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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在田野经典读后感10篇

2017-12-25 21:27: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人类学家在田野经典读后感10篇

  《人类学家在田野》是一本由[澳] 林恩·休谟 / 简·穆拉克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一):一锅田野经验的杂烩

  这本书啊,就像一锅田野经验的杂烩,不是料不多,而是味挺杂。

  (一)化焦虑为生产力

  焦虑,本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对于人类学者,却是个例外。将自我作为田野过程中主要的研究工具,这一提法,我们都不陌生。而眼前的这本书,则顺利的将自我在田野过程中产生的焦虑,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生产力。

  尴尬往往会带来焦虑,而用这股焦虑来解构尴尬,正是该书的主题。书中开篇即提到,“我们自己尴尬的田野工作经验是促成本书的最初动机”。全书用大量经验事实所力图证明的观点包括:

  1)尴尬是不可避免

  参与观察是一个参与观察者介入周遭的社会过程,是一个理智情感交织的过程,故而会充满包括被研究对象在内的所有参与者的能量和情感。往深了说,尴尬还反映了一种在学科内部若隐若现的张力,用书中的一句话来说:“人类学既有自身的‘部落文化’,又总是期待可以增加对他文化诠释的效力”,不能否认,前者有时扮演着后者的通行证,有时又成为钳制后者真正有效的重要因素

  2)尴尬甚至是有益的

  参与观察方法本身未能实现预期目标部分(尤其是首次实践时)会促使观察者反思自己的认知方式,这一过程迂回往复,将最终有所洞见。

  3)焦虑是不必的

  参与观察者在进行田野过程中,感到难以居留是常态。但没必要觉得焦虑与怀疑自我,因为后者会增加参与观察者所尽力避免的可能结果的可能。

  该文集的行文风格,亦值得一提。它透露出一种对学术感和有趣味兼具的写作追求:一方面,其试图用不晦涩的语言来“吐槽”田野工作中的各种焦虑;另一方面,其又试图理性的来看待这种焦虑,运用理论解释现象

  (二)新手不妨一读

  作为新手,想要了解田野工作中的技巧,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就是读攻略。该书虽不是名副其实的攻略,但因为分析了田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状况,也多少打了一个擦边球。

  况且,该书不难读。由于该书作者们都以人们喜闻乐见的笔法进行写作,读者可以将自己代入其中,随着作者的心理变化而变化。

  其次,该书所涉案例较全面。由于该书作者本身的研究议题与田野地点就各不相同,故呈现了较佳的多样性。

  再次,该书也包含了认识论教育内容。该书所涉案例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时代性较强。该书作者们所感受到许多的尴尬与困惑往前溯源,与作者们的研究选题有直接的关系,而作者们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议题时,就不可避免会关注对这个时代而言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田野新手,无疑可以从中窥见前辈们是如何通过学术实践来回应这个时代提出的重要问题。

  最后,该书相对不那么先锋。马林诺夫斯基所确立的田野工作规范已经成为了学科的一个显著标志的60年后,一些先锋的学者已经在探讨如何超越这一规范来看待民族志。但本书的对话对象显然仍然以马氏为主,这意味着,只需对相对已经盖棺定论的学科经典论述有所了解,就能读懂作者们在说什么。

  (三)“这,我也不能告诉你”

  作者们不吝啬告诉我们"we have been……",但却将"so what?"和"how to?"的问题悬置起来。作者不能告诉我们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焦虑与怀疑自我,是如何增加“参与观察者所尽力避免的可能性结果”的可能?

  按照该书编者的论述,焦虑与怀疑自我是不必的,因为这会增加“参与观察者所尽力避免的可能性结果”的可能。但前者如何导致后者,该书未有充分的论述。

  2)基于所有这些经验事实,可以做出哪些进一步的整合性分析?例如,既然不能教条主义的对待伦理问题,是否能提出一些弹性的原则来辅助研究者进行伦理问题的考量与适用?

  相对于本书的描述之细致,只有前言部分能看到一些观点的痕迹,总体而言,整合性的分析显得十分乏力。

  3)对于民族志方法,本书有哪些原创性的主张?

