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昔话（上下册）读后感精选
《日本昔话（上下册）》是一本由[日]关敬吾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套），页数：7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昔话（上下册）》读后感(一)：感受日本民俗文化
一开始对于“日本昔话”这一个词语带有着一些疑问。“昔话”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日本的词汇，可以指过去的故事，也可解释为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可想而知，这一本书其实就讲述的是日本的一些民间故事。
东方的民间故事，我觉得一直是比较相似的，可能包括一些神话色彩，又可能有一些温情与感动，有很短的小故事，也有长一些的故事。这些故事从历史流传下来至今，现在读起来，我们不仅了解到了日本一些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也有日本独有的一些故事的风格。 整套书就像是所有日本民间故事的总结。它不仅仅只适合儿童，也适合成年人。作者在前言的《致读者》也提到，昔话原本不是读的，他是耳朵听的，也是口口相传的。由祖母母亲说，给他们的子孙这样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可能在讲述的过程中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慢慢的适应了当下的时代和生活。
日本西化中的故事，其实都是以一些低阶层的人民和农民为主。所以很多有体现了人民的生活。就如同开头的第一篇中，你一对老夫妻，因为种着瓜开出了很大的果子，从瓜里落出了一位女娃，给他取名为瓜姬，而最后因为遇到了天邪鬼，挂机死了却变成了长长的葫芦，结出了更多的黄瓜。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是反映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实书中类似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有些精巧短篇也让我记忆深刻，《智多星》就是这样一个短篇故事，篇幅很短很坚强，读起来却特别的有意思。村里的财主老爷到底是怎么去世的？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可以成为了一个谜语，也带你有了一些悬疑的色彩。
其实日本西化的这些故事，作为日本的传统，民间故事是非常有想象力，也有很强烈东方色彩。作者通过不断的整理和总结，把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故事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在阅读的时候，我多次想到了我国的古典作品《聊斋志异》，似乎两者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用通俗易懂又简单的语句，把故事形象生动的表达，这也是受到了读者和听众喜爱的原因。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也是因为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没有被淘汰，一直流传至今。
《日本昔话（上下册）》读后感(二)：日本文化的精神底色
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不会讲故事，我每次央求妈妈给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妈她总是讲同一个故事，想必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吧。“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有一天……”想必外婆也是这么给妈妈讲故事的，这或许是全中国流传最广的民间故事了吧。我可不想以后我只会讲这么一个故事给下一辈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间故事，而这些故事往往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色。一代又一代人辈辈相传的故事，源远流长，有着最古老的思想与文化，是一个民族日后所有故事的基石与根脉。我想不管是谁，总会在小时候有意无意听到很多民间故事，它们有些带着少许哲思，有些生动有趣，有些惊险刺激。一辈又一辈的人在这些昔话的熏陶下，长大成了人。而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故事，它们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通过口耳相传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即使到了今天，或许我们还应该再拿出来读一读。
