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燕郊

　　一轮突如其来的防控，让我留在了河北。1月25日，廊坊三河市集中隔离点测出一名新冠病毒阳性病例，为北京丰台区某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次日，小区封闭，开启总计五轮的全员核酸检测，管控期间，非必要不离开三河。

　　于是，我与父母不得不放弃回安徽老家的计划，在三河市紧张的防疫气氛里度过了一个春节。直至除夕前一天，人们才从家里走出来，涌入空荡荡的街道与商场，购置年货，这是这个不太一样的春节年味儿最浓的时刻。

　　采购活动发生的中心，便是燕郊。附近镇上的人，把燕郊称作三河的“东市区”。

　　燕郊，燕京之郊，怎么听都是一个北京的地名。

　　打开地图，燕郊看起来也像是北京的一部分。与通州区仅潮白河对岸相望，距离天安门只有35公里。理论上讲，从燕郊驾车去往国贸，车程仅需1个小时。在人均通勤时间47分钟的北京，这已算是不那么糟糕的职住距离。

　　但行政区划上，燕郊隶属于河北省廊坊三河市，仅仅是一个镇。它不属于北京。

　　去年冬天，潮白河公园架起围挡，拉起一条红幅，写着：“严禁通过河道冰面过境。”是的，过境。一河之隔，这边是河北，那边是北京，两岸住房价格竟有五倍之差。

　　于是，这座小镇成了北漂一族的“睡城”。怀揣着北漂之梦的人们晚上在这里入眠，清晨起来，赶往北京，日夜往复。

　　环京地区疫情形势变化莫测，往返于燕郊与北京之间跨省上班的人们，自去年以来，不断面临着复杂的防控检查。这让他们的通勤之路更显漫长。

　　流浪床位

　　段丹丹的手机常设四个闹钟，分别在4：06、4：08、4：12以及4：17。

　　被闹钟唤醒后，起来洗个澡，根据时间和饥饿程度决定吃不吃早饭，然后赶在5点至5点半之间出门。

　　“最晚不会超过6：00。”她精准地计算着时间。

　　早上6：15之后，检查站前便会排起一条条车龙。堵车将从6：15一直持续到8点，7点左右是最高峰。段丹丹宁愿早起，宁愿早点到公司，哪怕在私家车里补觉，也不愿意堵车。

　　沈海在燕郊居住近十年，每一个工作日，都会乘公交车去北京的律所上班。与段丹丹一样，他选择早早起床。5点左右从家里出发，骑车去公交车站，在车站等10分钟左右，40分钟后可以到达位于国贸的办公室。

　　冬天的清晨，天色未亮。公交车上，人们都在补觉。摇摇晃晃、半梦半醒地穿过省界，通过检查站，驶向尚未苏醒的北京城。

　　沈海在公司放了一张折叠床，6点打上卡，再在折叠床上睡2个小时。8点半，其他同事们陆续来到办公室，他也醒来，洗把脸，开启一天的工作。

　　之所以如此辛苦，硬生生地将自己的睡眠拆成三块，沈海解释，“要是7点才出发的话，正遇上堵车，2个小时都不一定到公司”。

　　截断车流的，是通燕高速路上的北京市白庙南综合检查站。这是燕郊通往北京主要路线上的必经之站，也是北京54个公安检查站中流量最大的进京通道，每天通过这里去上班的通勤车流在2万辆左右，通勤人数约4万。

　　有人形容，这座检查站像是一道天堑。

　　疫情发生之前，每逢重要节点，检查站和一路上的安全检查岗哨便会发挥作用，查验身份证，检查后备箱，有时随机拦车，有时是一辆一辆排队挨个过。

　　疫情发生之后，这道检查站更是承担起了防控检查的重任。

　　以前是偶尔查，如今是天天查。若是赶上高峰，检查站前的队伍怎么也要排到1公里以上，原本10分钟可以通过的检查站，要堵上整整一小时。

　　如果发生特殊情况，等待时间还将无限拉长。燕郊某处楼盘曾挂出一幅公益广告，是这么写的：“住在燕郊的人，对拥堵要有政治家的冷静，对挤车要有艺术家的热情，对居住环境的改变要有慈母般的耐心。”

