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经典读后感10篇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是一本由[美] 罗伯特·达恩顿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3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一)：几点感悟和思考 （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会隔了40年才有中译本）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库罗姆•戴维斯历史讲席教授罗伯特•达恩顿在牛津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
罗伯特•达恩顿是美国著名的法国史研究的学者，也是阅读史、书籍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是新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现在则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
据说达恩顿在毕业后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两年，负责有关凶杀案的报道，这使得他的写作风格生动具体，尊重读者。 20世纪60年代末，达恩顿发现瑞士小城纳沙泰尔藏有数万封大革命前后的书信，此后数十年，他一这些宝贵的史料为基础，写作完成了多部著作。他的学术作品长于以小见大、自下而上，选取新颖别致的切入点，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勾勒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的观念变迁与集体心态。这些特点，在《催眠术》一书中就有比较充分的反映。
在这一作品之后，达恩顿又相继出版了《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禁的畅销书》、《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和《启蒙运动的生意》等，在学界影响颇大。
全书的主要内容
全书记述了大革命之前，由一个叫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的人所掀起的一场“催眠术”的热潮，考察了催眠术是如何在一个科学爆炸而巫术与科学的界限尚不清晰的时代，通过宣传活动，从底层大众获得支持，然后逐步向精英阶层进行渗透的。在向上渗透的过程中，它是如何受到部分上层精英的打压，继而改变策略，与政治中的激进主义（如卢梭的思想）相结合，将自己包装成反抗权威和专制的一股正义力量，从而获得了一部分失意的上层人物乃至巴黎高等法院的支持；又是如何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当中逐渐日渐式微、走向没落的。最后，正如作者自己在第5章得最后所说的那样：“自从1778年梅斯梅尔向巴黎人宣布其存在以来，动物磁力学经历了几次轮回。等它渗回《人间喜剧》和《悲惨世界》时，启蒙运动早被他抛在身后，变成一片废墟了。”
达恩顿在本书的一开始便交代了为何要写作本书的思考：该书（《社会契约论》）的惨败，为在18世纪80年代寻求激进精神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政治著作都不能引起众多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兴趣，那么，什么样的激进观点才真正符合他们的胃口呢？ 答案则出乎意料的隐藏在了“动物磁力学”的名下。为了搞清它为什么能够收到热捧，作者开始了前两章的探索。
催眠术为什么能够流行？这是作者需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催眠术完美的体现了18世纪80年代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兴趣”。作者给出了这样个解释。的确，梅斯梅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众对科学充满幻想和期待的时代。牛顿的力学，富兰克林的电、蒙高飞兄弟的热气球都让整个欧洲惊奇不已，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人们对于催眠术的狂热也就可以部分解释了。除了对于科技的激情，18世纪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科学与神学日渐分立，却没能让科学摆脱虚构 .如同燃素说、原初之母等的伪科学观念也大行其道。这样一来，催眠术在当时的流行就并不会有什么荒谬之处了。
虽然本书的第二章讨论的是催眠术的具体做法和一些细节性的史实，但笔者认为，它并不是达恩顿要关注的重点，在逻辑联系上，第一章是可以直接与第三章嫁接的，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如他在第一章得最后说的那样：“通过催眠术这一18世纪80年代最大的时尚，来看看激进运动如何进入了受过教育的普通法国人的大脑。”
如果说第三章描述的激进主义暗流还只是一些在旧制度体制中碰壁的人的公报私仇，而这种激进主义的指向也尚不十分明显的话，第四章则向我们展示了催眠术与政治议题更紧密的结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卢梭无疑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对卢梭思想的庸俗化解释，梅斯梅尔原本江湖骗子似的医术被政治化了。更重要的是，他让抽象的政治观点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人面前鲜活了起来，这便为1787年和1788年激进宣传家这个更有影响力的决策做了准备。
本书的第5章，是除去结论之外的最后一章，达恩顿在这一章中描述了大革命之后催眠术的境况，它并未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而同激进主义一起消亡，相反他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过渡中找到了自己所能扮演的角色，一直到雨果时代，催眠术都对法国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艺术保持着影响。
本书写作的若干特点
《催眠术》一书出版于1968年，时间与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和汤姆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近，但早于《蒙塔尤》、《马丁盖尔的归来》等作品，因而可以算的上是新文化史的早期奠基性作品之一了。本书中所体现的治史方法，如眼光向下、关注小人物、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等在现在大部分历史工作者都耳熟能详，但在40年前，用这样的视角来考察启蒙运动这一传统的主题，无疑是极富创新性的。作者从“催眠术”这一当时的流行时尚的描述中，成功的探讨了催眠术与激进思想、政治运动、民众心态、启蒙运动的终结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法国大革命前社会心态的横截面。
本书广泛的涉及面和丰富的内容是达恩顿这部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在不少看似细节的描述当中，我们能从一个相当具体的层面感知到一些宏大的主题。作者从催眠术入手，在行文的过程中描述了科学革命对于普通民众的震撼性影响（反映了科学革命和启蒙思想对人们业已产生的影响）、巫术、伪科学与通俗科学之间界限的模糊（反映了大众对于科学革命的具体观感和接受上的差异），社会上层精英同普通民众之间对于催眠术态度的细微分歧（反映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性质差异），法国人对待政治的冷淡和对待催眠术的狂热(大革命前的民众心态)，巴黎对催眠术的处理于外省的示范作用（巴黎与外省的关系）催眠术从纯粹的江湖骗术到催生政治激进主义的过程（大革命前的政治文化史）。上述这些方面，即牵涉到了如心态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不少的新兴史学领域、又关怀到了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民众心态，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与矛盾等不少法国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此书的篇幅虽小，包含的内容却是极其丰富的。
另外，有不少评论达恩顿作品的书评都会提到达恩顿与格尔兹的长期合作使他在著述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深描的人类学方法。格尔兹将之引入到民族志的编写中。由于人类学家对异国情调的关注本质上来源于排遣由于亲近而产生的乏味感。这种亲近使我们对自己互相感知和沟通能力的神秘性熟视无睹，相反对于异质文化的陌生感则成为人类学家的灵感所在。根据格尔兹的说法，民族志除了“阐释性”、“阐释对象是社会话语流”和“阐释的目的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三个特色外，还包括“微观的描述”。而人类学的典型方法就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这在《屠猫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催眠术》作为达恩顿的第一部学术作品，可能还有些长于描述而疏于阐发，但毕竟在这些看似细节的描述背后还是有着如前文所简略提到的不少宏大主题。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说，《催眠术》一书并不是一部“碎片化”了的历史。
一些思考
