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读后感10篇

　　《北京人》是一本由曹禺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50元，页数：19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京人》读后感(一)：悠远的鸽哨

这是一门课的读书报告，顺手发上来。
自古逢秋悲寂寥
静默，天空中鸽哨声。
这个意象总是让我觉得心头掠过一阵悲凉。那鸽哨伴随着瑟瑟的秋风，大抵总是那样寂寥，如宅子里那些寂寥的人。
一年多以前读到刘小枫对基斯洛夫斯基《红白蓝三部曲》的评论，提及三部曲的尾声部分都出现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妇人，我开始喜欢关注作品中那些角落里的意象，它们安静而平凡，却每次出现都让人为之心头一震。在《北京人》这部作品中，于我而言，这个意象就是那声声悠远的鸽哨。
“中秋节，将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旧宅的小花厅里，一切都还是静幽幽的，屋内悄无一人，只听见靠右墙长条案上一架方棱棱的古老苏钟迟缓低郁地迈着他‘嘀嗒嘀嗒’的衰弱的步子，屋外，主人蓄养的白鸽成群地在云霄里盘旋，时而随着秋风吹下一片冷冷的鸽哨响，异常嘹亮悦耳，这银笛一般的天上音乐使久羁的病人也不禁抬起头来望望……屋内静悄悄的，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仿佛有一个人很吃力地缓缓推着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磷磷不平的石铺的狭道上一直是单调地‘吱扭扭，吱扭扭’地呻嘶着。这郁塞的轮轴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中间偶尔夹杂了挑担子的剃头师傅打着‘唤头’如同巨蜂鸣唱一般嗡嗡的声音。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吼哈哈’地吼叫，冲破了单调的沉闷。屋内悄然无人，淡琥珀色的宫瓷盆内蓄养着素心兰，静静散发着幽香，微风吹来，窗外也送进来桂花甜沁沁的气息。”
        我不知道，在那个萧索的中秋，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如何回首家族曾经的辉煌；我不知道，曾文清，这个背负着所有期待的长子，如何守着鸽子和画度了一生；我不知道，那愫方如何为着眼前一个不可能的男人终身待嫁，甚至心甘情愿地照看他的妻儿；甚至那跋扈的曾思懿，是否也会在嚣张之后安静的夜色里，有一丝怅惘……他们不幸活在一个王朝的末世，大势萧索，世态炎凉，他们无力拯救，也无力超脱，只能这样数着寂寥的日子，一天天缓慢地离开自己的生命。
他们那些“轰轰烈烈”的痛苦，终将归于尘埃，对于别人，也对于他们自己。我不恐惧悲壮，却忧心平淡中的啜泣，是害怕它们被时间冲掉了颜色吗？还是担心它们太过渺小，而没有资格撼动麻木的人情？我想到余华笔下的富贵，女儿难产而死，疼彻心扉的哭喊之后，也只能和孙子一起端着一碗粗茶，映衬着那张沧桑的笑脸。
人间何处是春朝
        在别人恩赐的悲苦中欢笑似乎更能让人潸然。
        曾思懿讽刺地让文清谢谢愫妹妹，文清有些尴尬，也有些感动，结巴着不知道再说什么，而愫方也只是低头不语。静默，窗外天空断断续续地传来愉快的鸽哨声。这是整部作品中唯一一处“愉快”的鸽哨，却也让人抽了抽发酸的鼻子，我想象着文清当时的愉悦，那是久久麻木之后，如此陌生的感觉。相比于宏大的王朝更迭，这样一个场景是那么渺小，却在残酷得不近情理的动乱中显得那么真实。
        然而这样渺小的真实对于他们而言，却是如此奢侈。我难忘愫方少有的笑容，尤其是她和瑞贞告别的那一次。
        瑞贞不甘心她的愫姨在那个她看来无所留恋的宅子里孤独终日，愫方脸上却显出异样美丽的笑容，城墙边上的号角声“灰惨惨”的，愫方接着说：“瑞贞，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我似乎能理解那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也或许，“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但是我终究不解，为什么苍白瘦弱的的曾文清疲惫地站在暮色中时，她留下来的信念被击垮了，是为了不堪忍受曾思懿的刻薄吗？还是为了作者的革命话语呢？
