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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10篇

2022-03-20 11:13:48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10篇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是一本由(美)费正清(编) / (美)刘广京(编)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3.00元,页数:14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一):剑桥中国晚清史笔记

  1 19世纪20年代林则徐当政开始使用谎报灾情的方法减免赋税。

  2 19世纪初英国偷一个先令处以死刑。 治外法权强权。

  3 19世纪70年代末,关税占税收总额20%。其他收入由于完全被指定为固定开支,关税对政府新办事业价值无可估量,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国病逝,享年76岁。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

  4 1909年起义113。1910 285起。从1890义和团以来,民变持续不断

  5 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家中成立同盟会。

  6 1900年之后筹款股份制修铁路。

  7 孙中山的中山乃日文名字。

  8 陈天华 《警世钟》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

  9有位学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哪些真正干革命的革命者。

  10 1856年大部分湘军皆不免烧肥私囊。曾国藩写信给胡翼林:老僧不见不闻。

  开国君主都是叛军或者外族,属于不忠不孝之人。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二):重返世界秩序——读《剑桥中国晚清史》

  从小到大,我都喜欢读历史。我记得我的第一本有关历史的书,就是我在读小学二年级时候,我妈妈送给我的《三国演义》。对于这样一本“七分文学”、“三分史”的小说式历史书,我当时却以为它所讲的便是历史的全部真相。更为愚蠢的是,我竟然能够把《三国演义》的所有历史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小孩子的记性总是很好的。我甚至能记住三国里大多数人的死亡年龄。

  古人说“读史可以明智” ,但像我那般读史,到底是一种愚昧的读法。

  学完了清史,总会骂“顽固派”为什么那么愚昧?为什么慈禧那么无能?……为何康有为这样的”君子“会不被时代理解?诸如此类,我们甚至有一种错觉,要是让我们去了那个年代,一定能够扭转历史的风向。

  当我读了《剑桥中国晚清史》之后,我明白,我们也许应该更谨慎、更严肃地看待历史。《剑桥中国晚清史》是有费正清 写的,他用现代的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与中国的流行历史研究方法不同。我们中国的历史,要么是“编年史”、要么是“纪传体”……大多数以讲故事为准,而甚少有科学的方法。而《剑桥中国晚清史》则为我们看待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三):读书汇报

  之所以叫读书汇报,是因为之前给自己太多压力,总觉得读了一本书就要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论证,其实自己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其实只要能够读懂,知道它在说什么已经是不错的收获了。所以,以后一定要写读书汇报。

  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看完剑桥中国史的晚清和民国初期部分,这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离我们很近而且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再加上教科书中对这段历史的讲述过于政治化,使得重读中国晚清和民国的历史变的非常有意义。

  剑桥历史的特点是尊重事实、关注平民和独立观点。

  尊重事实包括任何一段史实都有出处,并且还有对来源可信度的分析,这不像某些历史著作只是讲故事,追求新奇。

  关注平民,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把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这并不是道德上有益的一件事,而是最贴近现实的表述。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是传奇性。历史人物大多有些不同于常人却又无法解释的特点,从而常常把人物神话。而整个历史进程常常成为政治工具,用于宣传,而这些故事必然具有煽动性,失去了历史的本色。

  平常人的历史对于普通人而言也更具有参考性。比如对于租界内中国人的反应,并不是简单的受辱和反抗,而是混杂着利益和博弈。反抗外国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在与外国人接触最多的地方,而是在内地,这反映了除了直接冲突意外,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引导也很重要。

  独立观点,我们听惯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听听其他的角度,视野会扩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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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发展的趋同性和偶然性。

  在信息互通的情况下,人民的要求具有趋同性,人们总是以目前最好的政体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不仅仅是改善。比如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西方式的民主都是各国人民追求的,如果他的政体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他们就有向此发展的倾向。

