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读后感精选10篇

　　《未竟的往昔》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Tony Judt）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一)：未竟往昔如陨星之光

　　梁启超先生于190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梁先生以佛教之视角论究了信仰的正确性，其在文章之中说：“夫知焉而信焉可也”，意为对事物有所了解之后再去相信，既是保持理性与客观的态度去对待信仰之事。这是梁启超先生由以自身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契入点，从佛教的信仰转而向民众普及“信仰”一事的正确性。这是其身份使然，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客观的角度，抛开对宗教的热情与虔诚，为民众开以声响传以思想。

　　托尼•朱特是如梁先生一般的杰出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学识的渊博，亦表现在不忘关注于社会时局，更敢于为社会种种现象进行批评。朱特对于战后欧洲历史和法国知识分子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以至于在此中的成就更令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战后欧洲史》便是其最为有名的著作，一直被人们视之为难以超越的巅峰。而《未竟的往昔》、《责任的重负》等一系列著作则尽现其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一书中，作者托尼•朱特如是说：“本书是与众不同的。它不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更恰当地说，它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议题的文集，一个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从理解作者创作的角度而言，它体现了朱特看问题的客观态度，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独到的洞察力，这本书代表着朱特这位历史学家、思想家的卓越智识。

　　朱特在引论之中如是说：“在1944年法国光复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和艺术家都被卷入了共产主义的漩涡。”正是这一原因令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沉默或偏颇，朱特用翔实的资料去还原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思想变革。

　　“近代法国有什么特有的历史贡献的话，那就是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和个人的介入感。”朱特以其历史学家的眼光清晰的观察着法国近代的历史变化，而他所说的“紧迫感和个人的介入感”都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上有所表现。而朱特在这本书中的主旨，便是客观审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这是一种由战前崇高思想追求到战后沉默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朱特的眼中带有对人民思想指导责任的开脱，同时也是这些知识分子对自身错误进行着无力的辩解。“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为自己的效忠寻求辩护，为他们持续的信念寻求一整套论据和解释。”而在这一群人当中朱特意有所指。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代名流》一书中有这样描写了一位当时的文化、思想的先锋。讲解员：“我同萨特一起到巴士底去了，那里有50万人在流行，他们高举法国国旗，高唱着、呼喊着。”在数十万人的游行之中，能与某个人物的同行所带来的荣誉与参与感，这其中无疑有着极深的信任，更具象征意义――萨特在法国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崇高的地位。而朱特的笔所指向的便是这些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主流声音的知识分子，这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让•保尔•萨特以及其坚定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

　　通过朱特的笔力，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识分子的另一面，除却了文字带来的光鲜的思想，他们是如何面对时局的变换。尽管朱特在对于真相的挖掘上毫不留情，但在教人如何面对，却又给出了一个温和的态度：“好似一束来自遥远陨星的光，照亮了他们，但其最初的淘汰已然消失。”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二)：双子星神话

　　1952年，《周六晚报》与《法兰西报》在头版头条同时报道了萨特与加缪的正式决裂，曾经的法国双子星联盟，如彗星一般灰飞烟灭。从结盟到决裂，不过十年尔耳，之前的摩拳擦掌，之后的口诛笔伐，浓缩了法兰西知识分子的形象与境遇，而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中所描述的时代，正是此段双子星最为闪耀之时。

　　作者朱特对于本书的定位十分清晰：“这本书既非一部观念史，亦非一部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史”，他期望涉及上述两者共同的研究范围，纵观法国知识界错综复杂的局势，画下一幅群像。全书共分为四大块，在第一部分中，朱特对1940年至1944年的法国光复时期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探讨，并关注了战前大背景；在第二部分中，则主要关注于1947年至1953年期间的东欧审判秀；在后两部分，朱特对于之前写到的描述材料进行了分析，并着重将法国的独特性与大背景融合在一起解析。

　　在所有的部分中，萨特与加缪两人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引领了时代，成为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站在了彼此对立面之上。令人颇为玩味的是，虽然在论述篇幅上萨特完全取得了压倒性偏宠，但在字里行间，则能看出朱特对加缪的崇敬：“加缪不是一个平庸的知识分子，在洞见和诚实度上，他都领先于他的时代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而萨特及其支持者则代表了旧法国文明兴旺之晚年，不可抑制地滑落神坛。