《催眠术》所关注的历史范围——法国18世纪80年代所幸是许多历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地方，因而我们得以从其他不同的作品中获得对本书内容的一些思考。
本书的封底曾言：作者试图说明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及心态，也就是说探索当时这些法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大众文化”这一主题在晚近的史学界确实甚为流行，但不能否认的是大众一词意义范围十分广泛。对于大革命时期法国民众的分层分析，一直都是许多学者所推崇的范式，例如勒费弗尔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就曾提出法国大革命可以被重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革命，它们以各自的原因引发了革命行动，但又彼此重叠并汇流到一起，共同构建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在《催眠术》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贵族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异同，但是这种较为粗糙的分层分析似乎仍然是不够的。另外，书中作者一直强调催眠术是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非常流行的事物，作者在书中曾举例说当时法国民众对于外交大臣维尔仁的离奇死亡莫不在意，而对于热气球、催眠术这方面的消息趋之如骛。但在哥德肖的笔下，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民众确实十分具有政治热情，暴乱、示威屡屡皆是。或许，对于民众行为的这个主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层差异性是极大的，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是确实应该倍加小心。
另外，达恩顿在此书的写作缘起是就明确的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行销惨淡，他的理论无人问津，而作者的观点就在于催眠术将卢梭的观点庸俗化了，并且促进了其在社会上的传播。应该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有着非催眠术的传播途径。美国学者帕尔默等人著《启蒙到大革命：理性与激情》说，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西耶斯于1789年发表《第三等级是什么？》，在书中“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通过西耶斯成为法国革命的思想。”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也说：“通过西耶斯，卢梭的思想在雅各宾派中产生作用。”由此看来，即使《社会契约论》本身不受欢迎，但并不表明卢梭的政治思想就没有起更多的间接作用，而且相对于“催眠术”中零散渗入的卢梭式的激进思想，西哀耶斯的那本广受欢迎政论性的小册子应该是更集中的反映和传播了卢梭的思想，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催眠术”在春播激进政治思想中的作用，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
最后，关于“启蒙运动的终结”这一说法，笔者也有一点看法，即虽然从表面上看来，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不断激进，各式各样非理性的思潮也在大革命的前后有所兴起，启蒙运动在社会上的风靡程度可能不再像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描写的那样热烈。但是启蒙所带给人们的思想上的震撼和启发是无法被终结的，借用姜进先生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所引用过的一句话“风暴过后的大海，难道还会是原来的大海吗？”就如同今日，大街上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上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受到启蒙的影响，但如果不去阅读这本书，应该不会有多少人会知道“催眠术”也曾在革命前夕的法国风靡一时。迷信与巫术在我们一个现代社会中变得愈发没有了市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是催眠术终结了启蒙运动，而是启蒙运动终结了催眠术。
总之，本书读者带来的思考应当是丰富而深刻的。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二)：不能取代，更不能“终结”启蒙运动
以往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启蒙运动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然而，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挑战这种定论。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介绍说，一些人主张重新评价启蒙运动。例如，彼得•盖依指出，启蒙运动不是一场思想风暴，只不过是一阵毛毛雨，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大。达恩顿自己也认为，大部分思想史研究者高估了启蒙运动的作用；并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一个更为新奇的观点，那就是催眠术比卢梭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更大：“在卢梭大革命前的作品中，《社会契约论》最不受欢迎。”该书的惨败，为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激进观点才真正合乎法国人的口味呢？他认为“这就是催眠术。在大革命前的十年中，催眠术风行一时。”
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据达恩顿说，他的论断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在各种文献中可以找到反映当时人们热衷于催眠术的一些线索，这些文献包括科学期刊和宣传手册、漫画、广告、私人信件、日记、警方报告和会议记录等等。催眠术这笔重要的遗产之所以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是因为后来的几代法国人对于他们自己世界观中那“不纯洁的”、伪科学的源头极为反感，也就想方设法要忘记梅斯梅尔（催眠术的发明者和主要倡导者）在“旧制度”最后几年中的显赫地位。达恩顿说：他的研究“将恢复梅斯梅尔应有的地位”，这项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蒙运动是如何终结的”。
当时的催眠术（即现代西方催眠疗法的起源），是一种具有治病效果的医疗术，正式名称是“动物磁力学”，由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梅斯梅尔发明。1778年2月梅斯梅尔来到巴黎，宣布发现一种液体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水肿、瘫痪、痛风、坏血病、失明、继发性耳聋等等。人体本身就有这种液体，只是因为它受到阻碍人才会得病。他认为人体类似于一块磁铁，通过按摩人体的“磁极”，克服阻碍，就能让人恢复健康。通常他让病人坐在盛满“磁液”（其实是掺有铁屑的水）的木桶里面，将一个铁棒放置在有病的部位，以引导病人的液体，这样病人就会抽搐或晕倒，甚至产生某种超感官感知——也就是进入催眠状态，从而达到治病的效果。梅斯梅尔手下有100余名被称为“治疗师”的助手，其中包括宫廷中的一些显赫贵族，由此可见梅斯梅尔的影响力。
达恩顿说，催眠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历史学家对之不予理睬却没有充分的理由。他认为催眠术完美地体现了18世纪80年代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兴趣。那是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令人着迷。牛顿的万有引力、避雷针、富兰克林的电、热气球中那神奇的气体于1783年第一次将人带到空中，震惊了整个欧洲等等；让人们感到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神奇力量。“梅斯梅尔所说的看不见的液体，虽然神奇，却也不过如此。谁能说与当时的其他发现相比它就更加不真实呢？”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哲学家声称发现了那么多的液体，足以让18世纪任何一位读者都头昏脑胀。当时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并不清晰，人们普遍把催眠术当作是科学加以信奉。加上社会上各种神秘学说，如通灵学、占星术、炼金术、预言等等的流行，更加深了催眠术的诱人的色彩。
然而，催眠术的流行终究在于它本身的成功：梅斯梅尔在法国运用动物磁力治愈了几百位病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十年间，“人们对它的兴趣，很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话题或潮流。”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催眠术大行其道，像一场流行性疾病一样，征服了整个法兰西。”人们在各种场合谈论它，还将它写进歌曲、打油诗、书籍、戏剧以及画入漫画中。
