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启示录读后感精选10篇

　　《清亡启示录》是一本由马勇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一)：杨泽斐：一场埋葬清王朝的改革

　　杨泽斐：一场埋葬清王朝的改革

　　在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中，清末总是被描绘成一幅末世景象：庚子赔款之后，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出清王朝洋奴的嘴脸，民生凋敝，百业萧条、政治腐败，内外交困，似乎只有革命这剂猛药才能让中国这头沉睡已久的狮子恢复健康肌体。这是传统近代政治史对晚清的叙述，然而在马勇教授《清亡启示录》中，晚晴最后十年的历史不再是一味腐败卖国，晚晴在政治上改革立宪，实施新政的努力值得正面肯定，不能以一种革命者对待清王朝那样的姿态弃之如履。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资本主义体制凭借其巨大的制度效率迫使世界体系的后来者学习这一制度。因此与原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在被迫拖入世界体系之后，开始了一种“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在此模式中，外部危机通常会引发内部危机。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后，“小日本”先后打败了两个亚欧大陆强国，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执政者知耻而后勇，转身东洋，以日为师，学习君主立宪。在当时世界政体的选项中--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心仪的是君主立宪制。如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环境下，中国适合走君主立宪制，“历观中国数千年致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为饥馑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之国，则无虑是。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全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于是清廷派出了五大臣出国考察，虽有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的插曲，但五大臣一归来就向清廷历陈君主立宪制，打动了西太后。清廷得出结论，只有改革才能消弭革命，抵御外侮，达到国祚永存之目的。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只是自认为历史会站在他们一边的一小撮，他们在各地发动的起义最多也只不过算民变而已。

　　马勇教授是想告诉读者，在百年中国深受激进主义毒害的历史叙述中，清廷立宪进行“政改”的努力无疑被低估了。当时处于火山口的中国，改革和革命都是可选项，只不过改革给国家带来的震荡小一些。当时的许多的革命派如刘师培都回归了主流社会，真要说改革与革命鹿死谁手真的还很难说。然而为什么当清廷着手改革之时便按下了清朝覆亡的倒计时表呢？改革本来就是与革命有着不解之缘，改革就是和革命赛跑。《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道出了其中的玄妙：“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一开始改掉了一部分，没改掉的一部分特别显眼，令人厌恶，或者说改掉的部分与不改的部分不匹配，后者只要坚持不改，这就会招来革命。执政集团的两大战略错误彻底葬送了改革。就是说，清末立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执政集政治团的错误把一些盟友推到了革命者怀里，革命也便成为改革的替代方案。在立宪改革中，清廷执政者主要有两大致命败笔：一是皇族内阁。行设立新内阁，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出现让拥护立宪的开明士绅大跌眼镜，这正说明了清廷不愿分享权力的本质，再次表现了改革中触动利益比灵魂还难。锦衣玉食的皇族内阁发现君主立宪就是一个陷阱，是心怀鬼胎的汉人想要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满人祖宗从死人堆里打出来的江山夺走，大清的官N代怎能容忍他人做“空手套白狼”的买卖？二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士绅们对此误读，觉得是一场“国进民退”，是“国有资本”挤压民间投资。自满清王朝问鼎中原以来，虽然开明君主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笼络汉族士绅阶层，并努力学习汉文明以消除自己身上的蛮性，但汉人记忆深处，清入关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斑斑劣迹永远也洗刷不了满清的血腥，满清建立的法统是可疑的。在中被迫拖入世界体系之时，恰好碰到一个异族政权。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政治转型的砝码全压在了执政者不犯错误上，一旦执政者犯了错，执政地位就保不住了，君主立宪也没戏了，就这样改革输给了革命。