这本书《日本昔话（上下册）》便是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搜集整理的日本民间故事集。之前听说过有类似的集子，叫做《日本的昔话》，是由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柳田国男将口口相传的昔话整理成了文字。而本书的作者关敬吾便是师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者，他本人也为日本民俗学建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亦对新时期中国的民俗学事业有过积极影响。“昔话”二字来源于日文，顾名思义，便是“过去的故事”的意思，“日本昔话”便指的是“日本民间故事”或“日本民间传说”。这本昔话集翻译自关敬吾收集整理的三卷本故事集子，是目前最完整的中文译本。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日本昔话大概就是关于桃太郎的故事了吧。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一说桃子是老婆子在河里洗东西，从上游飘过来的，一说是上游飘来的是一只漂亮的箱子。当然也有其他的版本，比如说是老公公和老婆婆吃了桃子返老还童，生下了桃太郎等。这本集子中选了前两个版本，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了一起，取名为《桃太郎》与《桃子太郎》，内容似乎别无二致，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可见作者的用心。
读着这些日本经典传统民间故事，就会发现它们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内涵，其中所蕴含的东方色彩让它们非常接近于中国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复杂故事想象力的源泉，值得再讲一百万次。
《日本昔话（上下册）》读后感(三)：不按常理出牌的日本昔话，是民间故事里的“泥石流”，又污又有趣
日本学者东山魁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是远东岛国，流入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可能通过日本继续流动到其他国家，而在这里原封不动地滞留下来……日本无保留地吸收外来文化，喜欢模仿，同时，又顽强地保持自我，由此产生刺激和紧张，生发出新的动力。”
由乐府文化出版的《日本昔话》，便是这样一部充满神秘与玄幻色彩的日本民间故事集。
所谓“昔话”，是一个日文词汇，即“昔ばなし”，意思是“过去的故事”或“民间传说”，是流传于古代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其中承载了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某个地区的风俗，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母题。
在这套《日本昔话》里，汇编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日本传说故事，如《桃太郎》《浦岛太郎》《摘瘤子的老爷子》《一寸法师》《割了舌头的麻雀》等。
这些古老的昔话随着岁月流转，被村中的老翁老妪口口相传地保留下来，在那些神奇有趣的故事里，不仅有日本古时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更包含着日本的民族心理、观念信仰等，其故事类型多样，想象丰富，是培养儿童想象力的极佳读物。
有趣的是，这本书明明是个寓言故事集，我们却能从中读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现代日本人的脑洞之大，我们有目共睹，然而古代的日本人的脑洞更加清奇。
比如《垢太郎》这篇故事，讲的是一对懒惰的老夫妻，因为生不出孩子，于是从身上搓了点泥垢下来，然后泥垢就变成了一个孩子，老夫妻给他起名叫做垢太郎。
垢太郎一顿能吃四十斤大米，很快就长成了壮小伙子，有一天，他拿着一根重达700斤的铁棍出门游历去了，路上，垢太郎又打服了两个手下，三个人一起去打妖怪，救大姐姐。
那个妖怪非常厉害，把垢太郎的两个手下都吞进肚里，还把垢太郎的铁棍都拧弯了。幸好垢太郎飞起一脚，踢中妖怪像木桶一样大的阴囊，结果妖怪就倒地死了。
垢太郎救出了大姐姐，她的父母千恩万谢，要报答垢太郎，但垢太郎什么都不要，就要来四十斤米饭呼噜呼噜吃光了。大姐姐的父母非常感动，说：“你真是一个没有贪念的好孩子啊，请你做我们的女婿吧。”于是，垢太郎就和大姐姐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还把懒惰的老夫妻也接了过来，一起享清福。
所以这个故事大概是说，不爱洗澡没关系，说不定等你老了，靠身上搓下来的泥垢，就能过上躺赢的幸福生活呢。
像这样又污又有趣的故事，在《日本昔话》里一抓一大把。可以说，这本不按常理出牌的《日本昔话》，就是民间故事里的一股“泥石流”。
其实，类似的民间故事在中国也有很多，但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我们经历了城市化的急剧发展，随着民间故事传承者的老去，和乡村生活的巨大变貌，对于城市里长大的儿童来说，民间故事已经成了格外遥远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这本《日本昔话》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对这些“昔话”的珍视，不仅是对儿童与童年的温情注目，更是对传说和民俗学的重新强调。
透过这本《日本昔话》，我们将在认识他者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又在发现自己的过程里，寻觅那远去的故乡……
《日本昔话（上下册）》读后感(四)：昔话的退却
所谓“昔话”，是一个日文词汇，即“过去的故事”，亦可解为“民间故事”或“民间传说”。昔话原是流传于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承载了人们的共同记忆与某个地区的风俗，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母题。“民俗学”（folklore studies） 一词最早是日本学界采用的译词，其研究出发点在于认识祖国和认识自我，不过各国研究者最初的动机与目的并不一致。譬如，德国民俗学始于格林兄弟的文献学研究，且有浓郁的社会学、社会政策的色彩；芬兰民俗学则特别注重文化起源及传播方向。日本民俗学开创者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的根本动机源于某种乡土之爱、国族之爱，其与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要了解的不是史籍中重要的人物与事件，而是普通人迄今走过的道路。“运用民俗学阐明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问题，就是日本民俗学的主要目的。”（柳田国男、关敬吾合著《民俗学入门·绪论》）