  本书的主题是探讨民族志方法,但几乎没有提出原创性的主张。

  (四)那些过来人教给我的

  这本书对我个人启发最大的一点是:田野中的研究者与参与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我进一步认为,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中需要重视2个过程:1)寻求被接纳;2)与自己沟通。

  1)寻求被接纳

  在不被接纳的情况下,研究者无法顺利开展信息收集的工作,就算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到,也面临着信息有效性无法验证或伦理危机等。所以,寻求被接纳是研究者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研究者初进入田野时,有可能碰见3种情况:1)参与者不理解研究者;2)参与者对研究者有戒心;3)参与者持有保护特定信息的观念。而且由于话语体系的差异,对参与者而言,研究者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上的作答往往乏力,往往只能由参与者自己来判断。

  对于这一境遇,研究者首先要认识到寻求被接纳是一个过程:接纳要建立在信任之上,而信任的建立亦非一日之功。我想,只有通过田野工作中的细节展现出研究者的人格,诸如友爱、真诚、开放等,才能破解。

  那么,什么是(对双方而言)较为理想的被接纳状态?我能想到的有2种:1)交换/互惠:参与者和研究者之间有利益的往来;2)邂逅:对双方都是一次美好的回忆,但仅限于回忆

  2)与自己沟通

  当研究者身处田野的环境中,其脑中想的往往是:要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某些信息的收集,收集材料的效度与信度要尽可能高等等“工具性目标”。至于田野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往往不在工作计划之列。

  但凡读过一些他人的田野经验叙述,都会明白,“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主题。故面对不确定性,应当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了。面对不确定性,人们难免会缺乏安全感,或是内心出现某些纠结。这都需要研究者在工具性目标之外,随时为“与自己沟通”腾出时间。

  与自己沟通,就是尊重自己的心理感受,分析感受产生的原因思考应对的策略的过程。经历了这一过程,无论是选择随遇而安,还是选择采取其他的研究手法,都会使自己松一口气,不至于憋得慌,阻碍研究的继续推进。

  (五)嘿!较个真

  该书许多描述都予人启发,但有几个观点(【】部分),似乎值得提出来专门探讨:

  1)人类学者是否应尊重自己?

  163~164

  当我们某种程度上出于恐惧(或者是不信任或者甚至是担心损失和悲伤)而停止接受时,我们就筛选了我们的看法,也因此削弱了我们的理解力。在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参与者之间保持距离,在我们所看到的与我们选择感受的事实之间保持距离,也许会减轻我们的恐惧……但是这也会损及我们的洞察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它会使民族志不再是它本该有的样子,【也亵渎了参与者在我们研究项目中的慷慨投入】。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参与者,在面对枪口时,没有人不感到彻骨的恐惧。】也许我们不应该试图消除风险,因为要知道,真正的同理心与真实的威胁——以及真切的恐惧——相伴而生。

  评论:

  我有2处异议:首先,研究者比参与者的风险更大而非相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不熟悉该社群的文化,无法准确判断事件的走向;其次,参与者在研究项目中的慷慨投入,是对方基于其对研究者的判断而做出的互动,人们对他人的预期与他人实际的自我,并非总是重合,研究者无需一味迎合参与者对其的预期,就像孩子不必总是迎合父母对我们的预期一样

  我的观点是人类学者不应也没必要是完美民族志(尤其是道德至上偏好)的殉道者。就像被研究者是活生生的人一样,人类学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感受与诉求,也需要被人类学者自己所尊重。

  2)止步于难进入的田野,并开始分析其中的难点,是否是一种下策?

  194

  在监狱研究中另一个道德困境来自于对信任的滥用。……【彻底适应监狱文化的老道的犯人,会在控制和利用有关自己和他人的信息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超然和冷漠。】因此,民族志学者也许会相信犯人所提供的信息,但却不能相信他所声称的提供信息的理由

  评论:

  作者认为,参与者(老犯人)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作者与其交往中所感受到的片段性印象。如果作者随后与参与者(老犯人)进一步深入交往,可能会有不同的印象。也即,作者的感受与判断是可能变化的。基于这一认识,如果因为研究者在寻求被接纳中遇阻之后,仅提供初次交往后对参与者形成的判断,并停止与其继续交往的努力(按照该案例后文所描述的处理方式),是否是一种下策?

  3)低信任度下的信息处理是否有其复杂性?

  194

  在监狱研究中另一个道德困境来自于对信任的滥用。……彻底适应监狱文化的老道的犯人,会在控制和利用有关自己和他人的信息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超然和冷漠。因此,【民族志学者也许会相信犯人所提供的信息,但却不能相信他所声称的提供信息的理由。】

  评论:

  我不认同作者在低信任度下处理信息的方法。因为信息也可能造假,但理由或许又是真的,总之,情形比作者预判的可能更为复杂。

  我认为,之所以复杂,在于人们都要实现自身的目标,这一过程必须要掩饰,甚至捏造一些信息,同时又尽量显得自然

  那么低信任度下信息的分析本身就像“杀人游戏”/破案过程/间谍追踪,“玩”好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对于受访者的了解,其提供逻辑中的明显纰漏和收集到的新线索。不过,不应陷入这类游戏,而应该明确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意图,实现意图即可点到为止

  4)不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学家,是否应归因于“田野工作不能够被真正地描述为一种单一的方法论”?

