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辛丰年》的读后感10篇
《书信里的辛丰年》是一本由辛丰年 / 李章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一)：《时代周报》辛丰年：人间处处有音乐
辛丰年：人间处处有音乐
时代周报 | 227期
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13年3月26日，老乐迷辛丰年在南通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一天，小儿子放了《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辛丰年生于1923年，1980年代重新开始写作，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曾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乐话》等。其文其书，成为诸多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名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辛丰年回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当然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这也是很惭愧的。”
许多年以后，很多人读了辛丰年的《乐迷闲话》而慢慢喜欢上音乐。辛丰年却说：“我懂的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辛丰年当年的梦想是：“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而在晚年，他说：“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1945年4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辛丰年的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没有拿过枪，在军中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他回忆：“一开始我当个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就是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就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1970年，辛丰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他在部队里自学过俄语，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部《夏伯阳》，有空时，辛丰年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儿子严锋听。严锋很感兴趣，要父亲把它翻译出来，辛丰年便将这个不太深奥的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出来给儿子。
在部队时，辛丰年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他说：“这是‘封资修’中的‘修’，但是在19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1976年平反，53岁的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
关于音乐的资料，辛丰年解释：“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我大开眼界，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的英文原版书都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上都写在前面：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的不够多。”
有些书买不起，辛丰年就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则帮他买一些外文旧书。他兴奋地说：“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教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是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
至于那些音乐设备，辛丰年使用的都不是高级器材。1980年代初期，他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设备说起来也可笑的，直到现在我也享受不了那种最高级的设备，就是次高级的也享受不了。我对这些设备隔膜得很。有些人说顶级设备的效果怎么样的好，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听，我也不去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很早听的都是很差的唱片，那些老唱片现在就不能入耳，录音的效果是很差的，就是靠那个东西得到了享受，而且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欣赏音乐，也欣赏一些由老唱片翻过去的音乐。当时的唱片很贵的，有些我也买不起，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的。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
辛丰年退休后凑钱买了一架英雄牌钢琴，下决心自学钢琴，几年后就能够“乱弹琴”。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
在听音乐的时候，辛丰年绝对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我看别人一边做什么事情，一边听音乐，我是很反对的。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甚至是站在那里听。我就觉得很舒服。如果是有朋友来，也是爱好音乐的，我就请他听。现在假如有谁没兴趣听，我就不听，何必呢？假如是发现他在听的时候不太有兴趣听，我就不听了。”
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晚年，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戒掉了。 “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他说，“抗战的时候，我也听音乐。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并不说是绝望了。”
2006年8月22日下午，我第一次从南京坐汽车到南通采访辛丰年先生。当时辛丰年先生的忘年交严晓星同座，宾主相谈甚欢。辛丰年质朴的风度使我念念不忘。2007年7月8日和9日，我又专程到南通拜访辛丰年先生。
辛丰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曾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一些文化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初次见面时，我带去了采访贾植芳先生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之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一细节出自严锋名文《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晚年主要读历史书。对一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辛丰年读得兴味盎然。我曾经建议辛丰年写回忆文章，并聊到钱锺书一个有趣的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辛丰年说：“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而对回忆中的细节问题，辛丰年感慨：“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常常细节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了就湮没，你要抢救一些。
闲谈中，辛丰年不忘对声音的敏感：“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我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哪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二)：陈子善：辛丰年这个名字
辛丰年这个名字
陈子善
凡是读过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读书》《万象》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辛丰年这个名字。大部分人开始对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好奇的，接着慢慢喜欢上了他的音乐文化随笔，又进而喜欢上了西洋古典音乐。那个年代有“古典音乐热”，而辛丰年恰恰是鼓吹古典音乐的一位杰出代表。
