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女工手册读后感锦集
《清洁女工手册》是一本由[美]露西亚·伯林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页数:4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洁女工手册》读后感(一):我写了长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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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女工手册》读后感(二):“什么都不乏味。我从来不觉得无聊。”
《清洁女工手册》是我读的露西亚·伯林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光这第一篇就足够让我对伯林有好感。我喜欢她写大街小巷肮脏污浊又气味熏人的底层生活,喜欢她笔下细碎绵长带几分寂寥的生活流,更喜欢文本中那股掩藏得很深又如淡淡的烟雾般不时冒出来的悲伤情绪。读多其他几个短篇,发现这原来不是我的错觉,悲伤可以说是伯林作品的底色。她的小说表现出来的大概是平静生活下的裂缝:清洁女工收集安眠药、女老师夜里酗酒、丈夫吸食海洛因...人的心里都有伤口。生活看似像开车老头所说的一样“好办”“没问题”(《流浪狗》),但是人们不知何故也感受到难以承受的重量。或许伯林的一生曾有过精彩的开头,之后的遭遇又太过坎坷,以至于她小说中描写的人生都是一幅在走下坡路的光景,疾病、孤独、离别、失去、死亡......生活就好像她父亲的轮椅从山上急速地滚下去,伯林只得努力抓住把手。
伯林的小说好看也好读,见多识广形形色色的阅历、有趣的故事和旅行见闻、明快轻盈的笔调、幽默俏皮的对话,结尾处总有出人意料的情节突转......但对我来说,作为作家的露西亚·伯林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她在平凡生活中的高贵步伐,是她保持富家千金式的优雅面对、玩味自己的痛苦不幸,是她对自己的生活“从来不觉得无聊”,不理会过去,“只管继续生活”(《傻瓜才哭泣》)。也许只有露西亚·伯林会像安抚一匹漂亮的小马驹一样安抚她怀里受伤的赛马骑手,抽着烟在绿色毛地毯上爬来爬去寻找缺失的拼图,投资两万块钱给潜水员买一艘船......伯林让我们看到一个敏感并用心的人是如何通过写作来观看、审视、反思并重构自己的生活的。
《清洁女工手册》读后感(三):《清洁女工手册》:不开枪的局外人
谈论露西亚·伯林,很难不谈她一生的经历。1936年,她生于阿拉斯加,父亲是矿业专家;四十年代二战爆发,父亲参战,母亲带她和妹妹搬往德州的外公家,外公是位牙医;战后父亲归来,他们举家搬往智利,在异国他乡过上了奢侈浮华的生活;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伯林先后在新墨西哥州、纽约和墨西哥游荡,三度结婚又三度离婚,生下四个儿子;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她开始在加州生活,通过从事各种的普通工作抚养四个儿子长大;1991年和1992年两年,她在墨西哥城照顾罹患癌症的妹妹;在那之后,她才有机会依靠文学才能生活,在大学里教书,直到2000年退休。2004年,露西亚·伯林去世。
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伯林似乎更应该写一本厚厚的回忆录,而非一篇篇寥寥数语的短篇小说。但实际上,在《清洁女工手册》中收录的43个故事里,上述经历散落其间。无论是偏执的牙医外公、艰难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妹妹萨莉,还是一个个深情但不靠谱的丈夫或男友,都曾在故事当中登场。而伯林取材最多的,当属她在加州不停通过各种普通工作讨生活的经历。她做过急诊护士、代课老师、接线员,于是,透过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并不会在意的“局外人”的目光,一段段故事徐徐展开——自然,也包括清洁女工眼中的故事。
《清洁女工手册》一篇,被选作这部短篇集的书名,而它也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露西亚·伯林的写作特色。作为叙述者的“我”乍看起来冷静而漠然,将自己对一个个雇主的印象娓娓道来。“清洁女工什么都知道”——负责打理人们生活的边边角角,一切隐秘自然也逃不过她的眼睛。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用来满足读者窥私欲的故事。超然的冷漠只是假象,在辗转于一户户人家的同时,“我”其实是在捡拾自己的生活。“我的酒鬼丈夫刚死,撇下我和四个孩子,我以前是全职妈妈,从没出来工作过之类的”“我想念特尔,我抽烟。白天时听不到火车声”。就在作为掩饰的冷眼旁观和“我”的内心断续表露的交错之间,清洁女工的这一天终于结束,看着深夜熟悉而平凡的街景,“我终于潸然泪下”。