  偶然性,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具有偶然性,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也没有发展出民主政体,欧洲却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不久发展了民主政体。如果没有欧美的影响,再给中国一千年也不见得发展出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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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原来是由德国人创立的品牌,由此引申出去关于外国列强在中国建立的现代化,抛开民族感情不谈,外国人客观上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列强在中国融入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积极的,他们是现代化的载体,发生一些影响和冲突是难免的,而且其他的列强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是大而不倒的国家,他们想要的主要是中国的市场。日本是个例外,它的目的是中国的资源,方向是亡国灭种。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四):晚晴中国史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在亚洲大陆中央的国家,俯视着四周的邻里,古人眼中的世界跟现代我们所知道的地球是截然不同的,天圆地方,或许正如太极一样描述的世界一样,两条头尾互咬的鱼,一阴一阳、一明一暗、一动一静、过去与将来,相生相克。中国古代史似乎就是如此循环的,长城所标识的降雨量等分线,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游牧民族兴起则帝国衰落、纷乱,中华帝国统一强大则游牧民族衰落,相生相克,又相互交融在一起。秦汉帝国,汉武帝时将匈奴赶到欧洲去了,“漠北再无王庭”;接下来,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东晋龟缩在南方,农耕经济被破坏,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战乱之后,隋唐又将中原地区归一统,胡人和汉人一起复兴并强盛了帝国,唐太宗本人就带有鲜卑族的血统;唐朝的衰落,藩镇的兴起,中央的式微,唐朝消失后就是五代十国了,宋太宗统一了中原分裂的小国,但北边的游牧民族再次卷土从来,文人治国的宋朝军队面对凶悍的北方辽、金、夏的军队只能节节败退,赔款和开放贸易。从北退到南,或许那时就有以夷制夷,联合金、灭辽,联合蒙古灭大金,但军事羸弱的宋朝总是充当小弟的角色,不免最后被忽必烈的元朝所吞并;元的衰落,群雄揭竿而起,朱元璋复兴了汉人王朝,尊儒尊孔,宋代大儒二程和朱熹被推崇,以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为唯一指定教材的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精细化达到了巅峰,宦官和朋党之争成为压死早已经衰落的大明帝国,尽管它的末代皇帝节俭勤政也无法挽救内忧外患的明朝,大清来自关外的马上民族接收了大明帝国的一切,宫殿、疆土和制度,战乱之后又重新恢复了秩序,参与建设自然离不开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康乾盛世也掩盖不了封建帝国末期即将的衰败之真相。鸦片战争之前,帝国的历史便是如此循环发展的,那时海还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东西方交流在明末清初才开始渐渐多。

  讲到晚晴,必然要讲儒家,估计周游列国传道的孔子也不会想到后世人们如此尊崇他,礼和仁、忠和孝并没有《百家讲坛》中讲得那么“温暖”,布衣天子刘邦和朱元璋会选择孔儒,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统治绝大多数整日忙于田地之精耕细作却所获不多的百姓(大部分被地方官僚和乡绅剥削走了),礼仪和伦理教化他们的臣民。天子是权威的中心,通过科举考试得到官位的官员是地方的权威,宗族长老、乡绅和无官位的长衫人士则是乡村的中心,绝大多数百姓就这样活在儒家的权威之下,终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艰苦、勤劳可能只能填饱肚子但却无法改变贫困的命运,洪水、干旱等天灾可能毁掉一辈子的努力。在静如死水的封建王朝中,改变命运,唯一的可能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三年两次的县试、三年一次的乡试、三年一次的会试,科举本身就是一条漫长、狭窄的道路。这个道路中最重要的考试就是乡试,每三年两三万的秀才去参加乡试,最后只有一千多人中举,现实是如此残酷,但举人和秀才则是天上和地下,举人在鲁镇的世界里就是举人老爷,穿长衫的孔乙己则只能是店门口站着喝酒的穷酸秀才。儒家理想是百姓们在一个个经过儒家经典洗礼后变得道德品质高尚的官员之领导下,皇帝更是所有官员和士子们的道德楷模和榜样。所有清代的皇帝都很努力地学习汉学,精通儒家经典,热爱诗词歌赋,彪悍的八旗子弟都也只能通过科举考试来谋求官位,满文都被他们丢弃和遗忘了,更别说曾经令他们取得天下的骑射。但参加科举本身就是为当官,为了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让那些整日只知道“之乎者也”的范进们都变成如海瑞般的清廉官员本身就是个悖论。另一方面,朝廷的最基层的官员就是县官,县官所要管辖的地方有数万甚至几十万人,县官则集行政、司法、执法于一身,缴纳上层定额的税收、地方的水利兴修、仲裁案件和纠纷、出席各种重要仪式....,这一切,只身来到异乡的县官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懂技术和熟悉地方的胥吏以及当地富豪权贵,本来只需要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但县官和地方乡绅是利益共同体,地方上事务需要大量的开支,乡绅通过瞒报和造假逃避税,地方的财务和朝廷的税收定额最后都落到了底层的百姓身上,可能高达50%甚至百分之百,而为定时交上税收而产生的高利贷则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有。到了乾隆末期,他的宠臣和珅权倾天下,和珅和围绕在和珅这棵大树底下的官员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财富,嘉庆皇帝一直隐忍到真正掌握实权的乾隆死去才敢动和珅,但官僚上层的腐败已经无法深入骨髓了,以前被和珅压制的官员们,打倒和珅后,他们也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和聚敛个人财富。官僚庇护的网络的建立仿佛跟乡村社会中的人情类似,裙带、同乡、同年成了类似亲戚的关系,明文规定下的制度大家却更习惯于走私人关系(走后门),对于那些钻营者来说,没有条件也会创造条件,和珅固然是倒台了,但难免再有人借尸还魂,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军机的穆璋阿充当了这个角色。

