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10篇

　　《周作人散文全集》是一本由周作人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280.00，页数：88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一)：中国人对汉奸也太宽容了

　　这种人的书作为文学资料或者历史资料，可以出版。但是把他当个休闲文学的大红人捧着，冠以好听尊容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说出版社只是为赚钱，读者只是在休闲。但是也表确明态大家并不觉得他跟那个时代的其他学者（譬如说他哥哥）有什么区别，或者需要区别对待。

　　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民族，是很悲哀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仅仅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交代而已，得不到广大国民的认同。看到那些80后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地在哈日哈韩，你还能说什么？他们说鲁迅太沉重而喜欢周作人也是很自然的。谁让他们的父母让他们觉得轻松是应该的，沉重是别人的呢？他们轻松到无聊以后就去哈周作人，哈日本人了。

　　这么一个社会氛围，可以预见的是，以后汉奸会更多。“出汉奸、宽容汉奸”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一个谁都可以欺负的民族，一个只要实惠不要廉耻的民族，一个婊子养的民族！！！！！！！！！！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二)：月亮的阴暗面

　　某年某日和冲同学偶叙，他突然问我对周作人有什么看法，我一时理不清头绪，无言作答，只好唐突回了一句：真不了解。不懂他为何投身于日本傀儡政府？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历史瓜葛纠缠于一个文人身上都是一个悲剧，令人惋惜。

　　我之前买过舒芜先生整理的《知堂文丛》，基本囫囵一遍，能记得的却很少。印象中，他字里笔端对日本是颇有情愫的，近于虔诚。回顾民国，时文人所激扬和探索的，无外乎国家沉沦之出路与运命走向，常常表现是理想的单纯，和行动的骤风疾雨，妄想毕其功于一役浊清病垢顽疾，让中国脱胎换骨。

　　而他那段日本留学背景和异国婚姻，在那时也算国人之鲜有，即使现在也不多，足见其当时受日式维新及西方新风气熏耕之深，与支撑于自身躯壳的流毒发肤肉骨的传统文化形成极端的对比，这多少是民国文人相格之一。不怪得对旧中国之失望，批判之深，莫过于当时的周氏兄弟俩。不过，我感觉俩人的文格是白水对白酒。

　　周作人冲淡的散文，让人感觉是一种大度与端正人格，总也不会在大是大非有所偏差。投靠傀儡，假若不为钱，那又为何？我能想到的，当有人妄想假手于敌来革新自己时，那人对自己是多么的无能无望。可见当时国之沉沦、人之昏聩，到顶了。假如他真寄望日本大东亚共同圈，延续明治维新手法革一个新中国，可以肯定的一点：他的心是热的。

　　而另一个也有相同争议的胡兰成，文字清秀绮丽，别具一面，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以近于女性的阴柔手笔，描绘出一枝清新脱俗的胡氏禅花。自然是种子，历史是土壤，天命是基因，机缘是阳光雨露，人文是气候，这些元素如金木水火土一般完成了这枝禅花的整个命格，而“天命”无疑是这枝花最妖艳之处，因为它天生命不凡。稍不有不慎便容易浸淫其中。

　　读《今生今世》，隐约能感到胡自命不凡，是“成大事”之人物，对出仕之看重，封建思想之浓重，这也便是农村小户人家思想、气度的局限。在他看来，凡事没有是非对错，一切皆是机缘巧合和天命所为，似乎与生命行为无涉。天命所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欲以天命为幌子，以文字逻辑为行为逻辑作满章狡辩，反为这朵奇葩留下更深的黑斑。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有张非常有意思的成名专辑叫《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姑且叫《月亮的阴暗面》吧。想起我小时侯看到的月亮，是诗与神话一般梦幻美丽的月亮。即便是斑驳的月阴面，也被以吴刚与丹桂树的神话所幻美。长大了，我们看到的月亮不再是一面纯粹的、神话式的中国月亮，还有一面是西方科技放大的荒芜冰凉、充满陨石坑洞的真实月亮。但见真实之后，会妨碍人继续迷思月亮的美与梦吗？我在想。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三)：《周作人散文全集》摘录