　　但无论是改革还会革命，辛亥以后的政治进程一直延续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进，中国在实行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纵观世界革命，要么就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恐怖，以君主人头落地告终，要么如英国革命，以一纸契约彬彬有礼地实现虚君共和，或是如美国革命绕过君主暗礁，用宪法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满清皇室在辛亥的革命洪流中并没有成为革命的靶子，而是以《清帝逊位诏书》换来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清廷也获得罕见优待，政治上享受外国元首待遇，财务上享受每年数百万两银子的拨款。清廷官员很少被清算，不少人在民国还担任了要职，这种以较少的流血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世所罕见。可以说，这场中国式“光荣革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清朝执政者对政治改革的开明态度（比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后，摄政王并没有对其用私刑，可见执政阶层的开明）。试想，满清执政者拒不立宪，一旦革命引爆，等待他们恐怕是电线杆上的人头。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二)：晚清的另一种讲述

　　在我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中，晚清的历史是不堪回首的，最后十年尤其严重——政治是黑暗而腐败的，政府是懦弱而无能的，官员是颟顸而愚蠢的，加之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内外交困，整个儿的就是一派末日景象，不革命无以改变现状，不革命无以找到出路，所以才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一朝倾覆。

　　但是，在马勇教授那里，与我们惯常的理解则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在《清亡启示录》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晚清世界，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灭亡理由：

　　一是晚清政治并非一塌糊涂，官员也并非一味守旧。因为受到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最终结局的震动，为形势所逼，清廷意识到必须而且已经实施了“有计划政治”——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出台《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君主立宪政治日程表、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度等等。

　　二是晚清的道路选项中，共和非但不是首选，甚至只是弃选。在晚清十年宪政实验中，共和和君宪一直是翘翘板的两端，但日本的接连两场胜利，最终促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日本才是真正的榜样，实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才是最好的选择，并且正在为此而努力。

　　三是清朝灭亡并非是道路选择的错误，而是由一些技术性错误所造成的。在内，是初选的皇族内阁（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萝卜招聘）和铁路干线国有化这两件事的处置不当；在外，则是俄、日有关东三省的去留对国内造成巨大压力；当然还有地方豪强对民政的挟持，新政成本向民间转移造成民怨沸腾等原因，最终将清廷送进了历史。

　　四是武昌起义的原意并非是革命党人发动的革命，而是兵谏，是一次“体制内抗争，其目的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而之所以会成为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完全是因为民国历史将革命弄成了关键词，一切都往革命上靠造成的，而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党人在故意曲解清廷的变革诚意。

　　五是民国的法统直接接续于清廷，而不是继承自辛亥革命（只是兵谏，革命不存在，这一观点可谓惊世骇俗），所谓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质上是立宪党人（主导）、革命党人所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用以逼迫清廷承认共和，打破南北和谈的僵局，并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个众望所归的人物。而权力的平稳交接，也有赖于以隆裕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的顺从大势。

　　马勇先生的观点颠覆了我既往的很多认识，很难说他没有道理。其实，读完全书不难发现，马勇先生是在用一种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即“温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历史”来看待晚清历史、评价人物，承认“存在的或许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这与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我们先前看晚清一无是处，是因为我们在用写自我剖析材料的写法，唯恐缺点挖掘得不深不透；而马勇先生看晚清多有可观，是因他在用写年终总结的写法，成绩总是存在的，而且总是主流。

　　当然，在马勇先生的历史叙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我们以往都认为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幽禁的，但他却认为他们两个是推进晚清变革的黄金搭档；我先前看到的一本书中讲到刘师培之所以背叛革命，是因为误会以及受其老婆何震挟持，而他却认为其是自主的、理智的选择；在以前对摄政王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而在他的眼中，其精明能干，颇有可取之处……然而，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毕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主题，具体的真相就交由历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吧。

　　其实，马勇先生是把晚清十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去讨论的，放到百年中国的进退中来考察的。晚清的政治改革在形势一片大好时因为两次不慎就导致王朝在短短一百天里走进历史，这中间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顺着马勇先生的视角再次审视晚清十年，就会发现：中国的事情只有在政治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其他方面才能有办法，而政治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力——这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也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三)：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遗憾，过了就是过了