大卫·米恩斯在评论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时曾说,“一个精彩的故事就像身上奇痒,总得不停地抓挠。它带给读者一种恒久而奇异的体验,生发于某种可能是特定范式的立场。”卡佛正是凭借这种“特定范式的立场”早早成名的——至少比死后方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露西亚·伯林早了太多。但在同样精于短篇技艺的伯林这里,立场从不特定,体验绝非奇异。她的写作更贴近自身的真实,于是便丧失了真正抽离的可能。这部集子中的另一个故事《这里是星期六》讲述的是监狱写作班的故事,这同样来自伯林自己的生活经历——她曾经担任监狱里的写作老师。但在这个故事里,叙述者“我”是一名学员,也是监狱里的囚犯。通过学习写作,囚犯们似乎在无望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丝希望。到故事的结尾,老师安排了一个写作练习,要求学员们创作一个两到三页的故事,“逐渐引向尸体,不要让实体出现,但在结局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会有尸体出现。”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留白”,给读者充分的暗示,让他们自行发现“尸体”,进而令故事萦绕许久——叙述者的特定立场,决定了他能够克制地在最具戏剧性的时刻翩然离去,只留下卡佛式的“身上奇痒”。但在《这里是星期六》中,故事里的写作者“我”最终还是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尸体”,写明了被囚禁者的结局——在故事外,真正的作者也是如此。或许露西亚·伯林生前的籍籍无名,一方面是她个人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正在于她的作品无意通过刻意的技巧打动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那种以“满纸荒唐言”自嘲,然而实际上却是“字字看来皆是血”的作家。她的写作是面向自己的,是一个局外人对生活、对世界的告白。她的卓越并不在于技巧,而在于声音——我们总需要更加耐心,才能听到这样并不张扬、并不兜售希望或是奇观,但我们真的需要的声音。
卡夫卡曾言“一本书,必须是能劈开我心中冰封大海的斧子”,伯林的故事同样能够打开冰封,但或许,她用的是讲述的、声音的力量,让冰封渐渐融化。她笔下的孤独不输麦卡勒斯,但多了几分温柔;困扰与荒谬不比莉迪亚·戴维斯少,但文本并未因此变成游戏。她一生都是局外人——如此丰富的一生,却并没有什么使命或是意义真正属于她。但她没有成为加缪的默尔索。置身阳光与阴影之间,她知道自己不该开枪,而应当敞开心扉,迎接并讲述注定寂寥的命运。“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清洁女工手册》读后感(四):露西亚·伯林的幻痛
在一篇名为《幻痛》小说中,女主人公露西亚在医院里照看她失忆的父亲——父亲以为自己生活在那些自己曾生活过的地方:爱达荷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玻利维亚,智利……并且以为死去的人还活着,以为露西亚还是小女孩。与此同时,隔壁病床上,一个失去腿的病人不时地大喊腿痛。这时,露西亚和护士佛罗里达有这样一段关于“痛感”的对话。
一种真实的幻痛——这是露西亚·伯林的故事带给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露西亚·伯林的语言,生动、迅疾、轻快,仿佛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只需一个句子就能让人卷入生活的暴风骤雨。小说《逝水年华》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仿佛能够听见一些挣扎的生命之声:安静的,嘈杂的。读者首先从听觉进入了小说中的世界。接着,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陌生而强烈的生活经验里。
难以想象,谁能够同时体会过这些迥异的生活: 被孤立的学龄女孩,圣地亚哥的社交宠儿,错过流产的年轻母亲,清洁女工的生活路线,病房管理员的痴恋,每天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急诊室护士,陪妹妹一起面对癌症的中年女人,依靠氧气瓶生活的独居老妇人……而这些故事的矿脉,是露西亚·伯林的真实人生。
这确实是一份令人眩晕的人生清单:持续了一生的迁徙(比她患时空错乱症的父亲程度更甚),离过三次婚,独自养育过四个儿子,经历过酗酒与戒酒,抵抗过癌症……她的职业履历也是个谜,除了写作之外,她的工作总是和某种奇特的人生体验有关,就好像她为了写作素材而潜入人世最脆弱的那些角落,近距离接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离别、疾病、死亡。
在当代文学史上,与露西亚·伯林最接近的作家似乎是她的同时代人:雷蒙德·卡佛。两者拥有相似的生活经验,都以写作短篇小说为主,并在写作中遵循着相同的原则:故事的真实性。不过,相似性也就到此为止了。雷蒙德·卡佛被视为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复兴了被美国文学市场冷落已久的短篇小说文体,掀起了短篇小说写作潮流。露西亚·伯林的读者却少得多,几乎接近被遗忘的程度。她的小说中确有一些看似不合常规的成分:诗歌般的跳跃,散文般的抒情段落,以及叙述者那明显的自传色彩——这个迷人而多变的叙述者出现在露西亚·伯林的大多数小说中,把异质的生命碎片连缀成完整的人生。然而,只要读过露西亚·伯林的小说,谁还能遗忘它们?
