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地到戎墟》经典读后感有感
《从胡地到戎墟》是一本由王炳文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胡地到戎墟》读后感(一)：细看安史之乱
粗粗读了一遍，知识点太多，get到的的也就十之三四吧。
安史之乱是被构建出来的
盛唐这个概念也是变化之中的
……
有点赞同也有点疑惑。
最感兴趣的是后面安史之乱年表，梳理得十分详细，构建了安史之乱整体的时间轴。
作者对安禄山的许多细节都进行深究，对大家耳熟能详的史料中看出背后的历史细节来，读来很有感触。
《从胡地到戎墟》读后感(二)：灯下黑的“安史之乱”
读罢本书，第一感觉是张国刚的序言和全书关系不大，他扯了一大堆汉化、胡化和所谓农耕文明之类的，结果全书根本不是这个路子……其言是他个人的发挥。 总体来说，本书是本不错的中唐政治史研究著作。本书之论胡化，实则从“河北胡化”这一意象出发，辨析其演变与中唐政治之关联，即“胡化”形象的变迁史。
正如作者在第二章《论河北胡化的两个阶段》中所感叹的那样：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对这一事件（即安史之乱）进行直接研究的著作”
作者在后记中也感慨近年来的唐史研究“忽冷忽热”，而唐代政治史研究“又显得分外‘土气’”
我并非唐史研究者，不好妄言其现状，但唐史研究也确有太多的灯下黑，安史之乱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无需辨析的对象、背景与事件，却忘记了这一概念本身的流变，那么又何谈深入理解呢？在这一点上，本书带给我们的学术反思要比具体观点更重要。 全书讨论者，一则政治文化，如“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的建构；二则安史之乱前后具体的政治变革，如幽州格局、安禄山之族世、借兵回纥、燕朝内乱与仆固怀恩之叛。作者的研究相当扎实，在基本史料之外，充分运用墓志和语言学相关的材料，并能对中外学术研究均予以关照和回应，确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命题填充了较多的空白。在这一点上，该书值得推荐。 不过，私以为作者在部分地方有些浅尝辄止，比如第一章讨论“盛唐”之时，何以在玄宗朝后兴起？在古文运动之影响外，或有其他因素。又比如，私以为“胡化”之关键，不在人数，亦不在军政，而在乎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这是一切共同体得以凝聚的关键因素，若能就此展开讨论，必能有更深入之认识。作者曾提及胡人宗教，确一可取之方向。
《从胡地到戎墟》读后感(三)：本书的瑜与瑕
〖优〗——总体来说，做安史之乱或者玄宗朝政治研究不可错过的书。 1,学术史梳理和辨析做的比较好，涵盖了中英日文文献，不容易做到。 2，将安史之乱放在玄宗朝甚至是唐前期政治史的大范围内进行解释，理清了很多的疑团。本书可做一部玄宗朝政治史研究来看。
3,从概念史入手，分析了相关术语的来龙去脉，比如“安史之乱”“河朔”“胡地”“戎墟”等等，但是分析过程浅尝辄止，每每期待下面的论述，却戛然而止。
4,从唐中央对东北军事的几次调整，铲除高丽—契丹种胡人在幽营军事中势力的角度，分析了粟特胡人安禄山的崛起，颇有见识。并且论证了安禄山权力由平卢转移到幽州的过程，以及辨析安禄山对于马政的掌控，都打破了以往安禄山在河北一带独掌大权的印象。至于这一论断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更加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平卢史思明和幽州安禄山在叛乱前的关系研究。第四章对于安禄山族属与身世的考证，充分体现了作者爬梳文献的能力与功底，马政视角观察安禄山青年时期的政治状态更是另辟蹊径。
〖问题〗 1,第一章太迷惑，感觉作者自己都没理清到底要讲什么，结论中的两阶段到底怎么和前面的论述对应也含混不清，我读了两遍，才搞明白大致想要表达什么——难道我脑子有问题？可能就像上面短评说的，过多的花里胡哨的概念，导致该讲的问题没讲清楚。 2,很多地方根本没交代史料，直接说结论，也不说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尤其是需要大量罗列史料来证明结论的地方，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就直接飘下一句结论，〖如叛乱之后河北没有再被时人视为“胡地”，而是成为政治割据的“戎墟”——前面整整六页的分析我都没找到相关的史料依据〈仅仅一段田弘正的史料不足以得出这个结论〉——恰恰这个结论是需要大量列举史料来说明的，哪怕只是词语的统计数据也应该说明。〗 3,政治史的写作最忌讳求之过深，过度解读，本书有些论断即是过度联想，如赵含章案“宋璟在本案中的作用，绝不仅限于简单的进谏”，我本以为会有深入分析宋璟的内容，但作者没有往下写，而且下面写的和这句话没有一点关系，为何要无头无脑的抛下这一论断？如果作者怀疑宋璟有所牵连，就要老老实实的论述。
《从胡地到戎墟》读后感(四)：张国刚教授序言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析这一事件的维度主要有二，一个是政治史维度，一个是民族史维度。当然这两个维度是有交集的。
从政治史维度出发的讨论，主要关注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比如边疆民族关系与节度使体制的形成；土地制度和兵役制度的变化带来的军事体制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外重内轻之势的出现；唐玄宗进取志衰，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等，削弱了唐朝中央的掌控能力。
从民族史维度出发的分析，重视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粟特胡人、羯胡）及其宗教信仰对于叛乱的意义；重视河北长期胡化局面对于叛乱的影响；讨论胡汉问题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变化，等等。炳文的这本书试图打通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的讨论与分析。
如何定性安史之乱？炳文注意到了安史之乱期间以及平定叛乱之后，唐人自己的调子以及之后的官方历史书写，都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迁，更折射了统治者的现实政治诉求。后代历史学家的论述，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视角更为平静冷峻，却也远离了事件本身的场景。
