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精选10篇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一本由孙郁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一)：善于发现的孙郁
11月12日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一书读完了。孙郁对汪的文字有感情，又和他有过交往，来写这样的一本书，是合适的。汪曾祺曾说过，他下放时，闲着无聊，读鲁迅的小说，想着一篇篇写下自己的读后感。但因为懒，终究没实现。汪曾祺的文字，其实不算多，若是对其感兴趣，写写和他交往的人，他的阅历，他的文字的师承及特点，是挺有意思的。现在由孙郁写出了。
我是抱着看看的角度来读这本书的。——我对汪曾祺感兴趣，过去是因为文字，现在，对他的生平，也感兴趣。喜欢一个作家的文字，了解一下他，也是很有必要的。孙郁是个善于发现的评论家。但在这里，他的文字太过抒情了。有时候我会没耐性看。我现在读书，喜欢看有干货的。直来直去。跳着看，那自然就会忽略了很多他用心的地方。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了。书是好书，多读两遍，收获相信更多。
孙郁的后记这段话，说得好：“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在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了。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他会沉浸于汪的文字，并且花了几年时间，断续写了这本书，可以看出，他对当代的作家，是隐含着批评的。
我说作者善于发现，并不是空话。举简单一例。最后一章《张爱玲的眼光》，他说，“他（指汪）对乡下的美食过于敏感，就像张爱玲对声音、色彩敏感一样。两个敏感的人发现了不那么敏感的话题。其实好的小说家，就是对细节敏感的人，在别人看不到内容的地方，能发现故事。”这是好的小说家的标准。汪有汪的特点，张有张的。模仿者不能得起真髓，就是这个道理。“汪曾祺对现代派的理解，有一点皮毛，未必进入了精神的深层领域，只是那些感觉吸引了他而已。张爱玲的现代主义感受是真的，可是却包藏在古典的语境中，以很东方的方式出现，味道就新鲜了。”看，作者并不迷信的，他能一眼看出汪的不足，也能看出张的优点。而他寥寥几句，就点出了问题所在。这是一个评论家的判断能力所在。
贾平凹的《浮躁》，得到美国“飞孚文学奖”，汪曾祺的极力推荐，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孙郁难道是不了解这个背景，反正他是忽略不提了。或许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将此书写成传记那般严谨。而是借汪曾祺，来抒发心境罢了。我猜想，晚年的汪曾祺及孙犁，怕是对贾平凹不欣赏的，我是指《废都》，这个，和他们的审美相异。孙郁指出了汪和贾相同的地方，“进出之间还是士大夫语境”，不足则是“都少了些知识分子期待的丰厚”。这是有见地的。我看评论文章，不仅要看评论者说好话是不是挠到了痒处，还要看他对被评者，有没有清醒的判断，指出其弱点。孙郁的眼光，我从来都是相信的。他说贾平凹，“他不惜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描写人欲，灰色的世纪末青节颇为浓厚”，“越来越喜欢打量那些丑的存在，对人性丑陋的地方作直观的展示”，“不放过那些黑色和龌龊的存在，而且对此津津乐道”，写狐怪，“大概是往后走，贴着民间写，没能出来”。这些话，都点中了贾的死穴。这是他的气度和气质，也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吧。但是，他的成功，又让他有了那么点自信。这是不足取的。我相信孙郁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本书，出彩的是散落在各个篇章的评点。但恕我没耐心一点点抄出来了。感兴趣者，可以看看。我的话，也就那么多了。书，有机会，我会重看。道理简单，——写得好。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二)：汪曾祺的暗功夫与人立方
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以专题形式论述与汪曾祺相关的人与事，恰似人立方关系搜索，勾勒了文字后的汪曾祺，令人耳目一新。
“杂学，是精神的代偿，我们可以由此知道艺术的深未必是单一的咏叹，往往有杂取种种的提炼。这个现象很值得回味。没有杂识与多维的视野，思想的表达难免过分简单。”孙郁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汪曾褀红火的时候，许多人去模仿他，都不太像，原因是不了解其文字后的暗功夫。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汪曾祺自己也未必注意。
杂学源自杂览，又不限于此。作家与学者不同，学问不求其专深，但求其趣味与烟火气。这一点，作家与编辑相近。出版家罗竹风先生曾提议，编辑要做杂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广采博览，兼收并蓄，以适应编辑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并且要懂得珍惜，懂得积累，在编中学，在学中编，每编一本书都要增加一点新的知识，站上一个新的台阶。作家亦应为杂家。
杂览之外，汪曾祺结缘昆曲，经历梨园风雨，亲近文人字画，无一不为他的文字添彩。在孙郁看来，中国的文与画，是文人生命延伸的地方，笔墨之间的闲情有提升灵魂的作用；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诗画才是精神的寄托；许多隐秘都在那里，流淌着玄学的气息。这是道的层面，不贤识其小，我以为从术的层面来讲，文人画的布局与留白，当能启示文章的结构与行文。