　　“中国讲艺术，每每牵联到道德上去，仿佛艺术的价值须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旧道德的标准去判定才对。……罗素说，‘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宽广，不在使心地狭隘。’……人只为心地狭隘，才有这些谬误；……”（卷3/p26,《镡百姿》，1923年）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亚历山大培因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为过，因此我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无意义的。”（卷3/p71，《日本语典》，1923年）

　　“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现在的批评的缺点大抵就在这一点上。其一，批评的人以为批评这一个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着负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说些非难轻蔑的话，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为批评似的。……其二，批评的人以为批评是下法律的判决，正如司法官一般；这个判决一下，作品的运命便注定了。……这两种批评的缺点，在于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正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被赋裁判的权威，为他们的批评的根据。……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卷3／p87，《文艺批评杂话》，1923年）

　　“浙江的风土……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殊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 （卷3/p102，《地方与文艺》，1923年）

　　“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卷3/p102，《地方与文艺》，1923年）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时颇愉快的事。不过这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卷3/p242，《雨天的书》序，1923年）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 “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雨天的书》序二，1925年）

　　“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也还有三五篇” “戈尔特堡（Iss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和隐士，这句话说得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卷5／1927年，《泽泻集》序）

　　“……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有产者可以穷而降于舆台，无产者可以达而升为王侯，而思想不发生一点变动，……故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浑帐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 （卷5／1928年，《爆竹》）

　　“在这个年头儿大家都在检举反革命之际，说起风致以及趣味之类恐怕很有点违碍，因为这都与‘有闲’相近。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法儿，我要说诚实话，便不得不这么说。我觉得还应该加添一句：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为怪的，……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有很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必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卷5／1928年，《杂拌儿》跋）

　　“我想（按：散文或小品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时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 （卷5／1928年，《燕知草》跋）

　　“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 “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 （卷5／1930年，《冰雪小品选》序）

　　“……很多文学家起始都是学医或学工程的。……大家也最好不要以创作为专门的事业，应该于创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职业，这样对文学将更有好处。在很早以前，章太炎先生便作这样的主张，他总是劝人不要依赖学问吃饭，那时是为了反对满清，假如专依学问为生，则只有为满清做官，而那样则必失去研究学问的自由。到现在我觉得这种主张还可适用。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这样的人如加多起来，势必造成文学的堕落。”（卷6／1932年，《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 （卷6／1932年，《中国文学的变迁》）

　　“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 “《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 （卷6／1936年，《关于家训》）

　　“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只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卷6／1932年，《文学革命运动》）

　　“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卷6／1933年，《周作人书信》序信）、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之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卷6／1934年，《颜氏家训》）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卷7/p365，1936年，《谈鲁迅》）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体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卷7／p786，1937年，《佛经文学》）

　　“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要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卷9/p413，1940年，《汉文学的传统》）

　　“说到文章，实在不行得很，我自己觉得处处还有技巧，这即是做作，平常反对韩愈方苞，却还是在小时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尽，不会写自然本色得文章，实是一件恨事。”（卷9/p459）

　　“《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已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及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羊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卷9/492，1945年，《小说的回忆》）

　　“在鸡犬豕，马牛羊这六畜之中，猪要算最是堕落的了。……鸡犬马牛羊五者虽然改变，究竟与野生的同族还相去不很远，唯有他却特别发福了，这一来绿林里的精悍之气完全消灭，成了一个富翁的样子。……”（卷10/p222，1950年，《养猪》）

