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读后感精选10篇
《工蜂》是一本由廉思 编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工蜂》读后感(一)：三年磨一剑，给大学的礼
这个时代，出书比印书快。
小时候总是会被爸妈教育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蜜蜂神马的，然后心里就在憧憬说做一个老师是有多伟大。
再长大一点就开始憧憬大学。从雅典学院到穿着袍子（毕业服而非魔法学院=-=）的潇洒......
大学了，由于长相悲剧地停留在了高一再无改变，因此对于"大学生”的荣誉待遇也并没有享受过几次......
只是教授们，各有各的故事。
立志有朝一日出书写传，写这个时代的老师，写我的大学。
今日，却有一本“倚天剑”横空出世，了了朕多年心愿。
再见我的大学！
我的老师，您可还好？
《工蜂》读后感(二)：一个曾经做过大师梦的人的悔过
这本书披露的还浅，有点小儿科。只是描述事实与现状，没有讲原因和解决办法及今后的趋势。这本书要求你看清自己所处的现实，自己所站的那块地方，自己的双脚到底是踏在华山之巅，还是插在虫蛭叮咬的淤泥沼泽之中，就像黑客帝国中场景。知识分子通常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丰满，而现实骨感。我也想飞，但我怕睁开眼跌下来，痛。只能匍匐着，苟且着，坚强的活在真实中。知识分子睁开眼吧！
首先说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决定投身于一个领域时，这个领域首先要有一个大大的市场，也就是说要有潜力，和投资差不多。比如，是开普勒的老师（名字忘记了）辛辛苦苦一辈子夜观天象的积累，留下了无数的观察资料，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任何行星运行的规律。开普勒在老师死后，接手了这些资料，经过努力发现了开普勒三定律。一般人上过高中的都知道开普勒，谁又知道他的老师。之后，牛顿才根据开普勒三定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牛顿生在柏拉图的时代，热爱物理学，投身于此，估计不会有相应的成就。除非他改行，进入柏拉图的学园。为何在柏拉图时代不会产生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学科的准备不足，学科的发展阶段。当时物理学才从哲学中分出来，没有潜力。顺便再说，爱因斯坦为何如此伟大。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后半期新的天文观测和对原子核内部的观察，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理论困境，彭加勒，黎曼等前人积聚的思绪，就没有相对论。有没有与爱因斯坦的睿智与创造力同一数量级甚至更高的人投身于别的当时没有潜力领域（比如当时的生物学）？有，很多，但都湮没了，他们无声无息的过了一辈子。。。世界是现实的，现实是冰冷残酷的！如果你说我喜爱某个领域，我认为能将这个学科如何如何。。。这只是你个人的选择，是你个人的小环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反思能力的人必然不会全然羡慕别人，因为成功大多归于运气，也即是大环境。需要的大环境条件一个也不能少，再加上个人偏执狂般的小小的毕生努力，就成功了。
其次再说说中国的现实与现世。发端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到如今30年了。当初邓小平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如今更多提到的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始终遵循着循序渐进和由易到难。我的理解就是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不管事物是否一定按这样的顺序发展，反正中共领导人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可以举印度为反例，印度的工农业很烂，信息产业发达，最大民主国家）。这样做也很有道理：人吃饱了，才想着方便与舒适，用用洋火呀，买的布料掉不掉色呀，之后才有存的钱贬不贬值，航空母舰，自己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等等。顺序是钱从农业流向工业，由工业流向服务业，之后高新技术产业，之后文化创意产业。重点由经济逐渐转向制度，最后形成新的文化。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工业化即将完成（2020年完成），未来十年将用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做强提升工业。从现在之后的30-50年，我们要重复日本60-80年代的路，把别人的技术拿过来进行改进做出新的产业来。“工蜂”上230页的高铁就是这个意思。这有赖于西方会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施舍给我们技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高级技工，知识分子是缺席的。甚至直到现在日本的诺贝尔奖也不多，更不要说各领域大规模的创新人才出现了，这只有在美国出现。以上不是上党课，有了这个铺垫，就可以说说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学。在这样的现实与现世下，我们该如何行动作为？“工蜂”中281页有52.7%的青年教师第一认同“自由”，其实对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自由，毋宁死”。美国说有4种基本自由——“freedom from want ,freedom from fear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religion .”——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其实还有建立在这4钟自由之上的自由——“freedom to be one’s best”。可以分别从这5个方面考量中国。哪一个领域空间大一些，更加自由，是未来中国的蓝海？是经济！经济领域在中国是唯一的自由。钱，人，十八大后的制度都往经济领域汇聚，其他领域，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全部未动，全部靠边，全部哀鸣，全部没有一个适当的大环境和必要条件。全部是打酱油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改革的前沿，其他上层建筑未动。哪一个职业未来最有前途？老板！面对中国到处是2-3倍的利润，连老外也不远万里也来赚钱了。连门口买早点的也是一半以上的利润。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只有10%-20%）那知识分子会问何处安放我们的理想？人应有切合实际的理想，否则就是幻想。现在直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要想在高校中仰望星空，做出在历史中记得住的成果，是小概率事件，几乎不可能。人只有一辈子，最重要也就二三十年，与其追求小概率事件而痛苦万分，不如承认现实，转换身份，从儒生到儒商。非常想知道复兴集团的郭广昌92年考过GRE又放弃去美国并用出国的钱办公司是怎样的眼光和魄力。
最后请教一下关于国学。我一直认为中国哲学是穷人或农民的哲学，西方哲学是贵族或老板的哲学，穷人想具有老板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反之亦然。各自的哲学是分别建立在各自的生活环境，经济基础上的。问题是在农民致富变成老板后，为啥还要装成农民的所思所想，如此不忘本？中国现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就是穷人变富人的过程，为啥还要抱残守缺。好，你说中国文化中有有益成分，不能失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可这是800年后中国完成现代化并充分实践西方文明之后的事。（从这个意义上，全盘西化加速了国学的回归，但一定是全盘西化持续800年之后）1难道等你研究出来，样样照做就好的吗？2能否研究出来；研究出来黄花菜凉了；3设计好照做不就成了波普尔的敌人了吗？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我们中国在思维中还延续着计划经济的“计划”二字。包括在人才培养上，在科学项目立项上，因为我们是农民。而我们现在是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年代，仅仅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就需要100年，社会问题千头万绪，时间急迫。一个快饿死的人，是不会计较给他的包子有没有营养丰富的木耳作为点缀，而自由人权，公平公正，民主法治才是救人的包子呀。不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为中国文化就足够伟大，能够引领世界了。5000年的历史已经充分给予机会检验过了，始终处于停滞与循环，没有进步。
最后我点评一下“工蜂”书中的东西。281页图1-60,说明知识分子不懂政治和经济，需要好好补充凤凰卫视和CCTV2的内容。对世界没有一个框架。254-255页的图1-27和图1-28，再加上337页说部分女教师认为只需讲课，无需科研。我嘞个去，我算知道我这种人为何考不上研了，这关乎选拔机制。中国的考试是科举，科举也考能力，知识能力是死的，但有思想的人是活的。撇去分数，知识分子已不是中国社会中称得上优秀的一群人了。另外，230-231页和298页（理念人）的内容很好。还有书前那个外教说的work horse 。他说的不能靠知识分子读懂中国。
《工蜂》读后感(三)：也许因为熟悉，所以没有惊喜
还有两页就要读完，可合上书，却很难回顾出鲜活的面孔。高校教师的困境无外乎：考核不合理（惟论文论）；晋升论资排辈；行政事务多。当然本书还是极力把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这一点突出来描述，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掩卷后仍然没有一件事涌上心头。书中没哪位老师为民情愿，多作为围观群众而已。其实这不难理解，作为体制内的人，高校教师谨小慎微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这本书很好读，基本上就是一个个人物小品，文笔流畅没的说，人物形象并没有立住。所以不禁想，这是不是高校青年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困境，通过此种方式证实而已呢。可这种描述本身的影响力度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半部分，明显有了内参的意味，短小精干的4字语，明显通俗易懂的论述还是彰显了人大人写内参的功力。
至于对几位老一辈高等教育耕耘者的访谈，明显也是怀恋80年代的架势，也并没有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都推崇同行评议制度，可在中国未能推行，原因何在，是否能够破解，却再无论述。
总之整部书给人的感觉，不像论文像新闻。
《工蜂》读后感(四)：很差钱是大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问题很多。从教学、硕博士生培养到学术研究各个环节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几乎每隔一年半载都会有一个热点事件冒出来引起整个社会广泛的讨论。问题背后的原因很多。例如： 历史原因——文革对高等教育的破坏直接导致高等人才匮乏，教授整体水平偏低；体制原因——高校不独立，党团体系严重干涉高校各种事物。和其他原因相比，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不一定是最根本，但一定很重要的。这个原因是青年教师很差钱。
与现在的教授相比人们对民国时期的教授抱有更多的敬意，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耿介之风。 像刘文典飞踹蒋介石，傅斯年弹劾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这种知识分子的风气，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高校独立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 民国教授充足的薪金保证了即使不阿谀任何权贵也可以保持有尊严的生活。例如，胡适1917年给母亲的信中称自己的月薪有280元，租18个房间的四合院只需要25元。相比与普通劳动者，胡适的薪水高出数十倍。具体一点，和当时毛图书管理员的8元的月薪相比，胡适的月薪高出了30倍之多。
反观现在年轻教师，月薪（北京）只有3000~5000元。考虑到家庭和将来的孩子这点钱基本上是不够花的。 为了增加收入，年轻教师只能在外兼职或者依赖于大教授手头的项目。导致的结果，或者是降低了年轻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投入，或者是降低了年轻教师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而且匪夷所思的报销制度以及傲慢的行政官僚也进一步耗费了年轻教师的精力与心力，并且经常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相比之下，美国助理教授境况要好很多。平均来说助理教授的年薪大约有8万美金，是美国人均收入的2倍，和工业界的博士起步薪金基本持平。不仅如此，为了鼓励助理教授能够开展独立的科研课题。系里一般会给年轻的助理教授提供实验室和研究的启动资金。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为当年成功应聘助理教授的施一公提供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工作空间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基金。
相比于美国的助理教授，中国的年轻讲师另一个劣势是不能带学生。只有到副教授才能带研究能力有限的硕士生。升为教授并且成为博导之后才有资格带博士生。这样的制度安排严重限制了年轻教师开展独立研究工作的能力。当然了，对于缺钱缺项目的年轻教师来说，即使能够带学生，也很难找到经费为学生做研究提供支持。