还有些人以催眠术为招牌行革命之实。梅斯梅尔的头号追随者贝尔加斯后来背离其导师，而专门从事政治事业，熟悉他的人说，贝尔加斯把催眠术奉上神龛，实际上只是想供奉自由。贝尔加斯说：“法国需要的这场革命，现在是时候了。但是，如果想要公开引发革命，那只会让革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把自己包裹在神秘之中，就必须以物理实验为借口团结人们，而实际上是为了颠覆专制。”为此他组织了一个团体，为革命做准备。他们“为加速革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正是通过他们，“1787年到1788年间几乎所有反对政府的作品才得以发布。”一些催眠术的书中包含着激进的政治思想，如共和主义、自由、平等，反专制和贵族特权，为美国革命而欢呼等等。贝尔加斯借宣传催眠术暗示，法国社会也存在着种种需要医治的疾病，因此尤其备受欢迎。达恩顿说：“贝尔加斯的‘论文’，也许为革命前的激进宣传提供了最有效的弹药。在巴黎皇宫各咖啡馆里，人们租来他的手册，一页一页地相互传阅。贝尔加斯将最后也是最具爆炸性的一枚弹药直接瞄准了大臣们。”这些激进人士在大革命爆发后直接投身革命，将理想付诸实践。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催眠术并没有因“旧制度”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对不少思想家有所启发。圣西门、傅立叶、巴尔扎克、雨果等人都曾受其影响。“自从1778年梅斯梅尔向巴黎人宣布其存在以来，动物磁力学经历了几次轮回。等到它渗入《人间喜剧》和《悲惨世界》时，启蒙运动早已被它抛在身后，变成一片废墟了。”
《催眠术》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是它也引起某些思考。全书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催眠术，另一个是启蒙运动。催眠术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革命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书中一直强调的是18世纪80年代这10年间，只是一次特别说明“1783年至1784年间，催眠术最为流行。”1785年后，人们的兴趣开始下降。然而，政府的关注和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是在1784年，催眠术运动的政治化也应该是在1784年之后。于是，以早期的流行来证明它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似乎缺乏说服力。就内容来看，催眠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治疗术，一个是政治思想；人们对催眠术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疗效的折服，但书中却没有说明，社会上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催眠术流行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表明，非政治化的催眠术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于政治化的催眠术。
启蒙运动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认识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书中多次（起码有5次以上）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晦涩、枯燥，不如神奇的催眠术吸引人，但是又以同样多的篇幅说一些催眠术的信奉者吸收和信奉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例如贝尔加斯的宣传就是一种粗俗的卢梭主义。从各种资料中，不仅能找到催眠术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各种激进观点如何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专论中渗透下来，在最底层的识字公众中传播。”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应该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有着非催眠术的传播途径。美国学者帕尔默等人著《启蒙到大革命：理性与激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说，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西耶斯于1789年发表《第三等级是什么？》，在书中“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通过西耶斯成为法国革命的思想。”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著《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说：“通过西耶斯，卢梭的思想在雅各宾派中产生作用。”由此看来，即使《社会契约论》本身不受欢迎，但并不表明卢梭的政治思想就没有起更多的间接作用。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许没有畅销，但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是十分受欢迎的。达恩顿的另一本书《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介绍，卢梭的作品在法国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他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导师和挚友，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启蒙思想家，这无疑起到了更深远和全面的启蒙作用。启蒙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思想，还包括知识、人的精神等多方面内容。
况且，除了卢梭外，还有众多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等，他们的作品在法国内外都有许多读者。所以，催眠术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不一定就能取代启蒙运动的作用，也未必能够“终结”启蒙运动。
不过，瑕不掩瑜，本书还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为我们开拓了新视野，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新角度。达恩顿的特点就在于时常能给人意外，从《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版）到《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又到新近翻译引进的本书和《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每本书都有新意，都能给人提供新方法。尤其是他搜求史料的功夫让人深感佩服。对于我个人来说，达恩顿的所有著作都是很值得一读的。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30日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三)：科学与理性的崇拜
当科学与理性成为一种信仰的时候，启蒙运动就走向了终结。17、18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科学成为人们的信仰，人们用科学解释一切，即使是牛顿也在用科学寻找第一推动力，这也为伪科学的盛行提供了土壤，催眠术作为一种可以医治百病的科学医疗方式在法国出现，最终引发各个等级的关注，人人纷纷投入到对催眠术的狂热迷恋中，而对催眠术公正的评价（皇家医学会）反而被看做是学术特权阶层对学术的压制，而催眠术在盛行过程中吸收卢梭的学说，将自己装扮成第三阶层的批评特权的理论，将生病视为人类远离原始社会的历史必然，庸俗的卢梭学说借助催眠术的外衣在社会传播开来。但正是这对催眠术的疯狂的追求为大革命的爆发进行社会动员，对催眠术的狂热追求也导致神秘主义的盛行，对理性的追求走向了蒙昧，对科学的追求走向了伪科学，启蒙运动走向了终结。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四)：催眠术如何熬成醒神汤
在英国雅痞摄影师马丁•帕尔的画册《奢侈》中，上流社会的时尚屡遭奚落，他偏执地聚焦在不堪的地方，如丝绸晚礼服滚圆小腹处的一团深色污渍，如摺边蕾丝贵妇帽阔檐上的一粒绿头蝇，在这恶作剧式的偷拍照背后，掩不住的，是对时尚的不屑。在衣香鬓影的酒会晚宴上，马丁大叔是唯一察觉到不谐音的人吗？只要视力无大碍，近距离应酬时，谁又看不到！说穿了，时尚，能为一时所尚，就在于不必较真，不操心也出不了差池，随大流又不跌份。
这话题未免太严肃，先谈一件好玩的事——催眠术。对习惯催眠药的现代人，其意义仅限猎奇娱乐，属“跳大神”、“戴驴头面具者的巫术”等左道旁门的一种。难想象，230年前的法兰西，催眠术独领风尚十年，我们知道，那时的法国，才沐理性主义洗礼，正处大革命前夜。两幕历史大剧的承前启后者，倒是个丑角？！
催眠术的始创者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并非打诨插科者，此君何人？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赫人物，莫扎特的朋友兼赞助人，看画像，相貌装扮相当贵气，迥异江湖郎中；催眠术又是什么？即“动物磁力学”，酷似中医“气血说”，照其说法，在一切动物躯体内，有一股无名细流穿行环绕，受阻了，人会患病，“不通则痛”嘛；与草药针灸施治不同，梅氏称通过按摩人体“磁极”疏浚，最终能恢复健康。当然，这早被证明荒唐无稽，当年的风行却有据可查。
