家昇《辽史初校》等，亦成为陈述先生的直接资料来源。这些考证成果都以校补、考据为共同特点，一方面构筑了《辽史补注》的创作基础，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长期以来辽史研究的基本取向。

　　《辽史》向以简陋著称，对于辽史研究者而言，“穷尽史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参见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而补注这一体裁正是在实证层面穷尽史料的最好方法，陈述先生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实践者。从《辽文汇》到《全辽文》，从《辽金闻见汇录》到《辽会要》，无一不是这一取向的体现，直至《辽史补注》蔚为大观。

　　综上可知，《辽史补注》既可视作补注传统作用于《辽史》研究的集成之作，又是对有清以来考订辽代史事成果的倾力囊括，同时也是陈述先生毕生学术追求的收束凝缩，具有多重的总结性质。此书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辽史研究史料体系的基本确立。在史料匮乏的辽史研究领域，新材料的开拓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元修《辽史》在史料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仍然不可撼动。探索新史料的工作当然永远不会停歇，只不过，经过《辽史补注》“竭泽而渔”式的蒐讨，后来者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其基础上进行局部、零星的补充，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突破这一史料体系的主体架构。

　　关于《辽史补注》一书对既往研究的继承、总结性质，陈述先生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表述。《补注序例》称“寅恪先生有言：‘考证之学，譬如积薪。’今即就前贤所积者，续为增补，用资参证。”此处借用陈寅恪“积薪”之喻，不过揆诸陈氏原文，似与此处《序例》引述之意略有差别。该句见于陈氏《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6页）：“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成见，一成不变之理。寅恪数年以来关于此问题先后所见亦有不同，按之前作二文，即已可知。”其中所强调者本为后来居上，后出转精之意。陈述先生引用此说并稍改原义，所欲突显的无疑是《辽史补注》不断累加、层层递增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实际上关涉到补注之体及辽史研究所存在的某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元]脱脱等：《辽史补注》，陈述补注，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3774页，580.00元

| “返于《辽史》之前” |

　　陈述先生在《补注序例》中将撰作此书之目标概括为“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北方诸族及其与中原相涉之史迹，汇集于此，信而有征”。类似的义涵在三十年代所作《自序》中还曾表述为“至于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更需要丰富准确的史料，更需要广聚异同”。其中“返于《辽史》之前”、“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提法与当今史学界常常探讨的“接近或回到历史现场”颇有几分神似，反映了陈先生作为一名现代史家的学术追求。

　　在陈先生看来，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途径在于不断地汇集史料、广聚异同，其以“积薪”为喻强调不断累加、层层递增的重要性正在于此。我们姑且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作对史料做“加法”，即以一种核心史料为基本骨架，广泛蒐罗各种不同材料，不断地填充血肉。史料多一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可能就丰富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补注之体可以称得上是对史料做加法的典范。就《辽史补注》而言，元修《辽史》自然构成了其中的骨架，而补充的诸多材料则是从局部、细节上对其进行补充与修正。

　　毫无疑问，在史学的积累阶段，史料的“加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然而问题在于，只凭借这样的“加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返于《辽史》之前”的目标呢？

　　汉魏时期，史学附庸于经学，史注亦脱胎于经注。补注之体创于晋宋之际，其重要背景是史学逐步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但此种注释体裁的基本操作逻辑始终带有明显的经学色彩，即将史著视作一经典文本，以他书加以附益、补充。在这样的脉络和视野下，注史者往往会在不自觉间先接受所注史书呈现出的叙述框架，再以其他史料参合、补正，而对于史书本身的生成过程、文献源流、史料层次及叙述策略，似乎缺乏必要的甄别和研判。这在古代经史注家那里自然无可厚非，但若着眼于现代的史学研究，则或稍有未安之处。

　　以《辽史》为例，其中纪、志、表、传各部分多有元朝史官杂抄诸书所新作者，并无辽金旧史原本之独立史源作为依凭，因而这些文本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作元人对于辽朝历史的理解和再阐释，或可名之曰“元人的辽史观”。这种理解、阐释往往与辽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营卫志·部族上》一直被视作研究契丹建国以前部族发展历史的核心文献，但这其实是元人杂糅中原历代正史契丹传及辽金旧史零星记载而成的一部二手文献，其中所述辽代部族的定义、契丹早期史的发展脉络，对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误导；又如《百官志》亦为元人抄撮旧史纪、传敷衍成篇，其所构建的辽代官制体系可谓漏洞百出，根本无法反映当时的实态；再如《部族表》《属国表》之设，特别是所谓“部族”、“属国”之区分，常常成为研究者热衷讨论的议题，但实际上辽金旧史并未设“表”，上述称谓皆系元人新作时强立之名目，自然不可以此讨论辽代的族群关系和国际关系。这类存在系统性、方向性问题的文本在元修《辽史》中比比皆是。如果不对其加以彻底批判、拆解，而仍以其中所见叙述框架为基础加以补注、增广，就很容易被元人的辽史观所牵引，随着《辽史》既定的口径去讲述辽朝当时的史事。如此一来，距离“返于《辽史》之前”的目标恐怕会越来越远。