陈寅恪先生比较早从宏大视野讨论安史之乱。《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一个是认为河北地区的胡化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背景，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更是完全与长安不同的蛮夷之地；另一个是充分肯定武则天上台的意义，这种意义要比安史之乱重要。
炳文的研究更细致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胡化问题，安史之乱前幽营地区胡人比较集中，聚集了高丽、契丹、靺鞨、奚、突厥、粟特等多种民族，虽然其中西域粟特人数量相对有限，而东北系少数民族人数更多。但是，粟特人掌控着军政大权，因而其影响比较大。作者进一步把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胡化，分成北部的幽营与南部的恒魏两个不同阶段，这两个阶段不同地域胡化的意涵是很不一样的。
对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作者作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安禄山在起兵时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所谓节制三镇究竟意味着什么？安禄山的蹿升有没有玄宗后期的现实政治背景？安禄山的族属旧史说的杂种胡人，前贤的讨论也存在不同意见，究竟应该如何看？这些是作者在第三章、第四章涉及的问题。
安史之乱的平定，借兵回纥是件大事，影响到唐代此后数十年的政治格局。作者通过史实梳理，认为借兵回纥只是政治意图。
安禄山叛乱所建立的燕政权，有四任领导人，即安禄山、安庆绪父子和史思明、史朝义父子，可以称为史燕政权与安燕政权；期间还有史思明因为与安庆绪的矛盾而导致的短暂归唐。对于燕政权内部结构及其前后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唐朝中央应对策略的变化，包括河北藩镇格局的形成及其关系，炳文都有细致的观察。
安史之乱平定不久，作为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就叛乱了，对于一直护持着他的代宗是很难看的。那么，仆固怀恩为什么叛乱？除了众所周知的与辛云京的关系、代宗处置失宜之类原因外，作者特别分析了在突厥诸族内部，回纥与阿跌等其他部族的矛盾、以及在安史之乱后仆固怀恩在河东各路驻军中的孤立位置，这些细致的讨论无疑会推进我们对事件本身的认识。
总之，关于安史之乱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丰厚的积累，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讨论。炳文的这本书，抓住了若干关键点，纠集各种史料，旁征博引，深入分析，与国际学术界及国内前修的学术成果对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也揭示了许多新问题，有些讨论别开生面。他的博士论文曾获得清华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这部书是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鉴于本书是讨论唐代胡汉问题的一部个案性质的专著，我想借此课题，从宏观层面谈谈对胡汉问题的看法。
中国历史五千年，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开始，华夏与戎狄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就不曾中断。现在的研究表明，三代时期的戎狄或者戎夷，未必都是游牧民族，也有农耕文明，只是其与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渊源有异罢了。秦汉以后，戎狄或者夷狄逐渐与华夏族即后世的汉族变得不同，戎狄代表游牧民族，华夏或者汉族则是农耕民族。这与北方长城沿线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由于气候的变化，农耕地区的边线向南推移，长城之外愈益成为游牧地区的跑马场，而塞内则为内陆农耕之乡。北部边境的气候变化影响到草场边线的移动范围，在后来的三千年历史中，也反复出现过，每一次气候反复都若合符契地影响到北方游牧部族的动向，以及华夏与夷狄势力的消长。
今日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以本国现今版图范围内的全体部众以及统治政权演变的历史为范畴，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历史书写显然不可能与历史上的王朝史完全吻合。日本、英国如此，泰国、印度、埃塞俄比亚也如此。就中国而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以及海洋所属区域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的基本范畴，它显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二十五史”之类史籍所叙述的历史。但是，中国历代王朝正史，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史”，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汉书》的《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到《三国志》的《倭国传》、《魏书》的《西域传》《蠕蠕传》；从《新唐书》的《东夷传》《西域传》、《宋史》的《外国传》（含天竺、大食等），到《明史》的《外国传》（含佛郎机、和兰、意大里亚等等）、《清史稿》的《藩部传》、《属国传》，王朝的历史之外，还不忘记这个王朝之外的两类政治实体，一个是其藩部，一个是外国；就当时的王朝自身政治诉求而论，他们对这两个政治实体，最多只有地缘政治的概念，而没有其他分别。就中国北方地区而论，对于这两类政治实体的记述，史籍上会统统冠以“胡”“夷狄”之类名号。换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区域常常会横跨今日之中国和今日之外国两个部分；我们今日所谓的两类政治实体，在那个时代是模糊的。