　　“五味之中只有辣并非必要，可是我所最喜欢的却正是辣，……火一般的烧灼你一下，不惯的人觉得这味觉真是已经进了痛的区域了。而且辣的花样也很繁多，……生姜辣得平和，青椒（乡下称为辣茄）很凶猛，胡椒芥末往鼻子里去，青椒则冲向喉咙，而且辣得顽固，不是一会儿就过去，却尽在那里辣着……辣酱、辣子鸡、青椒炒肉丝，固然也好，我却喜欢以青椒为主体的，乡下用肉片豆腐干片炒整个小青椒是其一，又一种是在南京学堂时常吃的腌红青椒入麻油，以长方的侉饼蘸吃，实是珍味，至今不曾忘记，但北京似乎没有那么厚实的红辣椒，想起来真真可惜也。”（卷10／p263，1950年，《吃青椒》）

　　“身边琐事我自己最不会写，却很喜欢看这一类的文章，可是又难得看见好的，因为大抵都不够琐。……所难的是写，又要细又要好。……既无遗漏，又不枯燥，这就着实有点为难了。……假如能够跳过这困难，写出来时自有客观，不但不会再有文人自夸的习气，而且也可以成为民间生活的好资料了。”（卷10/p366，1950年，《琐事难写》）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四)：“文章作态”

　　周作人一九四五年在《谈文章》一文中说道：“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以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家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彩，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子，在怒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在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

　　此处， “触目惊心”的“好些实例”，即因“作态”而现出丑态的文章，照舒芜的见解，肯定有现实的所指，那就是其兄鲁迅之文。自打1923年兄弟失和以后，周作人便多次映射攻击鲁迅，到了鲁迅死了快十年的一九四五年，还是不能放过。可见周作人的气量之小和对鲁迅的成见与怨恨之深！鲁迅虽长周作人四岁，不过自小就长兄为父，对周作人慈父般关爱的同时，也免不了有封建家长的专制处，如强改其弟文章使后者不快却不能言即是。古语有云大恩如大仇，一旦弟弟摆脱了兄长，反噬起来毒且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以知堂的知与智，所说不能不有些道理。周氏兄弟俩的文章公认是新文学的top2，但是正如这篇文章中所言，“文章不好写”，容易失在“作态”，尤其是文坛领袖（虽然钱理群老师多次分析说鲁迅不是主将，且自觉不愿当导师，但实际上他在青年人的眼中是光环里的人物），提笔写作，不免有些装腔作势，如我至今不喜的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多少有些“作”的。不过周作人自己虽常说“不佞”“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也不能幸免，如名篇《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就多少有些名士的作派，一为名士，不免露出表演的痕迹了！所以，张中行说，苦雨斋作文追求“用平实的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这标准“像是不高，其实不然”。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五)：《周作人散文编年全集》编者前言(初稿) 钟叔河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登了我题为《辞年》的一则小文,里面说:　　

　　五年前离休,谢绝了要我在原单位发挥馀热的好意,决心从此只读自己想读的书,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再就是编几本自己想编的书。

　　这里所说的“自己想编的书”,首先就是周作人的散文全集。

　　二十年前重操旧业,即有心辑印周作人的书。因为从六十年前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我便喜欢上了《故乡的野菜》、《金鱼、鹦鹉、叭儿狗》的文字。四十年前流落长沙市上,白天流大汗,晚上在黯淡的十五支光电灯下,用红格子“材料纸”给八道湾十一号写信,意外地很快便得到回信,还收到了题赠的书和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　　

　　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

　　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

　　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

　　读书苦积食,聊以代行散。

　　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愿。

　　诚心期法施,一偈或及半。

　　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憾。

　　饲虎恐未能,遇狼亦已惯。

　　出入新潮中,意思终一贯。

　　只恨欠精进,回顾增感叹。

　　这首诗作于老虎桥,已是旧作,但当时的我却把它看成是前辈文人的一份厚赠。八十老翁何所求,这位从五四新潮中走过来的老者,居然认为我这个三十来岁的木模工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地白白浪费呢？

　　六十年的曲折说来太长,就是二十年来的事亦非一时可以说尽。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并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广告词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对“人归人,文归人”尤其不以为然,质问:“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

