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1》读后感10篇
《民国清流1》是一本由汪兆骞著作，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3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近，老编辑人汪兆骞老先生出版了他的历史随笔《民国清流》，笔下所写的，说是民国“清流”的那些事，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民国那一代“文化人”的那点事。一般人理解“五四”，往往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概念，不就是改文言文写作为白话文写作，要么加上两个只知其名不甚解其意的“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么，就算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波折，“德先生”和“赛先生”究竟如何左右影响社会发展的呢？我想，大部分的读者难以回答，而《民国清流》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
“五四”新文化革命一直以来被我们理解简单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大部分人还浑浑噩噩，不断抛出种种怪异的论调出来，比如认为“五四”过于激进，“五四”对传统的悖逆性太大，是历史逆流等等。
我们理解“五四”，往往经过历史进程的变形。还原到历史的现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温文尔雅、理性、克制的现代社会文化运动，我们不能把具有偶然性、故事性和失控的火烧“赵家楼”之类青年学生的暴力行动当做“五四”的全部，而应该在历史中追索真相，《民国清流》一书的作者汪兆骞老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地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民国清流》一书的开篇，作者从民国六年写起，聚焦蔡元培先生所主持的北京大学。正是在这里，虽然“中华民国”已经挂牌了五年，但在精神上它依然只是晚清的延续。袁世凯已死，但北洋军阀的主政，在守旧方面，有过之无不及。在军阀不能充分理解的现代世界内，一切都依靠枪杆子说话，比如张作霖枪杀邵飘萍、绞死李大钊。诸如查禁报刊，囚禁知识分子，好似可以更为随意，比晚清时代更加频繁，程度更加恶劣。在军阀们的枪杆子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做的，恰如蔡元培所期待的那样，用现代思想、现代知识、现代思维一点一点地渗透、溶解旧世界、旧思维和旧文化，所谓的“兼容并包”，恰是此意。
这样的一个新旧交替的进程，在历史的结果中来看居功甚伟，但落实到历史的细节里，无非是“传播”这项非常具体、非常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因此，“五四”那一代的文化人，除了扮演好“专家”这样的角色，还要努力做好“传播者”，办刊办报如家常便饭。各种思潮的论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的论争中，新文化方慢慢露出萌芽、茁壮发展并渐渐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主导乃至主流。
“五四”一代精英，大多数是在厚实的旧学之上嫁接新文化的苗裔。他们有充分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像个大写的人一样，立足于天地之间，相比之下，当代的文化人则显得相当失魂落魄，相当的“小”。因为，我们太专注于“器用”，淡忘了人格、风度、风骨等等属于中国文化人应有的灵魂。除开学养、学识、知识量之类的“器量”之外，一个文化人应该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之下，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开新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还是守旧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都是各有“主意”的“真人”。在新与旧的交替中，坚持真立场、挥洒真性情、发出真声音，因此每一个人真实的见解，都不失为历史的可能性。
一个文化人应该有“风骨”。在古典语境中，文章者，天下之公器，古人强调魏晋之风度，强调读书人之傲骨，强调李大钊念念不忘的那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现代知识分子，又强调人格独立、思想独立。这古今二者的叠加，就是“民国清流们”的普遍风貌，就是书中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盖棺的那句名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种见利就往，忧贫不忧道的态度，并不属于纯真的文化人。老实说，大部分的民国文化大师终其一生的财富积累，往往抵不过一个生意规模一般的小老板，更别说跟那些商界巨头相比。无论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都算不得是有钱人，诸如陈独秀思想独立，行为狷介，平素不但不爱积财，还仗义疏财。然而，他们并不为身外之物所动摇。显而易见，追求自身的福祉并无大过，但专注求田问舍绝非一个文化人所谋，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大概也不配列于“文明绅士”群体之中。
遗憾的是，当代以文名见世的诸位，尚未逃离权力的天罗地网，又一头钻入金元利害的算计之中，往往怎么也走不出来，把文化界搞成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万重恩怨属名流，媚官，媚富，媚权，媚势，媚俗，犬儒与反智反文化盛行，令人长叹今是而昨非。
当资深的编辑汪兆骞老先生用晓畅、明丽的文笔回忆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
在一个充满阅读机心，人人爱挖冷知识的时代，汪老先生写作这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体裁，的确有点冒险的味道。可是，大家是不害怕这种人尽皆知的体裁的，陈寅恪先生当年所自负的，他拿来写史的材料都是“大路货”，从图书馆里寻常能翻查到的图书资料中来，却能写出成果斐然的作品来，这是卓越的“史识”使然。恰如我们前文所说的，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来读，更可以单单反思一下我等应该怎样做个文化人。一切，皆赖汪老先生笔端功德所赐。
——（陶林 青年作家、评论人）《南方都市报》激赏推荐《民国清流1》，发表半个版面的精彩书评
《民国清流1》读后感(二)：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引文：
清流，旧时常用来称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说。
又，士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士，通谓丈夫也。”
