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诞生经典读后感有感
《东亚的诞生》是一本由何肯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亚的诞生》读后感(一):东亚的诞生,我们该如何看待民族
几年前刚读了些欧洲历史的时候,感叹欧陆各王朝、贵族纷争不断,种族迁徙、入侵、融合时常在发生。各王朝族谱或通婚,或窜谋,剪不断理还乱。和印象里的中国历史完全不同,后者几乎是一条直线贯穿下来,而汉民族生生世世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年陆续读了一些东西,方才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叙事,是一种成功地让我二十几年没有走出来的叙事。
作者的这本《东亚的诞生》,再我看来又是一位闯入者,可以刷新中国读者的一些观念。东亚的概念,我是近两年听《东亚观察局》,才有了更多的关注。由于地缘关系,近代的东北亚三国互相钳制不断,虽然零星地知道中国文化对两国的影响,但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作者再次将文化、人种、认同、宗教、民族等等概念抛出,帮助读者们重新梳理了东亚之诞生。
远古中国的部落、诸侯制度,使得远古的这里如希腊城邦一般,松散地各自发展,慢慢壮大。春秋战国时诸侯分封,各自为王,称霸一方。周天子位于天下之中,慢慢演化出了“中国”的观念。而地处偏远如楚、越、燕,与地处中原的各诸侯人种上有不少差异,与再向外的蛮夷接触、交融,也会更多一些。秦时西北方无事,到了汉,则与匈奴摩擦不断。往后五胡乱华,再到《能下则大与渐慕华风》。胡族也开始慢慢与中原文化融合,儒表法里。所以如今的汉民族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多少是统治阶级想让大众拥护的想象共同体呢?《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盛唐时李家在用人时对汉、胡已无区别,安史之乱后才开始收权,虽为时已晚。而如今,顶着这些姓氏的人也早已断了中亚的线索。
中国并不是一方土地,而是一种文化。东汉灭亡后,75万人南迁至岭南,便将这种文化带到了曾经的蛮荒之地。那拓跋、鲜卑诸胡的入侵又该怎么算,元、清的入侵又该怎么算。若说是从文化上看,中国的文化并未消亡,更是融进了这些“外族”的上层贵族统治的方方面面。若是从土地、从民族上来看,不知该怎么讲。而民族国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纷纷自决、自立后才慢慢形成的观念。
书的副标题为从秦汉到隋唐,讲述的线索是统一后强大的文化向外往东、往南传播。好处是作者更往前数人类从非洲大草原走出,往后也说到近当代,日韩因国家利益问题对民族源流的不同叙事(中国部分估计也有,大概率删减)。另外,作者也会联系到讲南北朝与古罗马与日耳曼的故事做出一些对比。可以说是更站在整个人类“景观”视角地来看东亚的诞生过程。
东亚如此,那毗邻的中亚、西亚、南亚又是如何?中亚处在中国与天竺之间,所以唐朝便传说中亚人会多国语言,善做生意,与其地缘也不无关系。而佛教像东亚、土蕃的几次传播,也是从天竺出发,经过中亚方向进入东亚。佛教在中国与道教融合,再传入日本与神道教融合,演化出了与天竺不同的宗派。而东南亚直接受印度的影响更深,如东南亚王族常以湿婆等印度教神明自称。
而放到现如今的民族政策,模糊地提上一句“中国政府谨慎地推行着民族政策,维系着这一区域的稳定”,已经蛮到位了。想起来前一阵看的《最后的帝国》,说的是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如何让发展不平衡的各地区在前苏联的大框架下更平均地向前发展。放到中国西部、南部,土蕃、南诏、绿洲的疏勒、龟兹、于阗各国,他们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与天竺、中国交流,扮演着如何的角色,又如何发展出自己的独有文化来。
民族概念的含混,书里提到一个例子,便是满族。起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女真部族,其实力、人数不足以统治整个中国疆土。女真联合了中国北部的蒙古几个几个部落,打下中国疆土后赋予了“满族”及八旗的政治意义。另外一例是最近新闻颇多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犹太人多不是民族概念,而更多地成为一个宗教概念。
说完中国,越南、朝韩、日本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上的交流章节就感觉差点意思,科普的意味更多一些。朝韩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高丽统一后,于15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又被李氏朝鲜推翻,并统治到近现代。日本远古的绳文、弥生文明之后,逐渐与朝鲜、中国更多交流,在吸取许多文化精华后也发展出了自身独有的文化。拿作者讲这个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讲,最早从非洲走出来的人类,迁徙到各个宜居的地方以后便生根发展出自己的文明。远古因交通不便文化交流不会非常密集,而后大帝国大文明,因为交通工具的发展,逐渐开始向外辐射,文明逐渐交融起来。而如今,大融合的趋势与民粹的趋势互相角力,又朝着更未来的地方前进了。
