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精选10篇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是一本由路风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4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一)：一部不仅是有趣的工业史
对于大部分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工业史”三个字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它往往让人想起些晦涩的大部头，里面充斥着各种难懂的专业术语。但《光变》打破了这种预设。任何对液晶产业甚至是工业一无所知的人，都可以轻松地翻开这本书并很快沉浸其中，进入一个与想象中不同的工业世界。
从故事来看，《光变》更像是一个工业史的江湖传奇。作者用极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液晶工业几十年的波诡云谲，482页的篇幅虽然浩大但并不艰深，环环相扣的紧凑感让人欲罢不能。京东方是武林世家北京电子管厂的后人，但不幸突遭变故家道中落（第一章），但他深知自己的家族使命，忍辱负重习得新功夫（第二章）。面对风起云涌的武林世界（第三章），他利用高手们闭关修炼的机会，参与到武林盟主的争霸中，虽然因羽翼未丰遭遇了很多坎坷（第四章），但凭借其强大的信念与深厚的内功（第五章、第六章）终于在武林站稳了脚跟。而京东方通往武林盟主的道路并没有变得一帆风顺（第七章）。作者在最后告诉人们，像京东方这样的武林后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凭借一本叫做《中国工业精神》的秘籍取得了成功（第八章）。
内容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并没有弱化本书的严谨性。从学术的角度看，《光变》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业史著作。作者在前几章的历史回顾中，一直不忘加入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解释，第八章更是从理论角度重新解读了整个故事，将讨论从液晶产业扩展到整个工业。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越来越感受到京东方背后整个工业史的逻辑。从一家企业到一个行业，再到整个工业，作者避免了家谱式的歌功颂德，而是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中国工业的精神内核。
说到历史，《光变》用一种特别的写法记录下了京东方的故事——访谈纪实。不论是领袖王东升，还是工作在一线的普通工程师，作者都忠实地写下了他们经历过的种种故事。而正是这些回忆，为我们还原、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京东方。它曾经在改革的大浪中奄奄一息，曾因为资金短缺而面临瓶颈，曾因为外界的质疑饱受压力，但同时，它也在激荡的行业中逆流而上，在对手喘息时抓住机遇，在收获成功后继续挑战。这种不加掩盖的真实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很难想象会再有一个作者将京东方的历史追溯到北京电子管厂，将王东升留下的原因归结为“让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
就像彼得·梅尔说的那样，“记忆是一位带有太多偏见和情绪的编辑，他常常自作主张地留下他喜欢的东西”。一段严重亏损的国企史大概是人们下意识一定要抹去的，但《光变》没有。当我们跟随作者回顾历史，会发现支撑创业者度过种种难关的信念，原来在那时起就已根植在京东方人心中。京东方上市前曾有过要不要转行做房地产的争论，但王东升说：“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流着工业的血，要是连我们都不搞工业了，那谁来搞工业？”对他们而言，“产业报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国工业精神感召下的一种毋庸置疑的选择。
是的，千年易过，中国工业精神不灭。
《光变》大概是第一本我完整读完的企业史，过程很愉快，有点像在读侦探小说。我几乎在每一章都会提出问题：北京电子管厂跟京东方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京东方坚持要进入液晶行业？京东方会一直成功下去吗？这些问题都在接下来的章节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有一种和作者在无形中对话的满足感。虽然第八章的解释稍有不足，但阅读中获得的感动和震撼依然无以言表。写书评的过程纠结了很久，因为很害怕自己写出一篇抒情散文式的东西，感觉配不上这本书。不过相对于严肃的主题而言，这依然是篇不大正经的书评。
其实我也一直觉得工业是个很陌生的词汇。尽管读了大学，学过经济，我和周围的同学们从来不会把“做工业”当做未来的选择。毕业后去投行、做咨询、进外企，是我们理想的人生道路。但经过这一年的学习，我才发现工业这么重要且有趣，工业创新、技术进步才是这个国家经济赖以增长的动力。我们都应该去想想这些离我们似乎有点远的事情——中国工业向何处去。
路老师周三晚上的课常常接近十点才结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学校常常弥漫着茫茫薄雾，连一体的草坪也变得模糊。一位学者说：做学术就是在有雾的森林里走路，等走出去了雾才会散。做工业好像也是这样。京东方的建设者、那些老国企的奠基者、包括路老师自己，都是在大雾里踽踽独行的人。虽然道路充满了未知与质疑，但正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看到中国工业云开雾散的一天。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二)：所读过的最好的中文非小说类作品！
