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读后感精选10篇
《活着》是一本由李玉霄 / 王崴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活着》读后感(一)：zz 李玉霄 一生坎坷马三立
一、引子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作为市政协委员参加官方的活动，等等。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难怪笔者接触到的老少观众都要在夸赞马三立的相声说得好的同时，还要为他抱憾；难怪这位晚年终得“功成名就”的老人会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感叹：“我这一生，逆境更多于顺境。”
现在，这位喜欢自称为“普普通通老艺人”的老人躺在了病床上，再也不能登台了。在天津市总医院门诊楼八层的一间病房里，他从年初躺到现在，薄薄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见他枯瘦的身体。
二、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
三、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四、右派生涯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声誉鹊起。
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齐了桌椅板凳，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皮鞋；过年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门上头一回贴上了春联。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
五、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活着》读后感(二)：勇敢追寻我们想要的生活
其实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
扉页的这句话，是我第一次练习阅读的书，特别喜欢的书里面的一句话。
整本书每一页的图片和文字，都纪录着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故事，这些人和故事或是生离死别，或是震撼人心。这些故事和故事里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触到心里藏着的柔软。他们的人生可能只精彩在镜头前那一瞬间，但他们很努力，很努力的生活，很努力的让自己幸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故事可以打动我们的原因。
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书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些情绪中的《孤独》，乐天的《挖出我的“丰衣足食”》，职业素养高的《钢笔爷爷》，疯狂的《血石》，无助的《失独余悲》，平和的《雪山牧牛人》，漂泊的《蚁居天台》，留念的《上海老弄堂》。我们从这些照片了看到了我们自己影子，我们朋友的影子，我们家人的影子。
有人说，我们都是“奋斗在活着的边缘”，很多时候我们年老之后回过头发现，我们的一生，都是那些我们不在意的选择决定的，我们勇敢追寻我们想要的生活，就算没有精彩的人生，也有幸福的回忆。
《活着》读后感(三)：zz 陈菊红 离开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沈颢，在任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有一阵子坐在一个玻璃墙隔出来的屋里。虽然玻璃上贴着一些画，但他在干什么或者同志们在干什么，仍然一目了然。有一天，玻璃屋空了，只有门上库尼科娃的背影还贴在那里，其中一个角松了，弯成了个三角形，库娃的大辫子只剩下一个尾梢。
记得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有一阵子她的办公室总锁着门，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门开着，里头只有桌子和椅子，什么私人印迹也没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很空旷地站着。
我把两条腿盘在一起，像个老农民一样坐在凳子上，检点我七年来临临总总的杂物。有些要交回的东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那是一串电脑排版室的钥匙，一把七平方米宿舍的钥匙，两本空白的采访本，一张印着我年轻笑脸的工作证（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大学毕业）……
我要带走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纸箱子里。那无非是一叠报纸大样的缩印张（有的已经发黄了），一些采访笔记，一些想做没有做的题目素材，一些写得有趣的读者来信。那叠大样和那些“未遂”的材料差不多一样厚。在读者来信的下面，卧着几本1998年新闻部的内部刊物《马后炮》。那时候，我们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轮流做一期主编，从组稿到上版到出样到复印，一手搞掂。我翻了翻，找出自己编的那期来，想起那天复印到半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后来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5年5月，我毕业分配单位已经清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我闲着没事，借写论文的空去广州实习。《南方周末》当时的主编游雁凌看了我的材料，把我从《南方日报》人事处直接带到了12楼。
在广州大道中的这幢24层高的楼里，《南方周末》就位于这二分之一的高度位置。而我去的时候，《南方周末》出世11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年头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不是其主打，记者只有一个，叫朱德付。大部分稿件靠编辑约。所以读者熟悉的名字都是诸如徐列、沈颢、马莉、谭庭浩、陈朝华、李晖、陈微尘、蒋才虎、苏丽容、章梅这样的编辑，当然还有美编张向春，外面流传着他如何一笔粗线，就可以让该期发行上个十来万份这样的神话。当时的《南方日报》集团，跟我很认真地说，请你问一下《南方周末》美编，他们报纸的头条到底在哪儿？然而张向春并不是想象留着长发的那种人，他寸头，戴副眼镜，很安静一个人，只有笑或者唱粤剧的时候声音挺高。
同样安静的是这里的楼道，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这张报纸还是以副刊为主有关。似乎每个编辑都有一块田，辛勤地耕着，在开周会的时候，顺便看看其它的田长得如何。都可以发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别的版面。被批了的人也会反驳，但并不见谁谁跟谁因此伤了和气。每周一次的例会定在星期五的上午9点，大家围坐在很大的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手里一杯水或者茶，杯底自觉地拿会议室抽屉里的杯碟垫着，以防水渍或者茶渍流到桌上。刘洲伟，比我早一年毕业，跟蒋才虎一起轮流编“经济与人”兼作一些采访。因为实习是要有指定记者的，游雁凌把我交给了刘洲伟。刘曾经学过气象，广州的夏天经常下阵雨。他有时会站在窗边说，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儿就下雨了。然后他手一挥，一个风雨欲来的姿式。
我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月就回校了，两个月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游雁凌离开了《南方周末》，前任主编左方回到他不足八平方的小办公室，轮流跟我们三个新来的人握手。他的眼睛非常亮而且专注。
老左是个严厉的人，陈微尘对我说，如果稿子编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撤，如果备稿还是不好，他接着撤。“实在没稿，你就从12楼跳下去！”我特地去窗口看了看12楼的高度。发现从我的办公室下去，正好跳在二楼平台上，如果跳的不好，就会一头撞上《南方日报》四个大红字中的一个，引起围观是很肯定的。
当时的编辑，压力大是肯定的。因为《南方周末》一直有从《南方日报》集团挑人的权利（包括在历届分来的毕业生中具有优先选择权）。这许是为着这张处再上升期，声誉和利润都为集团所看重的报纸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个人来说，处于期中就像进了一些学校的实验班；固然你是因为优秀被选进来的，但被认为优秀的人通常都有个心理，怕从这样的团体中淘汰出局。
