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马的语气的读后感10篇

　　《达马的语气》是一本由朱文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35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达马的语气》读后感(一)：10年

　　朱文无政府主义的作家范不是装出来的，先请坚信这一点。我只能窃笑图书审查部门的官员比他们盯着电影不放的众兄弟更脑残：《达马的语气》里前12个故事，除了《食指》写到6、four，尚有《再教育》、《一个实习生》，其中《再教育》通篇在暗讽ZF的伪善与阴险（竟能公开出版！单脏话就一堆呀！）

　　《一个实习生》里：“谁也不打算马上认同谁。但不管怎样这是特殊的一届毕业生，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上过大街后来又从大街上回去了。这一话题有助于他们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字字是讽，但稍一走神你可能会骂朱文暧昧。热血青年与ZF不过是欢喜冤家，打是亲骂是爱，血流成河是无奈。个体灵魂无可奈何的随波逐流才令他的文字缺乏正经实则沉重。一代年轻人如木偶从街上回到校园、毕业成社会人，身乏神惫。个体、群像，他们都被卷进轰烈的革新浪潮，未被碾碎的理想被一双有力大手牢牢攥在手心，折腾，可以，想办法发家致富吧，有双眼睛正在含笑鼓励。

　　《再教育》的故事接近荒诞：“（10年后），实践证明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学校为了亡羊补牢，决定使用行政手段把这一届学生统统招回去重新塑造。”甭管你身在哪个旮旯、有无同旧友联络，只要你没死，学校都能把你找到召回。

　　可怜的，89年ZF似又丑又肥的女人强行要与你发生关系（对她日渐隆起的肚皮，你无论多么厌恶都百口莫辩，没有人相信那不是你将她按倒在地的结果，你只能乖乖地牵起她手），10年过去，女人早生下明天的太阳，却摇身变作性感女神，若不听她再过10年亦不会变的说话腔调，你一定会被她迷惑。但再冷静，她一样有本事用言行将你束缚，迫你更加无处可逃！（当她故作往事不会再提姿态将往事轻轻重提，10年前你众目睽睽之下将她按倒在地一幕重现，不会有人在乎你有多么沮丧，即便你受不了一头撞墙，你的遗像上仍清晰印有那个污点，ZF则早转身立了圣洁的牌坊：她为了你好受了怎样的无法言说的委屈！！）

　　《达马的语气》读后感(二)：你所不知道的某种可能性

　　关于朱文，我之前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诗人，我曾经买过他的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读了不多就放下了，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他的诗写得不怎么样，或者说不是我所喜欢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直到现在的这本《达马的语气》。

　　我半个月前在万圣书园买了这本书，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觉得有必要送给自己一份特殊一些的礼物。我不得不承认我选择这本书的原因首先是如下三点：1、对包装风格的喜爱；2、半折的价格；3、奇怪的题目（相比之下，我觉得韩东的那本《人民币硬过美元》在这一点上就略有欠缺），达马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我当时在心里这么问。老实说，第一篇让我有些不太适应，我总觉得里面透露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后面越来越多，这让我觉得迷惑，随后感到有些忧虑，我当时想朱文这家伙这回要搞砸了，没有人会知道他想要干些什么。读完第一篇我立刻把书合上了，那一刻唯一的感觉就是累，甚至有些气喘吁吁，我说，操，随后又不知道这个操的对象是什么。于是我重新拿起了书本，从第二篇开始读。

　　从第二篇开始，我对那些不断出现的意外、戛然而止的场景、像被剪刀随意剪断一般的结尾，已经有些适应了，在后来的阅读中，意外反倒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朱文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小说家——这样的观点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地出现，又反复的被推翻，没错，每当我感到他普通的时候，就看见他从字里行间纵身一跃，跳到了木塔的尖上。对，这就是我要强调的，轻功。朱文的轻功是如此之好，他却偏偏喜欢在地面上活动，轻功只使用在少数几个偶然而又恰当的瞬间，轻功的使用，总让我读得倒吸一口凉气，让我哑口无言。我不得不认定事实上这个人并没有在写小说，而是在写一首首很大或者很小的诗，他做得虽然隐蔽，嘿嘿，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朱文这个极端狡猾的家伙，他在短篇小说里，实现了他诗歌的野心。

