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听过老红军许仁贵的报告
五十年前，我听过老红军许仁贵的报告
蔡汉以
2021-07-11
五十年前，即1972年2月---1974年7月，我在漳州市平和县山格中学（现平和六中）读中学初中部时，曾经在学校听过“老红军许仁贵讲述革命历史”的报告。
想不到五十年后，昨天我的一位姓许的好友，给我发来老红军许仁贵的儿子许长胜，在公众号“鹭客社”中，写的《鼓浪屿红色记忆：首任区长许仁贵是平和人》的文章。
读了此文，我们更加缅怀老一辈英烈！并回想起，当年老红军许仁贵讲述革命历史的情景：
记得那天，山格中学全体师生，集中在学校教室前面的操场，不是侯山山上的“三千米大操场”。报告会由校长吴实主持。老红军许仁贵他讲述本人参加红军以及战争的故事。
他有时用闽南话说，有时用普通话说。讲得很生动，很精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部队行军打仗，休息睡觉怕影响老百姓，经常睡在牛棚里，并且身上还插着几个手榴弹……翻身都不方便。一但发现敌情，立即起身投入战斗！这时战士衣背上，还有牛大粪印记。
还说解放战争时，有些地主，反动武装集团与我党我军作对……解放后，不知怎地，这些人却变成革命队伍的人。后来他从别的地方作战回来后，发现了这种情况，找了上级给予揭穿敌人的阴谋。
另外，我印象中他还说过，自己是平和县山格乡高磜村人。其它故事，他儿子在文中有写到，我就不重复啦。
附：公众号“鹭客社”中，许长胜写的《鼓浪屿红色记忆：首任区长许仁贵是平和人》文章。
我的父亲许仁贵曾任厦门解放后
第一任的鼓浪屿区区长。
作者 许长胜
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由来。我父亲是南下干部，却是福建省平和县人。他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1936年入伍参加闽南红军游击队，1937年入党的。“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时，父亲随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到华中安徽、江苏一带抗击日寇。
1938年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编组新四军的协议，原活动在闽西、闽南、闽粤边、闽赣边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谭振林、粟裕先后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第4团，全支队共约1800余人。
1938年4月，第二支队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进行短期整训。6月，取得韦岗战斗的胜利。7月，第二支队主力进入“苏皖边”，展开于京芜铁路（南京—芜湖）以东、京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8月，粉碎日伪军4000余人的八面围攻，取得小丹阳战斗的胜利。9月，在青山、黄池镇，挫败芜湖、当涂日军的四路合击。
几次大的战斗敌众我寡，部队伤亡较大。父亲由于作战英勇，冲锋在前，由班长被直接提升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特务连连长，负责支队司令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父亲是支队司令部机关党组织的党小组长，与粟裕副司令员在同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后来，父亲还先后在厦门市委统战部、厦门市总工会以及永春天湖山煤矿和晋江地区行署卫生局工作过。1972年离休回平和县安置，1982年因病去世。
听母亲说，带我南下入闽时，留守处部队乘火车转汽车，在浙江嘉兴等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护卫人员抱着我，与留守处一帮人，躲到山旮旯里才幸免于难。我很感激那位保护我的叔叔。那位叔叔姓赵，是福建省华安县人，解放后到厦门鼓浪屿区工作，不久就复员回老家务农了。
母亲入伍随部队南下福建厦门后不久，就转到地方工作了，先后在厦门中国人民银行、永春天湖山煤矿、晋江地区卫生学校、平和供销社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财务工作，直至离休。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关在“学习班”、“牛棚”得以解放，是与另一位将军有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春，“群众组织”有人在“学习班”死揪住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脱党若干天一事不放，问我父亲，“谁可以证明其清白？”当时，原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在文革期间也自身难保。此时，正好1968年4月18日，安徽省和合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电台广播、报纸上刊载成立大会消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李德生将军，副主任排第一位的是时任第二炮兵安徽某基地司令员廖成美将军（1955年开国少将，后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廖成美将军福建龙岩人，曾是新四军二支队当时特务连所在的四团一营的政治教导员，是父亲的上一级直接领导者。于是父亲就拿出1968年4月20日，刊载安徽省和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消息的《人民日报》，对专案组人员说，此事廖成美将军可以证明。