《东亚的诞生》读后感(二):读《东亚的诞生》,看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之前读过后浪汗青堂系列中的《欧洲的创生》,对我这个欧洲史小白来说,学到了许多,因为基本上这些对我都是陌生的,新鲜有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书籍。但对《东亚的诞生》里面涉及到的,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毕竟是中国人,或多或少在中学的历史课上有所接触到。拿到书的时候,我立马看的不是第一章,而是第六章前越南时代,其他章节的内容有接触过,但是没有这一章这么有把握。
因为这本书是外国学者写的,所以我要从我最了解的地方来看,他们的视角与我这个中国人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翻看第六章前越南时代,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脱离我的认知,讲述的事情似乎我都是知道的,这就令我感到奇怪,何肯作为中越两国第三方的视角,对越南起源的描述,跟我这个中国人了解的视角基本无差。这是能说明,综合各方历史史料,历史原本的真相更加接近我所认知的。
如果翻开越南的历史课本,他们关于越南古代历史的书写,可能与中国人的固有认知,以前所接触的描述完全不一样。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越南的学术假说,有些就会让我这个一直接受中国历史课本里面的说法的人,感觉非常好笑。在我看来,越南现今的一些历史领域的学者,完全是不想基于考古和历史文献的史实,为了自己国家和所谓的民族自尊心,而舍弃了学术精神,他们应该向他们的史学前辈陈重金《越南通史》那样,基于史料来书写越南的历史。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需要,歪曲甚至捏造历史。
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先看第六章,因为对这些内容都很清楚,想以这章为切入点,看看本书作者何肯的第三方视角是怎样的,结果就是没啥变化。根据这一章,我就给这本书定了基调,视角应该是与我所了解的东亚文明发展应该出入不大。但是读完本书之后,有一个视角我觉得有意思,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就是在讲到“五华乱华”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五胡真的是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的蕃外胡人吗?能否将其等同于西方话语下的外族入侵呢?
在作者的观点看来,五胡乱华不能等同于异族入侵欧洲国家那样,他认为五胡或多或少都是属于华夏文明体系当中,或是他们的先辈被中央王朝安置在边境州郡县繁衍生息,或是他们的传说先祖与华夏文明上古的先祖同源,并且他们建立政权之后也表现出对华夏文明的景仰和学习。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但似乎可以接受这个观点。如果当年亚历山大东征到了中国,那这就可能是西方语境下的外族入侵吧。
说到西方语境,正如本书所言,其实亚洲和东亚,这样的都是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词汇,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一个结果。作者虽然是西方人,但却是非常不错的汉学家,对于东亚地区古代描述的一些话语,并没有基于现代西方话语的主权国家概念来对中国中央王朝周边的羁縻地区的描述。最开始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一些地方就是属于羁縻区,在中央王朝强盛的时候,有设置州郡,南北动乱或中央王朝实力减退的时候,就开始称为羁縻区了,有当地的氏家大族和豪门望族所把控,或是军事强权或是与当地豪族强强联合。虽然是中央王朝地区可能战乱连连,但在这些边疆州郡,却是安世乐土。
就像之前讲解的展览《寻找夜郎》《滇王与南越王》两个展览中就能接触到,在大汉帝国强盛的时候,夜郎国和滇国都接受了中央王朝的册封,初期实行的郡国并行,但后期全部实行了郡县制,滇国与夜郎国不复存在。但是汉末王室衰微,天下四分五裂,当地就成为羁縻区了,或是早期中原迁入的大族与当地的望族相结合,把持当地的事务,世代向中央王朝领取官职。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迁入当地的中原族群,或为势单力薄,融入到当地,亦或者本书作者写的“胡化”,因为中央王朝的势力管控不到这些地方,更多的当地的土著进行管控,所以为了自身更好的生存,很多早期移民当地的汉人,都夷化了,融入为了西南夷。就像本书提到的汉化和胡化的原因都是差不多的,汉化的原因可能是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喜爱,抑或是中央王朝的统治力很强,强力推行的。而胡化就可能是胡人建立的政权推行的政策,抑或是中央王朝的统治力下降,原本迁入边州地区的汉人,为了很好的生存和发展,逐渐胡化。
