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10篇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是一本由陆扬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一)：唐朝的文治与政权
2013年，上官婉儿墓在西安被发掘。这一发现引起了媒体的好奇，荧屏上对这一传奇女子颇多演绎，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呢？
陆扬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堪萨斯大学。这一专业人士对上官司婉儿墓志的印象是，文笔“十分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而且不署撰者姓名。他从这两点分析，撰写者绝非当时的高层文士，这是否说明上官婉儿的地位并不高呢？从墓志的内容上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陆扬认为，这是适应当时睿宗想要稳定政变后局势的书写策略。掩盖上官婉儿女性参政的恶名，迎合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平反的要求。
既然上官婉儿的墓志如此低调，众所周知的 “巾帼宰相”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陆扬认为，关键人物就在于开元名相张说。他在《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司昭容集序》中对上官婉儿极力赞誉，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全是形容重臣宰相的词语。陆扬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张说在借上官婉儿表达个人的政治取向。武则天大兴科举，政治上采用文治模式，而上官婉儿就是这一文治模式的核心代表。这种文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便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积淀下来并进一步转型，从而产生出既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张说就是完成这一转型的关键人物。
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精英，关涉的正是陆扬的核心课题之一：《唐代的清流文化》。虽然《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是陆扬有关唐五代政治文化的学术论文集，看似独立的篇章实际是围绕两个相互依托的课题开展，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本书即按此两个课题分为上下篇，每篇由四篇论文组成。唐朝的清流即是文化政治精英，这一群体让人 不由得想起魏晋士族，二者虽然都是社会精英群体，但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士族是一种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度，而清流是科举取士的产物，正如陆扬强调的那样，它只是一种历史现象。
朱温有一个谋士叫李振，因为考进士没考上，就痛恨朝臣。他跟朱温说：“这批人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做‘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浊流（指黄河）里去。”于是，在一个深夜，唐朝三十几名朝臣被扔进了黄河。公元９０７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唐朝就此宣告结束。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二)：萌萌的学者；酷酷的书
萌萌的学者；酷酷的书
由于离得近，我经常跑去北大听课，深感北大的学术圈，不是那么纯洁了；大师早已远去，如今的北大，荒草从生；举目四望，不是一帮腐儒，就是一群恶童。我没上过学，从事废品收购工作，也就是收破烂儿的，通过捡北大学生扔的课本，自学了横跨文史哲多个专业的课程，所以我来点评下陆扬教授的这本历史学巨著再客观不过了。
陆扬教授，第一眼见就给人一种压倒性的气质；不仔细看，他就像是包青天里的展昭大侠，或是像体育解说人宋世雄。没读本书之前，清流文化，我脑袋中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以为是酒文化。读过之后，仿佛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一个成语扑面而来：学无止境呀！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三)：閒來翻書（九十六）：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
“2016，中古史研究的陸揚元年”，宣傳中如是寫到。這是從榮新江教授前些年的評價轉化來的，當年，榮教授說“今後若干年的中古史研究，將是一個‘陸揚的時代’。”
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好高的評價！雖說上師（最初知道的往復的雲中君，今則多以微博名呼之）未必肯如此自視，但內心或以此自期，而學術，當然要有這樣的氣魄！達不達到則是另一個問題。此亦如孔孟所言，不可以聖人自居，而不可不以聖人自期。
說上師有此氣魄，從他討論的主題即可看出。在新文化史、醫療史等等日益甚囂塵上之際，他的關注點返回到了，或者更應該說，是始終集中於“政治史”——當然，此“政治史”早已超越了當年，可以說是結合了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的“政治文化史”。這無疑是理解傳統中國最爲重要的面相。何炳棣一直強調要做第一流的題目，這就是！那些總是聚焦於新奇、邊緣的研究者，即使可以做得非常成功，卻永遠無法成爲一流的歷史學家。
在集中於政治史之上，上師更要突破陳寅恪等舊有的對中晚唐政治結構與文化等的解釋框架，提供一個全新的、在他看來“更”具有信服力的解剖視角與闡釋體系。所謂“制度化皇帝權威爲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便是作者的“新”解釋。這裡，他所更爲強調的，是“皇帝權威”，而不是“皇帝權力”，即皇帝本身在政治結構之中的位置所體現的象征性意義。這也就是在強調不同於“私人性皇權”的“制度性皇權”，仍然有其重要性及合理性。不過，指出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新奇之處。雖然沒有詳細地梳理研究史，但印象中許多民國學者都有這種認識，只不過很多也並沒有去特意強調，因為在那一代學者眼中，有些常識是不需要提的。
對於墓誌史料的應用當然是本書在材料上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有些文章幾乎完全建基於數方墓誌而闡發一個大問題。但更爲重要的是，他對於其所強調的史料書寫的“修辭學”色彩、言外之意等的理解與抉發。作者善於在歷史記述的細節隱微之中，輔以豐富而又常常是合理的想象力，勾勒出“隱匿”甚至“消失”在以往歷史記憶之中的另一種歷史的真實。這奠基於作者對於時代宏觀把握的深度，並不是輕易做得到的。書中最初幾篇，讀下來的感受，是仿佛看到了徐高阮《山濤論》的影子。鄙意以爲，《山濤論》應該作爲歷史學專業學習研究方法的基本教材。
