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10篇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是一本由文一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一)：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学则未必
1968年，在冷战的高潮期，瑞典中央银行突然宣布：设立一个经济学奖。设个奖本来也很正常的，但问题是，这个奖不一般，他的颁发日期放在和著名的诺贝尔奖同一天，而且过程与仪式也刻意类同。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叫它诺贝尔经济学奖，搞得不知道的，还以为诺贝尔奖里真有个经济学奖，其实应该叫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才对。其实诺贝尔家族对此也很不满，认为这个奖不过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公关策略而已，这些年来，他们曾经几次提出要把这个经济学奖移出诺贝尔奖项中，单独颁发，不要和正常的诺贝尔奖混在一起，但都未能如愿。
其实我也有点奇怪，西方人不是最重知识产权的么，既然诺贝尔家族都有意愿，为啥不尊重他们的想法。我这人原本是不大愿意相信什么阴谋论的，然而这事确实有点蹊跷，让人不奇怪都不行。其实阴不阴谋什么的倒真不好说，然而从事实来看，或许这个奖最大的效应就是让美国人主导的主流经济学从此在天下大行其道。人们终于明白了，经济学也和物理化学一样是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而且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此物一出，从此什么马克思主义、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政治经济学等等统统都得滚蛋，打入冷宫，就像物理化学只能有一种那样，你看苏联人也不曾搞过什么马克思主义物理学或苏维埃化学嘛。
这种大一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也并非一无是处，让全世界的人更加重视经济学研究，它也有一份功劳。不过问题也有另一面，既然经济学都已经是科学了，只能用唯一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所以从此经济学家就独霸了对经济的发言权。反过来，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作家都失去了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够专业！而掌握了科学的经济学模式的呢，只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他们那儿来的经济学家也因此被认为是权威，既然是权威，也就可以像医学权威一样给别人到处开药方。
但令人尴尬的是，被视为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开出的药方在现实中却处处碰壁。曾任世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先生是在主流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拿的博士，可是根据他的总结：过去几十年里，凡是遵循了这些专家意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无不搞得一塌糊涂；相反，今天公认比较成功的日本与四小龙，除了香港这个殖民地城市经济体比较特殊，其它的发展路径全都与主流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甚至当时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可是最后却反而成功了。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咱们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双轨制起，就一直被批得一塌糊涂，崩溃论都喊了好几茬了，可是却总不见崩溃，反倒活得好好的。
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如果面对客观事实，还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视而不见，那也实在说不过去。中国的崛起是谁都无法抹杀的现实，尽管她确实也存在着一大堆问题，但正如张五常先生所指出的：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一本试图对此思考的著作，被林毅夫推许为“剧力万钧的磅礴巨著”，而它的副标题“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又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本与主流经济学原理格格不入的著作。和林先生一样，作者文一教授也是在美国接受了主流经济学的熏陶的，曾在康奈尔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但有趣的是，文先生在国内时学的却不是经济学而是与此全无关系的医学，但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彻底洗脑，还有独立思考的可能。
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要先有市场，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而市场其实一个代价高昂的公共品，特别对于后发国家，更是离不开政府的精心培育。可是如今很多主流理论、以及很多国家在实践中都把这搞反了，才会引来一大堆灾难。作者一反主流经济学的数量模型进路（所谓“黑板经济学”），而是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路来研究问题，他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包括当代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些新研究都指出了，当初西方、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都完全不是像主流理论所概括的那样。也正因为作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尊重上，所以也才显得有说服力，即便他的看法不全对，但相信任何看过全书的人也还是会认可这点的。
当然这本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本理论著作，它是宏观的抽象反思，至于解决现实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不得不说，作者很多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所提解决方案未免过于空想。比如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p.264）就是如此，他对中国学校衙门化、官僚化的批评很对，但是他的意见之一就是让管教育的官员要勤下基层、为学术杂志撰文，这实在让人笑掉大牙，任何对中国国情有了解的人都明白其不可行性。难道我们的领导现在不下基层么？但下了又怎样，就算你是真心考察基层，在现行的体制下，你以为下面的人就会真的让你了解实情？至于写论文更是搞笑，凡是坐在领导岗位上的，凭着他们掌握的资源与人脉，你还担心他们找不到地方发论文？再说实在不行，还可以请下属代写嘛，放心，想给领导擦鞋的永远大把。
作者在理论上的卓越，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恐怕再次证明了前面说的道理：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也绝不是经济学家才有资格谈的专利，伟大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作家等在其洞察社会经济现实的眼光上，也完全可能超越经济学家本身。顺便说下，英国《泰晤士报》当年曾经称道作家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印度三部曲》：“证明像奈保尔这样的小说家，可更快速也更有效地指出问题所在，比之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小组和各式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异曲同工之理。一句话，没人否认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但经济学则未必，更遑论经济学家！
但瑕不掩瑜，这本书总的还是值得推荐，也值得一读的，就如作者自己书中几次推介的《这个国家会好起来吗》一书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深刻的错误胜过肤浅的正确。能让人独立思考好过鹦鹉学舌。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二)：《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专业、完美地解释了中国近30年来和世界近200年来工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读后豁然开朗。 5星。
作者在国内念本科，现在是美国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讲习教授。本书比较完美地解释了中国近30年来和世界近200年来工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指出了当前主流经济学派在指导和解释国家整体经济建设方面的缺陷。我认为比较有道理。读后感觉豁然开朗，感觉比较震撼。
作者是专业学者，所有的信息与资料，尽力给出来源，有不少页面的注释的篇幅超过了正文。
书中主要观点：工业革命是有路径依赖的，需要先培育市场，然后激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织业的爆发为主），然后激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行业的爆发为主）。中国各种机缘巧合在改革开放初期走对了路径，之后以极快的速度重复了英美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陷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化路径没走对，而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读后感觉有几个小缺陷（不影响评为5星）：整体上条理不够清晰；内容上有一些罗嗦，一些事实和观点多次重复；对全局的叙说不太够，以为到了结尾能给出全部重要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进程，实际没有，至少没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做分析；另外最遗憾的是完全不提专业圈子内对他的观点的看法。
以下是书中一些观点与信息的摘抄：
