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时代的声与光》的读后感10篇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是一本由张霖 编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读后感(一)：为你朗诵
16:30买书一本，《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张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月初版1印。一个优秀的青年学者，惜天忌英才，一本书以作纪念。朗诵一首布莱克《梦幻之乡》，送给他：
“醒醒，醒醒！我的小男孩，
你是你母亲唯一的欢爱。
为何你要在甜睡中哭喊？
醒醒!你父亲就在你身边。”
“噢何处是那梦幻之乡？
哦父亲，我看见了我母亲
她与托马斯在愉快的散步：
噢何时再能回到那里？”
今夜我也在那梦乡漫游，
我总是到不了对岸。”
“父亲，噢父亲，我们为何待在这里
晨星照耀下的梦幻之乡
张晖去世一年，他的一些遗著也相继出来了。我心里为他有这样的妻子和朋友而感动。对一个学者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文字可以有声有光。
“六合丛书”书系初出的时候，我就有所关注，但那个时候，想看的是乔纳森（刘铮）的那本，对于张晖我并不了解，所以也没太关注。
很快，就是他逝去的消息。我随意的翻看了一部分别人的回忆。那个时候，自己难过，更多是因为小贞观没有了父亲。布衣书局为《无声无光集》做了一个售书募捐活动，我也买了一些，聊表心意。后来，还想联系张霖老师，通过书店继续做一点事情。只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冒昧，加上，张霖老师也善意的劝阻了大家为他们继续捐款。我收回了自己的心思，开始看张晖的书。
对于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我的兴趣远远大于能力，读研时，也明智的避开了。不过，驳杂的读书还是让我胡乱关注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尽管都是点水翻书。张晖的著作读得也不是很深，只是泛泛从他这样一个学者身上体会到成就学术的一丝艰难与快慰。
维舟的回忆文章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把我拖到了一种更深的悲情之中。挚友之间那种深厚的情谊，让人感动不已。我还打印了一些给朋友看看，无它求，只是希望更多人了解张晖。也想借此砥砺自己，求学路上有所为。
断断续续一年，我不成器，原本期许的目标，几无完成。比之张晖的行动力，我万不及一。
一年后，看到这本书——朋友眼里的张晖。昨夜里，为避免光线影响室友休息，裹着被子看了很久。暗夜里的世界，无声无光。
我想起了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如下：
《沉重的时刻》
[奥地利] 里尔克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冯至 译）
追念逝者，七分是怀人，其实还有三分是由人及己。看张晖的日记，看朋友眼里那个喜欢吃甜食的张晖，看他满腔抱负，看他写下的“无声无光”。其实，他哪里知道，这些“无声无光”的文字对某些懵懵懂懂于世间的人来说，未尝不是“有声有光”的。可惜，这代价未免太大了些。
斯人已远，吾辈勉之。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张晖去世一年。草草记之。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读后感(三)：他曾真正活过
张晖辞世已有一年，然而有些事至今仍仿佛只在昨夜。在他走后，我多年来第一次重新翻看了自己早些年所有的日记与信函，那就像是重新生活了一遍；由于他的猝然离去，许多当时并不经意的模糊往事，重又向我显示出新的意义。以往看待“人生”、“生活”、“生命”、“命运”之类，总感觉都是些抽象的大词，颇有几分大而无当的意味，也极其遥远，而此刻它们却如此触手可及，这迫使我思索它们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这是张晖留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是何其之难，或许要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总要在悲剧发生之后。我们算是少年知交，可即便是我，也是在重读他大学来函时才真正意识到，在他选择学术道路时，自己内心的孤独感有多么强烈——那时他在信上反复多次提到“独学无友”，说起“吾二人不能生活于同一城市，终是平生最大憾事之一。夜静思之，不免黯然”。那条路，一个人走太寂寞了。
他走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唯一一个完整见证彼此生活的朋友。在这个人际交往碎片化的年代，除了父母亲人之外，你和绝大部分人的接触都是断片式的，有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清楚知道你从小到大的样子，所有人知道的，都是在某些特定时空下你的某些样子，甚至父母，都未必知道某些侧面的你，要将这些碎片式的印象聚拢来，才能勉强形成一个稍显完整的自我。他了解本来的我，但他走了，再没有人能替代他。
