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慧廉》经典读后感10篇

　　《寻找·苏慧廉》是一本由沈迦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5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一)：文明的改变

不得的说近代中国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孕育了现代文明与现代精神的时代，鸦片战争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撕开了已经固守了明清两个封建时代六百多年的中国，伴随着战争侵略而来的还有现代文明的曙光，虽然这种曙光在今天来说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部分外国人用一生来践行的，比如说这本书的主人公苏慧廉，他本想在温州传教，却发现务实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是他带来的现代医疗和教育，在实际利益之后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打动从而信奉了上帝。
围绕着苏慧廉，有诸如李提摩太、赫德、胡适、费正清、陈寅恪等一些列与之相关的名人，才发现那个时代的人才总是或多或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不得不说这个世界很小，小到文明总会碰撞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二)：纠结有利于成长

阅读的过程很纠结，书中详实的史料与脑中习惯的认知在心里不断斗争——印象里爱作威作福、惹是生非的“帝国主义侵略帮凶”，怎么忽然对中国如此仁慈、博爱起来？直到看见附录前的那张照片——纪念苏慧廉诞辰的笔记本静静摆在他的墓前，史料战胜了认知，我的心被彻底说服：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值得铭记。
白老师说过，纠结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我想这句话放在一个国家身上，也讲得通。近代史是中国最为耻辱的印记，每个人提及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自我怜悯，抚慰近代化过程中的阵痛，在情感上与带来阵痛的“侵略者”“卖国贼”形成对立，用这种方式强化民族的身份认同。
然而，今日之中国早已不同于百年之前，我相信在当下纠结地思考阵痛的利弊，比单纯舔舐伤口，更有利于国家的成长。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三)：不同视角下的晚清中国

   这本书一直想读，主要是好奇，新星的小编推荐得好。
     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怎么在近代中国生活的？他对近代中国又什么影响？
    五百页的精装书，从2015年4月开始就拿起，读到第二章。后来家中有事，放下。一直在未读中，有些碍眼。在十月份又开始重读，终于在年底读完，感慨万千，眼界大开，也很多疑惑。
    苏慧廉，英国传教士到温州传教，后来到山西大学做西方总教习，曾经参与庚子赔款的调配，与胡适都是朋友，后来是牛津大学汉学家，他的继任者是陈寅恪。他在晚清中国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在没看到这本书之前对他一无所知。
    读完此书，很佩服作者沈迦，苏慧廉沉寂于中国近代史的名字中文名有很多个，英文名只一个，她怎么将这些中文名联系起来，又怎么耙梳这些文献史料，从浩瀚文献之海找到这些资料并整理成文，很谢谢他将相关的文献史料一一列举，让我们能自己根据文献去认知。看他搜集资料的过程，横跨几大洲，在图书馆里到处找寻资料，又到处走访知情人，努力留下第一手资料。真的很佩服。前几天把他的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 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也买来了。读者能做支持的也只有购买作者的新书了并且认真再读了。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就这这样一个人在中国的往事，渐渐被遗忘的苏慧廉。
     作者沈迦的文字洗练，叙述简洁，严谨耐读。勾勒苏慧廉在中国的这一线索，反映晚清的近代中国的变化。和教科书中不一样的中国。很想再读一下教科书或者更中立的近代史教材，看看各方视角下的晚清中国。后来买了人大张鸣教授的 中国近代史。还没开始读。
  风起云涌的时代，到底中国是如何变迁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西方列强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他们传教，设立医院，建立学堂对建设中国各有贡献，但是他们带给中国民众的又是什么？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四)：膜拜作者