薪资和经费不足可能还会导致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逆向选择。一般来说国外的优秀留学都希望能够在国外的高校中获得教职，如果拿不到教职，退而求其次，他们会选择在国外大公司的研究所工作。 真正能力很强，选择国内高校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很少。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薪金低、缺乏独立研究的经费与资源。这个不利因素会导致招聘进来的年轻教师整体水平偏低，也就意味着十几年之后教授的整体水平偏低。一方面低水平的学术环境很难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另外一方面二流的人才也很难招到一流的人才，甚至会阻碍一流的人才的进入，最终导致人才的逆向选择。
虽然有很多负面因素，大学教师的整体科研与教学的水平仍然在逐渐提高。基于生活和研究中的有限观察，平均而言，年轻的老师相比于老一辈的教授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略胜一筹，研究能力更强，对各种新思想也更加包容。 同时高校的改革也在逐渐推进。中南大学近期进行了更为侧重科研的改革。在新的制度中，讲师可以专心科研不需要上课，而且只要有项目支持讲师可以带学生。改革成效如何值得关注。 另有一消息说国家计划大幅提升高校教师薪资水平，同时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消息是否可靠笔者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真的能够成功推行，定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产生明显的助力。
泱泱中国13亿人口，论聪明与勤奋的人口数量，当冠之全球。 长期来看中国定然会出现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与学术大师。希望这一天能尽快到来。
《工蜂》读后感(五)：主题吸引人，内容一般
从图书馆借了书，花了一个上午看完了。
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不过书中的探讨深度不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内容是对青年教师的调查报告，看书里说原来的报告很长，但是他们为了通俗易懂和避免透露敏感内容只发布出了一部分。
剩下的部分包括对某些青年教师的访谈和某些名人对该问题的探讨。那些名人探讨的部分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些内容貌似网上都找得到。而对青年教师的访谈部分感觉质量不高，没有问到一些具体的个人问题，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例如你对中国梦看法的问题。另外，据说还有一篇访谈直接是抄袭的。
不过对于关心这个主题的人来说这本书还是必读的。
《工蜂》读后感(六)：还是一推
一推，为廉思团队耗时三年所付出的一切；二推，为此书所提出的另一个我们熟悉却不熟知的群体；三推，为书中的对话录，前辈们的今昔对照与对现实的思考非常值得一读，是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就像蚁族一书出来后，不少人也批评调研的不规范，但高校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全然不因这点受到影响。
对于这一类书，我想更多的当是鼓励，至少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关注数据。在学术上，恐是囿于诸多现实条件，才没有达到专业人士追求的严谨与规范。力求则已。
深访和报告的重要性，暂且不论，个人觉得对话部分是难能可贵的突破。
时下烂书真的越来越多了，这种费尽心力去做的书，会在假以时日突现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工蜂》读后感(七)：左根永：中国高等教育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2016年，学术不端问题不断涌现。国际期刊不断撤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通报了很多学术造假行为，澎湃新闻也按期报道了上海某著名高校抄袭天津某著名高校博士论文的事情。这些论文都是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有的甚至间隔三年以上，也就是说所谓的博士或硕士论文查重只是一种说法，而不是一种作法。
出版于2012年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第二篇“知名人士访谈”中有人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书中一位老师感叹“中国高校是很多人理想的破灭之地。你进去时很有理想，出来时就没了”。我毕业时，很多同学也感叹再也不读书了，后来工作后也确实如此，他们一年也不会看一本人文社科的书，而只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挣钱。可见，一个制度的破坏作用莫大于此。
与此同时，中国发表SCI学术论文数量已经连续六年位列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化学、物理、生命科学在全世界已经有一定地位。这也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底气宣布中国已经到达世界科学的边缘。 这里面唯一值得质疑的是有多少优秀的学术成果是中国本土培育出来的，而不是借助留学人员的外脑制造的。
上述逻辑，和宁波、晋江崛起的过程惊人类似。都是从销售假货，一步一步走到创造品牌；都是向国外借智慧，通过与国外合资或合作发展自己。但是，真正优秀的人全职回到中国的还非常少。正如本书中被访者施一公所说，2012年左右，在美国华人留学人才中最优秀的人全职回国的还不到1%。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敬而远之。
而中国本土的高校教师则正享受着这种体制，被这种体制激励，很多高校教师偷机取巧，甚至学术造假，一步一步登顶，而又会在一瞬间从高空跌落。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对某些人是最好的时代，对另一些人则是最坏的时代，而感觉是最好时代的人在某一刻又会变成最坏的时代，最好与最坏之间变化非常之快。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一，学院科研承包责任制，挣工分成为高校教师的唯一选择。财政部给高校拨款主要看的是科研水平，而学校给学院拨款也是主要按科研水平算分。许纪霖说：“这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赚取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而本科教学最好的西南联大时代，据本书被访者陈平原所说，主要原因是“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教授们没有办法做高深的研究。尤其是理科教授，有学问，但无法做科研，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养学生身上”。另外，和那个时代也有关系，在抗日战争大后方，没有钱做科研，能够支持抗日的方式也就剩下教学了。
其二，人才项目多，并且这些人才项目直接和学术资源挂钩。据本书被访者刘道玉所说：“20世纪80年代只有评职称没有评名师，没有评劳动模范，也没有评各种以山水命名的学者的做法”。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种人才项目开始增多，学者竞争的目标开始向人才项目靠拢。而这种竞争往往是学术人脉、科研能力的综合竞争，一旦竞争成功，就有可能在某个学术研究领域垄断学术资源。一旦这种局面形成，他们就希望跟随自己的人按自己的思路做事，而不是去创新。正如本书被访者萧功秦所说：“你越是有创造力，在这个体制中就越有可能在边缘上”。
其三，科研经费分配不均，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正如本书所说：“今天的投入不是钱少的问题，是体制不好，滥用钱，而且坏的体制把人的品质也搞坏了”。但是台湾的科研体系这些问题比较少。本书被访者许纪霖说台湾科研体制“可以让学者自由申报课题，没有主导，它鼓励你自由做研究，最后交一篇六七万字的论文。它你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足以做研究，足够适当的出差或是买书。他们更灵活，更有弹性，同时没有那么严格的管理，最后你发表时只要注明是谁资助的就可以了。这让学人感到被尊重——我以我的能力申请到这个课题，然后我也对这个课题负责，我得到了尊重，我最后成果展现出来，让学术界去评价”。我将这段话发到微博后，马上有网友提出了反对意见“其实台湾学术课题申请和管理机制，也很官僚，很磨人。唯一好点的地方就是劳务费比例较高，可以养一两个研究助理。至于买书，我校是老师研究计划买了，之后归学校图书馆的，研究计划用书只能让你保管到计划结束”。
其四，人才遴选基本上是论文和课题定胜负，而不是考察其真正的学术能力。本书中朱锡庆和施一公都提到了国外发达国家会看论文，但是不像中国这么看论文，面试评价应聘者的scholarship（学术成就）远比期刊论文重要，就像武侠中的高手过招，只有过了招，才知道谁厉害。朱锡庆重点提到：现在西方一流的大学，像哈佛，要评教授，它不要论文，只要工作报告就可以了。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根据你写的文章数量、文章刊在什么刊物上来评这个教授呢？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教授而相信别人、相信其他编辑呢？”书中也提到：“哈贝马斯评教授时，论文是草稿，好像没正式出版。但是同行专家评议认为他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开拓性，所以准予其晋升教授”。朱锡庆指出美国只所以出现高校看学术刊物，是因为这些学校主要是二流学校，学术水平不行，不容易评判研究者的学术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军人到高校读大学，毕业生增多，很多留到高校当老师，老师人数大增，二流学校不得不通过学术刊物来筛选人才。张五常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并且张五常就是因为诺斯主导的同行评议，在没有学术文章的情况下被评上正教授，并且对华盛顿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不是他回香港工作，甚至可能产生经济学的华盛顿学派。
其五，职称评聘名额制，矛盾的导火索。陈平原提到中国职称晋升是名额制，不是评审制，并且评价标准重点看论文，不重点借助同行评议，这是不尊重同行评议意见、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其一，名额制即指标下到单位，单位决定分配，受人情、利益交换影响大，很可能晋升成功的人不是靠学术能力。这种制度单位间是断裂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单位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在一个单位是讲师的人会发现他的师弟、师妹已经在另一个单位已经是副教授或教授，并且成果还比他差。其二，评审制则是只要有本事就申请，然后全世界找专家评审，晋升成功留下，晋升失败走人。这种制度可以将人才放到市场上比较，出现学术能力差的人走到能力好的人前面的可能性会降低。遗憾的是中国的职称晋升是名额制和非升即走的混合型。
其六，不读书，缺少人文关怀，学术和道德底线逐渐丧失。在上述制度下，人的投机性将被激励。因为人群中一部分人不管什么时候，都选择做好人；另一部分人不管什么时候，都选择做坏人；而大部分人是看情况行事。还有这种筛选机制，把真正的学者有可能挡在了门外，而吸引了大量容易变坏的人进入高校教师队伍。再加上大部分高校教师不读书，据这本书的调查，2.4%的青年都是一年内没有读过课外书，43.9%的老师所读书目在10本以下，一个不进行知识结构更新，不思考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来，可想而知。像潜规则女同学、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在高校都有发生。正如陈平原所说：“真正可怕的是，明知它不好、不对，却因为现实利益而强迫自己屈就它、依附它，这对年轻人的心灵伤害很大”。刘道玉指出：“学术造假就是源于政策的错误导向，当然，这也有个人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是不当这个学者，我也不能造假。但是现在都是为了适应这个东西造假”。
其七，研究生毕业要求发表论文，学术造成的根源。财政部考核高校，高校考核学院，学院考核导师，导师最后就拿毕业要求研究生。高校为了增加科研成果数量，也就把查重形式化，但是“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抄袭问题就来了。其实，国外大学博士毕业，部分学科必须答辩完才可以发表论文。也就是先对成果进行质量控制后，再才可以影响读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是将质量控制的责任转嫁给了期刊杂志以及查重。另外，师生关系变成了老板和雇员、奴隶主和奴隶、皇帝和嫔妃的关系，一切都是交易，而不是智慧的生产。萧功秦带学生的方式不太可能出现了。萧功秦说：“整整三年，研究生每两个星期一定要到我家里来和我谈一次，我最多是八个研究生一起带的，每个人把在两个星期里面思考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这也会刺激我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我就会和像你谈话一样讲出我的观点来，其他研究生也一样，在我谈过之后也会讲出他们新的想法”。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隐患很大。高校已经变成名利场和斗牛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尤其师生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多少人将付出血的代价，有多少人将成为发展的炮灰，有多少人能够保留本心一直走下去。最后，让我们重温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工蜂》读后感(八)：又翻工蜂
因为某大，因为安全，工蜂选择低调出世。这本描绘所有人小时候“最尊敬的人”的书已经不在热销之列。