有人在看了我那篇悼文后说，你们那时也算是异类，都对文史有这样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本来一个班上出这样一个人就已少见，难得的是竟有两人，还是前后桌。如今回想，这似乎确然像是命运的巧合，然而在当时，我们无疑都并未觉得自己是什么“异类”——只不过是两个对文史有兴趣的普通学生罢了。直到在大学里因《龙榆生先生年谱》成名，他也并未自视是“少年天才”，他那时在日记里甚至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可算是翘楚，那只能说明学术人才整体已不如前了。与其说他是个天才，不如说他是个执着而勤奋的学人：他只是想做学问，为了做好而做好它，并且一直在做。
这无关天份，只是性情如此。他向来专注而能坚持，自少年立志，便矢志于此，如今“初心”一词几已被用烂，但他是真的做到了“不改初心”。在高考前夕，我们对Scott Fitzgerald的一句话颇怀感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的一言一行，便是你一生的写照”（Everything you are and do from fifteen to eighteen is what you are and will do through life）。这句话如今看来，就像是对他人生的预言。在高中同窗时，我们虽是知交，但即在当时已可见彼此性情的绝大不同：他专注而沉潜，治学勤勉而尚专深，而我则涉猎驳杂，务求贯通；他是“刺猬”，而我是“狐狸”，或者说，是一个羡慕刺猬的狐狸，因我一直深怕自己兴趣太广，读书泛滥无归。而他，在后面的求学中，也渐渐意识到学问之专精当有广博为基础。尽管如此，两人在治学上的歧异仍无大变，大概我们的人生的航向，在十五至十八岁之间便已确定。
虽然天不假年，但他确已真正活过，回想起来，他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可说已经实现了自我。电影《关于施密特》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快我会死去，也许再二十年，也许明天，这都没什么不同。一旦我死了，每个认识我的人也死了，我就像是从没生存过一样，我的生命变得跟他人的有何不同？没有，我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这大概是世上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也想过这些问题。几年前，在他祖母去世时，他写过：“人都会死，关键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而已”（日记2010.11.18）。
他的确尽力地做了，甚至太尽力而过早燃烧尽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世有双重意义，或者说有两个张晖：一个是对亲友而言的那一不可替代的个体；另一个则是作为象征的张晖，以及他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第一个他已不可复活，第二个他，则将得永生，实现了生命的超越。的确，他还有许多想写的没来得及写出来，但那或许早晚也会有别人写出来，对学术共同体本身而言，不会有太大不同。对于公众而言重要的是，他的离世重新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的意义；失落的人文理想；青年学者的处境；学术体制的问题。他是所有这些症结的化身与缩影。他本人就是这末法时代的声与光。
但当将他聚焦为一个象征时，世人的目光往往更多落在他的生存处境，而非学术水平上。毕竟无论对他的事迹有多感动，大多数人仍觉得他的著作太过专深而无兴趣问津。可以说，他做的学问到底是明清诗学，还是社会史，对大众而言并无本质区别，人们所知的，是“一个好学者、一个纯粹的人死了”，并且“是累死的”。如果能促使人们重新找回人文理想，那自然也是好事，但理应注意的一点是：过多关注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条件，这其实是张晖所反对的。他自然对这些现实中的问题有痛切的感受，但他更在意的，是知识分子不能只知道伸手要物质条件、或发泄不满，却未能将这些矛盾的张力和现实的压力升华为治学的动力。他夫人张霖告诉我，张晖真正的压力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并不是那些庸俗的现实因素”。现实的问题自然触目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就可以什么也不能做了，事实上，像他这样以自少年时代便自觉以学术为一生志业的人，不管在哪里，都会给自己以不断的鞭策。
能生活得如此纯粹，是他的幸运，但也是他努力的结果。外界环境如此，个人力量无能为力，但这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因为你仍然可以选择。周策纵先生（他也是张晖博士后导师严志雄的导师）曾在其《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与宗教关怀》中说：“文学的杰作往往是悲剧，古今中外皆然。因果报应时常与正义、教义所预期的结果相违背。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以‘忠义’为标榜，而忠义者却往往没有好下场。……可是在这里，儒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求仁得仁’。我们或者可以仿照西方的说法，另铸‘道德的正义’（moral justice）一词来解说吧。”从这一点来看，张晖的人生正践行了中国传统士人这种在现实困境之中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根本精神。他一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现实所赋予的矛盾张力，但他并不悲观消极，他从来是深知在末法时代也要“好好做”、“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个人。