从秦汉到隋唐,周边地区从被管控到自我发展,再到被管控,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不管是朝鲜半岛还是越南都可以走自己的路了,不再是州郡存在,亦不是羁縻地区了,而是逐步在走向主权国家的路上了,虽然很大程度都是以藩属国的存在,学习宗主国中国。秦汉时期,战乱让许多中原地区的人来到这些地区,带了中原的文化,大汉的强盛,将周边地区纳入册封体系当中,又进行了一波输出。魏晋南北朝,动荡不安的日子,又有一批中原地区的人,来到这些边州地区定居,又带来一波输出,隋唐一统,周边又在效仿学习中央王朝。不管是大一统还是分裂时代,中华文明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向周边输出。
输出中原的技术文化,儒学治国理,逐渐从秦汉到隋唐,周边地区与中央王朝形成了东亚文明的雏形,在大动乱时期,中华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各地区本土化的文化,但是都有中华文化的烙印。一个系统一定是动态,是有与外部交流的,这样一个系统还能持续运行,不然就容易崩溃。中华文明是如此,东亚文明亦是如此,作为宗教的佛教就是来自外部系统的交流输出,逐渐在东亚文明中传播和确立,亦是东亚文明共同的特质之一。另外系统的交流,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商人这一介质,容易被东亚古代文明所忽略,这一或与东亚文明重农抑商的思想有关系,就是这么一群在史书当中边角料都没有的群体,却是文明交流的重要介质。
读完此书,你应该会对东亚地区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起源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接受到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在日常疑惑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与中国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究其原因何在?东亚的范围为什么就是现在这样?维系东亚各文明的纽带是什么?当初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读完都有答案了。相比之前读过的《古代中国内陆》,《东亚的诞生》学术意味没那么强,可读性更强,值得一读。
《东亚的诞生》读后感(三):大浪淘沙 聚沙成塔
与其说是东亚的诞生不如说是数典忘祖后的养狼为患。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一书细数了从秦汉到隋唐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史,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同时就中华文化的影响对周围国家的催生进行了细致分析。全书引经据典、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居于极高的专业学术价值。书中对日本、朝鲜、越南的诞生给予了客观论述,为读者对这些国家的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但也由于涉及到文化的原因,大量古典文献和生僻文字词语的引用也让阅读增加了一些难度,特别是太多的族群、部落以及历史区域的描述,的更会让普通读者无所适从。但不管怎么说,读此书可以进行一次中华文化的系统了解,能够引领读者去探究中华文明的精髓,从而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发愤图强。
大浪淘沙
从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东亚诞生的过程其实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秦始皇统一中国是经历一系列征服活动而完成的,而之前的中原腹地呈现的是各大小国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之状,更别提周围边远蛮夷之地充满的野蛮部落了。秦帝国的浪潮摧枯拉朽,淘汰较为强大的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大浪淘沙的过程好包括消除地方文化,使其与新生帝国的规范接轨。按书中的观点,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只提焚烧六国史籍没说坑儒),是为了消灭国民对六国的记忆,消除地方上的分裂隐患。对秦帝国来说,焚书也算是一种“淘沙”吧。