1783年到1784年，在《巴黎日报》上，催眠术的篇幅远压过其他任何话题；《欧洲信使报》报道：“首都所有谈话的主要话题，仍然还是动物磁力学。”；一位叫做阿迪的书商在《秘录》中记载：“男人、女人、孩子，都卷入进来，人人都搞催眠术。”；莫扎特歌剧《女人皆如此》也有动物磁力学串场；大革命后，雨果、巴尔扎克依然对其极尽褒扬；精神分析学的祖师弗洛伊德更深受影响。倘若让母牛开口讲话，喋喋不休的，一定还是催眠术。
今天来看催眠术治愈病例，大抵是歇斯底里症、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心理暗示则是病愈的原因。它的流行，一，迎合了18世纪崇尚自然的风气，它主张人与自然经由特殊液体达致和谐；二，趁了理性主义的东风，它有自圆其说的“科学”理论，又借用了常见的实验室设备，如流行的莱顿瓶；三，18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发现层见叠出，比催眠术离奇的满坑满谷，无从辨识泥沙时，最省心的便是来者不拒。
公允地说，催眠术没有多少建树，但也没铸成大错。梅氏本意绝非设局行骗，他深信自己对自然力量给出了一种新解释，在闹腾的科学江湖，在牛顿、拉瓦锡等大佬们中觅一把交椅，才是他的野心所在。
恐怕要吓晕梅斯梅尔的是，1968年，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中，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竟将催眠术视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助燃剂。要知道，在一份催眠术手册中，梅氏曾写道：“一切行动，乃至一切念头，若想扰乱社会秩序，就违背了自然的和谐……”
这股煦风是如何擦燃革命火种？这荒诞的玩意又缘何引来马拉、布里索、让-路易•卡拉等后来的大革命领导人会师？按达恩顿的研究，当时的法国人对政治兴味索然，飞行器、智利怪兽等“科学奇观”已让他们目眩神迷，哪会去关注晦涩乏味的政治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尘封在书肆结满蛛网的角落，市民睡前读物多是《物理爱好者须知》这类畅销书。然而，革命不是一小撮人干得了的，有“引刀成一快”的决绝，还得有商业头脑，贩卖思想给大众，也要先做市场调研，找准大众的喜好。
催眠术人气最高，如何与激进思想无缝对接呢？某些特权机构恰巧递来了一根檩头。这得从一桩学术事件说起，当初，作为一位科学青年的梅斯梅尔，发现催眠术后兴冲冲赶到巴黎求发展，非“学二代”又非“贵二代”的他天真地以为“学而优则仕”，幻想求得壁垒森严的学术机构支持，却连吃闭门羹，请求专家验证治愈病例，也被晾在一边。一怒之下，梅氏不再搭理学术官僚，而诉诸普罗大众。于是，他的形象桀骜起来，无意间，扮起了意见领袖，催眠术宣传手册中掺入了政治牢骚；于是，旧制度下的失意人，都将他的牢骚看作自己的抗议。
这时，如有人拿起指挥棒，打拍子，教他们高低音，教他们辨节奏，幽怨就可能谱成《马赛进行曲》，一旦不胫而走，没牢骚的人会被感染，得意的人也会加入合唱团。这曲子如何更撩拨人？加盟催眠术组织的“马拉们”愈发清醒，布里索设计出副歌——“自由……是健康的法则”。为什么？按动物磁力学理论，一种特殊液体连通所有人和物体的气场，与宇宙相谐；借此“常识”，卡拉射出袖箭，不公的律法会干扰人的气场，威胁健康，而宇宙和谐的本质就是共和。说白了，只有推行共和制，大伙才能延年益寿。谁不想长寿！所有的心脏因此充血、加速律动，嘭嘭嘭；砰砰砰，大革命来了！
催眠术熬成了醒神汤，学术争端酿出了刀兵劫，时尚不仅没作浮云散，反成攻陷城池的特洛伊木马，或许，波德莱尔真没说错，“世界只是由于误会才前进。”同样，马鸣萧萧，兴许是群马患上流行性咽炎在猛咳嗽呢，牧人却以为它们学会了浪漫抒情，进步了；可能，马儿自己也这么以为。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五)：启蒙运动中的大众科学
提到启蒙运动，人们首先想到的关键词大概可以包括法国、十八世纪、理性时代这样的词语，在今天看来，启蒙运动中的精神是被高度赞扬的，尤其是它对于理性的宣扬，使科学的地位被抬高，我们不但可以举出像卢梭这样的哲学家、还有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百科全书派，更有拉瓦锡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总之，不胜枚举。但是我们更多的关注启蒙的优秀成果的同时，把目光下移，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问：有“上层启蒙”，那么是不是也有“下层启蒙”呢？有精英启蒙，是不是也有“大众启蒙”呢？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从启蒙科学史中的催眠术（mesmerism）运动的角度，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以下简称《催眠术》）一书中为人们揭示了另外一面的科学，同时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让人们认识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
罗伯特•达恩顿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书籍史（或者照他所喜爱的说法，阅读史）方面的领军人物。达恩顿本人极具独创性的写作法国史的方式介于研究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各种体制、社会阶级和那个时期法国大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之间。他提出了所谓的观念的社会史，类似与“文化实践”或者“集体心态的历史”。 《催眠术》一书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主要从当时法国的科学期刊、小册子、私人信件、日记、沙龙记录等材料中收集有用的史料，分为五章，大致的部分可以划分为：催眠术在当时的法国是怎样流行的？催眠术怎样融入当时激进的政治思想中？催眠术如何显示启蒙运动的终结、如何和浪漫主义相连？从这个大致部分中，作者为人们展现了另一个侧面的法国和另一个侧面的科学。
一、盛行的催眠术
研究当时的大众科学，就必须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状况，不管是阅读还是理解都要把视角放回到那个时代的法国。催眠术为何在那个时代盛行？这一点估计是人们首先想要提问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加以理解：
1、人们的兴趣。1783年10月15日，热气球成功升空飞行，在法国引起轰动，整个法国为之疯狂，激发了大众对科学的无限热情，“对热气球飞行的狂热把科学的重要性刻入了普通法国人的脑海中，这是拉瓦锡在科学院进行学术报告所无法相比的。” 正是这种看得见的真实使大众发现科学能征服遥不可及的天空，而科学院中的人们所做的研究到底有怎样令人震惊的现象却还并不为人人所知，所以人们沉迷于这样的科学中，随之又出现了水上靴、夜视技术等等。因为人们有这样的信念：“人们刚刚征服天空，为什么不能在水上走路呢？在人的理性的指引下，在无形的力上还能加以什么限制呢？” 法国人把科学推向了上帝一样的高度，仿佛觉得它无所不能。催眠术的发明者麦斯迈尔（Mesmer）于1778年来到巴黎，给巴黎市民带来了催眠术。从达恩顿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催眠术的热情高于热气球，有杂志这样报道：“男人、女人、儿童，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来催眠。” 不亲历历史，或许无法体会人们的状态，人们不禁会问：为何催眠术令法国人如此痴迷？这大概与催眠术属于神秘主义有关，虽然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可是达恩顿却屡次将催眠术与Martinism等神秘的招魂术（Spiritualism）比肩而谈。不仅是催眠术的理念，更有经过催眠的人们仿佛真的看见了自己内部（inside）、打通了障碍、恢复了健康的例子，这种神秘主义传统牢牢的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2、科学没有准确的定位。十八世纪是一个“系统的、经验主义和实验的世纪”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于科学如此热衷以至于几乎抹去了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这个界限直到19世纪才清晰）” 是的，回到十八世纪，尤其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八十年代，科学还没有准确的定义，无论是牛顿的重力、富兰克林的电、还是各种神奇的气体……这些看不见的力与物质都是人们深深着迷的科学的力量。麦斯迈尔的催眠术又称为动物磁性（animal magnetism），认为：“整个宇宙弥漫着一种活跃而有效的成分，其作用就像电或磁力一样。” 这种成分就是催眠术中极其重要的“液体”（fluid）。从中可以看出，麦斯迈尔深受了当时科学成就的影响，认为虽然液体并不可见，却“必须作为重力的媒介而存在，因为行星不能在真空中吸引另一个行星，整个宇宙都浸在原始的‘自然的原动力’之中……疾病就是由于人体中的液体流动时受到‘障碍’，好比受到磁铁吸引。个体可以通过‘催眠’或修改人体的‘磁极’而控制和加强液体的流动，这样可以客服障碍，通过一个常表现为抽搐的‘危机关头’，恢复健康或者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段对催眠术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催眠术在当时看来并非是江湖骗术，有它治疗的过程和令人信服的依据。虽然十八世纪是科学与神学的分水岭，却并没有把科学与虚构（fiction）分开，那个时代所读之物就是科学，虽然用今日之眼光来审视则变成了虚构。拿“液体”这一表述来说，仿佛与“电”、“火”这样的表术并无分别，而且在牛顿的《原理》中也有过相似的表述：多数不易察觉的存在和蔓延着的精神藏在整个身体之内。这些表述与液体这一概念遥相呼应，当时还没有办法说明液体一定是不存在的。