近些年看的民国名人掌故，战争演义有那么几本，也是说不上的某种情愫让我对那段38年的历史情有独钟。但这本《民国清流》读毕，还是让我怦然心跳。不想用什么言语描述，在此摘抄几段文字，写几句感悟，看看是否会引起你对于这本书、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当事人和后人后知后觉的一点点思考。
第二章民国七年
“邵飘萍的洋洋洒洒的访谈录在发行一万三千多份的《申报》上发表后，广泛传播引起轰动，给死寂的教育界乃至全国带来一股新的气息。访谈录最精彩的部分，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学》。“我很高兴北大能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至于说《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了。教育部想卷入政治，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
读到这里，莞尔一笑。政治和教育，这个题儿太大了。可想当时蔡元培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政府的教育拨款，一方面又要捍卫用政府的钱养着的“白眼狼”。这早就不是一个义务和权利的问题，“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
他的上一段：
“开学典礼由徐宝璜主持。先是蔡元培校长率众人向国旗三鞠躬，再是全体校役向蔡校长鞠躬，又向来宾和全体教师鞠躬。
然后，是活跃的学生领袖、夜校教师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等，神采飞扬地报告课程安排。
每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他的所谓“现实”，省略号里面的内容或许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点出或者面对。“清流“的意义就在于，不论是民国的大学还是现在的教育界，有人在坚持自己的努力或者说某种“反叛”，这是教育者的义务。
第二章民国七年
”胡适是为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略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20实际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60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整理的唯一试金石”。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我愿意相信历史惊人的相似，也愿意相信真理永恒，更愿意相信那是大彻大悟之后的一点点悔过和渗透出的丝丝良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从一而终的政治理念和“赛先生”的严谨态度。共产主义下的新中国同样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里不说方法的对错，也不辨是非，单说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公用一套理论，理论的界限总是那么分明吗？是非就那么明显吗？
第三章民国八年
“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书中已经不止一次提到鲁迅的出言不逊，也不知一次提到后人对于鲁迅的盲目推崇。但我喜欢作者对于鲁迅回归一位知识分子的评价：
“我们无妨再往远说一点，午夜点也不可以为人。有缺点显得更逼真、更亲切。我们一直把鲁迅供奉在塔顶，顶礼膜拜。忽然微风吹过，塔铃叮当摇曳之际，依稀见鲁迅冲我们莞尔一笑，我们便有一种与大师亲近并交流的冲动。”
第三章民国八年
“在刘师培36年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人之将死，却依然留有士人爱国求识之精神，我在此留下感动，不想留痕迹。多说一嘴，钱玄同之后的文学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其言也善矣。
“在二人告别时，毛姆向辜鸿铭索字，辜鸿铭找了一张写满汉字的纸笺，送给他。毛姆归国后，请汉学家译出后，真叫他哭笑不得，竟然是一首写给青楼女子的情书：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纤纤。待你爱上我，声音变得凄楚了，满眼是泪，睹手痛惜。伤心哪，伤心之爱使你不爱……”
一位辫子先生的跨世界的幽默，一种中气十足，脚底有根，血里有风的派头呈现在面前，那写完之后拂袖而去，哈哈大笑的死样子，有种延伸至大爱的感觉。不论是对国家、文化、国学等等方面，深爱，就希望以己之力付出，付出便有期待，期待便注定带来伤痛。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如果编一部《辜鸿铭之骂》或更能看清一位文人的风骨。”
也许不仅是民国，各个时代的清流们，在光芒万丈的背后定也是那清晰可见的黑影，总是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是恒久的魅力。
第四章民国九年
“鲁迅这封信，写得意味深长。它全面、清晰地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尤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是，他在“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向大谈主义的李大钊们，发出了嚆矢。有意思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新青年》八卷四号）中说过与鲁迅类似的话：“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努力创造出来的”，又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在《新青年》六卷五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不写文章与后来发表的这些言论，证明他的屁股如鲁迅一样，也是坐在胡适一边的。”
有没有觉得清风徐来。文人的理智与清醒，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对于那批知识分子的评价就是黑白分明的，可是人性是一定色彩斑斓的，我想这本书的感动人的地方更多的也是看到被“神化”了的那些大儒们光脚走路的样子。
第四章民国九年
“在这期间，鲁迅与小他17岁的许广平再组家庭。人们都替鲁迅说好话，说这是反抗封建宗法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之举。但即便在五四时期，最响亮的进步口号也是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你个性解放了，朱安的个性解放呢？缺乏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难道是道德的吗？”
看到那把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尺子了吗，在鲁迅身上这尺子就无限长，在朱安身上，这尺子就无限短。我们不是要用尽方法找到那把能衡量刻度的尺子，而是掰段这根尺子。
第七章民国十二年
“比如，1923年2月10日，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一文中指出：