读罢有两大震惊，一是对苏慧廉这个人在我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的震惊，二是对沈迦这个人能攻克万难写出如此巨著的震惊。
苏慧廉祈祷说“除了中国！”，但却戏剧般的与中国结下了深远的缘分。历史的巧合，像是上帝刻意安排好的，就连“每次苏慧廉回英之际，中国都会有大事发生”这种细小而有趣的结论，也会让人不由觉得奇异。而这种小结论正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完整的梳理的基础上的，换一个人，都不一定能发现。
看了序中沈迦自述的种种难处，我便预感到这是一部伟大的书。看了密密麻麻的脚注出处，才真正意识到了这种伟大的价值所在。这是得读了多少书，走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思，才能写出这样一本巨著啊！
实话说，琐碎的历史细节，读完能记得住的，真不多。但沈迦对待历史的这种认真、务实、细致的态度，是最令我震惊，也是最令人敬佩的。
敬佩程度之高，已经到了根本不敢说“像他学习、与他看齐”的地步。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五)：不一样的传教士

如果不是老师的推荐，大概不会去看这本书。

一本类似于人物传记的书，说他是真正的人物传记有失偏颇，因为原始资料只有寥寥几百字。而如果说这是一本虚构的书，却是对书本身和其作者的否定。作者沈迦花费六年时间，从温州走到牛津，在历史残存的光影中努力寻找，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物——苏慧廉。

作为一个特殊年代具有特殊身份的外国人，他的到来恐怕并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的任务是"向世界上最现实的国家传播一套纯粹的理论”年轻的他临行前祈祷：“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可见当时的苏慧廉也深切知晓在中国传教的艰巨性。但让我动容的时，在几十年的传教事业结束之后，在回到英国牛津大学之后，在人生弥留之际，他却用更大的力量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这种转变要比课本中那些高尚纯粹的外国人事迹动人许多。

我大概用了3天的时间把这本厚厚的，将近500页的书看完。看书的仓促使我无心品味文中的句子，待合上书后，脑海里竟无太多的书籍内容，说来也是惭愧。但是对待一本人物传记，也许一开始我也没有准备把其生平的每一件事都了解清楚。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并没有信教的欲望。所以有时会疑惑：这些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来到另一个国度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传播主的福音”？信念的力量真的有那么大吗？苏慧廉已经不能回答我了，但我透过书的厚重感觉到，如果他可以和我交流，他可能会微笑着，同时眼神里又充满了对上帝的崇敬，用流利的温州话告诉我：是的。

中国人的排外意识很强，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国家受到西方的枪炮攻击，又无法还手时，它对西方国家精神上的传播活动便格外敏感。苏慧廉不幸的选在了那个时候来到中国。所以当他受到温州民众的好奇的目光，受到民间力量的打击时，作为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我没有感到丝毫奇怪。在那个年代，外国人就是邪恶。

而年轻的他，并没有被这尴尬而又艰难的处境吓到，而是尽力的去寻找方法了解这片神秘的东方大地。当他意识到可以利用当地瘾君子众多时，他想到了开设戒烟所来布道；当他看到当地医疗落后时，他利用见效快的西医来布道。也许此时的他并不是无私的，但确实是聪明的。

此后，他的事业越发成熟，信徒也越来越多，而他本人也在学习温州方言，试图用当地人的语言向当地转播福音。看到这里，我脑海里想到的是一个忙碌但是充满干劲的外国人。

他在中国看到了中国国民性之复杂，我不了解他是否失望过。听闻山西巡抚对外国传教士的集体屠杀，他是否对这个国家咒骂过。而面对那段历史，国人看到的也许是反抗西方压迫的豪迈气概。

我无意对苏慧廉的一生进行概括总结，书籍后面的目录已经总结的十分完整。而我想要说的是，当一个历史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为什么会想当然的把他归到好人和坏人里。尤其是当我们了解一段过去的历史时，我们是否真正的接触到历史，还是说我们接触的只是片面的是别人希望我们接触的历史。我不赞同对传教士进行过多的美化，但是也不是太喜欢对传教士队伍里的所有人一概而论。人性是复杂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梁渠对李提摩太的定性是帝国主义分子，而苏慧廉对他却是充满了敬意。我想两个人应该都没有完整的了解李提摩太。