  261

  【如果田野工作不能够被真正地描述为一种单一的方法论】,如果它不能够保证一种更好的研究,那么也要寻找那些与我所读过的书中出现的相类似的民族志场所——与其说是为了好的研究,还不如说是为了保证我确实成为一位“真正的”人类学家。如果我不是事先脑子里充斥着这样一种想法,作为研究者,我当然会更加有信心

  评论:

  对于作者假设“目前的田野工作应被描述为一种单一的方法论”这一点,我不太赞同。因为田野工作作为一种调研方法,或者说是调研方法库,本身未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论及方法论,我理解应当是包括理论、认识论、议题与方法在内的综合体。就算是方法,人类学积淀下来的方法也不仅有田野工作。如果期待只需熟悉关于田野工作的方法,就可以保证一种更好的研究,显然是做不到的。

  我认为,因为世界随时都在快速变化,我们也不得不去随时更新自己的认知。所以,田野工作只是研究者工作中的一部分,要成为“真正的”人类学家,以展现对当下社会的洞察,这一过程自然是曲折的,而非根据前人的路书指引就一定可以看到指定的图景。

  (六)困惑三枚

  读后亦有3枚困惑,欢迎交流:

  1)关于修道院的案例(第二章:修道院内的揭秘与互动)告诉我们,形式/体裁分析比内容呈现或许更有效,是这样吗?

  2)如果因为研究者在验证所获信息有效性时发现效度较低,从而选择对两者的交往进行分析,并停止提高信息有效性的其他努力,是否是一种下策?

  3)本书的陈述有无一定的逻辑性?理由是?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二):“尴尬”的力量

  “尴尬”的力量——评《人类学家在田野》

  (发表于《时代周报》2011年2月17日的《时代阅读》版,发表时被改了题目和小标题,这是原文。)

  我想,对任何一个从事过田野工作的人来说,单《人类学家在田野》这个书名就能引发许多感触。

  尽管我更愿意把fieldwork叫做“实地考察”,以避免“田野”二字带来的空旷感和荒芜感这种与人类学经验研究几乎绝缘的现场实况,顺便也规避掉“田野工作”这个听起来有几分神秘的词组给人类学公众形象带来的不必要隔阂。可惜,这话我说了不算。人类学界约定俗成传统在那儿,何况最近还加入了媒体的声音,唯恐天下不乱地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简化为两个字——“卧底”。形象则形象矣,内容却谬之千里,人类学家莫名其妙被拖进了无间地狱,田野工作这回事就更没法跟人解释清楚了。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什么?它曾经是田野工作者身负“为一个文化了解其他者”的宏伟使命而远赴异邦的英雄壮举,也曾是人类学家为了祛除学科史中的父权、殖民和后殖民毒素而深刻检讨到“狠斗私字一念闪”地步的争议实践,而在如今,它变成了一个行内人人都在做,却几乎没有一条定义能得到所有人首肯的事情。一方面,有历史人类学者把文献研究称为“文本上的田野”,有前卫学者以电子邮件和网络世界为“田野”完成了自己的“田野工作”,而另一方面,去年在北大举行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与学科规范工作坊”才刚刚开始试图在国内人类学界就田野时间、工作语言等标准达成共识。

  关于“田野”的异议和争论既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统一,那么最为务实的做法,莫过于定下心来看看,田野工作的现场今日到底在发生着些什么?对于田野工作者来说,它又意味着些什么?就此而言,新出版的《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书无疑是我们最好的向导之一,它集合了16个性质迥异的人类学田野案例,虽不全面,读罢却肯定能让人对田野工作的性质产生新的理解,无论他是这一行当的向往者、门外汉还是老手。

  一,所谓“田野”

  充满“他性”的田野研究对象从来都是最能吸引眼球的部分,本书在这方面肯定能满足大众对人类学的浪漫想象。墨西哥都市的红灯区、修道院内的纯男性世界、底特律的少数民族艾滋病家庭、肯尼亚的瘾君子群体、伊利诺斯州的监狱、澳大利亚北领地的蒂维人土著……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元过。熟悉人类学传统的读者会不出意料地发现,这种多元不同于传统人类学从西方视角出发“扫视”非西方,而真正变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地点纵贯五大洲,人群覆盖三教九流,研究的问题更是在在出人意表,充分展现了人类学今日的复杂格局。