一个人的构成，与因缘际会的人物密切相关。孙郁以汪曾祺为出发点与立足点，详略不一，梳理了与之相关的数十个人物。他秉承的是比较文学的学者路数，不过偶尔也有作家式的感叹。
孙郁说，沈从文影响汪曾祺，有三个方面：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内心感受的忠诚。李健吾当年欣赏沈从文不说教，在故事与诗境里拓展丰富的人性，而这些为半个世纪之后汪曾祺所继承。孙郁认为，沈从文后来终止的写作，是被汪曾祺这个学生完成的。
孙郁说，老舍是个放得下读书人架子的人，他对平民的爱与观照，有点基督徒的意味，将大的悲欣融入其间，内心热流滚滚；他留心院子外的空闲之地，觉得空闲的地方无权无势的人的故事才有意思；他对百姓的苦乐极为敏感，好像其间的一切也是自己生命的一体，所有的冷暖都关乎自己的存在。从大众与民间提取诗意与趣味，聆听世界更本原的声音，老舍给予汪曾祺暗示多多。孙郁认为，在一定层面上讲，老舍对汪曾祺的亲切，可能不亚于沈从文。
孙郁说，黄裳在离古人近的地方抨击现实，接着旧事说事，根底在今世，思想是左翼的无疑；同样是好古，他还是革命者的思维，就有现代的理念在此；无论怎样谈过去，黄裳其实都是在讲今天的体验。而汪曾祺与之类似，在贴近士大夫的时候，他的底色已经染有红色的痕迹。孙郁认为，《沙家浜》后来值得一看，大概和汪曾祺残留的那点趣味有关，否则，作品必然还待在八股的套路里。
孙郁的解析与论断，有阅读的快意。亲近与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方法，自然是阅读他的作品。但有时候，读者不免陷于其文字的罗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领会其妙处。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能让读者跳脱其中，读来让人心明眼亮。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写作是颇有意义的。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三)：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吗？？？
在对汪曾祺老的诸种评论中，有一个标签总是遇到，真是绕也绕不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汪的这个说法，滥觞于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当时复出文坛，以《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作品震动文学界。他的老友林斤澜给他张罗了个作品研讨会。会上几个北京的青年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说后来陈陈相因，遂成定论。孙郁有一本谈汪的书，书名径直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我初看到此说，倒没感觉到什么；这十年来读书渐多，越想越觉得似乎大有可讨论的余地。故不揣浅陋，谈一孔之见，就教于方家。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是不是“最后一个”，实在太不好说，先说“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概念。《辞海》“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统而言之，士大夫是古代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于此可见，士大夫可以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可以是官吏——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传统，读书人和官吏二者之间，通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官吏在未踏上仕途之前也是读书人——但他们都应该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也即“影响力”。像蒲松龄这样的当时困居穷乡僻壤声名不扬的书生，就不能算是“士大夫”。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科举考的都是儒家典籍，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绝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士大夫”这个概念还有个隐性的内涵——好像必须是心怀社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才担得起“士大夫”这个称号。
比如，从感性上说，屈原就是士大夫，但宋玉就不太像；司马相如是士大夫，东方朔就不像；杜甫是士大夫，李白就不是；韩愈柳宗元是士大夫，李商隐就不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都是士大夫。袁崇焕是士大夫，钱谦益就真有点儿不太像。
进入现代社会，“士大夫”这个阶层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但若用来比附近现代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钱穆都是士大夫，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就不大像……
汪曾祺呢？汪老读书很广，杂学旁收，但并不以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面目名世。早有人指出，要单论学问，汪曾祺可能连他的好友黄裳都比不上。汪老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这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