　　讨论政治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幸亏搞政治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年和七○年那样的境地。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

　　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虽然他的文章我只读过《短些再短些》,虽然文艺界有人说他“左”。

　　后来秦人路同志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　　

　　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按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现在能出版周的文章,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其书今天仍可出版也。

　　这岂不也是“人归人,文归文”的观点么？

　　即使如此,重印周作人作品的事情仍然进行得不顺利。及至一九八九年我不再有选题出书的可能,这件工作就完全中断了,广告过的三十五种著作终于没有出齐。

　　对于有心做事的人来说,想做的事被迫中途放弃是难过的,也是不甘心的。于是,我谢绝续聘,“正点”离休,仍然想要使周作人的作品首先是散文作品像模像样地印出来。我相信,乔木和适夷的观点,应该是一切对文学和文人怀有善意而不是恶意的人的观点。如果国家民族还有希望,这样的人在政文两界总会逐渐占得多数,那么,周作人的作品终归是能够出版的。离休后成了老百姓,编书成了个人的事,爱编什么就编什么,爱怎么编就怎么编,既不必请示报告,也无须等待批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编出来印不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年出不了,来年总会出;今生出不了,来生总会出。“拨草寻蛇”似的在百花园中找毒草好来诛锄,对与人斗争感到其乐无穷的人,总不会万古千秋永远一言九鼎的罢。

　　但是,离开出版社以后,自己出书即不可能,只能编出来让别人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编呢？最省事的当然是像台湾版《周作人先生文集》那样,将周氏自编三十部文集汇集起来,一次性地影印出版,但这样做有三个问题不能解决:

　　第一,周作人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散文,总数估计要超过三千篇,其自编各集除去篇目重复以外,只收一千多篇,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后写的一千多篇更完全没有结集过(有《木片集》一种,亦未刊),怎么办？

　　第二,周作人写文章不让乃兄,经理出书之精细入微则不逮远甚,自编各集似均未亲自校理,如《秉烛后谈·俞理初的诙谐》一篇,四千多字中即有排印错误一十三处,引《苦相篇》的“苦相”错成“苦想”,引《天方典礼》的“妻暨仆”成了“暨妻仆”,连作者的旁批

　　《说文》亡从入从,非之。

　　也排成正文了,使人看了不知所云。至于报章杂志上的文章,错字就更多了,怎么办？

　　第三,周作人写作时间长,题材范围广,作品数量多,即使不研究其文艺思想和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只求浏览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只求欣赏他的散文的独特风格,亦非凭二三选本、几种文集所能做到,这又怎么办？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即不再在通行的文集、选本范围内打圈子,而是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内集外的作品尽可能收齐,认真进行校订,改正排印和传抄的错误,在此基础上编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来,这样才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给要读周作人的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周作人有研究的人很多,学识水平、编辑经验、工作条件优于我的正复不少。但有能力的人却难得来做琐细的编校工作,正所谓可遇不可求;又凑巧几千篇文章已经陆续汇集到了我手上(这得感谢鲍耀明、罗孚、陈子善诸位先生);加上我和周氏有过的那点交情,这在他无非是一视同仁地“法施”,在我却是个人诚心地领受。那么,就让我以剩下的生年,编出一部完善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来,算是对所得施舍的一点回报罢。

　　全集的编辑准备,是在卸职而未离休时开始的。那时还有人管着,还有个“不要出全集、文集”的框框。于是只能削足适履,先用了个《周作人分类文编》的书名,于一九九二年将周氏的大部分散文作品编成十卷,在办离休的同时,遵照领导的安排,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了。根据当时的约定,该社应于一九九三年底前出版。可是书稿交出以后,就如石沉大海,一直没了消息。我是张中行先生说的“书呆子一路”,一世吃亏吃在没有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跟出版社虽只一水之隔,却一连好几年始终弄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虽然也厚着脸皮打电话找过几回责任编辑,回答是他也不明白。

