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的读后感10篇
《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是一本由[土耳其] 悉纳·阿克辛(Sina Aksin)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读后感(一)：一部中规中矩的土耳其近代史教科书
按照作者的划分，土耳其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公元前220年（匈奴国家的出现）至公元1071年（曼兹克特战役，突厥人进入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地区）为古代史；公元1071年至1839年（坦兹马特法令颁布）为中世纪；公元1839年至1908年（宪法的公布）为新时期；公元1908年至今为现代时期。
这是一部土耳其近现代史。作者从奥斯曼帝国末期的1789讲起，直至2005年。前期比较简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开始内容比较充实。其中讲述了土耳其从帝国到君主立宪，经过独立战争和国内战争，逐步过渡到民主共和制的全过程。
书中也讲述了统一进步协会在长期推动君主立宪制的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尤其是作为军人和政治家的国父凯末尔，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中包括20世纪初期反抗协约国的独立战争，以及反对奥斯曼君主制的国内战争，对外争得独立地位，对内终结奥斯曼帝国，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
顺便多说一句，土耳其的古代史历史涉及我国汉朝与匈奴的战争。
总体来讲，本书的翻译是不错的，但存在若干瑕疵，写下来供参考：
45页，把Mithat译成两个不同名字：“米哈特”和“米德哈特”。
54/80页，“附马”应改为“驸马”。
67页，把“神学院中充满了仅仅是为逃避兵役的人”改为“神学院中充满了仅仅想逃避兵役的人”可能更好。
136页，“这些主张大多来自由和谐党”，应改为“这些主张大多来自自由和谐党”。
276页，“民什一税主党”中间莫名其妙地嵌入了一个“什一税”。
277页，“人民之尾”应改为“人民之屋”。
284页，“伊诺努计划于10月8日达巴勒克埃西尔”，“达”前应加一个“到”或“抵”字。
319/320页，“将凯末尔主义上升为成一种……”，“为成”二字应交换一下位置。
334页，“教皇圣若望·保禄二世”似乎应改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读后感(二)：凯末尔主义是如何失去民心的
凯末尔，作为一具肉身凡胎，他在1938年去世；作为一个主义、一个政治理念，凯末尔在2016年的未遂军变中元气大伤。早在1950年大选，凯末尔的政党就溃败了，没有军方干预这种近乎开挂的作弊手段，共和人民党就无法赢得常规选举。
归罪于民众蒙昧无知，选举宗教极端派，是简单偷懒的思路。犬儒经常把“民主不能当饭吃”挂在嘴边，但宗教就能当饭吃了？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客都知道凯末尔主义败退的真实原因：“笨蛋，问题是经济。”（1991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的口号）
和平选举版“农村包围城市”
安纳托利亚是一片贫瘠的高原，土质较差，一次播种需休耕三年以恢复肥力。奥斯曼王朝能够维持本土补给，靠的是不断收割埃及、克里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这些粮仓。帝国分崩离析后温饱成了问题，凯末尔曾慷慨激昂地说：“那些用宝剑实行征服的人，注定将被那些用耕犁来征服的人所克服。”现实则相反，手握耕犁的人永远害怕手握宝剑的，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威权政府的恩惠或威慑。
共和人民党废除宗教上的什一税，小规模土改，解除了旧制度扼在农夫身上的枷锁；另一方面，国家低价征收农产品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化。凯末尔时代城市的发电量增长10倍，灯火辉煌，然而全国4万个村落，通电极少，生产力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凯末尔在一个欧洲港口城市出生长大，父亲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青年时期的“土耳其之父”出没市井，流连于歌厅酒馆，跳舞作乐。城市文明带来西方的启蒙思潮，也充满声色犬马的诱惑，凯末尔濡染其中，对于内陆的农业文化完全陌生。作为国家领导人，凯末尔会说些场面话，赞扬农民的艰苦美德，内心深处，他蔑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巴佬。
1925年政府强迫民众丢掉头上的旧式无檐毡帽，戴上欧式礼帽，共和国的新政大部分浪费在这些表面虚礼上。凯末尔的真实成绩是被后世拔高的，其军事才干确属一流，但政治改革华而不实，至于经贸领域他完全外行。新生的苏俄令他羡慕嫉妒恨，压榨农业补贴工业的办法一分不差地学了去，可共和人民党毕竟不是共产党，凯末尔不像斯大林能派军下乡，侵吞余粮，任意宰割村民。