  如果说,再“蛮荒”的远方也经不住人类学者脚步的丈量,那么书中频频出现在“田野”名下的西方大都会也就不足以令人惊讶。与曾经的传统一样,新西兰和澳洲土著、马来亚社会依然占据着人类学研究的一席之地,然而更引人瞩目的是,西澳公立中学里的教育管理改革问题和南澳的跨国收养问题同样荣升为人类学的“田野”关注对象,中产阶级学校里的教职工食堂和伊利诺斯州监狱的餐厅获得了与土著的草屋和乡民的场院同样的“田野”资格,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巨变的一个缩影,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本文开篇提出的“田野”二字的悖谬。

  能找到固定“田野”空间的人类学家都还算幸运,对于同样在西方都市背景下从事过田野工作的笔者而言,最让我同情的两位学者是斯图尔特•缪尔和黑谷泽。前者对澳大利亚土著“新世纪”运动的研究根本就找不到所谓“田野点”,弥散在各处的土著运动实践既可以是足不出户的“网络在线仪式”,也可以是出门一百米就到的水晶商店,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土著,却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社区中观察到后工业社会借用土著精神力量的所有形式。后者研究的则是跨国日本公司驻美雇员的妻子们的家务实践,她用流畅的文笔勾勒出了“寻找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完全吻合”的人类学倾向给她的工作带来多少沮丧:“我的‘田野’每天下午六点整结束,我们聚会的房子得转换成另一种用途:因为我们女主人疲惫的丈夫不久就会回家,期待着一顿热饭和一个宁静的夜晚……在下一次午餐聚会之前,或者又一次前往商场之前,我的‘田野’消失在空气中。”而当海市蜃楼一般的“田野”浮现时,她所做的工作仅仅是陪她们一起“玩”。后工业都市背景下人类实践的弥散性给追求“一个地点,一类人群,一种文化”的传统田野工作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不自觉的读者顺着书中十六位人类学者的视角看出去,已经所见颇丰,然而再深一层,将目光反转来细细品味这十六种视角的不同,其精彩亦毫不逊色。

  二,今日“人类学家”

  人类学的学科知识生产曾经是这样:受西方人类学训练的人类学家从发达国家出发,在欠发达国家完成田野工作后,回国用欧洲语言撰写民族志著作,即使偶有非西方人类学家入行,情形亦不少改。而在人类学知识和机构在亚非拉遍地开花的今天,人类学家的队伍构成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本书中。

  有本身就是“土著”的人类学家。作者之一瓦尔•科里克-佩斯克为了逃离民族主义带来的灾难来到澳大利亚,结果发现自己依然需要在克罗地亚裔社区中完成自己的人类学研究。身为巴纳巴人后裔的卡捷琳娜在夏威夷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寻根问祖到故国基里巴斯,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一张巨大的亲属网络之中。这种既亲切又陌生的“回归”本身就是巨大张力的源泉,更不用说身为马来西亚裔的美国学者伊达•费得泽拉在泰国的田野经历了。她生就的东南亚面孔让当地人对她一见如故,可是乡民们很快就为她连不能坐在书本上这种规矩都不懂而纳闷了——这人到底算是个Khaek(穆斯林穷人)还是Farang(有地位的西方白人)呢?“亦我亦他”的身份伴随着她的田野工作始终,结局似乎不错——至少她在离开的时候拿到了一张本地人折扣的飞机票。

  有以各种身份涉入田野的人类学家。虔诚的天主教徒迈克尔•V•安斯洛奉卡西安修道院院长之命,利用历史人类学家的专长为修道院编纂一部个人口述史;受雇于残疾人权利机构的罗素•舒特沃斯研究的题目是男性脑瘫患者的性亲密行为;苏珊和吉莉安在肯尼亚海洛因吸食者群体中开展的田野工作则隶属于奥马里项目,旨在帮助瘾君子们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人类学家被不同的老板雇佣,有些甚至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说明今日需求和应用人类学知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同时也说明学科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已经远非《写文化》时代的“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批判就可以揭示净尽,我们面对着复杂得多的情况。