　　这本书买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特别想看，因为就和假药一样，中国的所谓专家能信任的好像真的不多；无聊周日下午，拿起来看看，就被吸引了，很快就把一本书看完了；毕竟这本书不太长，即使是清末的短短100天其实也不能详细描写所有的方方面面，而且在很多细节方面，书中也没有描述的特别详细；但是作者的历史观，确实以前没有见过的：

　　1／印象中的清末，我想十个中国人都会是同一种认识，腐败落后／不思进取／愚昧／贫穷／，这些绝对是清末的关键词。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清末，一个相对理性的政府，一群为国为民的政客，文人／军人。清朝的当家人的确应该是最关心帝国的命运的，当君主制在俄国和日本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候，改革应该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共和不可能，君主立宪就是唯一的选项，但是我学到了历史好像就没这一段，就是有也是贬低为主，刻意刻画清廷的虚伪和狡诈

　　2/历史不能假设，也无需假设，过了就是过了，但是现在人需要正视历史。有个看法很奇怪，以前的士人都是越以前的社会越好，他们的当下都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现在的我们，却正好相反，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旧社会那就是不是人待的地方。除去意识形态的问题，显然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真相

　　3/特别感动是书的结尾的部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否定历史否定前人其实就是否定自己。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其实都和前人脱不开关系，从国民性来说看不出我们和清末民国的人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不如。

　　4/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待欺骗性是所有青年都需要警惕的，打碎一个旧世界容易，可是建立的新世界还是和旧世界没什么区别，那么那么多的流血到底是为了什么，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需要都看看

　　5/契约精神啊，契约精神。清廷没有反抗就退位，而民国却有负于人；人无信而不立，政府还是国家都是一样，一个不要个人道德的政党，注定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定是不值得信任的。书中提到的胡适看法，真真是对的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四)：晚清覆灭的历史结构

　　晚清覆灭的历史解构：宪政分权改革下的离心效力

　　几乎所有的论调都一致认为，导致清朝覆灭的最终原因主要得益于宪政改革的推行迟缓，但是，倘若我们能够重新梳理起这段历史也就不难发现，晚清宪政改革进程非但没有表现出迟缓，反而是呈现着急速变革的姿态。尽管清末十余年的宪政探索对于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来讲，算不上重要的一瞥，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足以称得上亘古未有。那场自1901年开启的新政举措，不仅废除了几千年来的科举制度，而且也使得千百年来受行政管辖的司法独立，可以讲，这样的变化已经为后来将要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的准备条件，可令人吊诡的是，“预备立宪”却意外地成为大清灭亡的催化剂。那么，在这个看似悖论的历史谜题当中，我们又当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除此之外，又该从清朝的覆灭因素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勇的这本《清亡启示录》无疑是为破解这个耐人寻味的历史难题而创作。作者试图通过重塑晚清时代历史人物和事件，来重新为我们还原整个晚清社会的政治生态。在作者的笔下，保守派的因循守旧，开明官吏的呼吁革新，革命党人的伺机而动，地方势力的狡黠投机等性格特征，都被刻画地十分生动。不仅如此，本书的作者对于史实的剪裁得当和客观评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所在。作者认为，宪政改革之所以成为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而这样所导致的因素除了打破了农耕文明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更为直接的后果让改革成本最终转嫁到底层人民的身上。然而，这样的事态演进不但激发了人民的反抗，而且也让革命党人的乘虚而入，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

　　除了上述所言的一些因素之外，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的离心也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旅居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者雪饵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前提之一必须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如果没有就会失控，一失控很多人就会打着改革的名义分权。”实际上对于这一改革中所面临的现状，当时就有人看出了端倪。曾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1900年为《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所撰写的著名论文《中国、改革和列强》（China，ReformandthePowers）中，引用了《牵毛驴》的著名寓言来说明当时的时局。文中说到，孩子和老人由于听信旁人的观点，所以只能牵着毛驴并最终掉到深沟里。而事实也早已表明，多年后的政治局势也恰如赫德所引用的这则寓言那样一语成谶。而清王朝因听信各股势力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甚至于最终覆亡，也像极了那个老人和孩子的命运。一个医学常识似乎更能为我们解释这一现象，对于一个孱弱的躯体，以猛药冲击虽然能够达到治病的目的，但可能会因患者的生体机能虚弱反而达到负面的效果。实际上，从日本用三十多年的完成宪政改革，晚清政府却在各股势力的催促下不得不把预备立宪期限压断至五年这样的背景来看，因极端改革而对王朝政体产生的分崩离析的局势显然是在所难免的。

