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注趣史》读后感精选10篇
《脚注趣史》是一本由【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贝小戎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美国学术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敦在《脚注趣史》中，从脚注这一著述元素入手，梳理了西方学术的源流。他这本书只有241页，但有370个脚注。
格拉夫敦说，脚注是科学和学术实践中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在经年累月的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们从制造脚注的手工作坊提高到了工业生产阶段，在每个篇章中都点缀了上百条甚至更多的参考文献”。很多人看书时根本不会仔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脚注，那脚注为何还会存在呢？格拉夫敦说，脚注有两种功能。首先，能证明论著的作者挖掘出了该书的根基，在正确的地方发现了其中的组成要素，并用正确的技艺将它们穿插到了一起。“脚注确认了该篇著作是出自一位专业人士之手。就像牙科医生的钻头产生的高倍嗡鸣一样，历史学家笔下的脚注所发出的低吟使读者放心：脚注所带来的沉闷如同钻头下的疼痛，是为了享受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脚注就像牙科医生挂在墙上的文凭一样，它证明历史学家是足够优秀的行业人士，值得请教和推荐。脚注赋予了一位作者权威性。
其次，脚注能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提示，让他们有机会把作者诠释文本的过程挖掘出来。“脚注是层层累积之物，仔细检查，里面有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研究技术，有在科学革命期间首次确定的考证规则，有吉本的讽刺，有兰克的移情，有海因里希·莱奥的凶狠，也有重塑了历史学家的工作与生活的出版惯例、教育体制与职业结构的缓慢发展。”
按照格拉夫敦的研究，在西方，脚注产生于17世纪，17世纪晚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史学编纂著作之一不仅有脚注，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脚注构成的。在法国神学家皮埃尔·培尔编著的《历史与考证辞典》的页面上。“读者好似行走在一层又薄又脆的正文上面，在其脚下，是幽深、漆黑的沼泽般的评注。培尔的脚注里满是文人共和国中猥亵的乱语，满是有关《圣经》某个段落的色情解读和某个哲学家或学者的风流韵事。多亏了培尔，我们才存有卡斯帕·朔佩对一只麻雀的描述：朔佩在他的学生宿舍看到外面有只麻雀在交媾了20次后死去。读者常常会问，培尔将其著作中最骇人、最不敬的段落放在参考资料而不是正文中，是不是希望借此躲过审查。”
脚注在18世纪时最为兴盛，那时它们既用来讽刺地评说正文里的叙事，也用来证明其真实性。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15、16章一共有383个脚注。他的脚注高雅又有趣，比如他只在脚注中言明，神学家奥利金采取了子宫这种极端的手段来避开诱惑，这个脚注也流露出了吉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奥利金通常视《圣经》为隐喻，不幸的是，他偏偏在这件事上似乎接受了文中的字面义。”
脚注跃升为标准学术工具之后，它在文体上也衰落了，变成罗列一些高度缩写的档案引证。兰克被认为是创造现代历史学部类的炼金士，但实际上他讨厌脚注。启蒙运动目睹了脚注的剧增，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则不太喜欢脚注。康德是一位运用脚注为思想的模糊性赋予物质形式的大师。黑格尔就鲜明地抵制哲学家的著作需用脚注来做佐证、展开辩证讨论。他视脚注为瘟疫，就好像它是博学传染病的外在症候，唯恐避之不及。
随着新文化史的流行，史学家近十几年来逐渐将关注点转向了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paratext），也就是与正文文本相关的附带信息，其中包括标题、副标题、序言、题记、致谢语、宣传广告，构成了“一个过渡与交流的区域”。脚注作为一种“副文本”，同样得到了某些学者的关注，例如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1941年）中谈到“历史的考证”时就指出，“有关脚注的大论争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实证主义的兴起，它在19世纪尤其有市场。布洛赫对脚注的认识是在反思历史写作之后得出的，侧重于说明脚注标明资料来源这一点，饱含对实证主义史家的敬重。
同样作为欧洲近代早期的研究者，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以下简称《脚注》）用幽默的笔调系统地考察了脚注作为现代历史学术基础的演变过程，甚至不乏对当代史学思潮和实践的反思。
《脚注》考察了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不同结构，叙述了历史学家处理资料的诸多方法。对于现代史学工作者来说，脚注成为了这个行当里的家法，是学科规范的重要标识。17世纪，脚注成为了戏仿的对象。18世纪，它是对正文的反讽，或者表明资料来源的真实性。皮埃尔·培尔以历史学家和评注者两种身份写作，以评注的模式“增强了他考证错误的力量”，运用这种模式当然也蕴含了躲避审查的动机，展现了“寓意于物”的志趣。当时的反面例子是像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歇尔那样，大量使用脚注却不对资料加以批判性检查，更加相信古代人的证据，“隔着一层文字证言观看视觉证据”。19世纪，叙事和注释之间的张力达到高峰。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兰克的“一手资料”观念及其对档案的重视，显示出兰克在使用脚注上的不情愿。作者的结论之一在于叙事史学与分析史学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但首创之功劳并非归于兰克，而应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中去寻找，且将脚注标准化的时间定在1740年左右。