　　我用了一个多星期的坐在公交车上或者在饭馆等饭的空闲，读完了这本书，我越读越快，像是在挖掘某种我长久缺乏的东西。我后来明白了，这种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意外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乐趣。这种乐趣有时明，让你拍腿高呼，有时暗，让你捂嘴窃喜，有时是细微的乐趣，有时是灵魂深处的大乐，而乐过了以后，却难免又沉默下来。说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多说上几句，如今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我们有幸能站立在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艺术光芒之下，然而，有哪些艺术能带给你如此平凡而真实的快乐呢？我们有愤怒的艺术、悲痛的艺术、讽刺的艺术、优雅的艺术、怀乡的艺术、性的艺术、让人自欺欺人的艺术、让人对生活失望的艺术、让人产生拉屎冲动的艺术、让人拉不出来的艺术、让人认为拉屎本身是个错误的艺术、让人射精的艺术、让人不再有精可射的艺术，而朱文的小说，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一种众多人因长期缺乏以至于逐渐忘却的可能性，那就是快乐的艺术。

　　短短的几天里，我已经向很多个人推荐了这本书，现在我还打算这样做，所有在平凡的城市生活中平凡地忙碌着的人，请你们来看看这本书，它极有可能让你感到快乐。

　　《达马的语气》读后感(三)：fterm和达马

　　作者会让你觉得很熟悉，对于混bbs有点年头的人，你肯定见过这么写东西的，而且这么写东西肯定是一个聪明人。你会毫不费力的读完一篇又一篇，直到把一本都看完。然后直指人心的high起来。你会感慨“牛B，这种书居然通过了审查流通了出来”而它，只是一本短篇小说集。

　　作者的写作手法可能不是很好。作者写的东西也没有怎么深刻。甚至阅读的快感都没有汹涌而来。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虽然在bbs上肤浅着，不还是每天习惯的登陆term么？所以，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读过诗，你在年轻的时候泡过网，你在年轻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浪费过很多时光，就来读读这本书《达马的语气》。你会看到会看到年轻时候的朋友和你自己。

　　tw 这个书的风格有点像余华的短篇小说集。不过。。。似乎一个时代的短篇小说都差不多。作者也有点卡夫卡。不过。。。这年头谁都卡夫卡。

　　《达马的语气》读后感(四)：任何小圈子最后都会变得荒诞、滑稽

　　收在该书中的《食指》，又见朱文写“SIX、FOUR”（或许除了《弟弟的演奏》和这篇，他还有小说写到该事件，只是没读到）。

　　原在一家自行车配件厂做小工、被人怀疑是同性恋的吴新宇（特地谷歌这个名字，结果相当失望，于坚、韩东、北岛、舒婷等等诗人在该篇中显然是道具，朱文正为“真假难辨”）1980年代中期成为当代汉语先锋诗歌的旗手，1988年却发了疯高呼要把诗歌还给“人民”（他认为“人民”一点也不是虚幻的泛指，惠特曼便有一个个可指的“人民”读者），原初惊叹于他诗歌才华的同行开始逐渐将他讨厌，他新写的诗作也渐被批为一文不值，1989年1月，他消失（消失即死亡，但他没有死去），同年6月，他给最亲信的朋友寄出最后一张明信片。其后，有关他作品的研讨会煞有介事地开过两三场、评判文章刊载过四五篇（身份更是变成可怖的“被鸡奸者”），他逐渐淡出同行的视野。——朱文（小说作者、“我”）对他发生兴趣，想依循他的诗歌旅行找出更多属于他的秘密，慢慢却也丧失了兴趣。

