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帝国经典读后感10篇

　　《海与帝国》是一本由上田信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7.00，页数：5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与帝国》读后感(一)：最难忍的是对无知的忍受

　　最难忍的是对无知的忍受

　　——论明清时代帝国与海洋以及白银与政治的关系之我见兼评一本渣书顺便帮我的猫渣渣求包养

　　这本书会让人怀疑是不是翻译软件翻译，然后由译者草草加工的。网上书评中已经有网友举出了几个错误，比如韩山童和刘福通人名的混淆，我也发现了几个，比如253把羊驼译作骆驼（或者干脆说草泥马也成），把市译作町（这应该是个日文词，因此更容易推断这可能是翻译软件的杰作），433页把英格兰银行译作英国银行（这个错误对于有历史学背景的译者似乎不可接受，英国和英格兰毕竟大不相同）。不过呢，至少对专业读者而言，翻译上的错误对理解此书还不至于构成障碍。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某种忽略了中国本体、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表象作为明清时代重要特征来叙述的叙事逻辑之产物。对于此书的核心论点，即海洋贸易在明清史中的地位，我想作者提出的证据是远远不够来支持他的观点的。

　　首先呢，清代的白银流入、流出状况是否真的对清国经济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我以为未必。第一，清代银、铜钱的比价确实一直在变化中，但是终清一朝，直到铜元代替铜钱，其变化一般都在30%-40%以内波动，对于长达数百年的清代而言，这个波动不能算很大。第二，清代的白银在日常经济中一直处于辅币状态，它的应用远比小说（包括清代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中的要窄。第三，我们当代世界的价格之锚，或者说世界价格体系的基准是美元（之前则是金银本位），但清代中国的价格之锚中白银所占比例不会太多，而其大头乃是粮食，所以用白银来度量明清有那么一点概念上先入为主的意思。第四，道光朝讨论白银外流的背景乃是清廷白银储备的流失，而清廷白银储备流失的最大原因是嘉庆时代开始的用兵，而清廷君臣不具备当代人的眼光，他们目之所及的大宗白银流动就是对外贸易，故而只着眼于此。白银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在16世纪之后从人口上说乃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某种对于较小国家的大冲击对中国而言可能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作者用衡量小国的标准去理解中国史，而忽略了海洋贸易在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中比例极小这一事实。更何况，海洋贸易的交易品，即使在中国庞大农业部门的附属产品中，都算不上大比例。

　　其次，明清海洋贸易的兴衰，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变化。清代的里甲、保甲（当然，里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述，在这里姑且用之）是自宋代以来最为宽松的控制人民的制度，但是，即使在这个制度下，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海员、特别是经年不在本地，可以随时流动的船只，对于清朝的政治体制而言都是很难以接受的。因此，海洋贸易的兴起，其直接原因不在于外部的获利机会，而是王朝对于人民控制的松懈。从统治者角度而言，比起由人民出海进行的海洋贸易，可控制的陆地贸易，或者是由外商到指定港口与半官方商人进行的贸易，都要可靠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对于近世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来说，是一种需要由皇权来规制、运用，必要时可以全部抛弃的可有可无之物。

　　作为一部明清通史，我以为这本书表现的是彻底的无知，这种无知是对日本传统中国学（比如内藤湖南）和中国史学（比如傅衣凌）和欧美汉学（比如何大炮）的三重无知，也是最近20、30年间国内外学术风气不端，浮夸而故作惊人语的表现。任何一个试图在总体上把握15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能忽视明清中国的几个大特征。

　　首先，在所谓的唐宋之变后，宋代政治结构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是宋代的2.0版本，清代则又是明代的2.0版本（周振鹤的书非常清晰的描绘了这个变迁）。这种变化对政治及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最大可能的排除地方官员拥兵自重、行割据之实的可能性，使得皇权可以毫无阻塞的直达基层（州军或县），也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郡县制。称之为再造郡县亦不为过。这一过程的目的是驯服地方，但其后果并不仅限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由于郡县成为中央政权的直接代表，它使得中国基层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转变，比如，带有世袭色彩之士从此被儒家科举/耕读之士代替。而儒家之士全面介入政治则又使得中国彻底儒学化。