举例言之。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寻求与大月氏结盟对付匈奴，匈奴控制的部分地区其实在今日之中国境内，大月氏则完全是今日之外国。比如，唐德宗曾派杨良瑶出使大食，就有对于吐蕃侵扰中原咄咄逼人形成牵制的意图。在今天看来，则属于外国和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别。地缘政治是当时中原政权的切身感受；主权国家的边界则是我们今日之价值理念。如果我们以今日之观念，对于历史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强行解释，不仅误解历史，而且也贻害当今。
总之，中国历史内部始终存在两种并行的发展线索。一种是作为主体文化部分的华夏文明发展的线索，秦汉、隋唐、宋明这些重要朝代的历史，尤其体现出这一条线索；另外一条是中原王朝与周边、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互动（战争的与和平的）。三代（夏商、西周）勿论，战国时期燕、赵、秦北边的长城，就是处理华夏政权与游牧部族关系的边防设施。这三个国家内部也有融合华夏与戎狄的问题，比如赵国以邯郸为中心的农耕文明，以代地（大同）为中心的游牧区域，就在一个诸侯国家内部，发生过冲突。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及最后沙丘之变，都反映出赵国处理戎夏问题的得与失。秦朝的北修长城、汉初的和亲、汉武帝时期的反击匈奴乃至凿空西域，都反映出不同时代处理中原王朝与北边游牧部族之间关系的不同思路。
两汉时期与北方胡族政权的战争与和亲的交互变化，匈奴、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附塞和内迁，形成了比较复杂的胡汉关系。魏晋南北朝时代内迁“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并未完全融入汉文化与生活，仍然保留着部落编制。塞外部落（鲜卑慕容部、鲜卑拓跋部）对于南下入关入塞虎视眈眈；趁中原王朝内乱（八王之乱）、统治力薄弱之机，两股势力汇流颠覆了中原王朝的统治。长城已经完全失去防御意义，秦汉时代在塞外的战争就被移植到塞内。后面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五胡政权加速了胡汉融合，胡汉合作构建起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雄伟大厦。
隋唐主要是唐朝，不过又重复了历史的故事。唐朝前期各种内迁胡族部落依然存在，分布在长城边塞，安禄山、史思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唐朝胡汉一家的政治品格（唐太宗被奉为天可汗是其突出标志），内迁胡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反而能够运用其长处（通六番语、善骑射）为国家效力，其领导人做到很高的职位。讲安史之乱爆发的胡化因素以及安史之乱之后河北乃至山东地区的胡化问题，都要在这个背景下审视。炳文的这部书就是对于这一主题进行微观审视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只有内迁胡族部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没有塞外强大部落的响应，安史之乱的结果只是不到八年的燕政权，这种情况甚至比汉赵（304—329）政权更短暂。一个因素是晋朝政权的腐朽无法与跌落盛世的唐朝相比，后者的平叛能力更加强大；另外一个因素是没有塞外部族的乘虚而入，相反塞外部落如回纥倒是成了唐朝的同盟军，从这个角度言之，本书第五章强调回纥借兵的政治目的（切断内迁部族与塞外部族的联合）大于军事作用，可谓深中肯綮。
如果进一步追溯下去，安史之乱之后的所谓胡化问题，也可以说其本质是汉化问题。内迁部落在河北藩镇建立之后，逐步打散了部落编制，逐渐进入汉化的洪流之中。在河东地区的沙陀稍显例外，是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的分散处于比较缓慢的过程中（宪宗时期才由河东节度使范希朝迁入朔州地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政权的建立，恰恰加速了沙陀部落的汉化，以致他们自己无不以华夏政权的代理人自居。总而言之，所谓的胡化（胡人入塞）实质恰恰是汉化。汉化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离散部落之后的汉化，一个是部落未曾离散但是内迁后逐渐沿着离散部落的道路而被汉化。逻辑上这是一个前后相沿的过程；事实上则是交互存在的过程。还有一种更大规模的汉化，这就是鲜卑拓跋部入华建立北魏和周齐王朝的汉化，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历史（从386年拓跋珪复国，到581年隋朝建立）。日本学者所谓的征服王朝辽、金，其实是北魏王朝汉化的新版本。进而言之，元朝、清朝不也是放大了的版本吗？代表华夏农耕文明的政权与北方游牧胡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始终伴随着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内部两条重要线索之一。所有的王朝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部分，元朝人认可辽金和宋为前朝正统；明朝人认可元朝为自己的前朝，清朝认可自己为明朝的继承者，都为之修正史，客观上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的真实。所谓“新清史”从什么北亚历史的角度看东亚史、看中国史，作为学者写篇论文补充一个观察视角以示新意或可为之，但是，放在整个中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看，可以说是皮相之论。
三种不同层面的胡化——胡人生活于中原、胡人部落迁入中原、塞外部落入华建立政权，其实就是三种不同程度的汉化。离散部落的胡人很快接受农耕生活而汉化了；入迁胡人部落（如汉赵政权、安史的燕政权）因为战争与短命政权而加剧了部落离散从而汉化了；塞外部落（鲜卑拓跋部、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入华建立政权，从黄河流域的半壁江山如北魏、辽、金，到整个全国性统治如元朝、清朝，最终的结果，无一不是接受农耕文明进而接受农耕文化因而汉化。这难道不是彰彰可见的历史事实吗？