  鸦片战争,为何是鸦片,鸦片是毒品,鸦片的贸易是非法的。茶叶和丝绸的出口贸易,令大量的银两流到了帝国,但很快就被广袤的土地和稠密的人口稀释了,百姓依旧贫穷和困苦,乡村和城市如同停滞一般,死水微澜,无望的未来。鸦片打破了原有的格局,鸦片的贸易,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印度殖民地的罂粟种植,提炼制造鸦片,港脚商们用全副武装的船将鸦片运到公海,再有当地黑势力和商人用快蟹船,运到广州,鸦片在中国在1840年之前已经相当泛滥,而广州水师对广阔海域的走私运毒无能为力,例行公事地缉毒,鸦片商人交给了他们一些样品,而他们则从中得到商人的常例钱,有时甚至水师帮忙运送鸦片。据说,后来外表强大的北洋水师,不仅一些舰长管带们吸鸦片,更甚者利用帝国的军舰参与转运鸦片。鸦片的最大经销商是外国人,而到了中国,分销商就变成了中国商人和黑帮、秘密社团,鸦片的巨大暴利吸引着他们,官方的无能和腐败,让交了常例钱的他们更加无所忌惮,以至于后来原本只做正常贸易的广州的行商和山西票号、江浙丝绸商人放心大胆地参与其中。

  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据1890年,外国人的统计,曾经吸食可能有10%,瘾君子有2%到3%,大概有一千两百万人左右。 1838年,鸦片的泛滥已经不得不引起道光皇帝和他的官僚集团的警觉,鸦片已经不只限于沿海,内陆也开始有很多人吸食鸦片,皇城的王公贵族吸食鸦片也大有人在,鸦片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甚至安徽部分地区开始种植鸦片。吸食鸦片,正如林则徐大人所述,可能有百分之一,官员的五分之一、胥吏的五分之四、商人、妇人、脚夫、水手,“国无可用之兵,库无可用之银”。越来越大量的鸦片进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白银外流,白银的紧缩造成,白银价格的上涨,白银与铜钱的价格比变得越来越高,大部分百姓的支付都是使用铜钱(铜钱的贬值也有国内的原因,开采不够,铸造质量下降),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穷人为何吸食鸦片是个很值得深思的命题;另一个方面,大量的货币购买了鸦片,原来的市场和贸易就变得萧条,人们已无钱购买其实生活或生产用品。吸食鸦片令人倾家荡产,社会矛盾越加冲突,道德越加败坏。但对于治理鸦片这个问题,大清的官僚们又分为驰禁和严禁,驰禁主张放任鸦片引起的道德问题不管,官方允许种植鸦片,阻止白银的外流;严禁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吸食者定死刑;两派的争论不休,大臣们的争论关乎都是朝廷和自身的利益,平民百姓似乎根本不在饱读儒家经典的他们考虑范围。他们最后争论的仲裁者就是道光皇帝,他是帝国和宫廷内所有大大小小事务的仲裁者,道德至上,他一开始就选择了严禁派,倾向于严禁派,一向清廉、官场从未出错的封建大吏林则徐由于在两湖禁烟的成效得到道光皇帝的前所未有的青睐。对于林则徐大人而言,鸦片对道德的败坏,与严禁鸦片在地方和乡村有可能造成的利用公器而报复邻里和世仇等私人恩怨,他本人也预见到,大恶与小恶,他选择了严禁,但他也对定吸食者死刑的法令过于严苛。道光皇帝对他亲自的召见,君和臣一致认为,广州这个帝国朝贡制度的唯一门户就是鸦片的根源,所有的鸦片都从那里上岸,最大鸦片商就在那里,于是林被任命为广州的钦差大臣,从京城到广州,清廉的他是不会跟其它大臣一样大张旗鼓和大肆敛财,不过漫长的路程也花了六个月。道光皇帝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但这个看似合理的训令充满了皇帝本人自相矛盾的心里。