看过一篇关于愫方的评论，他说为着愫方那句“是啊，听着真凄凉啊，可瑞贞啊，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吗？”，而不愿想象愫方被整合进入革命话语体系之后的日子，对于这一点，我极为赞同。但是，我也并无眼光关注这革命话语，只是庆幸她走了，而没有经受文清从床上跌落下来的巨响。
也许，作者故意撕碎了愫方那个活在回忆里的梦，远处，“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留下我们怀抱着平凡的日子，无望地渴求着人间的春朝。
自由的鸽哨
        写完上面两节是在凌晨，宿舍里开着一盏台灯，窗外的夜色正浓，一张完整的黑布被零散的几颗星星戳开了几个不均匀的洞。心口渐渐黯淡的愉悦也被笔下的文字遮掩了，只剩下一张黑色的幕布与夜色较量。我只好挣扎着去睡觉。
        清醒的时候，我罗列着作品中那些寂寥的人们，想让我脑海里的形象再充实一些血肉，却发现这也是一条无止境的路，顺着他们情感的线索找下去，空气越来越稀薄，压抑已经占据了心头。我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痛苦？
        不错，这是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族。曾几何时，曾家的门庭里，有些官阶的人都互相之间微微颔首，而今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漆寿木的“小民”门里门外吵嚷着，邻家的暴发户三番两次地咄咄逼人，连曾老爷子上了多少道漆的寿木都要为自己的身体所有。
        这是作品的一条线索，关于宏大背景的线索；另外还有一条，牵动着关于人性的思索，那些渺小的人物在这宏大的背景下或麻木或暴躁，但终究一事无成。他们艳羡原始的“北京人”，他们“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而他们自己，“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成天垂头丧气，要不就成天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愁精神上没有出路，愁活着没有饭吃，愁死了没有棺材睡。整天地希望，希望，而永远没有希望”。
        当初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才明白作者安排“北京人”这个意象的目的；写到这儿，也似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痛苦挣扎。我很抵触用“既有的秩序崩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的句子来概括一个活生生的人混乱却鲜活的情感。如果一定要概括，相对而言，我更愿意接受“被禁锢”这样的说法，因为冲不破礼教的禁锢，愫方和文清的感情永远都要承担着“败坏伦理”的烙印；因为冲不破生死的禁锢，曾皓那么看重自己的寿木；因为冲不破利欲的禁锢，曾思懿不辞疲惫地为它奔忙而痛苦。可惜，即使是“北京人”，真的能冲破重重禁锢吗？或者，原始人远非卢梭想象中的那样，是自由自在而又无拘无束的生灵，他的行为也在各种习俗的禁锢之中罢。
        那么，“为什么痛苦”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该如何面对这禁锢”？读到对“北京人”快活的称赞的那段话时，我起初有些不解，因为它出自那个似乎处处能够很怡然的“老猴儿”之口。初读，我的思路是，是不是这样一个显得超脱的人也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确，他在枷锁之中，但是，他的怡然也并非假象罢。我不由得想到那个关于“冷漠”的话题，在那个遥远的“共同体”散落成“社会”之后，生存在其中的我们，何处去寻找慰藉呢？我此刻已经放弃了宏大的野心，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去讨论，更无力期望它有所改变，只想把它当成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倾诉之于己，也寄希望于己罢了。
        我想到小柱儿在路上不小心放飞了的鸽子，它会不会也曾经久久地注视着笼子的竹条，无望地数着自己寂寥的日子？亦或是安静地听着远方自由的鸽哨，只等着鸽笼打开的一刹那奋力地扑打翅膀？
        静默，天空中鸽哨声。
        这次，它为自己掌握的自由而响亮。