上師雖然自述本書是兩部仍待完成專著的略縮版，其中對於某些問題之研究的缺失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就本書所呈現出來的內容來看，竊以爲，有些問題，儘管也在他的關注視野之中，但卻似乎被排斥於其所構造的宏觀架構之外。個人最爲關心的，是中晚唐之思想變遷問題，在他的解釋體系中居於何種位置。書中曾提到，清流文化與古文運動或文學復古，即使常常是同樣一批人物，卻並非同一潮流的不同面相，會在不同的社會圈和實踐中採取不同的立場，傳遞不同的聲音，代表不同的身份（頁241）。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說法。涵蓋整個中晚唐的核心政治文化，與中晚唐最爲重要的思想變遷，竟然完全無關，參與其中的人竟然也像人格分裂一樣，表現著完全的不同，難道是正常的麼？
書中有些地方，似有推論過度之嫌。如僖宗時鄭從讜開府，所擇皆“一時選”，此《新唐書》明言此在“言得才多也”，即指從讜所擇者，有才學，有時望。而書中申論在京師士人眼中，這種“一時選”是利用一流人才化解危機的正確手段，即強調清流人士之重要作用，此即不知從何推論而來？又朱溫擧張廷範爲太常卿，是故意向清流文化核心價值挑戰的一種信號，而裴樞恰恰捕捉到了，其反對則意在維護自身清流領袖的政治資源，守住這道防線。對於朱溫與裴樞究竟是否有這樣明確的意識，此處的解釋僅能說是猜測。
在論述清流文化時，上師指出，其核心成員以翰林學士等詞臣爲重要身份象徵。那麼，這些詞臣在當時的政治架構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唐代的情況不太了解，宋初的情形，一則上師已引，即宋太宗所謂“一佛出世”之語，詞臣仍舊得到非常高的評價與重視。但這是否即代表著清流文化的延續，不無疑問。《續長編》曾記載，“（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欵解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此即表現出宋太宗對於不同職位的待遇差別，其榮寵則僅限於學士。對學士本身的優待，能否即代表著對其所代表的清流文化的尊重呢？若如上師所言，從詞臣到宰輔，是清流文化下的正常升遷途徑的話，清流文化下的士大夫及其影響力，就不應限於詞臣的身份。這裡，或許也需要在更爲寬廣的視閾中予以考察。
2016年3月草，5月6日稍作補充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四)：从清流到士大夫
从“清流”到士大夫 ——唐宋政治文化概论 近日新读陆扬先生《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下引皆称“清流文化”）一书，其于中晚唐之政治文化诚多发覆，令学界为之侧目。又重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感悟氏著之经典。仅以此文略表敬意，作读后所感之叙。 陆扬先生《清流文化》一书以墓志碑铭等出土资料为核心，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对中晚唐的政治史提出许多发覆之见，涉及到政治史的方方面，诚如陆扬先生自述道：此书围绕着两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也互为依托的历史课题，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所以此非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而是仍待完成的两部专著的缩略版。笔者于唐史尚未多涉，限于学力，故仅对前者整理总结，作出一般之看法，而对后者则以士人为视角，同时亦于余先生之著相参对，略论唐宋之政治文化。陆先生之作首先以西川与浙西事件为对象，试析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而发微的“元和政局”。西川刘辟叛乱事件以收复东川为转折，标志着宪宗铲除贞元以来节度使擅立习气的决心确立，及朝廷与藩镇实力强弱之转换。而后又以浙西事件平定亦代表着朝廷对其财赋要地，江淮藩镇类型（杜希德言）的牢牢掌握。而以此两事件的发端，传达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社会风气，套刘咸炘先生所语，即所谓的“势”。而此一新“势”也与元和政局相为表里，为此后皇权权威的重新确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陆先生又根据新出土墓志得证其关于此二事件的分析，可见先生史学洞察力之敏锐。 而后氏著又根据梁守谦、刘宏规这两方墓志分析了“元和时期”宦官士大夫化或者说官僚化的问题，以此两个不见于两唐书记载的宦官领袖，重新界定了关于中晚唐的宦官研究，也反映了宦官身为内廷的一部分，与翰林学士同组成皇权新的基础，一方面地位尊贵的清流次臣，另一方面则手握忠权的宦官，而这两部分的显贵，亦反映着中晚唐对皇权重新塑造的努力，而这一努力在这一时期亦是卓有成效的。上篇最后一部分则以冯道为个案研究讨论了清流文化对唐末五代士人的影响，冯道出身河北藩镇，却仍旧沿着晚唐以来文学官僚的典型仕途模式发展，虽受到中朝清流右族的歧视，但并未影响冯道为清流文化体系的包容，如若不是其子冯吉早殇，冯道很有可能开创出新一代的清流文臣家族。 上篇几篇文章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副不同传统史家所描绘的“元和中兴”，但我们要知道的是，皇权权威的重新确立并非于宪宗朝是一蹴而就的，至迟代宗时就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李辅国的擅权想必是一定程度上得到代宗的许可的，不然《册府元龟》也不会将其放入“帝王部姑息条”了。上文亦说明了，皇权权威的重新确立标志着所谓“中官四贵”、“清要学士”的兴起，从而使内外朝之间重新达到平衡，而宪宗朝对地方藩镇领袖的更易更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确立，而这一中兴或所谓的“元和政局”的延续更应成为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穆敬文武朝的政治局发展又朝着哪个方向所发展？何以文宗如此厌恶宦官却不延续宦官官僚化的进程反而出现了仇士良这样的传统型宦官的巅峰？ 下篇的几篇文章——《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上官婉儿和他的制作者》、《唐末五代的词臣及词臣家族》基本阐述出了作者对中晚唐的“文”的倾向的敏锐把握，其认为，上官婉儿作为新文治模式的先行者，在武后中宗朝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其在政治上的争议所不同的是，时人对其杰出杰出文采及对文章之士的提拔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而后张説也发挥了这一政治文化转变的关键作用，诚如作者所说，“张説可以说是武后创建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这一文治的延续也随之奠定了中晚唐清流文化的形成。