  充满自信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了广州,两广总督一直都在努力收缴鸦片,力度又大,收缴数量不菲,对跟流到国内的鸦片相比,确实小巫见大巫。林本人他深谙官场中的腐败和陋规,个人的声望和道德堪称帝国的典范,他更多地去发动地方的乡绅集团和他们所领导的乡勇,但对于乡勇和地方乡绅,帝国和其他官员是谨慎的,因为过于强大的地方和乡勇不受帝国控制,地方上的权力天平向他们倾时,帝国的威信和法令则会失去效力,地方过于强大就可能脱离甚至颠覆中央。跟以往的禁烟运动不同,林大人将在广州活动的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鸦片商人们为取缔鸦片的源头,将他们困在商馆中,只是限制自由出入,其它一切正常,逼迫他们交出鸦片。当英国的商务总监义律代表这些英国商人仓库中的鸦片时,那些鸦片不在商人私人的而是英国国家,虎门销烟,固然振奋人心,中国沿海即将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下,封闭的国家即将被打开。

  对于战争双方的军事、科技力量是不平等的,那些平日对付海盗的水师和木造的舰船根本无法与铁甲船对抗,中国帝国炮台的火炮不仅笨重缺乏灵活、年久失修,技术水平停留在明朝末期,甚至远还不如一百年前。而那些类似于底层公务员的帝国军队主力绿营,年纪从18到70,因为这份职业应该是终身的,就算是真正勇武,但面对可怕的英国火炮和枪。战争的主动权一直都在英国舰队手中,漫长的海岸线,海上的舰船可以对任何一个它想攻击的口岸和岛屿下手,一处发生战事,帝国抽调而来的援军甚至还没赶到,战事早已经结束了。英国舰队占领了舟山,帝国地方官无论如何也隐瞒不了。战事已开,违反皇帝陛下训令的林则徐大人被罢黜,取代他的是皇帝的亲信大臣琦善,他主和,他和义律谈判,双方签订了,穿鼻草约,但他们双方各自幕后领导都不满意,道光皇帝不满意,琦善居然敢割让香港给对方;而英国外相巴麦尊对于义律放弃舟山这个军事夺得的要地

  却换来都是石头的小岛香港不满。鸦片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节俭的道光皇帝不惜金钱,使用与抚相对的手段,剿,这是历来帝国领导所使用的两种手段,英国方面另派指挥官璞鼎查带来更多的舰队和军队来华。帝国最重要的海防重地,虎门轻易就丢失了,厦门尽管因地利之便修建了世界上最坚固的铜墙铁壁,但英国军队正面炮轰,陆军侧面迂回,轻易地攻破防线,并且他们屡次使用,每次都成功。璞鼎查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路线,而道光皇帝所信任和依赖的亲族奕山和奕经,他们的反攻大多存在纸面上,付诸于实际,则是可笑、悲剧地惨败,但谎言一直从地方传到中央,那些情节充满戏剧性如同戏文一般的战报和奏折,曾让皇帝陛下振奋,但欲盖弥彰,皇帝陛下也从那些不断快马传来的奏折和战报的字里行间隐约地看到前线军事的失利。英国舰队朔江而上,最后炮舰来到了南京,这个历史的古都。鸦片战争的战败,南京条约被迫签订,英国商人支持的军队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对于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古老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如“只要每个中国人衣服增加一寸,就足够曼切斯特的工厂赶上几十年”。

  墙、大门和太平天国运动

  腐败无序的政府官兵无法遏制狂热宗教信仰的太平军教众,他们跳出金田,向南还是向北。向南,去广州,但广东的巡抚叶名琛却是以血腥镇压叛乱而被道光皇帝委以重任。一路向北,纪律严明、狂热纯正宗教信仰、清教徒式生活,让太平军的战斗力强劲、生命力旺盛,一路上更多因海上贸易和外国经济入侵而失业的劳苦大众被吸引进来。他们打破孔子这个偶像、改宗,攻占城市,将地主富人和满清政府的钱财收入他们的圣库中。攻占城市、洗劫一空,扩张队伍,太平军在经过几次危险的生死战中不断地强大起来,沿江而上,占领南京并定都天京。