　　杨祥曾在去年“十一”之前遇上过一次大堵车，那天是星期六，按理说通勤车流不如工作日那么多。他们一行人早上8点出门，在距离最近的一个检查站前排了半个小时队，车流“完全不动”，换了一条小路，情况同样如此。

　　“后来我们又绕到京秦高速，还是过不去。”楊祥回忆。他们折腾了4个小时，换了3个检查站，密密麻麻的车子一直延伸到了燕郊的小区门口。杨祥等得难受，路边没有厕所，也不敢喝水，心情因为堵塞愈发烦躁。在第三个检查站等了2个小时后，他决定“调头回家”，却一不小心撞上了马路沿。砰的一声，车胎爆裂。

　　等他们修完车胎，想开回小区车库，仍然无路可走。杨祥将车停在两条街以外，步行回家，直到第二天傍晚，堵塞消散，才将车取了回来。

　　几乎每一个住在燕郊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次，沈海难得地在工作日睡了一个懒觉，那天公司举办活动，延后了上班时间，让员工11点左右再到岗。沈海决定8点出门乘车。心想正好错过7点早高峰，路上不会太堵。

　　“8点出发，下午1点我都没到公司。”他语气夸张地描述自己那天的遭遇。中途，公交车调头，绕了十几公里的圈，想换一条路进京，还是被堵住了。

　　第二天，依然堵车。经不起折腾，沈海干脆在公司住下，睡在自己那张万能的折叠床上。

　　在北京给自己常备一张流浪的床位，是燕郊通勤族们被锻炼出来的“未雨绸缪”。特别是前年以来，疫情的突发性、复杂性，让他们原本就变化莫测的上班路和回家路更添三分不确定。

　　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市场发现疫情，燕郊方面紧急决定，从北京返回人员需持24小时内核酸证明方可通行。早上，段丹丹得知这一规定，去做了核酸，可检测结果迟迟没有出来，在回燕郊的检查关卡，一直等到晚上8点，才被放行。

　　经过那次，段丹丹长了教训。她买了车，在后备箱放着4套衣物和一些生活用品，以备不时之需。2021年春节前，燕郊突发疫情，封锁一星期。不得已，段丹丹在北京朋友的店里借住了一星期。

　　放在后备箱的物资，果真派上了用场。

　　外人很难理解燕郊通勤人员的辛酸，段丹丹对记者说。今年春节前，燕郊再度发现一例阳性病例，封城了3天。由于来往通勤，她的北京健康码也有了弹窗。接下来10天里，她做了9次核酸，才赶在复工之前让自己的健康码恢复正常。

　　“过年这段时间，一直很闹心，担心不能正常通勤，担心无法正常上班。”她说，“这对我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不工作怎么行啊。”

　　每天早上都是一场战争，杨祥这么形容。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在燕郊住下去，原因无他：相比北京，这里的住房成本相对低廉，是他们承担得起的。

　　若是租赁，在朝阳区租一套两居室，月租最低需要6000元左右。在燕郊，两居室的租金基本都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是前者的近四分之一。

　　至于买房，房天下数据显示，燕郊2022年1月均价为每平方米18281元，而一河之隔的北京通州，价格是每平方米43656元。

　　段丹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之前，她一直和别人拼车上下班，2015年那会儿单程10元，后来涨到15元，现在基本上是20元。往返一天40元，40元乘以22天，每个月是880元。

　　“就算拼不到车，偶尔打车去北京，最多1500元，通勤交通费用也足够了。”她给出一系列计算公式后，反问，“1500元在北京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路程+时间成本<北京房租成本”，这是她住在燕郊的理由。

　　几十万北漂族抱着与他们同样的想法在燕郊落脚。三河市中心本不在这，燕郊却成了这座县级市最热闹和繁华的区域，被人们称作“东市区”。

　　9家物美超市，9家肯德基，10家麦当劳，4家星巴克，1家沃尔玛超市，电影院、潮玩店、化妆品专柜……也许难以相信，一座小镇竟拥有如此的商业配置。在燕郊，找得到大城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也找得到生活在北京的幻觉。

　　沈海将自己江苏的父母接来了燕郊，他觉得，这儿特别适合养老。

　　他亲眼见证着燕郊一步步发展起来。2005年刚来时，小区里看不见车，路上也没什么人，转眼到2016年，小区里车位几乎占满。十几年时间里，商超、私人饭店，在小区四周开了起来，“就连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汉堡都离我家不远”。