坦白说，我倒不是由于严先生（辛丰年是笔名，他原名严格）的引领，才迷上古典音乐的，但如果说，正是严先生的音乐文化随笔坚定了我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爱好，却是一点也不夸张。严先生是真正爱音乐、懂音乐的，也真正爱文学、懂文学。他听的音乐又多又杂，看的书也又多又杂。他的音乐随笔越写越多，后来陆续结集出版，成为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我每见必买，每买必读。但那年我到南通，专程拜访严先生，东拉西扯，谈的都是文坛旧事，竟没能具体讨论讨论音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爱听古典音乐，偶尔也写过一两篇短文。自从读了严先生的音乐文化随笔，就下定决心，金盆洗手，因为严先生写得太好了，我根本无法企及。严先生不是学院派，他写音乐随笔，不是单纯介绍作曲家，也并不单纯分析乐曲，而是“乐迷闲话”，既是“闲话”，就可挥洒自如，熔古今中外于一炉，“既迷于乐又迷于史”，“乱弹琴”。他注重音乐的时代背景、民族因素和文化氛围，注重音乐和彼时彼地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的关联，强调的是“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他推崇西洋古典音乐，但并不贬低中国民族音乐乃至曾被斥为“靡靡之音”的海上老歌，恰恰相反，他对这些音乐一视同仁，也一再表示激赏之情。他还特别关注表现音乐的各种乐器的演变，关注音乐的载体唱片的演变，写过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有篇《唱片这种书》，我读了就颇受教益。
我有幸认识严先生快二十年了。安迪兄告我，1994年4月5日，我们三人在百年老店德兴馆吃饭，那应该是我与严先生首次见面。严先生当时为何事来上海，在饭桌上有哪些话题，早已不复记忆，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当时所住的上海十六铺一家旅馆，之前我从未去过，进入旅馆，仿佛时光倒流，到了当年周作人、郁达夫所描写过的海上旅舍。我们在严先生房里闲话了一阵，才去德兴馆。而今那一带早已拆得一干二净，不留半点痕迹了。
隔了很久我才知道，严先生是新四军南下干部，这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很早就痴迷音乐，无师自通，当年随部队南下，就一路行军一路听留声机。后来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同时继续保持自己的爱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会被扣上迷信“封资修”、“大洋古”之类的高帽，好在他是偷偷“独乐”。直到退休以后，严先生才化“独乐”为“众乐”，把他对音乐的真知灼见写成音乐文化随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这个意义讲，严先生是“大器晚成”，而且使辛丰年这个名字几乎成为音乐文化随笔的代名词。
严先生今年已届九十一岁高龄，但他驾鹤西去，我还是悲从中来，原以为下次到南通，还可再去探望他老人家，继续求教，谁知永远不可能了。严晓星兄的微博透露，他离开人世前夕，小儿子播放陈歌辛的《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优美的音乐。”这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的“生命结束，就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辛丰年这个名字一定会留在中国当代音乐史和文化史中。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三)：陈安：挚爱音乐的好人
挚爱音乐的好人
陈 安
一天午后，在意大利亚平宁山上，在温煦的阳光下，牧神在打瞌睡，做着淡淡的美梦，一群仙女不知从何而来，嬉笑着把他惊醒。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为这个古罗马神话故事写了一首《牧神午后》，德彪西根据其诗谱写了管弦乐曲《牧神午后前奏曲》。
一个名叫严格的中国文化军人，早就喜欢上了这首前奏曲，他觉得，此曲妙不可言，其管弦配器效果“新鲜而又毫不浮艳”，竖琴、长笛、小提琴等乐器，经德彪西“妙手一点染，都生发了异样的光彩”。他多想读到其总谱，可那是战争年代，又何处可觅？不料有一次，在一个山城人家，他竟发现一期音乐刊物《练习曲》刊有《牧神午后前奏曲》的钢琴改编曲。他后来回忆此事写道：“狂喜！连夜挑灯赶抄，打在背包里带走。今天那墨水描的小蝌蚪已磨灭得依稀难辨了。及至终于买到国内影印的两种版本的总谱，一晃竟是三十几年！”
这个严格就是后来以写谈乐文章著称的辛丰年先生。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了大量音乐随笔，结集出版了《乐迷闲话 － 欧洲古典音乐侧影》、《辛丰年音乐笔记》、
《钢琴文化三百年》、《如是我闻》、《阿 . 鲁宾斯坦缤纷录》等书，赢得大批读者，驰誉书林乐界，但大家只知他的与英文“交响乐”谐音的笔名，而不知本名严格。
二十多年前，上海音乐出版社《音乐爱好者》的编辑李章读到《读书》上辛丰年的专栏《门外谈乐》，觉得他也应是为《音乐爱好者》写专栏的理想人物，便通过《读书》转发一信，向居住在南通的辛丰年约稿。从此之后，在上海与南通之间，便出现了一条书信来往络绎不绝、文稿按时寄达的邮路，《音乐爱好者》有了一个持续10年之久的《音乐笔记》专栏。自1990年至2013年辛丰年病逝之前，他们俩之间的书简往来多达数百封。2014年李章选编了《书信里的辛丰年》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前我逗留北京时，承蒙李章兄寄赠我一册，使我在这个假期里读到一本感人的好书。
我为此书所感动，首先是因为我觉得辛丰年和李章都是淳厚、忠诚的爱乐者，都是挚爱音乐的好人。一个是老年作者，一个是壮年编辑，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同声相应，心心相印。音乐是他们最大的爱好，音乐给了他们最大的乐趣，由于音乐这一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有写不完的信；从莫扎特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狂想曲》，从柴科夫斯基的小夜曲到朱践耳的交响乐，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就是音乐，沉浸在音乐世界，欣赏优美的音乐，就会有纯净的心灵，就会做淳朴的好人；而作为好人，他们又可超越工作关系，成为忘年交，结下深情厚谊。
辛丰年的长子严峰在此书序言《知音》中写道：“父亲常对我说，李章是个好人。在父亲的语汇中，好人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非常难得。他自己也是好人。好人对好人，老实人对老实人，认真的人对认真的人，又有共同的爱好和话题，从此开启二十多年的友谊。”
辛丰年是好人。老一辈人生活朴素，待人诚恳，谦虚好学，勤奋读书，事业心重，责任心强，这些优点，他都具有。他开始为《音乐爱好者》写专栏后，就把办好这个杂志视为己任，经常给李章出主意、提建议，从栏目到选题，从作者到文风，他都热情推荐、诚恳点评。信如其人，辛老的人品也令人尊敬。
李章感慨说：“其间不仅止于跟他学了很多知识，被他吸引，更重要的是，片言只语字里行间他纯良的心、高越的人格，力透而出，泽被后学如我辈。”
李章也是好人。后来，他已不仅作为编者，而是作为一个孝顺的晚辈，无微不至地关心辛老。他经常给他写信，打电话，还多次去南通看望他。写信内容不止于工作、稿子，还把自己出差、出国时的音乐活动见闻告诉辛老，附寄很多照片，因为辛老年高不出门，爱听这些介绍。辛老平时总体贴他人、不爱麻烦他人，但由于感到李章确实对他特好，后来也就常请李章给他买书、借书、复印、淘碟，李章总是不嫌其烦，努力满足他的要求。
所谓“好人”，也并非某些人心目中那种“平庸”、“思想糊涂”的人。 从辛丰年和李章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听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心声，知道他们除了音乐和写作、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还关心些什么，还忧虑些什么。
辛丰年在1993年5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文化肯定又要遭劫！鲁迅说古书自古以来有水、火、兵、虫之厄，他料不到‘文革’那种灾祸。而今，淘金狂潮又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瘟疫。它不一定使书消灭，但却可能使人更愚昧可憎，使文化变质。”
他甚至感慨“处此乱世，音乐无用，是奢侈品，以乐消闲，问心有愧。”
他在2000年9月的一封信中又写道：
“伯恩斯坦的《 音乐是无限多样的》，看了很有启发，像他这样的为普及严肃音乐无限热诚，更令人遗憾于中国的出版界之不做实事只想捞钞票！现在的爱乐热是虚假的，正如市场经济之为泡沫，所谓‘音乐散文’，并不能代替切实的启蒙。也正像中国的‘文人画’，弊极多利甚少。”
李章也有同样感叹，他写道：
“其实这些年我工作得并不愉快，出版界风气很坏，谁人都讲钱，再也不觉音乐的神圣，只好将崇敬暗藏着偷偷自慰。我倒是羡慕先生您，可以不介入社会的形色人群，可以不为工作生活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不好便成了我懒惰的借口，我就对自己说，这个不好的时代被我摊到了，尽可能地不做坏事罢，偶尔地出些自认为的好书向责任交差罢。仅此而已。”
他们俩的这些感慨使我想起《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所引圣彼得堡乐团指挥玛里斯 . 简桑斯的一段话：
全世界的政治人物不够关心艺术。人类在科技上有相当的进展，
但物质与精神生活之间越来越不调和。因为人类心灵的空虚，这个世
界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堕落，以致战争频仍，毒品泛滥。削减艺术经
