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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繁星的《分阴集》

2015-10-07 作者:张国中 来源:张国中投稿 阅读:载入中…

读繁星的《分阴集》

  读繁星的《分阴集》

  文/张国中

  《分阴集》是“三家村”店主之一的繁星(原名廖沫沙)同志出版的一本杂文集,“三家村”其中的两家邓拓同志(原名马南邨)和吴晗同志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先后含冤而逝。有幸活过来的“三家村”店主之一繁星再版了他在1962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分阴集》。《分阴集》中选编了30多篇短小精炼的杂文。大多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内容庞杂。其中有10多篇是谈教育、教学、师生关系等问题的。

  例如开篇的《“师说”解》:这篇文章中的很多句话语,值得今天当老师和学生的想一想。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的意思是说,自己虽作了老师,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他,只要一个人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吾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技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认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求学的人听的。也是讲给“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听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理。

  第二篇的《“孔之卓”在哪里?》中说,马南邨(邓拓)在《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谈到“颜苦孔之卓“这个典故。作者(繁星)初看题目,竟然不懂,再读全文,才知道是出自杨子的《法言》;还以为是杨子(杨雄)随意渲染,没有什么根据。事后一想:读书不能这样不求甚解,忙找来一本《法言》,把“颜苦孔之卓之至也“的文章反复看了几遍,却始终想不出这句话根据何在。作者打开《论语》,找到《子罕第九》,所谓的“孔之卓”,却赫然在目。原文如下:“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苦孔之卓”,原来就是孔子站得太高了,颜渊想跟也跟不上去,所以叫“苦”也。这位弟子对老师真可以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佩服得比天还高。至于当老师的孔子呢,对弟子颜渊也爱之至极,“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地赞不绝口。——这都是有名的故事。“颜苦孔”,“贤哉回”,老师与弟子,一个尊师,一个爱徒。

  因为作者之前作教育工作,从事教育教学岗位数年,对教育工作感触颇深,所以写出了十几篇都是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另有《不叩亦必鸣》、《师生之间》、《小学生练字》等多篇。(好文章摘抄 www.wenzhangba.com)

  《分阴集》中有一篇是讽刺敌人的。1961年秋冬,前苏联(未解体之前)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进行焚尸灭迹。作者感到气愤,就写了一篇《怕鬼的“雅谑”》,对赫鲁晓夫进行讽刺,因为当时不许在报刊上随意点名批判,所以用隐晦的写法。后来却成了作者反党的罪状之一。

  《怕鬼的“雅谑”》中载: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也夹带着怕鬼的故事。试举一例:“嘉靖中,锡人王富、张祥俱有胆,素不畏鬼。夏日同饮溪上,日将晡,王曰:‘隔溪丛冢中,送一新死人,汝能乘流而过,出其尸于棺外乎?’张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尔,当输腊酿一瓮。吾先取来等汝。’俄,日没,张遂过溪,见棺已离盖,方疑之,忽棺中出两手抱张颈。张惧而私曰:‘汝少出,俟我赌胜,明日当奠而埋汝。’言毕,抱益急。张大叫,声渐微。溪旁人家闻声,群持火来照,抱张颈者乃王也:盖诡言取酒,从便处先渡,出尸而伏棺中耳。”(明•浮白斋主人:《雅谑》)

  两人都说不怕鬼,为什么一个真不怕,而另一个却真正怕呢?王富敢于“出尸而伏棺”,装鬼吓唬人,可见他心目中是没有鬼的,所以他真不怕鬼。张祥口出大言,“吾能黑夜出之”,见到棺已离盖,就害怕了,见棺中伸出两支手,更心惊胆战,分不清人鬼,讨饶许愿,惊恐欲绝,怕鬼怕得要命,是假不怕鬼。

  《分阴集》中还有几篇是逢年过节应时之作,鼓舞人们生产劳动的。有一篇《腊鼓催春小记》,竟被文痞姚文元(“四人帮”之一)罗列到他的《评三家村》之首,说这篇文章是毒草,是《三家村》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进军号角。

  《“腊鼓催春”小记》中说,腊月中有一天称为“腊日”,就是农历的腊月初八。《荆楚岁时记》有这样一条记录:“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作金刚力士逐疫。”敲着鼓来驱逐瘟疫,这是迷信。但是既敲鼓,又化妆金刚力士,而且口唱“春草生”的歌词,这不是一场雄壮的歌舞演出吗?可见“腊鼓催春”原是鼓舞农业生产的一种文娱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说一年的大生产在春节就要开始大干。但是春季的大生产,全靠头一年的冬季充分准备。“腊月”正是准备来年大生产的月份。春,是要“腊鼓”来催的。“腊鼓鸣,春草生”,让我们唱着前人的好谚语来迎接春季大生产吧!

  上述是《腊鼓催春小记》段落中的精髓,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见文化大革命年代,文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集子定名《分阴集》,是根据《晋书•陶侃传》,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还没有电脑,当然不能敲键盘写作,工作之余,靠爬格子手写,作者说,一篇短文,往往多次握笔,才得以写成,只能抓时间、挤时间写。真是“分阴难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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