　　其次，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结果，使得中国农业经济的版图大大扩张。它的后果第一是让农业核心区域从单一北方核心转换为双核心。其次是将农业增长从垦殖型转变为所谓的内卷化（当然，我不同意内卷化的看法，但它提出的明清农业的特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即依靠加大劳动力投入来获得增长。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对政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相当巨大，宋、明、清的儒学变革以及由儒学变革引发的政治变革，它们的经济根源都与此有关。

　　当然，这些只是理想状态下一部明清通史应有的面貌，但这一部讲谈社明清史似乎承载不起这样的重担。

　　《海与帝国》读后感(二)：撰写和翻译错误

　　227，将女真人和那乃族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进行表述——那乃即赫哲族，本是女真后裔。在满族共同体形成前，那乃（赫哲）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是女真人的一部分。 P278，”建立满洲国。该国号源自女真人信仰的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关于”满洲“语意的问题，其说多种，”文殊菩萨“说是其中比较老套和不靠谱的一种说法，基本已被否定。台湾学者张华克对”manju“的分析，是比较有道理的。 P279”1635年清朝开始禁止使用满族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女真名字，而自称满洲“——真怀疑是不是用了翻译软件才有了这种神经错乱的翻译。1635年是改”诸申“为“满洲”，而”诸申“也即”女真“。”满族“是辛亥以后，直到新中国时期，才成为族称。”满洲“是标准称谓，相对而言，”满族“其实才是个带有”歧视“，至少是不尊重的称呼。 同页，”他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好像是后金政权控制了李朝的人参贸易。实际上人参产业一直是女真人的支柱产业之一。高丽当然产人参，但东北亚的人参，不唯独高丽出产，不知是作者还是译者问题，将人参统统做”高丽人参“（另见286页），真是奇葩。 同页，提出”女真之间用姓氏（hala）表示自身所属的父系集团，在日常生活中却极少有’姓氏‘的概念，只称呼名字……本书在记述清朝皇帝名字时原则上省略姓氏“——这是肯綮之论。各民族的习俗不同，不是所有民族的名字，都是”姓+名“这种结构，有些民族的名字中根本就不包含”姓“的成分，如维吾尔族，是”名字+父亲名字“。清代满洲人的习俗，基本就是”名字“，不包含姓。名字作为专有名词，不可随意更动，称清代满族人名，加姓，本质上是一种无知和文化霸权的体现。但奇怪的是，不知是翻译者的自作聪明还是作者自相矛盾，尽管有了上述”本书在记述清朝皇帝名字时原则上省略姓氏“的声明，但书中”爱新觉罗·皇太极“（P281）、”爱新觉罗·福临“（P283、288）、”爱新觉罗·玄烨“（P289）这种不伦不类的写法仍随处可见。 P282 ’皇太极认为获得这枚印章为天命，1636年成为君临满洲族、蒙古族、汉族三民族的皇帝、大汗，定国号’大清‘“——皇太极1634年征服蒙古林丹汗部获 “玛哈噶喇”金佛。自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命阿尼哥塑此神像后，历代蒙古皇帝都奉此为保护神。此神像曾秘密供奉于山西五台山，后又移至八思巴的故乡西藏萨迦地方供奉。因此金佛被视为汗统的象征之一。为供奉金佛修建的实胜寺碑记载：“至大元寺主时，有喇嘛帕斯八用金铸护法玛哈噶喇，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沙漠。又有喇嘛夏儿巴忽秃兔，复移于大元裔插汉儿灵丹汗国祀之。我宽温仁圣皇帝，徵服其国，人民咸归。时有喇嘛默儿极，随载而来，上闻之乃命众喇嘛往迎，以礼接至盛京西郊”。因此获得金佛与元朝玉玺一道，成为皇太极”1636年成为君临满洲族、蒙古族、汉族三民族的皇帝、大汗，定国号’大清‘“的原因。（这里指出国号为”大清“非常准确，"大清"为满语“daicing”的音译，“大”并非副词［da］，而应读［dai］。“daicing”本意鲍明在《大清国号词源词义试探》指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daicing，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台湾学者张华克也支持此论。 ） 随便翻了几页找出如上错误。全书看完后，或许还有“新收获”。