廉思曾经满怀信心的说过：工蜂不是一本畅销书，但是一本长销书。对于一个梦想用笔杆子圈点当代中国的一小撮人。有这样的淡定难能可贵。
只是这个时代都在挣扎，于是描绘挣扎的人海中若干挣扎的群体便显得颇为痛苦。当事者痛苦，观者又酸，以其为顾影自怜。
个中滋味，点滴在心头。
曾经信誓旦旦说要且行且彳亍，也说要守望中国、守望当代，而今，改革之代，惟拔剑四顾，说句：手中有书，心中有笔，万事不惧。
礼！
《工蜂》读后感(九)：【声明】关于《工蜂》一书利用本人博客及其他信息编造访谈个案的声明
关于《工蜂》一书利用本人博客及其他信息编造访谈个案的声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冯仕政
近日，本人发现，廉思先生主编的《工蜂》（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版）一书在关于大学青年教师“陈文宇”的访谈个案（见该书第40-51页，个案作者署名“迟祥”）中，多处引用本人博客中记述的故事和言论，穿凿附会本人工作和授课中的有关场景，涉嫌损害本人的名誉，侵害本人的知识产权。为此，本人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从未接受包括该书在内的任何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处境的访谈。书中“陈文宇”接受“访谈”时的若干言论系该书撷取本人的博客拼凑而成；“陈文宇”的若干行状虽与本人工作和授课的若干场景高度相似，但也是该书根据本人博客中的有关信息穿凿附会的结果，中间掺有不少臆想和夸张的成分。
二、书中“陈文宇”的若干言论（尤其是那些“语录”）绝非本人所言；书中访谈者与“陈文宇”的对话问答之事也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本人从未接受这样的问答，也未出台过这样的“语录”。
三、本人一向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但该书给本人造成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即，该书对我博客内容和工作场景的“利用”，会误导读者以为“陈文宇”就是我。但基于客观事实，我不可能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对我的形象和自尊是一个极大的污辱。而如果我为了息事宁人而违心地承认这一点，我将不得不面临相应而来的第二个困境，即，我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抄袭《工蜂》！因为我书后记中也引用了我自己的博客（见我书第293-294页），所引部分恰与《工蜂》一书抄袭的部分高度重合，而《工蜂》一书的出版时间在我书之前。也就是说，《工蜂》一书逼得我，要么承认我就是“陈文宇”，要么承认我抄袭了“陈文宇”。基于客观事实，这两者都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我别无选择，必须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四、我与《工蜂》一书作者及研究团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既是为了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想借此机会促进学界自我反省，以期提升学术道德，净化学术环境，推动学术繁荣。根据科学研究的规范，所谓“个案访谈”，不同于塑造文学形象或小说人物，必须保证资料的真实，杜绝任何编造、抄袭和欺骗。近年来，社会学的访谈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所采用，但编造或骗取访谈资料的事时有发生，在学界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恶劣。此种形势倘不加以制止，中国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将不断地沉沦下去。我相信，对于我的这一立场，廉思先生一定赞成。因为他曾在《工蜂》一书的后记中表明心迹：在学术追求中要始终坚持“尊上，不唯上；读书，不唯书；求实，不唯实”的态度（参见该书第347-348页）。而“求实”，正是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做个案访谈，必须遵循的科学精神。
五、鉴于“陈文宇”个案的传播极为广泛，很多网站甚至专门摘出这一个案，放在显著位置作为《工蜂》一书的卖点，我希望廉思先生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消除该个案的传播已经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
六、鉴于目前已经是“群众媒体”时代，群众的反应对事件的走向及后果影响极大。为了回应舆论可能产生的疑问，下面本人将从三个方面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说明：
（一）事实与证据
《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访谈”可以分成言论和事迹两个部分来考证。
1、关于“陈文宇”的言论
在《工蜂》一书中，“陈文宇”的不少言论出自我的博客。为了便于阅读，在正文中，我只列出我相关博客的链接，而相关博客的全文则作为附录列于文末，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比对。这些文字我曾发给一些朋友看过，除了有新浪博客的网页证据之外，我还有邮件证据和人证。
之一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我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感觉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工蜂》第45页）
“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工蜂》第45页）
“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呢。”（《工蜂》第45页）
“学者啊，就像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能当学者，就看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压力。”（《工蜂》第45页）
之二
“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工蜂》第46页）
“这样的课题[指很不喜欢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地‘吃狗屎’。”（《工蜂》第46页）
然而，让《工蜂》一书没想到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一书在后记中也全文引用了这篇题为《开心才能开窍》的博客，只是应编辑要求，对其中有关“狗屎”的字句做了改动。而让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言论已经被《工蜂》一书发表，并且变成了“陈文宇”的言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如果以两书在出版时间上的先后而论，读者一定会认为是我抄袭了“陈文宇”，但这完全不是事实。
之三
之四
该书还附有“陈文宇”的语录20条。（《工蜂》第49-50页）
由于书中成段成句地引用我的博客作为“陈文宇”的言论，读者一定会以为这些“语录”就是我的言论。事实上，这些语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知道它们所从何来。尽管其中一些“语录”与我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意思相近，但既然不是我的原话，就不能称为我的“语录”。尤其是，其中不少“语录”既无思想，亦无文采，甚至可以说愚不可及，连我自己看了都莫名其妙，不得其解，怎么可能是我说的？
之五
该书中说，“陈文宇”因为反感学生做“挑战杯”太功利和浮躁而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没有想到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功利了。在学生面前，我的帮助总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意味。学生参加‘挑战杯’越来越不是为了挑战自己的学术水平，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那个奖杯，为了让自己在今后的保研中加分，能够在找工作时让简历更光鲜一点。我可不喜欢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工蜂》第44页）
之六
《工蜂》书中还附有一个与“陈文宇”对谈的“问与答”。（《工蜂》第50-51页）
这一部分也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提问，也从未进行过这样的回答。有趣的是，“问与答”部分的最后一段甚至探讨了“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概念是在2012年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次讲话之后才广泛流行的，而该书的版权页显示，该书出版于2012年9月。也就是说，该书作者与“陈文宇”早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梦”问题，政治眼光让人佩服。而我本人，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从未注意到“中国梦”问题，尽管把“陈文宇”附会到我头上可以增加我的政治光环，但基于做人做事的诚实，我仍然只能说，“陈文宇”再高级，也与我没有关系。
除上述内容之外，书中还有很多“陈文宇”的言论，都与我没有关系。为免声明的内容过于琐碎，恕不一一列举。
2、关于“陈文宇”的事迹
书中还列述了“陈文宇”的若干事迹，有的是我的课堂场景，有的系根据我博客中透露的信息改编而成，有的则与我完全没有关系。
之一
该书以参与观察者的视角描绘了一幅“陈文宇”与学生围绕“挑战杯”展开对峙和对话的场景。（《工蜂》第41-42页）
之二
该书中有记，“陈文宇”曾在《社会运动》课程上因为学生作业不努力而勃然大怒，然后中断正常课程安排，专门讲一次“怎样写论文”。（《工蜂》第43-44页）
这部分记述基本属实。我在2011年春季曾为研究生开设《社会运动研究专题》，并有一个与“陈文宇”个案的作者“迟祥”同名的学生选修了该课程。课堂上确曾发生上述情节，但该书的细节记述不够准确，那些打引号的话也不是我的原话。但念因其属事后追记，这点疏失可以原谅。对上述情景，上过该课的学生应该都还记得。我在人大的课程基本都在秋季，春季只有这么一门课程，且只给研究生开，此后两年我都未再开设这一课程。我把这个场景揽到自己头上，谅不会有人说我是掠人之美，自作多情地对号入座。因为中国大学里开设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的教师极少，再加上上述情节要吻合，除我之外有第二人的可能性极小。
之三
该书中又记，“陈文宇”曾因对某课题很烦，不得已对付交差，结果被主持人痛骂一顿，后来因为心情转好，又较快较好地完成了。（《工蜂》第44-46页）
我怎么知道上述情景是作者根据《开心才能开窍》一文编造的？因为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甚至引用了我博客中的原话，比如：“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又有别的事来相忙”、“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代为完成”，等等，只不过为了连贯而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之四
书中还讲了一个“陈文宇”去某电视台做节目，在现场辩论中大胜，却在最终播出的节目中被剪辑得“大败”的故事。（《工蜂》第46-48页）
也许有人会说，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你凭什么说“陈文宇”的故事就是在附会你？原因仍然如上，那就是，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直接从我《媒体的权力》一文中摘录了大段文字。比如，“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你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经过电视台的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节目中的陈文宇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的谴责之下，他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的谴责”、“辩论之初，拥护他的人还很少，连被电视台划为和他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他已成为大多数了。他当时颇有自得之色”，等等。只不过有的地方为了照顾上下文，作者将我博客原文中的人称代词由“我”改成了“他”。
之五
该书中又讲到，“陈文宇”曾被一些政府部门邀请去参加维稳方面的会议，然后描述了参加会议的种种情形。（《工蜂》第48-49页）
其中涉及的种种情形我不知是真是假，但与我本人毫无关系。我确曾在一些场合抱怨过政府部门对政策建议的要求太急功近利，过分强调可操作性，但文中提到的参加“平安城市”和“3111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会议、领导将“陈文宇”留下喝茶并耐心请教、上班途中看着校门口的摄像头“哑然失笑”等事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我甚至不知道“3111工程”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些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我之所以还要在这里辩白，是因为上面“之一”到“之四”描述的事迹与我的事迹如此相像，以至于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里“之五”也会说的是我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之六
该书中讲到，“陈文宇”所在单位受一些地方政府邀请去总结该地“发展模式”，单位领导想拉“陈文宇”进入课题组，这让很“陈文宇”很纠结。（《工蜂》第49页）