尽管秦帝国的浪潮过于短暂,但仍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征服活动不但迅速统一了中原,而且还将中央权威但其开创的集权政治绵延了近两千年。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持续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并循环往复。最早的周王朝统治的天下有诸多国家,贵族各个自治,但随着大浪淘沙式的兼并征服,崛起为自治性极强的少数大国。而到西周王室覆灭,直至战国,中原再次四分五裂,形成一盘散沙,直到大秦帝国的统一。但自古以来,中国的版图总会周期性地扩张与收缩。我们可以在书中了解到,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中华帝国的外部周边,根本找不出直接的竞争对手。东北部的朝鲜地区,以及越南北部一带,当时尚在秦帝国的疆土之内。日本诸岛正处在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阶段,文字都没有。只有帝国北部的草原部落匈奴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但就文明程度及发展水平等,匈奴根本无法与汉帝国匹敌。对于随后逐渐兴起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来说,华夏帝国为它们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唯一范本。新生的东亚世界开始渐渐向中华帝国的儒学文明靠拢,东亚世界并就此孕育出高雅、精深且极富人文情怀的儒家文化。书中提到的“五胡乱华”,不过是“每一位君主都在努力第向理想中的‘中国’制度靠拢,而唐朝文化也深受西来因素影响,为朝鲜、日本争相效仿。我们还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北魏政权乃由拓跋鲜卑所创,其修订的律法不但成为隋唐律令制度的前身,也为整个东亚提供了律令编纂的蓝本,而此间汉化运动的浪潮更达到了顶峰。从“前越南时代”、“朝鲜的诞生”以及“日本:东亚的孤岛”等章节来看,上述国家的独立或诞生,无不是反叛、征讨、侵占、征服、蚕食、兼并、融合的大浪淘沙过程。
聚沙成塔
征服既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也是聚沙成塔的过程。秦将东方文明诸国征服后,还需要将其合而为一。其采取的措施有统一度量衡及诸国文字,消除地方文化,使其与新生帝国的规范接轨。最终形成一个集多元民族于一体,由帝国都城及其发展不均的郡县,再加上鄙远边境和帝国势力辐射至下的域外族群共同融合而成的政治框架。被征服的战国诸雄在秦的统治下渐渐融合,文化差异也逐渐缩小,各国之间实现大同存小异。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风俗迥异的少数族群都渐渐融入华夏民族之中,“中国”的框架慢慢成型,中华民族之巨塔渐渐形成。
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对于边地的非汉族群尽可能视为一般臣民,尽管税赋及徭役等负担沉重,但非汉民族仍然纷纷归化大量汉化,融入中华帝国之中。唐朝立国以后不到百年时间内,约有170万外族人向大唐归附称臣。安南有大唐的官员、日本有遣唐使、高丽人此时也纷纷来朝,归附大唐。唐朝的统治还进一步影响到今天的中亚地区。纵观整个大唐几个世纪的历史,朝鲜半岛被牢牢控制在中华文化圈内,日本虽然按照自己独立的轨道运转,但在这一时期则紧紧跟随大唐的脚步,完成了文化自新。大唐管辖下的越南也遵循着中华文明的规范。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不断向外延伸,聚塔效应达到了顶峰,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渐渐形成。再看东亚其他主要国家,尽管越南最终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多半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但阮朝建立之前,越南是一步一步向南扩张、占领,将其他民族吸纳进来而统一全境。在文明兴起之初,朝鲜半岛层生活着诸多不同的地方部落族群,正是这些部落的融合形成三韩人,而在三韩分立结束以后,朝鲜才最终进入聚沙成塔后的统一国家时代。关于日本,开篇就是“移民”,此之聚对于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数典忘祖
据书中记载,1841年越南阮朝使臣李文馥出使清廷,曾对被视为“越夷”而愤愤不平,他坚称越南“是华非夷”,强调北方的清王朝与南方的大越国都同属于不可分割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前近代时期的朝鲜人常常会主动标榜自己的“中国”身份,目的是为了在东亚世界中获得相应地位,得到华夏人的心理认同。其在于权力中心的中华帝国交往中,原本毫不起眼的朝鲜地方部落逐渐建立起合法的独立政权,并进而为整个东亚世界所认同。公元4世纪,虽然朝鲜取得了政治独立取代了中华帝国对半岛的统治,但它们依然在表明上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并长期接受其给予的册封。约自676年开始,朝鲜半岛就成了统一、独立的国家,但从表面上看,它依然存在于中华帝国的藩国体系之下,而且直到19世纪末期都未曾改变。早在3世纪,倭女王也积极寻求中华帝国的册封,意图巩固其对国内分裂部众的权威。贯穿整个5世纪的百年历史中,倭国(大和国家)先后向中国遣使纳贡十三次之多,目的就是获取中华帝国对其政治地位的官方认可,并希望中国支持其对日本乃至朝鲜南部的统治。