　　一拖就拖了四五年,其间我又搜集了不少佚文,并且发现了原编的若干差错。及至一九九八年,文艺出版社在得悉出版此书“不会出问题”之后,又置我再作补充修订的要求于不顾,匆促将书付印。“类编”十卷,各有书名,本是各卷单独发行的(所以每卷前都有同样的“弁言”和“全编凡例”),他们却全十册一个书号一个定价,硬要读者一买就买四百多元一整套书。我对此是不同意的,却无能为力。

　　《分类文编》也是认真编的书,对于作专题研究的人是有用的,但它毕竟是框框里头的产物,并不是作为全集而编的,事实上也确实不是全集,至少还有好几百篇几十万字的文章没有编进去。于是,我只好继续努力,决定重新编一部自己完全满意的周作人散文全集。

　　编全集的目的是存文,所以要把能够搜集到的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都编进来,并加校订。至于因文而论人,或不论文而论人,则超过了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本心。

　　散文的价值,当然首在其文章之美。我承认自己是倾倒于周作人的文章之美的,虽然没有权力要求别人亦如此,也是衷心这样地希望着。在这方面我惭愧无力作什么评价,只抄录三位前辈文人的话,供读者参考。为什么是三位呢？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他们三位似乎正好可以当代表。

　　第一位是鲁迅。据斯诺夫人海伦提供的原始采访记录,斯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书面形式向鲁迅提出了三十六个问题,鲁迅都一一作了回答。下面便是问答的有关部分:　　

　　请问,一九一七年四五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好的长篇小说家是谁？

　　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很有名的长篇小说家。

　　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

　　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

　　最好的剧作家是谁？

　　郭沫若、田汉、洪深。噢,最近有位有名的左翼剧作家叫曹禺,他的作品在天津上演了。

　　最好的散文作家是谁？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第二位是巴金。李辉的《与巴金谈沈从文》记有他谈到周作人文章的两句话,一句是:　　

　　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

　　还有一句是:　　

　　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

　　说的也是“人归人”。一九八五年我写广告词时,李辉还未与巴金谈。在这里可以开一句玩笑,鄙人所见,盖与巴老略同。

　　第三位是胡适。陈之藩《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中写道:　　

　　他(胡)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胡适本人死前给李敖的信中也写道:　　

　　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指周作人)的著作,……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当然,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在我们这里还是有的。但他们三位,大体上总可以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正常人的观点。至于周作人本人,则似乎并不以文章之美为重。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

　　是什么样的思想呢？随后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有一概括的说明:　　

　　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

　　同一篇文章中又写道:　　

　　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英吉利法阑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诵,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

　　如此看来,说他文章好,犹未免皮相。但我所要做的仍只是把周作人一生所作的文章尽可能“全”地编辑起来呈献给读者。至于是将其视为“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呢,还是当做“一杯浓普洱茶”喝,就完全在于读者自己了。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六)：不值得买。转止庵先生一篇文章

　　读了止庵先生一篇文章。觉得这套书不值得买。

　　《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

　　2009-07-12 01:24:19 作者：止庵 来源：东方早报

　　最近面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虽然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将近二十年前，我读一本关于周作人的书，见书末所列“参考书（篇）目”，第一项是“周作人全部著作”，颇感讶异。时至今日，那些确实散失的不算，周氏保存下来的著作——或者退一步讲，他的散文——我们仍然很难一下子全部读到，因为有些尚未发表，有些虽刊载过，当时的报刊却遍寻不着。最近面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虽然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周作人遗著分“集内”、“集外”两部分。前者即所谓“自编文集”，包括周氏身后陆续印行的《知堂回想录》、《老虎桥杂诗》、《木片集》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末一种发现较晚，我经手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未及收入。后者则有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1988年）、《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988年）和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95年）。其后钟叔河所编《周作人文类编》（1998年），对“集外”部分有所补充；“集内”部分则囊括“自编文集”中除《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过去的生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之外的各种，以及译文集《冥土旅行》。《周作人散文全集》与《周作人文类编》相比，除编法不同外，“集外”部分新有补充，“集内”部分则多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五种，再加上《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两种译作。