　　战争的影响力几乎颠覆了整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未竟的往昔》中，他们始终处于动荡的氛围之中，战争与革命让法国知识分子共同体表现出脆弱的特性，他们的语汇主要可以归纳为：暴力、性、背叛、通敌与责任，这些词汇的内涵贯穿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日常，而笼罩于其中的情绪大多数，便是仇恨。战争酝酿了太多仇视，并成为了惯性，如加缪所言：“对杀人者的仇恨导向了对部分受害者的仇视……当杀人者消失之后，法国人部分的仇视失去了对象”，没有仇视的对象，善恶不再分明，知识分子群体竟陷入了不可抑制的迷茫，“审判秀”的流行势在必行。同样，因为战争的消耗，让法国知识分子集体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写作出版之中，对于时间的紧迫感让其言论空前繁荣。对于朱特而言，他的研究不乏素材，但在寻找到主线与真相时，同样充满挑战。

　　“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他们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他们在共同体中生活；寻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们追求事业，他们期望成功，他们敬畏权力。”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显然被深深得卷入政治，同样裹胁于社会的模糊语汇之中，正义本身并不明确，信仰的走向亦不明朗，他们反对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本身同样形似海市蜃楼。

　　他们是凡人，却要代表时代，甚至自觉有责任为人类代言。在无数的不确定中，双子星和他们周围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的冒险行动笼罩了浪漫主义光环，他们的堕落与错误也产生了一种英雄迟暮的悲壮。他们老于世故，他们迷惘，一切皆因时代。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三)：非常好的一本书，可以理解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全面了解加缪，萨特等知识分子。

　　1，本书的主题很有趣，也是个挺新的主题，战后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倾向性，大多暧昧于马主义。作者尝试描述史实及分析原因。 书不很易读，也许和托尼朱特行文风格有关，他的知识背景太宏大，非我认知所能了解。其中时代背景，维希贝当都没有了解，东欧的历史也了解很少。但就这样，看不懂就冲过去，最后整体脉络是清晰的。

　　2，为何会大多倾向于共产主义，为苏联辩护？仅莫里亚克等少数人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加缪萨特波伏娃等都时间长短不一入歧途。第十二章给出来答案。原因是欧洲大陆(德法意大利等)，缺乏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或者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与英美不同)。法国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偏重于集体而非个体，更强调权利，社会。甚至在古拉格不断被揭露，赫鲁晓夫揭开盖子。法国知识分子在1956年对马主义理想破灭后(萨特还要再晚十年)，仍未转向英美式的个人自由模式，而集体转向了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直到70年代后期，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才真正开始关注英国和美国。

　　3，马主义的确有其特殊的魅力，它假想了一种理解，行动，和结果之间的非常简单的因果关系。人人都能理解并看到，大众都能看到历史未来，这是令人(愚蠢不思考的人)痴迷的。

　　4，自由主义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确定性。”它并非某种有关社会的自由事业。它指向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政治的混乱性于开放性使得大型计划的推行变得不再可能，无论其多么合乎理性与完美——并且尤其是，当它们是真正合乎理性且完美的时候。一种自由的民主是，并且准确的说，他想要努力保持，各种互相竞争的主张间的凌乱的妥协，而它唯一一贯的防御方式在于，它最少地干涉各种事务，却同时努力满足和维护各方的需要。”

　　5，加缪萨特莫里亚克这些战后一代知识分子对美国怀有敌意，却不得不依赖美国，因为法国的速败于德国将法兰西的高傲击垮。但法国从思想文化上仍鄙视美国物质文明。既有屈辱又有骄傲，都造成了这些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排斥及对东方大国的支持。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四)：《未竟的往昔》：不光彩的经历，法国知识分子

　　文/吴情

　　俄罗斯人为世界贡献出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法国则是将这一群体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国度。稍微熟悉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人，很容易做出这一判断。不过，要证明它，其实不很容易。更何况，法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本身组成极为复杂，且在“二战”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即便当这一段岁月成为历史，但回首往事，这些知识分子在举手投足之间，仍略显得忌讳，不愿稍稍提及。即便是当事人出版的一些回忆录作品，在涉及这一段历史上，也多遮遮掩掩。