本书底本采用柳田国男弟子关敬吾所辑 《日本の昔ばなし》三卷本（岩波书店，1956— 1957）， 也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中文版译本。若要了解此书的诞生背景，首先应回顾日本民俗学的历史。日本近代民俗学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初的“乡土研究”，其奠基者正是柳田国男。周作人早已对柳田的研究和学说多有传扬，认为柳田的《远野物语》和《石神问答》“虽说只是民俗学界的陈胜、吴广，实际却是奠定了这种学术的基础，因为他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实际的民间生活下手，有一种清新的活力，自然能够鼓舞人的兴趣起来”（周作人《远野物语》， 收入《夜读抄》）。并赞美柳田治学朴质无华，文笔精美，令人喜读。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与顾颉刚、沈兼士等学者发起歌谣研究会，积极提倡歌谣学，与他受柳田国男的影响不无关系。而《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也将歌谣的搜集、研究明确纳入民俗学的范畴，并认为在中国，研究民俗学是一项重要的事业。
20 世纪20年代中期，柳田将自己的民俗学研究定义为不仅要精确理解日本平民过去的生活，还要与其他相邻民族进行比较。不过柳田本人在比较民俗学方面未及着力，这方面研究要等到他的弟子们在战后继续开拓。而同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心已由北京转移至广州。1927年，中山大学首创民俗学会刊行《民俗周刊》与民俗丛书，“民俗学”一词遂普及于学界。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民俗学领域的核心人物无疑仍是柳田，他带领弟子发起全国范围内的 民俗学调查，并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补助金， 即1934年开始的“全国山村生活调查”与其后的“海村调查”。弟子们到日本各地农村展开田 野调查，重点关注村落的历史，村落与外部的交涉，村落的组织及机能，村民的衣食住行、信仰、 生育等问题，尽可能保留听取的方言词汇及文法。
关敬吾来到柳田门下，正是柳田开始大规模田野调查的1934 年初。1899 年出生于长崎的关 敬吾当时已从东洋大学毕业，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为柳田的学问所倾倒，也对民俗学有浓郁的兴趣，遂加入了柳田当时主持的“民间传承会”，也参与了柳田的农村调查，搜集了两个村庄的传说，积累了重要的田野调查的经验。山村调查首先完成，并在1937年出版研究报告《山 村生活的研究》。不过，接下来的海村调查就不甚顺利。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农村迅速凋敝，男性村民被陆续征兵，学术振兴会的经费支援也告中止。调查在1940年勉强结束，研究成果《海村生活的研究》则到战后的1949年才出版。
当时，柳田的民俗学研究法已相当成熟，其研究组织也扩大至全国规模，奠定了今日日本民俗学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柳田门下还有几位成员是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20 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对左翼运动的压迫日益剧烈， 许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被捕入狱。他们出狱后不便继续高调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又无法抛弃自己的信仰，而在他们看来，柳田民俗学中始终强调的“常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相通之处，遂有不少人投奔至柳田门下。“常民”一词是柳田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源自“common”。柳田曾强调，之所以不选择“庶民”一词，是因这一词汇有某种阶级性，指称某些地位更低的群体，并不合适；不用“平民”，是因为这依然是一个有阶级属性的词汇，与“士族”等阶级对立；“常民”则可概括某个国家无论贵贱的所有群体。柳田创立的日本民俗学研究，战后在日本学界被批判为非历史性的、日本一国主义式的研究，即过度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及一体性。但关于柳田学术的遗产尚有诸多未整理、消化之处，也很难轻言超越。
作为柳田忠实的弟子，关敬吾1945年之前的学术经历正与柳田民俗学确立期及当时盛行的口承文艺采集期重合。战后，日本民俗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者们反思战前、战时的研究方法，整理出版此前积累的大量资料，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论。1962年，柳田去世后， 日本民俗学陷入迷茫期，柳田弟子们似乎一时无法超越 柳田的学说，也不能提出新的方法论与范式。同时，文化人类学等与民俗学相近或交叉的学科在日本迅速发展，研究者们开始质疑民俗学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关敬吾与大间知笃三（1900— 1970）、冈正雄（1898—1982）、樱田胜德（1903—1977）等人编写的十三卷《日本民俗学大系》（平 凡社，1958—1960）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