那么，所有这些事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生活是比游牧生活更稳定更先进的生活，比较符合于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天性。发达的农耕文明之上构建的精神生活（思想、艺术、历史、文化、哲学）也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也符合人类精神生活的天性。中国农耕文明及其之上建立起来的华夏文化不仅影响到中国境内的游牧民族、塞外游牧民族，而且影响到倭国（日本国）、朝鲜、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等周边国家。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承认这一事实，这不是什么“汉文明中心史观”，这是“人类文明中心史观”。“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的别出心裁，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作为中国本土之上的两种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所谓华夏化或者汉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包容吸收各种游牧文明因素的过程，胡汉融合从来就是双向的，汉文明在吸纳胡族文化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只是这里面有主体与次要的分别罢了。
是为序。
2020年4月26日清华大学109年校庆日
《从胡地到戎墟》读后感(五)：【转】王炳文：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
学界对安史之乱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段便已开始，主要着眼于叛乱的起因和胡人的迁徙，但对安史之乱本身的探讨则滞后很多。1962年，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对《安禄山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校勘、翻译和注释工作，对安史之乱的始末和人物事件予以系统论述和考证，使得学界首次直面安史之乱的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欧美唐史学界对唐后期政治尤其是藩镇结构关注度的增加，安史之乱作为源头性的事件日益受到重视，其中彼得森（Charles A.Peterson）论述了安史政权对于河北藩镇割据模式的塑造作用，并从仆固怀恩等将领与中央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平叛活动对于战后格局的影响；而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则专文探讨了安史之乱对唐后期藩镇军事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一批新出墓志的刊布，安、史相继建立的燕政权成为唐史研究的新热点。冻国栋对安史政权统治下的吏民心态进行了探讨，仇鹿鸣、张忱石对燕政权中的重要文官做了考证，李碧妍对其内部的权力斗争做过系统分析。从戴何都等前贤对于叛乱进展的探讨，到学界明确关注叛军所建立的政权，既是研究的精细推进，更是研究视角的重要转换。然而毋庸讳言，学界对于安史政权的论述更多时候仍是基于唐朝平叛的视角，对其内部结构尚缺乏系统研究。事实上，在当前所见各类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已有可能对燕政权内部的政治演进做出初步勾勒，并据此分析其对战后河北藩镇格局所产生的塑造作用。这正是本文试图做出的尝试。
在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应如何指称这一叛乱政权？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安史叛军建立的政权称为“大燕”，这或许来自《安禄山事迹》中“遂伪即帝位，国曰大燕”的说法，以及部分出土墓志中的“大燕”字样。实际上，这里的“大”字与“大唐”“大周”中的“大”字一样，只是加在国号前的一种修饰。《旧唐书安禄山传》便明确记载其“窃号燕国，立年圣武”，陈牟少墓志中将安禄山起兵建国称为“燕朝革命”，时人杜钦“ 燕（朝圣武）元年六月**日卒*私第 ”，张氏的墓志则直接题为《燕故杭州司户呼延府君夫人南阳张氏墓志铭并叙》，这些都说明叛军统治区域内墓志的标题及内容中的“大燕”只是一种修饰性说法。史籍记载，晚唐时“国子监有《孔子碑》，睿宗篆额，加‘大周’两字，盖武后时篆也。（冯）审请琢去伪号，复‘大唐’字”。这正说明无论“大唐”还是“大周”都只是一种美称，我们显然不会因此而称唐为“大唐”，或称周为“大周”。鉴于十六国时期已有几个以“燕”为国号的区域性政权，我们不妨将安、史所建立者直接称为“燕政权”或“燕朝”。
燕政权依次经历了安氏父子与史氏父子的统治，共两姓四任君主。目前学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安、史两个政权在蕃部结构、权力建设、礼制信仰等诸多内部特质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对其宏观演进中的巨大变化仍缺乏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安史易代完全可以称为这场叛乱的分水岭，当时人对于这种差异的体认甚至比后世要深刻很多。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当时已有人将史思明所建政权称为“后燕”，以别于安禄山所建之“燕”。尽管安禄山在圣武二年（至德二载，757年）为其子庆绪所弑，但安氏父子的政权具有内部的延续性。燕朝立国之初所行用的“圣武”年号，在安禄山被弑后又继续使用了10个月之久。房山石经中易州遂城县史道明、毕子钊等32人上经题记的时间就记为“圣武二年三月廿七日”，可见安氏父子的易位只是宫廷内斗，安庆绪对其辖下燕朝区域仍保持有效管辖。当年十月十六日晚，面对日益逼近的唐纥联军，“庆绪帅其党自（洛阳）苑门出，走河北”，而出土的徐怀隐墓志也记载志主于“圣武二年*月廿七日陨于私第”，“十月十六日，殡于汤阴县城西十五里平原”，汤阴正是安庆绪北逃所过之地，表明直至此时仍行圣武年号。当月下旬滏阳河之战击溃驻守唐军后，安庆绪将其辖下分为八道，遍行露布，声言“其先溃将士于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来月八日再收洛阳”。据此来看，安庆绪当于圣武二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改元天成。一个月后，史思明在幽州发动兵变，囚禁阿史那承庆等安氏心腹要员，宣布归唐，幽州在名义上复为唐有。房山石经中有“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赏绯鱼袋上护军南阳张鼎，造经一条，乾元元年四月八日”的题记，证明当时幽州方面确实行用唐朝年号。