　　然而，对于这本书来讲，作者的笔端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对宪政制度简单而过于苛责的批判方面，而是跳出了学术争论的窠臼站在特定的历史角度方面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即便是对此前一度被学术界颇具争议的皇族内阁，作者也并没有用极为苛刻的目光对其进行解剖。相反，作者一反常态的认为：晚清改革当中皇族内阁的贡献大体是积极的，在当时的背景之下，皇族并不是不知道参与现实政治的危害性，但考虑到一些利益纠葛，没能完全引退，但这却为反对立宪派的人士提供了造反的机遇。因此我们也应当看到，所以最后即便是摄政王用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来重新废除皇族内阁，也并没有因此而挽回大清的宿命。

　　类似于这样的客观描述一直贯穿于这本书中。在作者新的历史构架之下，革命党人刘师培进而投身朝廷改革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革命叛变，抛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家庭因素的诱导，这样的描述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知识分子试图探索改革国家的心路历程。应当说，无论是投身改革，还是奋起反抗，尽管其方式或有差别，但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摆脱落后的状态。因此，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进行分析，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毕竟，在一个完全搬照国外经验的并试图进行改革的试验中，谁也不会真正知道这个国家适合什么模式。

　　导致晚清的灭亡因素除了皇族内阁出现和地方势力的离心，铁路收归国有的政令颁布无疑也是架空清政府的重磅炸弹。不过，马勇描述到这一事件时候并没有像主流历史学家那样把四川“保路运动”狭隘地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民众抗争，而是清晰地察觉到，清政府这样的出发点尽管很好，但方式不对，威胁到了绅商阶层的利益。实际上，通过资料查询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川汉铁路公司甚至以修建铁路为名搜刮民财，私自挪用资金炒股造成300万两白银亏损，川汉铁路公司以维护老百姓利益要挟中央政府填补亏损，导致爆发“保路运动”，这其中甚至不乏革命党人的煽风点火。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当中，最终受害的只有政府和老百姓，因此得利的只不过是一些地主绅商罢了。

　　因保路运动所随即点燃的“武昌首义”显然是压倒清王朝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之所以会发生政府军队的倒戈以及新军角色从保卫者到掘墓人的转变，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清政府所倡导的“忠诚教育”的所凸显出两面性。相似的情景实际上也在其他领域出现。比如，教育改革本想为王朝培养人才，结果却阻断了旧式知识分子的出路，迫其转为一个不同于士类的新知社群。开放报纸本来是宣传宪政，结果却被革命党人当做是宣传的工具。而诸如此类现象的背后，实际上也都从侧面表明出当时宪政改革急促所必然显露出的弊端。

　　然而，历史最终是不容假设的，我们只能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马勇先生这本《清亡启示录》，虽说是用历史的笔触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王朝覆灭的“黍离之悲”，但也大致为我们呈现出晚清政治的万象形态，便于我们以史为鉴并汲取历史教训，可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书中对于历史的描述多为散文化语言，难以看到历史资料的引述，对于读者查阅参考史料，着实有些不便。但总体来讲，瑕不掩瑜，这显然不会影响我们对本书的高度评价。笔者相信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们也能够对晚清政治变革有一个重新的认知。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五)：不该被忽略的部分

　　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也许再早些，我们这样的80后都可以触及她的幻影残留，更多的习俗还是不是地影响着我们，正因如此，学者研究封建社会形态往往都以清朝为切入，大量的文书资料都有助于勾勒出当时的情形。