“清流”一词，并非中晚唐才出现，两汉之际便有士人自矜品节，自视清流。而“清浊之分”起初也仅仅对文人品格风尚而讲，直至随后“清议”、“清谈”的出现，才牵涉政治含义，而中晚唐的“清流文化”则变成了以文学诗赋进，学士侍从官为显要的文学官僚群体，这一群体不同于东晋的门阀世族，也不同于宋元明清的士大夫官僚，他们以文学词臣自居，以荣居天子制诰之位为耀，（大手笔一称呼则完全透露出这一政治取向）视轻视吏事之官，这一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也仅仅在中晚唐的政治土壤中所生长发展。而清流文臣这一群体也并非如门阀士族那般唯门第论，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一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有寒门也有士族，而这双方的价值观虽有冲突，但其文学官僚的核心特征则是一致的，而随着几代的经营，双方的价值冲突则完全的磨合于清流文化这一体系之中。这一群体最显著的代表便是词臣，陆扬先生书中对卢文度家族的分析则十分明显的突出了这一特征。 诚如陆扬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清流文化的影响延续到五代宋初，但新的政治文化同时亦在酝酿之中，于两宋绽放出不同于唐也不同于元明清的士大夫文化。余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皇皇巨著，限于篇幅，其内容盖不赘述。 宋朝统治者实行“右文”的国策，故宋一代，士人始终作为“右文”政策的直接相关者而参与到政治建设之中，也正如余先生所论，宋代统治者也必须争取士人阶层的支持，以维持其正统性。正是这皇权与士权的双向互动，使士人阶层逐渐成熟，从而出现文彦博所语“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现象，而随后南宋理学士大夫亦以“得君行道”为期许，积极的“变天下无道为有道。”可以说，高昂的政治主体性一向是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余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以精辟的眼光考证了宋朝的“国是”，“改革变法”、“绍述”、“建中”、“和守战”、“皇极”等一系列的“国是”皆是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商”而成的，皇帝不再垂拱在上，反而与朝中的士大夫结成同盟，一齐对“国是”负责，而这一现象也深深激发了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性，而这一宋代的特殊政治文化是空前绝后的，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天水一朝思想最自由”。同时这一时期宋代新儒学的复兴运动亦轰轰烈烈的发展开来，宋儒摒弃汉唐而法三代，以先儒所传所学为根本，重新构建儒学体系，形成了“性命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完善了“不言性与天命”的孔子学说，从释老之学处争得新学说，从寺庙道观中争得新士人。 最后略引张载的“横渠四句”来结束本文，而此亦可最能代表宋代政治文化之显著特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诸君共勉。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五)：清流而过，未能入木
陆先生重视考据，但对考据的整理和运用还有欠火候，比如基于墓志而解读历史，固然是尽力回到原文，但无可厚非的是墓志本身文体特点，可信度大打折扣，陆先生文中也几次提到这一点，做退而求其次的解读，但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
比如对词臣历史地位的解读，一些墓志竟然是子嗣所写，而陆先生以此作为评价词臣在朝历史地位的几乎是唯一依据，实在难以服人。
其次，陆先生对于历史的解读欠火候。比如上官婉儿一章，如何运用意识形态的手法来制造一个政治形象，这一点上一直没有深刻的分析，而只是停留在一些史实的整理上。
关于全书重点之一的论述“文”在唐代逐步重要，这一观点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并不新鲜，也未见陆先生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工具进行剖析。
全书兴奋之处在于，陆先生在P242提出几大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古以来的核心统治理念是什么，特别是皇帝的权威是以何种方式来展现，文辞在维系唐帝国统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何一个在文化种族上罕见多元的古代社会会接受这样一种高度礼仪化和文学化的书写模式，并以之作为政治沟通的最核心方式”
这些问题刀刀切中解读中古的要点，只可惜陆先生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答。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六)：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
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
——读《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文/小王纸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终于面世，随着近年不断翻新的中晚唐研究，作者也尝试着在对各种文献考释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一套历史解释体系，也为读者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此书甫一出版，便购回阅读，作为一个初学者，读后有如下一些想法。
从时段上看，该书是陆扬老师近年对于唐五代研究的系列论文之集结，但自有其侧重的面向，即如书题所言乃是探讨此时段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清流文化”。