再说官员身份。四九年以后，汪曾祺行政级别不低。主持《说说唱唱》编辑工作期间，五七年有一次出差，他坐的是软席卧铺车，这在当时，已经叫享受“高干”待遇了。但待遇归待遇，汪曾祺显然不是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者，他只是业务骨干。我们想到汪曾祺，也绝不会把他跟“官吏”这个词联系起来。
以思想倾向论，汪曾祺说：“……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家国情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他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儒家思想。对儒家的伦理政治理想他不大在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态度”，在乎的是其中的人道主义——汪曾祺真是一个非典型的儒者。如果把汪曾祺和上文提到的诸位士大夫置于一列，我感觉别扭，总觉得汪老和他们并不是一路人。
本来给一个作家贴标签，总归是一种简单粗疏的做法。但如果非要给汪曾祺来个相对准确的定位，该是什么呢？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
他的父亲是汪菊生，字淡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更难得的是，他父亲可没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而是把儿子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十几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
这样的成长环境极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和气质——喜爱自由散漫，懂得平等，善于发现和欣赏平常生活中美和乐趣。
汪曾祺也多才多艺。他爱画画，少时“以画名”；也有很深的书法修养，临过《麻姑仙坛》、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褚遂良《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汪曾祺晚年，甚至想出一本书画集。
汪曾祺年轻时还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曲会，还唱了一阵昆曲。右派摘帽后，汪曾祺到北京京剧团工作，竟然成了专业编剧，写出了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那时脍炙人口，传唱全国。
生活中，汪曾祺好抽烟，嗜饮酒，更是个美食家。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吃，还会做。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直是“好吃极了！”汪曾祺那一系列谈饮食的散文，更是一绝！
汪曾祺也多情，在联大读书时失恋过，很苦，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生怕他想不开……对待学业，他倒是马马虎虎。他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
汪曾祺年轻时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跟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颠倒。等他天亮回来就寝，该同学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汪曾祺有时心情不好，晚上在学校大树下幽幽地吹笛，吹到很晚，来往过路的同学觉得他是怪人。
汪老晚年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这个说法本身就“潇洒”得可以——真正的士大夫之流是绝说不出这样洒脱的话来。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读来温润多情，让人顿生亲近之感，但他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早年间跟他有过交往的叶兆言曾说，“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这可以叫“不合时宜”，也可以叫“傲气”——汪曾祺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吗？他只是有时很任性，不想或是不屑配合而已……
综合以上种种，汪曾祺的思想脾性作派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倒是更像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种人物——名士——他更像是阮籍、嵇康、袁枚、李渔……多才多能，率性真实，不苟流俗，在庸常的哪怕是困苦的日子里都要活出内在的诗意……
可惜的是，汪曾祺身逢革命年代，他身上的名士气并没有得到充分酝酿发挥的土壤。因为个人际遇的关系，他的身上后来倒加了些“平民气”——这是汪曾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我觉得汪曾祺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生活的抒情诗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
——“中国最后一个真名士”！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四)：汪曾祺的时代与“上下四方”