1：但在过去的35年中，如果任何具备敏锐观测力的西方人能够每年去中国哪怕一次，摘掉欧洲中心观的眼镜，他将发现“神秘”的工业革命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眼前。P8
2：经济学家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指责落后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和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后和无法实现工业化，因而提出应该先花钱办学校。但是，他们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来为基于劳动分工的企业提供盈利机会，因而缺乏在实践中训练劳动大军的“战场”。P23
3：一个宠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P24
4：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P28
5：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P32
6：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和乡镇企业繁荣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苦苦等待和久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P33
7：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17～18世纪用了一两百年之久才完成的市场发酵和市场创造过程、在中国被大大压缩，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P44
8：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P52
9：不过，回顾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政府官员积极创造市场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中间人服务，虽然也接受回报——即获取提供服务的费用(寻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寻租行为充满了“激励相容”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但显然比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榨取制度”的社会效率高很多。P55
10：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证明了有为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超高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合理模式，并非乱碰乱撞出来的偶然结果。P58
11：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工业革命。没有原始工业革命，这些国家就无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和粮食安全诅咒，并进入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P75
12：如果没有引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对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和资金积累，从而也就不可能引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是，大多数拉美国家虽然成功实现了农业和采矿部门的现代化(机械化)，却无法完全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因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P76
13：能让英国(政府和商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的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与此相比，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是望尘莫及。P89
14：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与英国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P93
15：中国规模化轻工业特别是纺织服装业在20世纪80年代行期的大面积兴起，其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煤炭、钢铁和公路建设方面的繁荣，以及自21世纪初以来的高铁建设和重工业起飞，显然呼应了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路径和顺序。因为它们拥有相同的工业化逻辑，古老英国和现代中国的这些工业化浪潮都处在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持续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和实现在新产业上下游持续不断扩张其市场的动态反馈过程中：由需求推动，由供给维持。P102
16：此外，所有后来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严重依赖纺织业开启它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品制作性质和它们长久不衰的需求以及巨大的世界市场决定了这条工业革命的铁律。P104
17：荷兰是迄今为止所有解释工业革命理论的“克星”和反证，因为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还是在工资收入上，还是发明以泥炭代替木材作为新型能源方面，还是在全球贸易上，都曾经遥遥领先英国。但是它不仅没有在18世纪末率先开启工业革命，而且在英国引爆工业革命后近一百年还没有成功复制工业革命，落在法国、德国之后成为欧洲工业化较晚的国家。P111
18：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政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引进了美国式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够或自然而然走上工业化道路(这与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何其相似)。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P129
19：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P142
20：由于拥抱了以市场主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P159
21：在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战略”失败的一个回应。ISI在50年代到70年代尤为流行，并被许多农业国和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战”独立后用来启动工业化进程。ISI的显著特征是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哲学指导下，由强政府来引导全方位的工业“大推进”：从现代农业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中国在毛时代也尝试了这一方案但很快失败了。P181
22：因此毫不奇怪，目前学术界如果还有什么共识的话，就是“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P183
23：一个反例就是中国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失败，这与其在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化摧毁了其向基层大众提供基本公费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能力。医院和学校的商业化逐利行为大大降低了医疗和教育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可达性，并使基本医疗和初等教育的私人成本提高到了普通民众收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和外部性，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失灵最为突出，因而更加
需要政府干预、公共监督和公共财政补贴。P186
24：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及他的货币价值)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地下反叛组织和军事政变是未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尤其是那些在工业化之前就接纳了民主的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许多其他非洲和南美国家)，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却几乎绝迹或得到控制(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P191
25：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则，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执行它的资源和国家能力。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这一发现应该不会使得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 P193
26：制度经济学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律规则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18世纪末期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一旦有了民主、法律和对私有财产约保护，“看不见的手”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创造工业革命约奇迹。这绝不是真相。事实是，私人产权、法律规则和自由贸易都是人类社会古老约概念，但它并没有为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或古印度自动地带来工业革命。而普选制民主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物。P199