所以那些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认真的。交到审样编委手里的大样干净很少错别字不说，对于一篇文章的出炉的沟通也是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时候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出现的名家不少，文章质量也不错。所以老左经常说，我们是三流的人，要办一流的报纸。是不是认为自己三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不狂妄却张扬的办报态度。他还亲自出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纳贤，其中包括著名的杂文家鄢烈山。
我想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一些很有个性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本来并不容易。
这两点我都有，他们既然没有从楼上跳下去，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但我不幸被分去和陈微尘一起做时尚版的编辑。我说不幸，是因为当时扩充的主要内容已经显露出向新闻方面靠近的趋势，经济版增加了世界经济，又有了人物、体育、社会观察这样的版面，随便哪个都叫学了科班新闻的我有点欲望。我因有着年轻，想当然地被认为跟时尚契合，但事实上那并不是我的真爱。
我们找了一帮广州做时尚和娱乐的各报各编各记和一些另类人物们开了个点子会。来的人倒是颇有点代表性。无论穿着到思想，但神仙会开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周末办时尚版，一个字，难。然后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有南方周末LOGO的瓷杯回家了，剩下不得其解的陈微尘和我。
于是出差。到北京和上海。讨点子加约稿。1995年以前，大家出差只能坐火车，但老左当时网开一面，说你可以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回来我们还要抓紧定盘子。
我回来的时候眼神还是灰的，但在办公室见到了江艺平。陈微尘说，你去跟她汇报一下吧，她是新任的主编。
跟游雁凌的精明能干不同，跟老左的睿智果断不同。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将来会把《南方周末》带入一个发展高峰的女人。
报社关于扩版的基本框架已定，决定在第二年年初，1996年将报纸由八版扩大到十六版。这次扩版，并没有更新旧版，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售价定在1元。
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没有自己的拼版员。所有的版面要拿到日报四楼去排。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急得跳脚，排版小姐大可以慢条斯理磨洋工。有一次我们新来的体育版编辑赵牧为此气不可遏，跟一个排版员大吵了一架，才算是按时拿到了大样。《南方周末》狠下心，自己建立了电脑室，从日报调了两个很好的排版员，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在全国日报系统激光照排和彩印都领先一步。以前铅字印刷的厂房隔出很多间成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宿舍。因为是厂房，所以非常高。我住的那间高四米，宽却只有三米，感觉是横过来更加宽敞。夜里睡在床上，房顶距离自己太远，发一个呆好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那批跟我一起分配来《南方日报》集团的一共有25个人。1995年，《南方日报》除了《南方周末》以外，还有好几张系列报。我们被分在日报和那些不同的子报里，厂房改成宿舍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被叫做大堂，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把电视搬出来放VCD，那一批年轻人里，包括《南方周末》的两个现任副主编向熹和毛哲，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现任副主编庄慎之和宋繁银。
那断日子，我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是很忙的，但这里的同事玩心都很重，经常在一起打球，爬山。
星期三交完版后的中午，大家就去报社旁边吃一顿饭，那个叫东江美的小馆子被我们称为小东江，小东江有个很拽的女服务员，你怎么跟她开玩笑她都不买你的帐，埋单的时候一文不少。或者去那个叫做枫木廊的西餐厅叫点东西喝，枫木廊一进门可以看玻璃窗外雨中奔跑的车子和没有带伞打的人们。
有时候我们也去马莉和她先生开的七星书舍，书舍位于一个水沟旁边，跟江南黎果的酒吧为邻。江南黎果在那里卖他的茴香豆，诗人马莉在书舍举行读书会。书香酒香里，华灯初上，朦胧的很。
所有这一切都舒缓了工作的压力。我刚去《南方周末》的时候，那里没有专职校对，也没有版式编辑（张向春一只负责一版和艺林的设计），很多编辑才刚刚接受试用电脑培训，用电脑编稿写稿刚刚开始。两个电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干脆一手包到底，从录入，到照排，到校对，全部是自己做，累是肯定的。因此我很快就会用超思组版了。后来连画版纸也不用，凭着对简洁舒服版面的直觉认识，直接到电脑上开工，弄出自己满意的版面来。
分工细会提高效率是自然的，但是鱿鱼客观条件，初期这段全方位的训练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周一周二照例是嘴忙的，电脑室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一个版晚交了，就会影响起码四个版的印刷。在没有用卫星传版以前，胶片要通过托人坐飞机送到几大城市。错过了航班，直接就会推迟当地报纸上摊的时间，读者到时候买不到报纸，声誉自然是受损的。《南方周末》办公室主任李益伦，工作非常细致。会盯着流程表来催我们交版。他总是在电脑室看谁交了谁还没交，眼睛滑在鼻头上，眼睛会越过镜框上面，焦急地询问正在忙碌的你。很像那种负责任且不厌其烦的大宅管家。后来他忙不过来，就把这事交给了副主任，医药保健的编辑苏丽容，我们唤作苏大姐的。苏大姐人很和气，催你只催一遍，但如果交晚了，你就会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到周会上公布。她的记录有时候会和编辑的记忆力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较真，最后不了了之。大家对苏大姐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因此也没有形成什么奖励制度，似乎谁都知道，有点拖拖拉拉但是愉快地干着活，是这帮年轻人的特点，他们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跟报纸付印开玩笑的意思。偶尔有推迟印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绝对是大件事。最有可能是因故换了头条。
我有幸在毕业以后，一头就扎进这样的快乐氛围。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一个企业内部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对于《南方周末》来讲，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
我曾开玩笑地对我的同事说，，咱们应该在一出电梯那里协商革命语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最能体现严肃活泼的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年会。我们叫作业务研讨会，通常开两天半。开会自然选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但不管山水如何秀美，都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开会通常是从早上8点开到中午12点，再从下午两点开到6点。吃完晚饭，从7点30开到10点，等你有空的时候，山水已经睡了。
会虽然开得长，也有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发行量下降，比如报纸内容的更新，比如版面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中心思想，大家通常是有什么说什么，自由发言。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新主意。即使这样，开一天会也是很累的，想疏疏筋骨就得等到晚上的会结束以后，一起去附近吃点宵夜或者在周围走走，这样以来，睡觉时间自然保证不了。终于有一天开会，过了8点30还陆续有人进场，气得老左说：要是在部队，早把你们拉出去毙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生气的样子，记得他讲《南方周末》历史的样子，记得他每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看到我们时，绽放的笑容竟如一个孩子般的纯净和灿烂。他选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离开《南方周末》，报纸已经完成扩版，发行量朝着他期望的120万的目标迈进。