《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一曲谱》等，都是短处。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王国维与胡适的小插曲，学问不分先后，认真也没有尊卑。一个洋博士处心积虑要推动白话文，但推翻旧学不代表否定传统。就连曲谱选择依然有所建树，可见胡适对于传统文化的游刃有余。想想一些半瓶子晃悠的“先生”，说得比唱的好听，不免惋惜。
“俞平伯研究红学的成功，再次证明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正确性。
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和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否定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往往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
父辈经历了一些翻天覆地的革命文化，它们离我们很近，近到“大宝”天天见，可就是碰不得，碰不得啊！
第九章民国十四年
“此次见面后，两位历史名人彼此惺惺相惜，也是常理。康有为评价胡适说：“他成名早，不浮躁，能做成大学问”，“还是大才”。胡适则这样赞扬老前辈：“‘出言惊四座，胸中垒块高’，此老博学，平生少见。”
衡言征人，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见到两位新旧文人间的相互尊重。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
一个执着的保皇派，一个执着的新文化运动缔造者，南帝北丐，东邪西毒，政治立场的天壤之别抹不去惺惺相惜的久仰大名。
用张鸣的话说，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剥夺了叫的权利，还称不称得上是狗呢？
最后，用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的最后一句话收尾
“然而，多少年来，孤军奋战，充满矛盾的王国维一直受到冷落。因为，我们不能透彻的理解他的学问和大师的灵魂。”
《民国清流1》读后感(三)：放弃阅读这本书的原因
几年前看过一些民国历史读物，现在想多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就找来这套评价还可以的书看，没想到看了几十页后感觉这本书名字应该是《民国风流》，更或者是《民国基流》，无法接受这种文风，兹摘录几段如下，以飨“同好”：
想到这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特别是清澄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陈独秀见到蔡元培，向前跨了一步：“蔡先生吧，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
蔡元培两眼闪光：“啊，仲甫先生，乱世重逢，幸哉幸哉！”
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两手烫人，面色潮红。坐定后，彼此微笑相视，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陈独秀特立独行，举止霸悍，但又有柔情，见到老友章士钊和李大钊，想起与他们亡命日本的种种情景。就在两三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办《甲寅杂志》，几次来信邀他去协助办刊……陈独秀的眼睛湿润了。
陈独秀站起来举起杯，很动情地对章士钊说：“行严老弟呀，你办《甲寅杂志》，收留为兄，使我们找到思想革命救国之路，后来才有《新青年》哪。”
蔡元培见如今已老气横秋的刘师培，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忙伸出手拉住刘师培冰凉而纤细的手：“申叔！”
刘师培想说什么，却又咳嗽起来，半日才说：“蔡先生，我是戴罪之身，又何苦劳你来看我。”
蔡元培见此心情也很沉重，说：“申叔，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你，仲甫力荐你到北京大学任教。钱玄同、季刚也都想请你到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地抬起头，苍白的脸上有两行清泪。
《民国清流1》读后感(四)：拜读了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书中精品，强力推荐！
所谓“清流”，其实就是民国时期的“公•知”，这是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有思想，文字也很美。作者的学问功底之深可见一斑。我想说的是，真实历史事实往往被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人为地改动，而只有直面历史的勇气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阶梯。
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可以说是做了非常积极的尝试，里面对敏感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臧否都有其独到之处。而这种思想性的见解都是羚羊挂角式地融入作者行云流水般的历史讲述之中，给我的体会是一种捧起书来欲罢不能的快感，讲到妙处却又让人不由得会心一笑，由此完成与作者的神交。
《民国清流1》读后感(五)：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评《民国清流》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力荐《民国清流》（精简版）：
《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读完这本书，我整体的感觉是，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
这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这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的一生，它讲的是一群人物，从叙述这个角度来说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
我最受教育的，是书中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在想，中国的那一代人，了不起的文人，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们活在100多年前，创造了一个时代，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作为一个文人，一个文化人，我觉得跟他们这些人相比，我们这些当代文人、文化人是不是少了一点胸怀、少了一点大气、少了一点才华、少了一点思想、少了一点高远？跟这些伟大人物相比，我觉得很惭愧。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力荐《民国清流》（较详细版）：
看了汪老师的这本书以后，我内心有一种激动，是因为汪老师写得非常好。尤其又是在夏天，看《民国清流》感觉特别的爽。
我给《民国清流》这本书定了几个关键词，第一这是美文传记，文字特别优美。汪老师一直是大编辑家，所以他的文字不用说，他对我们这些作家的要求是很严的，他自己的写作也是用尽了他的才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文传记，跟其他传记不太一样。