27：正因为服务业的这些特点，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P248
28：如果很难想象现代希腊能够靠捧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代思想家就能自动赢得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贸易的软实力，那中国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P259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三)：总体思想就是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
政府和军队应该很喜欢这本书，一带一路国家应该学习这本书。但中国不拉动内需而去买美国国债与这违背呀，让老百姓消费才能有需求才能催生产业。
作者说的没错，经济的繁荣与政府民主与否没有关系；但民主自豪感，幸福感应该与此有关。关于该书，作者做过精彩演讲，我没法评论的更好，摘录并编排如下：
少数国家引爆了工业革命 是因为民主政治吗？
我们现在来看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的演化模式。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去研究，现在去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的模式。它有五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 这个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历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纪起就开始以举国之力为本国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供应基地（比如殖民印度、美洲、非洲的棉花产地），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
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Coen为争取荷兰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向皇室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这个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发家史马克思没有白写。但是我们好多人忘记了，西方经济学也不提。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凡是没有走这条道路的，都是没有成功的。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每一个国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立刻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因为重工业的产业链特别漫长，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非常多且复杂，产品多样化特别高，创新机会也就特别多，对本土国情又特别依赖，而且全部重工业体系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会十分昂贵，因此一定会刺激创新发明。
这是为什么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有目前的中国，都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新发明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回路，不仅是终端产品能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都能量化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生产力大大跃进，人类社会就有条件进入第五个阶段，即福利社会阶段。
福利社会阶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安全网、退休和失业保险，等等。还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种各样的天赋人权。
人权这个东西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都只是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比如美国是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由社会力量来推动各种政治福利的，包括妇女、儿童和黑人的各种基本人权，同性恋、残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权也得到保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才获得真正实施。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基础。
为什么中国前三次工业化尝试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洋务运动开启的。
第二次是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采纳的是计划经济，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落后这么多年，误掉了这么多的工业发展的机会，所以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模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日本
我们在唐宋工商繁荣以后贪图市场经济的享乐，政府和军队变小变弱了，被蒙古人打进来给灭了，明朝又重新回到重农主义时代。日本它没有经历这些曲折。它在明治维新之前，实际上农村商业化和乡镇企业在日本就相当繁荣了，只那时候还没有打开全球市场。
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这个期间日本还打了两次战争，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仅用武力开拓殖民地和全球市场，而且利用战争赔款引进西方技术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 这也是一场在政府主导下引爆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以出口世界市场（尤其中国和亚洲市场）为目的。所以日本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和欧洲抢占亚洲市场，不惜以武力和战争为手段。
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日本也是在军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国家投资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工业三位一体”的巨大瓶颈，大力引进发电技术和铁路技术，国有化了全国的私有铁路企业，实行全国统一的铁路规则和轨距标准，为日本第二次工业革命做了准备。这个期间日本通过每年巨大的政府投资，基本实现全国铁路电气化。
1920年左右在工业三位一体建设高潮的推动下，日本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重工业革命。
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提供者
因此我想重复林毅夫教授的话，“一个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没有这样一个有为政府，市场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也不可能有效运作。
所以我就联系到“一带一路”了。要想富，先修路。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动有效运作，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须由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
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林毅夫老师最开始带头批判的，都把西方国家的屋顶当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国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顶和上面的装饰品和墙上贴的画，但是后面的复杂管道、电线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见），把结果当作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
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
”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因此造成很多国家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5_26_410182_s.shtml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四)：伟大的骗子
我记得以前有本畅销书叫《伟大的推销员》，我没有读过。但中心意思似乎是，一个伟大的骗子与路边瘪三的区别是，前者能够特别理直气壮和厚颜无耻地重复他们的谎言。但我本人并不是特别相信这种浅薄的理论。因为当我还年轻上学的时候，身边是有同学被拉进过传销的，还有一些同学入了凼。这两种人让我觉得，并不是理直气壮地重复谎言就能有好的效果。
具体到这本印刷品（不能叫书）来说，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纸张很厚而正文字大行稀，颇类似于大学的四大公选课课本。不过上课的对象大概是我们的凼员干部而不是幼稚学生吧。毕竟清华作为声明远播的“第二凼校”也有年头了。为了照顾广大凼员的文化水平，这本由一个在美国银行做过多年研究员的作者的书里，并没有出现一个数学公式，甚至连统计资料都不多见。
然而即使如此厚颜无耻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的是，1979年中国大陆的人均生活水平和1860年差不多。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沉痛地讲述了中国从1860年，到1912年，到1949年在不同制度领导下3次工业化的惨痛失败，然后呼天抢地感动自己地问，究竟是什么使1978年开始的新的工业化成功的呢？然后洋洋洒洒地列上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其实这就好比一个大学里高数连续3年挂科的学生，在大四那年终于把高数考过了，于是他高兴地大呼:“我是天才，高斯不过如此。”