费，会让悲剧不断发生。
辛丰年的去世，使许多爱乐者感到可惜，身穿黑色正装前去南通参加追
悼会的李章，心里格外悲痛。辛老的子女们自然更是悲切万分。不过，使严峰感到安慰的是，一辈子过得太苦、磨难冤屈太深重的父亲，毕竟由于上苍给了他书和音乐，给了他李章这样的知音挚友，而在苦难人生中有了难得的快乐。
严峰在序言结尾引用了他父亲2004年初给李章的信，信中写道：
早死晚死我不在乎。不死于浩劫，反而苟延残喘性命至今
（81岁了！）真没想到。可庆幸者，“若使当年身便死”，我就
成了个糊涂鬼。一个愚蠢的拜神者。如今则不必为此自愧了。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四)：《书信里的辛丰年》编辑后记
编辑后记
2013年初，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辛丰年逝世。数月后，《文汇报•笔会》刊登李章的《辛丰年的信》，描述了作者与编辑之间二十余年的交往和友谊。以此为契机，我们约请李章先生编集两人的通信，汇成《书信里的辛丰年》，以飨读者。书信的搜集和整理得到了辛先生家属的支持与帮助，辛先生长子严锋先生作序；忘年之交严晓星先生、吴维忠先生对编排审订多有助力，谨此一并致谢。
脉望
2014年7月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五)：纸上谈乐见性情——读《书信里的辛丰年》
承蒙李章先生赠送他编著的《书信里的辛丰年》一书，欣喜无比。年岁稍长的爱乐人都知道，已故的辛丰年先生是著名的乐评家，他那些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赏乐文字，相当一部分便发表在李章先生当年执编的《音乐爱好者》杂志上。李章先生还责编了辛丰年的《辛丰年音乐笔记》、《鲁宾斯坦缤纷录》两书，广受读者好评。这本《书信里的辛丰年》则是两人的通信集。笔者一口气将之读完，收获良多。
《书信里的辛丰年》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蕴，得到不同的启示。以我多年职业编辑的经历，我看到了一位优秀的编辑与一位优秀的专栏作家共同成就的一段文化佳话；从一个爱乐人的角度，我领略到了两位前辈在古典音乐领域深厚的造诣及其独到的见解，和他们在赏乐、评乐时所体现出的扎实的文化素养；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我则从他们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交流与合作中，感受到了两位朴素而高尚的人格，辛丰年先生正直、坦率、谦虚，是谦谦君子；李章先生热情、厚道、执着，有古道热肠，不禁让人顿生见贤思齐之意。
自然，两人的通信都围绕着音乐这个主题展开。辛丰年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冰心喜欢听唱片，便建议李章“是否可以约其写一篇？”作家徐迟谈音乐的两本小册子，给辛丰年印象深刻，促使他走上了爱乐之路，于是，他希望李章去向徐迟约稿。辛丰年咬咬牙，终于买了个索尼随声听，从此可以方便地欣赏音乐，他第一时间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李章。辛丰年晚年深感人生有限，许多好书来不及看，便忍痛放弃了音乐的听赏，转而集中精力于阅读。新版的《格罗夫音乐词典》问世，朋友帮他从网上下载了部分内容，他告诉李章已阅读了管弦乐与配器、门德尔松、戴留斯、雷斯皮基等词条，还准备阅读钢琴、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条目，体现了这位老人生命不息、求知不止的可贵精神。李章则在繁忙的编务之余，不时地将上海音乐界的动态、自己听音乐会的感受告诉居住在南通的辛丰年，与老人共享。辛丰年想读原版的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李章特意从上海音乐学院借来复印后寄给老人；他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扉页上有这样的红印：“谭小麟遗赠”，1941年的版本，不由肃然起敬。原来这是著名作曲家谭小麟留学美国时买来的，后来送给了母校。李章感慨：“一本好书的生命是比人要长得多，价值是无限的，几代人都受益呢。”
两人交流欣赏音乐的心得，是这本通信集中最精彩的部分。辛丰年告诉李章，能欣赏到莫扎特的全部钢琴协奏曲，是一大享受!“这在我听乐的半生中是一大幸事了！”他从德彪西的弦乐四重奏、《牧神的午后》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美国四重奏》几乎是在差不多的年代诞生，解读出了其中独特的信息：“这似乎又可以当作宏观音乐潮流中的一种奇妙不过的复调来听了？！”他提醒，如果让爱乐者以为一切名家的作品都是伟大的、绝妙的，这无疑是认识上的误区；并以英国作家毛姆的一段话——“一味恭维某些被认为经典之作的小说，对一般读者来说，其危害是不可低估的”，来加以证明。李章的赏乐议论也毫不逊色。他称赞，小提琴巨匠埃尔曼的演奏老辣拙朴，不同凡响；他将里姆斯基—科萨可夫《天方夜谭》第一乐章最后木管漂在乐队上面的和弦，比喻为“散在水面上辛巴德的航船的碎片”；在向辛丰年介绍自己在罗马听雷斯皮基“罗马”三部曲的经历时，他谈到自己喜欢雷斯皮基出神入化的乐队写作和精致丰富的配器，称他的音乐就像意大利人，“话多，手势多，表情多，极热烈极浪漫又极其性感”，若非对雷斯皮基有深刻的感悟和理解，是说不出如此独到的妙喻的。
傅雷曾经教导傅聪，先做人，然后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辛丰年先生的人品，也堪为爱乐人的楷模。他恳求李章，把自己的稿件放在刊物后面，勿占重要位置，谦逊地表示自己是个老撰稿人，写的并非重要报道，放在靠后的地方合情合理。他对某出版社编选音乐读物时，将其与罗曼•罗兰、茨威格、普鲁斯特“共聚一堂”感到羞愧，表示“我感到一种大出洋相的侮辱，早知是这种内容，我绝不会同意出版的”。对音乐教育、普及古典音乐中存在的问题，辛丰年先生也直言不讳，提出批评。比如，对于表面热闹的儿童学钢琴热，他坦率地指出“他们存在的大问题是老师教技术不授艺术，家长无音乐文化，孩子只练不听（也没时间听）”。从Philips的西贝柳斯全集唱片的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唱片说明书的言之有物，他有感而发：“我们现在的古典音乐热（？）似乎已同庸俗的商品化结缘了。一看到《经典》之类的‘推销员’册子，就有恶心感。”这些直率的批评十分值得我们反思。
《书信里的辛丰年》，可以让爱乐的人们学到很多。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六)：李章：辛丰年的信（代前言）
辛丰年的信（代前言）
原刊于《文汇报·笔会》
李 章
今年春，天多冷人多病，日月苦辛。3月26日，辛丰年先生离世，接下来他留给我们的空茫，将这寒春延长，悲凉中略感欣慰的，是3月26日，贝多芬去世的日子。
我知道，辛丰年喜欢的作曲家，贝多芬是排头位的。
5月初，严晓星E我一信：“严老走后，我非常非常的孤单。没人能说话了。以前读书，首先会想到有他可以分享。熟悉他的兴趣与思维，有什么也估摸着他会不会有兴趣，就跟他说。现在好不适应……”
我们都很失落，我们这群追随辛丰年的人，心中缺了角。我跟晓星，也是跟自己说，就读先生的书，读先生的信罢。否则，又能怎样！
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辛丰年先生，受教、交往二十余年，给他写信，给他打电话。后来，工作以外的通信和通话，也加入这惯性，成了自己感情的需要。其间不仅止于跟他学了很多知识，被他吸引，更重要的是，片言只语字里行间他纯良的心、高越的人格，力透而出，泽被后学如我辈。而感情的需要，终成依赖。以后，我怎么办呢？
3月以来，我几乎日日想着辛丰年，有时还会梦见，这在我是很少有的。我翻出先生的信，重读，浮想联翩。
李章先生：您好！今天收到来信与刊物，很感谢！
你刊一创刊我就看了，还写信提了些看法。近年的看得少，读此二期感到办得更好了。这是同科普一样有意义的“乐普”工作。
来信恳切，我感动又惭愧。自己是已退休的普通人。虽是乐迷，所知甚浅。无非听了些作品看了写文字资料而已。那些读乐文字是在《读书》编辑部启发之下乱谈了些感受，幸免方家齿冷，反而得到同好者认可，颇感惶恐！
《音乐与我》一栏之设是好主意。我向来极愿知道非音乐者听乐的情况，可惜我国的这种资料极少，令人觉得很多学者文人似乎都不爱乐。事实必不如此。你们如能把这方面的信息报道出来，既有史的价值，又会吸引更多人听乐。
多承约稿，拟一谈自己爱乐生涯的一点情况供您选用，七月上旬交稿，争取提早。可否？
祝
好
严格（辛丰年）
6.4.（1990）
这大约是辛丰年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括号里的1990，是我查证出的年份。由于他写信不爱写年份，我又不爱留信封，我保存的信就都是仅有月、日，只能靠内容推测年份。
我是从《读书》上知道的辛丰年，他开了专栏《门外谈乐》；1987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乐迷闲话》反响热烈，颇如先前出版的《傅雷家书》。1989年我有幸做了《音乐爱好者》杂志的编辑，便去向他约稿；没有联系方式，就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求助于《读书》杂志。查看日记，1990年5月2日记有一笔：“给辛丰年写约稿信，请《读书》转。”6月初便收到辛丰年复信，我大喜过望，由衷感谢《读书》的同行，他们处理读者来信的认真是我的榜样。
从此辛丰年便与《音乐爱好者》结缘，期期惠稿，准时准点，如扬帆乐海的班船。这船一开便是十年，直至我因病离开杂志。那十年先生的手抖尚轻，白内障的困扰姑且着，信件来往就比较多。头几封信我冲着开专栏去的，关于栏目名称我俩反复讨论。起初辛丰年拟用“乐史掇拾”，我觉得不够通俗；他又想出“乐迷话匣子”“乐史杂碎”，我仍觉不理想；最后干脆沿用傅雷之说“音乐笔记”，请他定夺。
李章先生：您好！刊物收到。“音乐笔记”这名目我觉得不错。较实在，又可包容许多话题。我读书也常做笔记，音乐方面也记了好些。寄上一稿请指正，如可用，内容上的毛病，望予修削，不必客气。我欣赏一种说法：编者、作者是合作关系。
以下是关于办刊物的想法。思量多次，没想出多少可提的，先说几点，以后随时补充。