  有不是人类学家的人类学家。尽管知道人类学队伍从来就不单纯,但是当卡捷琳娜爆料说,她在一次关于特罗布里恩岛的会议上坦承自己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是谁的时候,我还是被她的勇气和(曾经的)无知震惊了。而另一位在底特律黑帮的骚扰下完成了研究艾滋病患者的英雄壮举的西尔维尔•托尔尼则出身社会学和妇女研究。这样的例子还有。我建议读者千万不要错过正文后面的“作者简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田野工作者除了人类学家之外,还有广泛来源。

  有一类悬疑推理小说喜欢在叙述者的身份上做文章,读者往往到最后一分钟才发现,原来之所以会出现种种“怪事”,都是因为“我”就是罪犯。阅读《人类学家在田野》的乐趣一点也不比悬疑小说差,读者会发现,原来“他者”不算奇怪,他们对“我”的反应,亦属正常,真正奇怪的“他者”正是我们曾经认同的那个“我”。人类学破除“我执”的法门,就是这么简单。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本身就肩负着探索跨文化交流的诸种可能性的严肃使命。

  三,作为跨文化交流实验的田野工作

  如果说《写文化》标志着对人类学民族志传统的后现代式颠覆,那么《人类学家在田野》展现的则是对已经后现代了的田野实践的现象学式呈现,论深度,本书自然大大不如前者,但在趣味和提出新的问题等方面的价值,并不逊色。

  后现代社会是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异文化奇观的生产已经成为了产业,然而恰恰因为如此,人类学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被抹煞,反而更重要地被凸现出来。长时间的实地共同生活——照一种我很欣赏的说法叫“与你的研究对象一起衰老”——对于任何媒介造就的文化刻板印象,都有致命的颠覆力。与旅游和电子媒介提供的异文化体验相比,人类学田野方法可以告诉人们,与他者的遭遇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深度卷入他者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尴尬。

  希尔维尔•托尔尼告诉我们,一个白人中年妇女被拖进底层非裔美国人的街头枪战现场也是田野的一部分;对耍蛇人世界的深入参与让吉姆•波克海德在学术机构中产生了一种“他者感”;研究对象自杀则给加里•罗宾逊添加了一份不小的心理负担。正如本书序言中所说,这些尴尬和不适都是田野工作中的正常现象,而且往往孕育着创造的契机。

  我想,这种契机不仅仅属于人类学,应该也属于我们这个文化复杂性日新月异的小小的地球。对于整个人类社群来说,人类学田野工作担负的,正是探索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和谐共处的各种可能性。

  最后,本书的翻译偶有失误,例如296页把纳拉扬的一篇文章译为《当地人如何成为一位本土人类学家?》,而实际上应该是《一位“本地”人类学家到底有多“本地”?》。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三):窥私癖还是记录者

  把书中的“人类学家”或“研究者”替换成“记者”也同样适用(当然前提是深度调查记者),虽然书里有这么一段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窥私癖,跟自己鄙视的那些记者、电视台人员、猎奇者相比,我也好不到哪去(《两处地点中的田野工作》吉姆·波克海德)。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他妈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家里的沙发上喝橘子水?究竟是什么驱使着我?作为窥私者的好奇?还是作为记录者的使命感?“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说白了就是把将人本身作为研究工具,有点武侠小说里“人剑合一”的感觉。但人毕竟不是工具,永远没法停止对意义的探寻。

  我绝不是在抬高记者,很显然他们做的工作没有人类学家来得深入系统。但是两者在面对“田野”时对自身的焦虑应是相通的。

  1,局内局外的分裂

  所有的研究者此时都是双子座。参与观察需要投入和同理心,但理性又需要你自觉跳出来,当对方把你当成自己人对你掏心掏肺,你却不得不时时化身上帝或中立者。

  2,自我披露时的顾虑

  究竟披露到何种地步才是合适的?以前有一则关于鲁豫的帖子,说她每次采访别人的时候都要说自己数学不好怎样怎样。但是事实是,人际传播在最初的时候是一种交换——用自我的披露来获得对方的信任和披露。

  3,要不要继续保持的亲熟关系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亲熟关系,在研究结束之后还要不要继续保持?一方面,人生已经很拥挤了,我们常常要清理或者说清空一段时间的关系以留给下一段人生以空间。可是这样会不会给研究对象造成一种“被利用”“被抛弃”的感觉?由此造成的内疚感是必然存在的。

  另外,这其实是一本人类学家的吐槽文集,内容基本围绕田野工作中的自我认同、身份焦虑、对意义的怀疑和疲于应付之感。其实没必要翻译得这么学术体。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四):漂泊中获得永恒

  (《出版人》特稿)