这不是本可以轻松看看的书，但从研究质量上说，绝对是我目前所读过的最好的中文作品，比吴晓波写的《激荡的三十年》那种白开水的流水帐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吴的书就是普通新闻记者的水平，使劲拨高也只能是谈点情怀。而这本书才是有学术水平、有思想的作品，真正有理论上的贡献。国内能有这样有社会科学专业水平的学者、又舍得下真功夫研究这样一个重要的题目，然后还能以这么清晰的思路和文笔写出来，真是件难能可贵之事。
书中讲的不仅是京东方的历史，而是如题目所说，借此企业的成长来探讨新中国的工业史。所以作者是从一个更大的理论命题着眼的，因此也讨论了很多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有点多余，但对作者的立论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对京东方的研究，书中得出了一些很有新意、也很重要的结论。因为看过已经一个多月了，有些已经不是全部记得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一贯认同、但不大见到过有人系统阐述的一点，就是关于一个国家、民族以至个人的精神气质、身份认同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个观点硬要扯可以扯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上头，但此书中倒是没有谈到韦伯。新教伦理一书的观点说到底也就是人的世界观对经济行为的塑造、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而落实到此书研究的京东方这样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高科技企业的经历上，此书的发现就是，经过了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后，中国人民，正如曹锦清所说，是真正胜利过的人民，是敢于相信自己的能力、敢于挑战世界强国、相信人所有自己也能有的。正是因为这种身份认同和精神气质，尤其是以这样一个企业里得以保存下来，才使得这个企业能够搁置简单的利润短期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而有理想主义的追求、有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使命感，从而不放弃对高科技的追求、并一路上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高科技领域的突破。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讲香港的殖民地心态使得香港一直出不了高科技企业的文章，跟这本书所讲的也是一样的道理。香港人是没有真正站起来、做过自己命运主人的人，因此纵然有充分的资本、技术的积累和制度的支持，也绝对没有信心、胆量和野心去挑战自己的主子。跟香港有一样的大众心态的地方还很多，印度也算一个。所以，人民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时代的经历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精神财富。但这个无形的财富却总是被忽略。倒是中国的对手知道，真正让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除了一个伟光正的领导力量，还有就是跟这个领导力量一起成长起来的这种真正站起来的人民的精神气质（当然，五千年的历史对这种精神和文化上的自信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他们所屡屡不忘想破坏的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所以才会有各种旨在摧毁民族自信的宣传攻势。
此书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更为人所知，那就是关于工业经济中技术学习的能力从何而来，以及一个国家工业中的技术水平如何才能提高。买办资产阶级的观点很简单，从国外买最先进的就是，买来的技术就可以提升本国工业的技术能力，这就是八九十年代盛行的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这其中的错误显而易见。第一，核心的技术外国不会卖，尤其对于中国。（对于这一点，买办阶级的回应是，中国如果也用了免煮，洋大人就会卖了。）第二，自己没有创新和研发的能力，就是外国把全套图纸给你，你也学不会、造不出来。中国在工业上技术升级的成功（高铁、半导体显示器、造船、核电、通讯设备）与失败（集成电路、汽车、CRT显示器）的例子从正反两面都证明这以上这两点。书中对这些案例都有讨论。八九直年代，在买办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工业经历了一个去技术化的工程，而其结果就是，到后来再怎么引进也掌握不了能够在市场上竞争的技术，与国外始终保持着代差的劣势。而几个成功的领域里，却都是因为改革前独立自主战略下保留下来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火种，在市场化条件下迸发出活力。
这个发现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意义，作者没有讨论，那就是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泰国这样陷入此陷阱的国家，根本总是就在于没有自主研发、创新的能力、没有能培育这种能力的国内市场条件。而这两者后面，更根本的是没有能创造这两点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这也就是为何西方国家乐此不疲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免煮的毒药。只要采用了西方这套政治制度，这个国家向前向上的原动力就被消解了。）