一、已介绍的乐人、作品、知识，相当广泛了。今后是否怕重复？我想不必怕。老题目上大有新文章可作。尤其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一段音乐史中的，特别是巴、莫、贝、舒（伯特）、肖、瓦、勃、德这几人。其人其乐背景环境，材料是取之不竭的，而我们所知太少了。
例如，莫扎特的书信、贝多芬的同时代人看贝多芬、柏辽兹的音乐通讯，他的回忆录、瓦格纳与发瓦者对骂之久……这些资料都大可利用（上海有这些书）。
总之要让爱乐者获得更立体的知识、信息，深化其兴趣，提高其境界。
二、“音乐与我”也大有可为，如能像《一百个北京人》（张辛欣）那样搜罗，发掘，让名人与凡人无拘束地谈出真感受真体验，必能引人入胜，引起共鸣，将来看拔萃汇成一书：《一百个爱乐者》。有些人可能自己写不好，可以叫他谈，录音整理，要如实、如话，不要文艺腔。
三、要多多报道国内外乐情，但泛泛的应景新闻不好，广告、捧场式更不必。其实国外乐讯，他们刊物、报纸上一定很多。对中国听众感兴趣的人物、乐队、剧院动态，似看经常报道：马友友、梅纽因、小泽、帕尔曼、维也纳爱乐乐队、柏林爱乐乐队、斯卡拉、拜鲁特……国内外钢琴、小提琴、吉他等生产、销售情况，唱片、音响工具新情况（这应该是一个重要题目），乐谱、乐学书籍出版消息……
四、一个小点子不知是否可取：一部“左图右史”的西方乐史，看起来一定不枯燥。例如，一幅李斯特弹琴的油画，沙龙中挤满仕女，作种种风雅态，以此为题，配以一篇文字，不仅谈李，且可使当时的音乐风尚形象化，让读者对乐史加深兴趣。要图文并茂，图可赏，文可读。图片有来源，仅《格罗夫》便有几千张，原版中且有彩色的，翻印效果尚可。
这部《音乐画史》不必求全，蒙太奇式的即可，如在刊物上连载，一次一至两三题，问题是制版增加了成本！
以上聊供参考。
…………
严格
1.21.（1991）
此信写有三页，结束了再补一页。
《音乐笔记》专栏开张，头三篇暖场，然后打出重炮《学会倾听音乐》《不必望洋兴叹——欣赏曲目漫议》连载文章，这两个系列，可看做乐普教程，没有学院式的赫然理论，对如何听、听什么有着实际的帮助，很对爱好者的胃口。就有读者来信，转给他，他是有信必复，便多了爱乐的朋友，其中有善感能写者，再返荐给我。辛丰年不仅仅是我的作者啊，他经常代我组稿，帮杂志宣传，有时甚至比我还着急：“为何不去盯住徐迟写篇回忆？……何不挤他写，能多挤出几篇更妙，不能等，他老了！如实现，我看应突出安排……11.11.（1995）”再后来就是1998年热情四溢的《向太阳——漫说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1999年《鲁宾斯坦缤纷录——阿图尔·鲁宾斯坦自叙剪辑》；系列之外，间以杂篇。十年后，专栏结集成书《辛丰年音乐笔记》。1999年5月我住在瑞金医院，单位卫生室的曹医生前来看望，带来了滚烫着墨香的《辛丰年音乐笔记》初版样书，曹医生探病人送书，她了解我。
《剪辑》也出了书。陈丹青告诉我，他将《阿·鲁宾斯坦缤纷录》赠及师尊木心，木心先生大加称赞，说是难得看到国内有那么好的书。陈丹青问我再要一册。
给刊物建言，是我的请求，他多次来信详谈，想法层出不穷，让人眼睛频频发亮。从大的框架到具体选题，包括作者。比如，方平、鲲西、程博垕、何满子等等，都是他的书面引荐，连地址电话都附在信中。所荐都是大人物，我便一一登门，竭尽虔诚，他们后来都成了《音乐爱好者》的铁杆作者。
后来《音乐爱好者》的走向，已有相当部分是辛丰年的思路，在刊物惨淡经营的岁月里，他撑持了《音乐爱好者》的半壁江山。
可惜“左图右史”未能实现，确有成本的问题。前几天我回娘家《音乐爱好者》编辑部，谈起“左图右史”，想不到他们正策划类似选题，与二十年多前的辛丰年不谋而合。
辛丰年写信，绝无寒暄，往往直抒己见：“此期好东西不少！如《牛津听乐记》《苏联歌曲与我》……”“黄宗英一文很真，有味”“以后是否可约赵晓生对一些新作与演出或唱片发议论？他的见解是可以认真听听的”……某某篇“似可不登”，某某人“文风不可取，要谨慎”……不一而足。而他对责编，多是鼓励：
“初步浏览，好文不少！‘盲童’这一题，抓得太好了！我竟未曾想到过。将再读，从盲人心中之乐思索音乐形象问题……
“有点随想，仅供参考：‘音乐与我’评奖延期很对，此栏更不该结束，但须蓄后劲，出新意，造小高潮……严格 9.2.（1992）”
“您对盲孩如此关怀，令我感动！我是极爱儿童的，对不幸的孩子更是同情。只恨无能为力，只能为他们洒一掬同情泪而已！严格 9.16.（1992）”
信中提到的 《音乐与我》，是由非专业的爱好者谈音乐的栏目，曾有征文比赛。盲童一题，则指1991年第4期《音乐与我》的一组盲童的文章。其中有一位15岁的盲童朱闽，后来获了奖。后天失明的朱闽写得最多的是颜色，他说黑暗中音乐像朝阳搂着他，并说“决不能颓唐”。后来他考上了费城的一个盲人大学，只身去了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卢沟桥的盲人出版社工作了几年，又只身去了深圳。
1991年，烟花三月，我第一次去南通拜望辛丰年。彼时苏通大桥尚未开建，上午乘通州208快船到南通港，找旅馆，吃饭，磨蹭半天，踅摸到解放新村先生的家也就到了晚上。因事先没打招呼，先生颇感意外，圈圈叠叠的镜片后目光迷蒙，他人干瘦但身板硬朗，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略带沙哑，语速不快总有问句，如其文。先生的家呢，四壁寒素，床上铺粗席，桌上，茶杯内壁茶色深重。第二天是我感到意外了：辛丰年焕然一身新军装，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饭店门前，濠河在他身后流淌，这画面庄严郑重，令我肃然。我深知这是对《音乐爱好者》的看重。这种态度，似老一辈人才会有。那天他带我去参观了纺织博物馆、张謇的濠南别业、博物苑，还磕磕绊绊地爬上了文峰塔，我们边走边看，相谈甚欢。午饭他提议吃南通蛋饼，未果，转而领我下了馆子：豆苗、酸辣汤，还有——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刀鱼！那餐馆的二楼，素朴敞亮，刀鱼亲民，远非今日的天价。
我常常想着辛丰年那天簇新的军装，领章帽徽空着，系离休纪念品，一看便知，不常穿的。先生的追悼会前，多年没见的吴维忠君开车到苏通大桥来迎我和樊愉君，见我一身黑色正装很是惊讶，他（樊愉也同样）从未见我这般穿着。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还先生的一份情义，这情义欠得太久，整整二十三年！我与辛丰年第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见面，就像奏鸣曲式的两端，呈示与再现；着装是主题，我来完成“仪式”的再现。
那些年辛丰年也来上海。有一次下榻于十六铺码头对面咸瓜弄的一间老客栈，那是我到上海之后第一次看到了“上海”。客栈门脸不大，入内却是豁然开朗，白木的楼梯栏杆，围绕着天井是一圈圈一层层密布的客房，阳光雨一般洒下，真好看。房间挂有布门帘，内置一桌一椅，迷你型，角落里是那种带高挑毛巾杆的脸盆架，辛丰年正在洗脸。我很惊奇他如何找到这般古董客栈？地段倒是方便的，下船即是。前一阵去那边，新起了排排高楼，辛丰年的客栈不见了。
1994年秋，《读书》才女赵丽雅君去南通组稿，再陪辛丰年来上海同留学美国的沈双欢聚。我不善接待，反应总是慢半拍，在创作室就地吃了简餐，对“恩人”多有怠慢，错失了一个报答《读书》编辑同行的机会。那天我陪他们瞎逛，参观了绍兴路54号三楼《音乐爱好者》小小的编辑部，去襄阳路的一家小店淘CD，辛丰年一直兴致很高，步履轻闲，绝无古稀之态。对西方音乐淡然的赵丽雅君，硬是被辛丰年拉上了爱乐的“贼船”。他俩翻检着唱片，讨论着自学英语。这是印象中鲜见的辛丰年欣然放松的时刻。
第二次去南通是个即兴节目：我偶然起意陪太太去启东开会，私心里想去看望辛丰年。会议第二天去狼山游览，我趁机脱队，小雨中独乘小巴赶往南通城里，在虹桥新村附近下车，用公共电话向辛丰年报到。他很兴奋，说是神奇得很嘛！找到154幢，他已立在寒风中，等着我了。新房子比解放新村好多了。进门我就看到了严锋给他置的加拿大psb书架音箱，很随意地摆在钢琴上。我寻思着，现在好了，这比他（也曾劝我）“咬牙买下”的袖珍CD机阔气多了，可饱食终日了。他也就用音乐款待我：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山洞》及莫扎特的《邮号小夜曲》，声音不错，他很得意。近午时分，将我领到了一家自助火锅店，说冬季的雨天就怕吃得冷。大圆台桌子就我俩，他身体看上去不错。那是1997年的12月。
那年5月尹萨伊弦乐四重奏团来上海，我订了票，曲目是海顿的Op.54之二、德彪西的g小调，下半场则是德沃夏克的《黑人》。我知道《黑人》是辛丰年最推崇的。他先是在广播里偶然听到，觉得好，就一径追踪，这一追就是二十年！直至1960年代才托人从布拉格买到乐谱，又从东柏林买到唱片。“文革”中他的宝贝历遭劫难，却冒极大风险雪藏了《黑人》。
大概我写信谈了该次音乐会观感，引来了他很多话题：
李章：估计又会收到来信，果然就来了！信中既有信息又有感受，读之有味。你提到德彪西四重奏的写作年代，查《格罗夫》，它作于1893
（1894），《牧神》是1892-1894，先完成双钢琴谱，1895才完成管弦乐总谱。那么，是否可以看成双胞胎？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作品同《新世界》《黑人》同时出现，这似乎又可以当做宏观音乐潮流中的一种奇妙不过的复调来听？！
德彪西这首唯一的四重奏，我曾向往多年。54年才听到，是向上海陕西南路“永兴”（？）唱片行邮购而得，老板用一个内衬绒里子的手提唱片箱装了寄给我，此箱我至今未忍弃之，它跟我一起到了我“劳改”的砖瓦厂，又带到了此地。当年一听，莫知所云！而“牧神” 却是在39-40年一接触便被吸住的。去年买了张CD，才又细听，仍觉费解。至少这在他的作品中是一种刺耳的声音。室内乐中的拨奏本来可以产生其他拨弹乐器无法做到的特殊效果，但他似乎对噪声更感兴趣。
…………
严 格
6.21.（1997？）
信中提到的四部作品分属同一时期的两个流派。我也是这二位大师的拥趸，但从未想到将这四部作品作比较，更没有纳入潮流领略复调之妙。我以为异类不比；他启发了我，可以比。信中所描绘的内衬绒里子的唱片箱也令人神往。而砖瓦厂，我也做过的。
1999年3月3日，我带《辛丰年音乐笔记》的校样，三去南通，请先生当面解疑。还是在虹桥新村的家，他写字很慢，手在抖。外孙女玲玲还是个小毛头，我们吃花生，给玲玲拍照片。看他含饴弄孙，毕竟体力不支。“因为喜欢，孩子又要抱，手臂都残废了”，他电话里曾跟我说过。那次他送我两本书：台湾版《乐迷乐话》及海南出版社《请赴音乐的盛会》，书中又夹上玲玲的照片。我给他带去三张CD，曲目已经忘记，只记得第二天他就告诉我，已听过，没什么意思。