作者在撒谎的过程中脸皮是厚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所引用的资料几乎就没有正确的。比如他为了说明制度对经济发展无足轻重，竟然把印度吹捧为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的典范了，真是让人深刻领悟了清华附中学子“少壮不努力，长大去隔壁”的含义。
至于作者说市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公共产品，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管你是否把它扣一个理论的帽子。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如果有的国家没有履行自己加入WTO的承诺或破坏市场规则，那么最终结局除了作为国际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破坏者被清除出场外，别无他途。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五)：李录的书评
今年要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清华大学文一教授写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它的分布却很不平衡，目前为止只发生在英国、西欧、美国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和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之间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没有实现？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爆工业革命？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至少经历了四次尝试引爆工业革命的努力。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毛时代包括大跃进等一系列工业化运动，第四次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前三次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却意外地引爆了持续四十年（到明年正好是四十年）的大规模工业革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巨大的成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疑问。如何能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爆工业革命？中国这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尝试为什么能如此成功？中国以后的成功和崛起是否不可阻挡？中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核心要义。
解读这些问题之所以困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迄今为止对工业革命在其他国家的成功、对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于英国没有一个共识。正因为还无法真正解读这些已经成功的案例，所以对新案例的解释就更为无力和匮乏。现有的各种理论不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也就更无法预测未来。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对中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仍存在着各种误读疑惑(confusion)，对中国未来的崛起也不太确定。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真正原因，再以英国的历史对照中国工业革命的尝试，以此来解读为什么中国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事实上已成功且未来势不可挡。这是此书最独特的洞见和贡献。
这本书在讲述英国工业革命历史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原始农村工业化”，也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农村手工业市场化。在英国，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两百年。这一时期始于新大陆被发现之后，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形成一个非常繁盛的跨太平洋的贸易圈（也就是我在《现代化十六讲》中提到的“大西洋经济”。）这种大西洋经济把英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真正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小规模的、手工作坊为主要形式的、以自由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跨全球贸易体系。这种组织解决了农业文明时代最根本的限制，也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农业文明时代，当土地有更多产出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生产更多人口，在土地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这些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土地产出的限制。最后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危机和灾难来填平这种陷阱，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欧洲因为发现了新大陆，在保持粮食产出的前提下，让新生的人口开始有了新的职业，用原始工业加上贸易，和新大陆完全联系在一起。新大陆的面积非常巨大，大于英国加上欧洲大陆，再加上英国殖民地还包括印度、北美、非洲等。所以剩余劳动力就以贸易和商业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了。此外，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府，以商业为导向把整个社会强力组织在一起。
在原始工业贸易的激发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同星火燎原。工业革命的核心特点就是大规模、高效率、集体化的生产、分工、合作，以此迅速降低工业品的成本，进而又极大刺激了消费，互相应对，互相促进，最后形成了巨大、快速的良性循环。在英国，引发这个巨大良性循环的产品就是纺织品，因为纺织品具有最大的消费需求弹性。英国能够实现纺织品的大规模生产，原因是这时英国已经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制、重商主义形成了跨全球的共同市场。棉花从美国南部奴隶庄园和印度的棉花田采摘，又因为珍妮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在英国实现大规模快速生产，成本大规模降低，并且国内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个市场又延伸到北美和其所有的殖民地包括印度。政府和商人结合在一起，进行对全球统一市场的管理，同时国内的人口又被大规模组织起来，可以进入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工厂获得的收入又能返回到产品的开发、升级、销售，由此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被迅速铺开之后，通过殖民主义、重商主义，英国工业在全球建立了巨大市场，很快又产生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为了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机器、运输工具、基础设施、动力等而生。这些需求之间又互相引爆各种产业革命，其中包括化工、机器制造、远洋航行、火车、石化资源利用等等。各种技术形成了一种自我驱动的机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信息革命。这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程。
那么，回头看中国，文一教授最有洞见的地方，是他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改革，和在英国持续了上百年的原始农村工业化相互对照。1949年后，共产党一直试图把中国农村组织起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组织农村的力量，所以毛也一直希望在农村真正地组织工业根基。但毛的尝试失败了，原因在于虽然他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但他却不相信市场机制。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有150多万个乡镇企业，但它们并不是以市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们的生产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是凭票据供应的方式。这种方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的短缺经济——低效的生产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到了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第一个十年（1978-1988），改革的核心动力是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下的大规模发展。这种发展实际上正好对应了英国原始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发展到将近2000万个。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统一的国内自由市场，轻工业，手工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因为满足了短缺经济产生的巨大需求而迅速崛起，一下子在全国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联合起来的广大的市场。全国性的市场机制，不仅使粮食生产得以保障，同时也把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真正以市场的方式组织起来。