　　他寄出的一大堆明信片中，夹有两封书信，最末的一封有这样的话：“那一天你如果和我在一起，你就知道了，这就是诗歌，这就是诗歌。他们才是最真诚的诗人。尽管我知道你也许会不以为然……”、“我上路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很好笑。也许我真的误入歧途了，就像你骂我的那样，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请求，至少你不要再用那种态度来对待我……”

　　但吴新宇指代什么？联想《弟弟的演奏》，朱文对所谓的群体意气用事的“理想主义”是没有兴趣甚至厌恶的（归根竟是没有解决性饥渴的途径，再想余华《兄弟》拿李光头发家致富后的性泛滥对比文革中的压抑真是难自圆其说，性一有机会就会泛滥，无需对比，拿这个洋洋洒洒最难服众），敢于对抗体制（其实是不自觉对抗）的只能是在哪里都让人觉得别扭、无法融入任何圈子的个体——任何小圈子最后都会变得荒诞、滑稽。他要把诗歌归还“人民”的崇高理想令他能走的路，是在一个个穷乡僻壤“去朗诵他的诗歌，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给钱，他朗诵，不给钱，他也朗诵。有时他给一个卖鸡蛋的钱，条件是听他朗诵一首，就一首……”（多像抗战时“我D”“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只是吴新宇已经“疯”了）

　　对于“SIX、FOUR”、文革或任何一起曾将世人震惊的事件，后人甚至当事者忆起，除了刻意淡忘，便是将之篡改得面目全非，纪念也是为着不会言说的私利。吴新宇并没有任何秘密，他的秘密都是外界的强加，而他的诗歌旅行，因为不是官方纯属个体行为，并不能生出意义，谁都不会在意他在用、曾用双脚将土地丈量（若富贵，勿相忘；未富贵，早已忘）——“人民”爱信官方，官方善欺“人民”；知识分子鄙夷着怜悯“人民”，因为“人民”从来不将他们相信。

　　“一千个人走进了这片月光，

　　一百个人走进了这片月光，

　　十个人走进了这片月光，

　　我走进了这片月光，

　　如果月亮停止照耀，

　　我将看到，我的死亡。”

　　《达马的语气》读后感(五)：人生的虚无与和解

　　与大多数写作者不同，朱文的小说创作无论从整体结构、叙事方式还是人物塑造来看，都与更传统更安全的写作手法隔开着一段不小的距离。他更倾向于叙述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甚至是“无意义”的部分，用大量的篇幅可能只是为了表现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某个无所事事的夏日午后穿过街道做一场爱，然后提起裤子回家。故事在某个偶然的地方匆忙开始，又在一个意外的时间随便结束，你能想象一个漫不经心的雕塑家送给你那些粗糙、生硬的半成品人像，构成它和它故事的似乎全是些不相干的碎片。性、疲惫和逃离几乎是朱文所有小说的核心，故事中主角带着虚无情绪接受一切，不怀念从前，也不期待明天，日复一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因此而慌乱或者迷失，像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等待自己的一生结束。这样的故事说起来未免有些索然，但朱文却通过对日常细节的精准还原使其显出了极大的丰富，与此同时，他偏爱对世俗生活的客观展现又使生活本身流露出一种可悲的荒诞感，一些冷峻的幽默。朱文的创作，通过个体的疲软刻画出有力，透过最细枝末节的生活体现生而为人的困境，实际上这正是对生存问题的观照，是对人作为生命个体的基本尊重，就像谢德庆[1]所说：艺术家所需要表达的，大多是那些无法忍受的生存因素。

　　一、生活底层的无望与麻木

　　据说朱文是一个喜欢望呆的人，小学时就经常流连于回家途中，被某个东西吸引，停在那里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往往饭点儿过了好久家人还等不到他。由于父母都是老师，实在着急了还会派全班同学一起去找，朱文说，那时看到一只刨出来的树根，底部无数根须纠缠在一起蔓延开去，就像是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后来朱文变成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和韩东坐在南京的街道上，看来来往往的陌生面孔，猜想他们这些年在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2]