2001年严锋结婚时辛丰年再来上海，在浦东金桥的新房里，唤我去谈天。当时我正忙于责编《朱践耳交响曲集》总谱，就把朱先生的手稿带去献宝，果然他看得起劲。第二天他来绍兴路参观我社新开张的书吧，年轻编辑们故意来回走动，为的是隔门望一望大名鼎鼎的辛丰年。那天，还去了陕西南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园旗舰店。先生在外文部仔细挑书，吴维忠拎着帆布旅行包跟在后面。“季风”的股东之一、我的朋友姚思动，听说辛丰年赶紧上前拜见。我介绍说，思动的父亲便是诗人姚奔，就是女作家萧红最后的时日，在病榻前记录、伺候的那位青年。先生眼睛一亮，哦了一声。
辛丰年衣食散淡，却嗜书如命。买书用大帆布旅行包，像买粮食。有一次，刘琳琳拿着辛丰年长长的书单来编辑部找我，帆布旅行包里装了大半从福州路刚买的书，绍兴路那时还有几家书店，她来看看能否补齐辛丰年的书单。她满头大汗拎包的样子我印象很深。
一次电话里辛丰年大谈新到手的《热河日记》，我这边听得目瞪口呆。因所谈之书，书之作者，所涉人、物、事，我是一概不知。他费了口舌对牛弹琴。直到后来，他送我新书《和而不同》，是与严锋合著，看了其中的《对话无声却有情——读〈热河日记〉》，才算偷偷补了课。用现在的话来说，作者朴趾源是乾隆时期朝鲜的汉学家，《热河日记》是他出访中国用文言文写下的中国观感。
辛丰年平日醒得早，就听BBC的英文广播。何尝是听力好，他能用英语直接思维，他说这可以更深通地理解原文。这使我想到柴科夫斯基的乐思，一出现脑子里，就已经管弦乐化了。《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新二版）出版的2001年，他早早地托吴维忠从网上搜索下载，先睹为快，欣喜之情跃然信上：“……《格罗夫》新出版了，共29卷，这决非我辈能买得起的，可你想不到，我已读到了其中几个词条：管弦乐与配器、门德尔松、戴留斯、雷斯皮基，还将读钢琴、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条目，此书全部上网，小吴从网上录下的。人家出版家有气派。从网上还可免费得一本120页16开的内容简介，几天后便邮寄来了……2.12.（2001）”
我知道辛丰年最感兴趣的几部音乐的大书，其中孜孜以求的，当属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我一直念念不忘想读其前面的部分，尤想看他怎么谈巴洛克与莫扎特。然而几处都无法借到。不知你能否想想办法，帮忙借了复印巴洛克/莫扎特那两部分？当然，倘能借来读则更妙，可核对中译中我疑其有误之处。1.14.（1997）”于是我拜托杨燕迪君借来上音图书馆的藏书，书已破损，扉页有一枚红印，上刻“谭小麟赠书”，顿令我肃然起敬。谭小麟的遗赠，算是文物了，外借南通总不相宜，便尽量多地复印了几章托朋友带去。后来严锋终于在海外为父亲买到了英文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先生来信大呼“一定要细读的。”
2001年6月6日，我四去南通，给辛丰年带去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文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这是责编杨建国所托，并请辛丰年写书评。那次是乘武汉开来的江轮，六个多小时才到。晚饭先生带我及吴维忠去了临水的一座亭台楼阁，荷塘月色，美食清茶。看我喜欢，第二天又安排了午宴在那里，并唤来严晓星、刘琳琳、吴维忠/李娟夫妇、画家余先生等朋友。那里的荷叶蒸饭、海勒鱼是在别处吃不到的。饭后一拨人又浩浩荡荡开赴新开张的梅庵书苑，那是青杉中的一处惊艳，湖畔茅庐，曲径通幽，大家赏画品茗，不亦乐乎。有朋友不断赶来，庵主冷雪兰女史抚琴一曲《酒狂》助兴，梅庵派传人袁华则献演《关山月》和《平沙落雁》，后又奇遇我喜欢的画家冷冰川，原来是冷雪兰的哥哥！那天人多，先生话少，坐在竹椅上翻看画册，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话，或拄拐若有所思，继而起身去抚弄古琴，我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这便是后来在朋友圈子里传开的“反弹古琴”的由来。那日真是快乐！傍晚送辛丰年回到家里，他将帽子脱下，才发现，他已白发满头。
我从未见过辛丰年染指烟酒，未见过他开怀大笑。他不善幽默或说不屑幽默。他就像严肃音乐，貌似严肃，一旦听进去，再不能离开。辛丰年更是一个宽厚谦和的好人，对不齿的人和事，也就轻轻以鼻嗤之而已，我未曾听说更未曾看见他发火。然而一次信中他有些火：
有件事颇荒唐……拟将我的三篇文字（都是《如是我闻》中的）收入一本谈乐的书中，征求同意，我当然随便。不久前这书印出了，寄来一本，名《行板如歌》，印刷装帧都相当不坏，可是一翻，真是“出人意表之外！”（这句话是当年鲁迅讽刺一个反对新文化而文字不同的“国学家”的，语病在于“之外”是蛇足。）原来书中除了鄙人、李皖（一直在《读书》上为流行音乐鼓吹，文章却漂亮，真可惜他不爱严肃音乐！）和另一位我陌生者三人以外，别的统统是老外，而且是赫赫的大文人：罗曼·罗兰、茨威格、普鲁斯特、托夫勒……当然是从各种文集中选来的片段文字。
你看，我们三个中国人，根本算不上真正“文人”的，竟成了“代表”，同世界文豪们共聚一堂了！我感到一种大出洋相的侮辱，早知是这种内容，我绝不会同意的。……11.24.（1996）
这让我看来实在是不算什么，辛丰年却生了气，可见越过了他心中的底线。他对名利，一向淡迫：
……我再次提个恳求，今后再用我稿，务恳把它放到后面去， 切勿占重要位置。我作为老撰稿人，写的又不是最新报导，安在靠后的地方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有人愿看，这也并无妨碍。至要至要！ 2.21.（1999）
有一年文化部邀请维也纳爱乐、费城管弦等四大名团到北京演出，吴祖强先生代中演公司总裁张宇写信，邀请辛丰年去北京亲逢其盛，而他以不适应长途旅行婉拒。我知道辛丰年长久没听过现场演奏了，他曾吐露过让我替他安排去上海交响乐团听排练的心愿。放弃良机，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揩油”，他写信告诉我。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
当初我责编辛丰年的《阿·鲁宾斯坦缤纷录》，署为编著。这本不是辛丰年的原意，是我为了多开些稿费（编著稿费高于编译），强加并“出卖”了他。看自己2000年10月30日记有一笔：“上午打电话给辛丰年，他对‘编著’二字提出异议。但别无好办法，再说吧。”当时多有译者有相反的要求，已成业内风气，我便先姑息了自己，含混过去。现在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先生躺枪，我是枪手。他当面并没发火，连愠怒也没有，他宠我，我就更难过。今天，今天，我连个忏悔的地方也找不到！
2008年9月的一天，我买了长途汽车当日来回票，五去南通看望辛丰年。头一回走苏通大桥，看长江，想着辛丰年，水面宽阔，江声浩荡，真真地灵人杰啊。到了辛丰年姚港路的新居，打电话上去，他颤颤巍巍地下来开门，本来揿一下电子锁便可以的，他却执意亲自下楼梯迎我上去。当我握住他的手，发觉他瘦了，明显气虚，面也苍白。看他的书房兼卧室，钢琴上摆着的还是那套psb书架音箱，小阳台上放一小书桌，桌上是翻烂了的《牛津音乐指南》，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画满了蝇头小字，先生正在看《牛津》呢。我将带来的东西一一给他看，他没兴趣，就是要说话。玲玲放学，母女到家，我向她们“请假”带老人出去午餐。先生电招吴维忠、严晓星同聚，选了最近的一家餐馆。搀他艰难地走去，艰难地过马路，再艰难地上了二楼，点菜，吃饭。他明显吃得少了。严晓星有采访匆匆离去，而先生意兴不减，提议再找地方喝茶。又是一路好走，到了南通剧院底楼的半岛咖啡，要了一壶铁观音，天南地北了整个下午。那一次看到的辛丰年，是位老人了。
我与辛丰年，见面并不多，更多是神交于信中：“沪上音乐有何动态，有暇仍盼告。”于是，我便谈沪上音乐。“关于费城的情况，有何见闻，很盼便中具体谈谈。”于是，便谈费城乐团。“你每次谈出游见闻，似乎没涉及音乐，是否可带个录音机出去？”于是，我再谈旅途上的音乐，没带录音机。我总投其所好，说有趣的事给他听，偶尔也会发发牢骚骂骂人。有一回我给他写了几页信纸，谈的全是，吃。2010年瓦格纳全本《尼伯龙根的指环》德国科隆歌剧院版来上海，我有幸四部看全了，我将之看作自己音乐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一定给他写了信，不会不说给他听的。然而我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蛛丝马迹，全年的日记也找不见了。
后来先生年迈，手抖眼花加剧，“圆珠笔往纸上戳窟窿”，我给他的信越来越长，他的回信越来越短。我便跟他约定，我仍旧写信但他不必回复。有复信的精力不如写东西留给读者。因我知道他肚子里的书还有几部：《乐迷忏悔录》《妙文共赏》《现代文人与乐》《听乐之道》，其中《听乐之道》（即《不够知己的知心话》）是想细说他的几部最爱，都是听过千遍以上的，如《芬格尔山洞》《新世界》《贝多芬第九》《罗马的松树》《罗马的喷泉》等等，“另外还有几个题目，如《莫扎特导游手册》《贝多芬导游手册》，大概只好算了。”
最后的几年，来信常叹为时不多，先是取消了听音乐，后来眼力不济，书也不大看了：“虽然极具衰老，还是贪心求知。” “眼又坏了……买来的好书积压未看或未细看的不少，使人着急，有负债感，乃至负罪感。”倒是关心朋友提供的时政资讯，担忧并“愤青”了一阵子。一次我支吾着给他说网上要为某人翻案的事，他断然否定，观点鲜明。2009年5月，他白内障开好刀，电话里声音洪亮许多，教我如何泡乌龙茶，先用沸水烫杯，再用沸水冲泡……半月前未知的恐慌已然消解。并且，又开始听音乐了。
2011年9月，某天我给辛丰年打电话，无人接听，午饭时打，仍无人接，心中不免忐忑。下午即问严晓星，方知先生摔跤住进了医院，入院前他还特地叮嘱家人不要告诉严晓星。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下他苦了。他是任事（书、乐之外）从不麻烦别人的人，甚至小辈，不便之处，总是先委屈了自己。
