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地尽头读后感10篇
《到大地尽头》是一本由[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著作，99读书人/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6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到大地尽头》读后感(一)：精心打磨的沙粒
这部六百多页的小说《到大地尽头》描写一位以色列母亲因害怕收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书，与旧情人一起逃离家门，在旅程中她向他讲述了他们的儿子成长中的种种细节，把一个现代以色列家庭典型的命运细致地呈现出来。小说的主角奥拉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她心地善良、温柔敏感，总是将家庭安稳视作自己最大的幸福，但世事总不按她设想的发展。她既没有力量阻止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传播，也改变不了所爱之人的意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世事在运转的轨道上产生某种古怪的脱节，以此来“阻止”厄运的降临。
大卫•格罗斯曼（1954—）是以色列著名的反战作家。与书里主角奥拉一样，大卫•格罗斯曼也有一些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即认为自己当前行为会对此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奥拉觉得只要远离家门，就能制造阵亡通知书无法送达的窘态，儿子的生命将得以保全。大卫•格罗斯曼写这本书的时候，两个儿子先后到军中服役。他也希望写作能成为保佑儿子平安的秘密仪式，可惜现实恰恰与他设想的相反。就在本书的创作快要完成的时候，他的二儿子乌里在以色列与黎马嫩的一次军事冲突中不幸丧生。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有没有改变他的神秘主义思想，但是我们能够想象此事对他产生的沉重打击。这件事也间接地使书中的以色列士兵奥弗（奥拉之子）的命运成为最大悬念。
因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抵制，并爆发了多次军事冲突，因而他们的国防部决定实行“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适龄男女如无特殊原因都要进入军中服役一段时期。所以奥拉的焦虑就有普遍性，几乎每一位以色列的母亲都曾遭受过，她描述出来的幸福与苦难就是以色列普通人的甜蜜与哀愁。大卫•格罗斯曼的文笔轻盈细腻，很多地方带着祭司专注法事的那种庄严的静谧。偶尔幽默一下，辛酸之感油然而生，让人想起受难者如何逗笑安慰他的人。
本书采用的是英译本的名字，“到大地尽头”暗示着一种宏大叙事的气魄，实际上恰好相反，本书通过对一个女人生活的细致精微的剖析而启发读者对现代以色列人——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其它各族人——苦难命运的关怀。原希伯莱文版原名为“逃离消息的女人”，则更贴合本书的内容和主题。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宿怨由来已久，冲突各方由于各自内部也纷争不断，所以实现和平的道路荆棘丛生极其困难。而能解决这个困局的工作莫过于建立一个和平相处的共识，因而在民众之间转递和平的愿望就十分珍贵，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把和平的种子，他以平和的角度写 容易与普通人产生共鸣的情感，尽量避免政治性的宏大视角。而且书中还出现过两个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角色，通过他们，大卫•格罗斯曼表明了以色列普通民众对阿拉伯人的理解、同情、感激以及愧疚。
第一个阿拉伯人是奥拉的好朋友，阿拉伯出租车司机沙米。奥拉在无奈之下用他的车把儿子送上与阿拉伯武装分子战斗的前线，一路上沙米因为这个相交这么久的好友竟然就这样把他变成了自己民族的罪人而感到憋屈，对奥拉非常不满。但之后当奥拉又再次向他求助时，他仍慷慨地帮助了她。应该说沙米算得上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象征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可以相互谅解和平相处的未来。