在扩版半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新闻部，时尚版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编辑兼记者蔡菁，各得其所，都舒了一口气：差点水掺威士忌，毁了两样好东西。
这一年，我22岁。
这一年开始，因为这张报纸的起伏，因为由此而生的变故，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
1996年9月以前，我们每个编辑包括记者朱德付都是有正式编制的。但是扩版，给了稿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闻性强一些的稿件。约稿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报纸竞争态势明显起来，头版和一些其它版面的采访需求量增大了。而《南方周末》也从外报物色了一些优秀的编辑来做新的内容，以招聘的形式将他们收归旗下。郭国松很瘦一个人，夹着个公文包，像个干部似的，外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写过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经历的生命危险也可以说上半夜。孙保罗，来之前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 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现已因贪污受贿入狱）列为 “不受贵州欢迎”的人。西弘，从商汇报过来成了消费广场的编辑。他的加盟，使消费广场从简单的消费服务变成了后来的消费维权，在业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工作之勤奋，在《南方周末》数一数二，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背心去篮球场打一阵篮球，然后回来吃个盒饭再干活。当然他打球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本报曾参加集团篮球赛，不慎将其列为队员，只见他手和脚向着不同方式运动着，彼此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未杀敌，先踩伤了自己同事的脚。
前面几个人都是报社的人拿着小锄头挖来的，而记者余刘文是自己拿着简历找上门来的。他个子不高，非常谦虚，见了我喊我一声老师弄得我挺不好意思。但就是这个人来了没多久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搞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怕孙小果的弟兄杀上门来，接到找他的电话就说不在。而余刘文本人也从此患上了选择性耳聋的毛病，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绝对听不见。
1998年5月，我编第一期《马后炮》，约了新闻部各大虾的稿，余刘文交来的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说昆明，心有余悸，在介入孙小果案的第三天，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我当时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孙小果的父母都是公安，且正在为此案频繁活动，耳目多多无疑。我立即向个别人士放风：“这个案子我不追了。”且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对方也非常“失望”。当天，提供消息的人请我小酌一杯，是“压惊”还是“鼓励”，天知道，人心隔肚皮嘛。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我给昆明的同学打电话，问这伙恶势力到底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这一来我就更加紧张了，坐卧不安，满腹狐疑，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甚至已有人在门外恭候多时了，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了，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很高兴自己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几期《马后炮》，新闻部业务交流的氛围很好。出一趟差回来，总有好稿子上版，总有人击节相赞。记者们甚至讨论得很细，比如觉得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吃午饭的间隙，或者在过道里遇上的时候。但夸人的话总是有点糙，夹杂着国骂。但国骂的口头禅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像赵世龙，报一条线索也要夹几个口头禅，但一边说一边就可以背上包直接去机场。几年后我在美国跟好几个相熟的美国记者聊天，发现他们说起业务来话也很糙。想来这是新闻界的通病。
慢慢地，不同的记者有了不同的写作分格，甚至你一读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在一张报里多元化的写作风格让人读来非常过瘾。后来大家为了共享采访中的一些有趣或者奇怪的事，为了找个地方说说场面上不好说的话（我们称为“放跑”），决定弄出这么个东西来玩。
新闻部主任沈颢在开张第一期上写了《我心目中的新闻部的样子》，简而言之是六个字：务实，开放，独立。开头的一句话：关注现实，以民为本，只求传真，不求高深。
为了“传真”，记者们总是你来了，我走了，来了就拿回来让编辑兴奋的东西放到版上去，要走，背起包就只奔了飞机场。有时候，刚采访完一条新闻的记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赶往临近的另一现场。往往会十天半个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回来的那天，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他（她），然后一堆人去吃晚饭，喝酒，为久别的朋友洗尘，或者压惊。
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险情。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长平和周浩在内蒙古采访时，在沙漠里翻了车，据说当时长平回过头就找不到周浩了，原来他已经被摔出了车外，找到他时该同志已经有些人事不省，但长平好歹在夜幕下的沙漠里拦住一辆过路车时，周浩居然睁开眼睛跟司机讨价还价。此事后来被广而告之，当然有外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为了报社省钱已经成了本能。他被运回了广州，方三文则在前一天就赶到内蒙，接着走下去，完成穿越风沙线的报道。
孙保罗在采访一个造假全国劳模事件回来的途中也翻了车，那是山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由于捆了安全带，他没有伤到什么，坐在后排的两个人撞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我。但这事他回到广州以后才告诉我，他说，车是翻到了左边，要是翻到右边，你就没有老公了。
1999年底，克拉玛依大火五周年，我和方迎忠到新疆采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要七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还在《新疆日报》后来成了《南方周末》名记者的南香红为我们找了个哈萨克司机，七个小时的路，基本全是戈壁滩，大雪飞扬，笔直的路几乎成了冰道，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但过了一阵子就能见到一辆翻到沟里的车，有小车，也有卡车，最多见的是油罐车，长长地横在那里，我们的车只是在前面一辆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了个出溜，滑出几米，终于停住，又接着开。我俩这才在心里觉得哈萨克技术好。车里头很暖，我们很快就困了，一贯擅长讲段子的方迎忠也顶不住打起了呼噜。依稀听到哈萨克不停地放一盘磁带，唱着：杜十娘，努沉白宝箱……回到乌鲁木齐，南香红说，那条路，他们叫做死亡流水线。
在死亡流水线上回生，我们很开心，和一帮新疆朋友吃大盘鸡，喝伊力特，喝完方迎忠一个猛字扎进了门外的雪堆里。这是一个总能寻开心的人，采访深圳空难，能从凌晨趴在那里，就等一个好镜头；采访朔州假酒，能不吃饭在雪地里为文字记者把风放哨……但是要回到广州，一定先到馆子里好好犒劳自己的肠胃。只有采访烟台海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江艺平说，我采访不下去了，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没见过这么多人死。江艺平告诉我说，他在电话那头哭了。