　　朱文的视角注定了他的写作与那些传统的创作方式背道而驰，就像小时候看过的树根，他在小说中无数次谈到那些庸常而缓慢的日常生活：在《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里，一个经营烟酒店的养狗家庭，所有事件围绕在他们周边展开，描写了某个傍晚的片段；《两只兔子，一公一母》写到一个尝试组装电视机的男人，养了一对兔子丢失掉其中一只，他有两个朋友（一对恋人）经常找上门来喝酒吃饭，并时常聊起那只失踪的母兔子；《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干脆就让故事在一辆中巴车上完成，主角与邻座的闲谈、需要忍耐的抽烟冲动及其身前的一家三口，便构成了一篇小说的主要部分。

　　朱文说“真实的写作将和你的生活混为一谈，它们相互交织、互相感应，最后不分彼此”[3]，就像他喜欢的安哲罗普洛斯[4]，如果安氏在电影中用凝视的方式使生存本质浮出水面，朱文便是将散漫的东张西望贯穿于作品始终，他们都有一种疏离于生活同时又囿于生活的状态。朱文大概并不乐衷于将生活典型化、令事件紧密相联的写作方式，可奇妙之处就在于他越是不厌其烦的刻画日常，日常生活就越发显得典型，甚至可笑可悲、虚无荒诞。《磅、盎司和肉》中有一部分写到“我”和女友买菜时遭遇到的老太和中年男，几人因一些肉、一只西红柿和四个硬币大费周章，几乎要永远纠缠在一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朱文不习惯以精心设计的结构与漫长铺垫来煽动情绪，营造伟大或者悲凉，实际上他总是在回避这一切，除非表达需要，否则他很少使用那些冰冷的技巧去控制读者，他的故事里没有刻意的伤感和坚强，也少见为了故事张力而添加的悬念或巨大变故（朱文在创作早期尚有一些结构痕迹，如《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中，带着两个孩子艰难维生的寡妇在被强奸后未能得到派出所的公平对待于是选择自杀，这样比较极端的情况，即使并不违背常理，在他之后的作品中也基本消失无踪），更不说那些人类所谓的独有的高贵品质，像可笑的古希腊悲剧那样与苦难的命运负隅抗争，这在朱文的小说系统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说人生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时间永恒的河流中，谁都要学会做一个失败的角色”[5]，于是朱文的主角不自觉裹挟着游离与虚无摩擦起人生的锤子，直到最终把它搞掉，无法用它伤害别人，也无法伤害自己，心平气和的与人生握一握手。

　　《弟弟的演奏》讲的就是一个人转而成为一个平和的人的过程。书中的主要人物，什么大学的几个学生，他们对普世价值全无兴趣，那些号称能拯救世界的理想与爱亦对他们统统无效。建新一年到头睡在床上，老五的前半生扮演着一个勃起的生殖器，“我”则抢了朋友的女朋友，这些人在差不多的时候到兰园菜馆喝一顿酒，喝醉了也懒得吹牛逼，他们从不积极上进（认为这是徒劳），抵触并唾弃那些想要改变自己的人。当老五从监狱回到宿舍，他们并未对其带来的“出路”产生丝毫兴趣，从未出于自愿成为他奋斗路上的同道，他们只是诱使老五花光了所有积蓄，并在之后悄悄向校方举报了他。这种对生存本身所感到的厌倦与麻木在《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关于九零年的月亮》中同样尽露无遗，前者说“没有伟大的爱情，谁也不要太为难谁了”，后者则写到一个终于过上独居生活的人，在十平米的房间里写作、与不同的女人做爱，在某个无聊的夜晚出门散步，百无聊赖找到一间旅社，住下后非但没能平静反而感到了更深的无聊，于是又在警察敲门时跳窗而逃，没走出多远就再次改变主意，返向旅社去取回落在那里的一只拖鞋，主角什么事也没犯却因可疑被带回审讯，他在派出所开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继而遭到一顿毒打，最终一身疲惫回到房间，看着女友带来的一只兔子，产生了一个悲观的想象。[6]

