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叶名琛》读后感10篇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本由黄宇和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广总督叶名琛》读后感(一)：怪兽：被妖魔化的叶名琛
怪兽：被妖魔化的叶名琛
叶名琛是何许人，向有定论，本无需多究。国内有很多材料，包括中学历史课本，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狂妄迷信、执拗无能的封建官僚形象。是他在亚罗号事件（1856年）中的处理不善，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这么说来，叶名琛不仅是丧权辱国的罪魁祸首，而且也使自身落得个客死他乡为人所笑的下场。时人讥嘲他为“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奉行“六不主义”的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看起来十足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考虑到叶名琛身处封建末世、西方东侵的时期，或许可以给他少许的同情，但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必要为这样倒霉的人物浪费什么口舌。
然而，历史总是在它框架性的描写之中掩藏了许多真实的面容。我所说的框架性描写，是指掌控、影响着传播和书写的力量所操纵的历史，这种力量包括政权、某个特定阶层、大众。具体到叶名琛，清帝国及其官僚抛弃了他，入侵者丑化了他，民众嘲讽了他——就这样，一个被妖魔化了的叶名琛进入了历史。
最早对这种妖魔化保持警惕的可能是两名德国人。1857年，侨居英国的马克思撰文发表对亚罗号事件的评论，指出英国借此生事的野心，赞扬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极端蛮横的英侵略者面前极力维护祖国尊严，表现出“心平气和，冷静沉着”的总督风度。其时，另一个德国人特奥多尔·冯塔纳（著名作家，其时的身份是记者）也侨居伦敦，无疑跟马克思一样，正关注着这场事件。次年5月，冯塔纳读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叶名琛肖像》（该报驻广州特约记者发回的长篇通讯），产生极大兴趣。他把该文译成德文，寄回德国发表。在译文中，他特地写了一个后记，认为这篇通讯“明显地表露了这样的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地打压这位前大功勋获得者，变换花样地把这个所谓的‘大人’作为丑诋、嘲讽的对象”，但他却在这种妖魔化的背后看到了文章作者“大不情愿地表露出来的对这位前总督的敬佩”，看到了“始终在那里总有一个个性的头颅存在着，它的意义和伟大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这种或那种丑陋的痕迹所怀的戒备”。（吴晓樵：《冯塔纳关注叶名琛》，博览群书2004/6）那时，叶名琛已经是一个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实际上，从早几年开始，在伦敦的国会直到街头小报，叶名琛就被描绘成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怪兽、野蛮人、人形魔鬼，他不仅残杀无数的同胞，而且袭击无辜的外国人，“犯下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不耻于人类的罪行”。（这种论调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是不是很耳熟啊？）就在这种宣传情势之下，两名德国人凭借自己的判断力揭破了那层笼罩历史的黑幕，实在令人叹服。
黑幕虽已揭破，但还原真实的面容仍需时日。原来，1858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之后，既俘虏了叶名琛，也把他的文件（大多是叶名琛处理政务的档案资料）劫走，封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这批珍贵史料与叶名琛一起沉睡。100多年以后，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到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叶名琛对谈。八年之后，一部《两广总督叶名琛》（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 KUANG:1852-8）问世。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广总督如何在风雨满楼的末世中驾驭士绅，宣德布威;如何在岌岌可危的局势中东征西讨，力挽狂澜;又如何在咄咄逼人的侵略面前，苦力支撑，左支右绌，直至最后一切希望丧尽，绝食而亡。研究表明，强加在老叶头上的“六不主义”全是不实之词。（此前我从课本上得来的印象以为这个“六不”主义还是老叶自己倡导的呢！敢情是别人说他的。）