第二是文学的传记，他用的是文学的表现手法。这些伟人、这些重要的人物在其他历史书上都可以看到，很多情节、很多事件大概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儿，但是在汪老师的笔下，那种叙述的方法是一种文学的叙述方法，是一个一个连贯着的情节。也许在另一本书当中、另一个世界当中，包括影视作品当中，可能闪过这样的片段，但是汪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勾连得特别精美。
第三是思想传记。书中的主人公们都是民国时期中国的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的活动、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都充满伟大的思想。这一批人都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最杰出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是领袖人物。所以这本书当中，在情节推动的同时，带给我们的很多都是思想的东西。
《民国清流》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讲一个人的一生，这本书讲的是一群人物，从叙述这个角度来说不是那么好写的，足见汪老师的功底。我最受教育的不仅是这些东西，还是受这些人思想的影响，这些人行为的影响，整体给我感觉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这就是我对这本书读后粗浅的感觉。最重要的我在想，中国的那一代人，了不起的文人，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近100年了，今天的社会仍然跟他们紧密地相联系，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人的方式都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作为一个文人，一个文化人，我觉得跟他们这些人相比，我们这些当代文人、文化人是不是少了一点胸怀、少了一点大气、少了一点才华、少了一点思想、少了一点高远？跟这些伟大人物相比觉得很惭愧。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读这样一本书，读历史你会联想到今天的社会，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很惭愧。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时代是要由汪老师写到的这些伟大人物支撑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得非常了不起，应该说很繁荣、富强。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社会的问题也很多，一会儿这个地方炸，一会儿那个地方的问题，让我们感到很无奈。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所有到这个三联书店喜欢读书的人，都应该从汪老师这本书叙述的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当中、品德当中琢磨一点东西，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园才有希望，才比较安定，我们的日子才更加的幸福。
《民国清流1》读后感(六)：历史是由人的历史组成的
为民国大师立传的书很多，但都分开来写，一位大师一本传记。可以将大师们一起写，写在一起的传记，目前还没有。这是传记史上的一处空白。
人物传记，大都侧重于人物本身。通过人物勾勒时代画卷的大手笔很少见，将真实的历史透过人物生平来展示的，就更少了。这是人物传记有待突破的地方。
好在，《民国清流》出现了。《民国清流》的出现既填补了这种空白，也进行了这种突破。于是，《民国清流》就不再是单纯的一本人物传记，更是一段历史，一本史料，一家之言。因为历史是由“人史”——人的历史，组成的。
具体来讲，《民国清流》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
先看皮相：大16的开本，掂在手中，有些重。再说内容：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十多天的时间才能通读完毕，有些累人。最后说说质量：呕心沥血之作。十年间的风云变幻化为珠玑字字，没有扎实的史学修为，没有耐心细致的整理功力，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是一本有态度的书。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言外之意，所谓的“历史”有太多的修饰与矫撰。所以，“历史的真相”并不容易见到。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是没有“真相”的，后人只能是无限地接近“真相”。这种时候，多人的评说就为“真相”大白于天下提供了一种可能。毕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名人是非多，何况还是在1917-1927这样动荡的年代。同为知识分子的作者，用客观公允的态度，在查阅多方资料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民国初年的知识界的那段历史。
不关政治，只述文化。以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为视角，铺展开去。众生百态。真可谓群贤毕至，灿若星河。原来，饱读诗书的刘师培可以三易其节；有龙性的陈独秀在做事的时候过于偏激；以笔为刀的鲁迅先生敏感多疑情绪不稳；退守苦雨斋的周作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堪当导师称谓；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蔡元培先生与众多官场之人亦有往来；为争自由而不懈努力的胡适可以与政见不合的人做一生的朋友。水落石出方得真，民国大师们的真实性情一一展现。
这是一本耐读的书。
传记，涉及众多史料，易流于平庸乏味。但这本书很巧妙地规避了这个问题。因为采用了小说笔法。全书读来颇有章回小说的感觉。环环相扣，首尾相顾，营造出一个与民国大师同在一片蓝天下之感。
亲切，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这些中规中矩老生常谈的字眼，还是要再说一次。蔡元培的胡子，胡适的眼镜，刘师培的咳嗽，李大钊的微笑，章太炎的耳光，黄侃的骂声，辜鸿铭的辫子，都沾染了别样的韵味。
大师们渐行渐远，站在时间长河下游的后辈只能仰望他们的背影。读罢传记，终于懂得：他们的风骨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万古长存。
《民国清流1》读后感(七)：民国清流之“怼人不倦”的鲁迅
前段时间看了《民国清流》四部曲，它并不是常见的那种作为茶余饭后闲谈的八卦猎奇，而是用时间轴的方式，为民国时期的文坛上的大师画像立传的严肃作品。
单人的传记很多，众人的传记却少有。作者汪兆骞是文坛著名的编辑，手中文笔如刻刀，不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人物面貌，还善于从辩证的角度去看待人物的性格矛盾，让人获益良多，看完第一本就欲罢不能地继续追看下去。
四本书的内容很庞杂，包含了很多民国时期的精英人物，这一期来简单说说最颠覆印象的人物——鲁迅。