有意思的是，当我刚看完《寻找苏慧廉》中的对于李提摩太的描写后，无意间在《中国近代史纲要》里也同样看到了对李提摩太的描写。当然，后者突出的是他粉饰西方侵略意图的野心，而前者突出的是他用庚子退款办山西大学堂对中国教育的意义。他们都不是客观的。

我乐意去了解一些不同于日常视角的观点，这不仅对我个人的视野有莫大帮助，也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正名。当然，这里的正名不是为了抹掉黑点，而是尽量客观的去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我能理解不同观点下对人物的功过进行选择性表达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目的。而我的任务就是将他们的选择性表达凑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尽可能不偏不倚的观点。

历史不会告诉我们真相，需要思想去探寻。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六)：寻找一种精神

这本书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许是因为细节中介绍书是有关山西大学堂和苏慧廉在太原任总教习的缘故，多次忽略推广之后终于买下了。书内容主要叙述温州，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共鸣。8年前曾跟妈妈同游江南，去了扬州、无锡、镇江、苏州等等地方，过温州而未入，总感觉是小商品和富商的聚居地。如今《寻找苏慧廉》已经列入一定要重读若干遍的书单中，更是深切自责，希望能有机会去温州看看。
首先，佩服沈迦。该书资料之翔实至少令我瞠目，尤以附录为甚。带着全书看完之后的景仰发现原来附录中将所有文献堆积起来是更加有震撼力。近年来，习惯了各种传统出版社无性价比的出书，猛然间有回到读书做学问的日子里。内心触动更大的是自己的浅薄。近年来因常年在外，习惯了一系列的社交网络，视书如命的我必然成为了Goodreads上的活跃分子，每当读完一本书，定要精心为书写评论，分类上架，自己也成了Goodreads的作者和图书管理员，私下窃笑，满以为Goodreads囊括所有英语图书，其他语言亦在扩充，但是，当我希望把沈迦所查阅的那些由“洋人”，比如苏慧廉等人著的专著录入时，竟找不全。虽说那些书都是牛津图书馆的馆藏，但也未过两百年，居然不在现在可分享的互联网读书网站之列，心中顿觉失望。这不是真正的学问。扪心自问，在网络数字时代的冲击下，究竟是不是也跟着自我陶醉于虚拟世界，任由浮夸的信息左右着。
其次，这本书极有见地。初期疑惑便是怕此书仅仅是洋教士的传教使，殊不知，晚清的另一面、山西的过往、温州的曾经、以及很多大师的相互关联都呈现出来。不论是与李提摩太在太原也好、还是与胡适谈唯物、做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一切的历史都在一两个人间串了起来，加之一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很多事情都以一种新的角度呈现给了读者。
最后，不太喜欢写很详细的书评，自己的水平也有限，仅限于偶尔点评作者文笔，但是沈迦的作品几乎无以可挑之处。再道一句，难得。而千里迢迢买到了沈迦的签名本，更是锦上添花的喜悦了。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七)：追尋蘇慧廉的身影 - 蔡登山 （转自《苹果日报》）