靠着编辑部的信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禀性。因为没有邀请，没有接待，没有红包，有的只是艰苦的调查，和无休止的奔波。有的是对于这张报纸的热爱和对于新闻的热爱。
1999年的年末，经副主编钱钢提议，大部分记者参与了年末报道《记者回家乡》。二十来个记者奔赴各地，虽然“近乡情怯”，但也是第一次以主角的方式切入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年仅22的迟宇宙当时正在山东济南赶稿。他原本打算采访完这篇关于私家列车的稿子传回总部再回莱州老家，完成记者回家乡的报道。但就在他写稿的夜里，他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了事。他无法继续下去。“我把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劲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120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他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石匠，死于一次事故。
他还是完成了“记者回家乡”的报道，在那篇《父亲的去世和之后的两个月》里，写下了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在周末的大部分记者看来，他仍然还是个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大姐江艺平在他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玩具考拉。没过多久，江离开了《南方周末》。
过了大半年，迟宇宙离开了《南方周末》。
到了2001年，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记者开始大批离开。
有的记者也并没有下一站，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家里，待在一种回忆里。
我从来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专职记者，但在这里当编辑，没有太多的死规定，出去采访也是常事。我写过的稿件都是作新闻部编辑期间抽空完成的。
第一次出动，是接到一个福建母亲的电话，她的儿子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刑侦队，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这个叫文湘莉的母亲从此开始了为儿子讨说法的历程。而她儿子的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被遗弃在殡仪馆角落里的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关于儿子是否因刑讯逼供而死终于得到了个开庭的机会。
这是1997年底，《南方周末》新创的版面记者观察即将出世。这个版面的版头上清楚地写着：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你是个记者。记者观察一开始强调的是现场性，即记者在事发现场。第一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2月18日，首都机场浓雾下的惰性》和《一个死囚犯的最后十六小时》。后来记者观察成了《南方周末》新闻写作文本的一块实验田，这样说，其实只是强调了它的最后形式，它首先是一个记者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实验田。
我跟踪这件事有三年。三年后这个福建母亲拿出几本边角卷着毛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她听我的话几年来记的日记。我接过来，那是一本流水帐，写着几月几日她去哪里找谁谁问进展，几月几日谁谁打电话跟她说私了，几月几日被电话告知要开庭，等去了又说改日子了……令我吃惊的是，她其实记下了这几年来福州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些与此案或多或少有着关联的人员命运的变化，其中含着腐败分子的惩罚，无序与对无序的重新格式化。那是一个小人物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
那是一个民众对知情和个人权利进行强烈要求的时代，《南方周末》给予读者的新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易碎的。
但是人们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离真相越近，对社会的开发就是越犀利。
1997－1998年两年内，以如此犀利的方式报道社会新闻，成为《南方周末》的一个特征。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要宽泛得多，它关注民生，同样从经济，文化甚至对新生活方式的记录完成着一张报纸的责任。只是由于其中社会新闻的冲击力过于强劲，使它的表征被单一化了。
我们读者非常杂，每次做读者调查都发现读者群的庞大和难以定性。而对于这张报纸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有从中获取信息的，有从中燃起希望的，也有如下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从中读到了其它滋味的：
我已经从冬天失业到了春天。在这暮春十分，我用一整天走在这个城市纷繁的街道，一整天的暖暖阳光和黑丝袜的女人。我正在春天里失着业。
当街道向晚，我在纷乱的环岛驻足，转瞬间就灯火通亮，所有的方向都热闹非凡。我突然异常倦累。我必须回家了。
路过报摊，带走一份《南方周末》。
我看到了中国的同性恋，和他们没有阳光的生活；
我又看到了一个标价13.22亿元的便宜教训；
我看到了荒诞的爆炸和死亡，以及稚子泪眼中宿命般的疑惑不解……
《活着》读后感(四)：一星给苦难贩卖者，五星给芸芸众生
以下转自亚马逊商品评论，超级符合我的心声——
俺很不高兴！因为：
封面的照片，没有一张跟本书有关系，太坑人了，这是其一。（注：其实还是有几张在书里出现过的，但还是很坑！我也是被封面骗了）
其二，俺从来都不喜欢这类以挖掘苦难为乐的故事集。只管揭露问题，不管解决问题，根本就是为了自己赚稿费，这是十分自私甚至相当恶心的行为。
其三，作者太不负责任了，好几张大照片的人脸都被牢牢地封在了书脊里，压都压不出来，付印的时候不知道书会从中间装订么？
另外，本书用的不是铜版纸，照片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这倒是次要问题了。
——刘爸爸
王巍在序言里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我不愿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可是通书读下来，《挖掘最后的尊严》讲雅安地震李安全被埋，《美丽妹妹》独自撑起一个家，标题页是一张妹妹带着红领巾背后是一片荒山，然后脸上泛着“坚强乐观”的笑，还有《大上海的老弄堂》里头一个个坐的挺直的身板，我都崇拜自己竟然耐着性子读完。
《没有身份的群落》可以单独放出来吐槽。摄影师我真给你跪了，不知道摆拍的成分有多少，总之里面一张张诧异的怨念的脸，小朋友的小DD都没打马赛克，还有小朋友专门把没有鞋底的鞋摆给你拍照，阿嬷举着她爬6小时山路赚到的10块零5毛…我真的恶心的快要吐了，恭喜这章荣登本书最恶心排行榜TOP1...
其实书里还是有些章节挺好的，《二当家》讲一个小男孩为了打桌球给自家餐厅打工，《钢笔爷爷》专注修笔六十年，这种不同生活状态的记录就相比那些揭露苦难的更有吸引力，苦难被人揭露的次数多了就不值钱了，如果没能力驾驭这个题材，或许先别勉强比较好。《晚年孤独》《失独余悲》《蚁居天台》这些还可以，不过也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话题。
王巍也许不愿她的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但这本书却不容置疑的成为了苦难的贩卖者，花了老娘39块大洋，还以为能买到一本纪实摄影的教材，结果，人艰不拆。
上了谢琳老师一学期的课，纪实摄影还没上，但至少已经明白摄影的价值和原则。摆拍本身没有错，去到旅游胜地总是想把自己和背后的好风景融在一起，扮忧郁扮高兴扮二逼随你喜欢，艺术摄影的领域是可以的。可是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容不得摆字，一旦摆就变了味，原先叫人感触的东西可能就变得叫人反胃。布列松在《决定性瞬间》中说：“相比那些矫揉造作的人像作品，我绝对更欣赏照相馆橱窗上一排排一列列的护照相片。……”
前两天英语课老师问我们，what kind of super-power would you prefer？ —Read others mind or be invisible… 搞摄影的人的答案应该都是be invisible吧？因为只有当自己跟消失了一样，被摄者才能处于完全自在的状态表现出真实的反应。特别是在拍弱势群体的时候，我自身来说总是担心镜头会伤害他们，好像是将他们的伤口公诸于世，这本来也是很具有伦理争论的问题，只好慢慢摸索寻找解决办法。如果不能be invisible， 只能通过沟通来化解生分，这部分还是我正在努力克服的心理魔障。
话说回来，给一星是为了讨伐那些“苦难贩卖者”，给五星则是为了书中那些芸芸众生。书不值得买，但是《活着》这个栏目还是不错的，人生百态什么的我最喜欢了。