鲁迅的文章在我们还是少年时就能从课本上频繁接触到，他的形象早已被塑造成握笔如握抢的民族战士、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家。然而在民国时期里，在鲁迅活着的时代里，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印象深刻的是，一开始鲁迅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领教育部薪水的小公务员，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玩赏古砖文拓本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来，因《新青年》杂志改组，钱玄同便请周氏兄弟撰稿，鲁迅才开始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其弟周作人的民望远高于鲁迅。在破封建、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战线上，周作人与陈独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为民请愿，讨伐暴政，营救进步人士，冲锋陷阵，无私无畏，令人敬佩。但是，到了后面抗日时期，周作人因留恋北京不愿离去，最终做了伪政府的官员，晚节不保成了“汉奸”，因此其前半生的功绩全被抹去，甚至连做“汉奸”时期营救过不少党人的事迹也被一笔勾销。
文人最重气节，如果周作人自己都抛弃了它，那民众自然是唾弃他的。——而其兄鲁迅的好运就在于早逝，而且尽管他后期对蔡元培也不尊重，但作为一代宗师的蔡校长，虚怀若谷不予计较，还帮他郑重其事地张罗了后事。人品高下立见。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鲁迅还是个很钟情于打笔仗的人，而且动辄因猜疑而向人宣战，有的笔仗甚至长达一年之久，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书中关于鲁迅的描述不少：
“从小经历过大变故和世态炎凉，使鲁迅的性格乖戾，生活也很古怪。”
“鲁迅一生结怨太多，与动不动就怀疑别人存心不良的心态有关。”
“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而鲁迅的脸之阴晴圆缺也未免变化太快。”
“鲁迅久经文坛江湖，各色人等的斤两已摸得甚清，与人格斗，知己知彼，从来都是所向披靡。”
但是尽管鲁迅怼天怼地怼空气气量狭小，作者汪兆骞还是愿意用辩证的二元法去看待他，以“无癖不可以为人”来帮其开脱。
如今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民国时期的名士们对鲁迅的评价。
邵洵美评鲁迅：“他的笔法刻薄，气量小，所以称他为‘小说家’也不适当。……莫不如称他为‘讽刺文学家’。”
陈源：“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我们再来看看被鲁迅闲来无事写文以“怼”的都有哪些人：
林纾，梅光迪，钱玄同，梁实秋，林语堂，郭沫若，田汉，周杨，废名，魏建功，陈西滢，章士钊，徐志摩，戴望舒，丁西林，高长虹，郑振铎，成仿吾，沈从文，施蛰存，叶灵凤，蒋光慈，冯乃超，李初梨，潘汉年，阿英，刘大杰，胡秋原，魏金枝，钱基博，李四光，梅兰芳…等等不胜枚举
胡适跟蔡元培一样有大师胸襟，在鲁迅被围攻得最惨的一次时，他还站出来解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梁实秋则写文回敬鲁迅的不实言论，地质学家李四光属于莫名躺枪，沈从文跟他素未谋面只因被其猜忌影射而遭受无端攻击……
还有杨荫榆，你还记得鲁迅那篇《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吗？“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 ”当时国家动荡，女师大的部分学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杨荫榆要求学生只管读书，反对上街游行，成了积极学生的敌人。当时被开除的学生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因为治校手段强硬遭到诟病，而对于后来杨校长如何保护女学生不被日本兵玷污，以及日军侵略时她因去指责日军而被杀害的铮铮傲骨事件，全因鲁迅的“战斗檄文”而湮灭于历史。直到近些年才逐渐有了为其正名的声音出来。
因为政治意识正确的需要，鲁迅在逝后被神圣化，但是时间总会慢慢涤清覆盖在历史真相上的尘埃，还原大众一个真实的面貌。
鲁迅之所以成为那个神坛上的鲁迅，并非其本意，完全是政治需要。“政客，都是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以文化为政治洗脑宣传，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重要工具。
因此，看《民国清流》时，最令人击节感动的就是那些终其一生都恪守文人的独立立场，不参加党派却要分清是非的，有着在政治高压下也不被漂洗的铮铮傲骨的书生们。
《民国清流1》读后感(八)：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最近读了一本不得不谈一谈的书：《民国清流》。
好吧，我承认，这个高雅的举动，源自于一个非常幼稚的原因就是前阵子在追民国谍战偶像剧《伪装者》。从《伪装者》开始，钩沉汪伪南京政府的前尘往事，再重头追溯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那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沉浮人事。
回来谈书。书中所谓清流者，指的是于我而言久仰大名其实一无所知的名字：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周树人，以及许多更加模糊依稀的名字：辜鸿铭、章太炎、章士钊、王国维、钱玄同等。作者以满腔的热情、详实的史料和珍贵的文字引用，展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们在那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激扬文字、荡浊揚清、相互砥砺，最终走上不同的救国之路的恢弘画卷。也许是作者太贪心，也许是想以最诚实的方式还原历史，本书用了纪年的结构来组织，涉及人事众多，结构上多少有点松散，甚至走失“重点”，但这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可歌可泣的人物还是鲜明跃于纸上了。
这本书给我的感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恨”。恨没能生活在那个时代，可以亲睹大师们的风采，参与种种革命潮流。然后意识到，那也是一个国难深重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更可能死于战祸，而不是能够在蔡元培主导的北京大学里春风不误地聆听大师的教诲。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应该满足于在当当上买本书，第二天到货，然后就可以直接穿越一百年，神游那些风流岁月。