1962年起，正在瑞士的荣格研究所留学的心理学家河合隼雄（1928—2007）开始学习用深层心理学的方法分析民间故事。他对通过民间故事分析日本人的深层心理产生极大的兴趣，他当时反复阅读和思考的，正是本书底本——关敬吾编岩波文库版《日本昔话》三卷本。关氏在书中说，民间故事可以超越时代与文化的差异，是具有共同性的存在，这给河合带来很大的启发。河合回国后，将此际的思考撰成《昔话的深层》（福音馆书店，1977年）一书出版刊行。后来，河合进行了更深入、广泛的民间故事研究，所用基础素材便是关敬吾等人嗣后编写的《日本昔话大成》（角川书店，1978—1980年）， 这也是日本昔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1966年至1967年，关敬吾担任了日本民族学会第二期会长，1977年担任日本口承文艺学 会首届会长。至1990年1月26日去世为止， 关敬吾一直致力于日本民俗学的研究。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日两国学界逐渐恢复来往，1980年，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派出了访华团。 1981年开始，中央民族学院朝鲜语教研室的朴敬植、金道权开始着手翻译关敬吾的《日本昔话》，即《日本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选译了原著 240篇中的203 篇）。
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关敬吾编的《日本昔话》节选本，书名为《日本民间故事选》，翻译署名爱新觉罗·连湘。短短两年时间内，先后出版同一种书的两种译本，足见当时中国出版海外书籍的热情，而这也是当年许多儿童印象深刻的故事集。
回顾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起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合，经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郑振铎等学者开创、发展，1949年后被革命式的民间文学模式取代，前述诸位学者的研究转入沉寂。第二个繁荣期在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大量本土研究被整理出版，海外研究也同时引进译介。不过如今中国民俗学研究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也直面诸多困局：研究方法没有更多深入与开拓，同时被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邻、相关领域研究挤压。民俗学本身可以成为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则面临暧昧甚至尴尬的窘境。
而今，“昔话”（民间故事）通常被目为既不学术、史料价值又很可疑的材料，大多时候只是儿童绘本的题材，并非成年人主要的消遣。过去十数年间，中国经历了城市化的急剧发展，随着民间故事传承者的老去、儿童被纳入城市的早教系统、乡村生活的巨大变貌，民间故事成为格外遥远的存在。城市里长大的儿童对之固然很难产生共鸣，在“非遗”评定、商业包装等影响之下，民间故事又不可不免地经历重塑乃至新创。 我曾询问策划重译、出版此书的乐府文化总编辑涂涂，为何会留心到这本昔话集，他告诉我，自己儿时曾读过此书节译本，印象颇深。他对“昔话”的珍视，也是对儿童与童年的温情注目，是对传说、民俗学的重新强调。因此，本书不仅适合讲给儿童听，实现“昔话”的口头传承；也适合作为河合隼雄等学者一系列研究的参考，作为理解日本人心理构造的基础读物；还适合进行横向的比较，在我们的民间传说里，寻找模式与之相似或相反的故事，由此唤起对本国民俗的兴趣与情感。在认识他者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在发现自己的过程里寻觅远去的故乡。
补充说明一点，1983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关敬吾编《日本昔话》的中文节选本，其译者连湘先生当为爱新觉罗·连纕，亦作金连纕，1927 年生于辽宁旅顺口，中学在沈阳度过；1944 年 4 月曾留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乙类， 1945 年 4 月入南满医大预科；1949 年 2 月沈阳医学院大学部二年肄业，赴石家庄白求恩医大病理学系读研，同年 7 月调回北京，在华北军区卫生部教育处出版科任翻译及出版助理员。1951年连纕调军委总后卫生部人民军医出版社任出版助理员，担任翻译兼美术编辑，主要绘制及审查医学书刊插图、设计装帧等。1958 年连纕下放黑龙江省 856 农场，其时户籍警将名字错写成“连湘”，这个错误随后一直沿袭。1979 年，连纕调入中国社科院外语教研室，直至离休，1990被年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5 年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有关连纕先生的履历，参考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2002 年）。该信息蒙友人宋希於先生赐知。据说连湘先生亦曾译有关敬吾编《日本昔话》全本，不知译稿今何所在？
作者：苏枕书
江苏南通人，历史学博士，留学日本多年。著有《京都古书店风景》《有鹿来》《岁华一枝：京都读书散记》《春山好》等多部作品，另有译著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