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精选10篇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是一本由司马迁 著 / 裴骃 集解 / 司马贞 索隐 / 张守节 正义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0元，页数：41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一)：徐俊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入，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今年将出版《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全程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他认为，由于现在的学术积累和便利条件，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相对上一次的点校本，修订本的质量会有显著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讲座。

　　先请您简单介绍当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情况。这项工作从规划（1958年）到最终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还经历了“文革”），是如何在具体运作中保持质量的？

　　徐俊：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古籍，好读史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郑振铎语）成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历史所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也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重绘杨图就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当时原本计划是要把一部分地图放到新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在《史记》出版的时候，因为重绘杨图的进度问题，才放弃了。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记》，12月《三国志》出版。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两套出版计划，一套标点集注本，一套标点普通本。集注本应专门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当时是要给一般读者阅读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标点，目标是做一个准确简明的标点本。《史记》没有校勘记，仅用方圆括号的形式来表示文字的改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列入集注本计划的，《三国志》用卢弼《集解》，《汉书》《后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和《集解》，《史记集注》则明确为新编。要新编的还有《南北史补注》，另外至今还没有出版的王先谦《两唐书合注》也在其中。但标点集注本，一本也没做出来。原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最通行的本子。从这件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意识形态主导很严重，但是从领导人、主事者到参与者，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学术标准。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前四史的整理处于摸索阶段，体例做法明显不统一。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63年以后，结合前四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点校体例大体统一，还重新拟订了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两史八书，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体例规范，学术质量也高。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曾短暂恢复过点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点校者，何兹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个时候来中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时间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但对后来工作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被1971年恢复点校工作后所吸收。这段时间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档案里有不少记载。有一位先生当时还写了文章，举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当然，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姚文元在请示过毛主席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点校，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周总理当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学者集中到北京，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工作。略有变化的是，其中的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交由上海学术界完成，此前没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资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为二十四史点校的一部分，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方面完成的情况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编辑档案，包括底本、校样后来都移交给了北京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点校本出来之后，不少人有个笼统的认识，认为上海五史质量欠佳。实际上，上海五史的点校体例、整体标准和后期编辑工作，与1963年确定的体例、1971年的北京中华的具体要求没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做的，包括陈垣先生主持的两《五代史》初稿、王先谦《唐书合注》稿本，都提供给了上海参考。从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长编看，做得非常规范、详实，校点情况、校改意见、终审意见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标校人、复校人署名，非常认真而规范。当然，校勘记的数量是不太一样，《宋史》多，两《唐书》的《地理志》也非常详细，但总体而言校勘记出得简单，这是受大环境影响。专业的校勘问题，其实各史都是相对存在的，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比如《旧唐书》的底本问题、二史合校的问题等。总的来说，上海五史与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质量是相当的，尤其是后台各环节的工作。这次修订，《旧唐书》、两《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学术界承担，另外还新增了《三国志》。

　　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参与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观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尤其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当时点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条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您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有哪些缺憾？这应该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吧。

　　徐俊：点校本的问题，总体而言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点校本一开始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也同时留下了学术上的遗憾，比如“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问题，比如校勘记过于简略的问题。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也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再如文字校改方式，开始是用方圆括号来标示，方括号为正字、补字，圆括号为误字、衍字，不出校记说明校改理由。后来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当然，统一体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围、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方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据校勘结果，改正底本衍脱误倒，并出校说明校改依据。但是点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违“定本式”校勘规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受到的争议最多。究其原因，还是最初规划时这套书“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历来使用最多的传统做法，随着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体例也越来越具体。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准确，又汇聚各本异文，一本在手，如对众本，是现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规范做法。因此这次修订，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有些缺憾是时代使然，比如断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保证了整理的学术水准，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顶级学者，当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看，当时断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各断代史研究的深入远远超过当时。除了断代史研究，还有与二十四史整理有关的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深度和细节方面，都有大的进步。随着断代史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点校本的缺憾更加显现。