虽然我们一上来就已经知道这些人物的“大师”设定，但还是能感受到他们也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是在混沌的现实中摸索向前，在分裂的时局中面临选择的人。在混沌迷茫的岁月里，不知结果却仍奋力向前，这种精神比他们所有的学术成就和文化影响更加令我动容。毕竟，站在当时那刻，所有道路的前途是看不清的，一切未来的结果是不可知的，历史的命运还悬在空中未曾轰然落下。他们的追求，他们的选择，不应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果，历史偶然和唯一的短暂事实，来评判成败是非，在那些昏暗无边的岁月里，唯有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那种种奋不顾身，那种种虽万千人吾往矣，那种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和飞蛾扑火，比他们留下的文章更令人追思神往。
感慨发完，作为一篇读后感，我特别想mark以下几点：
1. 民国时期新闻报业对思想革命、对青年、对舆论和社会进步的贡献
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是，在民国初年，动荡的中华大地于新闻界竟是一个如此壮观景象：虽然不断有报刊被各路政府查封，有出版人和编辑记者被抓捕甚至杀害，但是全国各地的报纸与期刊不断涌现，据统计在1921年全国共有各种报刊1139种。1921年6月6日，全国报界联合会致函当时所谓国民政府国务院，拒不承认《出版法》等政令，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绝不受其束缚”的要求，并提出《不自由毋宁死》，是日全国各报均以头条刊载。
这些报刊或保守或激进，但正是由于它们不畏强权，直言揭露各路反动政府对外绥靖，对内镇压的种种罪恶行径，社会各界才得以了解各种文化思潮、重大政治事件从而对反动当权者施加舆论压力并促成了“五四运动”等革命事件。
在民国早期新闻界争取自由的无畏斗争中，许多杰出的报界人士以身殉道，这些早已被时代遗忘的名字，值得我们再次追忆：《京报》创办人，说出“铁肩担道义，辣笔著文章”的邵飘萍；《社会日报》创办人林白水。两人均为张作霖入京后杀害，张学良亦有参与——当时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前去求情而少帅不准。
2. 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
在家国破碎的时代，这些知识分子不但自觉地承担起寻找真理和正义的责任，更亲身投身革命、救国救民：很难想象像蔡元培、章士钊这些翩翩学者，也曾是“幼稚”而热血的青年，竟然也曾“歃血为盟”组织过暗杀团，试图在北京用炸药谋杀慈禧。
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最后一次短暂而辉煌的迸发：中国的“士”，即中国的传统士知识分子“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们在庙堂和江湖之间，以独立的人格进行思考和探索。而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们也从不吝于以身赴难。从屈原到文天祥到康有为到李大钊，中国之士蹈践着这样一种操守和传统，犹如照亮长夜的闪电，犹如指引方向的星辰。
清末民初的学者大师们，从梁启超到陈独秀，到曾经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无一不是从做学问开始，到走上不同的文化救国的道路，最后走上不同的政治革命道路。
3. 民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
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选择和道路各不相同，尤其在关于旧中国的文化要打倒还是要发扬的问题上，可谓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然而他们共同承担的良知与道义却能够跨越思想甚至理想的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的声援和道义相助：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一贯对旧中国文化尖锐攻击，喊打喊杀。但是当他在1919年因散发反对段祺瑞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卖国行径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后，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也将新旧文化之争放在一边，纷纷站出来为陈鸣不平，并具名保他出狱。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以胡适为代表的非革命民主派反对阶级革命的路线，两派之间论战不断，而为人和为文章都极为霸道的陈独秀更是在报纸上对昔日的战友胡适不断开炮，颇多诋毁，而胡适却未因此记仇，反而多次在陈独秀遇难时施以援手。在陈独秀因被传嫖娼而被逼离开北大时，胡适极力反对对陈独秀的攻击和将他赶出北大的提议，他说：我觉得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的“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对于陈独秀离开兼容并包的北大后思想的转变，多年后他仍耿耿于怀地致信给当年力主赶走陈独秀的汤尔和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北大讨论让陈独秀离开的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断定。
又比如说国学大师刘师培中年早逝，他一生研究国学，留下七十余部国学专著，而他的葬礼却是由一生致力于推翻旧中国和旧文化的陈独秀主持的。而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钱玄同，也因为与刘师培的友谊和对他学术的敬重，编辑了《刘申叔（刘师培）遗书》，并用自己一贯反对的文言文作序。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不同派别甚至营垒的知识分子可以砥砺论道，却也能够超越理念之争、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私人恩怨，共担一“道义”，的确令人缅怀。
4. 认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一座巨型的灯塔，早已毋庸置疑。他坚持在学术和思想上“兼容并包”：支持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里办“共产主义研究室”，他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支持者，但是在他主导的北京大学里，也有留长辫的旧文化人士。
陈独秀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他们以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志在打倒封建思想余孽。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明确地走上共产主义政治革命的道路，与蔡元培、胡适等倡导“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的非革命民主派分道扬镳。
要了解他们的曾经光芒万丈的思想，还是读他们自己的文字来得确切。
蔡元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它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1922）
陈独秀： “推到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1903）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1916）