相比之下，中国一则因为毛时代独立自主的政策培养造就了相当雄厚的研发、创新和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因为巨大的国家体量、适当的市场保护，使得这些研发能力创造出来的产品，哪怕最开始是低端的、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技术优势的，但是因为国内市场的巨大和生产成本（因为低廉的劳动力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上的优势，使得这些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积累资本、完善技术，并且由此而较快地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并进而发展成象华为这样的领袖全球的高技术企业。对于其他国家面言，国家没有能力制定工业政策（比如说信了张维迎之流的忽悠，以为工业政策有害、市场自由化才是神药），也没有能力执行市场保护，国内市场的高端领域迅速被外国企业垄断，整个国家在经济地位上往上升的途径也从此彻底被封堵。印度、巴西面临的都是这样的情况。印度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基本上只有服务外包、软件外包、和低端制药，这些都只是产业链低端为西方跨国公司服务的，不可能将一个大国带入高收入地位。
至于有些学者开出的药方，要改革教育体制、提升本国的人力资源，都是不解决问题的。首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且有明确战略意图的政府，这些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很难实现；其次，即使培养出来了大批高水平的人才，他们能否创造出本国的高科技企业，是个很难说的事情。大多数最后也只是成为在国内、国外的外资企业的雇员。 菲律宾的人力资本在亚洲其实很有些优势，又怎么样？有多少能为本国所用？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三)：转-中国制造的来龙去脉，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利斯•阿姆斯登曾经这样描述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真正的全景开始于企业如何形成，产业如何扩张，即生产活动，……
当分析的焦点是交易或价格决定，那么工业化是一个走向完美市场的过程；当分析的焦点是关于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企业构筑特殊能力，获得以技术为基础的垄断地位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和企业一起社会化地构筑技术能力。
沿着这样的逻辑出发，在讲述中国经济故事的时候，企业和产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显然应该占有关键地位。但是，在中国经济故事的两种主流讲法之中，生产活动却付诸阙如。中国经济故事的主流讲法之一即是著名的中国经济模式论。中国经济模式论者试图通过在宏观经济政策、国企的存在和经济成长之间构筑因果关系的方式来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中国经济故事的另外一种主流讲法则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分析。这种讲法的要点是将中国经济成长直接归结为“走向完美市场的过程”。
如果将以上两种主流讲法总称为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一种讲法的话，那么这种讲法在近年来都遇到了困境：在迅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模式论后继乏力；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分析则不但没有为社会科学贡献新的知识，也没有揭示中国经济成长的本质。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显然需要提出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路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一组经典研究潜在地提示了第二种讲法的可能性，而他的新著《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则意味着第二种讲法正式登场。
作为本书作者的同事，笔者近距离地观察了本书的写作过程。2009年4月，正当具有宏大视角的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广泛流行的时候，路风却转入企业史研究。在接下来的六年半中，写作这本长达六十一万字的大书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众所周知，自主创新政策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向，而自主创新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关键主题。因此，作为在自主创新成为国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推动作用的理论家，当时的路风本来有充分的理由加入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合唱。但是，从关于“单位制”、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到关于自主创新的论战，路风从来没有追随过学术界的流行观念，在他的理念和流行观念对立的时候如此，在他的理念和流行观念基本一致的时候同样如此。本书的出版表明，这种高度个性化的研究风格让他再次在重大研究议题上做出关键贡献。
本书由一个主题贯穿起来的三重结构组成。第一重结构是京东方的发展历程，第二重结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子工业史和21世纪以来的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史，第三重结构是新中国工业史。换言之，本书形式上是京东方的企业史，实质上则是电子产业史和中国工业史。确实，以企业史的形式讲述电子产业史和中国工业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读过本书之后，读者将会发现，路风以引入中国工业精神——本书的主题——的形式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作为企业史研究，本书可读性很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本书理论含量不高。实际上，本书建立在作者关于企业理论、国家理论、政企关系、创新战略等领域的长期的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阅读本书将是通过充满细节的企业史来理解上述理论的过程。