去年初，我责编的杨立青所著《管弦乐配器教程》终于出版，我知道辛丰年盼此书已久，第一时间寄上，心里明白，这三卷本1558页的巨著，他未必看得动了。之后，又寄过一本赵越胜的《燃灯者》，打电话过去，他却没看。那些日子，电话里他老是说冷，我大声说温水泡脚！多晒太阳！9月，他让我找马斯内的歌剧《泰伊斯》DVD，想弄清楚小提琴solo《沉思》在《泰伊斯》中的位置和背景，《沉思》估计他也听了几百上千遍，问题也一定存疑了几十年。淘到，弗莱明版，寄去。可是，可是严锋说，我寄去的竟是一张空壳！太不靠谱！于是给他写信，夹在再一张的《泰伊斯》里，那是2012年10月30日，这大约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了。11月，打电话给他，想跟他聊《沉思》，他的声音已有气无力，时断时续，我不敢再谈，匆匆挂了电话，怔了半晌。今年1月中，问严锋，他说不好，有些糊涂了。3月初，我打电话，小儿子严锐说，亲近的人还是记得的，胃口也不坏。3月26日，上午还想着给辛丰年寄些软和的西番尼，不料中午严晓星电告噩耗。
严锋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有我的信，很多。这让我大惊——先生最后的几年，已将藏书纷纷送人，怎么还会保留我的信？感伤之余我又想到，辛丰年生前已跟上海文艺出版社有约，出版五卷本《辛丰年文集》。倘若再加一卷书信，岂不更美？正如本文的初衷，辛丰年的信，有更多的人看到才好。辛丰年与章品镇、薛范、赵丽雅、陆灏、刘绪源、陆圣洁、王海浩等诸位师友，相互的信会很多。
今年5月23日，著名的维也纳爱乐六把大提琴在东艺演出一台古典小品，听后我忍不住地又要给辛丰年写信：
上半场的演出严肃正统，六位演奏家身穿燕尾服，其中有先生喜欢的舒伯特；下半场他们换了各式便装演奏，弄姿作态，插科打诨，穿插了戏剧小品跟观众互动。他们肯定是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常客。最绝的是大轴，拉威尔的《波莱罗》改编曲，由四个人拉一把大提琴。您能想象得到么辛丰年先生？四个人拉一把琴！一位坐在地上，用弓子作“马后奏”，奏响第一声——专司小鼓永不歇止的鼓点，担任节奏；唯一能坐在椅子上常规演奏的，自然担任波莱罗主旋律；第三位演奏家两臂围抱在他的背后，勉力拉奏复调，其实不成其为复调的，几个骨干音而已；而第四位（长得像乔布斯）兜转在三人周围，跳脚点地作击剑状，时不时地猛刺出一弓，正是原作中贝司的加强低音。效果妙极了，笑得我腰痛。你不得不佩服改编者对乐器法的精通，否则写不出这根本不可能的总谱，且旋律、和声、节奏、复调全然忠实原作，无有僭越。世界顶级的演奏家演奏世界顶级的曲目，用了搞笑的方式，辛丰年先生，您以为如何？
2013年7月4日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七)：严锋：我的父亲辛丰年
我的父亲辛丰年
严锋
辛丰年是怎么样的人呢？比较难回答。不过我们可以从辛丰年不是什么开始。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在中国，音乐评论家还没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在今天，无论去哪里应聘，都会比较麻烦。
让我们直奔本质吧：首先，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刹风景，特别是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辛丰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老头子，头发花白而不多，面目质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装非中山装的廉价旧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迹，这是因为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的缘故。
老干部这个词早已风光不再，充其量给有怀旧癖的人几丝怜悯的回想而已。不过，也正因为冒充老干部已完全无利可图，我才敢大胆地承认这一事实。其次，辛丰年是一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度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定为十五级。官职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长(因为是军职，所以比现在的副科长可能稍微值钱一点)。辛丰年大概是很不会做官，因为到他“文革”被打倒为止，似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升过。但是，从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无比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真的信仰和热忱。据我看来，这种信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辛丰年又是一个老军人。小时候我曾经对这一点充满了自豪，但是很快就幻灭了：辛丰年虽然一九四五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因为他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也不过是演演《李闯王》(好像是阿英写的吧)中的顾君恩这类的小角色，据说上场的时候还忘了摘手表。我后来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会打枪，但他说他曾经用机枪扫射过——当然是打靶。从前家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战役纪念章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三等军功的奖状。不过，任何一个当兵的，差不多都会有类似的玩意吧。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六十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因为看不惯一个林彪在他们军区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来也不致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这个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区区的)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省××县××区××公社砖瓦厂。他的工作，一开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后来下车间，做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器里。知道吗，光有泥土是烧不成砖瓦的。这是很累的力气活，结果是到现在胳膊上还留下了健美的疙瘩肉。后来，不知怎地就受了优待，让他做另一道工序：把已经到了传送带上的混合土中的草根之类的东西捡出来。
其实，那样的生活并不见得比现在的生活坏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实也是农民)和干部对他还是不错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饭(晚饭者，食堂里打来五分钱的青菜和饭混合起来，添一点自己熬的猪油和油渣，在家里用煤油炉加工而成的咸泡饭是也，极其美味。但总不是太够。八岁的儿子每次吃完了自己的一份还会舔舔嘴唇，看着父亲的那一份发呆。还要吗？于是，再从自己的那一份里挖出一些来),辛丰年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区新华书店新买的《战地新歌》和从福州带来的一些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最经常唱的是沈亚威的《刺枪歌》：
6 5 37 6——
枪刺儿 尖，
i 6 56 3——
枪刺儿 长，
63 5 i 63 5 ｜25 12 3——
枪 刺儿挥 舞 闪 亮 光!
……
我一直认为这首歌的价值超过了近二十年来所有流行歌曲的总和。
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这多少有点类似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写的一些情景。
厂里面有一个文艺组，辛丰年常带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象是，那个小屋子里的所有的乐器，辛丰年都会。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过，就像罗契斯特先生对简爱小姐的评价那样，都是“只会一点儿”。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过我从来没有听他弹过，那年头上哪儿去找古琴？
我当时对辛丰年最佩服的是，他每买回来一本新的歌集，就会拿着它很快地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们在小学里，还要先学唱乐谱再学歌词最后合在一起唱。辛丰年告诉我，等我再大一点，就教那一绝招。我早已够大的了，到现在也还没教，不过，就像他一样，那种看谱唱歌的办法我也已经无师自通了。
我在九岁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极向往的事情，是想能够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阅读家里精装的两大厚本俄文版的苏联电影作品选集。里面像《夏伯阳》、《彼得大帝》、《革命摇篮维堡区》之类的，应有尽有。当这种渴望变得不能忍耐的时候，辛丰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译，他口述，我记录。第一部翻译的就是《夏伯阳》。我至今还记得这部伟大的电影的所有细节，从一开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还有别佳教安娜马克沁重机枪的对话：
这是枪栓，
这是脸蛋，
……(大概是抽耳光之类，儿童不宜)
这真的是脸蛋!