无法证明催眠术的不正确性和不合理性，就无法使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加上如此之多的关于探索宇宙的系统、理论同时出现，人们选择有些神秘主义的催眠术作为众人信服的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
3、催眠术协会的作用。麦斯迈尔刚到达巴黎后曾经邀请像“皇家医学会”这样的权威学会来检验他的理论，但是却遭到了冷遇。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他与共同和谐学会（Society of Universal Harmony）相接触，该学会提供资金给他，同时他将催眠术的秘密与之分享。学会的最初目的是：“当麦斯迈尔受到学术权威和政府的威胁时，保护麦斯迈尔的教义和催眠术的未来。” 到1789年，该学会在巴黎的总会就有430个成员，还遍及了里昂等至少20个城市。学会的极速发展促进了催眠术的广泛传播。这样的扩散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派出了由当时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对催眠术进行调查，这些人中有吉勒汀这样的医生和拉瓦锡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麦斯迈尔所谓的液体并不存在；抽搐和催眠后的其他影响归因于受催眠者过热的想像。”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完全的否定，看上去会使人们抛弃催眠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报告仅仅使受催眠者更加的沸腾……。” 因为人们要捍卫自己在催眠术中获得的感觉是真实的，而且，委员会拒绝检验麦斯迈尔对于正统催眠术的实践这一点，也使得人们觉得委员会的结论是有偏见的。和谐学会对于新会员的入会有一个入会仪式，并且在新会员入会后还有接受讲座，主要包括基本原理、物质、运动、催眠的液体在行星中的运动等一系列的内容。这都体现了该学会的组织性，为他们思想和行动都提供了准备。
虽然后来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和谐学会分裂了，但是依然没有完全抛弃催眠术，仍然在催眠术运动中有所贡献。
4、小册子等宣传手段。罗伊·波特在《启蒙运动》一书中写到：“仅仅是在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之间出现了丰富的相互作用以及最终令人震惊的张力。正如达恩顿所表明的，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一种新型的启蒙运动出现了：一种苦大仇深风格的大众新闻业。那些替人写打杂文章的落魄文人们不仅用粗鲁的、蛊惑人心的措辞攻击诸如教士、包税人和廷臣这样的传统目标，而且也对大多数上流社会的特权表明了发自内心的仇恨。” “启蒙运动时期，虽然面临官方审查制度的种种禁令，欧洲的出版活动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阅读的新风尚以及新的识字人群的扩大，刺激了对书籍、杂志、报纸和小册子刊物的需求。出版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欧洲传播启蒙思想和理想的工具”。
在催眠术的传播过程中，大众性质的宣传册子（pamphlets）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治疗方法催眠者的宣传册上编排出版，册子的印刷量与日剧增，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为麦斯迈尔赢得了更多的信仰者，这其中还包括有影响力的人物。” 当然了，反对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在二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在权威的杂志和期刊上都有报道，不但有报道，而且这个话题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争论更是延续到了各个地方，在学术圈里、沙龙、咖啡馆中，仿佛有人们聚集的地方就有关于催眠术的谈论。宣传方式不拘一格，除了上面提到的小册子，还有书籍、歌谣、打油诗、动画，在双方的论战中都用了诗歌、打油诗这样个这样朗朗上口、易于流传的形式。在反对催眠术的阵营中，甚至还排了一部剧来讽刺催眠术；而相信催眠术的人们则极力维护催眠术，还找人来破坏该剧的演出。
越是争论不休，人们就越发的感兴趣，人们更想去尝试，更想揭开它的庐山真面目，何况催眠术在治疗的过程中并没有给人体带来危害。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不但普通大众，可能就是科学家自己都会迷惑。这一点正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在大众中迅速传播的力量的确不可小觑。
5、政治的力量。众所周知，法国在1789年发生了大革命，而催眠术正是盛行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大革命爆发的前期。大众科学如此流行也是人们不敢于谈政治的一种表现，人们给予科学更多的关注，“没能成功预见大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没有对政治理论投入兴趣。他们讨论催眠术和其他非政治的流行事物，例如：气球飞行。” 虽然催眠术发展到后来和卢梭的政治理想有相通之处，发展出了自然法则、和谐宇宙论等观点，但是政府除了不支持催眠术、组成委员会检验催眠术之外，并没有对其协会、宣传册、参与人员进行残酷的镇压。
然而，催眠术却从大众科学的角度，为大革命后重塑人们的思想提供了素材。达恩顿在结论一章中写道：催眠者“相信他们的科学能够重塑世界，因为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催眠术给法国人提供了大革命后重塑观念的材料……因此，在普遍被贴上理性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的阶段中，催眠术运动为流行观念的细微转变提供了指引” “对旧制度中失去信仰的人们来说，催眠术提供了一种新的信仰，标志着启蒙的终结，大革命的降临和十九世纪的开端。”
综上，可以看出催眠术正是在这五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大众科学而盛行了60年的时间。连麦斯迈尔自己都说：“It is to the public that I appeal.” ——正式对于大众来说，我是有吸引力的。
二、启蒙与催眠术
波特认为：“在运动的所有阶段，启蒙运动冰山的十分之九都被完全掩盖着。” 从催眠术的角度解读当时的启蒙科学，可能也并非是当时大众科学的全部，但是却已经为人们展示了另一个方面的启蒙运动。
首先，启蒙运动通常被人们认为“用理性的光芒驱走信仰主义、蒙昧主义的阴霾。因而，在启蒙运动中，人类理性的最伟大成就——近代科学就成为启蒙思想家们彻底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 这是对启蒙最通常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中列举出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等方方面面的科学成就，这些科学成就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焦点，却并非是当时的大众所在意的，拉瓦锡的理论在科学院中如何进步的并不能为大家所知，相反，各个学科发展的同时，引发的催眠术运动更易和大众接近，人们觉得这样的科学才是无所不能的伟大的科学。
其次，催眠术所展现的启蒙是大众的启蒙，不同于精英启蒙。我们都知道启蒙一词来源康德，他曾写了一篇名为“什么是启蒙” 的文章，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是人类最终抵达的时代，从无知与错误的不成熟的状态中把人类意识解放出来。从这点来看，催眠术运动与启蒙的宗旨并不违背，当我们聚光灯从伟大的思想家身上移开，聚焦那个时代越发庞大的有表达能力、有文化的男男女女，我们可以发现催眠术满足了人们对于科学的渴望，因为在一个科学如此被抬高的年代里，热气球让人们认识了人类可以征服天空、水上靴的研究让人们觉得征服水域也是可能的，而催眠术是对人体自身的探索，可以让人们深入的了解自身的状况，能治病，在用液体打通障碍的同时可以得到美德，是对自然法则的追寻。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从无知域错误的不成熟状态的意识解放吗？回归历史，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催眠术可以算作是启蒙的科学，是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科学。
再次，不禁要问：处在当代的时候，能有一种科学如此广泛的在大众中传播么？我认为根据以上的分析，启蒙的确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科学与启蒙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当代科学，上天入地之势比18世纪来的更猛烈，人们看到的科学与18世纪的人们看到的科学处在了不同的世界观之内，所以，现代不存在以上分析的催眠术流行的条件，所以，某种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学问要想成为当代的大众科学，并非易事。
三、结论
研究启蒙时代的科学，我们就要带上当时人们审视科学的眼睛，回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科学在大众传播的如此广泛得益于政治、科学自身发展、宣传手段、人们的当时的思想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催眠术是对大众科学流行开来最好的论据，处在启蒙的时代，它才有发展的地方，也正是它，为启蒙的“大众科学史”划上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Roy Porter：The Enlightenment[M], Palgrave, New York.2001.