作为50后学者，路风曾经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任职国家计委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开启“单位制”研究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论文（路风开创了以年轻政府官员的身份在顶级期刊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的记录，这一记录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1991年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海外求学时代，他主修政治学，副修经济学，指导教师之一是演化经济学大家理查德•纳尔逊。和路风同时在美国读书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笔者，路风的导师在给他准备的推荐信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路风不能对他的国家做出贡献，我将感到很奇怪”。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一位导师对于外籍博士的最高评价。
了解路风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在具有重大学术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上屡有创见、为什么他能以第二种讲法解读中国故事。
在京东方的企业史之中，我们看到了阿姆斯登描述的后进国家工业史的全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四)：光变引用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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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五)：怀有英雄情结的工业史诗
看完《光变》，被其中的激扬文字深深打动，以致那天我失眠到凌晨3点。作者真是有英雄情结和诗人情怀！
这是一部高水平理论框架、丰富资料、炽热激情三者合一的巨作。
先说前七章。那不是一般的企业史，而是一个有理论框架的企业史。科学知识是有结构的知识，而这七章的所有叙述都是有认识结构的，这个认识结构就是作者的自主创新理论，所以这本书的叙述要高出一般叙述一大截。可以说，这是加强版的“夹叙夹议”，而这里的议论，可是有最前沿的理论和作者多年的思考做支撑的啊！超赞！我看前七章如行云流水，加上理论的点睛之笔，真是酣畅淋漓，如看大片，它们既有认识意义，又触动心中那属于崇高的部分，所以心潮难平。再想到这背后作者及其助手6年的心血，访谈那么多人，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专业术语，所下的功夫使人肃然起敬。
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是虽然主要考察京东方，但又不是就京东方谈京东方，而是把京东方置于一个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中，如作者所说，是“从企业去讨论工业”。简单地说，是以整个工业的视角来看京东方，最后对工业精神进行提炼。在这个过程中新见迭出。例如，在企业的外部条件方面有：国家整个政策演变的背景（包括80年代的去创新化），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国际环境（金融危机）以及行业国际环境的变化；企业内部方面有：创造产业的模式，企业领导人关于自己企业的理论（远见、战略、方法论），工业演进的逻辑与行业自己逻辑的划分，财务逻辑与创新逻辑（特别是这个财务逻辑，提得太好了），进取性战略、适应性战略，富民与强国的分野，精神气质的政治历史内涵，等等，都是此前我所没有见到过的。真可以说书中睿见比比皆是，我也从阅读中感受到知性的快乐。
第八章呢，基于熊彼特等人的理论，把目光拓展到运10、高速动车、红旗轿车、核动力等产业，从而提炼出“中国工业精神”的概念，让人既痛心，又兴奋。
还有，全书多处对教科书经济学和财经媒体的奚落，还透出作者金刚怒目的一面。
我感到，这是部里程碑式的巨著。
如果说不足，有如下几点：
1、关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因素：我是过来人，深知50、60 年代冷战背景与中苏交恶两点在促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精神上的作用。不知作者在这方面是不是有意隐去？
另外，只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描述中国工业精神，显得单薄了些，空洞了些。似乎需要和前面的论述建立联系，也即在这八个字之下，还包括哪些内容。既然想建立一个概念，其内部结构就要描述一下。
2、对京东方的经验缺乏一个简洁的总结，这样不利于传播。再说许多睿见散金碎玉般地分布各处，不给它们结构起来，很容易被淹没。
3、第八章之后，似乎需要以“中国工业精神”回过头来观照京东方的经验，呼应一下，也即从“中国工业精神”的高度来诠释京东方的经验，这样来对京东方经验作进一步的深层阐释。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有点“两张皮”，或前后勾连不够。
4、当代中国出版社不错，几乎没有错误。但是，没有在页眉处列出章的名称，读起来很不方便，是个缺点。