  这场巨大的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它那虽然庞大却效率低下的绿营和八旗军已经无法阻挡这支宗教狂热的军事组织,而且帝国最重要的赋税区和粮仓成了叛军的地盘,无疑更令满清帝国雪上加霜。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却只派一支装备不够精良、补给不足的北伐军,继续向北,孤军深入的北伐军似乎是权威和野心日益膨胀的军事统帅杨秀清所遗弃的棋子,北伐的失败令清王朝满清贵族们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些。太平天国与清帝国的战争,使得原本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太平天国的教义更为汉族那些深受儒家教诲的士人们所不齿的,嘉庆以后,皇帝对文人的约束稍稍放松,一些士人开始关注现实和实际事务,正如儒家教义所倡导的,经世济民。道光和咸丰,曾是翰林的曾国藩是湖南的经世济用这一派的领袖人物,左宗棠、胡林翼跟他的关系密切。湘军,地方乡绅和汉族官员自筹自发组织本乡本土的团练组织,饱读鸿儒、一日三省的曾大人研习了明代伟大戚继光将军的军事著作,将其兵法运动到组织新军上。跟戚家军一样,他不选城市失业的流民作为士兵,艰苦勤奋、信仰朴素的农民是湘军最主要成分。各个勇营被冠于其长官的姓名,他们可能是具有一定功名的士人、当地具有名望的地主乡绅,队伍可能就是他们在本村本族带头组织起来的,最低一级长官是什长,他底上的十人是他发展的,父子、兄弟和乡党组成了湘军。曾大人就是湘军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跟只有三千多人的戚家军不同,湘军的人数后来的数目惊人。有趣的另一面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方式也可能来自明代戚继光将军的著作。

  1851年的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运动达到了最鼎盛时期。尽管北伐失利,但西征取得了巨大胜利,绿营和八旗封锁太平军的主要阵地江北和江南大营先后被打破。独揽大权的东王显示出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胜利和权威令本来就野心巨大的杨,更加无形地膨胀,太平天国另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冯云山和军事领导者萧朝贵过早地战死,失去了制衡和约束,东王飞扬跋扈,欺压其他王,包括天王洪秀全本人。太平天国各王之间的缝隙早在起义之前就种下了,军事上的胜利令老兄弟走到了剑拔弩张的对立面,内讧本身是一场又一场血腥的屠杀,各王和各王的幕僚集团、以及他们的亲人无一幸免地被屠杀,1856年的南京是血海。太平天国上层的内乱令上层政治和指挥彻底瘫痪,旧制度的守护者绿营和湘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江南和江北大营重新建立,但太平军下层的军事和运动仍旧保持活力,正是由于军事卓越而迅速从士兵到将军的陈玉成、李秀成挽救了此时的太平天国。但天王洪秀全本人已经生活在自己臆想并用黄金、美女堆成的天堂中,宗教狂热和腐败的速度一样迅速,太平天国占领着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它再也无力向外。满清的军队,一层一层地组成了高墙将他们围困在里面,湘军的领袖曾国藩大人的最初战略正是这般一步一步地围困和蚕食。其实最初湘军还只是作为帝国庞大军队绿营和八旗军的一个补充,但高效率、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湘军和绿营、太平军逐渐三足鼎力。支持军队最重要的就是粮饷,帝国的财政因为富庶之地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而差点破产,但一种新的税收,厘金和湘军的一同出现拯救了旧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厘金说白些,就是雁过拔毛式的地方性商业税,农耕社会历来最主要就是农业税,但巨大的商业税令曾国藩和他门人、朋友,在各自地盘能够应付庞大军队的开支,用高军饷激励战斗力。电影《投名状》中“抢粮、抢钱、抢女人”多么直白地激励湘军无穷的斗志,累积战功获得功名和文职,也是湘勇所追求的,愈来愈庞大的湘军将迅速地取代了无能腐败的绿营,其领导者的任命迟迟未授予,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再次被李秀成打破,曾国藩大人才被军机处的满大人们授予官方名义,两江总督,他是不二人选,独揽军事和财政大权,绿营退出了历史舞台。正如湘军迅速地崛起,它本身腐败和家长式管理也令其迅速地腐败堕落下去,特别是当曾大人看到他那些门生弟子中那些德才兼备的湘军领袖胡林翼、江忠源等人在与太平军战斗死去,湘军越来越失去控制而变得腐败。从这一观点也可以解释为何曾国藩大人在消灭完太平天国,没有再来一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为湘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未必能从日渐式微的清帝国手中夺取天下。

