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这个学生不被冤杀，明朝会怎样
近读晚明史，读到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之死，不胜欷歔。
历史不容假设，但总让人忍不住假设：假设孙元化不死，明朝会那么快灭亡吗？
公元1632年9月7日，孙元化在北京西市被斩首，年仅51岁。孙元化是上海嘉定人，学贯中西，当年大明火器部队总司令。他任登莱巡抚时，甚至组建了一支拥有27名葡萄牙人炮手的外籍军团。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称他为上海地区最杰出的三位科学家之一，其他两位是徐光启和黄道婆。
徐光启是孙元化的老师，老师将学生带上西学之路，学生青出于蓝，他潜心研究西洋火炮，写出了专业著作《西洋神机》，成为明末独一无二的火炮制造和弹道学的专家。明朝文臣武将，先是抗拒西洋火炮，等到努尔哈赤崛起所向披靡时，他们终于发现了“神器”的厉害，属于孙元化的辉煌时间开始了。他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主张筑城制炮，在著名的“宁远大捷”中，面对骁勇无比的后金铁骑，宁远城头11门西洋大炮成了恐怖的超级大杀器。
孙元化受得重用，逐渐高升，他领先时代的军事思想也迅速得到实践：其一，明军当时有火器，但射程短，甚至比不过后金的弓箭，他主张用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来解决问题;其二，后金骑兵天下无敌，他主张大炮架在城上，而不是放在旷野中，坚城与大炮互相依存，发挥火器威力。他雄心勃勃，想练就一支掌握火炮、战术先进的劲旅，收复辽东。
然而，壮志未酬，他麾下辽籍军人发起“吴桥兵变”，连陷四城，兵临登州。孙元化一心想招抚，却因种种掣肘，错过机会，结果城外的孔有德串通城内的耿仲明，杀入城来，孙元化被叛军所执，自刎未果。他坚拒叛军拥他为王的计划，离开登州进京，被逮捕下狱，最终遭到冤杀。
他的死，影响了历史进程：徐光启拯救学生失败，心灰意冷，从此告别军事，不久病故，明朝造炮人才出现枯竭，武器改革遭受重创。可以说，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军事专家派淡出了明朝军队。而后金，却成为大赢家：1633年4月，在孙元化死去7个月后，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无法立足，渡海投奔后金，带去了13000多人，数百艘船，最关键的，还有大量西洋火炮与娴熟的火器手。这支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的叛逃，使明、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假如，假如有假如，假如时人多些智慧，多些宽容，多些公心，孙元化不会死。
让他命运发生逆转的“吴桥兵变”，堪称“一只老母鸡带来的血案”：孙元化驻登州（今天的山东蓬莱）时，重用辽人，但山东人却处处排挤这些外来户。孔有德率部出征时，沿途遭遇闭门罢市，辽兵一路挨冻受饿。到吴桥时，一名饿极的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家仆仗势，闹上门来，孔有德将抢鸡士兵“穿箭游营”，辽兵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一顿拳脚，将那个飞扬跋扈的家仆打死。孔有德慌了，想花钱了事。此时群情激昂，士兵哗变在即，双方都需冷静。但王象春的儿子更加飞扬跋扈，不依不饶，孔有德走投无路，又受人唆使煽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率乱兵把王家给灭了门。
叛军倒戈杀回登州，事情越闹越大，但兵变之初，孔有德并非想叛乱，而孙元化也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兵变，试图招抚。遗憾的是，他想抚，山东同僚却想趁机灭掉这股辽兵。
孔有德的叛军因为掌握了大量火器，山东的明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还在等着招安，最终却等来了孙元化的死讯，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从此决心与大明为敌，局面彻底失控了。
其实，就在孙元化被捕入狱后，他也有机会可以不死。登州失陷时，朝中一帮人纷纷说孙元化已经反了，但他的恩师徐光启上疏代其申辩，表示孙元化不可能反叛，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担保。徐光启德高望重，孙元化接受审讯时，也坦露城破时曾试图自刎未遂，在场幸存者也为他作证。
但对他的攻击与诬陷并未停止。他们要置这位杰出的西洋火炮专家于死地，真正目标是攻击当初力荐孙元化的首辅周延儒。周延儒试图保下孙元化，但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副手温体仁，一直觊觎着首辅宝座。他一改以往对周延儒的恭敬，将他和孙元化扯在一起，狂轰滥炸，说周延儒袒护孙元化，是曾收过孙元化的好处。煽风点火成功了。温体仁阴就阴在摸准了崇祯帝的痛点：痛恨大臣结党营私。他一边让自己的“小圈子”不断攻击，另一方面成功地让崇祯帝认为孙元化在朝廷有一個“小圈子”。孙元化，不得不死了。
1633年6月，周延儒下台，托病还乡。温体仁如愿以偿，当上了首辅。此时，距离孙元化之死8个月。又过了不到半年，徐光启溘然长逝。
历史很吊诡：当年孙元化一心想招抚而本人也希望被招抚的孔有德，最终成了大明王朝最可怕的掘墓人之一。孔有德与同样曾在孙元化麾下的耿仲明、尚可喜，均以汉人身份被清朝封王。在投奔孙元化之前，这三人均属于明军另一员重要将领毛文龙麾下。毛文龙为人骄恣，他的结果，众所周知：被袁崇焕杀掉了。
还是那个阴险的温体仁，他与毛文龙是同党，后者源源不断给他贿赂，结果因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断了这个重要财源，因此对袁恨之入骨。袁崇焕因敌人的反间计下狱后，温体仁连续五次上疏，以袁崇焕“欺皇上”“资敌私通”“引敌上驱”“胁城下之盟”的罪名，力请杀袁崇焕。兵部尚书梁廷栋与袁崇焕有私仇，也跳出来落井下石，终于得逞。
崇祯帝极为痛恨党争，继位后不久，就捕杀阉党，一时赞誉四起，气象一新，崇祯被视为明君，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明君。但为什么他未能根绝党争，反而到了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农民军已经火烧凤阳明祖陵了，朝臣们仍然醉心于党争？
明史专家樊树志在《朝廷与党争》一书中认为：明末党争，是制度缺陷与管理者缺陷相互激荡的产物。明代中后期皇帝缺乏实务能力，过度依赖官僚体系，一旦双方意见冲突，官员们常以集体辞职相抗衡。在与皇帝的抗衡中，官员们找到了存在感，他们有动力将意见冲突动辄上升为观念冲突，因此形成观念先行、藐视实务的氛围。
崇祯这个皇帝当得辛苦，也很失败，他任人不专，猜忌多疑，朝令夕改，在位17年，连续换了50任内阁首辅，多位大臣被杀……他往往对一个大臣抱以厚望，但只要这位大臣未遂他意，有人攻击，便会动了杀念。那些热衷互掐的官员，深知崇祯最恨结党，于是用此罪名，往往一击而中。如此一来，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官僚纷纷站队抱团取暖，彼此之间，哪还有信任可言？政治机制自然低能，统治能力大打折扣。
孙元化临死前，给三个儿子的遗言是：不要怨恨朝廷，也不要出来当官，整理遗作，报效国家。三个儿子遵从了父亲遗愿。后来清军南下，孙元化的家乡，发生了惨烈的“嘉定三屠”，他的一个儿子英勇战死。他的《西法神机》《经武全书》留下来了，这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火器、战术的军事著作，可惜未能引起重视。孙元化之后，再也无人懂炮学，清朝康熙帝要造炮，还得仰仗洋人。
历史确实有太多让人欷歔之处，最令人欷歔的，还是人性——党争暴露出来的固执、狭隘与私心、贪欲。大智慧，真难得。（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