　　再比如版本和文献资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史用书不充分，是另一个缺憾。《史记》因为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1963年以后强调统一校勘标准，各史用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藏书。当时用书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组等主管部门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调书，解决了基本用书问题。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都长期借在点校组参考。现存档案中还有向南京图书馆借用张森楷校勘记的完整记录。即使这样，从现在国内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归的善本情况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书是很不够的。在点校本之前，通行了两百年的是殿本，后来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这次修订，我们大面积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确了百衲本与其祖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学术界也有深入探讨，比如杜泽逊先生就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校改修补写过专题长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订组发现因为两个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进行剪裱，无异于重排。总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

　　最后一点，是当时文献检索途径的单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再如史书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当时很难判断，出错在所难免。举《明史·河渠志》中的一个例子，原文“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标点作“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看起来没有一点问题，其实不但地名点破了，而且将隶属关系误成了并列关系。“云步村”隶属于“登云都”，“登云都”隶属于海阳县（都是县下村上的一级行政单位），看起来“二二二二”并列结构，实际应该是“二三三”的结构。类似还有各种渠塘湖堰、河闸堤坝的小地名，原来主要靠查各省通志，现在历代地方志都可以利用，可以作更多的文献比对，包括各地政府网站。所以这次《明史·河渠志》的标点改动比较多，这是研究条件改善造成的。

　　再有一些是当时的客观情势所迫，唯其如此，才能完成，如《史记》用顾颉刚、贺次君先生已经点完的金陵书局本，再比如《旧唐书》，复旦接受任务后首先是用百衲本作为底本从头开始标点，可是时间紧，就改用陈乃乾先生已经点过的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作为底本，再加工。

　　有些问题是纯粹技术原因造成的。《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这些宗室人名用字都是生造的，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见于宗室表一次。当时铅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话，刻字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没有用原字。现在造字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原来的问题。

　　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这是我们对修订工作的定位。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通过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有很多学者都对点校本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除了具体标点的商榷之外，甚至有更换底本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些意见和建议？

　　徐俊：校书如扫落叶，二十四史点校本也不例外。当年《史记》刚出来，顾颉刚先生跟宋云彬说“鲁天子之命”的“鲁”加专名线是错的，为此宋先生还写了书面检查。《史记》在重印和出版线装大字本的时候，已经做过第一轮修改，1982年重排，改动更多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点校本集中重印，各史都作过较大面积的挖改，挖改依据主要就是学者意见和点校者新提出的校改条目。

　　在这一次修订启动之初，我们集中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当年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和各史特点、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一是系统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关点校本的意见，包括零星发表的札记，弄清问题类型，同时设立了“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集中出版关于点校本的校订成果，作为修订工作的学术支撑。

　　底本选择是古籍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次修订涉及底本的，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当时底本选择欠当，或者近年有新见善本可以替代的；另一类是原来“不主一本”，这次要确定底本的。

　　先说第一类。比如《汉书》点校本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剔除其余，只用正文和颜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汉书》版本的研究仍不充分，这次《汉书》修订组在版本调研上做了大量工作，经过数次版本对校，最终确定以金陵书局本为修订底本。《后汉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所缺五卷配以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再如大家关心的《旧唐书》，这次修订就改回到百衲本影印宋刻残本配明闻人诠本为底本，而不用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底本更换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因为底本的变动，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有相应变化，考虑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已经通行近半个世纪，最大限度地延续点校本的基本面貌，是必须考虑的。

　　第二类所谓“不主一本”，但当时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底本的，即所谓工作本。点校本在说明中有的有明确交待，有的没有。这次修订，都要查考比对，找出工作本所用版本。比如《三国志》，点校本以百衲本（前三卷为绍兴本，后六十二卷为日藏绍熙本）、殿本、金陵书局本、江南书局本四种版本互校，择善而从，经过比勘查对，才知道实际工作本是金陵书局活字本。修订本方案讨论时，魏蜀吴三书拟区别对待，选择不同底本，后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旧题绍熙本出版，经过修订组全面比对，与日藏绍熙本大体一致，于是确定为全书底本。

