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30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09月16日 11:04 这是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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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3月30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09月16日 11:04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点意见。

　　一形势和任务

　　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

　　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全面的估计。粉碎“四人帮”两年半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党、政、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党、政、军的工作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三个多月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就全国范围来说，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在继续巩固，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正在继续发展；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很大恢复，党内外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我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

　　还必须着重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切，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不看到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首先，我们对于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同时，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我们今年能把第一年的调整工作做好，就是一个巨大的前进，就是为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良好的开端。

　　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因此，我们要告诉全国人民，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前进；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坚决相信和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我们要看到，这次调整工作同六十年代初期那一次相比，既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一些困难。那次调整，各级领导力量和党内外的组织性纪律性都比现在好，不像现在这样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决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力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安定团结。中央和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陆续成立，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和各地党委搞好党风。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现在我们要调整，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我今天不说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领导而反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但是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这种情况，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极端不相适应。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今后这种交往还会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够，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上所说的，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因此，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问题很多，我现在不能一一解答。我今天想就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讲下面两个问题。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尤其对于地方的情况了解更少，讲得是否完全恰当，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当然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这不是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过错。现在这些同志十分苦恼，许多家长、老工人、老战士也都十分苦恼。这也是目前极少数敌对分子所以能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毛病，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同样要竭力避免。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第二，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

　　在近几个月理论工作者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现在我只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说一点看法。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已经说到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按照党的纪律，对于涉及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讨论，除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的以外，应该限于党的适当的会议，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

　　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同志们！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前途贡献力量。在这个时期，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任何估计不足都是错误的。但是形势在迅速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需要迅速发展。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让我们同心同德，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责编:高楠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2021-12-13 7:12

　　百年大党正青春（人民论坛）

　　米博华

　　2021年12月13日05:39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小字号

　　连日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网站的重要位置，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议焦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神州大地掀起学习热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奇迹”的秘诀是什么？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会议中，在这份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人们得到了更清晰丰富的答案，也更加读懂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密码。

　　青春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活力，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质，是面向未来的成长，更是一种对希望与梦想的召唤。百年很漫长，但怀有远大抱负、不惧风险挑战、紧跟时代脚步的中国共产党，虽立党百年，却仍像年轻的逐梦人，一个目标连着一个目标，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斩关夺隘，风雨兼程，不因挫折而委顿，不因艰辛而气馁，不因成功而自满，不因胜利而骄傲，始终在前进、在奋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青春朝气，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磅礴力量，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政党的活力在于它的思想灵魂。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始终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理想信念坚定，更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从道路选择、发展方向，到与之相适应的规划与目标、政策与策略，都经过反复比较、认真思考，并作出正确选择。

　　政党的生命力来自初心使命。自古以来，创业与守成都必须面对一个历史之问：“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在百年历程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片刻都没有忘记，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利益是人民的利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二字深深融入党的血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永不磨灭的精神基因。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青春的保持来自政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从建党初期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向来以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而著称，不论党员干部职务多高、功劳多大、权力多重，背离宗旨甚至蜕化变质，都绝不允许。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说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总书记指出：“青春总是同梦想相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但我们的初心和梦想历久弥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奋斗，换了人间；再启新程，勇毅前行。近日，满怀崇敬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被前厅的大型壁画《日出东方》《民族脊梁》《中流砥柱》深深震撼。宏阔的场景、旷远的意境、雄浑的风格，诠释着我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和伟大成就，有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激励人们意气风发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青春之我，心向未来，每一天都是迎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大步行进，每一年都是翻开的新一页，每一项事业都是年轻的事业，这样的志向、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劲头，其谁能为之。

　　《 人民日报 》（ 2021年12月13日 04 版）

　　(责编：杨光宇、胡永秋)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陈云与中国改革开放

　　霞飞

　　2015年04月21日09: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中央开启改革开放之门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的意见为中国改革创造了干部条件

　　改革开放，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思想开放、富有远见的干部。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一大批干部仍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如果不把这批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中央重要领导岗位，就谈不上改革开放。