　　《北京人》读后感(二)：对曾思懿的一些看法

或许是我剧本读的比较少？文本一开头就说，曾思懿“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心里却藏着刀，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头上总嚷着“谦忍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思量着“不能栽了跟头”。”好比电影院门口发的3D眼镜的，观众的视线非经它过滤一下不可。到最后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全都一边倒向愫方，曾思懿比起蘩漪真是要可怜的多。
进了搬砖厂之后，我常常见识到人和人是怎样缺乏理解和同情，即使是置身事外，许多人也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然后“勇敢”地向他人投去匕首和小刀。
此是外话，还是来说说曾思懿。
说曾思懿还得说另一个人，曹七巧（尽管我觉着曹七巧这个角色的力度远比曾思懿来得深刻）。她们都是衰败下去的旧家庭的女人，这种衰败不单属于家族的而属于时代，她们不像年轻人（比如瑞贞）一样，能够接触到外来的希望，而是注定要去陪葬。然而人的悲剧往往来源于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下企图抗争，曾思懿和曹七巧都是积极的，她们试图抗争的姿势尽管卑微，也显示出不惜搭上自己整个生命的强悍。尽管她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人生体验寻找确证自我的道路，无法借助外力使得她们的抗争超脱了时代现实，成为纯粹的命运之争。尽管曾思懿与曹七巧所选择的拯救道路在形式上不同，但实际上殊途同归，救赎的迷途不仅没能引领她们走出生存的困境，反而越陷越深。尽管曹禺自己都说“曾思懿是一个喜剧人物”，我却分明从她身上看到了最深沉的悲哀。
曾思懿和曹七巧，都是她们生存场的局外人。尽管曾思懿在曾府有着王熙凤的地位，事无大小都经由她手批示。但实际上她是游离家庭情感秩序之外的，在曾府分崩离析的表面之下，文清、愫方、瑞贞、曾霆构成了一个以愫方为中心的情感关系网络，他们之间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互相取暖，如文清之与愫方，愫方之与瑞贞，甚至濒死的曾老太爷之于愫方。唯有曾思懿，所有人都躲着她，就像提防一直刺猬一样避免靠近她。被排斥在主体秩序之之外，她潜意识里无疑会充满失落和焦虑，随时渴望确证自身的存在。曾思懿对于愫方露骨的冷嘲热讽，实际上不是对于丈夫及其他人感情的挽回，更多的是对于自身现存地位丧失的恐惧。
同样的，曹七巧作为姜家的二奶奶，被丫头在深夜私语中交代出身份的低微一一麻油店家的女儿，而那句带着不屑的“她也配!”则道出了七巧在姜公馆的尴尬地位。曹七巧的尖锐敏感正是对别人轻视的迎战。
曾思懿和曹七巧的处境都是极端匮乏温情的，丈夫曾文清对愫方的感情已经一目了然，剧中已到中年的曾思懿再次怀孕，全剧丈夫对此唯一的一句评论是“谁知道，她说胃里不舒服，想吐。”而曾思懿也视独自临盆为正常，夫妻间常年的漠视与相互厌恶使她对于感情已经麻木。而曹七巧有着更加炽烈的情欲，而对曾季泽多年压抑不得满足的感情使她的内心受到了更大的摧残而逐渐扭曲。
曾思懿和曹七巧在那个时代，无可例外的成为了父权的受害者和维护者，曾思懿以尊卑有序，恪守妇道自诩，她这样告诫儿媳“别糊涂，他是你的男人，你的夫，你的一辈子的靠山。”当儿媳不肯听话喝下安胎药时，她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曹七巧起初是作为“商品”被行使父权的哥哥卖到了姜家，最后她也同样钳制儿女的幸福，逼死了儿媳和作为替补的姨太太。
从悲剧诞生之日起，表现人怎样走出困境，获得主体的自由就成了其固定的母体。正如曹禺自己所说:“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里黑暗的坑”。人心都是渴望救赎的。曾思懿和曹七巧错生于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他者与外力来充当她们拯救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显然并未改变她们命运的节拍，渴望救赎和对外在力量的无望，最终迫使她们靠着自己的强悍夺取生存的空间，却走入迷途，从确证自我而走向了戕害他人，最终不得救赎。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同时代的人的生存困境，有时候更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多读一些书，或许真的会让人从更高的角度理解事物，对生活少一点困惑，对自己和他人多一点理解吧。

　　《北京人》读后感(三)：北京人 笔记

摘抄：纵然花园的草木早已荒芜，屋内的柱梁亦有些退色，墙壁的灰砌也大半剥蚀，但即便处处都像这样显出奄奄一息的样子，而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勉强挣扎、抵御的。
曾文清：“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虽然他很温文有礼的，时而神采焕发，清奇飘逸。
这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
瑞贞：在这个书香门第里，她仿佛在短短一个夜晚从少女的天真的懵懂中逼出来蓦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忧虑的成年妇人。
“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房子要卖，你愿意人死在家里？