               本书评转自“苹果日报--苹果树下”
                              追尋蘇慧廉的身影
 
                      蔡登山
                2013-03-24 11:10:27
      對於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我曾在耿雲志編的《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一書中，見過一張他和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合照，除此而外，餘皆茫然。沈迦以六年的時光，寫出了《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一書。他說除了就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外，還去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台北胡適紀念館、台灣大學圖書館等地。而北美哈佛、康奈爾、明尼蘇達等幾所名校的圖書館也調閱過資料。還走訪了蘇慧廉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城市，從溫州到太原，從上海到北京，從香港到澳門，從牛津到劍橋。記者出身的他說當年採訪寫作課老師的教導是「好文章是用腳寫成的」，的確如此，想當年我拍攝《作家身影》紀錄片的情景，惟有將文獻檔案資料和田野調查的歷史現場，相互映照，耙梳整理，才能逼近歷史的真實。沈迦說在英國牛津的玫瑰山墓園（Rose Hill Cemetery），一塊沒有墓碑的墳地，他們挖開界石邊的泥土，歷史終於抖落塵土，當蘇慧廉、路熙等熟悉的名字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時，他有些感動。對於他這種「千萬里，追尋着蘇慧廉」的執着，我也相當感動，宛如我們當年扛着攝影機，從北國到江南、從日本仙台到印尼蘇門答臘、從美國到英倫到巴黎，追尋着傳主的足迹，只為捕捉那短暫的身影。
    沈迦讀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宇宙風》第四十三期有篇筆名「華五」寫的〈英國的漢學家〉一文，記錄了蘇慧廉臨終的一幕。然後他又查出華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學生，曾留學英倫，讀的是政治經濟。華五文章說，英國《泰晤士報》上有蘇慧廉的傳略。但沒有具體的日期又如何去尋找到這篇傳略呢？幸運之神，似乎總是眷顧努力不懈的人。二○○七年秋天，沈迦在美國Ronald Purmort書店淘到蘇慧廉著的《儒釋道三教》初版本，在封二竟然有原書主人貼的殘缺剪報，開頭兩句寫着：「《紐約時報》電訊：倫敦，五月，十四日，牛津漢學教授威廉．愛德華．蘇西爾今天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由此線索，他找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泰晤士報》，果然看到蘇慧廉的訃告及頗為詳細的生平資料，這應該就是華五認為有點推崇過份的那篇文章。沈迦說買到這本《儒釋道三教》的半年前，他已開始在尋找已去世七十多年的蘇慧廉了。
     沈迦憑藉蘇慧廉、路熙這對夫婦留下來的兩本回憶性質的小書（是當年考古學奠基人夏鼐借給溫州圖書館而被保存在善本書庫裏的），展開他尋訪探索之旅。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一月十二日，年僅二十二歲的蘇慧廉以傳教士的身份飄洋過海，遠到中國的溫州小鎮傳播福音。他在溫州前後工作了二十五年，儘管他不是溫州新教傳播的第一人，但無人懷疑，被後世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所以能福音廣佈，其功首推蘇慧廉。同屬溫州人的沈迦，藉着蘇慧廉的行迹，有意將他所知道溫州的歷史細節寫得相當詳盡，如同溫州地方誌及溫州地方基督教史一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正是別的作者無可取代的。
    離開溫州後蘇慧廉短暫回到英國，一九○七年七月，他又抵山西太原，出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相當於校長）。該西學齋，可說是英國倫敦大學的一個預備學校。以英語為其教學語言，它的師資以外籍教師居多，而且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一九○七年，就有二十五名學生被送到英國去留學。在山西的這段期間，蘇慧廉英譯了《論語》，「長年的耕耘甚至讓他得了『孔夫子』這樣的綽號」，這也開啟了他後來卓越的漢學家之端。而當時還年僅二十出頭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一九一○年夏也到山西大學堂任教，他想研究中國方言，蘇慧廉無私地幫他找到山西各地講方言的人。高本漢後來寫出《中國音韻學研究》，被稱為「首開中國歷史音韻學研究的先驅」，其中有着蘇慧廉的勞績。
    在中國近四十年的時光，蘇慧廉結識了大批的各階層的菁英，學會流利的中文，並熟研中國的經典，他儼然已成為一個「中國通」。在一九二○年蘇慧廉接受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回國擔任漢學講座教授。他一生筆耕不輟，一九二四年他出版《李提摩太在中國》，至今還是研究李提摩太最權威的著作。之後還有《中國與西方》、《中國簡史》、《中國與英國》、英譯《妙法蓮華經》及編著《中英佛學辭典》（與何樂益合編）。尤其是他前後花了十年時間來編纂佛學辭典，對於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外國人而言，是令人可敬又可佩的，這是他學術生涯的壓軸之作，也是扛鼎之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蘇慧廉以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再度訪華，途中也轉道香港，是應當時香港總督（兼任香港大學校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之邀，可能與港大爭取庚款有關。沈迦「上窮碧落」地查考當時一些名人的日記，他發現蘇慧廉訪華期間和吳佩孚、胡適、吳宓、顧頡剛、嚴惠慶、黃炎培等人都有見面，從這諸多日記中，作者豐富了蘇慧廉此行的行迹與活動細節。同年六月，蘇慧廉還應胡適之邀，赴北大參加該校學術研究會閉會儀式，並以介紹中英關係及牛津大學的狀況做演講，而胡適以庚款代表團中方代表身份於七月二十二日與蘇慧廉前往英國，他訪問牛津大學，也由蘇慧廉接待。
    十年磨一劍，成功非偶然。一個在歷史上被遺忘的名字，一個只有幾百字傳記資料的人物，經過沈迦不斷地打撈，不斷地拼貼，最終以近三十萬字，千餘條的注釋，一百六十三幅的珍貴圖片，五百一十頁的篇幅，寫出蘇慧廉和他的時代。沈迦以細針密縷，嚴絲合縫地拼出蘇慧廉飽滿的形象，還原了許多歷史的現場。使得蘇慧廉不再是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名字，他活生生地從那個時代走來，屬於英國，屬於溫州，屬於山西，更屬於中國。從晚清到三十年代，蘇慧廉的一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份，是傳教史、是教育史、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沈迦以一手資料，廣徵博採，慎思明辨地穿梭於史海之中，多少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在他信而有徵的文筆中流淌出來。例如他考證蘇慧廉和翁同龢的後人翁斌孫的交往，甚至透過翁之熹的後人，提供翁之熹的旅歐日記未刊稿。他還比較蘇慧廉接待徐樹錚（翁之熹是徐樹錚的英文翻譯）和一年後接待胡適參觀牛津的路線，幾乎一樣，而認為這個導遊有點「死板」。而蘇慧廉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後，第四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是誰？據香港程寶美教授查閱檔案資料，發現他們找了三年才找到陳寅恪，但因二次戰亂的炮火及後來陳寅恪雖到倫敦治療眼疾卻無效，雙目失明，使得他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職位，第四任漢學教授在陳寅恪的身上「空轉」了八年，這一方面也顯示出牛津的「求才若渴」。雖然「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但若不是有心人去挖掘耙梳，那被歷史塵埃遮蔽的一角，又如何重見天日呢？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八)：看看苏慧廉先生