　　以上论说绝无苛求贤者之意，而是希望能够在充分尊重、利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从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出发，提出另外一种视角和方法，即有时候我们在对史料做加法的同时，也需要适当考虑“减法”。我们一方面要处理支离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又需要审慎地考虑史料背后所隐含的整体叙述。一种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连续性越强，越容易被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然而这样的历史叙述其实更加值得警惕。与传统的史注工作不同，面对核心文本所呈现出的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或许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尽力回归历史主体自身的叙述，继而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如此对待史料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突破元修《辽史》的禁锢，接近辽朝当时的历史现场。

　　“加法”与“减法”，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视角，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所谓“加法”通常表现为考据举证、网罗材料，而所谓“减法”则可以归结为基于文献源流意识的史料批判。在做加法之前，首先须对所获材料进行批判、甄别，将其置于不同的叙述脉络和史料层次中加以考量、运用；而在做减法之时，自然亦离不开排比、参证之功，只有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方可能开展切实、有效的批判。因此，二者其实应该是现代学术视野中史料处理方法的一体两面，只不过在既往的辽史研究中，我们对于加法强调较多，而对减法的关注则颇显不足。

　　《辽史补注》可以看作前辈辽史大家对史料做加法的扛鼎之作，无疑会成为后学晚辈不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的根基所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生代辽史学人有责任在不忘加法的同时，尝试减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不断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辽史补注》读后感(五)：【转】康鹏：上穷碧落下黄泉、古今中外聚异同——读《辽史补注》

　　文︱康 鹏

　　陈述（1911-1992）先生的《辽史补注》（以下简称《补注》）近期终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辽金史学界为之振奋不已。关于这部书的由来，还要从八十余年前说起。

　　1929年至1935年，陈述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得益于陈垣等诸位先生教诲，深受乾嘉朴学熏染，撰《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编《蒋士铨年谱》。尤其是仿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纂《金史氏族表初稿》，受到陈垣、陈寅恪等先生赏识，一举成名，傅斯年先生亦允其毕业后至史语所工作。1935年4月陈述先生因校阅《金史氏族表初稿》入住史语所，同年9月正式入职。

　　陈述先生甫入史语所不久，友人姚从吾先生偶见陈述先生整理的《辽史拾遗》《辽史拾遗补》合并本及书眉批语，遂发出“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之语。正是受此激发，陈述先生有了整理《辽史》的想法。不过，陈述先生并不愿踵柯劭忞《新元史》之后尘，另撰一《新辽史》。他认为《新元史》的“效果并不理想完美”，没有吸取欧阳修修纂新史而“旧史不废”的经验，而新史如果不能替代旧史，“则作新史就是给读者添麻烦”。修史者“应当提供读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尽可能节省读者时间，便于翻检，这才是理想的办法”。相较之下，喜聚异同的补注体裁自然是较为理想的形式，这“远非重新改作所能比拟”。同年10月，陈述先生撰成《辽史补注•序例》，确定了补注《辽史》的工作原则、步骤及主要内容（参见《陈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刘凤翥《陈述先生的生平、师承及学术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陈述《补注•自序》、《补注•后记》）。

《辽史》百衲本影印明初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

　　陈述先生大约没有预料到，他二十余岁发愿补注《辽史》，从此踏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漫补史路。《补注》倾尽了陈述先生一生心血，他朝于斯，暮于斯，时时访求，孜孜补注，直至1992年1月5日因病逝世，诚可谓生命不息、补注不已。陈述先生大概也不会预料到，《补注》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筹划出版，后因诸多原因屡屡延期，直至他身故之后二十余年，方才得以刊行。对陈述先生而言，《补注》未能及时刊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此一来，《补注》可以不断增补、完善，而这与陈述先生精益求精的治学理念完全契合。正是出于此一理念，陈述先生在生前仅交出十册初稿，其余三十多册手稿则一直留在身边，时时增补。在陈先生故去之后，女婿周思永承担重任，对全文进行校订，并“补齐该书引文出处卷次”（陈重《陈述先生遗稿举要》，宋德金、景爱、穆连木、史金波编《辽金西夏史研究——纪念陈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述年轻时