《妈妈》中,叙述者这样回忆母亲生前的性格:“她讨厌孩子。又一次我去机场接她。当时我四个孩子都还小。她叫道:叫他们走开!’好像她们是群杜宾犬一样。” 《别情依依》则以一位酗酒的母亲为主人公,“世界各地都有母亲与儿子共进早餐,目送他们出门。她们能否体会到我站在门口挥手道别时的那份感激之情?那种如获缓刑的感觉。”《B.F.与我》中,叙述者这样描述一位修理工给人留下的印象,“他身上的异味对我如同玛德琳小蛋糕,一开始就唤起我对外公和约翰舅舅的记忆。”
她的比喻令人惊奇,陌生的事物通过奇特的并置在句子中相遇,焕发出盎然的生机。时而天真烂漫,时而幽默冷峻。
《清洁女工手册》中这一段是典型的露西亚·伯林风格:
多么奇妙的感官想象力:“恋人像伯克利垃圾场”。叙述者在他的恋人身上,寄托了一种空间上的乡愁。——只有热恋中的人才懂得这种私密难言的感受。而露西亚·伯林的视野,能在一个句子里,从城市荒凉的郊区直奔侏罗纪。
露西亚将最深刻的情感体验转化成文字,令她的读者也好像陷入一场深沉的热恋,或遭遇一场致命的疾病。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在访谈里说:“真正的文字应当来自血水、泪水和汗水”,这适合用来描述露西亚·伯林的文学世界:她像疯子一样投入或毁掉自己的生活,像杀手或濒死者一样满怀激情地写作。而她笔下的人物,总是过着一种强烈的精神生活——即使场景平常,也扣人心弦。
小说《安杰尔自助洗衣店》中,叙述者“我”是一位母亲,每个星期四,我会在自己喜爱的自助洗衣店遇见一个印第安老头。这是一个安静的场景,似乎只有洗衣机的轰鸣、等待、陌生人之间的礼貌的寂静。然而,在镜子的空间里,我注意到印第安老人正透过一面脏乎乎的镜子看我的手,这使我觉察到了自己的手——“我在自己的手上看到了男人、孩子和花园。”
这是平淡生活里的奇迹时刻。句子偏移小说情境,以诗歌的加速度,打开了另一个隐藏的空间。这个空间指向女性的生命经验,也指向隐秘的生命之苦,但这个空间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建立起与他人的隐秘联系。当主人公看见自己生命的构成,也就看见了他者的一生。酗酒的印第安老酋长,勾起了“我”曾经问阿里·汗亲王借火的记忆。露西亚·伯林使破旧的自助洗衣店,变成一则旧日神话的舞台。
露西亚·伯林不可思议的观察方式,在一瞥之下,就能将肉身的沉重化为跳跃的诗意。另一些时候,这种诗意的时刻纷至沓来,形成一阵狂暴的旋风。
小说《我的赛马骑手》只有千余字。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叙述者是一位急诊室护士,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我喜爱在急诊室工作,因为在这里可以遇见真正的男人。英雄。”接着,“我”描述赛马骑手经常骨折的X光片:“他们的骨骼看起来像树,像修复的雷龙。圣塞巴斯蒂安的X光片。”而当“我”为受伤的赛马骑手脱掉繁琐的衣服,“如同身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里,要用三页篇幅才能褪去一位女郎的和服。”
叙述者的观察,使这个简短的段落显得意味绵长。小说开头,叙述者天真地展示自己的“喜好”,给人一种近乎娇憨的印象。接着,运用一个奇绝的想象力,表达一种近乎荒唐的抒情;之后,用一个冷峻的幽默比喻,揭开现实——骑手静止的、垂死的生命,在“我”充满欲望的书写中无限延长了,承载着一段曲折而荒凉的爱意。
如果小说风格是作者人格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正是通过那迷人的叙述语气,与露西亚·伯林相认。这个叙述者好像一面敏捷的透镜,不仅照出了脆弱而易于流逝的生命的表象,也照见了心的每一次隐秘的颤抖和跳动。因此,在她的观察之下,生活最阴暗的角落,也能折射出文学的微光:落魄的印第安老人,监狱中的浪荡儿,乱伦的酒鬼情侣,母亲苍凉的一生……所有故事中的人都像小说家本人一样,平等地体验生命,像圣徒,也像罪人。
小说《归巢》是露西亚·伯林在晚年独居时写下的。由于脊柱侧凸导致的肺穿孔,露西亚·柏林在晚年生活离不开便携式氧气瓶。《归巢》的叙述者也是一样,由于需要借助便携式氧气瓶活动——“我”更多时候坐在房屋的后廊,当“我”发现差点错过了前廊枫树上乌鸦归巢的壮观景象,开始了对一生的回顾:
我们很少在露西亚·伯林的小说中看见这样的长句。死亡悄无声息等候在前廊,随时可能走近。而在熟悉的后廊上,过往的生活如同一阵森冷的狂风,敲击着急促的鼓点。然而,由于对生命的眷恋之情,叙述者转身打开了通往过去的那扇门,迎面撞上了无数个“假如”的时刻。当未来的生活渐渐失去掌控,过去的生活无法重来,至少在文学世界里,我们还可以重新体验失去的时间。
而露西亚·伯林的小说艺术,不仅仅是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生命之风的真实吹息。当我们开始阅读,那阵风就渐渐吹起了她一生中的糖和玻璃。一阵甜蜜的幻痛,延续了小说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