中国下一步走的路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模一样。从改革，到开放，中国开始全方位介入全球经济的运行。而让中国工业腾飞的第一个产品和英国一样，也是纺织品。中国也是在纺织品上迅速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已经有全国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进入到工业领域，而且中国政府也和英国政府一样，是重商型政府，倾尽一切能力来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把技术从国外引进，把工业在国内建立起来。销售的产品不仅实现国内的全方位覆盖，而且遍布全球市场。所以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内，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果也是一样，很短时间内，中国就因为其体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而且从那以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制造、消费及出口国。纺织品革命出现之后，又带动了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自生自发的需求，即对于机器的需求、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于基础动力、重化工、煤炭、电力的需求，基于上述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由此开始。因为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自发的、循环的、不断自我强化的增长过程，就像英美一样，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以此开启了长达40年的高速、复合增长经济奇迹。也因此让中国具备了科技文明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持续、复合增长。
以此为基础，作者同时也回答了几个相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前三次工业革命实践没有成功？清朝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践，缺乏社会基层组织，工业项目就是政府拍脑袋做出的决定，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机制；辛亥革命时代，农民也没有真正被组织起来；毛时代，农民被组织起来了，而且可以进入到工业领域中，但是毛不相信市场的力量。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被组织起来，而且是以市场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在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市场机制，有几千万、上亿的劳动力，参与到了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之中。这是他对四次中国工业革命尝试的比较。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最早工业革命没有在荷兰发生，没有在中国、印度发生？在近代之前，中国和印度政府基本不重商，也不重视市场。荷兰政府非常重商，但一直没有纺织业基础，其专长的渔业、贸易等都没有很大的消费弹性及规模化效应，不足以引爆工业化革命——工业化革命必须要有一种需求弹性很大的产品来点燃，大规模的生产能够带来大规模的成本下降。
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产品进行行业引爆，工业革命发生最根本的前提是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关于自由市场，他提出另外一个有洞见的看法，自由市场，其实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共品，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花大力气、大代价去建设。在此基础上他也批评了今天西方关于工业革命的最主流的基本解读，也就是“华盛顿共识”，认为现代工业的形成必须要有自由市场机制、非政府干预、民主和法治的保障，没有掠夺性的腐败制度等等。而这些共识在他看来，都和英国的历史实践相悖，是一种因果倒置。这些都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而非原因。按照这种理论来解读中国，是西方一再对中国错误预判的主要原因。
文一教授通过对西方历史的重新梳理，分析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并据此预言中国未来持续的经济发展不可阻挡，同时他认为中国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其它希望引爆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具有原创洞见，意义非凡。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举世惊叹，但关于它的成因及未来发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存有广泛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在这一领域耕耘，以我粗浅的非专业眼光看来，杨小凯、林毅夫、周其仁、许小年、史正富、文一等诸先生都有富有创见的贡献，值得认真学习。但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对全球的影响也实在是太过深远，因此全方位的解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尚处在初级阶段。历史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学术重镇。所幸的是，在今年12月初的董事会上，在校长和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推动下，哥大准备在近期成立“中国当代经济研究所”，计划以田野案例研究开始，深入记录中国近四十年公司、乡村、地县、城市、省、行业等等一系列的变迁，为中国巨变留下忠实的学术案例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顺便提一下，文一教授的书中有一章专门描述了苏南永联村的经济发展史，非常有启示。）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六)：中国奇迹的密码
一、两个问题 对于中国奇迹的崛起，有两个问题似可探究一番： 问题1。中国崛起了，局中人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但从局外人视角看，就会感受到其伟大和不易：国家失败的例子太多了，崛起的为什么不是印度，不是印尼，不是墨西哥？中国崛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2，可能小一点。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但是改革开放是对之前政策的改弦更张，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给上述问题以自洽的解释。 二、理论展开 本书的精神内核源自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学说（其次是林毅夫关于政府作用的表述），古典经济学更多基于边际效用、市场交换和一般均衡展开，却忘记了亚当斯密对于劳动分工的精彩论述。那么劳动分工是如何产生的呢？ 当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A、K、L的形而上学式的演绎，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各种假定，忽略了劳动分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援建的方式，就可以轻易在世界各地复制工业化了，但是现实教育了我们——工业国家很稀缺。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本书由“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一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出发，认为规模化生产必须以规模化市场为前提，规模化市场并不是凭空而来，在17世纪，规模化市场是通过殖民者征服的方式形成，当代中国是通过放松国内市场及赶上全球化末班车获得。本书进一步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只能通过有机“发育”而产生，无法借助外来的器官“移植”——即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过程，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原始”积累来创造市场。 有机发育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根基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化，它可以吸收剩余劳动力，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制造业结构和培育、开拓和创造相关工业品市场，是引发之后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程序。（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枢纽工业体系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福利国家阶段） 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了工业革命后的结果，但是忽略了工业革命背后蕴含的内容，这是工业化的最大难点。（例如亚非拉美很多国家虽然在某些产业很先进，但是依然不是工业国，这正是因为缺了原始工业化这一课，导致其规模化生产没有相对应的规模化市场，所以无法盈利，最后走进经济大幅波动的死循环。） 工业的“胚胎发育”一不是政府包办的，二也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两者的一种结合，政府的引导离不开市场规律，但如果任由市场自发发展，则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进而导致市场发育不起来。 本书驳斥了一个流行的观点——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本书认为政治制度是内生于经济体制的，脱离经济而谈政治决定论颠倒了因果。