　　陈述先生的《补注》以存史料、聚异同为旨，主张“宁失之繁，勿失之略”（陈述《补注•序例》）。仅仅两卷的《太祖纪》补注，陈述先生即征引文献九十余种，其补史旨趣由此可见一斑。另据周思永先生统计，《辽史补注》引用各类文献多达九百余种（周思永《辽史补注征引文献》，景爱《陈述学术评传》，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已然成为辽代史料之渊薮。陈寅恪先生目之为“契丹史事之总集”，顾颉刚先生称之为“一代史料的总集”（《补注•序》），可谓实至名归。

　　陈述先生在《补注•序例》中曾交代自己大致的工作次序，“先取厉、杨以下诸家所辑者，分注《辽史》之下……次取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为厉、杨诸家所遗者，及晚近出土资料与中外学者研究之成绩，一一补入之”。本文即以此为纲，略微谈一下《补注》征引资料的大致情况。

《辽史补注》手稿

传世文献之增补

　　如上所言，陈述先生首先是将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陈汉章《辽史索隐》等前人的成果“分注《辽史》之下”，具体流程，自是毋庸赘言。对于不同史籍中重复出现的史料，陈述先生并非胪列式地一一征引，而是采用以某书为主，文末注明某书同（略同）或文内出异文校的方式。这既便于读者了解相关史籍概况，也大大节省了篇幅，不致太过冗赘。例如卷一一《圣宗纪二》注一二大段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文末括注《太平治迹统类》（下称《统类》）《宋会要辑稿》兵八并同（《补注》413页，以下不再标注书名）；同卷注一〇引用《长编》之文后，括注《统类》略同，并谓《辽史拾遗》引《长编》“敌”作“虏”，应是未经清人改译之本（413页）；注一六引《长编》之文，文中数处出现异文校，称“《统类》误作赵彦钦”、“《宋史》作萧啜里”云云（414-415页）。

　　陈述先生在传世文献的搜罗范围上，远远超过此前的著作，尤其是厉、杨二氏之书，正可谓后出转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补注》不仅增补了慕容彦逢《摛文堂集》、胡宿《文恭集》、耶律铸《双溪醉饮集》、欧阳玄《圭斋集》、刘因《静修先生文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辑本《宋会要》等宋元时期的文集、笔记、政书，还特别关注历代方志材料，征引各类志书近百种，增补有辑本《元一统志》、大典本《顺天府志》、万历《马邑县志》、乾隆《口北三厅志》、同治《西宁新志》、光绪《通州志》、民国《霸县志》、民国《香河县志》、民国《昌黎县志》等诸多志书。《补注》对释氏典籍亦予以特别关注，如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赞宁《宋高僧传》、思孝《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希麟《续一切经音义》、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释庆吉祥等《至元法宝勘同录》、日本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等，皆成为陈述先生补史之资料。

　　不仅如此，陈述先生还将史料范围扩展至传奇小说、戏曲杂剧等俗文学。例如卷一〇四《王鼎传》引元稹《莺莺传》、陈鸿《长恨歌传》论述《焚椒录》承袭唐写实小说之风（3506页）；卷一《太祖纪上》引李直夫《虎头牌》杂剧“竹里真”一词证“女真”在元时之读音（8页）；卷四九《礼志一》引王实甫《丽春堂》、无名氏《射柳捶丸》、无名氏《庆赏端阳》等杂剧中出现的射柳情节（2286页），辅证契丹射柳之习俗；卷五一《礼志四》“宋使见皇帝仪式”中有“曲破”一词，陈述先生指出“曲破为舞曲最详备者”，除去增补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张炎《词源》、吴自牧《梦梁录》等清人未引之书，更引宋代南戏《张协状元》第二出的“断送”实例以资参考（2320页）。

　　不唯本土之史籍，陈述先生对域外史籍也极为关注。《补注》不仅新增《百练抄》《中右记》《后二条通记》《十三代要略》《辽代皈日记》《三国遗事》（1069、2457、3663页）等东亚汉文文献，还增补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中西亚史籍。例如卷一六《圣宗纪七》引用阿拉伯文献中辽圣宗致吉慈尼素丹马合木书（607页）；卷三〇《天祚皇帝纪四》引依本•阿梯儿《全史》以及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叙述西辽契丹人之状态（1347、1348、1353等页）。