这段时间，读了点儿历史类的书。越读越心悲，我好像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捅破一点点，就是我的无知之处：读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才知道一点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辛酸际遇；读陈毓贤的《洪业传》，才知道我仰慕已久的燕京大学居然有这样一位重要的参与者；读沈迦老师的这本书，苏慧廉这个名字才第一次跳了出来。
我对苏慧廉的兴趣源自他与山西大学堂的关系。虽然，现在的山西大学声名不显，可是，一个世纪前，却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学堂之一，而且，实力很强。这一段说来是个很长的故事，诸位有兴趣可以翻翻《读库1302》的第一篇《西斋十年》，也是沈迦老师的文章。
囿于所知，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我了解很少。加之这些历史被有意识的模糊，能接触到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只是以前偶尔路过某些偏远的村落，居然会看到一些破败的教堂，心生好奇，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迦老师在书中对这些背景有比较细致的梳理。简而言之，当时的中国是传教士们向往的冒险之地，他们觉得这是未被传教区域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开拓之心难抑。不过，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受到的待遇却很糟糕。大中国的人，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没把这些长胡子、深眼窝、高鼻梁的异族人放在眼里。一有冲突，后果难料。十九世纪末就发生了好几次杀害传教士的惨案，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且不论，由此可以看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之难。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当然这得得益于李提摩太极具远见的建议。传教士们不再强行宣化教义，而是通过行医兴教的方式逐渐让中国人了解他们的宗教，再慢慢接受，效果事倍功半。放在百年后的现在来看，传教士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影响至深。
绕得很远，忍不住说了一些大背景的东西，苏慧廉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他又不纯粹是传教士，他懂得一些医术，在温州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后来经李提摩太提名担任过山西大学堂西斋的总教习，极大的提升了学校的建制和规模。苏慧廉还是一位很好的学者，在方言和宗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顺提一句，鼎鼎大名的费正清曾经是苏慧廉的学生。
说这么多，有些由人及己。我们现在大学一毕业，就忙不迭得找份稳定点的工作，把自己安顿下来。看看苏慧廉及老一辈的学者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选择多一点不一样的考虑呢？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九)：从最浅薄的边缘开始行走