在清廷面临起义浪潮冲击的时候，老叶不仅稳住了广东，而且还在财力、兵力上支援曾国藩等其他地方官员（从这点来看，叶名琛完全可以与曾国藩并列为挽救清王朝的再造之臣），然而当他面临侵略者的时候，他的同僚却背叛了他（比如巡抚柏贵等人对英军表示要上章弹劾老叶，并把弹章先送给英方看，柏贵后来成为英法占领广州期间的傀儡头目），清廷及其官僚阶层也不积极支持他（例如在老叶下令中止通商时，上海道竟然跟英人表示，广州人既然与英国人发生冲突，那么就必须在广州解决问题，而咸丰帝也唯恐其他口岸出事，三番五次地催促叶名琛结束同英国的对抗——这使窥得朝廷态度的英国人很得意：“帝国的其余部分却保守中立，甚至漠不关心，并且国际关系，甚至连同对英国人的关系，都依然平静如常。”），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叶名琛一个人面对强敌。而当他失败之后，一切的罪责都被归在他身上——这就是一个被操纵的历史描写框架。他的形象也被传得面目不堪：堂堂总督竟然以为靠求神问卜就能够退敌！无怪乎身陷外人囚笼的前总督回想前事，不禁悲从中来：“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提到被妖魔化的叶名琛，并不是此篇的惟一目的。对这一妖魔化进行解构的工作已经有人做出，而且做得很好。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在我们的现实和历史世界，妖魔化如同一个影子伴随我们自身。在明亮的烛台下，正隐藏着我们无法看见的真实。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是一点点如同老马和老塔那样的判断力。
（[澳大利亚]黄宇和 著《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3月年版，上海书店2004年2月版。）
《两广总督叶名琛》读后感(二)：和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一书的对比
先看的茅海建先生的《近代的尺度》，3年之后再读的此书，我的评价是茅海建先生的书更加脸谱化了，因为茅先生的著作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清宫档案的奏折和英国外交部的公文，近代的尺度的评价的标准也更加具有现代色彩，相比黄著更脱离时人时景。我认为这种差异主要还是引用资料的差异造成的，茅先生如果能看到黄先生的资料，相信会有类似的结论。就像茅先生理解张之洞一样
在近代的尺度中即提到叶本人面临红枪会的围城危机，一方面要处理迫在眉睫的破城危机，一方面要处理外交事务，换位思考，即可以理解叶肯定以剿灭红枪会为目标，但是叶如何处理这两件事的关系，红枪会的危机有多严重，近代的尺度均看不到，脱离了这个实际情况评价叶做的是好是坏就太过于主观臆断了，而黄著正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平叛上面。
《两广总督叶名琛》读后感(三)：叶名琛档案中的若干史实以及作者不靠谱的史观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长期以来对叶名琛的印象仅限于此。黄宇和教授这本书驳斥了这一观点，本书小部分简述了叶名琛早期的生活、工作，重点还是从1849年叶名琛开始担任广东巡抚的工作开始，直到死于加尔各答终章，全书最可圈可点的有两处：一，黄宇和在英看了叶名琛的书信、档案，鲜有其它评传类能看到这些；二、在叶名琛的具体行政史实方面尚称到位。
但是黄宇和的身份是华人，还是受传统思想束缚严重，他说叶名琛奋力不让英人进城，赢得了皇帝、满朝文武、乡绅、百姓的支持，只有少数妥协派耆英、穆彰阿观点与此不一致，叶名琛的做法顺应国内的政治空气。黄没有立场说明，满朝文武都是昏庸，百姓都是愚民，皇帝是个被欺瞒者，还说叶名琛让百姓对付英军是人民战争。其实在大清国中，掌握真理的人真的不多，诸如叶名琛、林则徐之流，不过是无知、顽固士大夫的代表，而恰恰敢于打破固有模式，实事求是的琦善、耆英等人却被认为是妥协卖国，从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开放是必然的，中国自恃天朝上国，不沟通、不了解，一切以自我为本位，不但是体制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有被船炮打到爬不起来才幡然醒悟，老古话“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大概说的就是当时多数官僚们的行为。
历来主战容易主和难，喊救国容易而卖国实真难，多少年缺乏肯于真抓实干的人，多少年处处是高喊主义，天天劝百姓做梦的人。而历史的进程，总被别有用心的统治者和无所畏惧的愚民所支配，愿真理有发光的那一天。
矫正过往，到了近代若还将苏武绝食当成是民族气节，不敢去争个人的权利，为“仁义道德”出卖生命，还被说成正义之举，多少人为了这点虚荣而疯狂。
《两广总督叶名琛》读后感(四)：为叶名琛正名
叶名琛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受到举国上下的责难；圆明园被焚，全国上下同样把脏水泼向他。这就是人们历来所认识的叶名琛的形象。
黄宇和的力作《两广总督叶名琛》无疑有为叶名琛正名的色彩。本书借助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重现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东政局，研究主政广东的叶名琛如何纵横捭阖于国内外各种势力之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图景。