“……不喜欢战争，是中国人的旧疾。几千年来，只配当奴隶，图一时之苟安。所以要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我们是绝对不敢赞同的。如果什么事都由多数决定，您就看吧，留辫子，裹小脚，辟帝制，难保不会都有多数人赞成。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1917年《新青年》杂志答为何支持对德宣战）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1919年）
“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1920）。”
1923年，陈独秀评论蔡元培的政治作法“……至于他们的不合作宣言，过于天真，依靠几位清流的消极拆台办法，就能打倒黑暗政府？痴人说梦罢了。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民众，把眼光只盯着少数精英而忽视广大民众运动，是老蔡们的通病”
鲁迅：“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1919）
鲁迅：“……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 ……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贻无他道也。”（1920）
从以上鲁迅的文字来看，他对学生革命（或知识分子革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具有极其清晰的认识。而在新文化运动分裂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非革命民主派的时候，鲁迅并未站队，而是保持一贯的怀疑和批判：“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周作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少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沉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劝他一动，便预备被那些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不讨好的思想革命》（1924）
“想对于思想的专制加以反抗，尽管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所安而已”。 （1924）
胡适：“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一个“好政府”的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1922年，胡适联合十六位知名学者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1922年底，仅三个月的“好人内阁”倒台，温和改良愿望落空，胡适长叹“文学革命无望，思想革命无望，政治改良无望，难道只能走孙文造反的道路吗？”
1925年，《晨报》报社被烧，陈独秀认为“该烧”，因为该报有为段祺瑞政府说话，而胡适认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们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不容忍空气充满了中国……最不容忍的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
1926年，胡适访问苏联之后颇为热情地评论“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实验机会…….我们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做这种政治实验的权利……至于这个大实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
访问美国之后，胡适又说“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刘师培（临终遗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你（钱玄同）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 ……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执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 ……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笔者：他错了，还要再等100年）
5. 北洋军阀的反动性和进步性
本书中谈及民国初年风云变幻的政治大事时免不了涉及各路军阀，所叙虽不甚详，但总好过当年高中历史书中笼统的否定，辅之以百度百科，对于所谓北洋军阀等等，倒是第一次有所了解。不禁感慨清末乱世内忧外患加之各种新旧思潮冲突，任何当时之人断难拨开历史迷雾看清前途，明辨是非忠奸决非易事。而我们今日历史书所批判的那些旧军阀，在当时也可算一时豪杰。对他们的评价，也应该详陈功过是非，未必只以一句“反动军阀”概之。起码来说，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们中一些人在面临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倒还有表现得颇有傲骨。
比如皖系军阀段祺瑞，本是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后为袁世凯器重成为义女婿。当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令其镇压革命军。但段并未全力镇压，反与革命军谈判并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民国二年（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
民国四年（1915年），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所以被迫卸去职务。袁称帝前，他曾五次劝阻，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他劝阻袁世凯称帝，说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是万不能做的。而袁称帝后，出于他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虽未公开声讨，但绝不参与，且未获任何封赏。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民国六年（1917年）2月16日，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反对，因对德宣战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段祺瑞主张宣战，黎元洪不同意，争执不下，段祺瑞去职。6月14日张勋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在马厂誓师，并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发表讨伐张勋檄文。12日即攻入北京，赶走张勋恢复共和。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