世俗派可以占据舆论制高点，批评陋俗旧习，但动不了农夫自家后院的一亩三分地。1945年，共和人民党打算发起土地改革，没收全国任何一块500公顷以上的大宗地产，分配给五百万贫困人口。各路反对派联合捍卫私有产权，经过五年的杯葛，议案打了折扣，只有几万亩地产被分配。马列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改革的“软弱性、妥协性”，贫农则不会因分到田地而感激，他们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背弃礼教传统的无神论政党。
土改计划流产的同一年，共和人民党遭遇了更大的挫折，民主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选举战术，获得了487个国会席位中的407个，农场主出身的曼德列斯当选新总理。新政府优先照顾三农政策，发放低利息贷款，农民们第一次有了大型收割机，田野里第一次铺设了柏油马路。曼德列斯把骑毛驴、烧牛粪的中世纪农业，变成了开拖拉机、施化肥的现代农业，占据选民七成的农业人口组成了民主党最大的票仓。
工人不爱苏联爱祖国
土耳其器物上的西化始自于1839年，苏丹颁布《花厅御诏》，引进蒸汽机工艺，兴办邮政、学校，比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二十多年。旧帝国的发展并不缓慢，军队拥有亚非国家里（仅次于日本）最先进的火炮和舰船，首都伊斯坦布尔建成了世界第二古老的城市地铁，除了银行外（伊斯兰教义禁止利息），工商业机构基本完备。
但急功近利的民族主义者没耐心等待，寻找捷径。在土耳其工业起步阶段，苏联人扮演了导师兼金主的角色，1921年两国友好条约签订后，克里姆林宫援助了1000万金卢布，同时推销“重工业优先+计划指令”的苏式路线。
奥斯曼有着深厚的吏治传统，政府官员管控大小事务。新生的共和国不仅没改变这点，反而赋予了官僚更多的权力，让他们办厂经商。1934年凯末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企垄断了钢铁、化工行业。然而苏式路线里暗藏了特洛伊木马：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势必培养出庞大的工人队伍，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会为苏俄打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
土苏刚建交不久，共产党组织就在小亚细亚扎根，以土耳其人民社会党的名义出现，获得合法地位。凯末尔的对策是：与其粗暴地实行党禁，不如跟布尔什维克竞争。政府建立了一个御用共产党，吸引劳工群众，确保他们不过于左倾，拉回正轨。在劳资纠纷中，政府秉持中立，既不允许工厂随意开除，也不允许雇员游行罢工。
假设在欧美先进国家，工人早该奋起斗争，但在落后国家，工人脱离了乡村和宗教的束缚，享受到城市的公交便利、灯火照明，过上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活。更何况俄国是两百年的世仇，“无产阶级无祖国”这条原则对土耳其人不适用，满怀爱国热忱的劳动者绝不会当第五纵队。
在左翼风起云涌的冷战岁月，土耳其共产主义者少得可怜，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在国会上的议席从没超过二十个。俄罗斯的传统邻国里，土耳其是仅有两个未遭赤化的（另一个是芬兰），社会各阶层几乎都反苏，直到二战结束后，马列著作读物才获许合法出版。
1945年12月，左派的《国家与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赞颂斯大林的社论，第二天学生捣毁了这家报社的办公室；1964年二十四个左翼组织在安卡拉开联合大会，媒体警惕道：“人民阵线”又来了；1968年苏联坦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连工人党都谴责莫斯科的霸权行径。
企业家：既要市场，也要宗教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中东的亲伊斯兰政党是一帮毛拉，性情古怪，只会死记硬背圣训和古兰经。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土耳其民主党既囊括了乡村的阿訇、农业主，也吸纳了城镇中产阶级，其核心成员是从共和人民党脱离的四位议员，他们反对凯末尔主义并不是反现代化，而是认为凯末尔主义恰恰压抑了企业活力，妨碍了现代化。
土耳其的小工商业主勤劳简朴，重视积蓄，信仰上靠近苏菲教团，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源于加尔文的新教伦理，那么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应当源于“艾斯纳夫”阶层（土耳其语里对城镇里的工匠和店主的称呼）。历史的吊诡便在于此，原本充当进步力量的布尔乔亚，在中东启蒙派世俗主义语境下，却变成了危险的宗教右翼分子。
亲伊斯兰的党派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们强调电气化、城市化，认为奥斯曼帝国正因工业革命程度不够而没落，现在土耳其要效仿欧美的经济理念，同时工业化中的转型痛苦是可减轻的，只要发扬伊斯兰教中仁爱互助的价值观，即能缩小贫富分化，抑制奢靡风气。
毋庸置疑，那套仁义道德只适合说教，而市场自由制度则出实效。历届政要当中富有经世才干、振兴国力的，总是来自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