《工蜂》中还有一些“陈文宇”的事迹，同样，为了避免声明的内容过于琐碎计，恕不一一辨正。
综上所述，《工蜂》一书中的“陈文宇”，是利用我博客中的文字和信息，以及我工作和生活中的若干场景，再加上作者的想像和道听途说拼凑、编造而成的。书中关于“陈文宇”的描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足以以假乱真，以真乱假，从而误导读者，让读者以为我就是“陈文宇”。但这完全不是事实。而如果我否认自己是“陈文宇”，又会面临“抄袭”《工蜂》一书的指控。基于上述事实和证据，读者可以明鉴：我既不是“陈文宇”，我也没有抄袭“陈文宇”。相反，是“陈文宇”编造和抄袭我。
（二）事实的发生与发现
我与《工蜂》一书的主编廉思先生认识已有一些年头。他在进行“蚁族”研究时曾向我询问过一些意见。这一点他在《蚁族》一书中曾有提及。但对他的“工蜂”研究，我则只通过间接渠道有所耳闻，因为曾有学生就是否参加他的“工蜂”课题组来咨询我的意见。因此，直到11月5日那个发现之前，我对《工蜂》一书的出版及内容完全不知情。为了写这个声明，我才不得不买了一本《工蜂》，以便查明事实和证据。
在我的印象中，大约一两年前，确曾有学生试图就大学青年教师的处境问题对我进行访谈，但我没有接受。碍于情面而勉强交谈几句的情况也许是有的，但接受正式的访谈则绝对没有。否则，最后整理出来的“访谈”资料绝不会大段摘录我的博客，也不会出现那么多错讹以及与我无关的情节。相反，另一些事实则表明作者很可能是蓄意编造：《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简介称，他“2001年毕业于Q大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Q大政治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运动”。而我呢，同样是2001年毕业留校任教，但不是“Q大哲学系”，而是人大（也许可以称为“R大”）社会学系。与“陈文宇”一样，我的研究方向也是社会运动，我的专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可以为证。我当副教授的时间与“陈文宇”当副教授的时间也对得上。此外，我的本科毕业于人大哲学系。如果“陈文宇”本科也是学哲学的，那也对上了。总而言之，书中的“陈文宇”与我有同，也有异，有欲掩弥彰之嫌。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作者造假时的心理纠结——既不能太编造，也不能不编造，左支右绌之下，只好闪烁其辞。
可这位作者还是露出了破绽：第一，在国内，社会运动尚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以致专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我基本都认识；第二，基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学科特点，从事该领域的主要是社会学者，外加少数政治学者，再考虑到中国该领域的学者本来就极少的情况，像“陈文宇”那样哲学系毕业而专门从事社会运动研究并开设相关课程的学者，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有。谓予不信，大家可以根据《工蜂》一书提供的个人信息搜一搜，能否在中国大学里找到这样的学者？如果找到了，那么“陈文宇”就是我和这位学者的“合成”；如果找不到，则“陈文宇”纯属编造。不管是哪种情况，从科学规范来说，都属于编造，是绝不允许的。
也许有人说，这是作者故意变乱“陈文宇”的个人信息，以便保护他的隐私。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首先，作为社会学规范，为了保护隐私，“访谈”材料可以模糊一些信息，但绝对不能编造信息，尤其是不能像《工蜂》一书编造访谈对象的简历这样，编造会影响读者理解社会实质的信息；其次，如果要保护“陈文宇”的隐私，将其就职的大学化名为“Q大”已经足够，或者更彻底一点，干脆不交待他毕业和就职的专业，同样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为了保护隐私而编造访谈对象的简历，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违背科学规范。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也曾有学生交给我一份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的调查问卷让我填写，我只是在这个学生的一再催促下，碍于情面而勉强应付了一下。那个调查问卷是结构式问卷，开放题很少，因此，即使按照我填写的问卷，也不可能出现“陈文宇”个案中的那么多内容。
（三）我是想借机炒作自己吗？
据闻，《工蜂》一书的主编廉思先生此前已因《蚁族》一书而声名大震。因此，可能有人怀疑，我是不是想借廉思先生大名来炒作自己。在这个争相出名的时代，人们有这种怀疑，我完全理解。但如果怀疑我也是这样的人，则是大错特错了。与“陈文宇”一样，我也是2001年博士毕业后入职的。在参加工作的这十几年中，出名的机会不敢说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2007年，曾有记者引用我一篇专业论文中的材料去“攻击”河南省南街村，部分维护南街村的网民误以为我与该记者沆瀣一气，愤怒地对我进行“人肉搜索”。一时间，黑云压城，多家国内外媒体要求采访，也有朋友“建议”我借机炒作，但我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在此事中我“比窦娥还冤”，但为了避免卷入媒体纷争而影响清静，我坚持未在媒体上辩白一句，以致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该记者的同党。事实上，我从未接受过这位记者的采访。关于此事的细节，可参见我书《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第295-296页。这一“网事”在网上还留有痕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检索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信访，以及社会运动与革命，都是社会热门话题，平时要求采访的记者也不少。早年我对上媒体颇有兴趣，但也因此而对某些媒体滥用手中权力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的作风体会甚深——我那篇被《工蜂》引用的博客《媒体的权力》着重谈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我逐渐对媒体敬而远之。大约自2007年以后，除2012年因轻信某家媒体的操守而接受过一次采访外，我拒绝了所有采访，包括上某著名电视台当所谓“评论员”的机会。从我的博客中，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媒体的上述态度。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这一立场，我的朋友和学生，特别是上过我课的学生都知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想出名，我有的是机会，完全不必借“陈文宇”一事来炒作。在这件事上，这个声明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和证据，今后除非极为必要的澄清，我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与廉思认识，为何不与他私下沟通，而非要诉诸公论？这样做，似乎有悖人情。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周公尚且恐惧流言，我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对外界的此类质疑何尝没有深深的顾虑？是否要发这么一个公开的声明，我确曾沉吟良久。事实上，我与廉思先生虽然谈不上深交，但也没有任何过节和利益纷争。我之所以最终仍决定诉诸公论，是因为：
第一，这个事情已无私下挽回的余地。如声明开篇第三条所述，《工蜂》一书已经陷我于两难困境，除去公开声明，我已经别无选择。如果我选择私相授受，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无异于埋下一个颗“不定时炸弹”——没准儿哪一天，人们真的以为我就是“陈文宇”，拿“陈文宇”的种种言论和事迹来想像我和取笑我——当然，即使“陈文宇”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很高大，我也不想攀附之。也没准儿哪一天，人们会根据我书中有关文字与“陈文宇”言论的相似性，而怀疑我剽窃了“陈文宇”。如果不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万一发生上面任何一种情况，我又向谁说理去？为了消除这颗“不定时炸弹”，我只能以公理超越私情，发这么一个声明。事实上，我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就在我的博客《我对“自己”大开眼界》发表后第二天，就有一名叫“嘿_马甲客”的读者留言说：“我扫过这本书，看了‘陈文宇’这章节的。。。今天之前，还一直以为访谈过您呢。。。”
第二，我自认为是一个很顾及他人感受而愿意作出牺牲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有点担心，万一有人前来说项，我会扛不住压力而让步，最终导致自己学术生涯上的这个“不定时炸弹”不能及时清除，留下一个长期隐患。这对一个非常珍惜名誉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前景。名誉对学者如同生命，没有理由要求我牺牲它。
第三，以往学界的一些纠纷，事实和证据都呈现在“前台”，即使当事人不公开揭露，其中的因果关系、是非正误和权益归属依然是清楚的。与此不同，在此案中，很多事实和证据隐藏在“后台”，除当事双方之外，其他人很难通过呈现在“前台”的证据发现事实真相，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并且，由于这些证据处于“后台”，知晓的范围很窄，因此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失。这迫使我不得不通过公开声明把“后台”的东西呈现在“前台”，一方面可以揭示真相，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存证据。
第四，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小题大作，不说也没人知道，自然也不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事实上，于公于私，都不能说我在小题大作。于私，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前途面临风险，没有人会对已经呈现在面前的风险无动于衷。如果我现在不及时阐明真相，待到年久日深，证据灭失，万一有事时，我想说也说不清楚了。于公，当今中国社会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害之烈有目共睹，良善之士莫不深恶痛绝，难道对学术造假就应该网开一面？公开《工蜂》的上述问题，在保护我本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能有力地促进《工蜂》研究团队及其他学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严谨。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我愿与廉思先生共勉之！
2013年11月8日
附：我的相关博客
文中提到的另外两篇博客，一篇是《课结束了》，只有一句话，在文中已经全文呈现，故不再列入附录；另一篇博客《真和谐》，只有一张照片，无文字，亦不列入。
开心才能开窍
(2011-01-05 16:27:49)
有一课题，从一年多前就被催着完成。暑期曾下定决心完成它，无奈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一天又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蹉跎过去了。前段时间，又被催。当时不但没心情，而且又有别的事来相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代为完成。“成果”倒是交出来了，但质量实在太差，课题主持人看完初稿之后，把我痛骂一顿，要我在指定时间内改出来。回家之后，埋头苦干。说也奇怪，进展居然出奇的顺利。更奇怪的是，后来写的东西，并不是从头原创，其实就是我在暑假中已经想得很清楚，但没有心情写下去的东西。现在心情好了（虽然挨了痛批，但并不影响心情，一则主持人大度，不会记我的仇；二则鄙人有自信，不怕完不成），居然一写一个准儿。你不知道，我在暑假中干这活儿有多恶心：很多意思明明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就是不愿落笔；即使落笔，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文笔如此枯涩过——把文字倒腾来倒腾去，居然连一个很简单的意思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许有人认为是我的脑瓜子不开窍，但我自己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当时不开心。因为不开心，所以不开窍。现在开心了，脑瓜子也就开窍了。
我早就认识到自己这一点：如果心情不好，连带智商都降低！所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可怜的是，大学老师并不是那么自由，常常得主动地或被动地接一些自己不那么喜欢，甚至很不喜欢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坏了心情，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没法做了。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地或主动地“吃狗屎”。
科学研究是一个高度脑力性的活动。我们的脑袋，既受智力的支配，也受情绪的支配。因此，首先要开心，然后才能开窍。现在大学体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搞研究得有真感情