　　因为不同的校勘理念，在底本选择上，是选择早期宋元刻本，还是选择明清甚至近代精校本，看法大有不同，各有各的道理。我个人觉得，底本选择和整理方式一样，最重要的是适合整理对象，适合这一个整理本的定位。比如《史记》，修订工程开始之初，就有学者主张用三家注的最早刻本黄善夫本，认为最接近原貌。修订组将三家注、两家注、单注本系统的代表性版本，进行了全面对校，黄本既有早期刻本的优点，也有一般家塾刻本的缺点，存在大量的俗别字和讹字，势必增加大量纯技术性的文字校勘，而这些一般文字校勘，经过历代校刻，大多已经得到改正，简单重复这一部分工作，反倒稀释了校勘记的价值。另外，金陵书局本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成果，广校诸本，详加考订，审慎取舍，点校本出版说明评价金陵书局本“校勘相当精审，是清朝后期的善本”，是准确的。张文虎用单注本《索隐》替换了合刻本，因此尽管同属三家注系统，金陵书局本与黄本的文本面貌也有一定差异，沿用原来的底本，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已经流通半个世纪的《史记》点校本的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一个通行本的定位，需要得到延续。“通行本”和专书整理，应该有所区别。就《史记》的整理而言，作为专书整理，可以更深入更丰富，可以“校异式”、“底本式”、“定本式”多种校勘方式并行。顾颉刚先生当年的计划，除了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标点本外，还包括以黄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汇校本，甚至整理出《集解》《索隐》《正义》单行本，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一个通行本，如果一定要退到宋本为底本，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受到影响。简单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通行本”的特质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延续，同时我们也支持对二十四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书整理，并且已经有相应的计划。

　　《史记》的修订本即将面世，想请您具体从这部书的校点上谈谈在哪些方面做了修订？

　　徐俊：《史记》是最受各方面关注的一部书，关于点校本《史记》的成书和修订细节，前面已经多处谈到。《史记》点校本完成最早，当时处于摸索阶段，不像1963年以后各史有规范的体例，再加上几乎就是顾颉刚、宋云彬等几位先生个人之力完成，比较多地依赖于张文虎的《札记》，与后来各史整理的标准做法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史记》修订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比较大的。归纳起来，比较突出的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广校诸本。修订组所用通校本、参校本达十种，宋元明清最有代表性的《史记》刻本都囊括在内，包括有“乙部之冠冕”之称的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被日本定为国宝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还有日藏六朝钞本、唐钞本，敦煌写本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其次是新撰校勘记。修订组复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第三是标点转精。修订组校核了三家注的所有引文，对于厘清三家注引文文本、完善引文标点等，有明显的作用，使三家注标点更准确。

　　第四是汇聚前人成果。修订组充分利用前贤时彦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同时我们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外关系等专门领域学者参与修订，一些争议问题有了相对更准确的结论。

　　《史记》修订工作涉及的面向太大，难以概括周详。以南师大赵生群教授为首的修订组，连续不断地工作了六年多，解决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和校勘细节，成果丰硕。限于体例，有些很重要的内容难以在点校本中表达，校勘记也主要集中在结论层面，大量的基础工作放在校勘长编中，待长编出版后，大家可以更全面地共享这次修订的成果。

　　很多人都有疑虑，当时二十四史的点校是倾全国之力，史学界最好的学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现在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如何保证修订的质量呢？

　　徐俊：应该说无论是上次点校，还是这次修订，都是一次全国学术力量的集聚，没有海内外中国史学、文献学及图书馆界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不可能做到。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国家教育、科研、出版等主管部门在修订工程的立项、经费、人力等方面支持力度很大，承担单位、主持人全力以赴，中华书局作为组织者和出版者，成立专门部门负责修订的日常工作，保证了工作的有序进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各史承担单位和修订主持人的遴选，我们综合考量了原点校单位、专题文献整理或断代史研究积累、学者人力配备等诸多因素，堪称一时之选。