近代西方学术史的写法有许多种，例如按时间顺序编排，或按国别分述，或以革命为专题形式来统串。《脚注》独辟蹊径，分析了评注、引证、旁批、补遗等在近代的发展，认为它们勾勒了现代脚注的基本轮廓，开启了一种新的学术史写作。《脚注》甚至引导了泽比（Chuck Zerby）撰写《魔鬼的细节》（The Devil’s Details，2002），后者将考察的范畴延伸到了文学领域，但没有像《脚注》那样展示出“博学而古怪”的方面。
罗兰·巴特有多篇文章谈到历史写作的“现实效果”，认为19、20世纪的史学使用了脚注，为真实性奠定了必要前提，因而更有利于达到这种“效果”。当代法国史家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同样将参考注释与权威性结合起来，认为脚注有些二律背反的意味：它既确证文本所说的，因而免于论证权威，“又是科学性以及作者将知识展现出来的显眼标志”，像是在论证权威。《脚注》的结论与巴特、普罗斯特的看法相反，认为除了陈述可识别的史料，“脚注自身什么都不能保证”。这样，格拉夫敦又像是在和柯林武德对话：《历史的观念》就否认可以将脚注、索引等看做是科学史学中的证据。
有些批评者认为，格拉夫敦没有回答脚注对学院之外的读者的影响。这种批评有失偏颇。《脚注》在多个层面上回应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就是试图帮助读者在感受过去的同时又理解“现在”。作者对兰克的认识发生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流行的年代，回应了将历史著作看做是文学产品的看法，认为不应将作为艺术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区分开来；历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脚注是这种混合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拉夫敦在谈到历史修辞时就认为，历史学不仅仅要像微观史家那样讲故事，而且要进行博学的研究，“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以两种相异的节奏”讲述故事。其次，作者以兰克强调的目击证人为例，侧面回答了如何重审大屠杀时期见证者的证词这一问题：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写作者也并非绝对可靠。可以看出，如果说《历史学家的技艺》反映了布洛赫试图挑战传统史学的实在论，倡导理解历史，那么《脚注》就是新时代里对客观性问题的回答：目击者的报告都是“试图说服读者相信某种个人理论”，“旁征博引并不带来严格的客观性”。脚注还教导我们“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语）何以可能：历史学家的文本是“现代学者、他们的先辈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参与对话”的结果，而非个人独白。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脚注反映了“这个行当的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实践”。倘若将作者（author）定义为介入社会，那么史学工作者就不应该止于成为时代的脚注，而应该积极地回应时代，揭露、改变社会。
哲学家将脚注视为一种世俗的迷信，格拉夫敦举了黑格尔反对脚注的例子为之论争。实际上，《脚注》中提到的詹姆士一世还处理了一场圣经翻译是否需要脚注的争论，最终以否定的答案告终。1603年的新版圣经译本就没有旁注，只有少许用十字架符号标示的注释，用以参考与文本类似的段落。而且，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注释中使用星号。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也反对脚注，例如米什莱。米什莱在写《法国革命史》时就不注明他参考的文献，认为这种注释会打断叙事的节奏，影响叙事的效果：“大革命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灵魂深处：之外，她没有别的纪念碑。”他认为自己所写的《法国革命史》比先前的其他版本更清晰。米什莱的做法与同样写革命的托洛茨基区别开来：《俄国革命史》（1930年）使用了大量脚注。这些例子提示我们，考虑否定脚注的那些意见将别有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脚注》尤其关注兰克。格拉夫敦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跟随莫米利亚诺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学习时的情景仍然“为之动容”，他的老师教他们读“中国年代记到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再到当代历史理论”，兰克是其中的重要章节。莫米氏在1981年谈到海登·怀特《元史学》时就认为，史学实践者和史学理论家对待兰克分属两种态度，怀特将兰克看成是修辞学家有很大的误导性，低估了兰克寻求“新颖且可靠证据”的重要性。格拉夫敦在了解、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就兰克问题有着与他的老师不同的着力点，认为兰克的研究“不是对史学的发展史作全面而详实的描述”，很好地诠释了“影响的焦虑”。
回到《脚注》的“副文本”上来。按照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的理论，文化生产场域中，每个作者、每种生产和产品形式都对应了一个地点，因此选择作品的出版地点非常重要。《脚注》在“其生产完全面向知识分子”的法国瑟伊出版社出版，保证了它“获得学术的成功”。其次，法文版的标题是《博学的悲剧起源：脚注的历史》，与英文版标题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有异。古希腊歌队（chorus）与悲剧的紧张关系一如正文与脚注的关联：悲剧从歌队中产生，歌队赋予悲剧内容，“内容和形式相互匹配”。且英文中的curious一词也不止于展现历史的“趣味”或娱乐功能，它更多地与权威、权力等相连，且有“异化”的涵义。再次，作者提到《脚注：从德图到兰克》“原文的稿本”是本书的基础。读者细心对比之后可以发现，除了论证结构不一致外，原文的结论是认为脚注是集体推动和个人努力的结果，以给历史写作提供明显的批评方式，与《脚注》的结论区别开来。最后是“脚注”。作者的注释囊括了丰富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甚至还涉及中文文献，值得我们为之做脚注。例如，作者只提没有脚注的《弗雷德里希二世》，而不提坎托罗维奇充满脚注的另外一部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脚注》还较多地提到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脚注。有意思的是，吉本著作的初版一如中文版《脚注》，用的也是尾注。吉本在大卫·休谟等人的鼓动下，才在第五卷中将注释移到页面底端，休谟则在1758年为自己之前出版的《英国史》没有旁注出参考文献这些“副文本”而表示抱歉。