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谁，只是他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他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像临终前的维特根斯坦一样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读后感(四)：一位青年学者的离世带来的思索
一位青年学者的离世带来的思索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是青年学者张晖猝然离世后，他的亲人和师友们纪念文章的合集。在这本书中，最让我震动的是妻子张霖的《君子永逝，我怀如何》《张晖之忧》，挚友维舟的《平生风义兼师友》，老师张宏生的《斯人虽去，声光永存》，以及张晖自己的《金陵求学日记》（1999-2002）。相伴十多年的妻子，一起长大的挚友，他们怀念文章里字里行间那种深沉的痛感，是普通朋友所无法比拟的。
2013年3月，年仅36岁的张晖的离开，在文化界和传媒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有这样一位青年学者，断断续续间，我读了一些纪念他的文章，也翻阅了他的文化随笔《无声无光集》和《朝歌集》。对于古典文学，我一直是兴趣大于能力，因此对于张晖学术领域的成就，我真正了解的其实不多，但近来阅读《末法时代的声与光》，看到师友们笔下的他，我被这样一位青年学者的人生选择所深深打动，关于他在每个命运关键时刻的选择和坚持，关于人文类青年学者在当下时代的艰难。《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封面王德威的那句话道出了大多关注张晖者的内心的隐痛：“张晖的突然离世之所以给我们这么巨大的震动，是因为我们把他的不幸看做是我们共同命运的一种激烈版本。这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美好时代，抑或，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是否真的有过那好时光？”
在很多人看来，张晖的求学生涯其实是相对顺利和幸运的。他1977年出生在上海崇明，1995年考入南京大学，2002年到香港科技大学读博，200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每一个阶段，他都成绩斐然，受到师友和学术界的赞誉。他的老师张宏生教授说：“张晖36年的短暂生命所蕴含的学术能量，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足以写上精彩的一笔。”
大三时，张晖的学年论文《龙榆生先生年谱》就已经引起学术界注意，并由上海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小如教授认为：“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而早在高中时代，张晖就找到了自己一生的追寻，在高考的压力下，他依然阅读各类人文书籍，在维舟的回忆中，他简直是在用读大学的方式度过高中。“从高一下班学期起，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我们）两个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维舟也提到了张晖所面临的压力，张晖父亲在得知他到了大学想继续深造文史时，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就扔冷水缸里去了。”不过父亲在考虑了几天后还是尊重张晖的选择，这让他非常歉疚。这种歉疚一直持续着，在他研究生三年的日记中也处处可见。这或许是普通家庭的小孩选择人文学科时的命定悲哀，因为这意味着将在相当长的时间经济里处于窘迫的状态。张晖在香港读博时曾对维舟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张晖或许是在说他自己，在少年的他选择要深造文史时，就是绝了别的念头的。他是一开始就知道选择文史就是选择了一条清贫之路，这里面包含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气度让人感怀。
让我感怀的还有张晖博士毕业后的选择。好几个单位都表示对他有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最后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宏生教授回忆说：“做出这个决定，他不是没有犹豫，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收入太低……他仍然做出了这个选择，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触因，也最能说明他的动机。我的师弟蒋寅是文学所古代室的主任，他非常欣赏张晖。有一天，他带张晖参观文学所，特别是参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面对那丰富的藏书（许多都是珍本），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张晖怦然心动，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坏境让他更心动的事。”