孙郁写《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虽不是项庄舞剑，意仍未离汪曾祺其人，但外延已然大大拓开，寻觅时代风云中士大夫的遗传脉络，昭然目前。汪曾祺适逢诡谲时世，个体的气质和趣味受到约束与挤压，人生的大半截在曲折颠簸中度过，却在晚年迎来意外的“松绑”，才情得以喷薄而出，而我们亦得以见到一个恬静温润的纸上世界。这种审美维度显然令时人陌生，但久违方为实质，这一股文学的脉息在地下已潜藏许久，压抑许久，却始终无法泯灭，有机会便得现世间。既然是一种文学的传统，必有根脉与“网络”，汪曾祺自然不会是孤零一人，孙郁自言，“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这是一个绵延的多事时代，没有人会活得轻松，但文化的韧性也正在这里，勿论如何艰难的时世，那些看似柔软与脆弱的传统审美及趣味，并未被压垮绝灭，而是在夹缝里曲折求生，待天晴日朗之时便破茧复萌。
汪曾祺的创作断断续续，有他于文学的领悟与学习需要一个过程的因素，更多地是时代的变幻莫测导致。他带着《沈从文小说选》、《猎人日记》两册书，考取西南联大，是文学生涯的起始，那时的他多受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如纪德，如伍尔夫，如阿左林，学步的痕迹较重，但已显示出其特有的才华。汪曾祺的学生时期，老师沈从文就在给朋友的信中，言道，“新作家联大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毕业之后，他陆续写了一些，如《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复仇》、《老鲁》、《异禀》（1948年稿本）等，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进步，从模仿已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不过因辗转昆明、上海、北京等地求职谋生，生活不安定，汪曾祺这时的心情是灰的，写作是少的，一切仍在摸索期。很快，时代发生了大转折，他进入北京的《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与主流显然不能相合的文学趣味；未久，补划“右派”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下放到张家口，为马铃薯做“肖像画”是此时期主要的“创作”。六十年代初期稍有写作的机会，作若干小说，结集《羊舍的夜晚》；而命运的吊诡在于，文革风暴突起，汪曾祺阴差阳错地和样板戏结下了难解的瓜葛，一个与革命话语隔膜的人却写出了上佳的革命话语样本（《沙家浜》），确为时代的捉弄。待一切柳暗花明，汪曾祺已届花甲，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性，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了。
一个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悲哀。还好汪曾祺的一点幸运，是时间给他留下了“衰年变法”的机会，没有成为大遗憾（想想郭小川、路翎等的遭遇，令人唏嘘）。自然，实质上亦说不上变法，因为一切都是回归，汪曾祺本然的气质与文学趣味即如此，不过是自潜藏返回地面而已。文化传统是一股不绝的脉息，汪曾祺亦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有着一个“谱系”，如孙郁所言，“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所谓“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即汪曾祺与他的师长、朋友，及一脉相承的晚学后辈。应该说，孙郁的梳理及论述是有独到之处且详尽的，但未尝没有再加以补充的余地。如自文学的影响“谱系”而言，汪曾祺是沈从文当之无愧的承继者，沈从文在创作之初受着废名曲曲折折、不可小视的影响，而废名作品对汪曾祺的浸染亦显而易见。他们三位，1949年之后，都踏踏实实地留在大陆，不折不扣遭受着自精神到肉体的打击。沈从文两度试图自杀，未果，放弃小说写作，转入文物服饰研究。废名辗转去了吉林大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自己，文风大变，此时期的文章我看过一些，只感觉一阵悲哀，这还是废名么？那个写小说如唐人绝句、晦涩迷人的废名哪里去了？他的改造确是彻底的。文化的传统固然“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但许多文化人却已然被摧残得面目全非了。从这一点而言，汪曾祺是幸运的，他还留有劫余的时间。
如果说汪曾祺的文学趣味一脉相承废名、沈从文，那他对民俗、野史杂记的兴趣就与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脱不开关系了。浦江清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老师，学问是极大的，对学生的影响不能忽视。孙郁专列一节论述之，他比较汪曾祺的《关于八仙》和浦江清的《八仙考》，认为前者很可能受启发于后者。浦江清是随笔式考据论文，周作人是学术式小品文，各有千秋，而俞平伯为苦雨斋弟子，脉息承继中亦有自己的雅致风格，汪曾祺与这些前辈学人属同路人，显然多有借鉴。而他们在革命年代的遭遇亦可一表，浦江清年纪最轻，却最早逝去（1957年），固然学界少一有学问的学者，但随后那些纷纷扰扰的动荡也就与他无关了；俞平伯或许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拿早先写的一部红楼梦论稿重新出一下，意外受两个“小人物”（蓝翎和李希凡）攻击，竟掀起文艺界的一场大批判，是为之后二十余年运动不断的先声，如此“荣幸”，老头儿惶惑得紧，只好在惶惑中艰难度日；周作人应了自己早早说过的“寿则多辱”，夹着尾巴在新政权下度过十数年，红色风暴乍起，立时被弃之于地，以一个老人最不愿意的方式死去。