陈述先生做的学术卡片

考古新资料之增补

　　陈述先生补注《辽史》，不仅关注传世文献，亦关注地下新出资料，尤其是碑志石刻等文字材料。陈述先生随史语所迁往南京之后，曾为补注《辽史》专门至北平查阅碑刻资料，后逐渐积累成《辽文汇》一书（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年），日后复又增补成《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在《全辽文》正式刊行后，陈述先生仍时刻关注新出石刻资料，随时增入《补注》，例如1982年发表的邓中举墓志、1986年发表的梁援墓志，1987年发表的鲜演大师墓碑、乐亭陶碑，1988年发表的萧仅墓志，1989年发表的张建立墓志等等。

　　这些新增石刻中，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在陈述先生的故乡乐亭县发现的辽代陶碑，碑额正面刻“平州马县南千金千人邑同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背面刻“大契丹国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三月廿六日记”。此碑直至1987年才公布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二期，陈述先生遂将此条补入卷四〇《地理志四》平州马城县条之下（1763页），而《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及其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均未收录此碑。

　　《补注》中有明确时间标记的最后一条资料是1991年发表在《考古》第四期的耶律习涅墓志，陈述先生据之补注卷六六《皇族表》（2683页）、卷七六习涅六世祖《耶律鲁不姑传》（3084页）、卷七九习涅五世祖《耶律贤适传》（3108页），并在卷一〇〇增《耶律习涅传》（3437页）。由此可知，陈述先生在去世之前仍在不断增补《辽史》。较为蹊跷的是，《补注》中有三处引用了向南先生的《辽代石刻文编》（1383页、1560页、3005页），然而《辽代石刻文编》出版于1995年，前言作于1993年11月20日，且致谢部分中并未提及陈述先生。另据刘凤翥先生告知，陈述先生与向南先生并无交往，不太可能事先见到书稿。故此三处很可能是在陈述先生逝世之后，由整理者所加。

1991年在山西参加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补注》不唯重视碑刻墓志等文字资料，对一切考古资料，亦皆予以关注。辽代城址、墓葬壁画以及出土的各种器物，均成陈述先生补史的“新”资料。有赖于此，《补注》仿若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品读之余，契丹王朝君臣的生活场景亦随之映入眼帘。

　　陈述先生在补注《地理志》时，极为重视城址的探查工作，相继补入内蒙古文化局祖州城调查（1513页）、吉林省博物馆他虎城调查（1527页）、姜念思与冯永谦永州调查（1531页）、金殿士祺州访察（1618页）等诸多相关资料。陈述先生对壁画等图像资料，亦极为敏感。例如卷五四《乐志•散乐》下，引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所绘《散乐图》、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所绘《散乐图》，详细说明辽代散乐形式（2386页）；卷五五《仪卫志一•国舆》之“总纛车”条，引库伦一号、二号辽墓壁画及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壁所绘车辆，以证其形制（2399-2340页）；卷六二补《艺文志》“艺术类”，除去引《故宫名画三百种》之辽人萧瀜《花鸟图》（一说系明人仿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东丹王《射骑图》《射鹿图》（2570页）之外，亦引1974年在法库辽墓出土之《山水楼阁图》《竹鸟双兔图》及同年在应县木塔发现之《采药图》（2517页）。对各类出土器物，陈述先生亦能善加利用，例如卷四《太宗纪下》，陈述先生在谈及契丹人处理太宗尸体的方式时，以辽宁法库叶茂台出土铜丝网罩以及内蒙古豪堑营出土女尸周身铜丝网络为例（246页）；卷一〇八《方技传》补医者邓延贞传，述及兴宗朝皇太后牙齿有疾之事，注称“辽自上京至西京，墓葬中屡有牙刷出土，以是知当时口腔保健之先进也”（3565页）；卷一二《圣宗纪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命从臣分朋双陆”，除列举晏殊《类要》、洪遵《双陆序》、谢肇淛《五杂俎》等文献及日本所行之双陆外，专门引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库伦旗三号辽墓出土的双陆博具为据（432页）。