　　《海与帝国》读后感(三)：贸易角度下的明清史-超越家天下的视角去看明清史

　　本书用，超越王朝更替的、传统的家天下的视角，以跨越欧亚大陆的市场得以成立的角度（经济史分析？）书写的在贸易背景下，以统一贵金属货币白银作为交易媒介的跨越国家的贸易体系的形成与衰败中，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贵金属作为货币是可以持续的，那只是在商品有限的情况下，当商品无限丰富的时候有限的金属货币（供给增速）无法满足商品供给的增速，会导致货币价值上升，表面上看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白银的增值让本国人民以同单位的白银能购买更多的商品，但是这个时候国际贸易给其他国家带来的财富就减少了，单位商品带来的利润迅速减少，进而导致整个贸易体系发展的停滞，萎缩，进而瓦解。白银作为流通工具的属性消失了，大部分被作为财富储藏起来。进而导致市场流通的白银总量下降，本国的货币出现不足，商品流通不畅，进而发生经济危机。

　　从国内南北方贸易中断，统一的国内市场失效，进而导致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元朝建立的以白银为交易中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体系由国内贸易的崩溃导向了制度性的崩溃。

　　另一种可能是，如果贸易被意外终止，那么作为交易媒介的白银流通就会出现困难，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流量也下降，进而白银流通也出现了问题，整个的经济体制（交易机制，南北方的贸易被终止）被瓦解，货币短缺就成了表现，而不是原因，这点作者可能是理解错了。

　　《海与帝国》读后感(四)：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反应在税制改革

　　明朝皇帝基本被宦官包围，只对宫廷收入感兴趣，而清朝皇帝非常关注中国现状。康熙几次南巡，看到朝廷无法掌握人民的实际数量，存在很多没有登记户籍的成年男子。人口过剩导致耕地不足，部分前往内蒙古等地，可能面临民族对立等严重危机。

　　社会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一旦歉收年份，青黄不接，很容易丧命。国家完全依赖土地谋求财政稳定是非常危险的。

　　自古就有人口普查掌握人民情况以提供劳动力的制度。明初完善里甲制等户制，直接向百姓征税。进入16世纪，依靠白银的经济，出现折算白银以代替劳役的情况。这就是丁银，俗称人头税。

　　浙江省率先实行将丁银编入土地税的方法，没有土地就没有丁银。后在全国普及为地丁并征。

　　《海与帝国》读后感(五)：一个有趣的视角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9章。观看书名，明清史可以说到海洋？！这对少年时代被马克思哲学历史观教化过的脑袋们，产生冲击力。我们不是被书本教育说，明清两代皇朝闭关锁国嘛，怎么会跟海洋来了罗曼蒂克？然后，又看到卷封上书“恣意的明朝，自制的清朝”，好吧，彻底诱惑了我这个国史的爱好者。作者把中国那段历史放在当时整个亚洲乃至欧洲贸易体系里，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自我们被欧洲人征服后，以黑格尔等人为原点到马克思发扬光大的关于明清时代的停滞不前的反复批判的历史观。也许上田信先生对于日本自己当年美国“黑船事件”带来的国之大变，与我们的鸦片战争，一同动摇东亚世界有些同样的脉络。这本书中关于贸易与明清与日本德川幕府与整个世界，用我们紧邻的海洋链接起来。是一本从地理环境带来的地区民族农业结构，讲到当时地域的国际贸易需求，讲到国家经济基础与需求，最后点题作者新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另一个曾经的那段中国史。上升到人类社会学角度，我想起美国学者Jared Diamond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这个是可以帮助增进的理解，地理位置与环境导致的农业口粮选择的偶然中的必然，也能从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解释一部分，清代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成因，也顺带让清代的政府财政收入翻几倍十几倍提高有了更多支流可见。书中也对明清两代的贸易体系的成因做了一个指引与探讨，帝国奠基者及其麾下同仁们的生活环境与经济来源方式，确实对各自继承者们今后的行为带来影响，除了近代面对欧洲带来的剧变，基本都在各自自然演进中。明代还是放任自流居多，清代可能因为自己是异族少数入主中华的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加之前代明朝帝王多荒诞怠政而亡的教训近在眼前，确实多为自制，勤政，反映到制度上还是多有变通性，行政效率相对也进步了。明清两代的历史存留资料档案多如银河繁星，各种专门史都很难掌握其一，这种提纲类通史写的不刻板教条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让门外之人有兴趣进入，择其中深爱一脉继续畅游下去。从记忆力的效率来说，有兴趣的阅读产生的记忆，是事半功倍的。相对国内很多国史教材，这本书是鲜活生动的好表率，阅读起来，快哉。 Richthoffeni. 2015.05.15