　　书中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带着一点宿命的意味，混混沌沌过着日子，却对一样东西保持了极大需求，那就是性。朱文多次在小说中提到了它，《我爱美元》、《弟弟的演奏》、《弯腰吃草》等作品中无处无充斥着性的气息，主角将它视为纠缠自己一生的事，他们可以觉得一切都没有所谓，一切都枯燥无趣，一切都是一时兴起的实施或放弃，但唯独性，无论他们为此感受到愉快或者沮丧，都无可避免的需要走向那里，需要坠入那些温暖、湿润的海水，他们无法逃离那些腐烂或是精致的幽暗洞穴。

　　二、“性”的价值及其终点

　　朱文在《弟弟的演奏》中提到弗洛伊德，说一些中国人的性生活被这个老家伙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梦中梦见自己握着根棍子把一个路人打得鲜血淋漓，醒来之后，他们就知道该走出门去找一个女人来消消火”。同样，在《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咧着嘴的小丁似乎把问题想得更清楚了，在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中，如果去除了具体的性的期待，关系的本质一下子又变得非常荒唐、枯燥，变得飘忽不定。”

　　弗洛伊德讲到力比多（libido），即“性力”，它并不仅仅只是性欲或性冲动，而是指人类的本能欲望（即寻求快乐、逃避痛苦），它是一切行为的本源，存在于人的“本我”，“本我”分化出“自我”，而后者发展出自我保护功能同时服从现实原则，既受“本我”支配又通过“超我”限制“本我”，“超我”受价值观影响，大体可认定为一种道德力量，它向“自我”提供是非标准。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性力”有些可以直接通过性交排遣掉，有些则因为受限而压抑在潜意识中，转化为其他形式进行宣泄，如暴力行为、艺术创作等。[7]

　　在《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中，退休在家的王夏林无事可做，想过一过性生活的愿望又时常被劳累一天的妻子拒绝，多余的精力无处释放，只好走出门去锻炼身体，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跑出了一点意思就统计起全市的桑拿数量，并从中重新找回了人生的价值。不难发现，这些人的生长环境迫使他们压抑着太多欲望，牺牲了自己的大半生给国家、家庭做牛做马，这些人大多生活在艰辛、庸碌的状态里，有太多无法达成的想法和超出自己能力的需求，被禁锢在各式形态怪异且无法摆脱的圈子却无法全然不顾，身处其中，好多事只有勉力为之。朱文在《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里面写到一个终其一生都活在惯性里的人，胡老师，他有一个身体虚弱连性生活都负担不起的妻子、一个早夭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性情古怪的领养儿，受世俗规范所累，胡老师为他们贡献了一生，不堪重负，到了晚年才忽然觉得“这几十年的每一个日子都不是我应该过的日子，我完全偏离了我的命运”。

　　两个故事同样充满了无奈与辛酸，不过后者却明显更具一些悲剧意味，到了最后一刻胡老师才意识到他这一生对“本我”的冒犯，当然是来不及了。转而看到《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王夏林成功把“力比多”转化为对桑拿统计的热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所以那篇著名的《我爱美元》作为一个讲述儿子带父亲嫖娼的故事，也并非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主角觉得“父亲是个性欲旺盛的人，只是有点生不逢时”，“父亲”则和他谈起海湾局势，主角认为“战争或者谈论战争从来就是可以用来缓解一些性欲问题的”，“父亲”却说“我们真正需要的女人并不像我们渴望的那么多。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一些”，主角只好告诉他，“性和身体无关。一个男人即使被阉割了，他也需要性。性并不是简单的夫妻生活，也不是通奸乱伦，它要广阔得多，它是无时不在的，有时是个延伸，有时是一个动作。一个不正视性的人，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同样是一个“性”的故事，在《弯腰吃草》中，李玉民因为无法正视自己的一次“通奸”（通奸一事是否属实文中未做定论）而终日与酒精为伴，“我”则因为最终放弃了对女同事乳罩问题的纠结而获得解脱。