此时史思明事实上已与安庆绪集团宣告决裂，燕政权辖区内呈现出邺与幽州对峙的局面。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史思明借口搜出唐朝方面的铁券及叛将簿书而唆使军士哗变，杀害唐廷任命的幽州节度副使乌承恩等，再次叛唐。按，《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称乌承恩“四月始为节度副使”，此为唐朝中央与李光弼共同商议的结果，试图在幽州方面安插亲唐势力，牵制并逐渐削弱史思明势力。胡三省早已指出，这是史思明造伪证“抗表以罪状光弼”，并激使幽州将士“与己同反而无他志”。前引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张鼎时任幽州节度都巡游奕烽铺使，是负责治安巡察的中下级军官，却以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的身份编入汝州梁川府。他很可能是在四月初随乌承恩到任幽州，深感史思明麾下的恐怖氛围，造经以求福佑。而安庆绪则面对唐朝九节度大军和史思明的双重压力，直至乾元二年亦即天成三年（759年）三月，史思明在邺城南合河口军营发动政变，以“杀阿爷夺职掌”的弒父篡位罪名“召庆绪等杀之，并有其众”，次月于幽州改元顺天。《通鉴考异》引《河洛春秋》言，“思明怀西侵之谋，虑北地之变，乃令男朝义留守相城，自领士马归范阳，因僭号后燕，改元顺天元年”，完成了后燕政权的创建。程庄墓志中也有“后燕顺天二年”的明确记载。当然，目前所见其他几方顺天及显圣年间的墓志仍统称“大燕”，史思明似乎也没有必要在自己新建政权的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这一政权是重新建立且有别于安氏父子的，“后燕”的说法已存在于当时的燕朝治下。如果用统治者姓氏加以区别，我们也可以分别称其为“安燕”和“史燕”。安燕的统治范围，包括战前河北道所辖诸州、河东道北部的代北、淄青诸州，以及洛阳至长安一线的两京地区；史燕的统治范围，则主要为河北诸州以及洛阳周边地区。相较而言，安燕的统治区域更为广阔，但其对淄青、长安等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史燕的辖区虽有明显缩小，但统治范围却日益明晰。燕政权统治者的更替变化及与唐朝皇帝的对比，可参见表1。
这种差异在唐朝方面的语境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其实经历了两次平定，而史思明的复叛成为这一事件的分水岭。当安禄山最初叛乱时，唐廷自然地将其指称为“逆胡”或“羯胡”的“乱常”。至德二载，唐朝收复两京，以史思明为首的叛军将领一度归降唐朝，但不久再度叛乱，这就使得唐廷面临对第二次叛乱的定性。在张献诚墓志中，以“肃宗清华夏之岁，思明蓄横猾之谋”的修辞将史思明复叛看作是一种阴谋。降而复叛，是时人对于史思明的定位；而讨伐史燕，实为戡定安禄山之乱的“善后”事宜。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燕与后燕，或说安燕与史燕，两个政权之间的变革性都远大于延续性，两者更多地表现为差异而非相似。
至于安史并称，与唐朝中央和河北藩镇双方的政治话语不无关系。一方面，代宗朝以降的唐代官方史家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将安禄山、史思明看作是相继为乱。在德宗朝权德舆撰写的张孝忠“遗爱碑”中，即以“幽陵首祸”“史羯继乱”分别指涉安禄山、史思明两人的叛乱之举。另一方面，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圣”形象。在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后期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安史一体为乱的观念。及至五代，文献中出现了明确的“安史之乱”的称谓。如撰成于南吴天祐十三年（916年）的孙彦思墓志，在叙及先祖时，有“因避安史之乱，族寓合肥”的记载；后周显德年间王朴所撰《详定雅乐疏》中，也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观念上将这一事件混淆为一个整体，则已迟至唐末五代了。
在对燕政权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做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与战后河北格局的关系进行论述。彼得森指出，保留安史降将是唐朝的既定政策，而蒲立本则观察到宝应元年（762年）诸将归唐与至德二载史思明伪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处置思路的延续性。最近，仇鹿鸣从这种延续性中发现了两次平叛的重要差异，即光复两京后唐朝力求严惩“贰臣”，而最终平叛时却“采取怀柔绥服的政策”。上述研究抓住了唐朝平叛的本质，较之传统史家专意苛求一人一事，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不过这种论述还有很大的辨析空间，尤其是当我们从燕朝内部出发，注意到史燕革命所产生的分水岭作用时，会发现安史易代之际其内部士人群体受到重创，而真正的武将问题其实是由史思明带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燕政权的文士和武将分别予以探讨，以便更为深入地观察河北藩镇格局在最初孕育时的种种蛛丝马迹。