    如果不是《寻找•苏慧廉》，我不会知道白岩松口中的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里面有一位叫沈迦的人。在一期《壹读iRead》杂志对白岩松的专访中，他提到现在的中国在他看来是“AB”面，“我一方面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公知，另一方面又看到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研究真问题，比如我翻金雁的《倒转红轮》，翻《寻找苏慧廉》、我看《工厂女孩》……”
　　
    从毛细血管到历史巨人
　　
    沈迦在书的序言里说，“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师弟啊成为我们进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当然，我更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我将这一对象置于宏观背景中进行思考的努力，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
    记录历史应该有怎样的维度，一直是知识分子们所不懈完善的工程同样也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既不能盲目拔高历史进程，又无法完美地把握过去人物中的心思熟虑。好的文学作品或是影视作品，无一不是主人公跨越了时代而又在时代之中颠沛流离。而好的历史文学作品则无疑不是诚恳地记录了一个一个真实的人。
    
    沈迦记录的苏慧廉便是如此一人。他普通到有些卑微，同时也高尚得让人无法企及。从沈迦真实的还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成长。从传经布道到建设医院，从劝人向善到开设学堂，从逃离石块的攻击到斡旋于中英两国间的条约。我们能看到苏慧廉走来的一路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幕回放。在沈迦笔下一条毛细血管式的细微描写，慢慢还原出来了一个历史巨人的清晰轮廓。
　　
    用脚写出好文章，注入生命的浓度
　　
    仅有情怀和笔法是写不出《寻找•苏慧廉》这部书的。几乎每一页都有大量的引用和注释，这甚至让人有点怀疑此书的定位，难道是一部学术性传记吗？
　　
    其实这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沈迦认为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他必须尽量用这些来自一手、第一人称的记述材料来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另一方面，作为记者出身的沈迦也一直没忘记老先生的教诲——“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的”。不是玩儿杂耍，而是一种对事实的负责态度。写这部书期间，沈迦补读了一两百本书。要知道在这个全民一年阅读量仅是个位数的的现在，一两百本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样的兢兢业业下，也难怪白岩松会肯定这是一踏实做学问的知识分子。
　　
    回看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人想用最快的方式发财成名。别说踏踏实实做学问了，就连安静下来读几本书都沦落成了极少数人的习惯，沈迦能在这个境况下维持自己的信念潜心研究，实属难得。
　　
    在一次和“中国式合伙人”王强的对话中，他说：“当李丹、方于夫妇用尽一生翻译出《悲惨世界》时，他们将自己生命的全部都注入了这部作品。我们看到的文字下面凝结的是一位伟大译者的精神和灵魂，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好。”一部好的作品取决于作者对其注入了多少生命的浓度，沈迦对于《寻找•苏慧廉》注入的是对故乡的温情和对信仰的回归，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好。
　　
    信仰的力量从最浅薄的边缘开始
　　
    我们是怎么定义伟大的？冯仑有本书，《伟大是熬出来的》。熬，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好像是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深色粘稠泡泡、飘逸出诡异味道的中药。这条通往伟大的路，似乎只有最自虐的人，咬着牙才走得通。
　　
    看完《寻找•苏慧廉》我想起了另一本关于天主教徒德兰姆姆的书。她在伟大的另一面完美地验证了铃木俊隆禅师的那句话，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在展示我们内心的天性，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余英时曾说，一种文化传播，总是从最边缘、最浅薄处开始。苏慧廉的时代是中国最薄弱的时代。他最大的力量来源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孜孜不倦的传播让更多迷失的人找到了自己。他也许痛苦，但是他永远坚定。
　　
    《寻找•苏慧廉》里面有一段话，混乱的日子里，在灿烂的小院子里，耸立着一株中国常见的可爱的粉色月季花，这也是领事妻子送来的。它像是对美和秩序的敬礼，也像是对周遭的喧嚣做出的一个迷人的抗议。
　　
    这本书也像那朵可爱的月季花，在字字句句地对历史敬礼，在对那些心灵和精神之美的秩序歌颂。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十)：传教士的贡献不该被埋没——沈迦《寻找·苏慧廉》读后 文/来新夏