劝说张晖选择社科院文学所的蒋寅则在追忆张晖的文章中道出了内心的愧疚：“他信任了我，面试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学术委员会的肯定，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但结果，随之而来的境遇，是文学所每个年轻学者都经历过的，薪水低，职称难评，各方面待遇差……张晖同样经受着多重压力，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凭他这么卓异的学行，这么丰富的成果，居然博士毕业六年才晋升副研究员，而他从前的同学已将升任教授。”
而在张晖的妻子张霖看来，真正困扰张晖的并不是所谓的生存压力，而是大陆日趋恶化的人文环境。当他博士毕业回到大陆，曾在南京大学感受到的理想主义已经消散，他发现“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他因而感到格外孤独和困惑：“在现实中，我根本感觉不到文学的力量……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张晖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在《无声无光集》的序言中也有流露：“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在这个不是人文学者的美好时代，张晖一直通过阅读、思考、写作寻找声与光、创造声与光，他的猝然离世让人痛惜，而由亲友的回忆所拼接出的他活着时的点滴让人看到一名学者的坚持与追求。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读后感(五)：做个素心人
接到张晖的稿子是意外之事。之前曾在年度选题计划中听主任提过有这样一本书，再之前，在张晖离世后也跟风看了维舟的日记《平生风义兼师友》等等。忽然一天，主任抱来一摞稿子放在我的桌上，让我认真读一遍。我扫了一眼，再定睛一看，这不是有关张晖的稿子么？然后慢慢地从“代序”，看到“张晖日记”，再看到陈国球的“怀人”，看到“张晖之忧”，看到“十八春”……一页页，一章章，贪婪地，不停地读下去。当编辑能遇到一部一看就无法停歇的稿子，岂不是一种幸运？
张晖作为学者，离我们的生活既遥远又真实。他在那些文献典籍里寻找着学问的价值，一步步走向象牙塔的顶端，在感叹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坚决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前行；却又一样经历着父亲下岗导致的经济窘迫，会坠入爱河，要四处求职，以及生儿育女的凡人生活。他喜欢甜食，他嗜书，他痛苦迷茫，他单纯又坚韧……他活生生地存在过，而不是一个在怀念中被塑造起的“圣人”。如果他不死，他会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一名教授，一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好夫君和一位好父亲。我们无需将他神化，正如他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与其日日追问他为何死去，不如讨论他曾怎样生活来得更有价值。所以我们选编这样一本充满回忆的文集，除了煽情，还有思考。在大家一句一字的追述中，张晖仿佛活了过来，向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与之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理想的人们，讲述着他充实而短暂的一生。
在书中，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将张晖定性为一位素心人。他在《晖弟已矣，虽万人何赎》写道：
历数与晖弟交往的点点滴滴，实在谈不上频繁，每次相聚也都是来去匆匆，但为什么，只要一见面，无论相隔的时间有多久，立刻涌上心头的就是一种平淡、自然、真挚的亲切感。我相信其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他是处于单纯的青春时代，在我则是虽近“初老”但还未失单纯，我们可以把这种单纯形容为“素心”，单纯与单纯的交汇，素心与素心的碰撞，便形成了一种朴素而恒久的力量。……而只要是素心人，对于学术就必然拥有一种单纯的信仰。因为单纯，所以始终保持着童真；因为单纯，所以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因为单纯，所以容不得半点的矫情和装饰；因为单纯，所以形成了一种有魅力有魔力的神秘的力量。陶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在一个“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的世界中，即便是学术圈里，无论年轻的或不年轻的，素心人也已寥若晨星。晖弟往矣，对我而言，是少了一个年轻而素心的朋友，而这个位置，是永远也无法填补或替代的。