通过阅读作者自序，可以了解到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概念来研究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史乃是由于作者关注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里不仅包含了八世纪以降君主制下皇帝内涵的变化，也有维系政治运行稳定的“内大臣”与“外大臣”两个群体相互影响下的不断形成与分化，同时在这种群体机制下政治文化的扩散以及其对空间上不同地区的渗透和对时间上五代直到宋初的影响，而其涉及到的概念如“词臣”、“宦官”、“宫廷”、“藩镇”等都是理解这一时期无法回避的关键词，可以看出，该著意在挑战甚至颠覆传统上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另辟蹊径来对一些习见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当然，新的解释必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作者在自序中谈到他选择9世纪及其后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段的传统史料摆脱了唐代前期那种因故意粉饰而造成的“阙如”，呈现出一种可以运用“校勘法”的“复杂性”，由此而导出作者自觉运用的墓志等石刻史料与传世文献的对比解读成为另一个潜在的因素，也是方法上的可行性——我们看到，本书除附录外的八篇论文全部都涉及到墓志文献（《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代的清流文化》较少），而且这其中半数以上是以墓志文献作为讨论主题的基点，这是与传统政治史研究以解读史传文献为主的路数不太相像的，因此，作者的“唐后期政治史研究也算是一种充满勇气的冒险。”（P.3）与传统相异的还不仅于此，在这些文章的背后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受西方学术方法影响下的研究方式，这一点在其自序后半部分有详细的解说，而读者自然也是循着这些方法产出的概念和思路来观水观术的。有趣的是，如同作者构建起来的“清流文化”主导下的中晚唐政治体系，陈寅恪先生在数年前构建的那些宏大的解释框架背后也是有其西学之背景，这不禁让人思考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中、西两种学术方法究竟应在哪些方面充当适当的角色。
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应该落到具体的内容中去看。全书分上下两篇，每篇收文四篇，上篇收集的似乎是以个案切入的文章，而下篇在主题上则有宏观论述的感觉。从逻辑上看，由上篇先开始中唐政治格局的变化到最后晚唐五代时期“清流文化”的成熟自然导出了下篇对这一政治文化在不同具体语境下的分析。第一、二两篇文章自成一组，第一篇讨论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錡二藩主因未适应宪宗在位时期新的对藩策略而被迫走向对抗这一过程，第二篇以韦羽夫妇、薛丹夫妇以及张氏的墓志来对第一篇的论点进行补充。具体而言，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采用了分析性叙述的方式，从刘辟自立节鉞到入侵东川，以此为契机宪宗决定公开讨刘来改变德宗以来对藩镇“姑息”的态度，以动态的视点来描述宪宗和刘辟不断博弈的过程，从中看出宪宗元和新政的核心，“也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P.50）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藩帅若还想保持贞元以来的半独立状态则必然会与中央产生矛盾，而李錡则是抱与刘辟同样的想法而不自觉的选择了这条道路。之所以说不自觉，则是因为卷入、化解或远离这个矛盾并不是人人都能逆料，由中央上层为主的新型“制度化皇权”和地方官僚集团对此不断发生转变的理解常常容易错位，但前者内部的不同官员与后者之中不同倾向的集团又有互动，因此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此网络随着新旧观念不断重组，最后又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而又对所有参与这一格局下具有政治身份的人造成影响。如同韦羽和薛丹等官僚一般，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下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之后的人生。
在新格局不断产生的过程中，制度性的变化是可以为史家所把握的。第三篇《9世纪的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则是分析了在宪宗新政的背景下两位内廷权宦崛起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宦官弄权、内外党权等解释方式，作者别出新裁的提出“制度化皇权”的概念以与个人意义上的皇权相区别，这也是前两篇文章的旨归。这一“制度化皇权”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内廷宦官。根据作者分析，元和以来这一“体制外”的官僚渐渐不同于前代高力士、李辅国、鱼朝恩等一人“独裁”式的内廷政治，而是以一二领袖为核心形成一个“内大臣”集团来参与行政。在内，该集团与外廷宰相与翰林学士互相磨合协作，在外，又代表“皇帝”的形象完成出使、监军等与控制地方相关行为的任务，是唐廷对内部皇位争夺与外部割据危机的修正手段，梁、刘二人就是推动这一制度走向成熟的代表。该制度形成以后与外廷翰林—宰相体制双规并行同时又互相影响，是理解唐后期帝位与清流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独特的视角则是作者对传统理解驳证的基础上形成的。
《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在吸收砺波护、王赓武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位历经五代的权宰放置到晚唐至北宋特定的“清流”发展脉络中去解读，并提出五代时期的清流文化的特点正是由“排斥性”转向“包融性”，其体现就在于它吸纳了冯道这个一度处于边缘的人物——不但在出身上是“孤进”，在地域上也是来自于“化外”之幽州。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正是对特点时期处于特定政治文化下一个人的描写而推及一整个群体的特点，以这一政治文化在河北地区的渗透来看其在空间上的延展，充分体现了清流文化的生命力与提出这一概念的意义。而对作为一个概念的清流文化的阐述，则见于《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一篇中。该篇作为承上启下的篇章在全书中据有核心的位置，下篇中《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与《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也可以看做此篇分析框架下的个案研究。
收入本书的《唐代的清流文化》系统地解释了何谓“清流”并分段概述了“清流”产生并逐渐形成一种特定政治文化的过程。概括而言，清流文化是围绕唐代特殊的“文”产生并发展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文化，受益于此的主要是由进士高举而成为草诏词臣的士人群体及其家族——它不同于唐以前的以“门阀”鉴别“品流”来获取政治地位与利益，而是在逐步消除门阀大族的影响下以文学才能和清要职位为标准，即人物品流的衡量标准是“文”和“清”。关于“文”的重要性乃是唐长孺先生“南朝化”的论点所突出的，“清”则是陈寅恪先生论则天以降文学词臣通过科举晋升新贵的表现。作者在这里虽然借鉴了这些解释方式，但又不同意这些解释方式，“文”在这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与文治等意思，而是作者所提出的制度化皇权下具有“体国经野”力量代表的“文”。同样，“清”并不仅仅是科举进士区别于“山东旧门”的代名词，相反地则是这二者的交集，而其所以相交的共同属性则是“文”，因此如作者观察到的无论是出身孤进的冯道还是累代清显的杨凝式，抛开他们的背景却都能在这一共同体制下争得政治资本。不过“清流文化”的复杂性也使其被“礼法门阀”和“浮薄进士”这样的社会因素固化，在晚唐越来越呈现一种封闭性，讫于唐末则成为中流和边缘士人矛盾的交点，开篇的“白马之祸”则是其由胜而衰同时也是走向“冯道时代”的转折的节点。这一倾向于抛物线运动的变化在开始是打破旧有政治格局的新军，上官婉儿和张说的“词臣”身份在皇权体制下的重要作用是其突出表现。经过一个世纪的政坛纷纭，该文化不断成熟并囊括了相当一部分掌握核心话语权的主流士人，形成另一个“阶层”的同时却逐步固化，最终在“白马之祸”后再度体现出其“包融性”来通过吸收新的群体改变自身，又成为通向北宋士大夫文化的另一个过渡。