　　法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内，长期以来少有人接触这一话题。不过，这一局面在欧洲知识分子研究著名专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手上被打破。除却《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Past Imperfect:French Intellectuals,1944-1956）一书，朱特还著有《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思虑20世纪》等作。正如《未竟的往昔》书名所定义的那般，这段历史，于法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不完美的”，但知识分子研究，目的显然并非是将知识分子拉下神坛，以供普通民众和政府做道德审判。相反，作为一个时代之声，考察知识分子，即便是变了味的知识分子，本质目的是理解过去，并追问知识分子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话语一般可分为三类，其一，官方话语；其二，知识分子话语；其三，民间话语。官方话语一般指的是官方向社会传布的种种意识形态（此处无任何贬义），民间话语指的是普通百姓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及对个人处于世界中的位置问题的理解与表达，知识分子话语则是经过高等教育的训练或实际已达该水平的知识分子，在拥有某一专业方面较系统的理论和知识后，超越个体的专业，尽可能着眼于整个社会，公开使用理性进行表达的一整套理念。知识分子话语区别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它一般主动疏远官方话语，时刻对当局的政策、理念和做法保持警惕，与此同时，它自觉以启蒙民众为己任，改造民间话语，充当社会良知，进行社会批判。不过，理论如此，实际则非，三种话语之间时常存在着交集，官方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暗合，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同质（尤其当知识分子没有或鲜能拥有、发挥较大话语权时）。

　　亚里士多德曾说道，人是政治的动物。但知识分子，似乎不应该有特别明确的暗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更别提为官方意识形态歌功颂德。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政治中立的期待，另一方面，于知识分子而言，处理类似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类的大议题或更得心应手。但是，法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介入”传统，以思想影响思想，以思想引领行动，无论是为德雷福斯辩护的左拉，抑或是建构存在主义哲学抵抗虚无的萨特。不过遗憾的是，1944年至1956年间，法国知识分子，因与官方意识形态过从甚密，终至于放弃了批判传统，在非正义、不人道的行为（如斯大林的“大清洗”，东欧“摆样子公审”）面前，噤声失语。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五)：《未竟的往昔》：斯大林主义与法国传统

　　作为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关系一直是托尼•朱特的关注重点。朱特有多部作品，都是进行这一主题的论述。如果说《责任的重负》是谈在战后共产主义浪潮下，法国部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立场坚守的话，那么三辉图书和中信出版社新近引进出版的这本《未竟的往昔》，则是探究同一历史时期里，法国的主流知识界，对于斯大林式共产主义追逐、肯定与粉饰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再算上从朱特个人历史出发，探究整个20世纪里，西方知识分子与政治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虑20世纪》一书的话，朱特围绕上述主题，堪称写出了一个“三部曲”系列。这三本著作当中，《责任的重负》采取的是人物思想小传的叙述方式，《思虑20世纪》则以对话形式展开；相比之下，《未竟的往昔》一书介乎于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的写作方式之间，其探讨的主题与内容，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也可谓是启示多多。

　　战后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兴起，首先应该源自它的老对手——自由主义在政治历史变迁之下的衰落。早在二战爆发前和二战初期，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已经在经济大萧条的浪潮之下无计可施，面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节节败退。到了二战末期，法西斯主义尽管已经面临被打倒的趋势，但在法国，从民众到知识分子，仍然对导致法国衰落和失败的自由主义，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在这种态势下，斯大林式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红军的一路西进转而深入人心，就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情。

　　而在战后法国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跟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之间，同样存在着种种渊源关系。存在主义的两种重要思想来源，分别就是以黑格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以及反对人的异化，倡导个体解放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而萨特对于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其重要标志，就是把所谓“人学的空场”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重新考量。这样跟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的思想脉络，使得萨特和梅洛•庞蒂等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直接将自己的思想流派，命名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尽管这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存在主义的一部分，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伴生物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好感，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的好感，还跟知识分子在苏联和美国两国的不同地位，有着密切联系。相较于他们的法国同行，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其文化当中处于边缘地位。出于很多原因，美国知识分子很难对民众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更不用提公共政策了。相比之下，苏联则代表了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发挥重要作用、扮演令人尊敬的角色的社会。因此就欧洲和法国对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认知问题来说，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亲近苏联而非美国，就显得顺理成章。