此外，按照“工业胚胎”理论，极端忽略市场培育和劳动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一味推行闭关自守式的“大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会失败，另一个极端是一味强调把一切交给私人和市场的“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这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也难以实现“工业化胚胎”的健康成长。 三、几个实例 （一）中国为什么能够启动原始工业化，本书认为有以下五个特殊条件： 1、改革开放前修建的水利系统与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这使得农民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并有足够激励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才有可能从事其他副业。 2、改革开放后转向重商主义。商业活动是工业车轮的润滑剂。 3、乡镇企业。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的152万个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这是毛泽东乡村工业化战略思想留给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笔重要遗产。虽然曾经经历了失败，但是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企业家精神。（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4、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在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下，以及长期以来公有制下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农民可以也愿意一起建设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相比较看，清政府只在大城市建立几个大企业，民国政府的土地私有制限制农民对工业化的参与，缺乏足够的参与者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5、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使得官员有激励去发展经济。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在1978—1988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二）荷兰曾经是世界的先进的国家，但是它相对于英国衰落了。本书认为荷兰的衰落完全可以解释，因为它在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的后期，缺乏一系列政府引导的产业升级政策，尤其没有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正确切入点——棉纺织品。只有棉纺织品才具备几乎无限大的世界消费市场，才对劳动力要素具备几乎不变的规模报酬，才能够对其生产环节实行最细密的劳动分工并通过分工成倍以至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也才能为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机器代替人）提供正确的切入点和利润回报。 （三）拉美的悲剧。拉美国家总是给让人陷入希望和失望的循环。这是因为拉美的经济结构和中国不同，拉美国家是依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出口来推进工业化，显然这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馈系统。一是农业和资源业都是土地密集型的，因此即便实现机械化，也促进不了劳动分工。二是机械化减少了劳动力需求，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生产则是要提高劳动力需求，不能带来规模化就业，也不能创造一大批企业家阶层和一个规模化国内市场来支持连续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创造，所以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相比较看，中国通过出口—技术引进—内外部市场扩大—扩大出口，实现了良性的正反馈，顺利完成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产业升级。） 最后，用卢卡斯的一句名言作为结尾：“经济增长所涉及的人类福利的结果是如此巨大，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七)：理论有新意好书
作者最大的贡献是补充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缺乏市场的理论。古典、新古典都认为市场天然存在。但实际上，市场的创造是需要巨大成本的。这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解释力的原因，也是频频犯错的根源。作者的文章其实是在强调市场的形成需要成本。但我不明白为何通篇强调制度经济学无用。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市场形成需要巨大成本，土地私有化后大规模工业投入存在巨大的协调成本等等。这个在哈耶克、科斯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可能没发现，但是张五常前年、去年出版的经济解释写得清楚。文一教授跟张五常的书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前者启发。如果没有，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但我觉得，如果真的需要形成好的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与传统结合，改造，补充。无法全盘推翻，全盘推翻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不容易做得到。
无论如何，本书为中国今天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理论自信我们有了。剩下的是继续往前走，走向发达国家。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八)：有种新的阶段论理论，很有道理
之前看了好几个文一的访谈或介绍其观点的短文，发现其表达能力有些问题、或者就是故意卖关子，讲来讲去，都是说自己发现其他人全错了，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但就是不说这个答案是什么。这本书的一开始也是这样，兜了一大圈，又是在批评现有的理论，让人觉得学究所太重。这不是写博士论文，也不是给专业期刊盲审，用不着一上来就这样掉书袋。写了好几章才逐渐把观点提出来。其论点还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对整个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都是个重要的贡献。
这本书也是一个多月以前看的，细节记不得了，但核心论点还记得。
第一，西方不是在其今天所有的制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今天的这些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的结果、是富起来之后才有的，而不是发展的条件。说白了，这帮野蛮人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发了财，发财之后才开始装善人、搞斯文；但千万别信了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那套忽悠，以为他们发财时也是这样温文尔雅的。其实，在这上头还可以延伸一点，当西方今天遭遇到经济上的总是、其富裕社会的根基（技术和资本的垄断）面临中国的挑战时，它那套制度也开始成为问题了。
第二，经济发展必须按部就班地一步步走，不可能跳跃。从大一点的角度说，主要四个阶段：一是农业的现代化，从而能养活足够的非农劳动力；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实现农村工业化、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这正是英国经历过的，而中国也经历了。这个阶段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既培育了工业能力（人、物、财、商各方面），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消费者群体。因为有了这后者，接下来才会出现在轻工业消费品方面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下一个阶段成为可能。
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消费产品的工业化、或者说轻工业化，就差不多是水到渠成了。大量的本土企业进入轻工业行业，以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增长又进一步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工业就业机会，并进一步提高大量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这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做到了这上步。林毅夫前一阵子开出的吉林药方也是这个思路，是有道理的。轻工业是一个普惠性的，是能让低端劳动力也广泛参与并受益的，是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基础。而像印度这样，缺的就是这个。
第四个阶段则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国家跨越所必需的，就是重工业化和高科技的工业化。这此行业主要不是直接生产消费产品，而是为轻工业的生产者提供生产工具的，其核心的领域有四个：能源、动力、材料和通信。这些行业的兴起必需依赖于轻工业的充分发展，从而产生轻工业生产者对这些商品的巨大需求。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成功的（汽车算是唯一一个尚未成功的行业）。
此书的一个缺陷在于对从第三阶段往第四阶段的发展的过程、条件讨论的不够，给人的印象是好象完成第三阶段，自然而然地进入第四阶段。而实际上这道门槛是挡住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九)：工业革命是一个平台对下一个平台的孵化