曼德列斯（1950～1960年任总理），他一上台就破除行政垄断，提出“每一个街区都要培植出百万富翁”的口号。私人企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迎来“黄金时代”。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出口椰枣羊毛，曼德列斯时期的土耳其出口工业品。
厄扎尔（1983年当选总理，1989年当选总统），土耳其的“改革开放设计师”，开放资本市场，允许个人持有外汇，国债评级达到A。过去的内需性经济变为外向型，人均GDP突破一万关口，整个国家变为欧美人旅游的后花园，现在的五星级酒店大部分是厄扎尔时代建立的。
埃尔多安（2003年至今连任总理），国民基本脱贫，人均GDP翻了五倍，通胀率下降到个位数。埃尔多安曾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是“把全国81个省全都变成建筑工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土耳其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西亚的土耳其跟东亚不同，没有四小龙崛起式突飞猛进，也没有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样一落千丈，默默无闻中土耳其晋升为全球前二十大经济实体。正义发展党获得选票最多的时候（2002年）是排名第二政党的3倍，在2016年的军事政变中，受益于经济改革的市民阶层，走上街头阻拦坦克。
有些国际观察者指出凯末尔主义者过于软弱，导致今天埃尔多安气焰熏天，这种说法有欠公允。威权体制的伊朗巴列维压制民间力量，使得伊斯兰教士处于类似明末东林党的境地——清流们以廉洁自诩，袖手谈心性，抨击政事腐败，等自己上台亲身执政后，却比前任更贪婪腐败。
在立宪体系中，宗教力量积极入世，参与企业经营，跟世俗政府博弈，性情反而更加务实。共和人民党也许是个不合格的理财师，却是一个称职的保姆，凯末尔治下有新闻自由，无秘密警察，公务员廉洁守法，顺利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转型。尽管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共和人民党长期在野，但只要自由宪政一息尚存，凯末尔主义永远有复苏的机会。
文/柳展雄
平成二十九年风月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读后感(三)：满清如奥斯曼，可土耳其不是民国
作为伊斯兰世界中，唯一在世俗化道路上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土耳其，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迹。特别考虑其现代化道路的起点，与满清政权垮台的时间点相近，两个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典型帝国在文明轨道上的异同值得比较。全书回顾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思想及运动在历史大背景之下的发展，尤其重点阐释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价值与政策方略，同时对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的国家政策走向进行了介绍，对每一个时期的分析，帮助读者了解现代土耳其的价值观。书本的跨度很大，但很多事件的罗列不是很清晰，造成很多时间点衔接不上。
以下几点值得深究，第一，奥斯曼帝国作为传统的君主制帝国，同样经历了满清政权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落后西方，土耳其的崛起绝非奥斯曼帝国的转型与延续，而是帝国分崩离析后，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基石民族国家的独立。这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初期政治目标建立汉人政权有同样的性质。虽然说，绝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但面对帝国体制的体量庞大，分裂为若干小政权，其实是有益于现代化的，这与民国初建的地方自治之说暗合。第二，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利于社会力量的凝聚，但宗教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可能产生许多副作用，土耳其的世俗化更像是某种极端崇尚西方价值观而侥幸进入的社会状态，而一旦西方思想文化示弱，宗教势力的抬头将严重影响现代化的质量。第三，土耳其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其根本上是作为绝对暴力代表的军方势力影响的结果，其稳定性值得推敲，在国际环境多极化的今天，利益至上的传统政治观念，更可能让军队力量陷入难以控制的极端，从而挟持政权。
尽管当今土耳其依旧面临诸多问题，其政治局势也有动荡，但作为伊斯兰世界中的翘楚，作为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值得同样从帝国走来的中国参考，同样的问题，我们依然需要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