纵观全书，作者的视角始终不离“文”这一“清流文化”的核心概念。前三篇虽然是讲元和内外两方面的政局，但将其视为清流文化在中唐迅速发展的背景亦无不可，循此线索而下，晚唐五代的政治史便可以用神秘化、制度化、权力化了的“文”来钩玄提纲，抛开了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泛指，从政治文化的层面阐述了由唐到宋政治演变的轨迹。正如作者所言：“唐五代的清流文化恰恰是这样一种新旧相参、难以用内藤式框架把握的重要历史现象，考察这一现象是进入唐后期与五代精神世界的一个关键。”（P.213）诚如是言，在进入这一现象具体的方法上，作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运用大量的墓志石刻材料以及对其中看似古奥刻板文字的别样解读，全书最后一篇书评《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正是该方法论的阐释。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来提示研究者对石刻文献的解读不要汲汲于考订它的内容，而是更多地去留意作为一个整体的以及一个文本的墓志的指向性，因为以墓志为代表的这种特殊文本题材是与文体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分不开的（P.324），“文”即是这样一种时人特殊的观念而被著之于铭誄，刻之于碑板，为前贤不见而后学所见的。通过对唐五代大量墓志的解读，作者在这种看似千篇一律的文体中看出绝大的差异，强调了墓志在官方的话语体系外保留了很大的私人言说空间，因此在分析重大敏感的政治事件或暗流涌动的社会变化时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作者通过《卢文度墓志》保留下的较为完整的信息来研究一样，这一墓志在内容上不但可补史传之阙如，在文本的特点所指下结合卢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史料，便完整勾勒出一个晚唐清流大族的政治历程。当然，这样的研究方式建立在大量阅读同类文献的基础上，作者对志文中遣词用典微妙之处的敏感同样来源于斯，而恰恰是这些细处的用语又是解读墓主在具体语境下行为活动的关键，也是明晰墓志所想要将读者导向的意图，那么由此而开出对墓志文类的文学性分析则是又一块天地了。
作者除了在墓志材料运用上的熟稔外，对传统文献的解读也体现出一种深度，这不光体现在具体文献的互校互释中，还体现在经过大量阅读文献而得出的一些“常识”，试举几例。如在讨论韦羽的仕宦历程时，对中晚唐经科出身的州府官员升迁途径的归纳：“在中晚唐，像他这样以明经出身而走上这种仕途轨迹的大族成员很多，他们以后辗转于各州府担任僚佐，能向上攀的可能性相当小，要打破这种困境通常是受辟于藩府或度支盐铁使等财政要员，在这些人的举荐下进入更好的仕途，韦羽的经历或可以作为这种情形的例证。”（P.75）此外，还有阅读墓志文献的经验之谈：“以笔者阅读唐代墓志等资料所获印象，从京兆府法曹调授，上县县令似为主要的升迁去处之一，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姑记于此。”（P.77）还有对内廷职授趋势的总结：“唐代有职官品级身份的宦官，特别在中唐以后，不少出身于军人家庭，尤其是折冲府和中央卫府的军将。于此相应的是来自北方的人士也渐多。梁守谦和刘弘规都是符合这两股潮流的典型例子”（P.92），对比通常盘桓在读者头脑中的唐代宦官多来自于闽广进奉则大相径庭。
通过阅读该著而引起我特别注意的乃是如上所列举的几个研究特点，当然，作者在行文过程中也不断提示出一些中古史研究的指导性方法，即使考虑到具体的论点和语境，我仍然觉得该著在政治史研究上的贡献是方法大于论证，这也合于作者的自期：“但我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两个例子说明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根源的所在，这一认识在史学上的意义要比解释具体事件深远得多”（P.4-5），方法上的自觉更新带来的是视角上的彻底转换，而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论著正是在流动的时间当中捕捉那些激荡起来却稍纵即逝的浪花，并在这每一片浪花反射出来的图景中看到整个顺流而下之势的来龙去脉，在这里，史家观潮的角度就决定了他所能看到的东西。以突破单纯文本意义上的“文”为视角去考察不同人物的生平活动材料，在不断综合归纳他们的同异点之时将史料的分析转化为史学的分析，最后通过叙事的手法呈现，这个过程中无论新材料的运用、大量文本综合又不失细致的解读以及在修正前人研究基础上新概念、新体系的构建,都是在传统政治史的表层之下对其进行了改造，因而以具体研究引导出新的方法，成为一种作为方法的政治史研究。
诚然，该著无论是在宏观建构上还是微观分析上都有上述明显的优点，可零散论文所形成的集子难免在整体性上有所欠缺，且某些较早的篇章中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推论，彼时可能还未形成后来成熟系统的思考。不过，作者已经说到，该书对收入的文章有很大程度上的修改来适应专著出版的要求，其牵涉出的重要问题也是两本有待完成专著的缩略版，在考虑到这个缩略版仍然给我很大的启发下，有理由相信作者今后一定会完成关于这一时段历史的扛鼎之作。
2016.3.2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七)：一座学术的丰碑
随着陆扬教授《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
中古史研究正式进入“陆扬的时代”
这已是当代中外学界的共识
广大中古史研究者无不为身逢盛世感到欢欣鼓舞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好不好？
当然好
好在哪里？
多数人讲不清
大家只知道本书是一座宝藏
里面随便拎出一句话
就够自己琢磨五十年
然后写出一本论文集
其实，《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主要有两点突破
我简单讲下
一个，是将出土实物（墓志碑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一个，是将西方理论与传统方法相结合
这两点，此前是没有人能同时做到的
即使做到了，也没有得到笔者的承认
尽管本书由于作者简介未附照片而导致学术价值大减
但它依旧是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中古史著作，没有之一
单是书中序言罗列的那些外国人名