　　《海与帝国》读后感(六)：最后的帝国

　　这套书已经读到第九本，这第九本讲的是明清这两个特殊时代。

　　说特殊，是因为这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两个朝代，并且都很强大，虽然不像唐宋的存续时间那么长，但也毕竟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最后的帝国。而明是一个从少数民族政权中夺取了汉族政权的王朝，清又是从汉族政权中夺位成功的少数民族政权。史料极其丰富，可以书写的内容实在太多。

　　也许就是因为太多记载，也距今太近，所以作者另辟蹊径，选择了海上贸易这条经济线索。读完了，个人还是有很多收获。起码可以看出作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很多传统的国内历史学是不同的，也可以引发读者作更深入的探讨，可以从与以往不同的层面来看待明清两朝。

　　各路书评有很多勘误的内容，也有很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专业研究当然精益求精，细节处也讲究锱铢必较。但对我这类的读者来说则没有那么多挑剔，读完书有收获，就没有白读；而且读的过程不枯燥，对我有吸引力。那么，就还是推荐。

　　不过，作为通史读物，的确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是刚接触还是从传统的方法学起更好，所以也打算再去看其他的基础通史介绍。

　　《海与帝国》读后感(七)：欧亚舞台上的中国

　　1584年，耶稣会日本会长卡布拉尔（F. Cabral）上书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建议他从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征召一万多名基督徒组成武装舰队，攻占中国东南沿海，一举扭转传教活动在远东迟迟打不开局面的窘境。按卡布拉尔的计划，基督军可以凭借的，除了威力强大的火炮外，还有谍报人员，即已经在广东传教的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届时他们已掌握（汉语）书写，可以提供必要的情报。”

　　但此时菲利普二世正忙于组建称霸欧洲的无敌舰队，未采纳这一建议。同一时期的丰臣秀吉则在统一日本后，认为下一步“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他要求琉球、台湾、菲律宾向自己进贡，助其讨伐明朝：“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在三次要求朝鲜充当其攻打中国的先锋均遭拒绝后，他于1592年派十几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虽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却耗尽了明政府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清易代的进程。

　　来自海洋的力量，竟可以撼动中央帝国的根基——在明代之前，这种事情是不可想象的。要理解这一变化，必须将元代视为转捩点，认识到以此为界，中国从周到宋的“东亚舞台”时期结束了，明清已经进入了“欧亚舞台”时期。在后一时期，虽然政府始终对海洋活动持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但那些受利润和宗教驱使不远万里而来的西洋人，急于打破东亚固有朝贡体系秩序的日本人，以及中国民间以王直、徐海为代表的海商势力，都在推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海洋国家。

　　在讲谈社中国史系列的第九卷《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作者上田信指出：“蒙古帝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华帝国集散离合这一自我扩张过程的终结。因为中国放弃了自成的体系，成为在欧亚大陆全境发展起来的交易体制中的一个要素。”所以他认为，在这一视野下的明清史书写必须“把欧亚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进行描述。”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原本从事社会史研究，后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和疾病史。所以此书虽然文笔流畅，内容生动，但决不可作为明清史的入门读物。因为书中除了明太祖、成祖、神宗以外，明代其他皇帝的介绍，仅仅是一张世系表；蓝玉案、土木之变、大礼议等政治事件一字未提；而在二十世纪曾引起朱希祖、谢国桢、柳亚子等民国学者极大兴趣的南明史，亦付诸阙如。

　　明初，朱元璋试图以纸币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但却很不成功。对元末纸币疯狂贬值心有余悸的人们，更倾向于使用铜钱和白银。但讨饭出身的明太祖，对商业活动极为反感，恨不能将国家拉回以物易物时代。而且，洪武朝政府也根本没任何动力去铸造优质的铜币，因为在里甲制度下，国家赋税不征钱，而通过里长、甲首直接向基层征用农产品及劳动力。纸币不愿用，铜币又不可用，于是民间商业对白银的依赖不断加强。