一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但是不论研究，还是阅读，常常遇到的多是人们翻来覆去，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只不过不同的撰者，从正面、侧面、反面，说东道西地把好端端一位历史人物解剖得七零八落，让读者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更不知有多少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曾著有功绩的人物，却被掩埋得很深很久，在期待被发掘出土。
 
    如今有个怪异的现象，凡发掘出几具古尸和若干古器物，常会引起一阵欢呼和感叹。于是发掘报告、研究论文、随笔札记，都会接踵而至。有些还被列入当年几大发现之一。但当有人发掘出一位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并在艰苦搜求翔实可信资料基础上，按照历史人物成长的历程，耗费数年研究，编次成书后，使一位久受沉埋的历史人物得见天日，使历史增新貌，为后世垂典范，却往往未能如愿受到关注，最幸运的不过昙花一现，更多的是没没无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很不公平。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史学著述中，圈外人的著述往往比圈内人更受看，更能得其要领。十年前我读过一位机械专业出身的高工张贵祥先生撰写的《大三国演记》。这部书记述了宋、辽、金、西夏的对峙，直至元统一，历时三百年的两个三角形的纷乱历史，比专攻这段历史的人条理得更清楚明晰。
 
    我渐渐厌烦那些被人们谈得很多的历史人物，你争我辨，你是我非，只凭手头一点资料，闹烘烘地瞎辩论。我期待更多地发掘新人物，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能引人入胜的著述。十年后，我有幸又看到一部我喜欢的人物传记，那就是沈迦先生近年撰写的《寻找·苏慧廉》一书。
 
    沈迦先生做过记者，后经商，现居加拿大，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读过他写的两部书：一是《普通人》，二是《寻找·苏慧廉》。前者读过而已，后一种却引发我若干遐思。
 
    为什么我爱读的史学著述多出自史学圈外人之手？或许是他们没有经受史学专业训练，也就不会为那么多框框所局限。更可能是他们出自一种自发的“还史与民”的理念，想写些有扎实资料基础，能让民众读懂的史书，而专业人士则陈义甚高，故作深沉地写些只有少数圈内人读之昏昏的文字。那么他们所选的题材对否？张贵祥先生理清了中国历史上最纠缠混乱的年代。沈迦先生挖掘沉埋已久的一位有过历史贡献的外国传教士。
 
    我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有所贡献，就应给以注意。沈先生从本乡本土所挖掘出来的传主，正是这样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寻找·苏慧廉》的传主苏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可斯城。1883年1月，时年22岁的他被英国循道公会派驻温州任传教士，直至1907年才离开。他在中国居留了前后24年，做了不少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工作。他将《圣经》翻成温州方言，将《论语》译成英文，并开办中等学校。在离开温州后，他还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和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935年5月14日，他在牛津寓所逝世，享年74岁。他在所著《中国与英国》中曾写下几句话，自评其与中国的关系说：“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一书，正是传主这几句话长长的注脚。
 
    二
 
    沈迦先生的撰作起意，是听说温州图书馆藏有传主的二部英文著作，尘封已久。这样一条线索，引动沈迦先生进一步“寻找”。 2007年沈迦决心写传，2009年他亲临传主夫妇在英墓地，仔细地考实他们的人生终点，并以此为爆破点，启动了撰著。他开始循着传主一生的路线前进，这也是撰者全书的主线。撰者在自序中明确地交待说：“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沈迦先生走的是传主走过的路，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他在和传主同步前进时，还随时随地地捎带着描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地情社况。
 