　　《北京人》读后感(四)：真率、灵性、蔑视伦理世情——谈《北京人》的人性复归意识与“关门戏“特色

前言：《北京人》是天才戏剧家曹禺（1910—1996）横空出世的“四大名剧”的关门之作。作为这样一部具有丰厚的审美与价值积淀的文艺作品，蕴涵了曹禺人格重塑和文明新生的人格审美意识和内在戏剧深层结构的成熟趋向。本文将从人物塑造和结构分析等角度阐述《北京人》的人性复归主旨与超越性价值内涵。
    一、 理想国与闭琐国之间的冲突对立
   理想国与闭琐国的直接对立——是贯穿曹禺四大名剧中的清晰明确的结构。表现在《北京人》里，具体体现为曾家窒息生命的封建牢笼与“以往的北京人”天真纯洁的自由世界的对立。在曾家这一传统大家庭濒临腐朽衰亡的监狱里，曾皓、曾思懿象征着内心荒芜自私的封建专制家长，在他们的手下不断缔结着人性的压抑扭曲。而与此二者相对立的，是媳妇瑞贞与寄人篱下的愫方，她们或多或少带有与棺材般阴暗的曾宅相对立的气质。前者的自由意识和反抗心理更多来自本能的个体感性生命的未被泯灭和对于新思想、新价值的追求；而后者与棺材大家庭的对立则主要体现在心态上的宽容随和和一种古典贞静式的绮丽哀伤。
   理想国与闭琐世界的尖锐冲突集中在对于世道有不同价值裁夺的鲜明个体之上。在曹禺构造的戏剧世界里，“家”的概念总与专制、腐朽、阴暗、浊臭共生，而理想国的生命逻辑则是干干脆脆的毁弃与价值断裂式的意义追寻。“棺材”这一贯穿全剧始终的意念是曾宅（实际上也是千千万万即将倾颓的专制牢笼）也是生命衰落式人物（包括曾皓、曾文清、曾思懿等）的象征，是基于世道内选择的具有必亡意义的旧时代非生命的象征。这个倾颓的机构在闭琐之中还沿袭着鼎盛时代的伦理道德，并试图延续人与人之间特定的关系结构，带有着儒家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色彩，甚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当作封建时代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例如曾皓千方百计阻挠愫方的出嫁便是一种对于他人情感和劳动的占有；曾思懿对待儿子与儿媳的态度，也是一种封建式的个性剥削个性压榨态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中，必然产生了与之分庭抗礼的自由新生的追寻——对于黑森林般阴郁环境的否定断弃，使这种封闭结构具有了被撞击打破的可能性。
    二、“北京人”与超越性价值导向的可能性
   与曾家棺材般压抑窒闷的环境直接相对立并产生激烈冲突的，是人类学者袁任敢与其女儿袁圆的存在。袁任敢与袁圆是具有“四大名剧”中一脉相承的野性气质的，是剧作家内心深处“原始的吸引”“蛮性的遗留”的具体活生生的价值载体。袁任敢与袁圆的率性而为、不做作、蔑视腐朽衰退的伦理世情，他们的入住曾宅就好似平静的死水被清灵细巧的石子所撞击。曹禺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使他的剧作中总能有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超越性世界存在（有异于西方基督教现实与超现实理想世界的二元对立文化观）。“以往的北京人”，是袁氏父女率性真情、未被世俗虚伪所玷染的天真灵性：
 “你看，这就是当初的北京人。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约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礼教与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①
   这样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与曾家“活死人”一般的僵化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徜徉于自由世界的心灵幻想者，他们的存在又势必影响到作为彷徨世界的自由追寻者的价值裁夺。这便使乌托邦变为实托邦有了切实的可能性。作为五四中生命意识觉醒文化精英的曹禺，出于感性生命的冲动与对现实污浊世界的厌弃，将被奴役人心目中的理想国指明了导向和归宿。瑞贞在这样个性自由生命意识的冲击之下才走上的离婚与寻找自由光明的道路。表面上看，似乎愫方的最后出走是出于作者的惋惜和怜悯，而实际上却是因循了人物本身的性格和逻辑的。愫方具有传统东方女性的性格质素，可这并不成为不会出走的理由。实际上，在第三幕曾皓奄奄一息、大厦将倾的时刻，支持她留下的唯一理由无非是曾文清——她在心灵深处坚信其不会有回来的一天，执着于立一番事业。当曾文清归来——她的梦想被无情的粉碎了的时刻，她留在曾宅的生命意义已化同为零，于是便随着瑞贞毅然决然踏上了出走——寻找另一番天地的路途。
 