　　晚清国家动荡当然不是短短几句话是可以解释社会的最更本矛盾的。曾经在外族口中的中原地区，基本是以汉族为中心所发展起来的，由于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所造就的环境，使得汉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机勃勃，不仅农工商业发达，甚至文化也是影响广泛。对于中原周边的外族而言，生存基本要素得以解决后，在没有深层文化底蕴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发展军事侵略他族领地想象中是一个很好的上层建筑。当领地和人口一再扩张后，就演变成为了政治而不再是村落或是部落了，群体的发展要么继续扩张下去，要么就自我蚕食，迅速消亡。当满族入主中原，消灭了最大隐患吴三桂后就开始趋于稳定，但社会的某些角落里还依然喊着反清复明，但已经不足以对当时的政权形成危害，因为那时的皇帝不是个不作为的主，他的扩张已经从领土和人口上升到了文化中，结果就是乾隆时期的繁荣和晚清的扶清灭洋，时间让汉族和周边民族得以融为一体。

　　既然如此那为何晚清的10年却是那么凄惨呢，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维护大清江山不是理所当然吗？不然。当我们看代群体的时候不该缺少人性的成分，当群体越来越大的时候，主要领导者们的个性是决定成败的一大原因，这其中包含了自信，自私，固执等等，有些都看似负面的，但不同场合却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光绪皇帝想用君主立宪来更替君主专制，可慈禧只顾自己的利益有无受损，当知道预期后果后气到弄死光绪。对慈禧来说一个就是民族主义，不论革命的结果，大清就是不能终于自己手里，或者说不能终于跟自己有关，毕竟光绪的选定是她的决定，否则她将受到同族的谩骂，受罪于亡国之名，另一个是背叛，扶植光绪，但他却给慈禧下圈，对她而言是不可饶恕的，欺君也好亲情也罢，都可以作为理由，自私自利最终葬送了她俩和大清。反观孙中山，领导革命军推翻大清，但17年的国外流浪，没有一次直接领导起义，是不是有点不可想象？枪林弹雨下革命军官兵冲锋陷阵，自己享受着成功果实，正因为这样才有英雄的感觉，才有号召的魅力，不是吗？

　　在书中看到了最为平淡的描述，这些也是最为震撼的。当群体没有向心力的时候，大都出现了各自为阵，高层不曾想着如何再捏一把，而是过多的不作为，放任各地军阀。清廷也是无计可施，国库告急只能再次压榨民间资本，失信于民，原本的改革路线只得变更为被革命路线。

　　晚清10年，内忧外患，名曰《启示录》，真是值得我们思考。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六)：执政史的叙述

　　核心是培养政治的现实感。几个地方很有意思：

　　1.“改良对革命的反制”（包括对刘师培经历的描述）：1894年马关条约后革命抬头，辛丑再加剧。1904年日俄战争意识到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五大臣出访，吴樾自杀式袭击。意识到改良是对革命的反制。对应的人物命运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的经历。

　　2.新政和官民冲突的内在联系（制度成本问题，新政推行过程中的地方利益吞食）：新政必然对应新举措，新举措要钱，这就是新政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向地方的摊派引入了地方利益对民众的进一步搜刮，中央选择性忽略，这就是官民冲突加剧的原因，古今相仿。

　　3.保路运动中的“国进民退”问题（国民各自的立场和苦衷，尤其是民间搞铁路的额外成本）：国的苦衷有三：一是主权，二是金融风险，地方修路不力，集纳民资坏账，三是铁路型号不一，浪费严重。民的不满有二：一是原本修建铁路开放给商业资本，现收归国有，在民看来就是“国进民退”，可见古今何其相似；二是邮政部长盛宣怀不顾民间坏账。

　　3.民国政治对清末新政的接续：辛亥革命不在民国的法统中，袁世凯政府接续的是清末新政的传统，就是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制，直接宪政。资政院成了议会，省总督成了省长。没有五权宪法，没有军政训政宪政，更没有三民主义。

　　4.义和团是清政府应对民族危机所使用的民粹主义手段。

　　5.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靠的是立宪派的力量，也就是给袁上台以合法性，而不是对清的反叛。

　　6.孙中山对清末政治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始终在流亡，并不明白清末新政的真面貌。等等。