作为一次蓄谋已久的政治行动，安禄山发动的叛乱从一开始就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武力征战是其僭伪后的主要行动；另一方面，重要决策却出自身边幕僚。正是安燕前期特殊的政治目的，以及安禄山一人独尊的权威，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正因此，无论对于力求早日平叛的唐朝抑或是心怀不轨的史思明来说，安燕的高层文官群体都是其打击的重要对象。表面上胡人跋扈的安燕时期，其命门却恰在安氏父子身边的这群士人身上，我们可将这个群体称为“幽州文士集团”。他们是安禄山在叛乱前所建立的以寒族文人为主的幕僚集团，大致形成于天宝后期，多以文学知名或晋身。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禄山“引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幕下，高尚掌书记，刘骆谷留居西京为耳目”，这为我们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团中最为核心的人员名单。上述诸人中，张通儒，天宝十载（751年）由大理寺外调至河东任节度留后判官，加入了安禄山与吉温的政治联盟；十三载（754年）兼任群牧都使判官，协助新任群牧都使的安禄山交接并清点群牧。平冽，天宝六载（747年）十二月尚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参与办理杨慎矜案，说明他是此后才进入幽州集团的。李史鱼，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应制举之多才科及第，天宝十载曾与宋昱同撰《唐张君神碑》，后者当年以中书舍人知铨选，说明李史鱼当时仍在京师为官。而到了天宝十二载（753年），他已经代表安禄山巡视德州了。据此来看，李史鱼可能是在天宝十一载（752年）前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的。至于高尚，尽管未由科举入仕，但少时即“甚得文章之名”，并因此于天宝六载经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出入禄山卧内”。同样在天宝十二载巡视德州的阎宽，天宝六载尚以醴泉尉的身份撰写《温汤御球赋》，推测也是随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并得授监察御史。由此可见，安禄山的幕僚群体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段形成的具有类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团。
之所以集中形成于天宝后期，客观上与玄宗朝中期以来选人泛滥、士人被迫北走河朔的社会现实有关。在李史鱼墓志撰写者梁肃看来，开元二十一年李史鱼以多才科及第时，尚是“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的社会风尚。随着文学派的失势和中央财政危机的突显，玄宗亟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及至天宝年间，士人大量壅滞。蒲立本据此提出了“中央化”（centralization）的著名观点，认为文士（（literati）在李林甫专权时期日益弱势，而唐廷为追求行政效率和中央集权，牺牲了官员迁转的公正性。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士人流向节帅幕府成为可能，从而为安禄山主观上拉拢培植士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天宝年间节度使身兼采访等使的特点，更使其得以“每兼一使，则增加一个僚佐班子”，便于延揽士人。除李史鱼等人外，当时的一些名士如梁令直被“仆射安公奏充节度支度陆运营田四蕃两府等判官”，柏造“以从事在禄山府”，甚至如颜杲卿也是因“安禄山闻其名，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在天宝末年得以不次拔擢。在代宗朝宰相崔祐甫为其从父兄夷甫所撰写的墓志中，作者坦言，“于时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虽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唯日不足”，承认了安禄山对于河北文官的普遍拔擢。正如彼得森所说，安禄山为了积聚力量，在叛乱前不光拔擢武人，对于文士幕僚也持“大力任命，至少极力举荐”的态度。
幽州文士集团是安燕政权的实际决策层，这是理解唐朝第一次平叛以及安史易代的关键。这些文士早在叛乱前夕便已成为安禄山政治决策和统治意志实施的重要助推因素，时任平原太守颜真卿在《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中提及天宝十三载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监察御史阎公宽、李公史鱼、右金吾冑曹宋公謇，咸以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判官巡按狎至”之事，足见安禄山对其幕僚之信任。安燕政权建立后，在中央基本沿袭了天宝年间的三省制度，陈希烈、达奚珣等投敌高官仅备其虚位，实际权力由位居右相的安禄山心腹张通儒掌握。中书侍郎高尚负责草诏，严庄、李史鱼分居御史大夫、刑部侍郎之要职。此外张休、独孤问俗等人也颇得安禄山信任。唐廷正是抓住这个特点，从叛乱伊始便极力争取幽州文士集团。如李史鱼，天宝十三载岁末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叛乱爆发后被燕朝委以刑部侍郎，而唐廷授以从七品上的侍御史，并“充封常清幽州行军司马”。其观望态度明显，甚至“与张休、独孤问俗密结壮侠，志图博浪之举”，暗杀安禄山，并在潼关陷落的前夜“间遣表章，请固河潼之守”，向唐朝及时透露了燕军的战略意图。外部的诱导，加上这批文士自身的骑墙态度，使得这一集团内部分裂严重，内斗不断。及至唐军光复两京时，严庄、李史鱼、独孤问俗、张休、张万顷等选择了归唐，张通儒、高尚、李庭望、平冽则追随安庆绪至邺城，大致反映出幽州文士集团的党派分歧。
仇鹿鸣敏锐地观察到至德二载复两京后唐廷对于投敌官员和安史降将两类人群处置政策的差异，即严惩“贰臣”以申忠义，宽恕降将以招余党，为我们认识唐朝当时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事实上，唐廷在平叛中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尤其是对幽州文士集团的“宽恕”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条件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促成安燕政权的瓦解。所谓的从宽处理诸人，其实都是对唐朝平叛产生重要作用者。其中严庄于唐军入洛前夜归降，遂得授司农卿；李史鱼是唐廷长期策反之人，双方暗通已久，因此经“相国张平原镐以状闻，复授侍御史、摄御史中丞、充河南节度参谋、河北招谕使”，成功劝降能元皓。其实以宪衔而论，李史鱼与叛乱爆发时一样，仍为侍御史，不过以此摄御史中丞之事去招谕河北。至于独孤问俗，本与李史鱼关系笃甚，连其强娶道姑马凌虚致死也由李出面写墓志为其圆场，因此归唐后得授侍御史、扬州司马。这些归唐的幽州文士，其所得宪衔、官职与叛乱前基本相同，唐廷精致的实用主义于此可见。安燕主要文官的职级变化与结局参见表2。