叶名琛在与其同时代的督抚中，具有优秀的品质和能力。从他镇压五十年代广东的洪兵大起义可知，他做事果断、沉稳、精明，对付义军心狠手辣，军事能力比很多督抚和钦差大臣都出色（那时中兴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还默默无闻）。在被俘后囚禁印度的岁月里，他仍不失一个“天朝”总督的风范和意气。叶名琛被俘一事，是他一生中的污点。这污点可以说掩盖了他前期所作出的贡献。但黄宇和研究到这一步，披露和铺陈大量有利于叶的历史事实，不言而喻，他已成功地为叶名琛正名。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仅国内舆论咒骂叶名琛，而且西方舆论也一致谴责他。但同时，他是继林则徐后，又一个被马克思称赞的中国人。
本书美中不足的是，可能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该书的立论很少使用到清末或民国时期广东的地方志资料。
《两广总督叶名琛》读后感(五)：纵有龙城飞将在
1857年4月23日和9月13日，咸丰帝在两道上谕中对广州停止贸易一事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并催促两广总督叶名琛结束同英国的敌对行为。正如马士所说：帝国的其余部分保守中立，甚至漠不关心。上海道的官员甚至向英国领事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保证各通商口岸局势平静，既然广州同英国人发生龃龉，那就在广州把它解决。叶名琛的老对手包令显然乐于看到他的窘境——如果这还算不上绝境的话。
实际上叶名琛在抵达广州上任之前，对国外是一无所知的。1847年，耆英应允两年后让英国人入城，遭到了所有的士绅和官员的反对，徐广缙接替两广总督的职务后，便与叶名琛开始商讨次年的“入城”，叶名琛认为如果站在老百姓这一边，得到他们的支持，抵抗就多一份希望。于是在数以千计精壮农民的挟持下，文翰在照会中提出将“有争议的问题”“暂且搁置起来”。这被人看做是外交的一大胜利。
当时广州人搭了六座彩楼为徐广缙和叶名琛庆功，道光帝在上谕中说“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并恩赏叶名琛为男爵。这远远不是叶名琛最风光的时期，不过他的外交理念似乎已经定型——遵从民意，团结百姓，同心协力，抵御外侮。
在1849年到1857年之间，叶名琛的头衔不断累积，两广总督，太子少保……他几乎可以称之为轻松的方式剿灭了第一次洪军的起义，并成功迫使洪秀全放弃进攻广州，转而向湖南和长江沿线发展，在广州被围困的时候，他再一次拯救了广州人。观察家所说“帝国皇帝之外的第二号人物”的称号，显然不是洋人粗鄙无知的证明，至少在黄宇和的证据中，这是对当时叶名琛声威的真实写照。1855年，叶名琛的前辈和同僚都在太平军的势力面前倒下，而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还只是初露头角而已，长江一线以南只有广东顶住了内战的压力。
很难说叶名琛在名声背后积攒了多少怨恨，以至于他自己将自己摆进了一座空城。
1857年12月，额尔金勋爵向叶名琛下达了最后通牒，叶名琛依旧是不卑不亢的做派，据理一一答复了这份通牒。其实因为太平军的讨伐战争，大批士兵和将领都在西江一带，广州的士兵和财政都完全不足以支持一场战争。叶名琛似乎决定摆一次空城计，理由是他坚信俄国打败了英国，而且印度有一场盛大的反抗。只是叶名琛的情报过于陈旧，而英国人已经知悉广州的窘态。
开战后，叶名琛试图掀起老百姓对英国人的愤怒，他准备用一场游击战抵御英国人的野心。这一次，广州人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在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叶名琛被俘。“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叶名琛后来在威廉炮台的时候如是说。
据说包令在战前已经收到了广州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等人的密信，他们表示愿意上奏折弹劾叶名琛。所以他毫不忌讳的炮轰广州，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同不包括叶名琛在内的中国当局讲和。”
黄宇和在书中说：诚然，他打了败仗，但是他并不是败于“不战不和不守不降”，而是败于敌人的船坚炮利，以及为了对付洪兵而彻底削弱了广州的防卫能力，致使他在1857年底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看起来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叶名琛在去加尔各答的路上还以苏武那样“留胡节不辱”自喻，不过后来他很快失望了，在吃完自带的粮食，他便开始学习伯夷叔齐。1859年4月10日，前两广总督叶名琛病死在加尔各答，一个月后，古老的帝国再次与英国人发生冲突，而这样的冲突一直绵延到帝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