感想很多，难以备述。书前面那张2003年首批准备到韩国学习的京东方员工在长城上宣誓的照片，我看了许久，细细端详宣誓者手捂胸口的样子：它透出的神圣感，是京东方组织文化的具象，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又如，我与张红飚属于同一代人，我深深理解他的抱负、努力和无奈：真是一言难尽啊！
读罢此书，被一种久违的崇高感所激荡。说真的，看到书的最后一句话“千年易过，中国工业精神不灭”，我都想流泪。那样一种神圣的东西，还带有些悲情，怎不让人心动！
作者：孟宪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退休编审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六)：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是强国精神
二战后只有以色列、新加坡、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地区）能成功转型成为发达国家。靠的是在工业体系中的某些产业中能够培育出具有自主创新技术的领先企业。而这些国家（地区）都有一个鲜明的二战背景，都是二战中的失利方；也都有一个一致性的特点，都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地区），也正是由于以上压力，才能在日后的发展中重视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我国在解放后的30年里，大力自主发展工业，成为工业体系健全，产业门类广泛的独立自主强国。反观改革开放后，放弃了工业产业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转而投向技术引进路线。然而，引进的技术并没有实现技术国产化，更谈不上吸收消化引进的技术。只有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的企业才能在发展中始终把发展技术做为核心竞争力，才能不断的自我迭代、创新发展、成长强大。
小国可以富民，但绝不会成为强国。大国只有成为强国，才能富民繁荣。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七)：写企业的书很多，但能称得上工业史真没几本，感谢作者
去年看了下国内上市的三家封测公司，当时很不能理解，为啥国家的集成电路基金选了长电科技而没有选华天科技，后者明显在各种财务数据上面好于前者，而且还让长电去收购了一家跟自己一样高负债率，高管理，财务成本的新加坡公司，妄图整合后者强强联合，看了本书以后，才明白了，原来是要规模。
在半导体的这个行业，我们首先是要解决如何做大的问题，在十多年前，国内很少有半导体的公司能够在全世界排上号，本书中提到的各种技术封锁也都能看出来。我们不是韩国，没有三星这种国家级财阀的IDM企业，能够把自身在半导体的优势渗透到各个领域，我们也不是台湾，没有工研院这种帮着企业完成技术引进转化并输送人才的机构，企业更多的时候要靠自己。而在这波改革的浪潮中，不光在液晶面板，我们在其他半导体，甚至汽车，机械等行业都是想走引进技术的方式，但最终能够引进后转化的企业并不多。京东方在液晶面板的上面的突破，从表面上看是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实际上背后是更长远的战略意图，如果没有他，包括东旭光电在内的很多上下游企业，是无法在11年之后以如此快的速度向外突围的，技术封锁的大坝，一个点的突破真的可以导致对方的全线溃败，这是很多企业要去感谢京东方的。
希望未来5年，真的可以像某分析师说的那样，制造工艺的研究投入和产出提高的比率会出现拐点，摩尔定律会消停下，能够给更多中国半导体企业追赶的机会。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读后感(八)：读《光变》，新时代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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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京东方，也是关于国内电子工业的成长史，还是被罗振宇花了小一周时间重点介绍的一本书——很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可以肯定的是，这部书的出现时间、讨论内容以及其清晰的结论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是国内社会公众对从过去崇洋媚外式的合资、引资的旧思路转变到这部书宣扬的并购、自主创新的新思路的一次思想革命，也恰逢其时地解释了当前的国家战略、政策取向及若干普通人费解的经济现象。
新时代来临
时代总是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当人们站在这三十年之间时，习惯了河东的思维大多还会停留在河东，表现出迟钝于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当转变已经差不多完成时，迟钝的人们才会恍然大悟，继而追进去高举大旗，很可能会加速一场泡沫，只是可能浑然不觉的是，很快又可能到了三十年转变的时候了，但愿这次能先知先觉一些。
国内就在这个转变的当下，或者说至少过去五年已经开始了这场伟大的变革——这样的标志，可以从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开始，可以从出台《中国制造2025》开始，具体的时间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基于此应该能清晰理解国家最近几年的动作——国资成立了数个千亿级的专业基金，投资于集成电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以及若干年前就开始搞的千人计划、创业板市场、甚至是被诟病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切其实就是具体的国家战略，一方面是存量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另一方面就是创造增量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了。年中和大家分享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内容和结构时，其实非常惊讶于中央政府的高瞻远瞩——无论最终做到多少，无论有多少环节可能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但至少说的是对的，也能看到一些切实的措施。