(2011-01-05 20:08:10)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都愿意做，并常常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为了完成那些不喜欢的课题而耗费的“交易成本”，往往比“生产成本”本身要高出数倍、数十倍。什么是“交易成本”呢？就是因为心理上反感、厌烦，迟迟进入不了角色而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为了克服心理障碍，说服自己接受这桩“交易”而发生的成本，故称“交易成本”。而“生产成本”，则是进行搜集资料、研究、写作等创造成果的工作而直接耗费的成本。要完成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往往先得厌烦个十天半月，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耗神得很。这个课题不想做，受其牵制，其他课题也做不了。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哗哗地流走了。但真要逼急了，动起手来，三天、五天也就完成了。常常被人嘲笑说：“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他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喔。
教授常常被当机器使，一会儿做这个课题，一会儿做那个课题，似乎人就是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毕竟人毕竟有性情的，是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当然，也有一些教授，似乎对课题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和感情，什么课题都能做。我真佩服这样的“多面手”，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理性”和“冷静”。但我一直很怀疑，对研究只投入智力而不投入感情的人，能把课题做好吗？
媒体的权力
(2010-12-29 08:54:29)
现在常常有人说，媒体是所谓“第四权力”，名列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之后。不仅如此，更其甚者，似乎媒体天然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前三种权力都有腐败和滥用的危险，而“第四权力”则似乎对此有天然的免疫力。是这样吗？有先贤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导致腐败。诸种权力之中，独“第四权力”能逃出这一定律？
曾经接触过几次电视，是在国内外，至少是在国内非常、非常、非常有影响的电视台。接触几次后，我决定再也不上媒体了。原因无他，我发现，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你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被人家裁剪是多么的没意思，更何况我不是靠媒体注意力获取生存的人，从此就坚拒上媒体了，尤其是电视。
话说那一次，电视让我去做嘉宾，讨论在风景区“乱刻乱划”应不应该入罪的问题。起因是当时一位无锡还是常州的老人，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一不小心得到机会到台湾旅游了一趟，兴奋之余在景区的岩石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结果被媒体按图索骥找到了本尊。节目采用辩论形式，每方二人。我是反对入罪的。我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学原理：文化差异。我的大意是说，在景区乱刻乱画固然不对，但不要把这种“不对”绝对化，而要注意到文化差异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即，有些人所谓“在景区乱刻乱画”并不是因为道德败坏，蓄意破坏公物，而实在是因为见识有限，囿于自己的“亚文化”，没有意识到这样刻画有什么不对。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缺乏见识的弱势群体。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治人以罪，未免太严苛了，并且效果未必好。因为他们本来是好人，只是缺乏见识，现在一不小心居然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可以相见，因为这个标签，他们今后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白眼，难以在社会常轨中生活，想不做坏人都难了。我自认为，承认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观点！但在现场，遭到反方嘉宾基于“道德正义”的猛烈抨击。我当然也不示弱，举若干例子以示义：在中国，公共草坪一般是不让踩的，踩草坪是缺德的表现，但在美国，草坪就是让人踩的，很多地方，政府还专门在草坪上建了一些设施，供烧烤之用。基于这种文化差异，美国人到中国来，踩草坪时一定不觉得内心有什么歉疚。对方反驳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少，草坪踩不死；中国人多，大家都踩，草坪会坏的。我说，这就对了，你要知道，一切规范的合理性和效果都是有限度的，越过这个限度，一切合理的就会变成不合理的，有用的就会变成没用的。现在把一切“乱刻乱画”都治之以罪，就是不顾文化差异形成的规范及其效果的合理边界，把一个规范的合理性和效果绝对化了。
其实，大家想想这个道理。不说远了，在中国的古时候，景区是可以“乱刻乱画”的，崔颢的千古绝唱《黄鹤楼》就是直接写在黄鹤楼的白壁上嘛。在当时，也不是只有名人诗人才有“乱刻乱画”的权利，也有“不自觉”的俗人“乱刻乱画”的。我曾经看过两首讽刺这种俗人的“诗”，道是：“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所以顶住了。”又云：“虽未曾见诗人面，想必诗人丈二长。若非诗人长丈二，如何放屁上高墙？”都是把“不自觉”的“俗人”题诗讥为放屁。
再说说现在农村。你到农村瞧一瞧，哪家哪户的墙面不是被刷上大大的标语或广告？广告也许花钱向农户买了墙面，但那些宣传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的标语是绝对没有花钱买的。连产权很明晰的住家的墙面，都可以“乱刻乱画”，何况产权不明晰的景区岩石、墙壁呢？在这种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农民自然不觉得“乱刻乱画”有什么不对。
我不是鼓励“乱刻乱画”，而是主张轻易不要罪不罪。既然很多此类行为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那么，在旅游过程中多加教育、多加提示，让那些局限于自己亚文化的人打开眼界，了解一下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可以了。他们本来不是坏人，只要多加教育、多加提示，他们是不会去“犯罪”的。不教而诛，政之大忌也。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主张入罪的论调难道不是“不教而诛”吗？古时候那些俗人乱刻乱画也只是被讥笑一番，也没有入罪嘛。
辩论之初，拥护我的人还是很少的，连被电视台划为和我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我已成为大多数了。我当时颇有自得之色。但节目播出时，我才发现，经过电视台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的裁剪，我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地谴责之下，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地谴责。我的一位同事也看到了这个节目，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评价我说：“咱们XX太老实。”呵呵，谢谢她的婉转。我很“老实”吗？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经过媒体的塑造，我发现自己确实很“老实”。
后来，该台另外一个节目找我好几次，说是绝对不会剪裁你的观点，只会“放大”你的观点，每个嘉宾都至少有20分钟的发言时间。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也不去了。
憋杀出头鸟
(2011-01-06 04:20:21)
人人做学问，都想做出头。所谓“出头”，就是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声望。那些从芸芸学者中做出了头的人，就是其中的“出头鸟”。当上“出头鸟”，当然有好处，毕竟声名远播，可以较其他人以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多的资源，不亦快哉？但“出头鸟”也有风险。对于这种风险，鲁迅以前指出过两种：捧杀与棒杀。“棒杀”是因为树大招风。同样一个观点，没出名时，你说一说，不过是个人独白；而一旦出了名，就不同了，你的话就有了“社会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你一棒打杀。这是“棒杀”。而“捧杀”呢，则要高明一些，它是在旁边给你喝彩，让你非常得意、非常高兴，于是更加卖命的演出，结果把自己累死了。就像一匹马，被跑道两旁的欢呼所感染，越跑越起劲，最终用力过猛，口吐白沫，死了。“棒杀”是比较野蛮的做法，只要智力没问题，就能洞察其奸；“捧杀”则比较隐蔽，非有火眼金睛，难以识别；即使识别了，非有非凡定力，也难以自持。
除了上面这两种，这里讲讲第三种：憋杀。近闻某单位接受某地方政府的邀请，前去总结该地的“发展模式”。该单位领导自然不可能亲自去总结，必须组织一帮教授去。为了表示重视，同时也为了展现该单位的实力，自然得物色一些名教授，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的。那些被选中的名教授呢，既然领导找到你，说明领导欣赏你，你当然不能不识抬举。但真要做呢，这个课题还真是愁死人：或者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或者不符合自己的专长，或者不符合自己的观点，或者不符合自己的时间安排，……，总之是有一大堆不对劲。做还是不做？做吧，不对劲；不做吧，开罪领导，还想不想活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面是悬崖，后面有老虎，岂不枉将他憋杀也么哥！
出头，好还是不好呢？
蚂蚁的力量
(2011-01-22 19:09:24)
开一个博客，不是为了吸引“粉丝”，而是为了寻得一个手段，方便随录所见所想。昨天看一个博客，说他一段时间没上博客，过段时间再上时，接到网站的通知：你的某篇博文因为有某种嫌疑，已经被删除了，抱歉。我闻言大惊，原来博客作为一种存储手段也不是那么可靠，于是赶紧将已经完成的博文备份到自己的电脑上。备完份后，同样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零零碎碎地，我居然已经写了三万余字。而我开通博客不过月余，中间还有十天左右因事离开北京没写。算下来，平均每天产量在1500－2000字之间。这个产量和总量都是我开通博客之初和写作博客之中没有意料到的。我不得不感叹坚持的力量。就像蚂蚁，每次工作的产出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只要坚持下去，积以时日，一定有成。但现在的社会，从上到下，太急功近利了，总想大干快上，不肯踏踏实实地于细枝末节处下功夫，结果欲速则不达，大干快上变成了瞎折腾。
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从教育部到学校甚至鼓励本科生做科研，推出的“挑战杯”、“大学生创新计划”等工程，在大学里掀起一阵阵热潮。被热潮卷到的，不仅有学生，而且有老师。我也不能幸免，总有很多学生要求你做指导。开始我是很乐意的，但最近一两年有点意兴阑珊了。因为大量的学生做“挑战杯”之类的科研，不是为了锻炼自己、提高能力，而孜孜于那个奖杯，以便今后保研时能够加分、找工作时能够简历光鲜一点，因而总想投机取巧，不肯下苦功夫，或害怕失败，不敢闯、不敢试，或对老师的指导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样的学生见得多了，我指导他们做研究的热情也就慢慢地冷却了。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总是劝他们不要总以奖杯为念，而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扎扎实实做点事情，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自己能够从失败学到什么。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我也很失望。失望的眼神见得多了，我也就不想再去自讨没趣了，还是退避三舍的好。
这个老师水平不高
（2011-01-02 07:03:24）
常有学生来找我指导论文。我总是对学生说，你得自己先做起来，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吃苦，只有你通过亲自实践，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老师才能针对具体问题做更具体的指导，毕竟你研究的问题，老师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因此开始只能给一些原则性意见，不要指望一上来老师给你一幅地图，你照着这幅地图走下去，就胜利地到达彼岸了。可有学生就不是这样思考，总希望老师授以锦囊妙计，他不用动脑子，只要依计而行就可以了；一听老师做原则性指导，没有提供操作性意见，他们就不耐烦，就很失望，认为这个老师水平不高，是在敷衍他。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就像厨师指导学徒做菜，开始当然只能讲一些原则；只有学徒亲自实践，把菜做出来了，他才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哪儿火候不到，哪儿颜色不对，等等。怎么可能这个厨师上来一通讲，学徒依言一一行去，就炒出一个好菜来？可是总有学生怕把菜炒坏了，希望老师讲得更具体点。可是，不针对一个具体的菜，老师怎么讲得具体？学徒如果不亲自炒个出菜来让老厨师对着讲，老厨师当然只能原则性地讲；在这个阶段，即使讲得再具体，学徒仍然会听得云里雾里，照样炒坏菜。话又说回来，不炒过一些坏菜，怎么可能炒出好菜？炒坏菜是从学徒变成一个好厨师必须付出的成本，导师只能尽可能降低这个成本，而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个成本。可惜，就是有学生希望老师能够把这个成本完全消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说老师水平不高。