(俄语中“枪栓”和“脸蛋”可能是一个发音)
按道理来说，林彪倒台了，他就应该平反了，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滞后了好几年。也难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排排队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两个军人来到了砖瓦厂，带来指示：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这只能算部分平反，还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经要算他一生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了。草根不用拣了，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所谓“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窑砖瓦厂做了一个理论辅导员，人称“某主任”，小小的公社砖瓦厂，主任不下十来个，但是工资最高的居然就是这位从最低级的工人超拔上来的“主任”。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彻底平反了，复员改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军队是回不去了，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在附近大一点的城市安排一个工作。但是，当组织上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五十三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在七六年，还完全没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单位，就没有人来管你，也就没有人来考虑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类的问题。在进××市的时候，地方上给了两间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没人来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强，官复原职，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丰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夺回损失，不过是另一种损失。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
还有音乐。从前的几百张唱片早已是五分钱一斤的价钱处理掉了，但是朋友们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南朝鲜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正好可以考验刚买的海燕收音机。虽然还是心有余悸，毕竟天气已经放暖了，天时地利人和，年轻时代的爱好大有一发而不可收再度喷薄而出的气势。不过，收听敌台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须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每个曲子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必须手脚飞快地把音量调到极轻，以免屋子外面的人听到那朝鲜语的对乐曲的解说。
总之，链式反应开始发生了。南朝鲜台的古典音乐听了一遍还不过瘾，于是就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台。有了录音机，当然磁带就开始堆积起来，为了整理杂乱无章录下来的节目，另一台601也被请回家来。好在刚平反，好像钱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
再过两年，中国开始酝酿惊天动地的巨变，虽然当时人们大多还蒙在鼓里，对喇叭裤青年手上拎着招摇过世的收录机播送的新世纪的福音还没听出个名堂来，辛丰年的耳朵却准确无误地捕捉了这些四喇叭收录机传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们的声音毫无疑问地使601的音质变得不堪忍受。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那台夏普AP9292千里迢迢从转手买者那里来到我家的那一天，辛丰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顺带说一下，辛丰年对各种机器有很浓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传到了我身上。
南朝鲜电台和601们完全失宠了，后来有一台601随着笨重的磁盘被我扛到了大学的寝室，成为室友们天天诅咒的对象，最后竟不知所终。
接下来就开始了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时代。如果去上班的话，大概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还有调频这样美好的音质，9292居然能在当地相当不错地收到上海的调频节目，而上海调频台在那时居然推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古典音乐，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记忆。
辛丰年是古典音乐原教旨主义派。对“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也有罕见的例外的时候。最早的上海调频台试播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混在一起放，名字也不讲，有一天不小心把一段他最讨厌的“外国轻音乐”录了进来。可是，这段当时还不知道名字的“外国轻音乐”却使他大加赞叹。后来不小心抹掉了，也是跌足叹息了好久，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想再把那段音乐重新找到。后来才知道，那段音乐其实也是大有名气，就是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但是，奇怪的是，后来听了无数的版本，无数的改编，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而最初听到的那个，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夏普四喇叭收录机，成了辛丰年在八十年代中主要的音响设备，而上海调频台则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带和立体声唱片太贵(当工资随着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渐跟不上形势了)，CD还是传说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时候，倾听都是一种等待，吃了上顿不知下顿。要到一九九四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Walkman的!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辛丰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辛丰年在一开始就有他的对策，化听为读，买不起唱片，还买不起乐谱吗，尤其是“光华出版社”的乐谱？读谱的乐趣是难以想象的。一张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头脑当中。不过，光有乐谱，毕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乐器摆弄一番，岂不更妙。辛丰年刚刚平反回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买了一架五组的脚踏风琴(比一般农村小学的风琴要稍好一些，后者是四组的)。到一九八六年，他终于花两千多块钱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我相信他还会有一台的)。在六十三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不是从599开始，也不是从汤普森开始，而是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会有人在一旁大声呵斥，也没有什么作业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还有一套自己想出来的、相当不错的、完全排斥练习曲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体系，想弹什么就弹什么，想弹到哪里就弹到哪里，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过如此这般的学钢琴的乐趣？技巧跟不上，速度达不到，难的地方弹不出来？没关系，双手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补充。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家里的人。
在这时，钢琴狂热开始席卷全国，小朋友们的苦日子正在来到。有的家长们听说当地有一个懂音乐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带到辛丰年的家里让他指点。其实老伯伯也不过是小朋友们的老同学罢了，不过，小同学们来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乐的日子，那种等待的心情，简直就是望穿秋水。听小朋友们弹克莱门第、库劳、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赏心乐事。比听那个已经黑乎乎的9292有趣多了。
嗯，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似乎倒也不坏。家里的书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磁带在不断堆积，英雄牌钢琴的恶劣的声音在回荡，可是，除此以外，家道在无可置疑地中落。如果和周围的邻居比一比，反差实在太大。回顾辛丰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为止，用一般的标准来看，可算是乏善可陈。如果和祖上的功勋比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失败者。辛丰年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小军阀，据说曾经把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有一位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按时下的话说，蘧常先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章草书法家。不过，这些在今天可能又重新变得光荣的历史，辛丰年是绝不对我们说的，即使是在今天。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四十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正是这种对剥削阶级的痛恨，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使辛丰年在四十年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祖母和姑妈都曾经同我说过辛丰年年轻的时候如何尽可能地不让佣人服侍他，自己动手，一九四五年四月，辛丰年从上海乘小船来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辛丰年这个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在辛丰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投军的背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辛丰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在后王朔时代，当“爱”这个字眼和“屁”成为同义词，沦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时候，我抱着一丝宽慰和感激的心情，发现现实中居然还有一个雨果小说里才可能出现的人物，而这个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说，在砖瓦厂流放的时候，在一个月拿二十三元半的“生活费”要养活三个人，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会和当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建立很深的友谊，经常徒步好几里路去看望和接济他。
这类天方夜谭式的事情我真不愿意多说，因为事实上，那种大慈大悲的心肠，放到生活中，经常会使人感到尴尬。比如说，大家一起在看电影《啊，摇篮!》，看到里面十四岁的小保育员湘竹(马晓晴演)因为保护孩子们而中弹牺牲的镜头，就会突然大哭起来。有一天早上，我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又听到了呜呜的哭声，偷偷一看，原来是他在看李辉写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来。一九九二年，辛丰年拜访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就住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饭的时候，贾先生谈起了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与这种不可遏制的对苦难和弱小者的同情相连的，则是仇恨，对人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愤怒。在有的时候，那种正义的观念会使他显得不近人情。他有两个老朋友，我们姑称之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对朋友A做了无耻的欺骗和出卖的事情，此事与辛丰年完全无关，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彻底断交，从此不说一句话。而朋友A呢，因为是一个宽容的老好人，还是和B保持着面子上的来往，并对辛丰年的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不以为然。
啊，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远离音乐了。真的远离了吗？不见得。因为对于一个情感那样丰富的心灵来说，恐怕也只有音乐才能满足他的要求吧。辛丰年就是那样一个极端的好人，好到音乐的程度，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程度。
还是回到音乐吧。前面用“失败”来形容辛丰年的一生，看来是言之过早，好戏还在后头哪。八十年代中叶，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镇先生(章品镇先生就是当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个人)推荐他为三联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这本书在当年没有什么人注意，都以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乐通俗读物中的一种，后来又成为大家搜求的宝贝。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这以后嘛，就是历史了。
慢慢地名气就大了起来了。朋友在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逐渐也就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我从前从家里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时候，想的都是一定要争口气，好歹也要让可怜的老头子将来也能被别人介绍成“他就是XX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也有子以父贵，揩老头子名气油的一天。真是又惊又喜又愧。不过,在家乡，在朋友的圈子中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丰年就是××，××就是辛丰年。他自己是不会说的。后来也有崇拜者从外地赶来拜访，却不得其门而入，跑到市文联去打听，满以为一定会有头绪，却没有人知道辛丰年就在本地。