2、Robert Darnton: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Enlightening in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美) 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 王皖强编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陈巍，《文化史视野下的大众科学——读R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4期。
5、张钢，《科学文化与法国启蒙运动》，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12月。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六)：入魅和祛魅间的摇摆
据说作者写这本书是为了描绘法国人民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三观尽毁前的精神风貌。看完这本书，我倒是倾向于我的三观被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人民给毁了。
18世纪的法国人民是怎么样的？我感到，只要是高中历史还记得的，一定会感觉他们是一群天天读着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高级著作的进步青年，然后社会上充满着对专制的不满。现在看来，后半部分的描绘似乎是对的，但前面就强差人意了。据另外一本奇妙的《法国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说，法国人民对卢梭不感兴趣，他们更爱看黄色小说（看来人们的爱好似乎一直没有变）；这本《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则告诉我们，他们还是对卢梭不感兴趣，他们更爱搞科学（或者更不如说是迷信，当然他们那时不觉得）。
这是一个怎样光怪陆离的时代呢？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有趣的论调。
“自然让瓜长成一瓣一瓣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在家里分着吃。”
“他从面相学分析，认为自己前生是一只狗。”
把鸦片和面包一起煮可以包治百病。
妇女躺在开着窗的，床铺凌乱的地方就可以怀孕，因为空气里飘着胚胎的“有机分子”。
在显微镜下观察驴的精子可以看到一只小驴，同理，观察人的可以看到一个小人。
星球是通过星球和星球间的有性繁殖而产生的。
贝克莱先生喝煤焦油养生就算了，所有人都在提出神奇的宇宙观来解释万物，首当其冲的就是催眠术。这个催眠术和我们今天所见的拿个钟摆在眼前晃然后我们就晕了不同，更像是磁力增高，磁力丰胸那类的。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家里还有一个神奇的磁力线圈，据说戴在脖子上就可以养生；还有一块神奇的磁铁，据说放在水里就可以使水净化，然后我曾经有段时间还乐此不疲，把这块铁块到处塞，最后的结果就是它发生吸氧腐蚀变成渣渣了。
18世纪的催眠术认为到处充斥着神奇的磁力液体，甚至眼睛都会喷射这种神奇的液体。这种液体和我们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健康，甚至国家的运转，宇宙的和谐都有巨大的联系，因为据说这种液体是从外星球通过一个巨大的液柱悬挂到我们头上来施加影响的。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么几百光年的液柱该有多大的压强，人们又是多么压力山大。要怎么利用这惊悚的液体呢？就是搬一个巨大的木桶，里面由催眠师放了这种神奇的液体，然后大家或是直接泡在里面，或是绕桶一圈，然后在催眠师的引导下就会抽风，抽一下病据说就好了（当然也有人抽着抽着就死了的）。
人们都疯狂地热爱催眠术，普通人民就算了，欧拉和拉普拉斯也是热心观众，莫扎特也乐此不疲，还把催眠术写到了作品里。这股风潮到了19世纪甚至也没有褪去，傅里叶掌握催眠术后，在死后还和他的信徒们交流（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欧文（就是那空想社会主义的欧文）说自己会招魂，还招来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灵魂交谈多达17-18次；巴尔扎克也热爱催眠术，据说他死后还被同样热爱催眠术的雨果在某次招魂大会上被招了过来。尝试催眠术的人就更多了，富兰克林和拉瓦锡虽然厌恶催眠术，但为了证明它的无效性，自己也亲身尝试。据说当时的一个调查显示，洛克和笛卡尔的著作也有催眠术倾向。脑补一下这些人泡在催眠木桶里的场景真是惊悚，好像在向木桶里的第欧根尼致敬一般。
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学习经典科学的人们来说，这种东西显然是荒诞不经的。我们都知道万有引力和潮汐的关系，知道我们周围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一堆稀有气体组成的，知道水不是一种单质是由氢和氧组成的。可是18世纪的法国人民，却是被这些我们今天根深蒂固的正确观念毁了三观。风水火地是四大元素，可是突然间科学院的一篇论文就说其实水不是一种元素。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突然被查出有那么多奇妙的物质。试想一下，如果在今天跟你说，其实我们周围充满了你看不到也摸不到的暗物质但它们又确实存在，你的感受可能和18世纪的人们感觉差不多。回到正题上。旧的观念一旦被打破，人们肯定要问什么是真相。但是18世纪的理论是如此混乱：牛顿认为引力导致潮汐，这里马上有人提出上帝的意志导致潮汐（这在当时看起来不是很荒谬，因为即使是专业的科学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学的迷雾中）；空气中可以是氧气，可以是燃素，可以是热质，还可以是催眠术里磁性液体；普鲁士的国王做出实验证明同性恋可以生出怪物，人们深信不疑；还有神奇的善精灵和次级的精灵，或许能把人从断头台上救下来。
现在的我们如果面对这种天花乱坠的现象，应该会利用实验去检验它们，而不是随便去相信。不过，在科学蓬勃发展的18世纪（大家可以想想我们中学教科书上有多少科学家来自18世纪的欧洲或许就可以感到），人们受到的极大鼓舞让他们感到科学是无所不能的，于是科学可以创造一切，由此看来，所有的神迹都是可能的。凭空看到内脏，在水上走，坐上热气球就可以和朱庇特握手，穿上充气衣服就可以飞离地球… …这些都是人们对于科学的狂热。不过，普通人民对科学的狂热和科学院对科学的专业把持似乎是必然要出现矛盾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似乎能够很通俗地把18世纪的这种矛盾类比到今天的民科和官方的矛盾。我们看看百度贴吧，已经有很多民间神人声称自己推翻了热力学三定律，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家里就做出了核反应堆，然后还造出了永动机。同理，在18世纪，有更多的民间神人声称自己推翻了牛顿力学（不幸的是，这些理论和相对论一点关系也没有），然后世界就被他们提出的各种神奇液体和精灵甚至是鬼魂充斥着。
官方去一一审查这些民间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催眠术的势力之大，已经不得不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开始，人们或许抱着不妨一试的想法去尝试催眠术疗法；但后来，催眠术随着催眠师的协会的壮大，已经被描述成了一种促进人类平等的人道主义（讽刺的是，事实上，由于催眠术疗法很昂贵，事实上的图景并非像催眠师的宣传册上的一样美好，穷人很少有机会尝试这种疗法）。于是刚开始，法兰西皇家科学院反对催眠术是对于民间“科学”的镇压，到了后来，似乎就是迫害人民，维护专制的可憎行为了。不幸的是，被“迫害”的那些民间科学家们还是很有力的宣传家，写出煽动性也具有误导性的文字让人们感到，这不是一种疗法被迫害的问题，这是当局在阻止人民普遍幸福的严肃议题。这些不受法兰西皇家科学院待见的民科专家们，有一位就是后来泡在浴缸里的马拉。马拉在大革命时期对法兰西皇家科学院的报复是惊人的，描述他们为提线木偶的论调其实早在他为催眠术据理力争的早期就有雏形。当年调查催眠术并且抨击催眠术的法兰西院士们，后来几乎都死在了断头台上，其中就有拉瓦锡。同样抨击催眠术的孔多塞虽然并非属于那个悲催断头院士组，不过最后还是莫名其妙地被毒死在大革命的狱中。不过，虽然很多早期的催眠师们后来都成了大革命的领导人物，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概括成：催眠术导致了启蒙运动的总结，进而导致法国大革命。因为催眠术运动中虽然包含着某些政治理论，但充其量仅仅是卢梭社会契约论观点的庸俗化（卢梭和催眠术的领导人是好朋友）。