  太平军与湘军的战斗还在持续,但英法帝国对中国冲突和侵略也不断加剧,曾经以镇压叛军而获得官位总督叶名琛,在反进城的运动中,面对英军,莫可奈何,最后落得个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六不总督,被英军俘虏,客死在海外小岛。1860年帝国的中央,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末尾,东南诸省尚处于战乱,英法联军猛攻天津大沽炮台,曾格林沁大人未能再次力挽狂澜。军机处那些原本还在紫禁城内指挥若定如弈棋一样,自以为是地控制全局,在他们高傲的眼中,曾国藩也只是他们的一个棋子。直到危险出现在面前,他们才惊慌失措,仓皇西逃,苦命的天子带着他们一起逃跑,留下无助的臣民和百姓。未设防的京城被英法强盗洗劫一空,烧、杀、抢、掠,一把火、帝国辉煌建筑,圆明园只剩下几个未烧毁的柱子,向逐渐产生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后人们述说那一年的不幸。

  1860年的惨败,和谈加速了外强的侵略,但保守势力却开始与原本中立的英法帝国们联合,购买外国先进武器、雇佣洋教官,常胜军、常捷军的介入,太平天国最终死在守旧者和帝国列强联手下。1864年后,太平天国和天国理想、平等乌托邦的幻想被南京城的大火烧得灰飞烟灭,满清贵族和汉族精英文人又一次联手扑灭帝国最大的叛乱,三千多万人死于这一期间的战乱和饥荒,阶层固化的封建王朝和落后的儒家思想,又一次证明了它们的存在。庞大的帝国对于外界的风云剧变,仍旧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总是显得缓慢、迟滞,甚至无动于衷,后来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刺激和瓜分,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温和的改良(戊戌变法)、激烈却仓促的革命(辛亥革命)。

  长城阻挡了游牧民族外来的侵略,它是一道墙,保护里面的人们,也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千百年的儒家统治更是建造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高墙,三纲五常、仁孝忠义、科举、贞洁牌坊,围墙将勤劳、善良的人们困在黑暗、封闭和无知的世界内,大门口的敌人的侵略也给帝国的底层人们带去灾难和启示,太平天国大概算得上一次被困在其中的底层人们的抗争、挣扎而努力。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五):辛亥革命-伟大的妥协

  晚清中国史由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渲染,很多事情都是疑问重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很有收获.

  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段历史,国内很多著述已经有所澄清了.晚清史让我大开眼界有二个方面,一是新疆的动乱,由于不属于"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主流历史对于这部分介绍甚少.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晚清最后十年的革命运动.完全谈不上波澜壮阔,但是在1911年那个偶然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各个主要政治力量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耐心和责任心,都力图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战争,最终,在这个伟大时刻,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制度变化是在谈判桌上通过妥协中达成,清室放弃权力,汉族民族主义者放弃排满接受五族共和,立宪派和袁世凯接受共和,革命党放弃政权寻求政党政治.......美国的共和历史似乎可以在这里实现,无奈这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上,心理上还完全不能适应这种翻天覆地的政治体制,美好的愿望终于落空.

  随后,中国的历史成为了一个二难命题,如果坚持这种体制,混乱中培育地方自治,从而完成心理文化上的褪变,一定无法抵御虎视眈眈的日本.如果以继续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完成统一,进而以军队实现党天下,共和的命也被一同革了去.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六):读书笔记(一):合法性与价值取向

  晚清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很难说清的历史,虽然较之当代史和民国史,晚清史与现政权纠葛较少,但毕竟现政权是在继承晚清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不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一种法理上的依据。因此它需要一种帝国式的合理性。本书中在关于清王朝的执政基础的论述中明确提到:

  “他的王朝能够取得权力,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它有能力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实行统一的统治。中国的统一在今天民族主义的语言里有它的现代意义,即要使中国能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现代以前的时代,统一的真正价值是通过镇压内乱、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盗匪的骚乱给中国人民以安全。在过去,分裂就是灾难,这首先是因为它对上层和老百姓都同样意味着内战和不安全。统一意味着和平,从而带来了丰衣足食。这是一个至迟从战国(公元前403—221年)时期起就彻底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

  与现代依靠人民的认同与授权不同,这种帝国式的逻辑强调的是政府的能力所带来的统治人民的资格。“我统治你,是因为只有我有能力保护你的生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获得了一种消极的授权,即在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了一个王朝后,却没有起来推翻新王朝,这便是默认了新王朝的统治。

  现政权的历史教育正是秉承了这种逻辑,而它拥有的能力资格不仅仅要能维持统一于和平,更是能让从晚清以来贫弱的中国走向富强。因此在晚清史的构建中,它必须证明这样一点:其他的任何势力都是先天的不能挽救中国的。一旦有这样一个前提存在,任何关于晚清史的叙述都是不可能实现客观和公正的。