　　然而，即便“性力”通过性交排遣的同时还可以以其他途径解决，但之于对其无法正视的人仍旧基本无益。这些人的“性力”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只衍生出爱情、家庭、人生目标等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当这一切统统失去出路，对个人意志带来的挫败巨大，在此情况下，我所理解的结果有两种：

　　1、自杀

　　在《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中，寡妇阿青白天卖饭团，晚上卖茶鸡蛋，独自拉扯着十四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儿子生活，她的每一天都被漫长而乏味的劳作洞穿，每天少量的快乐时光就是和儿女吃饭、聊天，她唯一的指望就是想象并且相信儿女将来一定会有希望。直到有一天，她遭到强奸，并在报案后得到了一个荒谬的处理结果。她自杀了。

　　2、将这些失意情绪再转化回本能欲望的基本属性里去。

　　也就是性，靠性来解决。这就使得《弟弟的演奏》中那些主要人物变得合理，他们一事无成，不相信所谓的人生追求，所以只需要性，所以在游行期间又暂时忘记了性，“（海门）每天鼾声如雷，意外地戒掉了手淫的习惯”，当人潮人海渐渐散去，他们百无聊赖，看着自己重新膨胀起来的荷尔蒙立即开始了诗歌创作，投身于结识女诗人的运动中去了。

　　当然，性不万能，更不管包治百病，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与爱欲是对立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爱欲之被压抑有其生物学上的必然性，因其本身具有反社会的性质”，[8]通过不加节制的性或醉酒（即死的本能[9]）来获取的自我满足必会将自己推向社会大众的反面，即便你抛弃了世俗规范、道德伦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的认知），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离自己需要的真相就更进一步，结果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弯腰吃草》中李玉民跌到谷底，但一生的孤苦伶仃使他以酒度日，喝醉后才能变得平和一些，但他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被萎靡和颓丧所包围，在《弟弟的演奏》最后，主角出于无奈与女领导栾玲通奸，从与她的性爱之中感受不到丝毫乐趣，主角的那一套价值观在那个时刻突然失效了，对女领导的厌恶成为一颗炸弹，摧毁了主角对生活、对他人年深日久的疏离所建立起的防备，使他对性的态度产生了变化：性这东西不再那么美妙了。

　　到了这里似乎进入了一条死路，人生的问题好像永远只能悬而不决，其实不然，因为以“性”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就偏离了本质，“性”只能缓解、而无法解决问题，朱文创作的终点当然不在这里，他对日常生活的刻画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方向：我们是如何走向虚无、并面对它的。

　　三、生存的无解与和解

　　朱文说，“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不真实的环境里，人们已经从血液里接受了一种十分怪诞的生活，不再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明天，很多切肤之痛在一种虚幻不真实的氛围下被淡化，或者完全染上一层保护色，你甚至没有机会感觉到你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年深日久的隔绝使你的感觉器官变得迟钝。”[10]

　　《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把穷人统统打昏》便是如此。而《弟弟的演奏》、《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包括《我爱美元》中的主角多少是与这种生活保持着距离、甚至对立起来的，却仍旧无一例外的感到疲惫、乏味、处处受限。唯独在《弟弟的演奏》最后，主角突然萎掉了，这件事令其异常兴奋，他连写了几封信、给每个人打去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他急切的赶回老家，对“父亲”说“我终于萎掉了，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过我现实的生活了。”

　　佛家是讲求平和的。它讲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其实是因为无名，无名即是无知，无知是源自对自己的固执，我们只有真切的理解“四真谛[11]”，认同它并将其融入内心，才可以放下固执，获得平和。才能看到真实。[12]