（《中华读书报告》2014年4月16日）
《脚注趣史》读后感(三)：王晴佳：书非闲时不读
已经到了有人请开书单的年纪了，心中泛起的，不是得意，而是伤感。“感”的是年华老去，而“伤”的是，自己读书太杂，好像没有什么雪泥鸿爪，特别值得一提。不过要说评论书籍，倒是跟自己特别有缘。从1980年代初自己开始摇动笔杆子时，主要就是从写书评开始的。记得那时在《书林》杂志发表了《两本〈忏悔录〉》，介绍的是自己读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同名著作后的感想。既然写了、而且还发表了这篇东西，想来当时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一定还是有不小的冲动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已经不再清晰。但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是有意修习文史类的学生，读这两本书还是有一定益处的。西方人有“原罪”的概念，写作回忆录，冠以“忏悔”两字，对他们来说，十分自然。但同样是忏悔，圣·奥古斯丁与卢梭的态度是大有不同的。他们都写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如何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但前者作为基督教的“教父”，又描述了自己在皈依信仰之后，如何苦海无边、立地成佛的欣悦，而后者则没有太多的忏悔的心情，显现出在18世纪的法国，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
这两本书，一般不会列入教学参考书，因此可以归为“闲书”之类。前人有言：“书非借不读”，这是十分可以让人认同的经验。我还认为，书非“闲”不读。要说读书的趣味，还得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有宽裕的时间。而在现代社会，有时间的人，往往是事业和生活上不太顺遂的人；或至少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在与你作对，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乐趣可寻，因此埋头书本。中国人讲到学习的经验，似乎比较愿意承认写作可以是一件痛苦的事。司马迁的例子就为人所熟知。他之写作《史记》，主要是在受到屈辱的宫刑之后。而且他还自我安慰，说到以前许多人，都是在生活遭遇坎坷、不幸，“意有所郁结”的时候，才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但司马迁在谈到他积累知识的时候，则似乎心情特别愉悦，以至到了后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了中国读书人向往的境界。但其实，读书并不常常是为了追求很高的境界才去做的。更多的时候，读书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那时读的书，其效果往往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使你既有所消遣，又获取了知识，甚至引导了你以后的事业，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文革”后期，“革命”热情已不再高涨，但学校功课仍很松弛，因此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也“撞”进书本。记得那时遍览小说，中外古今，一概全收，囫囵吞枣。虽然现在说不出哪位作家让我印象最深，但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都曾触动过我。外国的小说家中，我读的最全的是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读这些书，让少不更事的我，窥见到人生的复杂、人性的奥秘，因此也就有心去做进一步的探究。于是我在那时找了一个读书的同伴，一起开始攻读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不记得到底读了几卷，不过肯定都没能终卷。但以后我上大学历史系，见到这两本书还是我们的重要教材，心中不免有点窃喜。在中国古代史籍方面，我读得不多，记得只有清代人改编的司马迁的《史记菁华录》，是我父亲保存的他小时的教材。不知那时读懂了多少，不过也许因为已经读过大部分《古文观止》，所以记得至少还能读下去。
“文革”之后有幸上大学，与那些“老三届”的同学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因此恶补了几年。但也许像所有“强化补习班”的效果一样，学得快，忘得也快。但对曾经为之写过评论的书，印象还深一点。譬如有一次，我应邀参与一本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的编写，题目为《名著集》，由我选择介绍五本中国历史典籍和五本西方历史典籍。我记得中国史方面我选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在西方史方面，我选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兰克的《教皇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承认当时的选择，考虑了一定学术以外的因素，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史学著作还是有时代的代表性的。中国史学的这五本著作，其重要性似乎不用多作解释，像司马迁、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名家，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但如果有机会一读他们的著作，岂不更好？梁启超有如椽之笔，笔端常带感情，十分引人入胜。我之所以在他众多的著作中，选择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希图融和会通中西史学，体现了他思想成熟时期的想法。