第二个阿拉伯人更像一个符号，一个受恐怖主义牵累的无名人士，他注定会在其所处的不良环境中遭受不公正待遇。这个阿拉伯人所住的地区恰好遭遇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袭击，他作为一个受到怀疑的异族人被关进楼下的冷藏室。整整被关了两天才有人想起来。执行审查行动的就是奥拉的儿子奥弗所在的分队。奥弗作为事故负责人受到军方的调查，奥拉的丈夫伊兰通过关系把此事轻描淡写化解过去了，但是奥拉却抓住她的儿子不放，一直拷问他，怎么可能在两天两夜的时间把人忘掉！
在小说里，奥弗没有对自己的行为给出更深层的解释，但是，从奥拉对他的了解和持之不懈的拷问，我们可以猜想他心里的确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这大概就是格罗斯曼想要批判和揭示的东西，即与仇恨相伴随的歧视和偏见是增加新仇恨的激发源。这当然是普通人都能理解的道理，但格罗斯曼通过奥拉不断拷问奥弗这个情节使之成为必须加以强调的共识。而在书里的另一处，陪同奥拉出走的旧情人阿夫拉姆（曾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被埃及军队俘获）则说自己对那些曾把他折磨地死去活来的埃及情报人员一点恨也没有，只剩下一些影子而已。
上述这些都是次要情节，主要的情节还是两位以色列少年的成长。从中可以看出大卫•格罗斯曼对家庭生活的关注。他以其细致的笔触描写小孩子心理世界的建立和发展，包括各种各样小孩子才会做出来的那些古怪举止，使本书拥有“家庭教育百科”的那种质地。联想到他自己育有三个子女还创作过多部儿童书和儿童剧，可想而知这本书与他个人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他写下那些瞬间让人猜想有意图使之成为永恒的意味。本书书末奥拉也要求阿夫拉姆把她所讲述的细节全都记住，因为这样能使一切都不会丧失。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在诗《天真的预言》中写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双手握无限，瞬间即永恒。”这本小说也恰好体现了这首诗的精神。它就像一颗精心打磨的沙粒，以各个不同的侧面呈现以色列犹太人世界的缩影。而主角奥拉在这个缩微世界里就像端坐在一朵花的花心，她的丈夫和情人，以及为他们分别生下一个儿子就像花瓣一样对称地分布在她的周围，再往外则是她们各自的朋友以及那些偶尔相遇的芸芸众生，如果人们都能放下仇恨追求安稳、务实的生活，那这就是她的天堂。也许只有如此朴实无华的作品才能使这一预言成为可能。
已刊2014.6.7《新京报》
《到大地尽头》读后感(二)：还行。
大卫•格罗斯曼和奥兹、耶霍舒亚等作家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关心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笔触探及当代以色列社会诸如占领地、巴以关系等敏感话题。
《到大地尽头》读后感(三)：大地尽头，家国存焉？
黄夏/文
十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十卷“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内收阿摩司•奥兹、S.Y.阿格农、耶胡达•阿米亥等以色列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一本有个怪怪的书名，《证之于：爱》，这本魔幻、狂野的小说一下子让作者大卫•格罗斯曼从上述作家中脱颖而出。之后格罗斯曼的书陆续引入国内，从《她的身体明白》、《迷狂》、《一同奔跑的人》到这本《到大地尽头》，这些作品的写实风格基本迥异于《证之于：爱》，就好比马尔克斯写了一辈子而《百年孤独》是唯一一本不按牌理出牌的另类。它们皆属半个世纪以来最美妙的文学收获。
但《证之于：爱》的有些东西，还是保留在格罗斯曼的其余创作中的。从写作技巧来看，格罗斯曼师法欧美现代文学，作品浓墨重彩且风格诡谲，犹如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绘画；而奥兹等以色列作家，虽然也受欧美文学泽惠，但他们的底色，则更多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从作品主题来看，格罗斯曼在文学创作中对政治的介入，要远远超过其他作家，在他笔下，很多敏感题材，如大屠杀、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生存状况、犹太人定居点问题、阿以关系及其日益升级的暴力，等等，都得到了巨细靡遗而非规避性的描写。因此，格罗斯曼也是以色列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到大地尽头》（2008）就是这样一本介入现实甚深的小说。