    沈迦先生为了征信于读者，他在自序中详细地写他去英、美、加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的经历。据统计，他经眼的档案、著述、专著和论文、资料等多达280种。除此之外，他“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他不惮烦劳地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炫奇，而是留给后人一张寻宝的路线图，他以实际作为说明书中记事，都是“事事有来源，字字有根据”，没有违反历史笔法的规范。
 
    这部传记不仅细心地刻画了这位传教士不平凡的一生，还叙述了他的亲友和时代，使全书充满了感情。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暮年》第三节《苏慧廉之后》中，又写了苏慧廉未能放下心的几件事。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传主了。不过遗憾的是，书中之后又孤零零地增写《后来》一段，为的是重点地记录1948－2011年之间的事迹，实为添足之笔。也许撰者主观上是想加重对传主的关怀——遗响未绝，实际上这个《后来》无依无靠，不符体例，不如并入第八章下第三节或直接置入附录，更为爽利些。
 
    这部人物传记，不像其他传记。他写了千余条注释，几乎是每页都有边注，颇似学术专著，如果单独抽出来，可成另一本书。这一方面是撰者想尽力遵循史学规范，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苏慧廉的老师里雅各遗训的影响。里雅各在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时说过：
 
    （本段用楷体，上下各空一行）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
 
    沈迦先生希望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事实确是如此，我作为“第一百个读者”，通读了每一条注释，有时超出了对本文的注意力，果然受益匪非浅。第一，它填充了我若干空位的知识缺口；第二，从注释内容了解到撰者的书外弦音；第三，从注释内容所涉及的枝蔓，启动了选择新题目的思路。这也是撰者便利读者的一种善举。撰者还为本书编写了传主的年谱简编置于《附录》，也具有这样的意图。如果在《附录》中能再编一份全书综合索引的话，那将更为完善。
 
    三
 
    才学识是中国对写史者的传统要求，沈迦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凸现了他的史识。他要是没有相当的胆识，就不会轻易涉足于为外国传教士写传记这类“禁区”。近几十年，外国传教士恶名随身。写传教士无论怎么都会与政治挂勾，如通信往来就可以是递送情报的铁证，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有和平演变的嫌疑，普及教育、推动卫生是一种小恩小惠等等，而有些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益的人和事亦常被掩盖和埋没，或者被定为“别有用心”或“客观上的影响”等等。以致历史学者马勇在读过这本书后曾发感慨说：
 
    （本段用楷体，上下各空一行）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谢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这段话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对本书的评论是切实而符合实际的。
 
    沈迦先生为传主立传的重点是传主在温州的布道、办教育和兴文化诸事迹，因而不可能不涉及温州的教会活动和温州的社会背景，所以书中有较多篇幅的引据和叙述，而撰者的笔法又比较细腻，从而可得温州传教史的大要和温州的乡邦文献。这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不那么突出，而这一笔墨可为人物传记的写作拓展较开阔的空间。后之写传记者，何妨一试，以自见特色。
 
    沈迦先生之撰苏传，从仅知传主数百字生平始，不懈地跟踪寻找，经过数年的奔走、采集、研究、写作，终成一资料丰富，论述完整，别有见地，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他开辟了深广的新史源，从埋藏极深的沃土中挖掘出一个熠熠发光的历史人物，使之得见天日。同时又丰富了温州近代史、中国传教史和教育史若干令人瞩目的内容。启示后来者，特别是历史研习者一种可捉摸的范式。
 
    我通读全书讫，作为史学圈内人深感愧恧。我虽年逾九旬，亦当为之鼓呼！沈迦先生方当盛年，尚望奋其所学，为人间呈佳作，为后学示典范。衰年一叟，自幸在奔百途中得读佳作，亦云快哉！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