于是在这个时代里最好的选择就莫过于——亲自投身其中，见证这份成长的奇迹。在这几年的投资经历中，关于方向的迷茫其实毋庸讳言，几乎是集体性的。高大上的风口词汇很多，娱乐性的成分越来越多，没太多前瞻性，甚至近在咫尺的冬天都预示不到。但答案其实并不遥远，问题也并不难看出——大家的视角过于短暂、过于商业化了。
所以读到这部酣畅淋漓的书，京东方其实是个鲜活的商业案例，能带来太多的思考，也能够预示到接下来的若干年，不出意外的话：京东方会继续登顶，甚至被神化，作为中国工业自主崛起的标杆；由此形成的新社会思潮，会带来对国内自主创新前所未有的支持，甚至驱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大众也会对国产品牌、新国货的支持上升的新高度，民族精神会更加鲜明，民族自豪感会进一步加强。这也是时代给我们这代人的最大的机遇，我们会纵情发展，成为世界标杆，彻底甩开落后于西方的历史包袱——当然，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是半个世纪。
读书笔记
书中有意思的内容，简要摘录如下：
- TFT-LCD具有一个其他技术都没有的潜在优势：它是“半导体控制”（TFT）的显示，从而给了改进液晶显示性能的巨大潜力——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善液晶的显示性能，而半导体技术进步的潜力至今看不到尽头。因此，与其他平板显示技术相比，TFT-LCD不是胜在某一个时点上的性能，而是胜在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上。
摩尔定律下的半导体产业技术飞速进步才是这个新技术得以胜出，淘汰掉CRT和背投等多种技术的基础。于是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建起来京东方的会是北京电子管厂，建起来华灿光电的会是TCL——深深感受到技术革命带来的巨痛，才更有动力去追逐这一皇冠。在没有新技术出来替代掉半导体技术之前，这一领域的快速演进注定还将持续。
- 什么是高技术？——第一是涉及的技术因素多（即包括多个技术）；第二是每个技术因素能够满足要求的范围窄，这就是复杂技术或者叫高技术。例如， LTPS（低温多晶硅）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制造非晶硅（ a-Si） TFT需要经过 70多个工序，每道工序的良率都要在 99. 9％以上。相比之下，制造 LTPS TFT的工序要比 a-Si TFT多得多，保持良率就更难得多。用非晶硅在玻璃基板上做出电路需要经过 4—5次的刻蚀（ mask），而用 LTPS则需要 9—13次，而且又因为温度高而涉及硅的结晶，工艺上的 margin非常小。所谓高技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悬崖式高度，但把复杂技术组合在一起就会面临问题，特别考验团队的能力。
非常好的阐述和理解——复杂技术，特别是考验团队能力和产业基础的复杂技术，就是高技术。相比独特的创新或重大发现而言，这样的复杂性技术的继续扩散可能会是颠覆性的——带来指数级的增长潜力。
- 为创造更大价值而进入新领域的远见和信念——它们是理论发展的前提和起点（而不是相反），往往起源于决策者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直觉，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它们设定了看问题的高度、角度和时间跨度，但它们本身要得到合理的解释才能去指导作为行动指南的战略。
这是作者总结的京东方掌舵人的理论创见——更加高瞻远瞩，富有信念，也可以说是伟大的顶层设计。这种“为创造更大价值而进入新领域的远见和信念”一旦被官方高度肯定，相信会是接下来国内创新上一个新台阶的理论基础了，这也是一场中国创新革命到来前的前奏。
- 每三年，液晶显示面板价格会下降 50％，若要生存下去，产品性能和有效技术保有量必须提升一倍以上。按照王东升自己的解释，“对勾曲线揭示了液晶显示企业的生存法则：标准液晶显示产品价格下降趋势不可避免，企业必须通过技术价值创造驱动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成本力和产线效能，也就是，以产线最佳盈利性为原则，不断推出有成本力和附加值的新产品，确保企业稳定盈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生存法则”涵盖了王东升定义的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三个维度，即速度、品质和赢利性。根据这个定义，王东升对产品开发提出了“技术领先，全球首发，价值共创”的原则。
京东方能走出一般意义上大部分企业“持续扩产能+低端重复路线”的理论基础是看到了产业规律，并且服从规律，找到了制胜之道。
-（王东升）在思考本企业所处工业的发展方向时，超越个别技术领域，从工业层次的逻辑联接点上（即各种技术的背后联系上）把握技术演进的方向。用王东升自己的话说，就是“跳出显示产业找规律”，从“技术替代的大历史背景”和“信息产业大生态”的脉络中思考。事实上，他很早就从更抽象的层次上理解显示技术。显示技术属于光电技术——光和电互相转化的技术。电可以转化为光——如显示，光也可以转化为电——如太阳能，而控制光电转化过程的关键就是半导体技术。一旦抓住半导体技术的关键作用，显示技术演进的方向和动力就清晰起来。TFT-LCD在显示领域脱颖而出的关键是它顺应了半导体技术替代真空电子技术这一历史大趋势。”
所谓的“历史大趋势”就是，“六十五年来，电子器件领域发展的历史基本是半导体技术替代真空电子技术的历史。”这个根本性的技术替代包括三个方面：（ 1）“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对电子管的替代”；（ 2）“以 TFT-LCD为代表的半导体显示器件替代了 CRT真空电子显示器件”；（ 3）“以 LED和 OLED为光源的半导体照明器件逐步替代白炽灯和传统节能灯等电真空光源”。因此，王东升把显示技术的演进置于半导体革命以来的更大产业历史脉络之中。