　　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政府决定在江浙等东南地区征“金花银”，不再征米麦，标志着几十年的官方民间博弈最终以政府的让步而告终。白银成为官方认可的货币，一方面固然极大地促进了明朝经济的繁荣，但问题在于“在东部亚欧地区流通的白银，保持了生银的原样，不像欧洲变成硬币，由统治者发行。白银不受明朝帝国的控制，有时以一泻千里之势涌入社会到处流动，破坏敌方经济。一旦流通受阻，就会被囤积起来，不再出现在市面上。对于14世纪的东部亚欧社会，白银绝对是一种极难操作的货币。”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指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或亚当•斯密式仅凭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便能自发繁荣的经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只是一种回溯式的乌托邦想象罢了。相反，成功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的适度管理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经济的繁荣，除了自由市场的作用外，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当时稳定的金融货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明政府在白银政策上的不作为，给自己埋下了覆亡的种子。

　　十五、十六世纪明代的币制改革恰逢欧洲地理大发现，加上冶炼技术的进步，世界白银产量直线上升。暴富的欧洲上流社会阶层对东方奢侈品的需要，与明代城市商业对白银的渴求一拍即合。此时的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源源不断地从美洲、欧洲和日本吸收白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积极拓展远东贸易，菲律宾马尼拉作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中心，常居的中国人一度达到几十万。在这里，西班牙船队满载南美的白银而来，换取华商的丝织品与瓷器，再将其贩卖至美洲与欧洲。

　　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解除海禁。不知不觉间，海外贸易已经使传统的“由国家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朝贡体系发生了改变，就像随处流转的生银一样，新的互市体系的特点也是基本不受政府的控制，因而“可以满足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海外各种势力，争取像倭寇这种武装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会满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参与走私贸易的地方上有权势的人，还会使明朝这个需要白银来经营的国家的海关税收得以保障。”

　　互市体系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则是间接促成了建州女真的兴起。明代中后期的城市富裕阶层所钟爱的黑貂皮，产地在辽东。女真人领袖努尔哈赤“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又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依靠农具、耕牛、奴隶的组合在平原地区开展农业生产。”对于这股新兴的势力，明朝由于正深陷朝鲜的泥沼，根本无暇顾及。1601年，努尔哈赤组建八旗军，并于1616年正式建立后金反明。

　　在与女真人持续近三十年的战争中，最让明政府头疼的就是军饷。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播州之役、朝鲜之役——已让财政捉襟见肘，此时不得不向民众加派练饷、辽饷。屋漏偏逢连夜雨，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和日本政府同时限制对华贸易，美洲白银产量也下跌，流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国内银价上扬。这双重因素凑在一起，对农民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被迫出卖更多的粮食以应付官吏的征派。官逼民反，各路起义军蜂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支陕西人率领的武装：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张献忠的大西军。

　　明朝最终被兴起于北方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并非偶然。在明朝与海外的白银贸易中，经济上受益的主要是江南地区，北方的传统农业则日渐凋敝。崇祯年间气候反常，北旱南涝。但区别在于，浙江等地发生水灾后，市场会自动调节粮食供需：“假设某地方歉收，粮食不足，若市场原理也就是供需平衡发挥作用，容易欠缺的粮食价格就会飙升，地主看价卖货，将储藏在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卖，商人也应该就不再运货到外地而是就地贩卖了。”在这种情况下，饥荒即使发生，也不会严重到迫使大多数民众揭竿而起的地步。

　　但在北方陕西、河南发生旱灾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来自海外的白银集中在南方，政府征税又只认白银不认铜币，便抑制了供需平衡体系在灾后发挥正面作用：“长江下游三角洲通过生产丝从海外获得白银，只要这个地区的粮食市场允许，粮食依然会在白银的力量下从歉收的地方运过来。为交纳税金而需要白银的农民们甚至把自家吃的粮食都卖掉，被逼到生存的极限。”所以上田信认为，生银作为一种危险的货币，它在明末几乎和 “砒霜”没有区别。