如此看来，所谓反动军阀段祺瑞，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十年左右竟然可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军阀，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推到共和政体缔造颇有功劳。
段祺瑞当权时最大的反动事迹是1926年在北京打死四十余名游行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段于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断然拒绝。
直系军阀曹锟，出身贫寒，后应募入伍，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袁死后北洋派分裂为直奉两系，曹成为直系的首领。曹的最大污点是1926年通过贿选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因冯玉祥倒戈被赶下台。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方曾派他当年部下请他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亦被他骂出家门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另一个直系军阀吴佩孚下野后，日本人曾提议资助军资助他东山再起，被吴拒绝。后吴生活困难，被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到北京居住，结果两人一见面，吴就大骂张：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之时，吴就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6. 民初大师们的思想影响何在？
这本书只有360页，却让我感觉份外沉重，因为它叙述了民国初年那段百家争鸣堪比春秋的思想史。对于书中所述的这些学界和思想界的巨擘，我只感到惭愧，因为我大约只能通过这本书中有限的描写和引用去回望他们渐行渐远的伟岸身影。从这些有限的叙述和引用中，我能够想象他们的思想曾经闪耀着巨星般的光芒，可是这些巨星般的光芒对于我们今日的世界来说竟是渺如烛光，微弱得几乎要看不见了。有人说“万古皆死，为书者生”，事实是为书者仅能在书中生，为读书者生，对于那片古老而顽固的土地，再闪光的思想似乎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民国清流1》读后感(九)：非常棒的一部书，有独立思想
喜欢那种有独立思想、客观公正的作品，这部《民国清流》就是这样一部书。
应该说，这部书属于那种慢热型的，越往后看越为作者击节赞叹。作者不是简单地按照历史脉络讲述那些特立独行的大师们的交往、碰撞，不是简单地为他们写一部群体传记，而是在书中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观点和思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立场是客观的，公正的，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把那些文化思想大师们放在一个超越时代局限性的坐标系上，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放在更加开放、承前启后的文化史上进行评价。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汪兆骞也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从作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身上也闪现着“民国清流”的光彩。
很高兴读到这样一部有价值的好书，推荐给各位。
《民国清流1》读后感(十)：张抗抗、王跃文、梁晓声、何建明、张颐武、叶廷芳及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力荐《民国清流》《文坛亦江湖》
社会各界对汪兆骞民国系列丛书的好评——
著名作家王跃文：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富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晓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躬身自照，可助当下文化知识分子警鉴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书、立品之原则与底线。重要的是对史事、史人做的评说须力求公正客观。而本书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赞，更值得一读，有可敬的文史价值。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汪先生最近一连出了好几本书，都是系统地梳理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打个比喻，民国就像一艘沉没的豪华巨轮，上面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挖掘。汪先生的这套民国系列就在为我们打捞这些宝藏。对我们这个年龄段及以下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文坛亦江湖》）都是一种补课。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兆骞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本书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它讲的是一群人物，叙述角度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
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最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
为什么五四前后那段时间或者说民国时期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大家？这个主题汪先生讲得很好。（《文坛亦江湖》）这本书勾勒了两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一类以胡适为代表，胡适思想很先进，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另一类以鲁迅为代表，不同于胡适的宽容，鲁迅嫉恶如仇，对不同观点反唇相讥。
《南方都市报》：
《民国清流1》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五四”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骞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凤凰周刊》：
当汪兆骞老先生用明丽、晓畅的文笔，刻画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