格罗斯曼于2003年动笔写书，当时距他的长子约纳坦服役结束尚有六个月，一年半后，次子乌里也应征入伍。格罗斯曼坦承写作此书是为了“保护他们”，一如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阿夫拉姆和奥拉，他们不是虔敬的教徒，却通过各种奇怪的斋戒、仪式、神叨跟上帝做交易，来保佑儿子平安无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小说若干章节写得滥情、拖沓，充斥一种三流肥皂剧的矫揉造作。写作过程中，乌里于2006年8月12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阵亡，格罗斯曼以写小说跟上帝做交易的计划宣告破产，作品的调子重归紧凑、坚实、冷峻。看来残酷的现实终究是写作最好的老师，当然，这也得益于作家没有对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须知，有些作家是很倾向于闭目塞听和自欺欺人的。
正如格罗斯曼通过写作疏解心中块垒，奥拉则通过远走高飞，来求得心灵的片刻安宁。她拽上老情人、奥弗的父亲阿夫拉姆，一同进行这趟灵魂的流浪之旅。奥拉、阿夫拉姆和奥拉的离异丈夫伊兰，1967年共同邂逅于一家传染病医院，至此结下半生的情谊。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阿夫拉姆被阿拉伯人俘虏、拷打、活埋，侥幸活下来时身心都已成了废人。所以，这趟流浪之旅对两人来说都是一趟疗伤之旅。而整部小说，即在多种时空、多种经纬、多种情境中来回穿梭，人物看似单纯地倾诉，其实更像是拍电影。他们打开心扉，邀人登堂入室，直击彼此生活中的每一细节、每一时刻，在叙述语言之间，插入各种评论、提问、呓语、记忆和联想。
于是，小说呈现出如电影《盗梦空间》那般叠床架屋的构造：在2000年的节点上，奥拉向阿夫拉姆讲述1976年奥弗出生那一天的故事；1976年，伊兰向奥拉讲述三年前跑到西奈半岛试图挽救阿夫拉姆的回忆；1973年，伊兰从陷于绝境的阿夫拉姆所发的无线电报中，重温1967年以来三人走过的心路历程；而1967年的传染病院，则直通2000年加利利的世外桃源……经由这样的“嫁接”，小说开头本来作为楔子的传染病院，立时焕发出惊人的光彩。藉此，格罗斯曼不需要再交代人物的背景，因为只有在1967年，他们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正是从这一刻起，“三人行”具有了某种如法国作家亨利—皮埃尔•罗什的《祖与占》中超道德和超现实的意义：人，可以如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愿地活着、爱着、追求着、梦想着。而战争轻易摧毁了它们，打破了伊甸园氤氲的暧昧感与合理性，公共生活开始渗透、毒化私人生活的角角落落，一切都不可能复原了。
2006年8月10日，也就是乌里阵亡前两天，格罗斯曼、奥兹和A•B•约书亚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呼吁以色列政府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但关于和平问题本身，格罗斯曼与奥兹却有着不太一致的观点。奥兹寄望于阿以两族的艺术家通过呈现双方在生活、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共同点，来建起一套“情感共同体”，因为“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与情感通常带有普遍性”，从而实现彼此的沟通与理解。格罗斯曼则认为再好的沟通与理解也无法抵消一次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所带来的影响，“每个人都只按照冲动行事，有的时候只要看到对方受苦就觉得达到目的了，一切都是失去理性的报复，这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在这个地区，人性的善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现状被剥夺了。”
在小说中，格罗斯曼描写了人性的善，是如何一点一点地被现实瓦解、抽空，消弭于无形的。为什么从小见血就晕、以至吃了十年素斋的奥弗，长大成人后会变成一个志愿效死的士兵呢？因为处处都有可歌可泣的阵亡将士纪念碑在默默提醒人们不忘前事；为什么平常温和、理性的以色列人，在和平问题上如此崇尚铁与血呢？因为只有国家广场上陈列的坦克方阵才能抚慰他们的伤痛和恐惧……一言以蔽之：人们在爱国和仇寇之间划上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等号，也因此，这片土地从一开始就缺少降温、减仇的环境。