　　关于如何保证修订工作质量，最重要的当然是修订原则和体例、修订团队、各史修订方案等大关节。除此之外，贯穿于修订全过程的是工作程序，因此我们提出“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要求每一步工作都可回溯，经得住覆案。工作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直接在电子版上加工，我们觉得不妥。修订要充分吸收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标点校勘成果，不是一本新书。电子稿不能保留修订痕迹，不能显示改动过程，不知道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增加了，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中无从比较，也无从衡量修订的质量。所以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我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流程。比如“工作本”制度，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我们提供的工作本上进行。工作本出自我们开展多年的“中华古籍语料库”，其底本是点校本，但错误率低于纸本，比台湾“中研院”的数据库本还要低。从底本复校到通校本、参校本的校勘记录，都必须在统一印装的工作本上进行，清晰记录所有版本异文。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每一环节的工作都是可回溯的。同时，我们组织专业校对，对底本、点校本进行死校，提供给各修订组。

　　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校勘长编”制度。史文的任何一处改动，都必须写成校勘长编。校勘长编也有规定的格式，包括卷次、页码、行次、原文、校勘记录、校改方案。点校本就是这么做的，这次是延续了以前的做法。一方面，规范了修订组内部的工作流程，主持人通过校勘长编，有效地把握修订标准和范围深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整个审稿、定稿过程的可回溯要求。从修订本最后的清本看，改动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处改动，可以复查每一处改动的依据。

　　此外，完善的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制度也非常重要。一套完整的审稿程序，也是保证修订质量的基础。各史修订方案、样稿审读，都有审定委员和外审专家参与。《史记》定稿前，我们约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分别审读，都反馈了详细的意见，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编辑小组则全程参与工作。以《史记》为例，除了书面审读意见，修订组和编辑组一起对每一条校勘记、每一处改动都进行过认真讨论。

　　修订工程到了中后期，最难的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证进度。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我非常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现在的学术环境，对做长线的古籍整理项目很不利，更何况这是一个修订项目。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校借这个机会组成了班子、梯队，把这个项目作为专题研究的一个平台。

　　总体看来，各史原先的点校质量不均衡，现在的修订工作相对规范、统一，从已经完成的情况看，基本质量都比较好。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的目标，有望实现。

　　除了《史记》，其他各史修订本的出版计划，您能否稍微透露一下？

　　徐俊：除《史记》之外，已经完稿的有四种，其他各史，包括篇幅比较大的《宋史》《明史》，都在陆续交稿。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在2015年完成，今年和明年会集中交稿。《史记》是准备推出的第一种，很快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史记》是最受关注的一种，《史记》的情况也最复杂。我们希望通过修订本《史记》，把各种复杂的问题都抓到，更有利于以后各史的编辑出版。但是从编辑加工的角度看，遇到的难度超乎我们的预计，所以，全部完成出版应该要到2017年。编辑小组临渊履薄，会尽最大努力完成各史的编辑加工，早日呈现汇聚当代学人最新成果的修订本二十四史。

　　转自《东方早报》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二)：注文序号太大了

　　正文里的注文序号字体太大，大得跟正文似的，——而且更可笑的是，与其所标注的上文隔着标点符号、而与下文“紧密”地连着-顶着，标注符号又那么大，于是乎，这标注符号倒不像是上文的“标注”，倒分明像是下文正文的一部分。 说得严厉一点——也只是一点点——完全堪称出版技术性弱智级硬伤。而且序号的鱼尾括号又太粗，倒像个黑体字的“一”，造成满眼都是“一”

　　这书的排版弱爆了。

　　以上评论为引用，详见

　　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032&extra=page%3D1&page=2

　　有图。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三)：史记之战国四公子

　　《史记》一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包罗岂是万象所能形容，欲以聊聊千字评述其全书，无疑痴人说梦，故此小文只取战国四公子之片段，只望能一叶知秋，窥得此书光辉之万一。

　　当时之世，齐国田文号孟尝、赵国赵胜号平原、魏国无忌号信陵，楚国黄歇号春申，，均以“养士”著称，闻名天下，是为“战国四公子”。太史公以人物小说笔法，叙四人之生平，委实精彩绝伦，扣人心弦，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沽名钓誉之孟尝君篇