　　传统其实往往是比较新的。这听上去颇为吊诡，但很适合用于理解明、清之间的区别。五四一代的学者，总倾向于把相对封闭、专制、保守的清朝影像无限向前投射，来囊括整部中国古代史。他们重复黑格尔(G. W. F. Hegel) 式史观，即中国“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殊不知中国史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特质，绝非一成不变的死物，而我们今天说的传统，则“大多数是在十八世纪这个‘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创造出来的，属于相对较新的传统。”

　　（已发表于第668期《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海与帝国》读后感(八)：筆記

　　﹣一本談‘中國歴史’的書，而且是談‘正史’的，我竟然能把它讀完，而且是不感困難（知識上的困難是另一回事），實在是不可思議！

　　﹣書本行文流暢，會說故事，而且本身這本書就是寫給日本大眾的中國史書。但這不等於它就寫得膚淺，像甚麼’一本書讀懂中國‘那種，而是十分扎實的史作，還很有系統很有觀點。真可惜在華文作者中不怎麼看見這樣子的歴史’科普讀物‘呢。

　　﹣追本溯源，讀這書是因為《看得見的城市》一書有介紹，繼《看》及之後讀的《南中國海海盜風雲》，算是連續幾本的書讓我讀明清以降的中國及區域歴史有了一點輪廓與印象。

　　﹣十分喜歡作者把明清中國的歴史放在東歐亞區域的圖像去描述，並以貿易體系的變更去演述中國歴史的過程。將五千年歴史放於貿易體系導致的”合散離聚“的循環，並將元的減亡解釋為‘聚’，將明解釋為新一個貿易系統建立的開始等，實在是很有意思。當然這樣一來，就會促使人去想，究竟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處在哪個階段？

　　﹣這種以區域貿易去理解中國的歴史，實在是與我們小時候只從中國朝代更替這樣的角度去看歴史有意思得多。元代代的滅亡不只是因為高壓導致民間不滿，而與白銀的缺位、漕運與海運在‘餵飽’首都時的爭鬥等有關；鄭和下西洋可以理解為明朝內庭外出‘

　　《海与帝国》读后感(九)：最难忍的是对无知的忍受

　　下面谈不上书评, 是对端木异书评的一个回应.

　　1-1) 清代银钱比价: “终清一朝, 直到铜元代替铜钱, 其变化一般都在30%-40%以内波动.”

　　在清代绝大多数时间里, 官定白银1两合制钱1000文. 至于实价, 我们有彭信威, 严中平,杨端六, 林满红等等各位收集的材料. 在本书时代范围内(1851年之前), 银价最低者1两合700文, 最高者1两合2355文. 也就是说用制钱表示的银价最多下跌30%, 最高上浮135.5%. 上面的估计保守了.

　　1-2) 白银的影响: “清代的白银在日常经济中一直处于辅币状态, 它的应用远比小说(包括清代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中的要窄.”

　　包世臣这样说过: ”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 民间买卖书券, 十八九亦以银起数, 钱则视银为高下”. 包务实, 在地方上干的长, 他意见的分量不是小说可比.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清大体完成了赋税和远程贸易用银, 局部交易用钱的体制. 但就算草民日常收支使银不多也不证明白银影响轻微. 比如纳税, 不管草民实际缴纳的是银是钱, 税额却以银定, 当银价高昂时便折纳更多铜钱, 实际税负由是增加; 又, 草民无法自给的用品来自跨区贸易, 这些货品同样以银计价, 而草民现金收入多制钱, 一旦银价上涨生活开支便放大. 正因为这样, 林满红才会说白银是那个时代中国货币体系的”基轴”.

　　1-3) 价格之锚: “我们当代世界的价格之锚, 或者说世界价格体系的基准是美元(之前则是金银本位), 但清代中国的价格之锚中白银所占比例不会太多, 而其大头乃是粮食.”

　　上条提到小民多有日用品(粮食,棉花,棉布,丝,茶,盐,铁,铜,瓷)来自远程贸易, 吴承明和吴慧估算过体量(鸦片战争前夕), 主体大约4-5亿两. 加上不低于0.7亿两的税赋, 小民与白银交往的规模在6亿两上下(吴承明自承估算偏低). 考虑到是时大约不超过20亿两的总产出, 比重已接近30%. 在一个收支相对凝固且税负不均的年代这比例可算惊人, 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土地税不超过总产出之5%的社会里小民竟会因逋税而破家.(严格说来信用货币才设锚, 关系不大略过)

　　1-4) 白银流失的背景: “道光朝讨论白银外流的背景乃是清廷白银储备的流失, 而清廷白银储备流失的最大原因是嘉庆时代开始的用兵, 而清廷君臣不具备当代人的眼光, 他们目之所及的大宗白银流动就是对外贸易, 故而只着眼于此.”