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涨，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兴趣，是真的不感兴趣。我呢，因为年纪还比较轻，修炼得还不到家，就不那么能免俗。有时候和陌生人交谈，冷不丁就会问他一句：你觉得辛丰年的文章怎么样？基本上都是很肯定的。有时甚至会听到非常过分的回答。有人说，辛丰年啊，文章比XXX和XXX好多了。令我魂飞魄散，但又忍不住偷乐。因为XXX和XXX正是辛丰年最敬仰的文章大家，也是我的偶像。我曾经把类似的话转告给辛丰年，引起他的勃然大怒，他认为那是一种不负责的轻浮的说法。
辛丰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样？虽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还是要保留我的看法。总的来说，他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其实这样很是吃力不讨好，要让读者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读者搞得很紧张。所以辛丰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大家总是知道怎样把一勺炼乳兑水稀释成一杯浓淡得宜的饮料，这样有张有弛，文气舒缓，为读者着想，于稿费亦大有益。而辛丰年呢，直截了当就把一杯炼乳端给大家。不过，这也正是我尊敬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的文字体现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的高度的职业道德，而我们如今在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的，多半除了水还是水，如果不把它们叫做排泄物的话。
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把炉子点燃，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小菜，回来的路上买好儿子媳妇和孙女的早点。其实这两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们的工作都不错，自己稿费也有一些，请个保姆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回到家，听完BBC的早新闻(他讨厌美国之音，但是喜欢BBC，特别喜欢BBC播音员的那种声音和语调)，就开始伏案写作。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
不过，影响辛丰年写作高产的原因最主要还不是因为繁重的家务和反复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两大块时间，他还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时间他在干什么呢？看书，无止境地看书，吃饭的时候也捧着书看。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它的事情。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我基本上接受了辛丰年的这种对待音乐的态度，并把那些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的人看作西贝货。
在辛丰年牵着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讲鲁迅文章的年代，辛丰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名公巨匠着实见识了不少，福柯哈贝马斯也生吞活剥了不少，少年气盛，渐渐地就有些不把辛丰年看在眼里了。老头子过时啦，跟不上形势啦，太保守(太激进？)啦，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逐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点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回到辛丰年”。我冷眼看来，热眼望去，看来望去，左看右看，竟发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发现这一点，我既觉得悲哀，又觉得宽慰，还感到骄傲。
《书信里的辛丰年》读后感(八)：刘绪源：今世惟此苦吟才——我所知道的辛丰年先生
今世惟此苦吟才——我所知道的辛丰年先生
刘绪源
辛丰年先生走了。
有人将此视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读书》杂志为代表的优美文风的一个告别式。我则并不那么悲观。我以为，一种优美文风，正如潮之起落，月之圆缺，不可能总是圆满，却也不容易真的消逝。到一定时候，它又会重现光华。中外历史上，有“古文运动”，有“文艺复兴”，这都是借过去时代之文、之艺，推动今日文学、艺术、思想之变革，而同时，也意味着早已湮没的文风的重现。
1. 专家之上的文人
长年避居南通一隅，一向少与外界交往的辛丰年先生，会被那么多读书人所关注、所仰慕，确与《读书》杂志有关。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册，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正确身份，应属“书话”(作者在前言中告白：这是他研读三种音乐百科全书式英文著述的随记)。当时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灰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头十分抓人。随后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己，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后文还有更精彩、更意想不到的内容。他在说尽古琴的好处后，忽又提到对“骸骨迷恋”的警觉：古乐虽好，毕竟只是“单音音乐”，中乐自古就是“旋律单线条的平面织锦，不曾演进为多声的和声复调”。这真是点到了民乐的要害！当然能说出这一点的专家必定很多，他的可贵和独特处，是从往昔大量的阅读中找出了既易见又稀缺的材料。其一是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有《绍兴琴派》一文，谈到“四人共弹”时得意非凡，作者认为这恰是古人见识僻陋之处：“哪怕百人百琴如出一手，又如何？齐奏而已，无非放大了音量。”其二是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有老残之弟夜访黄龙子一节，从无人道及，写的却是一场“室内乐”，此乃“多声合奏而非齐奏”，作者认为，“在中国写乐的文字里，怕还是头一次哩”。读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满足：我们读出了作者之博之杂，又读出了他的深和专；文字是那样优美雅致，表面不涉理路，其实有深刻的思考在层层推进，全文仍以见识取胜；读来情感起伏，多有所获，却又思路大开，遐想不止。读谁的文章能有这样的满足感？我想到的第一人，就是知堂。但知堂散文有时过涩，门槛更高，排斥了许多初遇的不适者，辛丰年的文字更显平白温润，更具亲和力。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作者是曾任法国总理的赫里欧)。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是的，那时出了不少谈音乐的书，除音乐圈内的专业书外，还有两种较受欢迎：一是音乐专家写的普及书，比如像钱仁康教授介绍交响乐的小册子；二是作家写的谈音乐文章的合集。对后一种，音乐圈内是不予置评的，也就是说，与之严格划清界限。可是，我就亲耳听到过钢琴家赵晓生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对辛丰年先生文章、著作的盛赞，前辈音乐专家吴祖强还曾为他的集子写序。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看得出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文章；然而它们不同于音乐专家所写的，它们谈音乐，也谈音乐以外的种种，将音乐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了起来。中国本来有着悠久的文人传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钟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2.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人们对辛丰年的了解，最早就是通过吴中杰文章和严锋的《辛丰年其人》(又题作《我的父亲辛丰年》，曾作为《辛丰年音乐笔记》代序)，以及《读书》编辑赵丽雅(即扬之水)以于飞笔名发在1994年第9期《读书》上的《辛丰年和Symphony》。
辛丰年本名严格，这一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据严锋说，辛丰年的父亲是个小军阀，曾把大军阀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中，就有后来的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对于上一代，辛丰年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这就是《乐迷闲话》前言中提到的《牛津音乐指南》)，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就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细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这也就是他《乐迷闲话》《如是我闻》《钢琴文化300年》《辛丰年音乐笔记》《不朽的人与乐》《处处有音乐》等等著作的来源。
3. “历史中的声音”
怎么也没想到，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为对晚年辛丰年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位编辑。我开始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很快收到严晓星转来的文稿《书架即景》(这篇名是我编稿时代拟的)。文章极好，写的是去年一年所读的几本书。一看文末署名：辛丰年！顿使我大喜过望。文章很快在头条位置发出，由此我和他取得了联系，主要是通信，也不时打个电话，有重要事则请晓星兄跑一下腿。那几年里，辛丰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由我处理了，他写来过十余篇稿子，短的一千多字，最长的有四五千。开始时一年会有三四篇文章赐我，到后来，越写越慢，半年才能写成一篇，最末一篇《咀嚼〈陶庵梦忆〉》，两千二百字，发表于2009年5月，差不多磨了一年。他作文之认真、艰苦，到这时我才有真切体会。
当初一读《书架即景》，我便被感动了。他因自己能读到两本英文原版巨帙——古德曼著《莫扎特传》(1999年版，900页)和托德著《门德尔松音乐传记》(2003年版，700页)，深深感恩：“短短一年中竟有偌大眼福，对一个渴望新知然又无书可借的乐迷兼书迷来说真是交了好运！”又因儿时读过伍光建译本《克阑弗》，六十年来常盼重读，这年不仅读到，还找来英文原版对读，进而得陇望蜀：“是否在老眼昏花的暮年再读到他译的《孤女飘零记》(即《简·爱》，茅盾所激赏)、《狭路冤家》(即《咆哮山庄》)，还有至今未见别人译过的《洛雪小姐游学记》(同样是勃朗特之作)呢？”这种书痴心境，真是迷人。
他是极端认真的人，读书、听乐，对于他都是天大的、必须一丝不苟的事。对曾经读过的书，他怀有真情，一如对待离家的子女。一聊起感兴趣的书，虽是在电话里，我也能感到他眼睛发亮，声音也变了。他曾向我借《赵家璧文集》，因其中收有他从前读过的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和《室内旅行记》。我在一本小书里写到捷克画家兹德内克·米莱尔1957年的成名作《鼹鼠做裤子》，这引起了他的回忆，马上托严晓星帮他去买此书的新版。他晚年的文章里，到处都是对书之情、之思、之忆、之盼、之满足或不满。
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听乐，对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他有点后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听音乐把读历史的时间占掉了，我有那么多书来不及读！我现在应该读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音乐没有什么用，当然写成文章还有点用。看来，他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所起的作用太小，他想知道更多的事，弄清更多的事，也想把长期积累的更多心得告诉世人。但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加上身体不好，白内障严重(动过手术但很快失效)，眼睛易花，手又抖得厉害，有时翻书也困难……他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最想看的书上。我曾提到一本极精彩的长篇新作，他略一犹豫，即说：“小说我不看了，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他那时主要读传记和回忆录，多是历史方面的书。但他读书计划仍然庞大，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还一再表示：“《鲁迅全集》我一定要再读一遍，我相信会读出新的感觉。”
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个题目：历史中的声音。他写梁启超，写李叔同，写丘吉尔，写梁武帝，写夏丏尊，写陈歌辛，写苏东坡和张岱，看起来题材分散，其实都是写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几句话，那是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刻痕。他以自己听音乐的敏锐耳朵，在史书中寻觅这心声和刻痕。在一篇《听古人说话》的短文中，他指出了与鲁迅相同的发现：历史中到处写着“吃人”。
他其实有着极为深入独到的史识，但他还未全部写出。我直觉地感到，他的拼命读史，并非只为写一本《历史中的声音》(这一本也没最后完成)，他一定有更大的野心。他曾将台湾版黄郛夫人的两卷本《亦云回忆》全书复印，一如过去复印音乐典籍，并曾细细研读。他也向我推荐此书，认为其中有许多历史真相。从这一类准备工作看，他本来是想走得更远的。
辛丰年一生勤奋。他情感丰富，思虑细密，极具才华。他活到九十高寿，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低。然而，他仍属“千古文章未尽才”！要说有什么遗憾，我以为，一是他的青年与中年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运动不断，浪费了他的生命；二是即使到新时期，与他的需求相比，资料仍嫌不足，找书还是不易；三是他读书细，写作慢，做的是深入钻研的工作，想的却是全景式的完整把握，不管对音乐对历史，皆如此，此二者间还是存在矛盾的。
辛丰年下笔极慢，文章不到最好，绝不拿出来。看他发表的文字绚烂流畅，其实是一字字抠出来的，只是不留痕迹罢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笔一画恭正抄齐，这是他的写作习惯，他就在这样的抄写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迹。晚年手抖，抄写更难，但仍坚持这么写。唐代苦吟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读书》的作者群中则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风。但谷林为文所取题目较小，读书极细却以趣味为主，不似辛丰年心怀“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来，辛丰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实，毕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着远处。正如严锋所言：“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独一无二之美，这是无可取代的。音乐和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写毕于2013年3月31日，严老逝去已五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