  与化学家整日关在实验室面对瓶瓶罐罐的孤单不同,人类学家好比是独行者,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备尝田野的孤独寂寞,感受调查工作引起的文化冲击和心灵震荡,并且,时不时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1918年4月7日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迎来生日,寂寞无聊至极,只好在日记中发泄郁闷:“我困惑,我陷入到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之中,所有一切都被阴影笼罩,我的思想不再有自己的特征了。”

  当然,这种恍如隔世的迷糊感是人类学家登高的一把扶梯,渡河的一叶扁舟!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是马林诺夫斯基,是因为他离开了波兰和英国,到蛮荒的特里布恩德岛;波亚士之所以是波亚士,是因为他离开了美国都市生活,到印第安人的部落;费孝通之所以是费孝通,是因为他离开了家乡和学院,偕同妻子双双去了大瑶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必须要培养一种“离我远去”的能力,远离自己的生活本态,甚至与自己的文化保持距离,这才能让自己的习惯和思想暂时退让给他对一个遥远的世界的期望。

  不惜忍受旷世的寂寞,甚至人身安危,都必须到“现场”去,这出于人类学研究的需要,如果人类学家可以被视作一种职业,那么坚持做田野调查就是他们必须恪守的职业操守。19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学者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获得经验,认为殖民地那些“初民社会”的各种状况正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于是,专业的人类学从此诞生,然而,研究者们只是坐在书房的摇椅里阅读他人的民族志材料来展开研究,这其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弗雷泽,篇幅多达5000页之多的巨著《金枝》全是来自各种文献资料的堆砌和归纳。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才开始了全新的田野工作模式,他主张科学的任务是描述感觉经验,并将其当成一切论证的依据。人类学家的实验室是他们研究的社会,他们必须亲自去实地“参与观察”,并将这种亲身的见闻写成自己的科学报告——民族志。至此,以往那种粗糙和随意的调查方式宣告终结,一套尊重实践的科学标准和基本方法论在人类学这个学科领域被建立推广开来,“承认那些从未亲自对至少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何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人类学家也必须是带着七情六欲、灵感甚至是偏见进入田野的。除了严谨客观的学术报告之外,那些饱含个人情感的经历也作为辅助性手段,展现田野调查工作的全貌。

  《人类学家在田野》对此作了最生动的例证,十六位人类学家亲身前往色情场所、修道院、乡村、监狱等第一线“现场”,混入那些诸如黑帮匪徒、残疾者、海洛因吸食者等特殊“社群”中,最大程度地参与、观察、体验乃至记录,最后达到思与行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个文化杂交的混血儿,人类学家们必须遭遇痛苦和尴尬的身份模糊——一部分属于研究群体,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像闯入异域或潜入对方内部的“间谍”,同时扮演“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

  正如帕蒂•凯莉所言,“我们利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历作为一种主要的研究工具”,人类学家必须把固态的自我“带入”田野,像出镜的电视新闻记者一样宣称:此时,我就在现场。以往累积的学识、人生经验可能帮助他们游刃有余地尽快融入异化的陌生环境中,比如凯莉从小就在调酒师的父亲工作酒吧里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当她试图接近那些卖春的妓女时甚至产生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恍惚感,尽管保持中立令她心神俱疲,但仍然坚信自己“最终是站在她们一边”的。

  当然,这种富于共鸣和移情色彩的互动式体验并不意味着沉陷是被允许的,他们必须保持理性姿态,不能全情参与,必须在多元化的多重符号和关系的空间中克服混乱。同时,他们也在交互式的田野实践中接受被调查者的审视和定位,比如,伊达•费得泽拉前往泰国,其马来西亚的种族与美国的国籍为她先后换来了当地人感情色彩褒贬不一的两种称谓:farang(相当于中国充满善意的“老外”)和khaek(相当于“洋鬼子”)。

  异域对于外来者总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和防备,并且,日益增长的人群流动性,已经增大了人类学家选择一处合适的田野工作地点的难度,研究者除了要战胜专业主义、相对主义与个人价值观、情感的矛盾,还必须迎接道德伦理的拷问、多地点参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这也使得田野调查工作越来越接近于一场文化和心灵的旅行——在无休无止的漂泊中获得永恒。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五):时代各有问题,田野无处不在

  古典与现实的田野

  “雨一停,我们便在一片黑暗,多树叶的森林中前进,林中充满新鲜的味道和野生水果,像肉质厚重味道浓烈的‘简尼巴波’果,或‘瓜味拉’果,……表示那里以前曾是印第安人整理过并种过农作物的地点。……这是沼泽的河道,既无河源也无出口,里面有不少食人鱼……从这以后,我们便进入潘塔那勒心脏地区。”