　　《周作人散文全集》“集外”部分的补充，应该看作从上述三种《集外文》到《周作人文类编》“辑佚”工作的继续。举个例子：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间，他共著译文章八十余篇，寄到香港，当地报纸只发表了一半左右，余稿中的一部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四卷特辟作一辑。编者云：“从《敝帚自珍》至《诗与真实》二十一篇，是周作人最后的作品，寄往海外，未及刊布，他便去世了。现据鲍耀明、罗孚两先生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收录，统称‘存稿’。”这批文章未见于《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以后陈子善编《如梦记》（1997年），选取了其中四篇；全部二十一篇，均收进《周作人文类编》，但散在各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则归并一处。不过这未必是周氏“最后的作品”。对照日记，至少可以确定其中几篇的写作时间。如：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上午……试译野间宏小文，下午二时了，共约二千字。”即《收集佛教书》。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三月十八日，“下午少译小文。”三月十九日，“下午……译小文颇多。”三月二十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译小文。”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了，即寄予罗君。”即《肴核》、《鱼鲙》。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译山路闲古小文《普茶料理》，成其大半，晚□译了，共二千七百字。”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五月八日，“上午作小文，关于驮果子者。……下午写文了，即寄予罗承勋。”即《陆奥地方的粗点心》。八月十三日，“下午又另写《果子与茶食》，未了。”八月十四日，“上午……续写小文，至下午了。”八月十五日，“上午丰一为寄承勋信并稿件。”十月二日，“译《妓女对话》一篇为小文，即抄了。”十月三日，“上午寄潘际坰稿件。”即《希腊小喜剧》。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写小文，至下午了。系记木村义乔者，其人盖《缀方教室》著者丰田正子师也，因加太文乃始知之。”四月十四日，“上午为寄潘际坰稿件。”即《无名的先觉》。日记提到的“推重汉字的旧论”、“说缀方教室的事”、“关于添田哑蝉坊之演歌者”、“说日本一月中年中行事”等文章，或已亡佚。

　　《周作人散文全集》新收录的“集外文”，第一卷有《民族之解散》、《个性之教育》、《共和国之盛衰》、《论社会教育宜先申禁制》、《国民之自觉》、《征求旧书》，第五卷有《从小乘戒到大乘戒》（松本文三郎作），第六卷有《指鬘故事的进化》（松本文三郎作），第八卷有《〈樱花国歌话〉小序》、《〈枝巢四述〉序》，第九卷有《闲话并耕》、第十二卷有《〈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欧里庇得斯传略》（残稿）、《十山笔谈》、《忒修斯的故事》，第十三卷有《〈绍兴儿歌集〉小引》、《〈希腊神话〉引言》，第十四卷有《赫剌克勒斯的故事》，等等，另外还增添了一些书信、题跋。——陈子善、钟叔河诸位多年搜求后，还能补充这些，已很不易。尽管还有遗漏，譬如《龙是什么》（未发表）、《〈圆目巨人〉引言》（辛蒙兹与廷柏雷克作）、《俄底修斯与波吕菲摩斯》（佛雷仄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编者引言》（赫德作，以上三篇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载1999年《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百三十五辑）等。又，周氏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訏信（载1968年1月香港《笔端》第一期）相当重要，《周作人散文全集》既涵盖书信，亦应收入。