所以，格罗斯曼将奥拉，而不是阿夫拉姆或伊兰作为小说主人公，多少折射出他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需要将满腔的愤懑、焦虑、挣扎，通过感性的女性角色发泄出来。另一方面，经由格格不入的奥拉，格罗斯曼得以发表他格格不入的异见。这种异见，并非正面讨伐的檄文，而是作家通过文学化的语言，使那些原本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陌生化、异质化，从而达到批判的目的。他从契约主义出发，把递送阵亡通知书这件事儿，视作由“国家—部队—战争”专断、单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一种，人们接收它，就好比在没有自己签字画押的前提下认可了这种规则及其合法性（所以奥拉设想如果所有以色列家庭都像她一样逃跑拒收，那么这种体制就将彻底崩溃）；他以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手法，让读者思考究竟是什么使得送子上阵的母亲们在摄像机前，自动扮演一出感人、骄傲的爱国剧，心里明明难过得要死却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服从那些把他们送上战场的人”……
与国族命运相对的，是个体权利的觉醒，这是格罗斯曼的不同寻常处。像他这样的以色列“建国后”作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家国前途与个人献祭之间的悖谬关系。他不像奥兹那代人，对建国元勋和建国本身都满怀敬意。他更像小说中的奥拉，一方面对护国英雄们感佩不已，另一方面，又将他们连同阿拉法特和亚辛一起狠狠捣碎在色拉碗里。小说中有两个细节，可以反映普通以色列人的心态，一是阿夫拉姆从昏迷中醒来问“以色列还在不在”，当得知这个国家还存在时，他既感轻松，但同时，“心中某个东西崩溃了”；还有一个是参战前奥弗向母亲奥拉耳语，万一他有去无回，她最好“离开这个国家”，永不复返。读到这里，笔者总隐隐感到格罗斯曼未言的苦涩——与其苦苦煎熬不得解脱，不如破罐破摔来个干脆、快意。
这种虐心的描写在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没错，以色列人需要奥弗那样的士兵干“脏活”来保卫这个国家，但这活要脏到什么程度，要付出多少流血的代价，才能达到投入与产出的合理平衡？即使达到这种平衡，那么，这个将无数人的生命和生活“收归国有”的民族，其人民个体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都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放到国家层面，到底是国为家而存，还是家为国而生？这些问题，格罗斯曼都没有作出解答，事实上，也很难有任何贴近时事、关心社会的作家能够得出一个终极答案。这种审慎使《到大地尽头》远远超越所谓反战那样单纯的层面，而凸显某种更深意义的张力来。这恐怕也是本书之所以没有被某些诸如“爱与和平”之类的政治正确、实际上又空洞无物的调子扼杀，而是显得可读、耐读的原因所在。
《到大地尽头》读后感(四)：阿以问题似乎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刚开始翻《到大地尽头》这本书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正在激战。哈马斯和以色列互射导弹，双方皆有伤亡。以色列人有“铁穹”系统作为保障，生活在防空导弹下仍然继续。哈马斯则拿平民做人肉盾牌，试图通过平民牺牲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战争，在这一地区似乎从来没有停止。小规模战事不断，耶路撒冷的恐怖袭击从未停止。似乎从1948年建国开始，以色列就一直处于和周围阿拉伯世界的战争状态。即使表面上安定几年，但不知何时就会爆发战争。双方都喊着为上帝（真主）牺牲，大量军人和平民为此付出生命。
于此状态下，普通以色列人如何生活？他们会习惯常态化的战争，还是仍旧为此提心吊胆？人们的命运又将因为战争发生何种改变？《到大地尽头》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战地医院病床上的女孩儿奥拉，遇见了同样处于停电、肮脏、无人看管而病重状态下的两个男孩儿，伊兰和阿夫拉姆，他们成了好朋友，两个男孩都爱上了她。长大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抽签，女孩选定伊兰陪她度假，阿夫拉姆则在驻守期间遇上了“十月战争”，被俘虏至埃及。因为军情人员的缘故，其在埃及监狱里受遍各种酷刑，甚至被鸡奸。然而，当阿夫拉姆奇迹般的生还，并作为俘虏被交换回国后，奥拉已经和伊兰结婚生子。二人面对好友的归来充满惊喜，但生活则被彻底打乱。