1、这本书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棉纺织业是几乎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起点，这是有原因的：这个产业起点低、劳动密度高、市场巨大等等。当一个国家的棉纺织业可以供应全世界需求之后，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工业化平台（棉纺织业）也就搭建完成了。其他产业可以站在这个平台肩膀上起步。而第一次工业化在英国发生，就在于英国是第一个（无论使用了何种方法）开拓了全世界的棉纺织业的国家。这本书重点关注“对外开拓市场”、“对内孵化市场”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但是我却更关注这个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再找些数据，我们就可以观察中国的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读后感(十)：中国的工业化之路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突然再次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憾了世界。但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诠释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崛起是英国工业革命后最壮观的历史性事件。本书通过新“新阶段论”或“胚胎发育”理论的理念框架，解释经济发展的核心历史逻辑，并论证这一逻辑在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增长奇迹的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
一、英国的工业革命之路
（一）发端于纺织业
工业革命最新发生在英国，并最先发生在纺织业行业，可见纺织业对工业革命极为关键。 19世纪的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乃至台湾、香港和韩国都遵循了用机械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最终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可见，纺织业几乎就是工业革命的起点。英国工业革命发端于纺织业是因为只有具有高收入弹性需求的巨大市场才能刺激并维持机械化大规模生产。
从产业角度看，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端于农业。农业属于土地密集型产业，对大自然非常敏感，主要靠天吃饭。这一点能从西方发展史得到印证，农业一直都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后一个产业部门。因此工业革命应当来自具有普遍需求的工业领域。衣食住行，与其他轻工消费品相比，纺织品市场潜力最大，既可做原料也可做最终消费品，可分割性强，收入弹性极高。从市场条件看，工业革命前，已经花了数百年时间培育并创建了巨大的全球纺织品市场。再从生产角度看纺织生产更容易分成许多中间生产环节，细化劳动分工，并为机械化创造需求。
（二）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
工业革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英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现代化道路。可见，如果工业是一个复杂有机体，那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有机提按照顺序展开的“胚胎发育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后一个阶段创造条件，前一个阶段的完成期即构成下一阶段的激活期。这一发展过程的核心是，通过需求法的推动和供给方的反馈，在几个阶段之间逐渐建立规模化生产、规模化销售、规模化供应链和工业群，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并建立一个能自我反馈的良性循环体系。农村原始工业化刺激农村商业化，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吸收原始工业化后挤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又用基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重工业反哺工业和农业，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以及所有生产工具的量化生产。
当然，工业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界限清晰的。不同行业，领域和地区的产业升级也不是“一二三、齐步”，而是各个部门和地区按照各自步伐共同发展，呈叠加波似地次第推进。英国在19实际中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纺织业，继续统治着全球纺织品市场知道20世纪才被美国完全取代。
（三）重商主义国家护航
重商主义政府作为市场的创作者和商业组织者这是本书重点强调的观点，也是英国工业革命获得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之八重商主义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他重视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核心论点。本书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引爆工业革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阶层以及由他们创造的商业网络；（2）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重商主义的观念下支持并推动制造业和海外市场（原材料）开拓；（3）一个连通全国并连接海外的交通运输系统以方便货物和原材料流通；（4）一个着眼于纺织品及其他具有全球性大市场的轻工业消费品的正确产业政策。
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有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有国家能力实现的。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引爆了第一次工业，其根本原因是英国在政商强强联合体制下成功开辟了18世纪全球最大规模的纺织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因而必然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纺纱机和工厂体系变得有利可图。
透过英国工业革命之路，我们能发现本书梳理的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正确的发展战略，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持续不断的市场创造与维护。
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
（一）历史上的失败
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风风雨雨并进行了三次既波澜壮阔又悲壮惨烈的现代化运动。然而，反复的尝试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反而使这个文明古国沦为世界上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
晚清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试图开启工业革命的尝试。洋务运动的起因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是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在于没有采用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利用全球贸易契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为民族工业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让全民经商致富。只单纯官办一些现代企业的工业化运动根本没有惠及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激发农村生产力，因而不具备引爆工业革命的能力，把整个国民经济拖垮是早晚的事。
辛亥革命后到解放前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正式结束封建统治进入现代共和时代的开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向工业化发起的进军。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在于向中国输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富国先富民的思想”。但是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革命，仍没有掌握工业革命的秘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界的私有产权利益，没没有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仍然无法为广大的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民创造致富的条件——通过开辟全球小商品尤其是纺织品市场，从而开启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并通过这次场运动迅速积累原始资本和郭明储蓄，为国防和军事现代化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在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间，中华民国仍然继续在贫穷和内乱的泥潭中摸索。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不足是误以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选举。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政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引进了美式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地走上工业化道路。然而，全民投票权和政治权力的开放是工业革命的果实而非原因。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建立的不成熟的民主，注定会奔溃或变质。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获得政权。从此中国获得了自洋务运动近一百年以来非常珍贵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民主。可惜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一系列五年计划构成的第三次工业化运动并没与获得真正的成狗，以致在“文革”结束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奔溃边缘”。