，这年头书托还真是厉害。豆瓣和卓越对此书的评价都很高
再补充一个缺点，图释离图有点远，得对着页码看，麻烦。去网上找了同期来看，事实证明在电脑上看大图比较有感染力。
《活着》读后感(五)：zz 李玉霄 马云龙：我就是一个唐吉诃德
1963年，他是河北省的高考文科
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成了豫东平原某农场的杀猪匠。
“文革”初期，他是北京大学名噪一时的红人，位列聂元梓之后，号称“北大第一嘴
”，但一夜之间，却主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出红卫兵组织。
1974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背着85条“反动言论”，被投进看守所，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在1979年安全释放。
15年后，他成为主办河南大河报的四大元老之一，是这份中原地区第一都市报的灵魂人物，却在其鼎盛期无奈离开，在同仁看来，这“标志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他也像那些理想满怀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做新闻的地方，东奔西走，最极端的例子是居然在一年之内连跳3家媒体。
去年8月，这位61岁的老先生，就任河南商报顾问。他当“顾问”，既顾且问，亲自采访、亲自写稿，然后亲自编版，依然是带着一帮年轻记者，继去年10月捅出“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今年3月又率先报道河北“聂树斌冤杀案”，以至于有人评论“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
老马，就是马云龙。这位以非党人士身份一直主管新闻的大河报原副总编，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向有“狂人”、“怪人”之称，但私下里，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却因其狂和怪，亲切地称之为“马老爷子”。
从造反派领袖到青年农民
所谓命运，不过是人生中诸多偶然的累积。
马云龙之所以来到河南，并且成为今天河南新闻界的扛鼎人物，和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飙席卷全国，北京大学成为全国运动的风暴眼，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脱颖而出。这位曾经的河北省高考状元，博览群书，兼具口才，大小集会频频露面，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北大第一嘴”不胫而走；进而作为北京大学惟一学生代表，进入首都红代会常委会，成为14名常委之一。虽然不久之后，这段经历让他终生懊悔，但当时，年轻气盛的马云龙一时领风气之先，饱尝灵魂革命、思想斗争之快感。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场武斗，将他从“斗出一个新天地”的梦幻之境拉回残酷的现实。1968年3月28日深夜，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率先向“井冈山兵团”发起攻击，大打出手，是为全国高校“文革”武斗之始。“3·28武斗”暴露了所谓“革命”的另外一副真实面目，马云龙大梦方醒，第二天早上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声明：即日起辞去红代会所有职务，彻底退出红卫兵组织。
自此，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目变成彻头彻尾的逍遥派。上午泡在寂静冷清的
图书馆，啃读列宁全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晚上则和来自各系的逍遥派们辩论政治、议论时局、交流读书心得。这种“神仙”般的日子持续到1968年底的毕业大分配。
军宣队控制下的毕业分配，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军代表手中名单一念，数千名学生踏上行程，分赴祖国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马云龙卷起铺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太康县解放军第一军的部队农场，打土坯，烧砖瓦，盖房子。然后，他被分配在炊事班，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杀猪。
两年之后，“学军”结束，按照全国统一政策，这批大学生理应分配工作，但患有“意识形态过敏症”的河南却执行了更左的政策：“学军”之后再“学农”。
农场里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就像“老三届”中学生一样，进村入户，插队农村。马云龙这次被“分配”在长葛县南席公社古城村，开始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两年过去，1972年“学农”结束，这批早就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就地找工作。有门路的去了郑州和许昌，马云龙举目无亲，他的去处是长葛县教师进修学校。
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豫东平原农场，继而是不为人知的古城村；从红卫兵领袖到被改造的大学生，到农场炊事员，继而荷锄而作的青年农民，最后是县进修学校教员——虽然依旧关心时事，虽然坚持晴耕雨读，马云龙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政治风潮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播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于昔日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如今散落各地厂矿村寨的马云龙们，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当副统帅林彪命殒蒙古的消息传到河南，正在学农的大学生们惊诧莫名。马云龙说，“我们当时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和屈辱，是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和屈辱。”
同时，农场就业、农田耕作的最底层经历，则促使马云龙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甚至质疑的眼光打量他所厕身的这个世界。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姿态，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1974年底，马云龙在大小场合的言论被好事者收集起来，计85条，随即被上边定性为“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他旋即被隔离审查，然后确认为“现行反革命”，1975年1月10日，他被关进看守所。
先是在长葛县，后又转到许昌专区，一关将近两年，就是不判刑。看守所的“待遇”不如监狱，吃不饱饭，见不到家人，马云龙忍受着“火烧火燎一样”难以抑制的饥饿，忍受着独居囚室的煎熬。更糟的是，铁窗外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传来的全是坏消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他渐渐地绝望了，感觉自己出不去了。
“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4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4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类似的事情多了，“马云龙一见好新闻就兴奋”、“马云龙做新闻，六亲不认”之类的说法开始传开。甚至有部下在办公室当着马云龙的面，半是玩笑半是感慨地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堂吉诃德！”马云龙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回想起来，马云龙带领众弟兄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可能是张金柱，以至于直至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
1997年8月24日晚上，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醉酒驾车，将苏氏父子撞翻，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父亲苏东海卷入车底，被张金柱的座驾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