　　对本能欲望的固执当然是最大的困境，因它是一切行为的本源，朱文的主角即便放弃许多，但避开本能欲望的延伸、直接靠性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是有问题的，必会在某个时刻因此而感到悲观沮丧，因为对“性”的执着终归也会落空。

　　王朔谈到生活中的诗意，说“想看到真善美就必须跌到谷底”[13]，我以为《弟弟的演奏》中也正是因为主角跌到了最深处（虽然其时刻清楚的认定自己是个废物，却在对“性”的需求上显露出他还是一个需要去平衡自己内心挫败感的人，直到最终与栾玲的长期交媾使“性”变成了一件极其恶心、令人厌倦的事，主角的内心在一种有些神秘的氛围里产生了一些变化）才感受到了真实，所以阳痿得干脆利落。

　　然而众所周知，尽管人们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不能尽如人意，不过基本都拥有着规律的或是断断续续的性生活，有一些奇怪或不奇怪的爱好，有家庭妻女陪伴身旁，即便如“四真谛”所言，这一切都是偶然，是虚空，没有实在不变的意义，但在日常生活中它的确支撑了大多人的生活，即便含有一些不真实的成分。毕竟放下固执接近真相的心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本身也是一种固执，“只有愚蠢的心才会刻意培养不执著的态度。刻意培养不执著的态度只会让你的心执著于另一种态度。”[14]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维系生活的方式，本身、并将越来越冷峻而疏离。对自己的固执是内部原因，究其外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媒介方式改变了——从印刷术到电报和电视，我们的文化从以文字为中心过渡到以形象为中心”，“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5]这表明我们的记忆水平和思维能力必将向着更简单、肤浅的方向中去，“在一个日渐能通过组织需要的满足方式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被剥夺它们基本的批判功能。这样的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政策，并把对立降低到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讨论和赞助可供选择的政策上”，[16]这一切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丢失自己，在这样的状态里操劳一生，贫困、艰苦、没有希望，却很少去介意这种生活是否合理。

　　朱文小说中所塑造的“胡老师”、“陈青”、“刘贵祥”等角色正是如此，他们无一不生活在备受压迫的环境里，朱文关心这种生活的不真实与不公正对人造成的侵害甚至是侮辱。《看女人》中主角的同学王栋家庭贫困，大学刚刚毕业就和之前相亲好的同乡草草结了婚，二人有没有爱情都是未知；主角则在做了一个梦后回想起他一晃而过的十年，想起十年前自己在哈尔滨寒冷的大街上苦苦寻觅，只是为了再次遇到公车站前那个漂亮的姑娘，而今现实生活早已使他忘记了真挚的、渴望美好的自己；刘贵祥，一个离婚十年没有性生活的人，他把性欲转化给了发明“补压机”、研究无线电，他说像他这把年纪就没必要再找对象了，“买菜的时候在大街上看看也就满足了”。这样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怀有太多固执，另一方面则是工业时代和阶级统治所造成，这不仅在某种层面榨取我们应得的利益，更因此蒙蔽了我们的认知，使我们的感官系统迟钝、麻木，无法接近自己，这从根本上削减了我们接近真实的可能。

　　但是我们很难一朝一夕改变外部环境，“你要知道我们的先辈，即使采用很激进的方式，比如暴力革命，比如有人和他的朋友们，领着一群人打游击，上了井冈山，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旧世界，用了多少年呢？22年”，“即使采用最激进、最急不可耐、最暴力革命的方式，也需要22年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你采用理性的、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怎么能指望一夜改变世界呢？ 只能慢慢来。要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滴地改变世界”。[17]

　　所以我们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朱文在访谈里说到，“虚无它不代表着悲观，也不代表着对任何有价值的生活观念的否定，它只是一种认识”，“你必须和这个问题一直相处，也许你毕其一生也无法窥其堂奥，但是你必须和它相处。你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再开始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生活就是要你一辈子学习和这些问题相处”。[18]《弟弟的演奏》是这样，《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是这样，《看女人》也是这样，你只有试着与这些问题和解，才能解决自己的痛苦，但“痛苦的反面也不是幸福，而是内心的平静，或者麻木”，[19]到那个时候，欲望的纠缠已经不重要，它变成了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