就充分证明了我酥的视野与阅读量除今上外无人能及
套用作家宝康的一句话：
很多人看完脑袋都嗡的一下傻半天认为起码能得一全国奖
尽管有人曾指出书中的一些引文可能用了电子检索而没有复核原文
这对普通学者来说，是学术素养不够的露怯
但对我酥而言
乃是他学术特色的光芒乍现
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来揣度这样一位从东语系走出的历史大家
而文献学的功底、对史料的把握也从来不是衡量我酥学术水平的标准
唯有阅其文、睹其颜、望其势、观其气
才能基本体会到他的学术理路
与土鳖学者不同，我酥不会不加节制地大段大段征引文献
即使长篇引用冯道《长乐老自叙》这样的名文
他还是会拉上一篇没什么关系却更长更出名的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以增加趣味性
他对史料的剪裁与理解自是现今学界无人能及的
当代学者是幸运的
他们与钱大昕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生活在同一时代
能够借助便捷的网络向他问学请教
甚至与之共事、切磋、辩难，并出现在他后记的感谢名录中
当代学者是不幸的
他们无法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几百年后书写学术史
他们的名字大都也只能在“云中君时代”一节中作为注脚出现
郭沫若曾这样盛赞闻一多：
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
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
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
这句话稍加改动即适用我酥：
他虽然在唐史研究里游泳
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
而是作为鱼饵而游泳的
可以想见，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一些试图阻挡时代巨轮的螳螂
将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
请不要介意，这恰恰是我酥“鱼饵性”的体现
正如白寿彝无法否定钱宾四的成就
卢建荣无法阻碍“余先生”获得5000万大奖
再多的诟病与指摘
也难以挡住云中君时代如高铁般况且况且地疾驰而过
……
假使有一天，天妒英才
云中酥没能熬过周有光
而我也没有被经我酥鉴定属实的抑郁症带走
我会在微博写下这样的文字：
听闻@雲中上師 去世的消息，十分痛心。我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王子屯大学）的Small World Cafe（小世界咖啡馆）多次见到他，当时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燕京学堂”学派所开创的学术研究新范式，但他告诉我，相比这些，他更在乎福福和宜宜今天过得是否开心。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八)：词臣如何走向政治舞台
陆扬先生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确实是有着相当成绩的历史学著作。这本书的序言就是一篇很有内容的文字，其中他提出要做到符合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这一要求。在谈到刘辟、李錡这两个地方节度使的继任以及与朝廷产生矛盾的问题上，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唐宪宗即位之初，刘辟、李錡还依据唐德宗时期那种惯例去行事，却不知道新皇帝在处理藩镇问题上改弦易辙，他们也就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处分。其他一些不听话的藩镇，在这样一种形势的压迫下不战而降。或许他们的实力未必对抗不了朝廷，但是他们都妥协了，战胜刘、李二人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势，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陆扬先生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一微妙的势的作用，很值得肯定。
对历史上唐德宗和唐宪宗的不同评价引起了我这样一个思索，一个政治人物在当下的作为，它的成效有可能是在这个政治人物下台之后出现。一般人包括陆扬都认为德宗软弱，宪宗有作为，然而唐德宗与唐宪宗之间的转变是不是应该如此去评价呢？“泾原兵变”之后，德宗在全国征收各类税收，背上了聚敛的恶名，这一聚敛或许是唐宪宗一朝能够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唐宪宗的政治成就可能是挥霍唐德宗数十年经营成果取得的。然而历史对于两人却有着如此不同的评价，给人一种“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取蔡中郎”的感觉。
陆扬在分析梁守谦的文章中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政治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难得。研究中国历史一个正确的思路就是去分析人物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不同政治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从这些细微处入手比搬弄西方的名词和概念体系更有价值。陆扬令人信服地说明，宦官废立君主是迷思，唐中后期，宦官制度进一步官僚化，经历了从家奴到国家大臣的变化。
与宦官的发展相类似，唐中后期清流词臣的崛起是政坛上一个明显的特点。冯道的政治生涯反映出词臣依靠自己数十年的经历，已经能够在官僚队伍中站稳脚跟，和高门大族并列。冯道作为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士子，他没有显赫的门第，但是他所代表的背后那一个强大的词臣群体发挥着重大的政治作用，正是凭借词臣崛起的这样一个趋势，冯道能够在政坛屹立数十年，历经数朝而不倒。北宋士人对冯道进行的那种肤浅的道德式评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从武则天开始的一直到北宋前中期，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势力的消长。清流通过撰写奏章，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其职位也越来越重要。这类寒门士子，在唐中晚期不断扩大其势力，并且不断地规范化，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然后到了北宋前中期，清流词臣的作用才逐渐的变得不重要，因此给皇帝草拟诏书的技术含量在不断的降低。于是清流词臣的也就逐渐的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陆扬把握的这一历史潮流确实有其价值，词臣能够依附于皇权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依靠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文”的看重。同时，由于皇帝需要更听命于自己的家奴，这一点，宦官和词臣都能够做到，随着皇帝任用的这类私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逐步的官僚化、制度化，成为皇权之外的一股力量。这一词臣拥有较高政治权威的状况对于中晚唐和五代的政治发展路径有着较大的影响。