从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马云龙贴身指挥记者江华等人，对此案做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4个月下来，发行量一路飙升3倍。
但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就在马云龙心无旁骛、带领部下步步向前之时，他的路也越走越窄。
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商厦一场大火，305人亡于火海。马云龙坐阵指挥，以《悲惨圣诞夜 横祸降洛阳》为题，当夜将这一重大新闻独家发出，受到有关方面批评；
2001年2月27日，刊发《靓女包围医改会》，捅出中国医药界痼疾，某部门大为光火；
2001年3月26日，转载新华社稿件《周口外商气得直哭》，被斥为“损害河南形象”；
之后，他再也没有迈进大河报办公室的那个门。
再返江湖
大凡受过牢狱之灾、半生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外乎三种归宿：一是被整怕了，从此闭嘴，安度余生，甚至开始风花雪月；二是矫枉过正，要以今天之左来掩盖当年之右；第三类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反而更加义无反顾。
屡挫屡奋的马云龙当属第三类。
离开大河报之后，他回到河北老家，侍奉年迈卧床的父亲，略尽孝心。之后，他重返江湖。
但是，他无处可去，于是流浪和跳槽成了这位老报人的无奈选择。
他担任过香港文汇报河南办事处主任，独家报道了柘城县农村艾滋病；他甚至还南下珠海，为珠海晚报出谋划策；直到去年8月，他才在河南商报稍微安身。
接下来就是“巨能钙含双氧水”、“聂树斌被冤杀”、“任文辉冤狱”等一个个重大新闻，从这个不甚为人所知的报社连珠炮般地捅出。
河南新闻界的人都知道，站在这些报道后面的，就是马云龙。
2004年11月16日下午，在记者初稿的基础上，马云龙亲手编写、五易其稿的调查报道《消费者当心：巨能钙有毒》确定第二天见报。巨能公司河南分公司经理来到马云龙办公室，开口承诺只要稿子不发，给他个人100万元，至于报社要多少可以自己开价。马云龙不露声色，沉着应对。一小时后，来自某要害部门的说情电话打了进来。
马云龙决定编版印刷流程提前3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报社所有人员下班回家，同时安排网络编辑迅速向全国100多家报社传送稿件，争取第二天全面开花。
当天深夜，商报的主管单位负责人接到指令，指派5个激光照排人员赶来强行改版。但是，整个商报社人去楼空，3层办公楼漆黑一片。有马云龙坐阵，他们来晚了。
与此同时，编辑记者们下班之后并没回家，而是兴冲冲赶往印刷厂，运送报纸。
第二天清早，当看到费尽周折的报道终于重磅推出，有的编辑记者激动得哭了。
此后，巨能公司声称河南商报诬蔑中伤，要动用法律手段。马云龙有理有据，毫不退让，随即写出7点声明；同时，他带着大河报和郑州晚报的记者，千里迢迢，赶往天津和河北沧州，一路调查，从生产车间追到供货基地，不仅掌握了巨能钙含有双氧水的铁证，更调查出使用工业级双氧水的确凿事实。
不过，巨能公司却偃旗息鼓了，马云龙策划的第二轮报道才未发出。据说，为了打官司，巨能公司请了多位专家仔细研读稿件，结果专家的结论是“这官司没法打。”
今年1月19日，郑州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北在逃嫌疑犯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的消息。2月底，河南商报记者从警方得知，王书金主动交待自己曾在河北省广平县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但广平县警方却称此案已破，“凶手”聂树斌早已于10年前被执行死刑。
闻听此信，马云龙当机立断，带领记者赶往河北广平，前后去了4次，遍访聂家父母、办案律师和河北警方。3月17日，河南商报头版头条《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将这一沉年冤案兜底托出，舆论一片哗然，3天之内，新浪网的网友评论高达7万多条。
碍于种种限制，重归江湖的马云龙无法全力出击。
很多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新闻，而是如何才能继续在新闻一线安全地呆下去，如何不失去现在的机会，不致再次“流浪”。
因此，他把自己的目标压得很低，“巨能钙调查、聂树斌冤杀案，这样的新闻，两个月做出1个，一年能做6个，就是我的理想”。
至于亲自采访、写稿、编版、写评论，马云龙认为是“为了自己良心上的平衡，同时也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没有努力过。”
性情硬汉
还是在大河报时，马云龙有一张“工作照”，背景不是办公室，而是郑州街头。光头墨镜、T恤衫牛仔裤，腰间配一腰包，身后是麾下几位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他本人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中间，面目冷峻，威风凛凛，势不可敌。
他的昔日部下都知道，这只是“六亲不认”的马云龙，并不是“让人喜欢”的“马老爷子”。
首先，马老爷子一有好新闻就兴奋，一兴奋就要和大家喝个痛快。马云龙自己也承认，“总编不过是个记者头儿，活干完了，干高兴了，弟兄们一块喝酒去！”
1995年10月15日，1岁半的小女孩李恒掉进建筑工地深达8米的地桩洞里，300名民警展开了几个小时的大营救，大河报摄影记者陈更生拍回了独家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陈更生很兴奋，但是，马云龙比他还要兴奋，连声叫好。当整整3个版的现场图片报道全部编妥，马云龙从家中拿来两样东西，一手拎着的是剑南春，另一手是一条三五烟。
其次，老爷子雷厉风行，作风硬朗，有时急了还会骂人。
1998年1月12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金柱死刑，马云龙离开法院时已是9点多，这时当天的大河报还没上报摊，就在等这条消息。在回报社的车里，马云龙用手机给编辑部口授稿件，有一个词说了几次，编辑都没听清，马云龙那个急啊。同车的刘书志说，“云龙急眼了，那个词重复一遍就骂一句‘傻B’，他连骂了6个‘傻B’！”
2002年底，大河报举行春节团拜会，邀请马云龙参加。马云龙在河北老家侍候重病的老父亲一年了，几乎没在郑州呆着，也就答应了。他没想到的是，编辑记者们一见推门进来的是一年半没见面的老马，全体起立，鼓掌10分钟！
和马云龙共事近20年的刘书志深知，新闻硬汉马云龙也有温情的一面。
2001年5月马云龙离开大河报之后，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于是和报社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关起门来喝酒。刘书志亲眼看到黯然神伤的马云龙无法自持，两度落泪，“突然地痛哭，涕泪长流，然后又突然地收住眼泪”。
马云龙自称，在郑州他有3个生活圈子：一是同事和部下；二是因为特殊经历结识的民间思想者；第三就是“报社看大门的、司机班的司机、印刷厂的师傅”。在第三个圈子里，他们都叫他“马哥”，一见面，“马哥，喝酒去”，“马哥，最近有事没有？有没有谁欺负咱？有的话咱打他去！”
因为采访聂树斌案，他去了4次聂家，并和“可怜的”聂父聂母结下感情。他告诉两位年迈的老人，等到聂树斌平反那一天，他会专程到他们儿子的坟前，为他扫墓献花。
在报道周口二级警督袁文龙被山西临汾关进冤狱一案时，他再次承诺，只要袁文龙获释，他就要亲自开车把他从临汾接回周口老家。
还是在河南商报，在编写一篇无良中介将无辜农民骗到海外做苦役的稿件时，看到这些中原农民沦为“现代农奴”，他潸然泪下。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马云龙则被视为“狂人”和“怪人”。
多年以前，马云龙就有了副高职称，此后，他一直拒绝参评。2000年，社长和总编强令他参加。谁也没想到，评审会上，轮到马云龙个人自述时，他开口就说：“这评职称在我眼里就像大街上耍猴的一样，敲一声锣，猴子就得翻一跟头。现在你也别敲锣，我也不翻跟头。它对我什么也不是，评上了我不高兴，评不上我也不会难过。”
15分钟的个人自述，马云龙三下五除二把这些意思讲完了，又是扬长而去。
采访结束时，记者和马云龙有一段对话：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非常不满意。”
“在河南这么多年，你孤独吗？”
“非常孤独。”
“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图/受访者提供
《活着》读后感(六)：zz 李玉霄 王海 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这次在南宁的举止失常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沉默)……简单地说，正常人都有发火、发泄的时候吧。发泄的原因是津成的事情。津成的事情取得重大进展以后，我的气可以发了，所以我就显得很兴奋。一兴奋就变成工作狂，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赶着干完，几夜没睡觉，结果身体累垮了。
那天(20日)跟门童借10块钱付出租车，门童说没有钱，我借了90分钟还是说没有钱，这个时候我就太愤怒了。
记：是在国际大酒店吗？
王：对。借了90分钟没借到钱，你这个酒店是怎么服务的？这不是骗我吗？你可以有钱不借，但也不应该说没钱。