　　道光朝第一个争论银贵钱贱和白银外流的人是御史黄中模, 时间是1822年(距嘉庆朝库银剧减已过去20年). 之后又有1829-1831-1837的一系列辩论. 可是我们看到1822-1834年间除了1826年, 户部存银一直稳定在2000万两以上, 1822年为2333万两, 1834年为2671万两, 直到中英开战方剧减. 上面的逻辑不成立.

　　1-5) 海洋贸易的推动力: “明清海洋贸易的兴衰, 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变化...海洋贸易的兴起, 其直接原因不在于外部的获利机会, 而是王朝对于人民控制的松懈.”

　　台海平定之后的1684年康熙开海是清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起点, 这是一次官方主动进行的外贸政策调整, 且处于康熙帝事业的高峰. 读一读开海前群臣的辩论, 应该看出开海派的用意不全在获利, 也关涉民生, 但这些与一个因政治虚弱而失控的社会无关. 1567年隆庆开海前的辩论也大体类似. 至于出海华商在外滞留的期限, 因陈弘谋等人的申请而一再宽展. 嘉庆十七年粤海关税收总额135万两, 同年粤省实收地丁银105万两, 关税收入超过土地税30万两, 哪里敢说是”必要时可以全部抛弃的可有可无之物”？

　　2) 明清中国应有的特征: “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结果, 使得中国农业经济的版图大大扩张. 它的后果第一是让农业核心区域从单一北方核心转换为双核心.”

　　这段不知所本, 但中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在安史之乱后已经成形, 宋室南渡后成为定局.

　　3) 顺便回应花花的陈小憨: “不能同意更多! 如P293: 沙俄和清朝“都是依靠皮毛交易成长起来的交易帝国”……一颗星不能忍, 广师大社是肿么了!”

　　一个政权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并不那么单纯, 它可以在不同外境的权重下表现出不同的外貌. 比如清, 1656-1684年展现出一种严酷的内倾, 而1684-1911(除开1717-1728的11年)则接近一种温和的放任, 但不及宋元的主动. 至于在努尔哈赤建国初, 它的确表现出一种汲汲于交易的特征. 魏斐德就提到他建造都城赫图阿拉的经费, 很可能来自毛皮,珠宝和人参的交易. 这一点连他对手也知晓, 1615年巡按山东御史便提议限制与东北的贸易: “东夷奴尔哈赤, 擅参为利…使商贩渐稀, 参斤无售, 彼之财源不裕, 自将摇尾乞怜”. 从这个角度看, 考虑到东北混合经济的特征和16世纪末以来毛皮贸易的兴盛, 说清是通过交易成长起来的帝国并不是大错, 至少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除了上田桑的确漏掉的农业内卷化之外, 端木异吐槽的依据基本都有问题, 这些不敢说已有定论, 但起码不至于毫无抵抗到被嘴炮和一星.

　　《海与帝国》读后感(十)：“西颜”皇帝、农业革命

　　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后第二次农业革命

　　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保障。还有辣椒和烟草。烟草最初是作为药材引进。

　　“西颜”皇帝

　　在西部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居民眼中，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继承了元朝天命的汗（元朝玉玺），同时也是守护藏传佛教的大施主。（达赖喇嘛五世与清朝皇帝通好，确立施主关系。）

　　云南省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松赞林寺，由达赖喇嘛五世祈愿修建，作为云南格鲁派宗教活动的根据地日渐兴盛。

　　改土归流

　　明朝时，以丽江为根基的纳西族木氏被指名为土司后，受明朝援助压迫藏族。身为格鲁派最大施主的清朝，废除丽江土司，由中央派去官员管理当地。之后云南与西藏贸易兴盛起来。茶马古道，丽江作为贸易之路必经之地得以保持繁荣。

　　作者认为清朝皇帝的西颜形象，才得以维持在中央欧亚的权威，通过间接方式在18世纪实现比较稳定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