　　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齐国之贵族也。

　　史记评孟尝君礼贤下士，食客三千，当时之世，名震天下。但在笔者看来，实为华而不实。大丈夫生于乱世，自当提笔平天下，上马定乾坤，我们且看史记中关于孟尝君的记载，主要两个故事：一是狡兔三窟，二是鸡鸣狗盗，此皆与大丈夫之伟业无甚关联，保命立身尔。狡兔三窟的故事实为冯谖的故事，如若单列此故事，与其说是孟尝君列传，何方叫做冯谖传。再说鸡鸣狗盗的故事，王安石关于此故事曾经有如此评价。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难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一言以蔽之，孟尝君所养皆是鸡鸣狗盗之辈，非士也。此语虽偏激但却也有一定道理。试想孟尝君食客三千，闻名者不过冯谖，苏代之辈。而此二人所谋者，非国强于天下，乃孟尝君之高位也。

　　人言孟尝君如贤下士，胸怀坦荡，其实谬大也，太史公有一段话可证明。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 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渺小丈夫身。” 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试想只是一句不敬之言，竟然招致孟尝君图灭一县而去，何其狭隘毒辣。

　　所以太史公对其评价为“世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自喜“二字精妙，实乃沽名钓誉之辈，深鄙之。

　　名不副实之平原君篇

　　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中最无甚作为者也。

　　太史公恶平原君，这点毋庸置疑。开篇既是其”爱妾贱士“：其姬妾嗤笑身有残疾的门客，门客投诉之，平原君承诺杀美人，结果还是一笑置之。身未败，名已裂。 而通篇关于平原君着笔最多的故事莫过于毛遂自荐。大量篇幅都是在刻画毛遂。接连短句，”先生不能“、”先生留“、”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真可谓霸气外露，英姿勃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而平原君对其的态度呢，开始甚至有点鄙夷。所以这一点，平原君远不如孟尝君。所以也许太史公也平原君列传的本意本就不是刻画平原君，实乃与毛遂立传。

　　如果说平原君名声确实一般，那么信陵君列传的这段文字足以让其身败名裂。

　　信陵君窃符救赵，待在赵国，听闻有两位隐居民间的贤人，便四下打听寻找。平原君对他夫人(信陵君姐)说：“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 此一言折了自己全部名声给了公子无忌，可怜。

　　太史公对平原君的评价：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 此评中肯之至，平原君实乃战国四公子最不名副其实者也。

　　晚节不保之春申君篇

　　春申君早年可谓忠勇肝胆为君国，忠臣之典范也。强秦犯楚，巧舌说秦昭王，以退秦师，楚顷襄王病，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英武果决。只可惜后居高位而不思报恩，晚节溃于一朝。

　　晚年春申君竟发起吕不韦之大梦，妄借腹生子立为王。密谋时太史公写了句”春申君大然之“。一个”大“字。将春申君丑态表露无疑。后春申君身死族灭于李园之手，是战国四公子中下场最惨的一个了。

　　太史公对他的评价是“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後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其实太史公此言也有不妥之处，春申君晚年骄奢淫逸，更妄想图过，已成倾巢之卵，其灭亡之由，又岂是一个“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一言所能概括。

　　大爱——信陵君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养士的王道。只这一点，信陵君当为战国四公子之首。

　　信陵君往请候嬴，候嬴几番刁难，只见他”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者才是真正的礼贤下士。比起信陵君的始终如一相反，孟尝君对冯谖的各种要求愈来愈不悦，敬士之名，高下立判。

　　尔后赵国长平之战败绩，国危于一线，信陵君不愿见死不救。后用候嬴计窃符救赵，击杀晋鄙，却为损失一名大将而伤心，足见公子交人磊落，爱才之心切切。无怪乎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战国后期，强秦肆虐，六国皆风雨飘零。然当时之时，败秦两次者，皆信陵君也，真可谓力挽狂澜于乱世。纵观古今，信陵君实乃天下第一公子。

　　太史公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也，然信陵君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