泉州的外调人员找到廖成美将军，说明来意，他感到很意外，说：“抗战时，我们新四军的武器差，战斗中有时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是常有的事，部队当时都有甄别，早有结论，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廖成美将军当场给予文字证明材料，于是父亲才得以 “解放”。
彭德清将军介绍父亲入党，廖成美将军“解放”父亲出“牛棚”。“南下干部”的父亲许仁贵的政治生命与两位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工作上辗转多地。父亲参加革命以后，无论在军队还是到地方，一切工作均服从党组织需要。从特务连、部队医院、华中银行，到后来担任常州中国人民银行军管会主任，他都服从组织安排。随军南下福建开创新区以后，在厦门鼓浪屿区、厦门市委统战部、厦门市总工会等不同岗位工作过。50年代中期，到福建省干部文化学校学习后，适逢大跃进年代，工业大干快上，他又服从组织调动，从厦门市调到晋江地区永春天湖山煤矿担任副书记，不久又调到晋江地区行署任卫生局副局长。
父亲南下福建以后，由于工作一直较为紧张繁忙。除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老胃溃疡病一直影响着他以外，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因营养不良，加上工作劳累，肝部也出现症状，经常会痛。有一次，时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左英（刘培善中将的夫人）来泉州检查工作时，得知父亲肝有毛病还在坚持上班，立即交代有关人员马上送父亲到省立医院住院。省院医生对他说，你的肝脏问题较大，若没有及时治疗，会有很大麻烦。据母亲说，父亲工作时，那次发病是最为凶险的一次。但他一心记挂工作，还未痊愈就带着药回泉州了。
泉州市XX医院一位退休女职工十分感激我父亲当年（1960年代）困难时期对她的关心开导。当年，她打报告申请辞职，要回家照看孩子。父亲分管组织人事，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对她说，虽然你眼前较忙，但孩子终究会长大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才能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劝她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位职工后来从工作岗位退休，享受到退休工资和子女补员的待遇后，深有感触，十分感念。
在泉州工作时，平和老家的乡亲们，但凡有到泉州来寻医问药的，父亲都十分关心，不但千方百计帮他们联系医师，为他们解除病痛，还留他们住在我们家里。
父亲生活简朴，抗战时分配给父亲用的一条缴获日本军毯，一直伴随他几十年，南下“进城”后，有了一些破洞，补一补仍继续使用；困难时期“瓜菜代”，他与科技人员探讨如何利用“小球藻”与地瓜叶、米糠加工后代替主食，并大力推广；父亲还经常教我们自己动手腌制小苦桃子、西瓜皮等做酱菜配稀饭；他平时烟瘾较大，抽卷烟都是抽最普通的牌子，离休回平和后，就请人做一个卷烟的简易木盒子，买当地的烤烟叶干脆自己卷烟抽。他时常告诫我们6个孩子，要传承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学会勤俭过日子。
在矿区工作时，父亲就发动职工开荒种瓜种菜，养鸡养鸭。父亲离休回平和以后，在山格老房子住时，仍喜欢利用房屋后的空旷地方，自己动手养些鸡鸭和生猪。他经常拿延安大生产的典范事例告诉我们说，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珍惜峥嵘岁月的革命情谊。父亲十分珍惜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友情。文革后期“学习班”结束，廖成美将军在回复父亲的信中，讲到当年的战友情谊，还介绍在安徽的老战友还有许和尚、林XX、谁、谁、谁，都在哪里工作等情况。当年在华中军区的一些老战友和根据地新四军部队驻地的老房东打听到我父亲后，也曾多次通信联系，给我父亲寄全家福照片，寄当地土特产等等。父亲与他们经常相互致信问候，畅谈当年的战斗情谊。
在泉州工作时，父亲遇到彭德清将军当年在晋江、泉州、南安等地做地下工作时的一些老部下如朱汉膺等人（朱是惠安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时任行署农委副主任），以及原新四军二支队特务连老战友徐仲杰（曾任新四军二支队特务连排长，时任晋江地区行署副专员）和其他新四军战友何绍先（时任晋江地区行政干校校长）、张竹三（时任晋江地区行署副专员），还有王今生（时任泉州市长，曾担任平和县解放初的县长，父亲任鼓浪屿区长回平和老家时，有到县政府拜访过他）；何春山（时任晋江地区医药站书记）；赵长江（时任泉州市副市长、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等老同志。这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友老同事，一块相处共事在泉州，经常走动，保持革命友情，工作得十分愉快。
离休之后。平和县是福建省4个老区重点县之一。1928年春，朱积垒领导平和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八闽第一枪”。父亲离休回平和后，作为老红军代表，按政协组织程序被提名为平和县政协常委。每次县政协开会，他都积极为平和县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县里或家乡公社，大队、生产队有事来征询他意见时，他都会帮着提建议、出主意，千方百计给予支持协助。父亲还身体力行，积极带领年轻人为山格公社的改溪造田挖土拉车。
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回望缅怀老一辈的革命历程，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上启下，期望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