孙郁在书中未多论及浩然，应源于其不属“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之列，不过我认为，将之引入，与汪曾祺作比，对于认识那个时代文化人之多元性大约更有好处。汪曾祺比浩然年长十二岁，出身士绅家庭，在1949年之前已有文学实践，具成熟的文学观，较之浩然生于农村，在红色时代开始文学梦想，观念上有截然的分别；但奇异的是，文革期间两人都受到江青的垂青，因文学之才受到任用，汪曾祺进入样板戏团工作，浩然更是接近小集团核心，其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红极一时，以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称。汪曾祺后来有随笔曰《随遇而安》，阐述其人生观念，其实这一段“样板戏经历”亦是如此，事情来了就随着“走”，毕竟个体遭逢大时代，渺小不足道，抗衡不起；而写《沙家浜》那些“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虽是遵命之作，但贩些自己的“私货”进去，未尝没有创作的愉悦在。孙郁说，“逢场作戏的因素多少是有的”，这个不错。浩然的情形自是不同，他贫寒出身，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进入江青所掌控的“核心”并无权力的野心，还是为了能够写东西，所以“机会”来了并不伸手（文化部长让擅逢迎的于会泳当了去），只是以自己的作品问世并出版为满足，当然代价亦是有的，总要写点《西沙儿女》这样的东西交差。动荡过后，一切重新开始，汪曾祺迅速回归自己本然的审美，写出了《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令时人大为讶异的作品；而浩然转折艰难，陷入往日的思维很难出来，直到九十年代，还说出不为当年写《金光大道》后悔的话，舆论哗然。不同作家在革命时代的遭遇是错杂的，其异中有同或同中有异的繁复况味，构成的多重话题颇值得思量。
说起汪曾祺的承继者，较之谈汪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似要费力一些，这是时代的原因，亦无可奈何。汪曾祺作品的重读率极高，读者亦极多，从他去世已十数年，各类作品集再版版本之繁多可见一斑（全集亦早有北师大版，继之即将推出更全的人文版《汪曾祺全集》）。模仿、学习汪氏风格的写作者亦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湖南作家何立伟（作品有《白色鸟》、《花非花》等），小说写得素净，篇幅亦短，风格颇靠拢汪曾祺，不过后来慢慢消失了，没再见其作品。其他作者仍有不少，但多碌碌无足道。究其原因，汪曾祺风格表面看可学，因其文字极“白”，小说外观素朴单纯，似乎模仿起来不太费事。但事实是，学习者纷纷画虎不成，折戟半途，只是因为他们无法企及这朴素与“白”的下面所隐藏的太多东西：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对文言和民间语言的掌控力。汪曾祺曾提到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这才是“白”的根底。如今的写作者，又有谁具此种“白”的能力呢，此为难寻汪曾祺风格之承继者的根由所在。
在孙郁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俱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而如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文章能够被不断重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那我们在这里谈论汪曾祺，固然在追摹其有着暖意审美、平淡素净的文本，或许也在寻觅一种难以复返的文化传统，与弥足珍贵的人生态度吧。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五)：安抚人心的文字
“汪曾祺其实通世故，故写人的俗气入木三分。可是他点缀江湖的昏暗时又颠覆了昏暗。他的文字里隐隐闪着智性的灯，照着昏暗里的世界，使我们这些在俗气里久泡的人窥见了人性的美，于是眼前清爽了许多，为之击节不已。”
一直很喜欢汪曾祺的小说，他描述事物淡淡的，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感情。看着他写的文字，心情会变得很好，他的文字很有安抚人心的味道。但读这本书前，我完全不知道先生还曾经写过样板戏，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就是他写的。后来多看先生写的散文，长了不少知识。
民国时代的文人，也许是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原因吧，很有些承上启下的意味。传统诗书精通，又经过五四洗礼，能接受西洋文化。和现在全盘教育国外化相比，当时的文人想必个个都是“全才”。读先生的散文，能够体味到先生对故乡高邮的感情，对联大生活的眷恋，《泡茶馆》《跑警报》都是从一件件小事中反映出联大独有的治学氛围，颇有些魏晋遗风的感觉。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六)：隔院声歌
自信的写作者多不愿被批评家拉去排队，也不愿自己的作品被格式化或强行解读。《番石榴飘香》一书中，门多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聊天，说“评论家总会在你的作品里找到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马尔克斯回答：“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汪曾祺常被人贴上“闲适”“冲淡”的标签，其实，他对有些批评意见是有保留的，对自己的创作则颇为自负。在表达个人的意见时，他不像马尔克斯那样咄咄逼人，却也极为坚决，没有丝毫退让。《晚饭花集》的自序中有几句话：“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读过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说他喜欢哪一两篇，不喜欢哪一两篇；另一个人的意见也许正好相反。他们问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读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看到汪先生脸上挂着那么一点轻蔑的笑意，分寸拿捏得刚好，简直让人觉得可爱。清人冯煦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曾经以为，“淡而有味，浅而有致”，拿来形容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很是贴切。然而，读汪越深，越会觉得一切的比拟都简单化了。至于极为流行的“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帽子，戴在汪先生头上就更不合适。