　　而跟德国和苏联类似，法国早在浪漫主义时期，就有一种反对工业社会和怀念早先权威与秩序的形式的古典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支配下，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会对反抗工业文明和大资本主义生产心存认同。以圣—埃克絮佩里为例，他尽管着迷于现代机械，却把工业社会看作是巨大精神空虚的根源。在他看来，从工业文明的反人性角度来说，德国的纳粹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全然相似的，而工业文明最为发达的美国，自然成为他眼中的罪恶之源。

　　朱特正是借助于对思想背后政治变迁、历史演化路径和社会氛围的精准分析，为我们清晰勾勒出战后法国转向共产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尽管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共产主义在法国的盛行宣布告一段落，但是理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法国思想脉络发展的重大影响，仍然对于理解法国和欧洲战后乃至当下的思想、社会和政治面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016.8.21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8月25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见报时略有删改。）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六)：知识分子的位置

　　知识分子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很难定义。文人相轻的特点又让这样的分类格外艰难。这本书里有一句话阐述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些寻求抽象真理的人，他们厌恶公共生活的混乱极及其真实情况，并着迷于异域的、美学的和纯粹的事物。”这句话对我的吸引力在于，我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了差不多的话：我对抽象的人感兴趣，具体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不舒服。

　　这一段时间内是一代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加缪，萨特，波伏娃，莫利亚克，多梅内克，穆尼埃等等。其实因为对法国知识界的不了解，看完之后我对后面几位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流派，还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区分，但是那些他们的活动能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的选择，表达，和转变。清晰的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结构上所能处在的位置。

　　这样一个定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关乎一个民族，或者说人类对知识追求者的态度，以及有助于我们去了解知识和求知以及认知能力对于人类的形而上的意义。

　　首先是对权威的臣服，尼采说过一个民族提倡什么，说明这个民族缺少什么。那么萨特等人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其实是被共产主义原则上的坚定和纯粹所吸引，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缺少坚定和纯粹。归根结底，知识分子作为没有生产能力的群体，本身也没有能够依靠的固定的力量。再加上法国悠久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本身只是政治的附庸，当然这种附庸究竟是正面还是反面，取决于知识分子仅存的自我认知和对世界的认知。知识分子需要强力，从性别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女性的位置，如同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阐述男女之间的关系那样，知识分子同样需要政治的强力，才能感受到一种美学上的意义。另外客观来说，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那些理论上的东西必须需要一个对象才能实践。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法国从大革命开始就在欧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着标尺一般的地位，法国自身的开创性和曾经的地位使得法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形态产生最高程度的自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法国受难之后，法国人就开始怀疑起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这样的怀疑又因为法国所受苦难的深重而加深。另外，法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执念，新产生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出路。法国的苦难越深重，这条出路在法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就越唯一。而苏联在二战的胜利更似乎宣判了资本主义死刑。这样极端的失望使得知识分子在不得不寻找信仰的时候，以一种追星的盲目，对待那些荒谬，恐怖。

　　最后是对人类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我相信是基于每一个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的心里的。哲学，历史，政治，宗教，这些知识分子话语，都是关乎抽象人的。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站在巴黎这个中心，他们本就有一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法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境况让他们在放弃法国的同时，更加关心起整个的人类。这样的责任同样也是基于美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更为实践，所以他们不愿意为法国寻找一个出路。而是不断东望。甚至最后选择放弃东欧，开始转向反殖民化的时代之音。也是基于此。

　　这意味着，知识从来得不到应该有的重视，也许是我太高看知识应有的地位了。

　　：中间一度觉得一篇论文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写一本书，这么厚。但是读完之后回望，领会到写出这样一本书多么不容易，旁征博引，在那么多文献资料里看出规律，并且找到需要的材料。