记：当时你从深圳过来时身上就没带现金吧？
王：没带现金。出租车费都欠着呢。
记：那在国际大酒店借钱是个爆发点了？
王：是个爆发点。别人喝醉酒可以摔暖壶，我发泄一下摔了桌子，到了派出所打坏了个门，打坏了一块玻璃。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那你当时包括后来在派出所时神志都清醒吗？
王：我的神志都是清醒的。就像两口子打架，也会打个狗血淋头，不过因为我练过武术，我练硬气功的，所以我发怒就可能和别人不同。别人发怒可能打个暖壶，我发怒可能要打烂一扇门，或者撞坏一辆汽车，但是我从来没有用暴力对付社会，也从来没跟人打过架，我是奉公守法的。前段时间津成给我造成的压力太大，我确实被冤枉了。
记：《当头棒喝》里面用了“黑吃黑”、“谍中谍”、“算计与反算计”这样的词句……
王：我们打假不计较手法，任何计谋我们都利用，关键是你要打假，而且你要把假货打下去。因为手法、计谋都只是工具，关键看你怎么用。
我们不怕坏人，不怕假货，但我们怕冤屈、怕误解，尤其怕好人对我们的误解。
记：年初另外几个民间打假人士的“割袍断义”对你的心理有没有消极影响？
王：那几个人无所谓，在我眼里他们没有资格跟我做对手，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我学的。我的竞争对手是国外的大型商务调查公司。那几个人怎么表演都是学生反老师，徒弟反老师，情有可原，每个人都有功利心嘛。
记：他们说你登在《中华质量万里行》上的那篇访谈给他们购假索赔带来被动，当时你说个人购假索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那篇文章没有完整表达出我的意思。我原意是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把个人购假索赔当作一个事业来做，我只是想达到启蒙、教育消费者的目的，让消费者知道买到假货有“退一赔一”的权利。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成立调查集团，通过专业化的打假途径，让造假者无处遁形。
记：造假集团以后会不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王：造假者在完成原始积累以后，首先会寻求社会依附力量，寻求保护，或者搞什么部门推荐，等等。这方面，津成就是一个典型。
记：以前有没有遇到像津成这样的对手？
王：詹氏集团吧。詹氏集团的造假规模和人力资源都远远大过津成，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卫生部下文取缔性病游医。
记：你打假打到今天，也应该知道，实际情况是，造假的一方也在“升级换代”，势头更加猖獗。这是为什么？
王：这是一些中国商人缺乏商业道德的表现。作为商人，起码应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但不少中国商人没有，很多中国人也没有。
我们外部约束机制也太落后了，不能跟世界上先进国家比。我们经常跟外国商会打交道，感觉我们比人家要落后一百年。我们有些法规制度简直就是鼓励违法乱纪。比如骑车违章罚款五元，但早上班可以多拿十元。按照犯罪经济学或违法经济学的观点，这样的制度就是纵容违法犯罪。
还有司法腐败，这是事实。当然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有时候不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而是约束机制、管理机制的因素。
记：不是法官个人原因产生的司法腐败？
王：首先缺乏一种对法官的监督机制。我去做法官，肯定也是个坏法官。因为个人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 记者 李玉霄)
《活着》读后感(七)：A Book of Humanity
This book is a physical recapture of an online Tencent charity programme that showcases the trying lives of the grassroot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cluding those of the Beijing or American dream pursuers, the berieved parents of a single child, the left-at-home children, and the city migrant, people with unusal diseases, which are extremely touching, for their difficulties and courage in dealing with difficulties, and inspiring, to many that frequently fall unsatisfied about their nothing-spectacular daily life. With the pictures embroied by the characters, or the characters vividened by pictures, every story seems like a short film or narration. It is hard to name 'the most' something, for every story is so unique, at least, in the collection, full of beauty and humanity.
It is great to have come across this book which I, at the first glance, mistook as homonious novel of Yu Hua; at a time when I fell into depression for my own life. The book has broaden my horizon and improved my mind.
On turning the final page of the book, I realis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not just to seek an easy life and indulge in reading, but do something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 be a life practitioner and change maker. As I am much previledged than those people, why should I be less courageous in shouldering the reponsibility of just taking care of myself and only safeguarding my idea？ And how can I be still complaining that I am too disadvantaged, stay in peace while so many are struggling, remain pessimistive and reactive while so many less fortunate are postive and proactive？ Great lessons on life have been drawn from this short collection glistening the light of humanity.
《活着》读后感(八)：zz 李玉霄 活在假设中
这是我2000年采访的第五次特大恶性事故。
还记得去年初的3月，正是草长莺飞、金黄色的油菜花开满农田的好时节，江西萍乡上栗县东源乡石岭村的一个个体鞭炮厂却在11日发生大爆炸，连炸带压，35名穷苦的老乡(多数是初中以下的孩子)命丧一陈年祠堂。第二天上午，我赶到小山村时，满山谷的哭声，满山坡的新坟。
18天之后，3月29日，豫西北的焦作一录像厅又发生火灾，74人被丧尽天良的老板韩本余用铁皮卷帘门锁在里面活活烧死，烧得事后亲属辨认尸骨时只能依据钥匙链和皮带扣。这一次死者多数是在异乡出卖力气的民工。当这个社会目前还没有谁去过问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时候，他们只能去这些廉价的经常要放映黄色录像的地方打发时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无法回转，只有撇下妻子儿女在农村的老家苦捱。
到了6月，南方雨季到了，洪水来了。先是在四川南充，嘉陵江上的一条乡镇客运船沉入江底，20多名赶场的勤苦农民一去不返。当我和本报摄影记者方迎忠踏进一个个遇难者的家门时，我们不可抑制地一次次伤心；当我们得知死亡数字被当地政府刻意隐瞒，称仅有5人时，又开始不可抑制地愤怒。
南充嘉陵江沉船刚发生不久，泸州的合江县长江段再度沉船，一样的乡镇船舶，一样的赶场老乡，一样的沉船原因，不一样的是，这一回被无情江水席卷而去的是113个生命，远远多于前一次。
当我从四川两周内连遇两次沉船后返回广州时，江门的烟花厂又发生爆炸。从此之后，接二连三的特大恶性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0人)不时传来：矿井坍塌、厂房失火、客车翻入沟底桥下……终于到了年底，到了圣诞节，可是洛阳，与焦作相距百里的洛阳，再度起火。又有几百个生命与人世与亲人永远相隔，又有几百个家庭或许此生再也难获幸福。