1996年初，南京大学决定成立文科强化班，张伯伟教授出任文科教学基地主任一职。是年3月，在开学典礼上，他对着所有被选入文强班的文、史、哲三系学生，作了一个简短发言。而直到举行毕业十周年聚会之前，张晖才向妻子追忆了那次文科强化班成立仪式会议对他的影响。于是，当年的班长张霖便把那次会议带给张晖的震动写入了为聚会所做的“开场白”中：
当初，我们或许并不清楚，95文强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什么；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才渐渐地明白，这个集体，留给我们的是一块无法抹去的南大制造的胎记。这胎记，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是‘择善固执’的道德律令；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人生理想。
就是张伯伟教授的这几句话，像种子一样在张晖的19岁的心田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支撑了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展开。张晖作为一位出生于70年代末，在80年代理想主义感染下，在90年代国学热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立志于国学研究的年轻人，他用纯粹和坚持证明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存在。他的行动日日践行着一个学者的本分，即“思考”和写作。2010年祖母去世时，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人都会死，关键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而已。”（日记2010年11月18日）也许现今不算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美好时代（王德威语），却需要我们自身寻找内在的声与光。在他去世的大半年后，张晖的妻子最终悟到了他心底大光明的存在：“何必向他处寻觅？若我即声光，又何惧外在之黑寂？”一代大儒王阳明在他离开人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吾心光明，亦复何言。”做一个素心人，也许就是致良知的正道之一？
早春里，上海夜雨沉沉，又湿又冷，天仿佛漏了。而张晖的精神就好像是一把在我们心灵深处支起的大伞，陪着我们走向更深更远处。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读后感(六)：“殉了他的志向和理想”
看《末法时代的声与光》的两天心里颇不好受。书不厚，回忆性的文字也易读，但总是压抑得需要放下来缓口气，才能继续翻下去。
第一次听到张晖的名字应该是在卞东波的课上，他似乎是问我们民国的三大词学家，提到了龙榆生，随后郑重地在黑板上写下张晖的名字。他说，这是一位大三的学年论文就写出了《龙榆生年谱》的你们的学长，只是已经英年早逝了。“但我们应该记住他”，他顿了顿。我草草在讲义上记下了他的名字，再无去了解的念头。当时的我觉得，他是天才式的英才，这样的人对愚钝的我而言，总是少了些可以亲近的理由，加上学长的身份，了解后更是徒增压力罢了。
再一次见到张晖的名字，是在今年，他去世四周年的日子，卞东波老师在公众号发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是一位学弟对学长的敬佩、感激与惋惜。我因而爱屋及乌地对这个名字也产生了好感，心想大概是一位厉害又友善的学者吧。哎，还是太懒，又没有再深入了解了。
第三次也就是昨天吧，因友人推荐，去找了他妻子整理的这本张晖别传看。里面有他求学时的日记，也有他走后身边师友的悼文，许多都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我好像在亲身重走一位少年早成的传奇人物二十年求学路。
他在日记里循环着“今日又买了几本好书”的喜悦和“近来买书太多，需注意”的穷窘，也对着满桌的书本彷徨叹气不知今后为学之方向。当然更多的是勤勉与早慧。我叹于他十五六岁的年纪便确定了兴趣与志向，也愧于他的苦读与善思。他似乎早已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方向，那被上天召唤着的使命感，那传系“斯文”的责任感，那如他所言“重建中国学术”的勃勃雄心。因而他才一刻也未敢停止过吧，像要把分秒都抓得更紧，更紧一些。张霖言他是“殉了他的志向和理想”。我也在想，是不是上天赐予的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一根蜡烛，因而最大限度也只能发出这恒定量的光。而他燃得太急、太亮、太热，将这字里行间的无声无光处皆照亮，以至于将自己燃烧殆尽了。又想起了老徐和我们说过的，读人文读到后来的“幻灭感”和“虚无感”，大概这才算是读进去了吧，可是也把自己读进去了。
张伯伟老师在悼文里哀号：“天丧予！天欲丧斯文！晖弟去矣，虽万人何赎！”大概道出了所有人对他的痛惜。可是痛惜过后，还剩什么呢？张晖说这是学术的“末法时代”，“无声无光”。大概是吧。我无言以对。只是忽然想起顾准了，想起那句“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且让我一厢情愿地也用这句话形容他吧！
长久的无言。
只愿所有以赤子之心献身学术的学者，皆能平安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