总体而言，现在读这本书难免有一种猎奇和耸人听闻的心理，因为这本书里描绘的历史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回顾我以往读过的18-19世纪的相关书目，却确乎能感到这种人人编终极真理、科学与伪科学界限模糊的历史潮流。记得去年读商务印书馆出的《狄德罗精选集》的时候，狄德罗在《达朗贝尔的梦》及其他著作中抒发了他对宇宙、胚胎生成的看法。他所谓女性是畸形的男性、宇宙是由震动的线构成的论调在今天看来还是略微耸人听闻的，但事实却是，当时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科学家，都妄图用几个基本理论解释万物，那是一种比大统一场理论更加宏图大志的构建。在我前几个月读的《笛卡尔的骨头》中，19世纪的科学家们热爱面相学，并试图通过面相学来判断笛卡尔是如何的一个人，这也与这本《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里的描述相互呼应。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今天的我们对于科学早就没有那么全民如此如醉的热情，与催眠术类似的理论还是盛行着，所谓科学的谣言也无处不在，而我们仍然和两个世纪前的人们一样轻信；一种同情弱者的本能让我们仍然在姑息某些不合理的非主流力量，因为我们潜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事物总是倾向暴政与垄断。启蒙运动被法国大革命无情的现实埋葬了，科学也没有了当年宗教的狂热，不变的却是人的本性，在轻信、想象和想当然中漂移着。
水平有限，纯属牢骚。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七)：我也来谈催眠术的政治化
1778年2月，一个名叫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的人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极细微的液体，在一切动物躯体中穿行、环绕，称“动物磁力学”（animal mag***ism）。梅斯梅尔宣称，这种液体作为原初的“自然之力”充斥着整个宇宙，而他可以将其带到地球上，从而为当时的巴黎人提供热、光、电、磁。他同时大肆宣扬这种液体在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称人体类似于一块磁铁，人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这种液体在人体内的流动受到了“阻碍”；而人们通过他所发明的所谓“梅斯梅尔术”（在本书中译称为“催眠术”，源自始创者梅斯梅尔的名字）可以控制和强化这种液体的流动，也就是通过按摩人体的“磁极”，克服阻碍，达到某种“危象”，最终恢复身体健康，也就是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具体的操作来看，他通过催眠术让病人进入癫痫似的痉挛状态，或者像梦游者一样神情恍惚，来治愈他们的各种疾病。由此，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十年，引发了一场催眠术运动，风行一时。
在今天看来，梅斯梅尔的这种催眠术相当荒唐无稽，缺乏科学的依据，但在当时、在18世纪80年代充满科学激情的法国，催眠术却通过其完美的展示在受过教育的法国人中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并拥有了大批的追随者。 而这样一种催眠术运动，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种短暂的伪科学时尚，自18世纪末以来从未被历史学家们所关注过。但是，作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也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却独辟蹊径，注意到了催眠术这种医学观念对于当时法国人所具有的诱惑力，进而注意到这种催眠术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激进心态或观点发展的关系。
达恩顿在研究中发现，这种催眠术虽然一开始和政治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经过了像尼古拉•贝尔加斯（Nicolas Bergasse）和雅克-皮埃尔•布里（Jacques-Pierre Brissot）这样的激进催眠师的发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伪装的政治理论，这和当时卢梭作品的流行非常相似。可以说，这是观察法国大革命前社会集体心态的一个非常好的实例。于是，达恩顿详尽地分析了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的理论与当时其他社会风尚的关系，生动地描述和追踪了催眠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严肃地思考了当时兴起的各催眠团体的性质。这也为我们说明了在18世纪后期的法国，政治是如何在低俗的层面上与流行的时尚缠结在一起，从而成为激进者们的一项事业，既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又能避开当局的审查。
在研究催眠术的过程中，达恩顿主要是通过大量书信、手稿、手册、报刊等史料，去追寻催眠术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迁轨迹，探讨催眠术与激进思想、政治运动、民众心态、启蒙运动的终结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透过吵吵嚷嚷的宣传手册、回忆录以及无人问津的科学论文，拨开重重遮蔽，从中发掘出新的观点。由此，达恩顿为我们揭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起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种研究历史的全新视角和研究方法。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八)：一点小牢骚，谁叫没有讨论区了呢
书名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里的Mesmerism就不该译成催眠术嘛，敢情都是哈慈杯信息水增高鞋垫菲戈帕斯磁力胸罩那类的神棍玩意儿，拿块磁铁蹭胸脯也太没技术含量啦。中译本给翻成了《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其实Mesmerism指的是梅斯梅尔发明的使用磁石治病的法子，他相信如果人体的磁力场得到较正，心灵和身体上的疾病就可以被医好。治疗的时候常拿磁石往病人胸部蹭。（更科学地描述是季肋区，也就是上腹部，因为梅斯梅尔认为感知中枢在那儿。不过江湖郎中吃点豆腐也是好的，自然就更往上去了一点。）就像我们喝哈慈杯的水、鞋垫里放磁石以为能健康、增高一样。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九)：从催眠术展开的反思
《催眠术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以下简称《催眠术》）是罗伯特•达恩顿所写的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全书以在大革命前夕兴起的催眠术热潮为切入点，对18世纪晚期法国社会的思想状况作了一种新的解读。