  我已经很久没有再翻开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了,然而,每当我想起这本集旅行、田野、异文化于一身的名著,书中那种令人迷恋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便随着“简尼巴波”果的浓烈味道和食人鱼沼泽散发的雾气扑面而来。就这样,当“人类学家”、“田野”这两个关键词从林恩·休谟和简·穆拉克编著的《人类学家在田野——— 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以下简称《人类学家》)一书中弹出时,我几乎以为将再次嗅到相同的气味。不过事实上:“他把我介绍给市长,也是一位国家行动党党员兼妇科医生。这位市长年轻、英俊、富有魅力,他向我伸出手来,谦虚地用英语说,‘你好,我是市长。’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我即将要在这样一个城市,一个由一位年轻、英俊、右翼的妇科医生所领导的城市中,开始研究政府规制下的妓院了。”

  上世纪4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抵达南美时,那是一个“民族志方兴未艾、对异国风情浪漫追求,满怀天真热情的年代”。而今天,曾经与丛林、印第安人和奇风异俗为伍的人类学家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研究对象,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性工作者、残障人士、中学改革者、克罗地亚中产阶级移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耍蛇人、地下经济网络中的毒贩、监狱中的囚犯、跨国企业高级干部……等等这些看起来不那么神秘以及能激发想象的人群。还好,在研究性工作者遭遇潜在的“尴尬”之前,幸运的话,还有机会遇到一位“年轻、英俊、右翼”的妇科医生兼市长。

  变迁与多样的田野

  本书的15位撰稿人分别从一个自身经历过的“田野调查”地点,通过对田野本身和研究对象的描述与反思,向我们展示了21世纪在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田野。

  如果说20世纪或是更早的人类学家更多时候是在“探险”——— 前往丛林或海岛,记录“文明”社会未知的文化和生活——— 为的是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渴望,对遥远异族的猎奇心理。那么今天的人类学家研究的“性工作者、残障人士……地下经济网络中的毒贩、监狱中的囚犯”的意义何在?这是今天的人类学家最经常需要回应和解答的问题。

  答案是: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问题,通过对田野调查对象的描述,帮助人们了解、认清、分析、解决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写成《江村经济》,是因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短暂繁荣期的世界经济,给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变迁的动力,如何通过对变革中农村社会的分析,找到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是费先生在“江村”田野中试图回答的问题。同样,20世纪80年代的费孝通,开始关注“小城镇”建设,这又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他的田野调查不再局限一村一地,关心的问题也随着时代“与时俱进”。

  那么《人类学家》一书中提供的15个个案,讲述了15个田野故事,就不仅仅是人类学家自身的喜好和经历,更像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无论是土地问题冲突中的性工作者、收养孤儿家庭的父母、试图满足性需求的残障者、监狱的看守与囚犯、自杀的太平洋岛民、肯尼亚的毒贩等等,都不是被类型化或标签化的孤立群体,而是每时每刻变化世界中的一个有机组成,尽管许多时候,这些游离于中产阶级生活的视域之外,但是这些同样是今天我们身处社会中时刻发生并挑战我们道德秩序的现象。既然我们的社会——— 经济过程是这些关于贫困、痛苦,以及伦理问题的源头,那么21世纪的人类学家就有责任将这些困惑作为新的田野地点。

  “我们吃人类学家”

  我曾在西北某个小城市做过短时期的田野工作,那个城市以众多的清真寺和恢宏的拱北(著名阿訇的墓地)而著称。我当时需要进入一座拱北,与某位在世的“老人家”交谈。尽管之前有过在朋友陪同下进入的经验,但作为一个在以汉文化为主流地区成长的人,当我第一次需要独自面对陌生的人群,进入陌生的“田野”场景时,总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幸好,每次我都能遇到善良而好客的朋友,许多朋友给予我的友谊延续至今。

  不过在多数人眼里,人类学家只是过来拿了信息就跑的过眼浮云。《人类学家》就提到,至少在毛利人眼中,人类学家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问围着一把空椅子的人们我是否能加入他们。他们问道:‘你是人类学家吗?’我说我不是,虽然不确定但还算诚实,他们于是用一个玩笑欢迎我:‘那就好,因为我们吃人类学家。’在这次有趣的吃饭过程之中和之后,他们让我意识到他们对那些‘研究完就走’的研究者敌意有多深:他们是访问者,会问许多问题,获准参加那些本来是不允许参加的仪式和私人生活,然后就离开去写书,为自己赢得声誉和前程。而这些参与观察者以前的主人通常什么也得不到。更糟的是,一些主人发现自己被这些‘专家’们剥夺了很多权利,因为专家们回来会宣称自己对该社群及其实践活动‘真实性’拥有权威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是当地人会丧失更多的土地、财产和知识。”