　　话说至此，涉及《周作人散文全集》的体例。卷首“编辑说明”讲“本集所收周作人散文作品”，又讲所收译文、书信、日记等“都严格限制在‘散文’范围之内”，也许应该对“散文”做一界定。查《现代汉语词典》，“散文”或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或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以后者论，《周作人散文全集》掺杂有小说，如《好花枝》、《女猎人》、《老什诺思》、《闺情》、《同命》、《江村夜话》（以上第一卷）、《Vita Sexualis》（第五卷）等；有戏剧，如《希腊拟曲二首》（第一卷）、《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乡鼠与城鼠》、《老鼠的会议》（以上第三卷）；还有诗歌，如《古诗今译》（第一卷）、《波特莱耳散文小诗》（第二卷）等，第二卷中《小河》一篇，更给改了面目：“这篇无韵的散文诗未收入自编散文集，而收入了诗集《过去的生命》，有的句子本没有分行，这次则只分节，不分行。”作者原来明明讲过“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复以前者论，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收录得又不齐全。

　　另一方面，既然收入《希腊神话诸神世系》（第九卷），何以不收录整本《希腊神话》；既然收入《冥土旅行》（第二卷）、《论居丧》（第五卷）、《宙斯被盘问》（第十四卷），何以不收录整本《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呢？或者说此集只取单篇，不取专书，但是《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却又全本俱在。而且，既然收入《希腊女诗人萨波》，也可收录《希腊的神与英雄》，乃至《枕草子》、《古事记》。同样，既然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可收录《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散文全集》系编年体，较之《周作人文类编》，读来方便许多。然“编辑说明”所云“均依写作（始刊）时间顺序”，亦有不易擘画处：一篇文章“写作”与“始刊”容有时差，可能不在一年，甚至相差更远，假如两种时间都明确，首选何者，全书似乎应该一律。

　　此外个别文章系年或可商榷。如第八卷，《致周黎庵》一篇，作者只署“五月廿七日”，编者标“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然看此信内容：“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余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可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鄙人个人行止所可以奉告者仅此，《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可断定写于一九三八年。

　　第九卷，《小说的回忆》标“一九四五年四月作”，《报纸的盛衰》标“一九四五年五月作”，前一文引用作者自己写于南京狱中的诗，后一文提到金圆券，肯定不是一九四五年的作品。又《孔融的故事》标“一九四五年三月作”，也缺乏依据。此文一九四九年二月载《好文章》第四集，署名“孟开舟”，与《周作人散文全集》系于一九四九年的《希腊运粮记》、《谈胡俗》刊于同一期。以上三篇曾编进《知堂乙酉文编》一书。我从前写《乙酉文编考》，谈过此书中混有乙酉即一九四五年之后所作。

　　第十二卷，《关于伊索寓言》编者注：“本文当完成于校阅校样之时，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未另行署名，显系为译本出版而作，但当时却未能用上。”据周作人日记，一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写《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未了。”五月十二日，“下午写前文了，约二千七百字。”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伊索寓言》，收有“附录 关于伊索寓言”，署名周启明。

　　第十四卷，《关于清少纳言》标“一九六五年十月作”，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写《关于清少纳言》小文。”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系年，亦稍可议。先来抄录周氏相关日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应兼士之约，往辅仁大学讲演，五时了，即返。”三月三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五时回。”三月十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三次，五时返。”三月十七日，“三时往辅仁讲演第四次。”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大学第五次讲演。”四月十四日，“下午往辅仁第六次讲演。”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七次。”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往辅仁大学讲演第八次。”六月十七日，“下午为邓恭三君校阅辅仁讲演，即为送交静农转交。”七月十七日，“上午邓恭三君来访，留下讲演稿一册。”七月二十四日，“重校讲稿了。”七月二十五日，“以讲稿送交慧修。”周氏共讲八次，邓恭三（即邓广铭）所整理的笔记厘为五讲。编者将五讲分别系于该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三日、三月十日、三月十七日和三月三十一日，如此则不知后来三次讲什么了。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某些成果，惜未为编者所采用。周作人一九○四年和一九○五年日记中用过别号“顽石”，以后又在《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中提及此事。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上有署名“顽石”的一批文章，《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文类编》皆予收录，现又编进《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然而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一文（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已考证《绍兴公报》的作者“顽石”并非周氏。