《工蜂》读后感(十)：冯仕政：关于《工蜂》一书利用本人博客及其他信息编造访谈个案的声明
关于《工蜂》一书利用本人博客及其他信息编造访谈个案的声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冯仕政
近日，本人发现，廉思先生主编的《工蜂》（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版）一书在关于大学青年教师“陈文宇”的访谈个案（见该书第40-51页，个案作者署名“迟祥”）中，多处引用本人博客中记述的故事和言论，穿凿附会本人工作和授课中的有关场景，涉嫌损害本人的名誉，侵害本人的知识产权。为此，本人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从未接受包括该书在内的任何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处境的访谈。书中“陈文宇”接受“访谈”时的若干言论系该书撷取本人的博客拼凑而成；“陈文宇”的若干行状虽与本人工作和授课的若干场景高度相似，但也是该书根据本人博客中的有关信息穿凿附会的结果，中间掺有不少臆想和夸张的成分。
二、书中“陈文宇”的若干言论（尤其是那些“语录”）绝非本人所言；书中访谈者与“陈文宇”的对话问答之事也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本人从未接受这样的问答，也未出台过这样的“语录”。
三、本人一向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但该书给本人造成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即，该书对我博客内容和工作场景的“利用”，会误导读者以为“陈文宇”就是我。但基于客观事实，我不可能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对我的形象和自尊是一个极大的污辱。而如果我为了息事宁人而违心地承认这一点，我将不得不面临相应而来的第二个困境，即，我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抄袭《工蜂》！因为我书后记中也引用了我自己的博客（见我书第293-294页），所引部分恰与《工蜂》一书抄袭的部分高度重合，而《工蜂》一书的出版时间在我书之前。也就是说，《工蜂》一书逼得我，要么承认我就是“陈文宇”，要么承认我抄袭了“陈文宇”。基于客观事实，这两者都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我别无选择，必须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四、我与《工蜂》一书作者及研究团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既是为了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想借此机会促进学界自我反省，以期提升学术道德，净化学术环境，推动学术繁荣。根据科学研究的规范，所谓“个案访谈”，不同于塑造文学形象或小说人物，必须保证资料的真实，杜绝任何编造、抄袭和欺骗。近年来，社会学的访谈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所采用，但编造或骗取访谈资料的事时有发生，在学界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恶劣。此种形势倘不加以制止，中国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将不断地沉沦下去。我相信，对于我的这一立场，廉思先生一定赞成。因为他曾在《工蜂》一书的后记中表明心迹：在学术追求中要始终坚持“尊上，不唯上；读书，不唯书；求实，不唯实”的态度（参见该书第347-348页）。而“求实”，正是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做个案访谈，必须遵循的科学精神。
五、鉴于“陈文宇”个案的传播极为广泛，很多网站甚至专门摘出这一个案，放在显著位置作为《工蜂》一书的卖点，我希望廉思先生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消除该个案的传播已经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
六、鉴于目前已经是“群众媒体”时代，群众的反应对事件的走向及后果影响极大。为了回应舆论可能产生的疑问，下面本人将从三个方面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说明：
（一）事实与证据
《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访谈”可以分成言论和事迹两个部分来考证。
1、关于“陈文宇”的言论
在《工蜂》一书中，“陈文宇”的不少言论出自我的博客。为了便于阅读，在正文中，我只列出我相关博客的链接，而相关博客的全文则作为附录列于文末，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比对。这些文字我曾发给一些朋友看过，除了有新浪博客的网页证据之外，我还有邮件证据和人证。
之一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我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感觉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工蜂》第45页）
“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工蜂》第45页）
“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呢。”（《工蜂》第45页）
“学者啊，就像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能当学者，就看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压力。”（《工蜂》第45页）
之二
“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工蜂》第46页）
“这样的课题[指很不喜欢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地‘吃狗屎’。”（《工蜂》第46页）
然而，让《工蜂》一书没想到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一书在后记中也全文引用了这篇题为《开心才能开窍》的博客，只是应编辑要求，对其中有关“狗屎”的字句做了改动。而让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言论已经被《工蜂》一书发表，并且变成了“陈文宇”的言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如果以两书在出版时间上的先后而论，读者一定会认为是我抄袭了“陈文宇”，但这完全不是事实。
之三
之四
该书还附有“陈文宇”的语录20条。（《工蜂》第49-50页）
由于书中成段成句地引用我的博客作为“陈文宇”的言论，读者一定会以为这些“语录”就是我的言论。事实上，这些语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知道它们所从何来。尽管其中一些“语录”与我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意思相近，但既然不是我的原话，就不能称为我的“语录”。尤其是，其中不少“语录”既无思想，亦无文采，甚至可以说愚不可及，连我自己看了都莫名其妙，不得其解，怎么可能是我说的？
之五
该书中说，“陈文宇”因为反感学生做“挑战杯”太功利和浮躁而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没有想到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功利了。在学生面前，我的帮助总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意味。学生参加‘挑战杯’越来越不是为了挑战自己的学术水平，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那个奖杯，为了让自己在今后的保研中加分，能够在找工作时让简历更光鲜一点。我可不喜欢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工蜂》第44页）
之六
《工蜂》书中还附有一个与“陈文宇”对谈的“问与答”。（《工蜂》第50-51页）
这一部分也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提问，也从未进行过这样的回答。有趣的是，“问与答”部分的最后一段甚至探讨了“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概念是在2012年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次讲话之后才广泛流行的，而该书的版权页显示，该书出版于2012年9月。也就是说，该书作者与“陈文宇”早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梦”问题，政治眼光让人佩服。而我本人，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从未注意到“中国梦”问题，尽管把“陈文宇”附会到我头上可以增加我的政治光环，但基于做人做事的诚实，我仍然只能说，“陈文宇”再高级，也与我没有关系。
除上述内容之外，书中还有很多“陈文宇”的言论，都与我没有关系。为免声明的内容过于琐碎，恕不一一列举。
2、关于“陈文宇”的事迹
书中还列述了“陈文宇”的若干事迹，有的是我的课堂场景，有的系根据我博客中透露的信息改编而成，有的则与我完全没有关系。
之一
该书以参与观察者的视角描绘了一幅“陈文宇”与学生围绕“挑战杯”展开对峙和对话的场景。（《工蜂》第41-42页）
之二
该书中有记，“陈文宇”曾在《社会运动》课程上因为学生作业不努力而勃然大怒，然后中断正常课程安排，专门讲一次“怎样写论文”。（《工蜂》第43-44页）
这部分记述基本属实。我在2011年春季曾为研究生开设《社会运动研究专题》，并有一个与“陈文宇”个案的作者“迟祥”同名的学生选修了该课程。课堂上确曾发生上述情节，但该书的细节记述不够准确，那些打引号的话也不是我的原话。但念因其属事后追记，这点疏失可以原谅。对上述情景，上过该课的学生应该都还记得。我在人大的课程基本都在秋季，春季只有这么一门课程，且只给研究生开，此后两年我都未再开设这一课程。我把这个场景揽到自己头上，谅不会有人说我是掠人之美，自作多情地对号入座。因为中国大学里开设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的教师极少，再加上上述情节要吻合，除我之外有第二人的可能性极小。
之三
该书中又记，“陈文宇”曾因对某课题很烦，不得已对付交差，结果被主持人痛骂一顿，后来因为心情转好，又较快较好地完成了。（《工蜂》第44-46页）
我怎么知道上述情景是作者根据《开心才能开窍》一文编造的？因为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甚至引用了我博客中的原话，比如：“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又有别的事来相忙”、“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代为完成”，等等，只不过为了连贯而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之四
书中还讲了一个“陈文宇”去某电视台做节目，在现场辩论中大胜，却在最终播出的节目中被剪辑得“大败”的故事。（《工蜂》第46-48页）
也许有人会说，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你凭什么说“陈文宇”的故事就是在附会你？原因仍然如上，那就是，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直接从我《媒体的权力》一文中摘录了大段文字。比如，“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你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经过电视台的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节目中的陈文宇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的谴责之下，他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的谴责”、“辩论之初，拥护他的人还很少，连被电视台划为和他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他已成为大多数了。他当时颇有自得之色”，等等。只不过有的地方为了照顾上下文，作者将我博客原文中的人称代词由“我”改成了“他”。
之五
该书中又讲到，“陈文宇”曾被一些政府部门邀请去参加维稳方面的会议，然后描述了参加会议的种种情形。（《工蜂》第48-49页）
其中涉及的种种情形我不知是真是假，但与我本人毫无关系。我确曾在一些场合抱怨过政府部门对政策建议的要求太急功近利，过分强调可操作性，但文中提到的参加“平安城市”和“3111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会议、领导将“陈文宇”留下喝茶并耐心请教、上班途中看着校门口的摄像头“哑然失笑”等事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我甚至不知道“3111工程”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些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我之所以还要在这里辩白，是因为上面“之一”到“之四”描述的事迹与我的事迹如此相像，以至于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里“之五”也会说的是我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之六
该书中讲到，“陈文宇”所在单位受一些地方政府邀请去总结该地“发展模式”，单位领导想拉“陈文宇”进入课题组，这让很“陈文宇”很纠结。（《工蜂》第49页）
《工蜂》中还有一些“陈文宇”的事迹，同样，为了避免声明的内容过于琐碎计，恕不一一辨正。