  人类学家究竟该如何做田野,不但出于职业声望的角度,甚至从个人生命安危的角度,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曾经有位在菲律宾猎头民族中进行田野的人类学家威廉·琼斯就是因为当地人“未及时将他的物质文化藏品送往低地,令他极度受挫。心急火燎,恶言辱骂伊隆戈同伴,随后还威胁要把一个老人送进监狱”。于是,当地人没有开玩笑要“吃掉”他,而是真的猎了他的头。

  故事毕竟是久远的传说,对人类学家而言,个人沟通技巧与为人处世之道,也是重要的专业技能,也是全身而退的法门,毕竟满怀壮志要在黑帮地盘上研究地下经济,并试图了解边缘人群的人类学家似乎并不罕见。

  “民族志磨坊里的谷物”

  尽管大多数时候,人类学家以科学家自居,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个人,各种感受的交织,情感的触动免不了影响研究的结果。不过,不要紧,承认这种“沮丧、尴尬、疲倦和窘迫”并不是一件太糟的事情,而且越来越被看作是田野叙述中,一个有益的维度。虽然“许多人仍然相信,充满焦虑的‘忏悔故事’的个人化田野叙述,存在损害民族志工作有效性的风险”,但是,“如果一定要谈到田野工作中的负面经历,这些经历通常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是民族志磨坊里的谷物。”

  现在,通过《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15个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有关21世纪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困惑与反思。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他们一直努力向我们讲述无处不在的生活,与生活其间的人们。

  张经纬

  □人类学家,上海

  版次:GB04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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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六):田野工作中的深入与抽离

  说到人类学,我第一次遇到这个词似乎是和高中的学霸同桌说到,她说中大有读人类学的师姐,不知道怎么说自己的专业,可能也和现在的我一样,说不出建筑学位何物。当时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并不放在心上。我来到大学听了一场一位人类学老师的讲座,讲述他在调查围龙屋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最迷人的还要数他说在祠堂保卫时各个利益团体之间亦敌亦友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客观的中间人的调查者的尴尬处境。

  我觉得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用多个案例很清楚地阐释了这种奇妙的关系,主要是在探讨民族志者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扮演的角色,这些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建构的新的角色新的身份对他们研究课题的推动与阻碍,以及他们的社会身份在研究中的影响等等。

  我现在看了一半,我就挑我记得比较牢的文章来写一下,虽然编选的文章都具有某种代表性,但我这个毕竟是个人的理解,也带了很多倾向,所以不会面面观,也是因为阅历不足,只能就着学者们写出的文章来评议,会有些偏颇。

  第一篇就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墨西哥“银河地带”——一个卖淫的地方,通过作者的介绍,这个一个有非在野党的政党执政的一块地,这块地历史上原是上一执政党与农民签订的私下条约不做农业用地而用来开发的,“银河地带”的发展政府很重视,特别是在之后农民想要回这块地的时候,政府加大宣传力度,为里面的工作人员有做了不少好事。作者的叙述让我很清楚地看到她本人在银河地带中与健康站工作人员、妓女、嫖客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当局势变化,渐渐“银河地带”里的人变成为统一战线时,又转换成作者与农民、政府和里面的人的关系。前者更多涉及道德、隐瞒、保密等在银河地带内外的两种角色扮演时带来的尴尬,在作为专业人学科要求的忠实记录和个人情感倾向之间的矛盾,以及因为过于接近妓女群体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健康站工作人员的疏离和伦理道德上的轻蔑。在矛盾转化之后,作者因为不得不去对“银河地带”的存在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它的未卜的命运做一些尝试努力的时候,要和三方甚至更多方打交道,面临着同样的在介入过深,交好的人情和面临越来越难的保持中立态度的处境,但最后作者的那句,她是站在妓女的一边的我就不太理解了……似乎是选择了最弱势的群体,最后做了一个道德上的选择,研究终止于此。我想作者对于自己这种并不和谐的身份抑或是角色扮演甚至是真情投入,都有讲述到重构一个新的自我,深入交谈和抽离观察叙述的困难,在做这样的研究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做关于自己的研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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