陆扬揭示的这一政治生态有助于理解中晚唐以后的历史发展。词臣能够成为政坛的重要力量，在于其借助了皇帝的权威。其实他们自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政治资本，比如家世、社会声望等等。因此，文士在宋以后虽然可以主政，但其实他们的政治根基是很脆弱的。在唐末，朱温、李克用这一类人物也站在政治舞台中心，使我们相信，冯道之流尽管有相当的政治权威，但其政治势力仍弱于军阀。宋以后，文臣越来越独占政治舞台的中心，特别是他们的历史书写极大地忽视武将的作用，这种偏向极易使人对明清历史产生误解。而陆扬的描绘的词臣与军阀互动的格局似乎比较准确，这一点对于理解由宋至清的历史也很有意义。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读后感(九)：权力运作的逻辑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变革多在朝代鼎革之际，如殷周、秦汉、隋唐、元明之交均是；但唯有中晚唐和晚清是显著的例外，这种新的变革是在中央的旧外壳依旧保留的情况下缓慢过渡到新的体制。何以这两个王朝能展现出惊人的顽强和韧性，竟能挺过一次次严重政治危机的打击，“本该”结束的王朝又延续了数十乃至百余年，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课题。从历史上看，一个中国王朝在经历一次动摇根本的危机之后，通常中央权力就难以复振，政治活力往往就此落到地方（如东周、东汉末、北魏晚期、晚清等都是），换言之，像五代十国这样的割据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早该”出现了，然而中晚唐时期的朝廷力量仍活跃在舞台上，只是在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之后才逐渐衰微下去，这种强韧的生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究竟从何而来？ 对此，一个方便的解释或许是：安史之乱爆发之际的唐朝本来就并非已衰落到不堪一击，其本身就还相当强盛，因而朝廷虽然屡屡失误，但仍能调动力量、运用策略，将藩镇割据限制在一个局部地域范围之内。在这种应对全面危机的过程中，朝廷可选的策略是一贯的：充分利用皇帝权威和大唐的合法性资源；稳固尚在掌控之中的地域；强化既有资源的汲取，并建立直属中央的军事力量（禁军）；运用纵横术的谋略来分化和打击个别不服从的藩镇；在贵族和节度使这样更具自身独立性的中层力量之外，从出身更卑微的阶层（不论是宦官还是底层文士）中寻求更依赖于皇权的同盟者。实际上，除了皇帝权威及其合法性资源之外，朝廷的做法与那些与它竞争的藩镇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可以说，在中晚唐出现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政治现象：一方面是中央和强藩为重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参与及政治权力的向下渗透。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叙任权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不无相似之处，即皇帝不得不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并为了在斗争中获胜而向下寻求支持。 在此情形下，所谓“清流文化”成为一种新型政治精英的评判标准，与之前那种以郡望、世家或官品的身份不同，清流文化强调的是“文”的素质与特定资历的结合，换言之，它更基于个人才能而非血统等“给定的”因素。按照陆扬的论述，唐代是“文”作为精英最高价值取向的关键性转折时代，这种“文”与皇帝权威的核心的政治形态高度结合，明确“‘文’才是传达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终极手段……其实质是要凸显皇帝的权威和个人魅力”（页224）。然而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皇权的加强在当时也不是目的本身，而恐怕是为了应对危机和重新整合帝国的手段。 陆扬虽然自问“为何到了唐代，‘文’才真正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衡量标准呢，这种‘文’的具体内涵外延又如何把握？”（页283）但自问之后并未自答。在我看来，这同样是对安史之乱这一危机的应对。不过，陆扬未曾提及韩愈这一重振儒家的关键人物，他振衰起弊，正是为了重树儒家的文教理想。此外，清流文化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为中晚唐文学普及、渗透到更低阶层的结果。固然，从科举制中寻求出身社会下层精英、更多依赖皇权而较少具备独立性，然而书中也举出张九龄和裴枢等的例子，表明这种清流文化实际上与最高统治者取向颇有不同：皇帝看重的往往只是“吏能”，然而清流精英却敢于顶撞帝王，坚持自己的评判标准。这涉及到这一新的群体的自我认同感是否能保证其独立性，而从结果来看，在握有实权的人物面前，这种独立性难有保障可言。按陆扬的论述，藩镇诸侯竭力延揽文士，是因受到唐廷倡导的以文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渗入，但很显然，从朱温、赵匡胤等人的言论来看，藩镇诸侯对文士所推崇的最高价值并不认同，他们倒不如说看重的只是他们的“功能”。也就是说，政治家（尤其乱世政治家）看重的是能力，重视的是如何通过执行权来进行统治，但这会被中国传统儒家政治视为霸道，而文教则认为政治事务的最高使命在于“人文化成”。此类观念的冲突即便到晚清仍是。 书中另一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提到的唐代政治理念和运作中“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固然是得自西方著作中“国王的双重身体”，但在此的确可以解释一系列现象，他进而主张“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页6），不仅如此，他认为“从德宗以来，皇帝在唐代政治格局中所能发挥的权威越来越基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皇权。作为个人的皇帝要能真正发挥稳定政局的作用，就必须依照此种新政治格局的要求来行事，否则即便有求治之心，也难以达成目的”（页135）。但中晚唐的皇帝之所以起用宦官来掌权，架空外朝，是因为中央官僚系统与“地方藩镇体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吗？恐怕不是。倒不如说，皇帝的行事在诸多方面越来越像藩镇诸侯：同样依赖私人军队，同样任用更具人身依附性质的亲信——在他们眼里，宦官原只是“家奴”。 