多年以前，读孙郁先生的《灯下闲谈》，有一篇写汪曾祺的短文，文末的几句话给我印象极深：“在我看来，他介于哲人与平民之间，斗士与闲士之间，长诗与小品之间，江河与小溪之间。他是文化中的纽带，联接着过去与明天。当代文学因为有了他，才使人看到了回归传统与接受域外文明的实绩。”这评价似断语，又说得模糊。汪曾祺清晰明澈，但绝不简单，要作板上钉钉式的描述和评价几无可能。只有深入理解汪曾祺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孙先生先有一部《张中行别传》。作者与张的渊源似乎更深，了解也更深入。写张的传记，却没有以“身边人”的视角，揭露很多“秘闻”；也没有把功夫下在绵密扎实、言之凿凿的考证上。作者落笔很轻，可谓开辟了一种新的传记作法。曾与一位师长聊起《张中行别传》，他评价颇高，说是“诗性的传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正是《张中行别传》的姊妹篇。有两个词“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向来是不好的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觉得以之形容《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似乎合于表象，想孙郁先生不会怪罪。如作者所言，这本汪传，是想通过汪曾祺写一群人。事实上，不要说一群人，单单其中一两位，由这本书拈起的话题，就能敷衍出多少万字。所以，点到即止是更智慧的做法。
我极感兴趣的，是这本书开启了很多话题。对于汪的“资深”读者而言，可以这本书作为“深度导游图”，旁涉相关作家、著作，为汪曾祺及其作品补上一个更丰满的背景。
《浦江清》一章，在我即很觉新鲜。汪曾祺的随笔中，有一类小考据，娓娓道来，清幽动人，原来是浦江清的底色。汪的《八仙》一篇和浦江清的《八仙考》，从语言到结构，都很像。无厘头地想过一回，如果放在今天，有强迫症的“打假学者”，会不会指责汪先生“抄袭”？又想起陈丹青，他用油画笔画董其昌的字和画，怎么画，也是陈丹青，而不是董其昌。
汪曾祺的文字，是有独一无二气息的。不少人习惯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评价汪，说“语言有特色”，似乎其余不足论。读过一篇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访谈，说到翻译文本的语言，王先生说“语言意味着作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以此解释，就可以明白汪为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学他的人，可以学到皮相，却无法得其魂魄。
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儿女撰写的回忆录中，半认真半戏谑地说，父亲的小说上不了头条。前些时候，偶然买到一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文学期刊的合订本，翻越这些带着陈年气息的旧刊，那些头条，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文章，早已锈迹斑斑，而汪的文章仍然新鲜，似乎还带着水气。它们不曾时髦，却有穿透时间的力量。汪文字中的那些赶时髦的话语，现在看倒是有点稚拙、好笑，这类文字极少，嵌在他的作品中，好像地层中一星一点的化石。如：“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晚饭花集》自序）。他写的时候也许是很真诚的，但实在不擅长。汪自称“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是朴素的，涉及革命、国家等大话题，政治正确到如同学生的课本。在《黄裳》一章中，作者说“汪曾祺的古风背后，自然也有现代革命因子的影响”，笔下一关涉“思想深度”，就“显得落后、古板，不合时宜，但那是他真心的表露。这与黄裳的思路几乎一致。张中行看到汪曾祺这样的看法，有些微词”。汪与张，在一些方面，或可以庄子与惠施作比。濠梁之辩，正见出庄子、惠子认识外界方式的差异。庄子以观赏的态度，着眼于美，移情同感；惠施关注的是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
汪曾祺的小说《卖蚯蚓的人》中，有一段夫子自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汪曾祺为同乡金实秋编的《戏联选萃》作序，说自己很喜欢书中贵阳江南会馆的一副对联：“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城更鼓，好缓缓归。”隔院声歌的意象，有一种含蓄之美。汪曾祺的美学观念，确是温婉、含蓄的，他笔下的世界，经过了过滤，他只愿选择生活中善的片段。孙郁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作品，同样弥漫着含蓄的美感，一读再读，犹有回甘。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读后感(七)：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