在文化方面,实际上,东亚各国大部分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汉文编写的。至今仍在沿用的“日本国名”,并不是来源于日本本土的词语,而是一个汉语复合词。早期朝鲜的史料不仅采用汉字,而且主要以文言文形式记录。书中记载,现存最早的两部朝鲜国史,其中的《三国遗事》一书是用汉文编写而成的,在记录朝鲜半岛发生的历史事件时也不时采用中国纪年。现存朝鲜半岛上的居民都采用汉人姓氏命名方法,从书写方式上,他们的朝鲜姓氏与汉人姓氏毫无二致。但上述国家到了近代就开始数典忘祖,过河拆桥,从文化等诸领域去中国化。进入20世纪以后,“汉字”遭到了朝鲜及越南的普遍抵制。早期阶段,日本自我膨胀自视为“天下之中的国家”,华夏帝国的地位让它无法忍受,因此大力模仿中国制度,其狼子野心就是与中国一较高下,在中华帝国的天下之外,另立“天下”。7世纪时,日本采纳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词语“天皇”,一方面“天皇”可凌驾于朝鲜“大王”之上,另一方面的企图就是拿“天皇”与中国的“天子”相匹敌,平起平坐。现代越南民族主义者则对中华帝国对交州一带(越南先民所处之地)的千年控制看做是“过眼烟云”,想给自己“寻根”,他们或许忘了曾刻意标榜自己“汉人”身份的史实,因为那时它们寻求的是在更大的政治实体内获得文化认同。就当今国际社会来说,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不更说明了数典忘祖的本质吗。
东亚,如此而已。
《东亚的诞生》读后感(四):“我是中心”的天下观与东亚国家的诞生
在许多跨文化比较中,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都是常见的比较对象,用以展现一种不同于西方/欧美的文化样态。在“经济学”的母题之下,东亚往往扮演着集体主义、等级主义的模样,与西方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形成对照;在“心理学”的展馆里,东亚则穿上了“羞耻”、“内向”、“委婉”的外衣,大不同于“开朗”、“外向”、“直白”的西方;在“文化研究”中,儒家文化圈通常意味着家庭本位、人伦道德、尊奉祖先、仁义忠孝。
这样看来,所谓的“东亚”似乎是一种面对“西方”时反向催生的泛泛区域。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日本人和我们很不一样,甚至于势不两立。韩国人呢?十分相似但大逆不道,经常想要反过来褫夺中国的文化和民俗传统。越南则充满了异域风情,到处是法国人和美国大兵蹂躏后的遗痕。在现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恐怕没有多少对“东亚”的归属感,对于日本、韩国和越南人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不过,在中国人眼中,“欧洲”以及“欧美”却也恰好是一个与“东亚”相似的概念。尽管法国人和德国人多年为敌,大不列颠孤悬海外若即若离,爱尔兰在亲近或反抗不列颠之间摇摆撕裂,北欧自成一体、南欧无甚作为,奥匈帝国与南斯拉夫先后分裂,低地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也各有特色——我们仍然习惯于把它们视为统一的“欧洲”。乃至于在必要的时候,连遥远的北美和澳洲也算作一起。用泛泛的称呼来统指遥远地区的族群,恐怕是人类思维的惯用路径。但欧洲和东亚的概念,总是尤其突出。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希腊罗马和中国,才有可能诞生出“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参见《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作为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新月沃地的文明以及埃及、印度,都饱受外敌困扰,总是在入侵和被入侵的两极对立中认识自己。从遥远的乌尔、乌鲁克、巴比伦,到赫梯与亚述,下至我们熟悉的波斯与马其顿,不同的族群带着他们的文明在这片大地交汇之处上起起伏伏。如果说新月沃地是世界的中心,那么居于此地的人总会发现他陷入四面皆敌的境地。在自身强盛时他们势不可挡,一旦衰落则找不到藏身之处。因此,一如吉尔伽美什,身处盛期的君王乐意在新月沃地接过“世界之王”的冠冕,而百十年后他的子孙后裔恐怕已经沦为奴隶——当然难以形成稳定长存“天下观”。
相比之下,希腊文明的出现可谓时机良好、位置合宜。公元前11世纪,有不知来历的蛮族从地中海西北方向汹涌而来,席卷迈锡尼、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东岸,其兵锋之末甚至抵达埃及(参见《文明的崩塌》)。地中海沿岸建立在阿卡德语之上那些辉煌灿烂的文明被横扫一空,“整个”文明世界陷入了短暂的黑暗时代。
公元前10世纪之后,腓尼基人率先崛起,希腊人紧跟着从迈锡尼的废墟中重生。一方面,希腊的土地远离曾经的世界中心(新月沃地),土地贫瘠,不至于成为各个族群争夺的焦点;另一方面,希腊人距离文明中心又不算太过遥远,它身处先进技术、文字书写、贸易网络传播的边缘,而不至于一无所知。因此,相对于亚平宁、伊比利亚、高卢、日耳曼的族群,希腊是先进文明,而相对于新月沃地和安纳托利亚的四战之地,希腊又比较稳定安宁。