  这种倾向并非仅在现政权存在,在距离晚清更近的民国时期,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对清王朝的抹黑与现在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之前,为了与大陆政府争夺这种救亡图存使命的继承权,同样少不了利用这段历史。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在它具有反满的价值时,无论孙、蒋,均推崇其为“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而当它可以被用来影射敌人时,它又成了被贬低的乱匪。

  同样的倾向也出现在近年来民间对这段历史的解构中。为了颠覆官方对这段历史的垄断性解读,越来越多具有视觉刺激性的、与官方观点截然相反的叙述出现了。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因为抨击和影射政府的目的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民间与官方不同的叙事也许都是历史事实,但中国人擅长的春秋笔法和对材料的选择性应用,让历史只能显示它对于叙事者有利的一面。

  这就是这样一本由西方汉学界编著的晚清史的可贵之处。比起中国内部的任何一方,它的自身利益色彩无疑是最淡薄的。这赋予了本书少有价值偏向的中立性。同时,它身处局外,更能将晚清与清朝前期以及更久远的传统中国视作一个整体,比起中国的变化,能够注重中国没有变的,而且并不因为变化的过于绚烂夺目,而忽视了没有变的才是占数量上主流的那一部分。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七):“可怜的晚清”

  小时候学历史,学到鸦片战争后总是让人痛心的。一方面觉得丧权辱国;另一方面民不聊生。可读完此书后,觉得实在是冤枉了晚清了。   说丧权辱国,是指到处割地失权,可是早在读柏杨写的中国史上就有叙述,清朝的面积比明朝大得多,都是满清政权自己打下来的。比如内蒙、东三省、新疆。这样说来失去的也只是一小部份。历史书上说这些领土是固有的中国领土,这实在是扯蛋。总不能因为当地的民族现在是生活在中国就说土地也是中国的。何况内蒙、东三省一直都有小政权,充其量只是中国的属国。如果那些是中国本土,那朝鲜、越南也应该是才对。我们被历史书给骗得不轻呀!   至于领事裁判权之类的,至少起因也是中国传统的专制并没有法制精神,根本与国际法水火不容,外国人也是没办法,总不能无政府吧。那更坏。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法制观念去评价当时的社会,认为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吧。   至于说老百姓活得更坏或者帝国主义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更是扯得没边了。难道老百姓被外国人欺负不行,被本国权贵欺压就好,以中国的专制体制根本没办法发展资本主义,谈得上打断吗?   这么说当然不是说侵略中国对,只是历史就应该严肃对待,而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好好细品历史才能真正领会当代,否则错误便会永远重复。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八):自由

  在读本书之前,我想我对于整个晚清的历史的主要观念来自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大学之后在老师的引导下渐有独立思考怀疑质疑之精神,对于以往之所知矫枉过正,持偏激的质疑态度。然而终为零散之片断,终不能窥全豹,本书则从晚清百余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当时之国际形势出发,对各历史事件进行多方位、全方面之分析,提纲挈领,令人有全新的收获。

  但是诚如先贤所言,历史终不能被客观地记述,但是读者可以从多本不同著作中自己去发现历史,形成自己的史观。不能唯书、更不能唯一本书,多看多接触,并加以选择甄别是保持思想自由的必要基石。

  在此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国内的多种官方正统史书,本书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历史有时并不完全是唯物的,其中掺杂着许多偶然的因素,虽然许多我们无法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尤其是某一历史人物的自身修养、心理状态对于历史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看似滑稽荒诞但历史本就如此发生。 这一点尤其诸位注意体察。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九):读书笔记(二):变与不变

  无论关于晚清的叙述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它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观点影响下的历史叙事,都是按照一个中国对西方的“刺激-反应”模式来进行。对外战争、不平等条约、救亡图存的各种努力,无一不是遵照这个模式。

  而这种模式显然忽略了晚清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帝国反应迟钝却又不乏活力的一面。如本书所说,中国本土的研究从来都夸大了西方的影响。也许西方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和心理影响是广泛的,但是就直接影响来说,西方的影响从来没有超出过沿海的通商口岸。在广大的内地、小县城和农村,由于交通和信息渠道的落后,人们依然生活在几千年不变的统治模式下。很多时候——至少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中国内部的变化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反应,毋宁说是中国传统应对王朝末期危机的手法的现代形式。