综上所述，《工蜂》一书中的“陈文宇”，是利用我博客中的文字和信息，以及我工作和生活中的若干场景，再加上作者的想像和道听途说拼凑、编造而成的。书中关于“陈文宇”的描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足以以假乱真，以真乱假，从而误导读者，让读者以为我就是“陈文宇”。但这完全不是事实。而如果我否认自己是“陈文宇”，又会面临“抄袭”《工蜂》一书的指控。基于上述事实和证据，读者可以明鉴：我既不是“陈文宇”，我也没有抄袭“陈文宇”。相反，是“陈文宇”编造和抄袭我。
（二）事实的发生与发现
我与《工蜂》一书的主编廉思先生认识已有一些年头。他在进行“蚁族”研究时曾向我询问过一些意见。这一点他在《蚁族》一书中曾有提及。但对他的“工蜂”研究，我则只通过间接渠道有所耳闻，因为曾有学生就是否参加他的“工蜂”课题组来咨询我的意见。因此，直到11月5日那个发现之前，我对《工蜂》一书的出版及内容完全不知情。为了写这个声明，我才不得不买了一本《工蜂》，以便查明事实和证据。
在我的印象中，大约一两年前，确曾有学生试图就大学青年教师的处境问题对我进行访谈，但我没有接受。碍于情面而勉强交谈几句的情况也许是有的，但接受正式的访谈则绝对没有。否则，最后整理出来的“访谈”资料绝不会大段摘录我的博客，也不会出现那么多错讹以及与我无关的情节。相反，另一些事实则表明作者很可能是蓄意编造：《工蜂》一书关于“陈文宇”的简介称，他“2001年毕业于Q大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Q大政治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运动”。而我呢，同样是2001年毕业留校任教，但不是“Q大哲学系”，而是人大（也许可以称为“R大”）社会学系。与“陈文宇”一样，我的研究方向也是社会运动，我的专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可以为证。我当副教授的时间与“陈文宇”当副教授的时间也对得上。此外，我的本科毕业于人大哲学系。如果“陈文宇”本科也是学哲学的，那也对上了。总而言之，书中的“陈文宇”与我有同，也有异，有欲掩弥彰之嫌。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作者造假时的心理纠结——既不能太编造，也不能不编造，左支右绌之下，只好闪烁其辞。
可这位作者还是露出了破绽：第一，在国内，社会运动尚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以致专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我基本都认识；第二，基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学科特点，从事该领域的主要是社会学者，外加少数政治学者，再考虑到中国该领域的学者本来就极少的情况，像“陈文宇”那样哲学系毕业而专门从事社会运动研究并开设相关课程的学者，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有。谓予不信，大家可以根据《工蜂》一书提供的个人信息搜一搜，能否在中国大学里找到这样的学者？如果找到了，那么“陈文宇”就是我和这位学者的“合成”；如果找不到，则“陈文宇”纯属编造。不管是哪种情况，从科学规范来说，都属于编造，是绝不允许的。
也许有人说，这是作者故意变乱“陈文宇”的个人信息，以便保护他的隐私。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首先，作为社会学规范，为了保护隐私，“访谈”材料可以模糊一些信息，但绝对不能编造信息，尤其是不能像《工蜂》一书编造访谈对象的简历这样，编造会影响读者理解社会实质的信息；其次，如果要保护“陈文宇”的隐私，将其就职的大学化名为“Q大”已经足够，或者更彻底一点，干脆不交待他毕业和就职的专业，同样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为了保护隐私而编造访谈对象的简历，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违背科学规范。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也曾有学生交给我一份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的调查问卷让我填写，我只是在这个学生的一再催促下，碍于情面而勉强应付了一下。那个调查问卷是结构式问卷，开放题很少，因此，即使按照我填写的问卷，也不可能出现“陈文宇”个案中的那么多内容。
（三）我是想借机炒作自己吗？
据闻，《工蜂》一书的主编廉思先生此前已因《蚁族》一书而声名大震。因此，可能有人怀疑，我是不是想借廉思先生大名来炒作自己。在这个争相出名的时代，人们有这种怀疑，我完全理解。但如果怀疑我也是这样的人，则是大错特错了。与“陈文宇”一样，我也是2001年博士毕业后入职的。在参加工作的这十几年中，出名的机会不敢说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2007年，曾有记者引用我一篇专业论文中的材料去“攻击”河南省南街村，部分维护南街村的网民误以为我与该记者沆瀣一气，愤怒地对我进行“人肉搜索”。一时间，黑云压城，多家国内外媒体要求采访，也有朋友“建议”我借机炒作，但我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在此事中我“比窦娥还冤”，但为了避免卷入媒体纷争而影响清静，我坚持未在媒体上辩白一句，以致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该记者的同党。事实上，我从未接受过这位记者的采访。关于此事的细节，可参见我书《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第295-296页。这一“网事”在网上还留有痕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检索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信访，以及社会运动与革命，都是社会热门话题，平时要求采访的记者也不少。早年我对上媒体颇有兴趣，但也因此而对某些媒体滥用手中权力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的作风体会甚深——我那篇被《工蜂》引用的博客《媒体的权力》着重谈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我逐渐对媒体敬而远之。大约自2007年以后，除2012年因轻信某家媒体的操守而接受过一次采访外，我拒绝了所有采访，包括上某著名电视台当所谓“评论员”的机会。从我的博客中，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媒体的上述态度。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这一立场，我的朋友和学生，特别是上过我课的学生都知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想出名，我有的是机会，完全不必借“陈文宇”一事来炒作。在这件事上，这个声明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和证据，今后除非极为必要的澄清，我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与廉思认识，为何不与他私下沟通，而非要诉诸公论？这样做，似乎有悖人情。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周公尚且恐惧流言，我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对外界的此类质疑何尝没有深深的顾虑？是否要发这么一个公开的声明，我确曾沉吟良久。事实上，我与廉思先生虽然谈不上深交，但也没有任何过节和利益纷争。我之所以最终仍决定诉诸公论，是因为：
第一，这个事情已无私下挽回的余地。如声明开篇第三条所述，《工蜂》一书已经陷我于两难困境，除去公开声明，我已经别无选择。如果我选择私相授受，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无异于埋下一个颗“不定时炸弹”——没准儿哪一天，人们真的以为我就是“陈文宇”，拿“陈文宇”的种种言论和事迹来想像我和取笑我——当然，即使“陈文宇”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很高大，我也不想攀附之。也没准儿哪一天，人们会根据我书中有关文字与“陈文宇”言论的相似性，而怀疑我剽窃了“陈文宇”。如果不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万一发生上面任何一种情况，我又向谁说理去？为了消除这颗“不定时炸弹”，我只能以公理超越私情，发这么一个声明。事实上，我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就在我的博客《我对“自己”大开眼界》发表后第二天，就有一名叫“嘿_马甲客”的读者留言说：“我扫过这本书，看了‘陈文宇’这章节的。。。今天之前，还一直以为访谈过您呢。。。”
第二，我自认为是一个很顾及他人感受而愿意作出牺牲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有点担心，万一有人前来说项，我会扛不住压力而让步，最终导致自己学术生涯上的这个“不定时炸弹”不能及时清除，留下一个长期隐患。这对一个非常珍惜名誉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前景。名誉对学者如同生命，没有理由要求我牺牲它。
第三，以往学界的一些纠纷，事实和证据都呈现在“前台”，即使当事人不公开揭露，其中的因果关系、是非正误和权益归属依然是清楚的。与此不同，在此案中，很多事实和证据隐藏在“后台”，除当事双方之外，其他人很难通过呈现在“前台”的证据发现事实真相，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并且，由于这些证据处于“后台”，知晓的范围很窄，因此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失。这迫使我不得不通过公开声明把“后台”的东西呈现在“前台”，一方面可以揭示真相，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存证据。
第四，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小题大作，不说也没人知道，自然也不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事实上，于公于私，都不能说我在小题大作。于私，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前途面临风险，没有人会对已经呈现在面前的风险无动于衷。如果我现在不及时阐明真相，待到年久日深，证据灭失，万一有事时，我想说也说不清楚了。于公，当今中国社会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害之烈有目共睹，良善之士莫不深恶痛绝，难道对学术造假就应该网开一面？公开《工蜂》的上述问题，在保护我本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能有力地促进《工蜂》研究团队及其他学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严谨。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我愿与廉思先生共勉之！
2013年11月8日
附：我的相关博客
文中提到的另外两篇博客，一篇是《课结束了》，只有一句话，在文中已经全文呈现，故不再列入附录；另一篇博客《真和谐》，只有一张照片，无文字，亦不列入。
开心才能开窍
(2011-01-05 16:27:49)
有一课题，从一年多前就被催着完成。暑期曾下定决心完成它，无奈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一天又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蹉跎过去了。前段时间，又被催。当时不但没心情，而且又有别的事来相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人代为完成。“成果”倒是交出来了，但质量实在太差，课题主持人看完初稿之后，把我痛骂一顿，要我在指定时间内改出来。回家之后，埋头苦干。说也奇怪，进展居然出奇的顺利。更奇怪的是，后来写的东西，并不是从头原创，其实就是我在暑假中已经想得很清楚，但没有心情写下去的东西。现在心情好了（虽然挨了痛批，但并不影响心情，一则主持人大度，不会记我的仇；二则鄙人有自信，不怕完不成），居然一写一个准儿。你不知道，我在暑假中干这活儿有多恶心：很多意思明明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就是不愿落笔；即使落笔，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文笔如此枯涩过——把文字倒腾来倒腾去，居然连一个很简单的意思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许有人认为是我的脑瓜子不开窍，但我自己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当时不开心。因为不开心，所以不开窍。现在开心了，脑瓜子也就开窍了。
我早就认识到自己这一点：如果心情不好，连带智商都降低！所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可怜的是，大学老师并不是那么自由，常常得主动地或被动地接一些自己不那么喜欢，甚至很不喜欢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坏了心情，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没法做了。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地或主动地“吃狗屎”。
科学研究是一个高度脑力性的活动。我们的脑袋，既受智力的支配，也受情绪的支配。因此，首先要开心，然后才能开窍。现在大学体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搞研究得有真感情