　　：还有很多想写的，但是又忘了。

　　：最近看几本小说吧，社科类书看起来太累了。

　　《未竟的往昔》读后感(七)：知识的忧伤

　　知识的忧伤

　　——读《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文/斯索以

　　“知识分子”很多时候都是个闪光的名词，这不仅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决定的，也受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各社会阶层中的属性所影响——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承担着与工人、农民等阶层不同的社会责任，在一场场政治、思想风暴中，知识分子更容易被推上历史前台，在社会的期待中引领思想、不断发声。因此，在社会乃至知识分子自己眼中，这一群体无疑是要“负责任”的。

　　当然，像很多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责任、道德时，只要你稍微走到真相的另一面，自然就会发现另一个有点“丑陋”的话题，那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常常是“不负责任”的，骨子里充满了动摇、见风使舵，乃至背叛。不仅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清洗时期的苏联，还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劣迹”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里往往被放大了，《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一书所欲揭露的，正是这一被时代裹挟的群体的“不负责任”——从我们熟知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加缪，到一些走在当时思想界前列的教会人士、作家、诗人等，他们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所表现出的动摇、退缩、掩饰与背叛等复杂行为和矛盾心理，都构成了托尼•朱特思考的对象。

　　因此，本书的与众不同正是在于“它不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更恰当地说，它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议题的文集，一个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研究”。朱特面对的历史素材是极其纷繁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线索庞杂，他首先选择从有关战败、德占时期和抵抗运动这些大背景谈起，分析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们所关注、使用的语言和假设，以保证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们后来的一些行为。他反对简单地将知识分子的过错都统统归结为“时代的氛围”，为个人开脱责任，而是努力从众多的事件中找出导致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实质因素。接着，通过重点聚焦1947年至1953年东欧的审判秀，他考察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不同回应，此中既有对个体道德状况的关注，也有结合宏大主题进行的细致分析。最后，朱特提出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法国性”的命题，思考与评估法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从更大的范畴考察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背叛、被赋予的权利和责任。不难看出，全书角度是独特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问责”的范例；所揭示的问题是冷峻且犀利的，涉及知识分子的责任、道义等诸多命题，与中国儒家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规定性有着相通之处。

　　但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责任”的触角需要触及到哪些领域？知识分子在道德、政治中的位置该如何确立？一切似乎非常明晰，但实际又是无比含混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在不同时期、不同政党环境下，都会有所不同。他们有时脆弱，有时刚毅，“百无一用是书生”讲的是他们，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也是他们。也许没有多少人在乎他们的身份究竟该如何定义，但对他们承担责任、肩负道德的诉求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曾经的忠诚或背叛的考察与叩问，才显得尤为重要。在朱特看来，这些记忆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它们是过去的一部分……也是当代的组成部分；它们不能被忽视、遗忘、有选择地保存或抛弃。它与1944年至1956年这段时间一起停留在法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当中”，这样的记忆也必须被真实地还原，而不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被“篡改、利用、忽视和滥用”！也许正是基于这些诉求，他将一个时代的血和泪放大，把人性的不完美毫不留情地揭露，在激流勇进者眼里看到退缩，从满口正义的说辞中掘出谄媚，认为即使是那些话语没有分量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因此被豁免责任。

　　知识本身并不负责管住知识掌控者的口，这是知识的忧伤。但使用好知识这一武器，却早成为一种理想的诉求，所有的责任自然也容易被归咎在使用者身上。历史证明，就连置身事外的后人也很难对这种“归咎”做出合理、公允的反应，并且，“错误的观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终，但是无论何种状况，流血的总是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如此随意地谈论所有事情”——加缪的话，出自一个天才之口，却也代表着普通人的声音。朱特在书中也有相似的批判——“他们所有人都会在某些时候说些愚蠢的话，而一些人总是说蠢话”。要止住知识分子的“蠢话”，无疑是一件麻烦的事，我们也只能呼吁“那些投身于公共竞技场、将他们知识分子声誉的砝码置于政治或道德选择的天平之上的人”，能够“多些谨慎、多些一惯性和责任感”，并权衡自己所说的事情以及表达它们的方式的意义与影响。除此之外，谁又能真正擦除已经成为记忆的忧伤乃至伤痕呢？

　　2016.7.5于北京•既往居

　　■提示：如需网络转载、纸媒刊发，请先联系。并注明出处和文章署名。

　　豆瓣地址：http://www.douban.com/people/20979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