  与一般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不同,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乾隆晚期和嘉庆道光时期的历史。这些叙述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即在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的对西方的刺激做出反应之前,中国就已经和西方有了足够多的主动的交流,以及并不完全因为西方的主动变化。

  这里说的交流并非在后来的主要舞台东南沿海,而是在西部和西北部的边疆,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亚洲腹地。英国通过印度在西藏,俄国通过中亚穆斯林国家在新疆,都对中国进行了试探性的商业和军事行动。中国的史学界夸大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西方的侵略与俄国和中亚国家甚至从汉代以来西北游牧民族的军事行动的不同。至少这些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以武力威胁换取贸易特权。本书这样写到:

  “对照清朝在亚洲腹地的经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海上列强达成的协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朝认为这些协定不是新的发明。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旷世所无,但是缔结的条约不足以证明清朝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

  这样就更容易理解,在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国为什么没发生任何改革和变化。用刺激-反应模式的思维讲,那就是中国并没有认为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是什么新鲜的刺激。甚至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火烧圆明园都没有现代人想象中那样大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性,在当时人眼中它只不过是明朝土木堡之变和瓦剌围北京的重演。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西化同样不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至少在它开始时,出于对付太平天国的动机肯定远远大于对对付西方——这同样只是中国传统的叛乱。

  之所以要强调这种不变,是因为现代人必须要超出自己的“上帝视角”,而能用“同情”的思维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作为后来者,下一个结论或做一个判断是容易的。但当时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他能做出的决定。在晚清的统治者眼中,英法联军与明朝的鞑靼、瓦剌有什么不同?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跟南宋对金割地有什么不同?新开通商口岸跟与俺答汗的互市有什么不同?采用西式武器与胡服骑射有什么不同?在现代人眼中,它们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当时人却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而更显著的不变在经济领域。本书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西方的产品,包括中国人采用西方技术的产品,在当时的市场上只占一小部分,更遑论打进内地市场。现代工业没有摧毁手工业,相反在某些产业(如棉布纺织业)还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直到清朝灭亡,现代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从来没有超过10%。所谓西方的经济剥削从来不曾大规模的存在,更不曾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所谓的反帝情绪,在1900年以前,除了对日本,恐怕更多的来源于政治和心理因素。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广大的农村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这种不平衡一直延续,直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影响。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读后感(十):在冲突与反应的模式史观下浅析剑桥中国晚清史

  费正清哈弗终生教授,有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史学届的泰斗,号称中国通。

  今日读剑桥中国晚清史,有几点感想特写于此。

  此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卷,剑桥中国史代表的是截止出书前西方史学届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和最新动向。由于可以自成体系,故单独成书。

  本书的每一章皆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完成,然后最后根据各领域专家的学术地位,由学术地位最高的费正清先生编主导编辑完成。

  费正清先生的史观基本代表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史观,这和中国内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侵略史观截然不同。他强调的是中国在西方文明入侵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世界化和工业化,这于中国该是进步的。这也符合他提出的冲突与反应的模式,书中他慢慢引导,从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窥见在历史这条大河中的中国这条大船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清政府的外交依旧沿袭中国中心说,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外逐渐扩大的同心圆,即距离越近的这些小国得到清朝的恩宠就会越多,中国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行政上对政府机构和地方管理制度的叙述,这种又集中又分散的管理制度竟然表现出惊人的稳定,集中于皇帝对地方官的空隙,分散于每个地方官到任,其却不得不和当地的贵绅分享地方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常稳定且可以组织任何改革的帝国制度。这也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

  条约制度是其中国史观分析的典型。鸦片战争在国内教科书中是不光荣的被侵略的历史,这次战争称作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然而,书中将自鸦片战争起的20年间作为中国条约制度的得以形成的初创阶段。这足以颠覆一般中国人的观点,因为今天中国人看来不平等条约仅仅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中国的苦难是由此而来的。书中条约制度下,中国技术更新加快,贸易制度也更加平等。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毋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西方化的尝试”。

  同治时期的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使帝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再加上国内士人官员兴起的自强运动,国内竟出现了超过内乱前的大发展,我们将他称之为同治中兴。事实是,清政府确实凭借的国家机器迅速恢复,特别反应在科举考试的重新活跃以及政府对科举考试的格外重视,这具体表现在在战后的几年各地纷纷补齐了由于战争落下的科考和各地同时建立了更多以供士子们读书的书院。曾经看来已经崩溃的帝国又死里逃生。“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还没写完改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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