综上来看，至德二载复两京后的官员处置，实质上是一次全面的政治清洗，也是唐朝平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此变故，安燕时期盛极一时的文士集团或降或诛，基本趋于瓦解。合河口政变中，高尚作为安氏父子的心腹被杀，张通儒虽投靠史思明，但此后作为范阳留守基本退出了史燕的中央决策层。尽管史思明称帝后身边仍有周贽等文士，但其对后燕的政治已无决定性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政治集团的幽州文士群体在乾元二年以后的河北已然消亡了。
从当时唐燕双方力量的综合对比来看，唐廷所采用的实用主义平叛思路无可厚非。至德二载末至乾元元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继归唐，这一“中兴诸将收山东”的盛况让诗人杜甫油然生出“只残邺城不日得”的殷切期盼，这是当时唐朝上下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复叛，将朝廷安插在幽州的亲唐力量荡涤殆尽。乾元二年春，九节度兵败邺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残余，与薛嵩、张忠志等地方实权叛将达成和解。安史易代，后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河北风云突变。史燕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河北地方军将权力的日益壮大和统辖区域的逐渐明晰。伴随着这种深层变动，河北藩镇格局已然初见形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绥靖安史降将实出于代宗本意，“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且这种方针具有内在延续性，在处置思路上，“与757年史思明归唐时如出一辙”。这些论述基本阐明了战后河北割据状态产生的原因。然而，割据只是河北藩镇所呈现出的整体形式，具体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父子相传的“河朔故事”和节帅易代的频繁动乱。而这两个特点的渊源因由，则需要从燕政权尤其是后燕时期的内部嬗变予以探寻。
玄宗朝后期，节度使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节度衙前的偏裨将领拔擢得任。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可见早在开元末期，幽州节度使身边的裨将便对平卢军使这样的高级武将的权威予以挑战。天宝初年供职于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偏将哥舒翰、安思顺等后来也皆成为节帅。另一种则是由军镇经略使或州刺史升迁而来。天宝九载（750年），“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时任天德军使、朔方兵马使的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胡三省不禁发出“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的感慨。而“累历诸军使”的郭子仪，正是军镇致身节帅的典型。当然，这只是就武将迁转特点所做的粗略划分，两种经历兼而有之的节帅多有人在。如果将这两种迁转途径放置于燕朝这样一个存续7年的封闭政权中观察，我们会发现其意义变得格外突出，且可为理解河北藩镇格局的特点提供重要思路。我们将燕政权中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之为“节帅出偏裨”和“节帅出军州”。
偏裨出身的将领，集中出自天宝后期的范阳节度使帐下，系安禄山心腹将领，大多弓马娴熟、久经战阵，被委以衙前讨击使、先锋使等职。如薛嵩天宝年间“以勋著受署辕门”，“入则参戴鹖，出则追射雕”，是典型的裨将出身；田承嗣早在“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叛乱爆发时升任左清道府率、武卫将军，实质仍是裨将；张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并养为假子，“常给事帐中”；柳城胡人李怀仙，也是在叛乱之初“以裨将从陷河洛”。这些偏将中虽不乏薛嵩这种“少以门荫”入仕的名将之后，但更多还是“出自世代边吏小将的家庭”，随着玄宗朝后期边军的扩充而“得以擢升高位”。
至于军州出身的将领，在叛乱爆发前一般担任州刺史或军镇经略使，与偏将相比，他们具有正式的官职和固定的职权范围。如史思明，天宝末为北平太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安燕时期任范阳节度使，获封燕王。又如高秀岩，本哥舒翰河陇旧将，安禄山委之大同军使，安燕后期官至河东节度使；张献诚，天宝后期被“幽州节度使表请为檀州刺史”，兼辖威武军，“管兵万人，马三百匹”，史燕时期官至汴州刺史、节度使；程元皓，天宝后期“授仪州辽城府别将，累迁易州武遂府”，史燕时期为定州刺史、北平军使。就最初地位而言，他们无疑优于偏裨，而安禄山起兵后在地方上一仍旧制的做法，也使其得以继续掌握军州大权。
安燕与史燕具有不同的战略需求，这种差异导致偏将内部的力量消长。安燕是一个外向型的政权，对于安禄山来说，首要目标在于军事征讨，因此崔乾祐、蔡希德等年资较长、职级较高的偏将或实际掌控中央军事，或指挥前线数量庞大的军队。他们对于史思明的改朝易代构成了障碍，故首当其冲成为安史易代的牺牲品。相对于安燕而言，史燕是一个内向型的政权，这源于史思明军州出身的特点。与安庆绪、高尚集团的宫廷政变不同，史思明是凭借其在幽州的雄厚实力建立了后燕，其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军州势力的联合体，以至于在史朝义篡位后出现了“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征召不至”的尴尬局面。正因如此，在史燕政权中，叛乱之初的低级裨将群体成长为新的地方实权派，如张忠志由最初“扼井陉路，军于土门”的偏将跃升至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而田承嗣也因引史朝义再陷洛阳得由先锋使“伪授魏州刺史”，与先前军州出身者分享地方实权。燕朝主要武将的职级变化及结局，参见表3。