　　这批受压制的干部中，当时最受人关注的是邓小平。由于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继续沿用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批判邓小平的口号，似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已经成了历史定案，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该再被提出。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状况和党内政治气氛，也使党内许多同志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敢或者不愿意冒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唱对台戏的风险站出来说话。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以大无畏的气概，带头两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同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对于陈云的提议，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采取了封锁的态度，但由于陈云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加上他的提议合党心、顺民意，对他的意见是封锁不了的。不久，陈云的提议就在党内传开了。党内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陈云意见的赞同，很快就在党内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在陈云提议和党内舆论压力下，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光是请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还是不够的。改革开放，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思想解放并且有远见的干部共同努力。但这些干部也仍然处于受压状态。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陈云，特别关心这批干部的“解放”或者复出的问题，而让这些干部复出，基础工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也是在陈云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早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1月25日，陈云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了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同意调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病。提出给黄克诚治病这件事，只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认为刘、张二人也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了作用。当时，刘、张二人均是党内确定了的反面人物，人们想不到，也不敢为刘、张二人说句公道话的。陈云能这样做，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同年9月26日、27日，陈云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发明创造这句话。后来问周总理，他说这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陈云讲这些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过去我们给刘少奇定的所谓“罪名”，其中是有问题的，这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铺垫。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的建议下，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同年4月24日，陈云就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陈云率先从几件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许多蒙冤被屈的干部及其家属从此敢于向组织提出平反问题了；另一方面，有陈云这样的老同志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固守“两个凡是”的人想压制平反冤假错案也压制不了。正是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的状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一批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头目则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这样一上一下，就改变了中央委员会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这种人事变化，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强调实事求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思想条件

　　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大家思想僵化，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就不可能打开。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与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一起，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在党内有重要影响的陈云利用各种机会讲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有特点的是，陈云讲实事求是的传统，最先是从评弹说起的。1977年6月13日、15日、19日，陈云3次就评弹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对文艺形式、文艺历史、文艺工作者工资政策等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传统做法，党的老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之后，陈云便结合各方面工作谈实事求是的传统。同年8月13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讨论华国锋报告的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8月15日，他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发言提议：党章中要加上允许党员保留意见一句话。陈云的这些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必须提倡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内民主以保障实事求是。这些谈话，对党内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7年4月10日，7月6日，邓小平两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的主张，对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时，陈云以其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配合邓小平共同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所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指出：毛主席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毛泽东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

　　陈云这篇系统、全面、深刻地阐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发表，对于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作用。首先，这篇文章配合邓小平的谈话，起到了推动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作用。此前，我们党和国家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风气淡化了。邓小平的讲话和陈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在突破“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风气，过去那种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对待中央指示的不正常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扭转。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才实事求是地对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当时继续执行从外国进口成套设备改造企业的政策，从国外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职工调整工资的政策，就是在纠正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实行的。其次，陈云的文章起到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作用。过去，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党内对过去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同志有想法，也不敢提。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党内逐步形成了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风气。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教育路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实现的；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最后，陈云文章的发表，起到了促进当时思想理论活跃的作用。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原来比较沉闷的思想理论界逐步活跃起来，中央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倡导实事求是的文章和提倡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也正是在思想理论界逐渐活跃的条件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陈云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一时期，陈云宣传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的特点是转入实际问题。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这就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问题。此外，在同年的8月和9月，他在谈到对待文艺工作和党的历史时，专门强调要实事求是。较为突出的一件事是，他在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的其他革命文艺团体，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禁区。陈云敢于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他确实具有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而大无畏的勇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已经展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陈云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将这场讨论引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和处理一切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的道路，其意义是重大的。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好了路。而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推动工作重点转移

　　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重要前提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不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仍然搞阶级斗争，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有了这个转移，才能谈到改革开放。

　　在我党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成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尽快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合乎党心，顺乎民意，也是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党内也不可能统一认识从而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陈云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党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期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在陈云的提议下，党中央着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问题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抛掉了历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工作重点转移，仍然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路线，中国就谈不上改革开放。由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大家才能面向世界，面对实际，着手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

　　支持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最主要的形式，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央做出这个决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既面临体制改革，又面对上下许多人的质疑，有不少阻力。中共中央能够最后下决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陈云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最早是陈云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这要做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

　　1961年，陈云深入到农村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也了解了农民的真正意愿。他发现：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关系存在问题。农民之所以在集体劳动中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种自留地的积极性高，是因为农民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高，也是因为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果能直接从自己的个人收益中体现出来。因此，陈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必须把农民的劳动与农民的分配直接挂钩。他认定，包产到户，是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一个好途径。但在全国怎样实行包产到户？他没有想好。正当陈云进一步思考在农业生产中改变体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办法时，他收到了田家英寄给他的信。