　　基本是一个执政史的叙述，很有意思：钱穆所谓的“温情与敬意”，不就是执政史嘛。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七)：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从今天来感觉晚清的最后十年，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毕竟在大清与现代之间，隔着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这些波澜壮阔的大事。但如果仔细一算，1909年左右，距今也不过才百年，一百年的时间对于习惯了中国历史动辄“百年过去”的口吻来说，其实已经相当短了。但是奇怪的是，如此之“近”的一段历史，往往被委屈的光绪、狡诈愚昧的慈禧这些标签化的人物所固定，加上对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的屈辱，以及不甘心在异族统治中迈进近代文明的不甘，便很难去真正的去面对那一段晚清最后走过的这段历史。本书算是打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在晚清的最后的几年里，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其继任者溥仪摄政王，或者清贵族以及汉大臣，都曾经尽力的实行过变革，不管这变革是为了整个国家，还是为了大清朝廷万世永固，当初他们的确是曾努力过的。即使以今天的角度来回望当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君主立宪”是那一代人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制度。尽管最后，这个当时看起来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被中华民国所取代，但是，如书中所说，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更像是一个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这个民国沿着前朝所未经的事业继续向前，而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阶段的理论，始终未曾走进袁式民国的选项里。以我浅薄的眼光来看，以当时教育的普及程度，精英政治的确要比全民政治要更适合当时的中国。但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这样好些，它偏偏进入了另外的一条轨道，奔腾向前。也许是巧合的左右拉拽，牵引着历史不断向前。也有可能是，这个历史的细节我们根本没有弄清楚。历史的细节决定了历史火车的走向，只是这些细节，我们很难知道了。

　　一百年过去了，当时为了中国崛起的仁人志士，俱以归黄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想到，他们一辈子为之呼喊的，分权制衡，万事议之的政府形态，仍然未能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

　　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省分待我，一百年后与一百年前，我们与先人的诉求，是一样的。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八)：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曾言，对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马勇教授的尝试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情怀。

　　其实革命一开始不是社会的主流，智识之士多以立宪改革作为推动目标，而清廷起初的新政与立宪尝试也赢得国内外的普遍支持，革命一度陷于低潮。但随后清廷却因两个“致命失误”（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化）葬送法统。而袁世凯是当时众望所归的法统继承者，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南北和谈后的过渡产物。

　　这样的讲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温情合理的一面。可能历史上从未出现一以贯之的善与恶，也并非革命史描述的那般大开大合。当我们以温情与敬意回望民族的过往，它也将呈现合理的一面。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令我更为宽容地看待当下的社会，更加善意地对待他人。

　　《清亡启示录》读后感(九)：清亡给我们什么启示？

　　君主专制不得民心，广大民众竭力反对。而君主立宪在满清贵族统治集团看来，这是对他们至高无上权利的剥夺，不肯让步。在当时的社会，在政治改革方面形成了两个极端，民众要求快速转型，清廷坚持缓慢过渡。最终，在外界环境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促使之下，清廷发出了信号。但这，却是根导火线。清廷在做出“收回铁路权限”和成立“皇族内阁”两个致命决定之后100天步入历史。

　　看完这本书，我在想：适合当时中国的真正的改革道路是什么？在我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之中。在国家改革道路面前，缺少独立思考的人。很多人倡导的是照搬照抄，也有很多人摇摆不定。像孙中山一样有独立的思想和坚定的信仰的人，少之又少。当时的中国，处在一种复杂的局势之中。外部力量强大，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内部人民，却寻找不出一天平稳、快速的发展道路。打个激进的比方，就像家里的房子着火了，而人还在想着将水桶全部找到再去救火，原本能够扑灭的火，在主人纠结水桶还缺一个的情况之下，已经燃成大火不可扑灭。其实，水桶完全可以边扑火边寻找。

　　所以，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就是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不得民心、有悖时代潮流；没有君主立宪的缺乏稳定、不符合国情。中国要走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改革道路，而如今我们依然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就像书中所说：未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儿。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百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