王东升以半导体技术的关键作用，揭示出决定未来显示技术走向的关键因素。根据王东升的定义，“半导体显示是通过半导体器件独立控制每个最小显示单元的显示技术统称”，它具有三个特点：（ 1）以 TFT阵列等半导体器件独立控制每个显示单元的状态；（ 2）采用半导体材料；（ 3）采用半导体制造工艺。
极其精彩的、教科书式的思考和观察，也是发现、坚守并ALL IN 大趋势的鲜活案例，从历史大趋势、到根本性的技术替代、到关键作用的分析，简洁透彻，极其精彩，不想删去任何一个字。
- 在产业逻辑下，对投资强度和回报时间的预期不是取决于资本赢利本身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工业的性质和企业的目标——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对最低规模的要求越大（即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企业进入的时间越晚（即与工业领先者的差距越大），则投资强度越大，而投资产生回报的时间就越长，所以投资的风险也越大——风险主要来自企业能不能把投资转化为经得起市场竞争考验的实际生产力（即产业成功）。对于财务逻辑来说，一项投资的全部意义就是产生财务回报（从货币生出货币），而且产生回报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投资的条件是在短期内就必须获得财务回报，那么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非常精彩的观察——财务逻辑和产业逻辑的冲突。随着产业的进步，投资应该同样进步，好的投资应该是植根于产业的，需要同样有长的视野和眼光。于是短视的财务投资逻辑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有类似产业的参与机会，以及这么强大的团队支持，我想我会激动的。
- 从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历史看，从后进者转化为领先者是可能的。后进者赶超领先者的关键，第一是发展出可以驾驭技术进步的能力；第二是奉行进取性的投资战略。除了作为产业化先驱的日本企业之外，所有成功的后进入者都是从掌握低于当时最先进水平的较低世代线为开端的。但实践证明，对于后进入者来说，能够在进入这个工业之后站住脚并开始成长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进入时的技术水平，而是对技术能力的掌握。一旦通过掌握较低世代线技术而建立起学习的基础，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够贯彻一个进取性的投资战略。
激进的扩张，或者进取性的投资战略其实是产业大战的重要武器，特别是在竞争到你死我活的高技术领域。扩张意味着规模经济，也意味着更大的创业基础。虽然不少公司是毯子铺太大死掉了，或者资金链断裂，或者走错了方向——但这种激进的策略，一定是值得肯定，而不应该是被诟病的策略。因为，从最底层的逻辑而言，激进的扩张意味着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这种社会意义，迟早会得到肯定，那些资金链断掉的公司固然有自己的不足，但更多值得谴责的应该是社会的支持不足。当然最基础的前提是，扩张不应该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扩张应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是产量堆叠。
- 王东升给他画了一条人才曲线，起步是普通职员，往上是人才，再往上是英雄，再再往上是领军人物。按照王东升的解释，从普通职员到人才要有项目经验，工作要努力；从人才到英雄，要有独立做项目的经验，而且做得比别人好。王东升这时问邱海军：“那么从英雄到领军人物的区别是什么？”邱海军摇摇头。王东升告诉他：“区别就是领军人物要成就他人”。王东升随之对邱重复了他多年来不断说过的话：“一定要给人家一个梦，人家才会给你干”。
这是一股精气神儿，也会是一种自豪感。好公司绝不只是运气好。
- 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国际产业转移”的说法，这个故事的背后是“比较优势论”的逻辑，说的是随着发达程度导致的成本变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中国）转移。“国际产业转移”的故事之所以对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特别有吸引力，其实就是因为省事——他们以为吃饱了坐在沙发上剔剔牙缝，中国就可以发展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这不过是在依赖引进技术发展工业的时代所养成的心理习惯。
应该是对林毅夫老师的比较优势的指责了，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说等坐等成功，不需要努力。既需要有比较优势，也需要有实干精神。
- 提出了“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所说：“……企业从来不会依靠现有产品复苏。如果它们能够走出衰退，一定是骑在新产品的背上”。因此，产能过剩是个静态概念，但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永远是动态的。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看，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有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问题。无论是在企业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真正实质是：看谁能通过升级把谁淘汰成为“过剩产能”。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未来的竞争多么“惨烈”，京东方人坚信倒下的不会是继续建设更大尺寸和更新技术产品生产线的京东方。
竞争的真正实质是：看谁能通过升级把谁淘汰成为“过剩产能”。不能同意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