罗马则更加偏僻,尽管直线距离不远,但马其顿的大帝国还是对那偏僻的地方毫无兴趣。罗马崛起之后迅速吸收了希腊和腓尼基的遗产,遂成一统之势。如是观之,欧洲的历史正是偏僻之处力图成为中心的历史。在罗马之后,曾经偏远的高卢、德意志和不列颠走上舞台,东方的俄国也不甘寂寞加入角逐,最后,更加遥远的亚美利加成了世界中心。
欧洲的故事,是文明的中心地带成为争夺和战乱的中心,于是边缘地带便趁势而起,使自己成为新的中心。东亚的故事,与欧洲有些不同。
东亚距离文明的发祥地太遥远了,也没有类似新月沃地这样的文明交汇之地,更没有强大的异文明侵扰于侧。东亚的先民们一边自己摸索创造,一边迟滞延后地接收着遥远文明的技术和讯息。在中华大地上,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百花齐放,各有所长。最终,河南、山西、山东的文化所构成的中原文明独占鳌头,渐成一体,共享礼仪、墓葬、祭祀以及政治、社会和军事制度,以诸夏、商之名蚕食四野,向外开拓殖民地。
到了秦汉时期,华夏已然一统,尽管各地方言不同、习俗多有出入,但通过“书同文,车同轨”构成了一套多元一体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同时接受统一的语言文字(书同文)和礼仪制度(车同轨)与地方文化(这个地方文化未必就多么传统,但一定要极具地方特色)。这同时也就允诺了统治阶层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和被统治阶层的相对固定,从而确保统一的落实——在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上都基本一致的贵族/士人和各地不同的啬夫。
中华文明同样诞生了“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周边的土地已经无法再支持第二个庞大文明国度。在《欧洲的创生》中,我们看到西欧对东欧的开拓,有赖于开拓广阔的黑森林形成新的耕地。日本是个岛国,土地狭长且多山地;朝韩地处半岛,交通同样不便;越南炎热,中原人难于适应。这样的地理条件一方面阻止了大规模的中原移民,使得中央政府即便暂时地控制住这些地方,也无法有效地改变当地的人口比例,将土地彻底“中国化”;另一方面,这些零散破碎的地块也无力支撑一个新的强大文明。事实上,华夏文明的中心南移,本身就已经是边缘地带崛起的另一种体现。
对于中国直接统治之外的地区,华夏语言文字和礼仪制度都不能完全建立起来——在高雅文化中使用中文的同时,本地语言才是日常用语;也没有足够的官吏和士人将高效的行政体系分支完整复制过来——当地统治阶层便不会彻底“中国化”。
何肯在《东亚的诞生》中写道:“ 所谓的中国化,应当是东亚儒学文化与周边地方文化之间进行的一场开放式对话,而不是周边地区对中原文明的全面复制。”这更接近于结果而非缘由,江南、岭南、云南展示了成功且完全的中国化,而日本、朝韩、越南则展示了不完全成功的中国化。是故,“总之,复制‘家长权威’模式,就意味着否定之前的‘权威’。东亚国家的汉化程度越深,它追求自立的要求就越强烈,它企图另立‘天下’,自成‘天子’的野心也越膨胀”,一言道出了东亚其余诸国既身在中华文化圈中又要力图自立的根本逻辑。
《东亚的诞生》读后感(五):超越多元一体的中国,从日、韩、朝、越看东亚的诞生
如果说《欧洲的创生》这本书是聚焦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文明的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的话,本书则是探讨中古时期东亚世界体系的专著。如果我的印象不错的话,之前理想国出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川本芳昭的《·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都可以看做是同一类题材,即从周边看中国、什么是中国专题。当然如果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还可以仔细阅读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
8.5
(日) 川本芳昭 / 2020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8.5
(日) 宫本一夫 (日) 平势隆郎 (日) 鹤间和幸 (日) 金文京 (日) 川本芳昭 (日) 气贺泽保规 (日) 小岛毅 (日) 杉山正明 (日) 上田信 (日) 菊池秀明 / 2014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九章,中间七章集中探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的形成、中国的文化概念、东亚是如何诞生的、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是如何被纳入这一体系,同时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弹性。作者何肯,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现为北爱荷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的治学方向主要为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史、隋唐史和东亚文化圈形成史。