　　原来，田家英到湖南毛泽东的老家韶山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后，给陈云等同志写了一封信。田家英在这封信中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陈云收到田家英的这封信后，联系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和长期思考的结果，认定田家英的主张是对的。为了更加有把握，陈云决定自己再详细做一点调查。一天，陈云到田间去调查，发现同样种的水稻，有的碧绿，有的却没有反青；绿的，是自留地。他问农民这是为什么？农民说，给自己种自留地，收获都是自己的，给集体种，不管干得怎么样，分配都是一样的。陈云问当地农民，要让农民种集体的地也和种自己的地一样有干劲，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农民们说，只有实行包产到户。陈云征求了许多农民的意见，大家都说包产到户好。这样，陈云的心里就有了数。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副产品产量的思路。陈云有了这个思路后，也没有马上提出来。他先是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交换看法，同他们谈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也介绍了田家英的意见，明确表示，他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都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

　　此前，毛泽东已经接到了田家英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信，并且已经讲了不同意田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是，也不能全都听群众的，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我们就不能听群众的。

　　陈云本来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了，但他还是决心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想法。1962年7月6日，陈云给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陈云在信中先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写道：自己的身体比发病时要好一些，但体力仍然很差，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接着，陈云在信中提出：自己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再谈一次，估计一个小时够了。

　　早在陈云有要向毛泽东谈自己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意图时，就有许多好心的同志向陈云说，因为毛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意见，不必急于向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望，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

　　7月6日下午，陈云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道：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毛泽东后来批评陈云搞包产到户，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这对陈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毛泽东是十分坚持在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的。为了批评和争取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毛泽东还批给他们3个人看《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O期上的《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

　　陈云原来身体就不好，前一个时期他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也比较辛苦，他的老病又发了，已经不能工作了。因此，他于1962年7月28日给邓小平写信，请邓小平把信转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7月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陈云的请求。

　　1962年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阶级斗争的讲话。毛泽东在联系中国的现实阶级斗争时，集中批判了“反对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单干”等思想。毛泽东提出，当前中国有“三风”，即“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笔者注）、“黑暗风”（指一些人讲当前形势困难———笔者注）、“翻案风”（指为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笔者注）。其中，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即批判包产到户的用词是很严厉的，这使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毛泽东在会上批判“单干风”也捎上了他，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毛泽东在会上提到了陈云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而且，毛泽东批判“单干风”，使与会的同志都知道，这主要是批陈云的，因为陈云在中央是主要管经济工作的，职务也比邓子恢、田家英要高，陈云是在中央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会议上批判邓子恢、田家英，但他批判的矛头，更主要的是指向陈云的。

　　自从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后，陈云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毛泽东不爱听他的意见了，毛泽东也不再让他多管事了。实际上，陈云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这个思路在当时被搁置下来，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思路成为后来安徽省、四川省先行一步大胆实验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地上吹起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的各方面都在进行改革，农业和农村也不例外。

　　先是安徽省的许多农村干部重新提出了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的动作更快，他们率先突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直接搞起了包产到户。小岗村农民的行动，得到了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部分地区也开始了实行包产到户的试点。这股风刮到了四川省和甘肃省，这两个省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四川、甘肃3个省搞包产到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也传到了其他一些地方。一场围绕着要不要搞包产到户的争论也随之发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许多干部反对搞包产到户，他们认为，搞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是搞掉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还编了这样的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面对这场争论，陈云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经过向一些管实际生产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查了解，思想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中国的农村虽然经过了长期的集体化过程，但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实行包产到户，就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好办法，因此，陈云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坚决支持在农村搞包产到户。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陈云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并不是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陈云在当时对包产到户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必要的。

　　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合乎亿万农民的意愿，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也由于在中央内部，有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支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很快就在全国农村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地提高，连续几年获得了大丰收。

　　事实证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路子是对的，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形成农村改革思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坚决主张和支持搞包产到户的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远见的。

　　支持办特区

　　1992年7月21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的确，陈云和李先念都是十分支持办特区的。

　　陈云以其战略家的眼光，早就看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就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吸收外资。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就支持邓小平关于划一块地方办特区的意见。当习仲勋和邓小平谈话后，邓小平提出在广东深圳办特区的意见时，陈云也十分赞成。他还对办特区的方针，吸收外资的渠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

　　李先念也是支持办特区的。而李先念支持办特区的意见和陈云不谋而合，并且李先念采取的支持办特区的措施，也得到了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的支持。早在1978年9月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和邓小平、陈云多次商量会议主题。邓、陈、李3人意见一致。陈云特别关心这次会议，支持李先念开好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李先念主持的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十分民主的，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李先念也特别鼓励大家在会上把自己的意见谈出来。在这种民主气氛中，有人就在会上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于是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大家一致肯定日本的管理经验。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灏回忆：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为中央决定办特区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而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这次会议形成的思路下，中央做出试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也渗透着陈云的心血。

　　2021-12-14 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