作者格罗斯曼是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没有用普通的叙事方式展开故事，而是用奥拉对儿子（她和阿夫拉姆的儿子）回忆的方式展开。奥拉必须讲述才能消除对儿子再次回到战场的恐惧，而回到以色列的阿夫拉姆拒绝了解关于这个孩子的一切，因此对阿夫拉姆的讲述是奥拉让他摆脱战争影响，重新面对生活的尝试。奥拉和阿夫拉姆的“以色列小道”之旅，既是奥拉逃离现实的旅程，也是阿夫拉姆重新融入生活的旅程。
和这条回忆线索并列的是奥拉、伊兰、阿夫拉姆的三人故事。其中一段写伊兰私闯边境，在距离阿夫拉姆被俘1.5公里的地方，听他一个人对着电台哭喊的段落最为精彩。阿夫拉姆身陷绝境，绝想不听到电台的那个人竟然是生死挚友伊兰。伊兰也绝想不到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的老友告别。一个人面对死亡的绝望，不甘和神智疯癫，另一个面对朋友死亡的无助，自责和心如火烤，此情景让读者的心也备受煎熬。
这是一部不错的反战小说。但和之前类似题材的作品不同，作者并不是单纯反对战争，而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出发，表达战争的现实和无奈。和阿拉伯人为真主献身的牺牲理念一样，以色列军人也视自己为上帝作战。看看以色列周围的邻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作为伙伴。于此环境下，不是以色列人要不要战争的问题，而是战争何时会找上门来的问题。作者借文中不同人物对战争的不同看法，表达了当下以色列人对战争的复杂态度。那些认为应该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对之善待的观点，往往被人视为幼稚，根本无法实现。
然而，单纯依靠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如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无法最终和解，中东地区将永远成为一枚定时炸弹。其实，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解并非没有先例。在美国主导下，埃及和以色列签署的《埃以和约》自1979年起一直发挥作用，两国不再陷入战争的边缘。虽然，“阿拉伯之春”革命后，埃及政权出现更迭，但新政府仍旧保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基调。当然，以色列与其他邻国的问题复杂的多，也更难解决。但埃以问题无疑为解决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先例。
据说，此书为奥巴马去度假时的枕边书。奥巴马上任之初承诺要把美国从两场战争中拯救出来，但现实不如承诺般简单，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中东再次作战。战争的残酷表现在虽然政治家们声称这是最后选择，却总是想把这种简单有效的手段作为重点考虑。他们应该清楚的知道，一个决定背后，有多少个人，多少个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变。现实世界往往并不比虚构的小说轻松。此书创作期间，格罗斯曼的儿子乌里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阵亡，而这让本书有了更多的现实回响。新的战争能解决问题吗，还是带来更深的裂痕和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答案或许并不那么乐观。
《到大地尽头》读后感(五)：3年来读到的最喜欢的一本书
小时候喜欢阅读，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再阅读，因为那种感觉，那些书，作品，凌驾于遥远的生活之上，空洞无物，那种大，高，空的概念无法填补我日日沉降的生活，我从梦想高远的少年逐渐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愿意实战的青年，而读到的那些作品，并没有给予我这种一丝一线，都点缀着生活气息的感受。但是《到大地尽头》做到了！
购买这本书的时候，我不太明白六百多页是什么概念，我还以为可能不是很多，拿到以后觉得真厚实，读起来之后的感觉才发现，真厚实，厚实的生活与战争的阴霾如影随形。这是一本活的家庭生活史，你读完就会觉得这些回忆不只是来自奥拉，依兰，阿夫拉姆他们的生活与往昔，他可能发生在叙利亚，利比亚，约旦，土耳其，任何一个在战争的国家。
如果你是一个沉着的人，感受着生命的人，女人，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