18世纪末在法国社会兴起的催眠术与今天心理学上的催眠差别很大，以严苛的现代科学标准来看，18世纪末的催眠术带有更多的神秘主义色彩、通灵色彩而不是科学色彩，实际上，直到今天催眠在心理学界也不时受到争议。梅斯梅尔带到法国的催眠术简直就像披着科学外衣的占星术了。但达恩顿在《催眠术》的分析却表明，催眠术本身可以说是科学革命的一种产物。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并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立了今天科学的全部范式，即使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新的科学思维方式也并未在所有地方完全定型。实际上，当我们以今天的科学标准去对17、18世纪的科学发展作总结、归纳时，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建构，而在这种建构中我们忽视了与现代科学不同的东西，以为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无足轻重。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就是这样一种事物。达恩顿纠正了我们对于开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简单认识，提醒我们在18世纪末的一般人中并没有对科学的精确定义。整个社会有着一种对科学的热枕，但“科学”本身的涵义比今天要更广，甚至像催眠术这样与宗教和神秘主义纠缠在一起。科学并非局限在学院内或课堂上，它是实际的，甚至可以作为一种表演。如果说这些庞杂的内容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对传统宗教权威的质疑。不管是近于神秘主义，仿若炼金术和占星术再生的部分，还是更加激进，怀疑主义倾向更严重甚至是唯物主义的那部分“科学”都把人类从一种消极等待神恩的状态转变为一种积极的状态，对科学的信心开启了对于人类无限进步可能的期望。这种积极的状态和对宗教的怀疑正是18世纪末思想状况的关键问题。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裁断”的权威。今天裁断科学有一系列严苛的学术标准和一套严密的学术机构体系。在18世纪末，我们也能在法国社会发现类似的学术权威体系，但这一体系的合理性却遭到像催眠术这样的“民科”的不断挑战。“民科”现象的出现本身可以作多方面的解读，诸如受教育阶层的扩大、对科学的兴趣提高、对宗教活动的兴趣降低、教会等思想权威控制的局限等等，但对作者来说最为有趣的是，“民科”对学术权威的反抗在政治领域引发的回响。在作者看来，催眠术与学术权威的矛盾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启蒙运动内部的矛盾，反映着启蒙运动中的后起者对于已经占据高位的先行者的厌恶。这种挑战权威的精神在政治领域引发了回响，如同夏蒂埃在《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曾提到艺术评判权威的转移对于旧制度权威的影响一样，科学领域的权威也遭到了批判。这种批判的落点在于科学院的这帮学者都是嫉贤妒能的尸位素餐者，虽然达恩顿在书中也并未明确下断语，但显然这种批判的合理推断是赋予科学院权威的旧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在达恩顿看来，催眠术和下层文人结成了对抗现行权威的联盟，后者有意无意的在不同场合使用催眠术这一比抽象理论更为直观的宣传武器，这在对抗学术权威的运动中又注入了激进的社会政治意义。
催眠术本身的内容也是其转化成一种激进政治理论的要素。催眠术继承了18世纪哲学的很多思想传统。它将自然与社会视作一体，将人类社会的动力机制视作一种可以被认知的物理机制，将对伦理道德的研究与对物理的研究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对类似的观点并不陌生。而这种对世界的认知必然导致催眠术热潮不会停留在简单的治病强身和学术探讨上。按照达恩顿的看法，催眠术甚至已经成了一种哲学体系了。甚至对于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也发生了重大影响。而在大革命摧毁了人们对于理性的一般信念时，本来应该也属于启蒙运动产物的催眠术却成功的完成了从理性向神秘主义的转换，在另一种基础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催眠术》在帮助我们重构18世纪末法国人的思想状况，尤其是对科学的认识以及启蒙运动内部的关系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作者的解读并不是十全十美。毕竟，催眠术本身只是影响法国人思想的诸多潮流中的一支，它或许并没有像达恩顿在书中展示的那样对每个人有强烈的直接影响。达恩顿所关注的催眠术自身理论中的统一、和谐思想在18世纪法国思想流派中并不少见。无论如何，对于催眠术的研究已经在理解启蒙运动的内部复杂性和旧制度权威消解的原因两个问题上提出了有益的问题与提示。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读后感(十)：再评这本书——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经典理论家看来，是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科学的精神推动了法国民众的觉醒，进而策动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旧制度。简言之，“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催眠术》 却使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反思这一结论。
首先，这样一个启蒙时代就真的那么“理性”吗？通过达恩顿的构建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对启蒙“科学”“理性”的想象，其实并不完全贴合实际，按照达恩顿的话说，这些仅仅是“上启蒙”（P43）。当我们翻开《百科全书》的词条，“以太”、“动物热”“脱氧燃素”“火灵”等臆想词汇屡见不鲜；巴伊、布丰、洪堡等著名人物也对这其中的许多说法深信不疑。在整个第一章当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伪科学泛滥，而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负达到极端的狂热时代，理性的精神被湮灭的无影无踪。
其次，作者在书中明确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大革命前政治思想中甚为流行的激进主义而非理性主义才是诱发革命的思想根源。应当看到，催眠术虽然是借科学和理性起家，但在这个运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它却被引导到了另一个极端，而这个极端的表现形式便是更为热烈而激进的浪漫主义.(P37) 18世纪80年代末期，受过教育的法国人倾向于排斥他们的父辈们所提倡的理性主义。他们排斥这种冰冷的思想，而对更具风味的知识餐点钟爱有加。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曾说“他们渴望超越理性的东西、科学上神秘的东西。他们埋葬了伏尔泰，然后纷纷奔向了梅斯梅尔••••••他们不愿意说些机智的话吧社会弊病轻轻松松打发掉。他们要消灭限制人类活得权利和荣耀的社会邪恶，于是他们拥抱了催眠术”对那些已对旧体制失去信仰的人来说，催眠术这一新的信仰”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终结、大革命的开始和19世纪的来临“。
笔者认同作者的观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全盘接受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将启蒙运动激进化带来的结果。这种激进化导致了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压制了这场运动本来希望宣传的理性主义思想。正是通过背叛和扬弃启蒙运动，“催眠术”这一类更符合大众口味的最终成功地推动了大革命的来临。
大革命的到来，是以启蒙运动的终结为条件的。我想这也正是作者这本书书名的寓意所在。
不过，当旧制度死亡之后，催眠术运动的推动者们忽然地发现，让他们联合起来的仅仅只是改变现状的共同愿望，而并不是清晰的共同目标，于是他们便相互攻讦起来，大多数人都被曾经的同伴送上了断头台，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得不联想起罗伯斯庇尔。
（2年后再读起这本书，感觉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