　　故战国四公子，真英杰者，唯我公子无忌。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四)：一书常有几回读

　　终于把史记结束在2016年，本书从初入大学即购入，后不竟读。今年初，赴台有闲，乃以黄善夫刻本为主，自行句读，以此书为比对，堪堪读完本纪与世家一部，今秋开学始读至今毕。而今台海已矣，独留台商务出版之百衲本史记，前尘实已隔海，当日阳明山读史早已铭刻心头！学长祥哥业已毕业，余亦忽而踏18考研，往事如烟，不胜唏嘘。

　　本书系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第一书，由赵生群主持，标点，断句多有发覆，于小子未尝体味。太史公书往往笔记雄健，一泻汪洋，是书与通鉴伴读，常叹二司马之名不虚矣！本书多含真金白银，小子学识尚浅，不敢评圣贤于一二。寒假须臾将至，前日得上古社之会注考证，当不畏严寒，再读一遍矣。

　　又余常购书，至今存书，同学无两。购书既多，常有读不及之感，后当常手不释卷，一书常有几回读？当为鉴戒！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五)：關於中華書局修訂版《史記》的一點小疑問

　　轉自“句讀社區”http://bbs.guji.cn/showtopic-5902.aspx

　　關於中華書局修訂版《史記》的一點小疑問

　　我在中華書局網站上看到修訂版《史記》的《修訂前言》，其中有一段如下：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漢書·楊惲傳》稱「太史公記」，《漢書·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風俗通·正失》稱「太《史記》」。大約在東漢桓帝時，《史記》之名已經通行。

　　1.《漢書·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

　　案：《漢書·藝文志》述劉歆《七略》稱「《太史公》百三十篇」。

　　2.《風俗通·正失》稱「太《史記》」

　　案：“太《史記》”應標點成“《太史記》”，“太史記”和“史記”一樣是《太史公記》的簡略的說法。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六)：古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新亮相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首批成果——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于8月17日上午在上海书展举行新书发布会。本次点校本《史记》修订组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赵生群，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来到现场，为读者一一细数本书的诸多亮点。

　　据悉，最新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套共10册，由南京师范大学承担修订任务。从2005年至今，历时长达8年，现已全部点校完毕，首批印刷的300套“征求意见本”亮相书展。今年9月，该书将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

　　在发布会现场，赵生群用三个“最”总结了本套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的几大亮点：“所涉及的《史记》版本最复杂，囊括的史料最丰富，获得的研究成果最多。”据赵生群介绍，本次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优化完善，广校诸本，新撰校勘记三千三百余条，订补疏误，后出转精。

　　徐俊在随后简述了本次修订的过程：“2005年，我们开始第一步工作，进行广泛的调研，选择承担修订任务的单位。第二步，我们选择的修订单位会提交修订方案和样本，然后做出最终决定。2007年就正式进入了修订工作。”作为本次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出版方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徐俊对本书高度赞扬：“可以说这次出版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是‘无一字无来历’。”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向读者介绍了其他史书的修订情况：“很荣幸《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是我负责主持修订，点校本《旧唐书》的修订已经于两三年前基本完成，《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点校修订工作）也在去年和前年基本完成。其他的史书还在修订当中。”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七)：盟津再會論