　　结语

　　如韩东所言，朱文“适应能力强、体魄健壮、兴趣广泛、讨人喜欢。这样一个在生活中有多种可能性的人能坚持回到桌边，回到枯燥的写作工作中去要克服的诱惑自然更多。他的意志力是超常的，目的纯正，对文学充满了巨大的热忱”，“在朱文不多的几则涉及写作的随笔里，他反复与自己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写作的必要性、作为一个作家的条件与品质、他的工作、以及他所面临的欲望与野心和它们的限度”，“这与另一些作家的思虑，如作品的形式、意义以及效果是截然不同的”，[20]朱文“始终相信写作与内心有关，与内心的挣扎有关”，[21]他比大多作家都更关心个人的生存处境、精神状态以及潜意识中流动的暗涌，他对佛学有兴趣[22]，对真实与平和的看重毋庸置疑，他书中的性通过弗洛伊德和现实生活结构起来，的确就像《我爱美元》中所说，道德、理想和崇高信仰，“我的性里都有”，朱文对动物性和虚无感的把握，反映出人类自身、社会环境是怎样蒙蔽、塑造一个人的同时，却并未满足于此，他为那些长久被大众所忽视的庸常而静默的生活碎片赋予了一些不一样的诗意：即使是最绝望的生活也会在某个瞬间散发出爱，即使最模糊的脸也拥有机会被温暖的光彩点亮。

　　实际上朱文没能给出结论。人生当然不会有什么结论，唯一的真理就是无论你生活在怎样的处境，都要与痛苦、虚无共处，要与自己的分裂共处，要试着抵达平和，这是与每个人相伴一生的问题。而很遗憾，人生漫长而飞快，我们大多人都很难做到真正平和，那也没关系，毕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至少，还有那些真实的瞬间分布在整个人生路上，纯粹的爱和消耗掉的精力，都是有益的。

　　所以到了最后，朱文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生都不能被解决，没有办法，你必须学着与它相处。

　　参考文献：

　　[1] 萧元《做壹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 金小凤《小凤丢手绢》，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3月。

　　[3] 朱文《弯腰吃草》，华艺出版社，1996年。

　　[4] 金小凤《小凤丢手绢》，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3月。

　　[5] 朱文《弯腰吃草》中短篇《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华艺出版社，1996年。

　　[6] 朱文《弯腰吃草》中短篇《关于九零年的月亮》，小说最后，主角认为人或许也和兔子一样，被其他一些说不清的物质所操控着。华艺出版社，1996年。

　　[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本社，2005年7月。

　　[9]【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韶刚译，九洲图书出版社，2003年7月。弗洛伊德认为，许多单个的本能都可以归入两类主要的内驱力下，除了生的本能、即性爱（Eros）或性的本能之外，还有一种死的本能，有时也被称为破坏或攻击的本能。

　　[10] 黄灯，《朱文小说写作的意义和限度》，2008年第16期《名作欣赏》。

　　[11]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正见》，姚仁喜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四真谛分别指，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磐寂静，即是说：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一切情绪皆苦，一切事物皆无自性，涅磐超越概念。

　　[12]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正见》，姚仁喜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

　　[13] 吕乐《小说》，吕乐导演、编剧，片长84分钟，2006年。

　　[14]【印度】克里希那穆提：《生命之书》，胡因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

　　[15]【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1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7] 罗永浩《我的奋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18] 金小凤《小凤丢手绢》，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3月。

　　[19] 吴虹飞《这个世界好些了吗》，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20] 朱文《弯腰吃草》，华艺出版社，1996年。

　　[21] 吴虹飞《这个世界好些了吗》，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22] 金小凤《小凤丢手绢》，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