本书的特点是大量综合运用了古代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四国的史料、文集,征引广泛,视野开拓。但如果从新知创新的角度看其实并无很大的新意,不过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本书大概还是能为其开拓视野,有一个同时期多国比较的横向视野,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就中国谈中国。
东亚的概念是近代欧洲人强加给亚洲人的,这一概念的生成本身就有着浓郁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类似的还有远东、亚细亚。对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在历史时期并不一定都是从来如此天经地义的,这就是本书序言的最大启发。从秦汉到隋唐史东亚形成的历史时期,唐代达到巅峰,创造了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东亚文明曾经高度发达,而且在其上层精英里共享着类似的文字书写系统、道德礼仪、哲学经典和外交规范,这无疑是十分独特的,特别是和西欧国家的封建传统相比较的话。
进入第二章,我们可以深入地看到中国一词含义的演变:从最初的中原,一块圈起来的地不断扩大其外延,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文明和起源是多元的,核心是中原地区,南方民族则说着更接近于今日南岛语系民族的语言,当时中国的南方地广人稀,但却依然活动着越人、濮人、氐人、羌人、夜郎、滇国。本章突出了秦帝国的独特作用,又强调了土著民族文化和抵抗的韧性,这一点以前为汉化论者所忽视。其实关于秦汉以来到南北朝时期中原边缘和南方地区蛮族、山越的汉化和地区开发问题,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经典课题。陈寅恪、周一良等学者着墨甚多,对桃花源和坞壁的关系的研究也给后人以很多启发。现代学者胡鸿的专著《能夏则大与渐幕华风》则深入探讨了这一地区的蛮族如何转化,和帝国内部的行政交通对群体认同起到的作用。
第三章是从文化制度的层面介绍东亚的诞生,重点1讨论了儒家文化、典籍、汉字书写、朝贡体系与东亚世界体系的关联。这一部分也是理解本书核心观点的重要钥匙。不过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作者把儒家思想和普世价值、政府最小干预理论等做简单的类比,这看似是一回事但实际有削足适履的感觉。要深入地理解礼仪、教育、学校对于儒家文化和文明观念的播种作用,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梳理少数民族酋长请求图书、派遣子弟学习等案例去进行分析。但很多时候文书的书写和实际的利益诉求、政治运作之间则有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后来者需要注意的。
至于外交秩序,则更加不平等。在东亚体系之下的诸国至少从礼仪秩序和官方文书的表达上是不平等,有着差序的地位秩序分布的。但它们似乎至少在明面上认可了这些不平等,以便获得中原皇帝的册封和政治认可,同时通过皇帝的赏赐和贸易获得一笔不菲的经济利益。很有意思的是南朝政权最初将高句丽列在第一位,百济第二位,倭国又次之。但到了南齐时期,北魏政府在设置各国使者的住处时,把高句丽列在南齐以后,可见这一时期高句丽在东亚世界里的地位迅速崛起,成为南朝和北朝争相拉拢的属国、友邦。但帝国自称的天下一统更多是一种自我想象或者说yy,而不是既成事实。否则高句丽、百济的叛乱,高昌的侵扰、吐谷浑的犯边也就不会使得皇帝勃然大怒了。
第四章扩大了范围讨论了东亚之外的全球性的交流,从对外贸易、佛教的船舶、核心聚变等视角分析交流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官方的民间联系都比以往时期更为密切,无论在外交上、经济上还是宗教传播领域。(未完)
对外贸易是值得关注的领域。除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承载了不同地区人们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良好愿望。早在前3世纪后期南越国就可以和地中海东岸、印度地区通航交流,来自地中海一带的玻璃饰品已经进入中原以东地区。不过总的来看两汉时期的海上贸易始终从规模、种类上不及陆上贸易。一个矛盾的事实大概就是往往在帝国陷入分裂与动荡的时候,边州及沿海地区就会赢得巨大的发展,这也许是移民带来了新技术,核心地区毁于战火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古时期隋代人发兵攻打流求,可见那时对台海地区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攻打林邑国、高句丽、百济、高昌,隋唐帝国在积极地开拓疆土,在东亚世界里树立一个典范形象。古代中国长期重农抑商,加强对经济的管制力度。就比如玄奘出关就带有偷渡的性质,而封锁关梁主要针对的就是西北边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