汪曾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汪曾祺的传记，但全书又不局限于汪曾祺一个人。它以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为核心，把外延扩展到那些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影响的人身上。作者孙郁在后记中说：“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在那个文化和制度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一群人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不多，但有一种文化却被保留了下来，及至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写出了诸多备受赞誉的名篇佳作，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到这份文化脉络的影子。
说起汪曾祺的生平与创作，最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就是沈从文。当年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除了考试用书外，所带两本书中，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在《自报家门》中说：“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一名“特别”的教师，他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著作，上课的风格也不是学问家那一套。但对汪曾祺来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那么多知名教授，沈从文却是对他影响最大也最有帮助的一位老师。多年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汪曾祺已成为知名作家时，他先后写下《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转业之谜》《梦见沈从文先生》《与友人谈沈从文》，向世人介绍沈从文这样一名沉默了几十年的作家，回忆当年受教的点点滴滴，分析沈从文的文字与生平，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倾慕与怀念，也为自己的老师争取文学史上的价值。
在孙郁看来，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谣俗”，二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三是“对内心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自己不明白或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不是生硬地解释这个世界”。 在残酷的时代保持着文字温润的美，是他们恪守的信条。沈从文写乡野间的风景礼俗，把自然与人心中最美好的部分呈现出来。汪曾祺后来的作品延续了这些，两人在思想路径上有着深切的联系，无论是文风还是境界，都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另外，他们灵感的源头创作的源泉，很多都来自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都因他们笔下的故事而被世人熟知。
废名也是一名对汪曾祺有极深影响的一名作家。汪曾祺在《谈风格》中谈到废名：“他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经对相当多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青年作家，产生过颇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流到地面上来。”他评价废名的作品：“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流溪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自己的文字，他的文章也常常很难分得清楚是“散文”还是“小说”，大段的风景描写，对民俗的娓娓道来，都让汪曾祺的小说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小说一般也不刻意去讲故事，结构大多比较散，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向读者详细描绘了好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美好又微小的事物和情境，这种手法总是让整篇小说显得格外自由，格外丰盛。
那个时代的作家，在经历了1949年的红色革命后，几乎都经历了写作上的“断裂”。沈从文投身文物研究，废名则在晚年完全变了一个人，思想趋于红色，心甘情愿放弃了过去的自己。和他们相比，汪曾祺是幸运的，尽管被打成右派，又被赶到河北张家口乡下去改造，之后又在“三突出”的要求下进行红色样板戏的创作，然而，晚年的他，仍然接续上了由废名沈从文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作品。在《受戒》中，在《大淖记事》中，在那些20世纪80年代才写成的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依然是沈从文笔下那些宁静、美好又略带伤感的乡土世界，你几乎看不到几十年时光已悄然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