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而弃之，不祥”

　　故土难舍，乡情难忘。春节返乡，亲友团圆，乃人之常情。但个别官员以防控疫情为由，不是为返乡的老百姓提供方便，而是设置障碍，甚至认为执意返乡的老百姓是“恶意返乡”。此言一出，舆论大哗。有评论说，防疫固然重要，但有些官员考虑的不是群众利益，而是自己的乌纱帽——既怕万一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被问责，也以层层加码显示才干。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保证群众安全，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危难时刻，想到的是谁，所作所为，为了谁？不仅考量其行政能力，更是见其人品，见其官德。

　　1214年，蒙古与金开战，金朝河北之地大部丧失，金中都（今北京）处在蒙古军包围之中。五月，金宣宗逃往南京汴梁（今开封），史称“贞祐南渡”。

　　无法忍受剽悍凶狠的蒙古铁骑，老百姓也纷纷抛家舍業，徒步逃离家园。一路向南，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祸不单行，瘟疫流行，许多人倒毙在南逃路上。“河阳之城至淮泗间，上下余千里，聚集流民约数百万，皆相从渡河而南，饥疫交迫，死亡十之七八。”（元 郝经《先大父墓志铭》）

　　人多船少，百万百姓困在了渡口。

　　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有个人站了出来，直接写信给当时掌握大权的机察使范元直，恳请其命令沿河渡口，“聚公私船，宽其限约，昼夜放渡”，以救百姓。

　　这个人就是郝天挺（1161—1217），金代儒士、文学家。郝天挺出身于郝氏家族，其叔父郝震等人，皆饱学之士，开馆授业，名声远扬。大名鼎鼎的元好问，便是郝天挺的学生。元好问的叔父宁可不做京官，也要调任金朝的山西陵川当县令，目的之一，就是让十四岁的元好问入郝天挺门下，拜师学艺。郝天挺作为当朝大儒，写的信还是有分量的。

　　在这封一百多字的简短信中，郝天挺先以史为例，简述三国时期刘备在当阳之战后，带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起转移，身处危境，行程缓慢，但仍不弃遗民，“昔昭烈当阳之役，既窘甚，犹徐其行，以俟荆、襄遗民，曰：‘成大事者，必资于众。人归而弃之，不祥。君子谓汉统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续之。”

　　“可以续之”，郝天挺希望范元直效仿刘备，以人为本，全力帮助老百姓渡河。“成大事者，必资于众”，国家兴亡，根基在民。切不可把老百姓当成累赘和负担，更不能拒而弃之。“人归而弃之，不祥”，不是迷信，而是真理。“归”，扩展开来，是民心，民愿，民风，民俗。老百姓要活命，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扶老携幼，哀鸿一片，已经十分艰难了。国难当头，当官的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百姓。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国家的根基何在？民心不可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归而弃之，不祥”，既是恳切的劝告，又是严厉的警告。

　　千钧之信，力挽狂澜。此信上达后，朝廷便发谕旨，令疾速放渡，“河朔百姓存活者众多。”

　　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绝非偶然。 如此深刻的认识，来自刻苦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郝天挺出身儒学世家。少年早慧，善作词赋，在乡绅中颇负众望。读书致用，不慕功名。虽然中过进士，两次参加廷试，当了太学生，但最终无意于仕途。因为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当官的不讲廉洁，贪污腐败，不干正事，我怎么能与这些人为伍？于是，远离官场，自谋出路，教书育人。有评论说，在金代辽宋两大文化圈的合流中，民生至上、民命至重的理念由北到南，成为士人的主流共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郝天挺的得意门生，文坛领袖元好问。

　　1241年，元好问在其给恩师郝天挺写的墓志铭中写道：“某既从之学，先生管教之曰：‘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元好问全集·《郝先生墓铭》）“器”，就是“慈”与“孝”，以人为本，“视天民之毙，仁者不为。”

　　为人师表，不尚空谈。人命关天的危难时刻，郝天挺以一介布衣之身份，写信给握有大权的机察使范元直，恳请其命令沿河渡口，全力帮助老百姓。为民请命，与有无职务、职务大小无关，而是高尚的品德使然。

　　危难时刻，救民，还是弃民？怜民，还是恶民？听其言，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