“今天的北京人”，代表了一种腐朽衰竭、残杀个性生命价值的封建文明；而“以往的北京人”，则是曹禺心中久违了的畅快淋漓自由世界的象征。然而最后的出走，亦决不是走向过去的原始世界——因为袁氏父女只送“一半的路”，而未交代明朗、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的“实托邦”也寄予着曹禺人格重塑和文明新生的价值理想。总之，《北京人》和《雷雨》、《日出》、《原野》相似，都在追寻自由人性的灵性光辉，而无不是靠着作家内在“野性”与“蛮性”气质推动的；然而，作为曹禺的“关门戏”，《北京人》又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特色和价值内涵。
    三、《北京人》的“诗化”艺术特色与独特丰厚的价值内涵
   曹禺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话剧是他心中的“诗”，而不是所谓依附社会政治的“社会问题剧”。《北京人》也具备这样的“诗化”灵化的艺术特质，而其风格则更趋向于平淡隽永、意味深长。《北京人》当中具有大量丰沛的诗情化散文化语言，一箩筐一箩筐的含蓄蕴藉的隽语：
 “在苍茫的雾霭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的，孤独的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帖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②
   不一而足。这样含蓄委婉飘逸着作家淋漓尽致的性情才华的散文化语言，又与戏剧内在的张力、平凡渺小世人对于获救的向往而产生的紧张气氛形成了对比，为紧张如同上了弦一般一触即发的气氛制造了舒缓幽雅的氛围，为剧中人最终的得救铺设了一条充满诗意的道路。如果说曹禺的另外三部名剧还没有明确的理想国指向，那么《北京人》则完成了理想国的完整展示过程，通过人物的“获救”演示出理想国由边缘结构上升为主导结构。
   在《北京人》的最后，曹禺更没简单地用口号式的宣言结束，而是以“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③结尾，这样灵性的构思与含蓄蕴藉不仅避免了直白化空泛对于灵性想象空间的扼杀，更将“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堕落与升华等二元对立的主题在这个结尾中完美的呈现出来”④，其中蕴涵了作者对于人类的期待和人道人性价值关怀。
   结束语：《北京人》作为曹禺的“关门戏”，充分淋漓地展现了作家天才的创造力和形象思维，更深层次地蕴涵了作家对于自由、真率、灵性这些人性价值的期许和人文人性的精神关怀，是继魏晋风骨、明末新文艺、《红楼梦》之后，个性生命意识觉醒的历史与心灵交汇的产物。可以说这和《雷雨》、《日出》、《原野》一样，是渗透着悲悯灵性与永恒的超越性、对于现世生活具有经久启发意义的抒情诗。
注释：
①②③ 分别出自《曹禺经典作品选》384页，410页，457页
④ 出自《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141页
 参考书目：
《曹禺经典作品选》，曹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王晓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北京人》读后感(五)：算是《北京人》读后记，也随聊两句“文学有什么用”