　　第八卷有《新光抄》一辑，编者注：“自本篇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皆一九四○年所作，陆续刊于《新光》杂志，多谈妇女问题，收入《药堂杂文》集时单独作为‘第二分’。《新光》未得见，现据《药堂杂文》，由编者推定写作月份，并援《明珠抄》之例称为《新光抄》。”其实谢其章《〈新光〉杂志中的周作人文章》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四期），已列出《新光》杂志所载周氏各篇文章的具体时间和期号。据此可知，编者推定的写作月份以及“新光抄”这名目似不确当。（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七)：谈谈周作人 （胡兰成）

　　随手翻翻《苦竹杂记》，觉得周作人实在是大可佩服的，虽然有着一些保留。

　　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可是对于那时代的遗老遗少，以其沉淀为安详，以其发霉为灵感之氤氲者，他所显示的却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

　　然而懂得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弄政治的人尊敬他的声望，可是从来就和他谈不来。革命青年，又怪他不来领导革命，说他是落伍了。而剩下一些捧他的人，也并不比政客或革命青年更能了解他。

　　政客不必谈，因为他们从来不把谁当做人去要求了解的。革命青年呢，我以为倘肯虚心的想一想，周作人在他的一面实在是提供了可宝贵的供献。因为革命青年之中很多人只是公式地看取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却不知道如何去注意这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面。周作人后期几乎是不谈政治，连社会的制度那样的名词都很少见他触及。他只写些关于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全面渗透，使我们更切实地了解这时代的。

　　大概因为辛亥革命以来，政治的社会的变革反复了无数次，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仍然停滞在原地方的缘故，纔使周作人发生这样的观念；从日常生活革新起，从人们的生活情调与生活智识革新起，所以变成人文主义者的吧。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没有修养，也不措意，又因为人文主义的诫条是明事理，体忠恕，就使他渐渐的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有话未必可说，二、说了未必有效，三、何况未必有话。」他只是想做一个平实的人（不是平淡，也不是平凡，而是平实）。

　　也可以说是因为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他这纔有观察人生的余裕的。然而他又决非旁观者。是非于他是这样的分明，他将如何表示，而不致牵入面红耳赤的争斗呢？现实的生活又确是到处充满着面红耳赤的争斗，周围的人们都在这么急促，局限，而潦草的过着日子，他将怎样保持人生的余裕呢？这就使他踱进了民俗学的园子，在那里寻得回旋的余地，并且从明清人的小品文和日本人的小品文去找题材，提出崭新的见解，非常恰当而深刻地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正如借用太阳的反光来照明月球，使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样。

　　可是缺点也就出在这里，借用题材，难免被题材所限，终不如直接以当天发生的事情做题材的亲切。倘说周作人与鲁迅有何不同，则可以说周作人取材于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而鲁迅则取材于报章和杂志。而且，人们对于这时代的变动的愤怒与喜欢，究竟淹没了对于小事物的爱好，而从周作人的文章里所看到的情绪上的余裕，也只能引起怅触而已。人是要求余裕的，倘然过的是剧烈而迫促的生活，则要求以这剧烈而迫促的生活为题材，而从这里面去发现情绪上的余裕，但周作人的文章却是以余裕的生活为题材而示人以余裕。这是青年人之所以不易和周作人的文章亲近的缘故。

　　有人以「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晚年爱冲淡」，来解释青年人程度之低，而把周作人拉到老年人的那一伙里去，一些少年而已老成的人们深以自己已能赏识「冲淡乃文章之最高境界」，做了周作人的朋友与门生为荣，他们其实是并不认识周作人的。

　　末了，还有一点余谈，我觉得周作人晚年的文章，造句时或夹入之乎者也，自称为「不佞」，也是一个小毛病。可是学他的人似乎正喜欢这些。

　　（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人间》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