　　年邁的父亲平日散散步，买买菜，这里出小区走一站路就有一家批发市场，水果蔬菜、熟食面食，应有尽有。看病也方便，感冒发烧，燕郊的医院都能解决。要是真生了大病，他心里也有底—毕竟，全国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城市距这只有30公里。

　　住了一段时间后，杨祥干脆将自己尚处于创业阶段的咨询公司搬来了燕郊。首要的理由依然是：成本。

　　以前，他们在崇文门办公，停车费一天在50元至100元，而燕郊产业园的收费标准是7元一天。二是政策环境宽松，疫情期间，非常时期，北京管控比较严格，办活动、开发布会，不一定能通过申请，但燕郊相对宽松得多。

　　北京日报报道，近年来，三河市连续在北京举办项目推介会，2021年签约项目94个，其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转移项目54个，创历年新高。截至去年年底，入驻燕郊科创园的796家科技型企业里，京企占比达65%。

　　还有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北京大兴撤退至燕郊。

　　一家一次性餐具生产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自2017年起，他们将生产部门迁移至了燕郊，销售部门留在北京。他所在的厂区，不少公司也都是从北京转来的，“全部都租满了”。

　　曾经，人们称燕郊是个“有人无业”的地方。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留在这里，不再把这里当作北京的睡城，而是扎下根去。

　　沈海也留在了燕郊工作，和父母住在一起。孩子则由妻子陪同，在北京上小学。一家人分居两地，好在距离不远，一礼拜见一回。

　　只是，疫情一来，那一条省境，让一家人的团聚变得不那么容易。

　　“尽管很近，但从北京去燕郊依然是‘出京’。”沈海说。

　　北京没有疫情的时候，沈海会带孩子去燕郊看望爷爷奶奶，去时要填一份出京申请表，回来时填一份返京人员情况登记表。

　　疫情一来就麻烦了，北京小学通常会要求家长不带孩子出京。2022年元旦，北京疫情未熄，爷爷奶奶又实在想孙子了，孩子去不了燕郊，于是老两口就去北京看望，五口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跨了年。

　　1月13日，学校突然发布通知，14天内出境或者接待过境外来客的，一律不允许返校。距离元旦过去恰好13天，第二天还是英语期末考试，孩子按照规定，无法去学校参加。

　　“好在他们也不太重视成绩，北京的小学提倡快乐教育。”沈海解释，这也是他特意把孩子送去北京念书的原因。

　　他自己是江苏人，妻子是黑龙江人，孩子的户口随着房子落在燕郊。去北京上学，是以借读生的身份。沈海想让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点儿”的小学时光，不用天天被作业和辅导班裹挟，在江苏和河北读书都太苦、太累，在北京借读，可以暂时地享受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打算等孩子上完小学，再计划初中是回南京还是回燕郊，“走一步看一步”。做父母的，在关于孩子的选择上其实很纠结，沈海说。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苦恼。

　　在燕郊，北漂们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只是，一旦涉及教育、社会保障抑或是疫情防控等更加坚硬和真切的社会议题，漂浮在环京地区的梦想便会沉重地砸落在地面上。生活再舒适，这里终究不是北京。

　　有人说，每一个来燕郊的人，都是为了最终离开燕郊。

　　杨祥是这么想的。公司尚且处于创业阶段，需要压低成本，等发展起来后，他还是想搬回北京去，“这里毕竟没有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商业环境”。

　　段丹丹也是这么想的。2021年6月，北京轨道交通M22号线河北段在燕郊正式开工，预计2025年，这条线路将会投入使用，那时，轨道将从燕郊直接通向北京CBD核心区，交通将更加便利。燕郊的业主们盼望着这能带动房价上涨，但段丹丹不关心这个，她计划“在这之前把房子换进北京里面”。

　　这将意味着从现在舒适的大房子换成一个小房子，她背负的月供由少变多，生活压力会骤然增加。

　　“那为什么还是要搬去北京呢？”

　　“因为工作在北京，我不可能一直这么跑来跑去。”

　　“但你之前也说，北京也到处都堵，交通成本也很高。”

　　“那也不用每天过检查站排队进京啊。”

　　（文中段丹丹、沈海、杨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