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的局面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叛将内部权力斗争与兼并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军州出身者逐渐受到排挤，最终留下的田、李、张、薛四位低级偏将出身的节帅成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受益者。就出身与渊源而言，田、张诸人之间无疑具有较之他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这也构成了战后河北对于军州势力的一种自然打压。关于此点，可从恒州与定州之间的斗争中窥得一二。定州下辖北平军，玄宗朝便已“管兵六千人”，为幽、恒两州间的战略要地。终有燕一朝，长期盘踞定州者为程元皓，其人天宝末已为易州武遂府将领，史燕时期官至定州刺史，兼北平军使。据程元皓墓志残件，知其归唐后的完整职衔为“光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度副使”，这远高于后来掌控成德的王武俊归唐时被授予的“御史中丞充本军先锋兵马使”之职，而与彼时名义上节制恒、赵的降将张忠志（李宝臣）地位相当。唐廷在恒州设置成德军时，也保留了定州的北平军，恒、定之间形成制衡。然而宝应元年十一月程元皓归唐后，次月即离奇地“构疾”而卒于任上，恐怕与李宝臣集团的排挤甚至暗杀不无关系。
经过燕政权长达七年的内部嬗变以及唐廷最终平叛的政策影响，“节帅出偏裨”的模式在河北成为常态，而军州则长期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与节度使形成制衡。蒲立本认为：“河北在安史之乱后的半割据局面不只是某几位节帅问题，否则不会持续太久。显然，它基于河北军队中一种有意识的强烈独立想法，这些军队对安史及燕政权的态度与其对唐朝明显不同。”蒲氏所指出的这种“河北军队中”的“独立”意识，其实应做更深层次的剖析。唐后期河北藩镇父子相传及动乱频仍的特点，固然与胡人养子习俗有关，但就制度因由而言，实与“节帅出偏裨”的传统密不可分。父子因循只是表象，实际上节帅之子担任偏将的传统才是造就“河朔故事”的深层原因，而为后世称道的田兴归唐其实是偏将强势的另一种表现。至于为众多史家观察到的河北易帅之际多有动乱的情况，其实多源于偏将。与之相对，则是军州力量的长期稳定。这形成了唐后期河北藩镇的一种二元分离形态。
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以往史家主要探讨唐朝方面的政策意图。事实上，如果站在燕政权的角度看，这场叛乱的终结其实更像是一次唐燕双方的政治媾和。彼得森曾经表示，宝应元年秋的大进军诚然迅速终结了叛乱，但却具有相当的“欺骗性”，而唐军最终的所谓胜利“是通过主要叛将及时的投降才实现的”，这些将领很可能“在投降前得到了包括个人安全及权力在内的具体承诺”。现在来看，彼得森的推测不无道理，只不过这种“具体承诺”的兑现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被动。诸多史料表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史燕的地方节帅主动与唐廷达成了默契，将孤立并终结史燕的统治作为双方共同的目标。
这种主动献媚在当时燕朝实权派将领中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按照正史中的说法，宝应元年十月，“元帅雍王率诸军进发”，在洛阳北郊横水与叛军展开决战，叛军大败，“史朝义奔冀州”，唐军遂“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随后，叛军“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赵、定、深、恒、易五州归顺”，“于是河北州郡悉平”。事实上在唐军收复东京洛阳之前，驻守相州的燕将薛嵩已召集麾下，明确了归唐意向。从《薛嵩碑》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宝应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横水战败后燕军渡河北逃，薛嵩果断地“命塞杏园之津，绝松漠之路”，扼住了燕军北返幽州的必经渡口。然而次日雍王便上奏代宗，称已“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毫无疑问，即使唐军追击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洛阳到达相、魏等州，显然薛嵩早已与唐廷达成一致，险将史朝义瓮中捉鳖。碑文中所谓的“群凶枭首，海塞克清，公之谋也”，恐非虚美。与之相类，张献诚也在当时“募间道入秦之使，申潜谋破虏之策”，当唐朝大举进攻洛阳时，“朝义乞复郊”，而张献诚反戈助唐，并以“巨寇奔北而受毙，官军自东而势，公之力也”自得。张忠志、田承嗣等所为大致相同，遂使历经四代君主的燕政权一夜瓦解。蒲立本认为，“不同于安庆绪的是，史朝义被追捕，未给予重整旗鼓的机会”，而河北诸将的归唐，在事实上遗弃了史朝义，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这种政治承诺产生的最深远影响，在于唐朝认可了史氏父子治下的藩镇划分，为河朔三镇的形成提供了大致模板。至德二载第一次平叛后，尽管肃宗对于降将“各令复位，便领所管”，但并未承认燕朝所划分的藩镇，多以刺史置之。如史思明受任“河北节度使”兼范阳长史，实际与叛乱前的范阳节度使无异；安燕政权委任的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降为云中太守，实际负责河东节度使最初所辖的代北部分。可以看出唐朝对于叛乱前的边镇设置的坚持。与之相比，宝应元年最终平叛时的处置则大为不同，此次叛军的节度使名副其实地“各复其位”，史燕政权所划分的诸节度使被唐朝全盘接受。从唐朝角度来讲，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媾和，与其平叛中一贯坚持的实用主义立场密不可分。事实上，史思明所建立的后燕政权与其说是对叛乱和燕朝的延续，不知将其视为至德二载唐朝平叛后悬而未决的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追随安禄山叛乱的实权派军将。正如彼得森所说，“如果说妥协、官复原职的话，这也只是对叛乱以来措施的一种延续”。从燕政权的内部嬗变以及唐廷整体平叛思路来看，代宗只不过是完成了其父未竟的对于河北藩镇的政治媾和。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