　　盟津再會論

　　文/王子濟

　　史記云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論曰

　　言之是、理之顯者、雖懷異志[1]、劫於勢力、誘以嘉名[2]、聞焉而不得已、莫不爭陳踴躍之心。信而弗疑、以之臨事而濟者、鮮矣。方武王之在盟津也、諸侯咸曰「紂可伐矣」、而武王心知其言之不恕、卒以「未可」歸之。何則。武王繼文之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東觀兵、如猛虎之嘯山林、長鯨之出百川、居然與殷有敵國之勢。於時成敗未易明也、諸侯憺於威稜、慮於後怨、懼武王既克而誅弗從、故不期而來也。來之則必與之、與之則必逆武王之意以為言、然則「伐」與「不伐」豈非在武王一言决哉。曰、言則是、心則非。諸侯見武王有伐志、故阿之曰「可伐也」以承其意、將退而復擇於殷周間以從、則事危矣。彼八百諸侯相會而各陳說、首起而倡者必皆見遇艱劇、氣鬱於中者、揚殷之惡、稱周之美、上迎周士之心、下陳殷民之望。雖有蒙殷德澤、離心於周者、劫於兵威之盛、嫌於助暴之名、亦不敢宣言以賈害。然則八百之數固未足以為恃也。使其皆為遭殷痛毒、切齒泣血、欲分裂紂屍而後快者、何以武王「未可」一言而盡散去也、其言欺而心疑可知矣。且殷實未可伐也、紂雖稍失權重、樹怨未深、流毒未廣、而賢輔尚存、孟子所謂「久而後失之也」[3]。以烏合詐偽之徒若此攻虐暴未甚之殷眾若彼、諸侯叛於內、賢將擊於外、周士豈不殄滅敗績而無遺類哉。善夫、武王之斤斤[4]也。武王之曰「未可伐也」、非知之以天也、非知之以心[5]也、知之以盟津之諸侯也。諸侯之曰「殷可伐矣」、非本之於天也、非本之於心也、本之於武王也。武王之濟盟津而後知諸侯之貌恭辭順而不能用、於是班師振旅以待其昏亂日甚、賢人奔黜。不然、何以立祖考之主、涉千里、誓六師、幾及朝歌而反思天命之不我與也。徒沮其眾、奚益。嘻。武王劫天下以兵威、誘天下以仁義、絕詐謀奇計、誠乎誠醇乎醇者也。猶不能取信於諸侯、徒得其不得已之偽言。今世之不審時度勢、予人小利以貨其辭、自以為能收人心者、敢不慎哉。禍將驗於復其言之時也。

　　[1] 懷異志之人也。

　　[2] 嘉名、即言之是、理之顯者也。

　　[3]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4] 斤斤、明也。

　　[5] 心謂心思也。

　　2014/12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读后感(八)：《史记》新增三千校勘记

　　《史记》新增三千校勘记

　　此次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之精细，从最先出炉的《史记》中便可体会到。《史记》修订组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介绍说，根据初步统计，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新增了校勘记3000多条，约30万字，并改动标点6000余处。

　　此次《史记》修订过程中，全面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较为重要的版本包括“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佑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等。

　　在修订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不少原有点校本漏校的情况，大多涉及到史实、典章制度、名物、语言、训诂等方面的内容。赵生群举例说，原有的点校本《史记》中有一些名字错误，比如人名误用、地名误作人名、书名误作人名、官名误作人名等。地名方面还有用字颠倒的情况，如“昌平”误作“平昌”、“如安”误作“安如”等。另外，书中的一些书名也有错误，如《左传例》误作《左传释例》、《晋纪》误作《三日纪》、《瑞应图》误作《应瑞图》等。

　　标点错误的例子也有不少。赵生群以《曹相国世家》举例，文中说，“（曹参）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如此标点，‘败’的主语是‘项羽’，曹参还荥阳的时间是项羽败亡之后。而实际上，原文意思是说曹参跟随刘邦击诸侯及项羽，被项羽击败，因而还至荥阳，其事远在项羽败亡之前。”他认为，正确的标点应为“（曹参）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

　　六种史书确定修订底本

　　“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不同史书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着力于版本，有的着力于本校，有的重点在史源追溯，有的延续了点校本底本，有的则更换了底本。徐俊特别强调，“底本的选择是古书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

　　原有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明确使用底本或工作本的史书有18种，其余6种史书为“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在此次修订中，学者们在尽量保持延续性的原则基础上，有11种史书沿用了原点校本的底本，还有7种史书通过版本调查，更换成更为合适的底本。以《后汉书》为例，该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则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

　　另外6种原先无底本的史书，此次也确定了修订底本。比如《三国志》，原点校本用百衲本、清武英殿刻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刻本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此次修订时则考察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地所藏版本的情况，最终确定以国家图书馆藏绍熙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