(2011-01-05 20:08:10)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都愿意做，并常常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为了完成那些不喜欢的课题而耗费的“交易成本”，往往比“生产成本”本身要高出数倍、数十倍。什么是“交易成本”呢？就是因为心理上反感、厌烦，迟迟进入不了角色而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为了克服心理障碍，说服自己接受这桩“交易”而发生的成本，故称“交易成本”。而“生产成本”，则是进行搜集资料、研究、写作等创造成果的工作而直接耗费的成本。要完成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往往先得厌烦个十天半月，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耗神得很。这个课题不想做，受其牵制，其他课题也做不了。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哗哗地流走了。但真要逼急了，动起手来，三天、五天也就完成了。常常被人嘲笑说：“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他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喔。
教授常常被当机器使，一会儿做这个课题，一会儿做那个课题，似乎人就是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毕竟人毕竟有性情的，是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当然，也有一些教授，似乎对课题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和感情，什么课题都能做。我真佩服这样的“多面手”，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理性”和“冷静”。但我一直很怀疑，对研究只投入智力而不投入感情的人，能把课题做好吗？
媒体的权力
(2010-12-29 08:54:29)
现在常常有人说，媒体是所谓“第四权力”，名列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之后。不仅如此，更其甚者，似乎媒体天然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前三种权力都有腐败和滥用的危险，而“第四权力”则似乎对此有天然的免疫力。是这样吗？有先贤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导致腐败。诸种权力之中，独“第四权力”能逃出这一定律？
曾经接触过几次电视，是在国内外，至少是在国内非常、非常、非常有影响的电视台。接触几次后，我决定再也不上媒体了。原因无他，我发现，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你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被人家裁剪是多么的没意思，更何况我不是靠媒体注意力获取生存的人，从此就坚拒上媒体了，尤其是电视。
话说那一次，电视让我去做嘉宾，讨论在风景区“乱刻乱划”应不应该入罪的问题。起因是当时一位无锡还是常州的老人，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一不小心得到机会到台湾旅游了一趟，兴奋之余在景区的岩石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结果被媒体按图索骥找到了本尊。节目采用辩论形式，每方二人。我是反对入罪的。我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学原理：文化差异。我的大意是说，在景区乱刻乱画固然不对，但不要把这种“不对”绝对化，而要注意到文化差异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即，有些人所谓“在景区乱刻乱画”并不是因为道德败坏，蓄意破坏公物，而实在是因为见识有限，囿于自己的“亚文化”，没有意识到这样刻画有什么不对。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缺乏见识的弱势群体。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治人以罪，未免太严苛了，并且效果未必好。因为他们本来是好人，只是缺乏见识，现在一不小心居然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可以相见，因为这个标签，他们今后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白眼，难以在社会常轨中生活，想不做坏人都难了。我自认为，承认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观点！但在现场，遭到反方嘉宾基于“道德正义”的猛烈抨击。我当然也不示弱，举若干例子以示义：在中国，公共草坪一般是不让踩的，踩草坪是缺德的表现，但在美国，草坪就是让人踩的，很多地方，政府还专门在草坪上建了一些设施，供烧烤之用。基于这种文化差异，美国人到中国来，踩草坪时一定不觉得内心有什么歉疚。对方反驳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少，草坪踩不死；中国人多，大家都踩，草坪会坏的。我说，这就对了，你要知道，一切规范的合理性和效果都是有限度的，越过这个限度，一切合理的就会变成不合理的，有用的就会变成没用的。现在把一切“乱刻乱画”都治之以罪，就是不顾文化差异形成的规范及其效果的合理边界，把一个规范的合理性和效果绝对化了。
其实，大家想想这个道理。不说远了，在中国的古时候，景区是可以“乱刻乱画”的，崔颢的千古绝唱《黄鹤楼》就是直接写在黄鹤楼的白壁上嘛。在当时，也不是只有名人诗人才有“乱刻乱画”的权利，也有“不自觉”的俗人“乱刻乱画”的。我曾经看过两首讽刺这种俗人的“诗”，道是：“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所以顶住了。”又云：“虽未曾见诗人面，想必诗人丈二长。若非诗人长丈二，如何放屁上高墙？”都是把“不自觉”的“俗人”题诗讥为放屁。
再说说现在农村。你到农村瞧一瞧，哪家哪户的墙面不是被刷上大大的标语或广告？广告也许花钱向农户买了墙面，但那些宣传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的标语是绝对没有花钱买的。连产权很明晰的住家的墙面，都可以“乱刻乱画”，何况产权不明晰的景区岩石、墙壁呢？在这种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农民自然不觉得“乱刻乱画”有什么不对。
我不是鼓励“乱刻乱画”，而是主张轻易不要罪不罪。既然很多此类行为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那么，在旅游过程中多加教育、多加提示，让那些局限于自己亚文化的人打开眼界，了解一下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可以了。他们本来不是坏人，只要多加教育、多加提示，他们是不会去“犯罪”的。不教而诛，政之大忌也。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主张入罪的论调难道不是“不教而诛”吗？古时候那些俗人乱刻乱画也只是被讥笑一番，也没有入罪嘛。
辩论之初，拥护我的人还是很少的，连被电视台划为和我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我已成为大多数了。我当时颇有自得之色。但节目播出时，我才发现，经过电视台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的裁剪，我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地谴责之下，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地谴责。我的一位同事也看到了这个节目，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评价我说：“咱们XX太老实。”呵呵，谢谢她的婉转。我很“老实”吗？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经过媒体的塑造，我发现自己确实很“老实”。
后来，该台另外一个节目找我好几次，说是绝对不会剪裁你的观点，只会“放大”你的观点，每个嘉宾都至少有20分钟的发言时间。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也不去了。
憋杀出头鸟
(2011-01-06 04:20:21)
人人做学问，都想做出头。所谓“出头”，就是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声望。那些从芸芸学者中做出了头的人，就是其中的“出头鸟”。当上“出头鸟”，当然有好处，毕竟声名远播，可以较其他人以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多的资源，不亦快哉？但“出头鸟”也有风险。对于这种风险，鲁迅以前指出过两种：捧杀与棒杀。“棒杀”是因为树大招风。同样一个观点，没出名时，你说一说，不过是个人独白；而一旦出了名，就不同了，你的话就有了“社会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你一棒打杀。这是“棒杀”。而“捧杀”呢，则要高明一些，它是在旁边给你喝彩，让你非常得意、非常高兴，于是更加卖命的演出，结果把自己累死了。就像一匹马，被跑道两旁的欢呼所感染，越跑越起劲，最终用力过猛，口吐白沫，死了。“棒杀”是比较野蛮的做法，只要智力没问题，就能洞察其奸；“捧杀”则比较隐蔽，非有火眼金睛，难以识别；即使识别了，非有非凡定力，也难以自持。
除了上面这两种，这里讲讲第三种：憋杀。近闻某单位接受某地方政府的邀请，前去总结该地的“发展模式”。该单位领导自然不可能亲自去总结，必须组织一帮教授去。为了表示重视，同时也为了展现该单位的实力，自然得物色一些名教授，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的。那些被选中的名教授呢，既然领导找到你，说明领导欣赏你，你当然不能不识抬举。但真要做呢，这个课题还真是愁死人：或者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或者不符合自己的专长，或者不符合自己的观点，或者不符合自己的时间安排，……，总之是有一大堆不对劲。做还是不做？做吧，不对劲；不做吧，开罪领导，还想不想活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面是悬崖，后面有老虎，岂不枉将他憋杀也么哥！
出头，好还是不好呢？
蚂蚁的力量
(2011-01-22 19:09:24)
开一个博客，不是为了吸引“粉丝”，而是为了寻得一个手段，方便随录所见所想。昨天看一个博客，说他一段时间没上博客，过段时间再上时，接到网站的通知：你的某篇博文因为有某种嫌疑，已经被删除了，抱歉。我闻言大惊，原来博客作为一种存储手段也不是那么可靠，于是赶紧将已经完成的博文备份到自己的电脑上。备完份后，同样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零零碎碎地，我居然已经写了三万余字。而我开通博客不过月余，中间还有十天左右因事离开北京没写。算下来，平均每天产量在1500－2000字之间。这个产量和总量都是我开通博客之初和写作博客之中没有意料到的。我不得不感叹坚持的力量。就像蚂蚁，每次工作的产出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只要坚持下去，积以时日，一定有成。但现在的社会，从上到下，太急功近利了，总想大干快上，不肯踏踏实实地于细枝末节处下功夫，结果欲速则不达，大干快上变成了瞎折腾。
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从教育部到学校甚至鼓励本科生做科研，推出的“挑战杯”、“大学生创新计划”等工程，在大学里掀起一阵阵热潮。被热潮卷到的，不仅有学生，而且有老师。我也不能幸免，总有很多学生要求你做指导。开始我是很乐意的，但最近一两年有点意兴阑珊了。因为大量的学生做“挑战杯”之类的科研，不是为了锻炼自己、提高能力，而孜孜于那个奖杯，以便今后保研时能够加分、找工作时能够简历光鲜一点，因而总想投机取巧，不肯下苦功夫，或害怕失败，不敢闯、不敢试，或对老师的指导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样的学生见得多了，我指导他们做研究的热情也就慢慢地冷却了。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总是劝他们不要总以奖杯为念，而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扎扎实实做点事情，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自己能够从失败学到什么。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我也很失望。失望的眼神见得多了，我也就不想再去自讨没趣了，还是退避三舍的好。
这个老师水平不高
（2011-01-02 07:03:24）
常有学生来找我指导论文。我总是对学生说，你得自己先做起来，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吃苦，只有你通过亲自实践，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老师才能针对具体问题做更具体的指导，毕竟你研究的问题，老师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因此开始只能给一些原则性意见，不要指望一上来老师给你一幅地图，你照着这幅地图走下去，就胜利地到达彼岸了。可有学生就不是这样思考，总希望老师授以锦囊妙计，他不用动脑子，只要依计而行就可以了；一听老师做原则性指导，没有提供操作性意见，他们就不耐烦，就很失望，认为这个老师水平不高，是在敷衍他。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就像厨师指导学徒做菜，开始当然只能讲一些原则；只有学徒亲自实践，把菜做出来了，他才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哪儿火候不到，哪儿颜色不对，等等。怎么可能这个厨师上来一通讲，学徒依言一一行去，就炒出一个好菜来？可是总有学生怕把菜炒坏了，希望老师讲得更具体点。可是，不针对一个具体的菜，老师怎么讲得具体？学徒如果不亲自炒个出菜来让老厨师对着讲，老厨师当然只能原则性地讲；在这个阶段，即使讲得再具体，学徒仍然会听得云里雾里，照样炒坏菜。话又说回来，不炒过一些坏菜，怎么可能炒出好菜？炒坏菜是从学徒变成一个好厨师必须付出的成本，导师只能尽可能降低这个成本，而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个成本。可惜，就是有学生希望老师能够把这个成本完全消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说老师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