当市场及市场价格缺失时，包含高额固定成本额经济组织和投资项目容易被误导，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由于中央计划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盈利能力，以供给决定需求的整个苏联式工业组织的国家体系几十年都是亏损的。毛泽东在1949-1976年许多激进的社会实验一再证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和面向需求的基层决策，大规模农村组织与合作单位是无法盈利和积累资金的。因为供给本身不可能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
（二）计划外的成功
1978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120年来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然而一次却“意外”成功了，并且震惊世界。中国的这次化尝试跟英国的工业革命在逻辑上是一致，发端轻工业，沿着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轨迹阔步前行。跟英国的工业革命之路相比，此次工业化尝试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1.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地是是引爆工业革命的的前提。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后，农民成了满足政府生产配额后的剩余产量的所有者。建国后建立的农村灌溉体系和村镇公共道路网络大大提升农业生产力。地方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使农产品专业化和商业化变得有利可图。这些使得1978年改革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农业出现了前所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场初级的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2.乡镇企业功不可没。1978年改革以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地区原始工业化的核心主体。在早期原始工业化阶段，欧洲和英国主要靠有实力的商人阶层牵头在农村投资、承包组织村镇作坊开展生产和销售。他们就是大市场的创造者和生产的组织者。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缺乏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因此远距离市场和组织原始工业生产的重任主要是由中央、地方和村镇一级政府承担。与西方发展史相比，中国原始工业化的速度、规模是史无前例的。1978-1988年十年间，中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变为1890万个，农村工业生产总值从515亿元增长到7020亿元，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增到到963亿元。
3.重商主义意识形态转型。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就算在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也已经不可行了。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弄完成市场发酵，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领导的政府采纳了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保证的前提下，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各级政府积极领导并参与商贸和制造业活动，成为市场的商业活动的组织者、市场的创造者，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参与制造业和国际贸易。
三、中国现阶段工业革命的几个问题
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是安全、可靠、有序的统一市场。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建立“统一、安全、可靠、有序”的大市场及相应的工业组织的社会成本非常高，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各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社会投资。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不是民主和现代高科技企业，而是市场的创造者。重商主义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由简到繁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工业化成败是最为关键的。工业化必须按顺序经历几个主要且独特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确实和市场创造着确实的问题。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许多轮自下而上、用市场需求来驱动和创造供给，按次序进行产业升级。只有先创造市场，供给才能应运而生。
管理革命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生产方式经历了革命性的改变，而管理方式也是如此。在18-19世纪之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英国经历了一场以工厂为标志的管理革命。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在二次工业革命的起飞阶段，经历了以泰勒管理系统为标志的管理革命。目前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阶段的中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管理革命。如果说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那么管理是配置资源的另一方式，而且是更高级更重要的方式。如果没有在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售后服务、消费者服务和政府行政体系上的管理革命，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不能真正完成并顺利进入一个和谐的福利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不仅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要让科学管理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路一带”
2014年末，中国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在下一个十年期间，中国预期输出1.25万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提出了宏伟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产品和机器的供给者。因此很自然中国需要一流的全球分销体系来运输其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和机器，并从各个角落吸收原材料。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产能输出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计划。这一计划至少涵盖三项重大意义：最直接的是对外输出过剩产能，同时为中国制造建立完善的供需分销网络，最为关键的是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创造全球市场。
“反腐败”
关于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许多评论依然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是内部权力斗争的臆想。若从工业革命发展阶段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得出全新的结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腐败也是无处不在的。同样反腐败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政体任何发展阶段的内生需求。然而，反腐败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只有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快完成这个关键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抗击腐败并将其控制在一个非泛滥的，不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繁荣造成严重威胁的水平上。这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化而能获得的能够克服监管成本的经济实力、监察技术和实施经济制裁的能力；同时也因为随着不断纠缠的既得利益，中产阶级和政府都已成为了工业革命果实的重要“股东”或“利益攸关者”。
在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之后，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社会政治诉求、金融资源、管理资本和信息技术来支撑更为彻底的行政制度改革和法律强化。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十分强调反腐，但是不可能做到，就像美国历史上无法做到一样。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即将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因此已经到了通过完成制度建设来保护第二次工业革命果实的临界点，到了制度改革收益超过制度成本的临界点。因此，不仅中国的反腐败被提上议事日常毫不奇怪，而且由于工业化的深入，中国反腐败的能力和意志将进一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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