曹禺的代表作是之前就看过了的，不过这次再看感觉却很不同。北大钱理群老师说学习文学需要一定的经历和阅历才学得深，现在看确是如此。
《北京人》里暮气沉沉的旧家庭，人与人之间自觉不自觉地相互逼迫，自己痛苦的同时也造成别人的痛苦，人和人之间精神的不相通，旧的一代生命力的缺失和新的一代挣脱旧家庭，走向新生命的挣扎与渴望…… 这一切也是我现在从现今一些家庭里所能看到的。所以在第三代瑞贞和第二代的愫芳终于决定要跟新一代北京人袁任敢出走时，背后是行将就木的旧北京人曾老太爷，窗外是天快亮前的风雨潇潇，愫芳跟照顾了小半辈子的姨父曾老太爷作别的一幕，是很让人动容的。而瑞贞对代表着原始蛮性与活力的“上古北京人”说的那句“你在前面走，我们跟着”，也让人感受到许多涌动的情绪。
现在距离那个时代已过了近百年，文化的嬗变却不如激进的政治、社会变革那样。现在的许多人身上还是可以看见许许多多旧的影子，然而他们并不自觉:不自觉地苦闷以至痛苦，或者也成为别人的苦闷与痛苦。
文学可以拿来干什么？我们这个“文明过度”的国度，文明最好的地方:有序，稳定，理性没有充分发挥，而熟而至烂的文化却把人的兽性和残忍激发出来了，一种新的更合理的观念是必须的。许多作家一直在思考并呼吁。文学能够做什么？或许就是提供一面自省的镜子，也照出一条蜕变的可能的路来。
我一直都记得巴金在《憩园》里借主角之口讲的话:“文学让人们理解彼此内心的痛苦，让人们学会互相善待，学会追求一种新的生活。”——哪怕这种力量是微弱的。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曾说中文系学生很容易改行，走到政治，历史，社会等学科去。这可能不光是现实的就业等考虑，而可能也是，希望自己更有力量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吧。文学所给的，是一种热情和责任感，以及一种对世情敏锐的洞察力。然后，我们需要一点更“实际”的“有用”的知识。看似没有用的文学提供的却是一种原初的动力和持续的精神能量，很多“好事”，没有一点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怀，怕是做不成的。 因为很多事一谈精明，一谈计较，大概也就不会去做了，但这样社会也就没有进步。
今天的社会依然各种问题，但却已比100年前好的多。举例说，那时候一个女性要谈独立谈新生活，那几乎是痴人说梦，多数“出走”的女性最后多半会再次回到家庭里，抑郁终生，乃至于自戕，少数坚持下去的也过得极为艰难，庐隐、淦女士、苏青、张爱玲的笔下都记录过这种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无比庆幸出生在现在，我是一点不想穿越回去的，以前的女人你都想不到过的是哪种生活！而这较好一点的局面是很多前人付出巨大努力乃至于代价换来的。
由于此，我也常感到一种很温暖的责任：我们接受了前人的一生的努力所馈赠的好一点的生活，那也应该尽力让后人有着更好一点的生活，至少提供产生这种生活的可能。 于我而言这辈子我大概看不到许多情景出现了。但如果能给后面的人留一种好的可能，那么今天许多事仍然有意义。
鲁迅一辈子精神上从未停止过痛苦，但他留下的东西指引了一代又一代人——虽然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但这些坚韧地为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战斗着的人一直存在着，这个世界也就还不至于完全让人绝望。这大概是许许多多努力着、痛苦着、坚持着的人，他们所做出的一切的意义吧。而文学，记录着这种骚动与痛苦，挣扎与渴望：作者本身和他笔下的人物的。这样，那些本该被埋葬在历史的风尘中的曾有过的绝望、呐喊、隐忍、压抑、希冀、热望……都以一种生动的形式留下来了。
而大写的“人”字生长在其中。

　　《北京人》读后感(六)：北京人随笔

曹禺一生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五部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其中《家》改编自巴金先生同名小说，流传度较低，但其实很精彩。另外四部则通常被称为曹禺的四大名剧，而这四部中的前三部，又被统称为生命三部曲。具体一点说，《雷雨》是对冥冥中的不可知的命运的悲哀，《日出》是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控诉，《原野》是对人的情欲纠缠和复仇的追问，其中都有的，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索。在看生命三部曲时，你经常会强烈的感受到作家本身的生命感觉在涌动，是一种充满个人激情的写作状态。而在《北京人》里，你会发现作家克制了许多，绝少直抒胸臆式的表达，而是冷静的只从人物本身塑造上着手，让作品自己说话。这一点，从曹禺的几篇序和后记中也可以看到。曹禺自己在经历了前几部剧作的练习后，开始厌倦了常规的强烈戏剧冲突的作法，转而追求更为平淡但更加真实、贴近一般人生活的创作，这也是他对话剧的追求——契诃夫式的平淡隽永，《北京人》就是这种自觉追求下的产物。

另外一点，从题材上说，也是一个突破。《雷雨》《日出》《原野》所写的，都是一些传奇故事，这里的传奇指的是相对一般的人们来说，他们很难碰到这些事。而《北京人》则回归到普通人的家长里短，所写的事，也是常见的家庭矛盾。我并不喜欢区分什么通俗作品和艺术作品，是好的作品，才能有存在的价值，而无论他的名头是什么。但一般来说，通俗作品所处理的题材，通常具有上文所说的传奇性，要讲一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同的事情才能吸引人；而艺术作品则根本不回避凡俗生活，相反，正是在人人习以为常，乃至视而不见的日常琐事中，提炼出生命的重大主题。

顺便说点题外话，曹禺23岁写出《雷雨》，32岁写出《家》，十年之内，五部话剧，都是经典。而之后直到他86岁逝世，54年之内，再没有写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字。这才是我在看曹禺话剧时感到最痛心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