辽代墓葬壁画

学界最新成果之增补

　　陈述先生补注《辽史》不仅重视传统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学界最新成果、前言动态亦时刻予以关注。王国维、岑仲勉、傅乐焕等国内学者的论著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陈述先生紧紧跟踪国外汉学动态，尽可能为《补注》搜罗海外资料。《补注》涉及的欧美论著主要有：法国人牟里（汉名闵宣化，J.Mullie）《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伯希和（P. Pelliot）《中亚史地从考》、沙畹（E.Chavannes）《魏略西戎传笺注》；德国人晓特（W.Schott）《契丹与哈喇契丹》；俄国人布莱资须纳德（E.V.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与《西辽史》、巴托尔德（W.Barthold）《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巴托尔德文集》；美国人魏特夫（汉名魏复古，K.A. Wittfogel）与冯家昇合著之《中国社会史——辽》。至于日本学者的论著，《补注》更是频繁引用。如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的《庆陵》、神尾弌春《辽代佛教文化史考》、稻叶岩吉《契丹横赐横宣释》、岛田正郎《辽朝于越考》、津田左右吉《辽代制度之二重体系》、冢本善隆《日本遗存的辽文学及其影响》等等。

　　《补注》并不局限于史学、文献、考古方面的论著，对民族调查资料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例如在讨论契丹早期的三汗传说时，有一汗“戴野猪头，披猪皮”，陈述先生认为此乃射猎遗俗，“今达呼尔、鄂伦春猎人射鹿时，仍有戴鹿头、披鹿皮以求接近易获者；或是酋首以此示其威严；或者是萨满神服”（1407页）。在讨论契丹人沃水乞雨、击髀石为戏等风俗时，引钦同普《达斡尔民族志稿》、阿勒坦噶塔《达斡尔蒙古考》及何维忠《达古尔蒙古嫩流志》加以注解（306、2286、2785页）。

　　《补注》对民族语言文字亦有所关注。在讨论“女真”一词的语音语源事，引用明朝官方编写的《女真译语》（8页）。对一些契丹语词，及时吸收语言文字学界最新释读成果，增入《补注》。例如卷七三《耶律曷鲁传》之“阿鲁敦”（亦作“阿庐鲁朵里”），陈述先生谓其“为契丹语译音，源于回鹘、突厥语之Altun，其义为金，引申用之为汉语‘贵显’‘盛名’之意”（2989页）；卷七二《耶律倍传》载有东丹王耶律倍浮海奔逃时所作的诗句“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陈述先生采纳厉鼎煃先生的释读成果，认为“山”应为契丹文“ ”之误刻，为“可汗”之意（2943页）；卷一一六《国语解》引岑仲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与《突厥语及伊、印语之汉文译写表》阐释夷离毕、达剌干、梅里等词（3686、3710、3711页）。随着契丹文研究的不断推进，陈述先生的有些推论虽然需要修正，但是对当时的《补注》而言，已经站在契丹文研究的最前沿。

　　《补注》在吸收学界成果时，囿于时代所限，偶有失当之处。例如《管子补注》作者署名为芦泉刘绩，陈述先生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订，认为此人为辽代的刘绩，遂在卷六二《艺文志》，补入《管子补注》一书（2554-2555页），复在卷一〇三补《刘绩传》，并着重介绍《管子补注》（3486页）。不过，经过罗继祖（《“管子补注”作者刘绩的时代问题》，《史学集刊》1956年第二期）、巩曰国（《〈管子补注〉刊刻年代考辨》，《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十二期）、武光雪（《刘绩〈管子补注〉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等先生的考辨，可以确定芦泉刘绩系明弘治三年进士，江夏人，字用熙，号芦泉。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清人称芦泉为刘绩之号乃系臆测，芦泉应是地名。然而武光雪在刘绩好友李东阳（弘治七年进士）的《怀麓堂集》中找到了李氏为刘绩所作的《芦泉铭》，铭曰：“芦泉者，武昌刘用熙所居。武昌地濒大江，江岸多芦，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长，丛生而条达，其为物可爱，其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结合诸多证据，《管子补注》的作者乃是撰有《淮南子补注》的明人刘绩，而非辽代的刘绩。诚如陈述先评厉鹗《辽史拾遗》之语，“此则以时、地之限，非可以责厉氏也”，我们亦不能以今日之学术苛求于陈述先生。

　　《补注》一书显示出陈述先生深厚的朴学功底，征引资料涉及地上地下、古今中外各个方面，许多内容绝非电子资源所能“发掘”。《补注》即是契丹史事之总集，亦是研究辽史、契丹史的工具书。读者以《补注》为线索，按图索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对学者快速掌握《辽史》相关史料及当时学界的前沿动态，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补注》一书，无疑是辽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者必备的案头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