这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即便是对那些最不起眼的乡镇船舶，国家和交通部门也有相当详尽的法律条文和规范，而且，在我们的政府里，也都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在管着这些事情。为什么还是老出事？
最关键的是涉及事故的各方人群、各个环节，好像都出了问题。以洛阳大火为例———
假设赵宇遵守相关规定，不给王成太安排焊接任务；假设王成太也能遵守相关规定，不去焊接；假设王成太等人不是弃火而逃，而是报警和通知他人；假设地下二层没锁死，着火点可以靠近；假设丹尼斯能够竭力组织救火，而非自保其命；假设东都商厦不违反消防法，商厦内部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假设东都歌舞厅不那么见利忘义；假设东都商厦外没有那么多的违章建筑———那么，很有可能，洛阳大火可以避免，起码，不至于死伤如此惨重。
这只是八个大火现场的环节，现场之外，还有其他总要诱发事故的因素。
不用说，它们和政府的作为有关，和政府人员的责任心有关，和官场的风气有关，和大小官员是否真正把百姓身家性命放在心上有关。
这样，透过洛阳大火，你可以从肇事者，到现场人员，到经营者，再到政府管理人员，进而推及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看看他们都是何表现。你会发现，这每一个环节上的身份、地位、对社会的义务各不相同的人，好像都在或多或少地漠视生命，好像都在拿法令法规不当回事，好像都不在本本分分尽职尽责。
曾经，我几乎是流着泪向编辑部请求：不要再派我采访灾难事故了；如今，我几乎是流着泪向各级官员们请求：不要再给我采访灾难事故的机会了！(本报记者李玉霄)(南方周末)
《活着》读后感(九)：get busy lving or get busy dying
每个星期都习惯了会看腾讯《活着》栏目的更新，也不知道这样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从一开始每个星期刷新电脑收藏夹活着的栏目，到后来有了微信，关注了它的微信账号，到现在手捧着这本书舍不得放下。
最近的工作状态并不好，心情也不稳定，为着日复一日貌似看不到出路的工作，也为着朦朦胧胧看不到未来的感情。开始陷入迷茫的状态，每天晚上睡不着，盯着天花板发呆，又每天早上起不来，关了闹钟大字摊开。书桌上的一丢书，不知什么时候渐渐布满灰尘，是啊，最近散漫，已经很久没有开卷有益了。不经意间拿起这本《活着》，心有一点点被融化，被感动，被激励。
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主题都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某个地方吧。
书中的每一个人不管生活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都那么认真努力地活着，他们的故事其实就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也就在我们身边。为他们感动的同时也不仅仅在想，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不也正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缩影？生活地卑微，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要放弃生活。是的，生活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也有令人绝望的地方，可是我们就能够向生活妥协或者逃避生活吗？翻看着每一个小故事，我的眼眶总是湿润的，一不小心就触到泪点。被“活着”的每一人感动的，也为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低迷和自暴自弃而惭愧。
“蚁居天台”追梦的同龄人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奋斗，而我过着安逸的生活不求进取的时候，又什么资格要求过上更精彩更绚丽的青春呢？“挖出丰衣足食”的陈新年大叔，即使住在地下室简陋的环境里，一大把年纪了，他们还要着装时尚，喜爱运动，还想着“抓住岁月的尾巴，好好享受生活”。渐冻人张红每天感受着死神的慢慢靠近，一点点失去知觉，可是她微笑地活着，从来没有放弃生命，甚至坚强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人，要为条件差的ALS患者募集延续生命的呼吸机。
以前我想这辈子我愿意选择独居，一个人过生活，不用为婚姻的琐事而烦恼，也不用为抚育幼儿而丧失自己的生活空间，不用为柴米油盐而烦恼，不用为讨好公公婆婆而丢弃自己的爱好。可是看到“晚年孤独”“失独余悲”两个篇幅，我突然想以前的所有想法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太一厢情愿也太盲目乐观了。作者问“人老了，最怕什么”？人老了最怕孤独。而那些失独老人在失去唯一的孩子之后就想飘荡在世间的浮萍一样，精神失去了寄托，也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和动力。假如我也活到了那般年纪，如果坚持选择一个人生活，我会有勇气承担一个人的孤苦和失落吗？
记者们还给我打开了一扇扇以前所不知道的门。“被雪藏的抗日老兵”“太古之民独龙族”。。。。。。如果有时间我想去探望那些曾经在沙场上拼死抗敌的老者，“目前在全国各地能找到依然在世的抗战老兵有2000人左右”而随着这一批老者一个个离开人世，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历史也会被尘埃所湮没。而这些老者他们的要求那么低低到尘埃“当你向老兵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是民族英雄时，他们便能重拾属于自己的骄傲和尊严”。也许亲自向他们竖起大拇指的愿望太像空头支票了，也太矫情了，但是今天开始我可以向身边的人向孩纸们讲述老兵的存在，还有他们的历史。随着独龙江公路的改造工程的展开，云南高黎贡山河谷深处的雄当村就会在不远的将来结束封山的历史，原汁原味的独龙族历史也会随着旅游文化的开发，外来文化的侵袭而逐渐消失。独龙江乡独有的文面文化也随着这最后一批34名文面女性的老去，文面女性也会在十多年之后在这个地球消失。我想去探访这篇神奇的太古之民，看看那位文着蝴蝶花纹的李文仕婆婆。
“汲汲而生，汲汲而死”，如果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会怎么活着？
《活着》读后感(十)：活着与逃离
看完钱理群对鲁迅作品分析后，我特别想知道面对现在一个经济总量排名第二、老百姓生活水平排后的国家，先生怎么看；面对网络上下的“爱国”言行，面对15岁参加高考拿到省状元的孩子网友预言低能、书呆子，彻底无视别人的努力，面对《小时代》大批的拥趸……先生怎么看？
有这么脑残的好奇心，是因为我从各路专家中找不到像鲁迅那样敢说，并有批判能力的智者。专家们或者说了很多没立场没观点的废话，无需承担责任；或者说的是有违常理的屁话；或者是博人眼球的厥词；或者就是明摆着拿人好处的不要脸。相信他们我更脑残。所以，我庆幸中国有鲁迅，担心只有一个鲁迅，害怕鲁迅活到今天选择沉默或者移民。
当然我还是乐观估计形势了。鲁迅会有选择吗？
《活着》这本书（非余华作品），展现的是目前不同地区中国普通人活着的状态。尽管编辑尽量让困顿当中的人看起来乐观、有意义，可是还是在眼眶潮湿的同时看到：田园生活下遮掩的老无所依的哀伤，徒劳地底层挣扎，福利与户籍制度百出的漏洞，被城市化冲击的亲子关系，善于遗忘历史轻易被煽动得丧失理性的民族特性，只有物质追求，空留灵魂在空中飘荡的一代人……
无论是住房狭小只能挖出地下标间的退休煤矿工人，养牛为生的高原纳西人，两年无休的海上生活才能养活一家老小的捕鱼者，没有编制需要自己解决生活和工作困难的民办教师，还是失独老人、临时工……强劲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必须固化于一种职业，一种生活方式。
门罗在《逃离》创作中是多敏感而残酷：逃离是很难成功的。不是源于我们缺少勇气，是因为我们渺小到逃离之后必须面对新的逃离，永远要适应蝇营狗苟的生存，逃无可逃，只能妥协。
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不同于蜂房里的蜂，在分工、财产、地位和相应的权力与享受上有明显不同，而且这不同并不取决于付出，只系于出身，出身于不同的地域、财富或者权力。这又是不文明的。因为我们尚未发展到那样一个文明水平：坚守自己的梦想，只是出于喜爱，人人没有物质之虞。阳光均衡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生老病死都不愿和这个国家分离。很久以前人们就把这样的希望概括为“乌托邦”。
感谢编者在追求正能量的同时没有做成另一个《感动中国》。 所以我看到活着，看不到逃离。
那么，如果鲁迅活着呢？也许就被犬儒或民粹的网友扔板砖砸死才算甘心吧 。他逃不开自己的使命感。
像这本书一样引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那段话吧：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时就死去了，……此后的余生则要在模仿自己中渡过，……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我说，不是，是更无耻地更堕落地活着，甚至无法重复自己二三十岁的样子，无爱无恨，无思无想，无作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