制度化皇帝权威的代表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他强调，“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双方各自的职能根据新的情势作出相应的调整，两者的权力平衡最终要靠皇帝来维系”，“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代表的主要是制度化的皇帝权威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页8）。话虽如此，但新体制的建立本身，其实就与唐宪宗顽强的私人意志有关，只有这样强势的皇帝才谋求绝对控制权，既然他在当政后就迅速改变游戏规则，也可见原有的制度并未能对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形成有效约束。这一点在中国史上屡屡如此，即便到了文革时代仍是如此。 按陆扬的理解，中唐元和时期中枢政体的运作，“内外廷机构处于平行发展和合作的状态，两者不断根据实际政治和行政的需要来界定各自权威的界限”（页99），否认宦官力量恶性膨胀以侵蚀或支配外廷官僚。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很奇怪的，他未提及一点，即外廷官僚当时并不掌握关键的禁军军权。在中国史上屡屡有这样的现象：新的军事力量一旦涌现，即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说白了，宦官力量的支撑不在于皇权的赋予，而在于军权。一旦军权旁落，朝廷战败，“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邠岐，南衙北司（分指文官与宦官）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十月条）。在这样一个实力至上的时代，最后都是暴力的掌控者说了算。 皇权的双重性可以这样解释：帝王的私人意志放大到极端，即是专制；而机关化到极端，则是立宪君主。在前一种情况下，君主的权力的任意的、无限的，而后一种情况下则是有限的、非个人化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前夕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的权力不是其个人的，而是国家行为，天皇只能按宪法规定的来行事。陆扬在中晚唐政治格局中，拈出皇权的双重性作为分析重点，不无卓见，但他说的皇帝权威的“体制化”，显然并不是一套具有约束性的、明文规定的政治共识。不妨这么说：唐代中国会选择立宪君主吗？恐怕即便是晚唐诸帝，也不甘于成为无实权的“立宪君主”，而他手下这些人也并非独立行事的贵族。事实证明，晚唐五代政治的发展，是集权而非分权，中国的统一，常常都是沿着权力再度一元化的路径。虽然他强调晚唐皇帝的权威，但从唐衰到宋兴，靠的也不是旧有中央权力模式的重振，新的权力中心其实起自藩镇，或者说，中央也藩镇化了，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即要求绝对效忠于一元的权力中心。 从这一点来看，全书所真正论述的应是中晚唐某种政治统治模式的确立，而非仅是“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因为作者似乎暗示，中晚唐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这个看似纷繁混乱的时期孕育了新的体制和新的可能。不过，在这样一个权力政治的时代，他往往略过那些真正影响政治体制兴衰的因素（尤其是军权），而更注重“势”和无形力量对政治趋势转移的影响，这种敏感除了学术训练和新的学术热点因素之外，或许也是“循性为学”？因为在行文叙述中可以发现，他偏好复杂多变的事实、多样化的细致解读、绵密的论证，不时强调“历史想象力”和“分寸感”，从他对陈寅恪和内藤湖南观点的异议来看，他对粗线条概括的分析模式“尤其不赞同”（页213），偏好错综微妙之处。他看来讨厌社会学式的模型归纳，在他看来每件事都是不一样的，因而每每沉浸到历史细节中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而这却也容易导致一种史学家尤其易犯的错误：迷失在细节中（lost in detail），从而会绕进一些琐碎的历史事实来否定整体性的理论概括，这也会导致过分纠缠于一些具体事件。如果说他对前辈学者的不满是觉得“见林不见树”，那或许他本人正有某种程度上“见树不见林”的问题。 已刊2016-6-27《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作《晚唐帝国的落日余晖》 ---------------------------------------------------------------------------------------------------------------- 勘误： p.5：需不断反省潜藏在这些书写里的修辞意向和话外之音：“意向”似当为“意象”？ p.16：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看下文似宜作“创世传说” p.35：见樊绰《蛮志》卷四：应为“蛮书” p.39：授以庙算，假之天威，馘丑挫凶。霈有馀力。若更多征征镇，广命师旅：此处“挫凶”之后应为逗号，又，既然“霈”保留繁体字，那下一句恐也应作“若更多徵征镇”为好 p.46：江淮虽说是唐朝的经济命所在：似当作“经济命脉所在” p.70：《册府元龟》卷三七四《将帅部·忠》五：标点似不宜将“忠五”二字断开 p.75：豪州钟离县令：濠州 p.92：祖父是梁州汉川府的折冲都尉：按《旧唐书》卷四三地理二，梁州兴元府条下，“隋汉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梁州。兴元元年六月，昇为兴元府”，在唐代时，此地可称之为梁州或兴元府，但没有“汉川府”一说 p.114：［引《刘弘规神道碑》“护汧陇枭骑之锋”］这支神策“枭骑”来自汧水陇州一带：严格说应指汧水陇山 p.114：受皇帝委托到南蛮地区行使招怃：招抚 p.132注1与上页注5重 p.132：当神武经讳之际，王师勘定之初：经纬 p.144：僧正简流辨州：应为“辩州” p.150德宗着力重新整顿内廷宦官机构的秩序，使内庭系统在权力上大体能做到互相制衡：“内庭”当作“内廷” p.154：笔者改动理由见脚注157：这应是此文原先的痕迹，但在收录入本书时，已改为每页脚注，故事实上已无“脚注157”，而应是p.153脚注1？ p.204：又曰：“刘崇乌合之众，首遇王师，必如山压卯尔！”道对曰：“山压卯固不敌，不知陛下终作得山定否？”按，这里两处“卯”均当作“卵” p.208：其习盖出于中唐士大夫及五代冯道，和凝诸人：中间的逗号应作顿号 p.240：李肇《翰林志》曰：“时以登翰苑，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按，“登翰苑”似当作“居翰苑” p.256：文辞瞻博敏速往往是最突出的条件：瞻=赡 p.297：有唐以来第一位主持科举的范阳卢成员。这和比如多位清河崔成员曾主持科举的现象形成有趣的对照：这里“卢”、“崔”之下似都应添一“氏”较为顺口，下文也多作“清河崔氏”、“弘农杨氏”之类 p.322：柔然可汗阿那环：当作“阿那瓌”，“瓌”与“环”的繁体字“環”字形虽略近似，但音义均大不同 p.327：这一时期精英阶层中“关键的多数”（criticalmass）：两英文单词之间宜有空格 p.331：闱壶之内，风教穆如：“壶”当作“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