范文澜和郭沫若的这两本著作，都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作，但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又各具特点。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记载希腊、波斯战争为主，旁及其他种种，其宽广的视野，为后人所敬佩。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还在于其“讲故事”的叙述手法。像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既能“猎奇”，又言而有文，因而行之久远，在罗马时代，他就被誉为“史学之父”，以后叙述的体裁，成了西方史学体裁的正宗。伏尔泰有点像梁启超，著述宏富，但《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既有“厚今薄古”的自信，更有作为法国人的自豪感，可谓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声。比他晚一个世纪的兰克，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大家。兰克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历史的标志，因此不再将以前宗教的纷争，看得那么重要。因此他在《教皇史》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力图超越教派的分歧，以至他的作品，以后成了“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但客观主义方法治史，至多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史家本来就是历史变动中的一员，很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对那场血淋淋的革命，采取了赞颂的态度，倒也能让读者感受革命浪潮的“疯狂”，或许比冷冰冰的写法，更能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大思精。许多人对他“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印象特别深，而我却特别喜欢他的“退隐与复出”的理论。也许是因为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汤因比的理论，与此有可汇通之处。不过汤因比又把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用于分析国家、文明的兴亡，颇能体现他作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的见识。
如果要我现在加以补充，那我想在中国史方面，《左传》绝对是有必要一读的。而且读《左传》，还可顺便将《春秋》也读了。另外，刘知几的《史通》，不但识见卓越，而且所用骈文对仗之工整，也颇可欣赏。至于西方的史学著作，近年我读英文的较多。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Anthony Grafton写的《脚注趣史》（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篇幅很小，但内涵丰富，是有关西方学术史的好书，无论是作者选择的角度，还是他叙述的典雅，都可借鉴模仿，特此向有意学英文的读者推荐。
《脚注趣史》读后感(四)：脚注史即学术史
在重印自己早期著作《浮出历史地表》时，戴锦华在书的后记中写：“此书洋洋洒洒，竟无一个脚注、尾注，更不必说参考书目等等。实在于神圣学术规范有大亏损。这的确不是一句‘写者年轻’便可换得原谅。”这背后有一层意思耐人寻味：脚注俨然是现代“神圣学术规范”的组成部分，缺了这，多少总显得有几分不够严谨，乃至对学者来说像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的确，这现在已渐渐成为学界默认的共识，但并非向来如此。正如这本《脚注趣史》所表明的，作为学术规范的脚注，是到了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兰克手里才真正确立的。对现代人文学术来说，脚注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它的补充与支撑，学者的论点才能坚实、严谨而有据可查。但即便如此，对于脚注究竟有几分作用，向来不乏讥评。在一些人看来，脚注本身的堆砌，并不能证明正文的论断都是无懈可击的，其重要性只不过在于它的形式——它使人确信，作者真的受过专门化的学术训练，也做了不少工作（至少看过不少材料），仅此而已。
脚注和史学论著的联姻原本就只有短短的历史，因而在好多人看来，倒是没有脚注的过往才是失落的美好时代。那时的论文即便没有后世那么严谨，但却生动而流畅得多。不止一位学者反感繁琐的引证，梯也尔（他本人也是历史学家）就曾问道：“这些细致入微、装模作样的引用除了使其历史著作篇幅更长之外还有什么用吗？”在《新旧历史学》中，一位历史学家抱怨脚注是“一种拜物教，常常干涉着缜密的智力活动和沉思”，因为人们经常不得不在中断对正文的阅读而查看脚注——对此，Noel Coward有一个更为刻薄的评论，他曾将被迫去阅读脚注比喻为中断性爱而下楼去给别人开门。
一部脚注史，实际上是一部学术逐渐职业化和体制化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脚注本身正象征着现代史学那种严密的考证分析与繁琐的研究过程。问题在于，关于“历史应该怎么写”，向来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一种认为它应是缜密的推断与分析，另一种则认为它应是故事，或者，历史本身乃是一种文学。现代史学不如说是这两者的混合。尽管现代史学有所谓“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重新强调叙事而非分析，认为这才应当是“历史”所应有的样子（这本身或许就是被繁琐分析和过量脚注激怒的结果），然而现代学术确实很难有不参引书目和脚注而写成的，即便是这样一本文笔典雅、趣味横生的《脚注趣史》也毫无例外地需要借助于大量脚注，一如书中所说的，“历史学家只要是吃了史料考证这棵树上的果子，就无法再回到书写单纯叙事的原初状态了”。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脚注的现象为何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它作为一种学术规范的现象，又为何不早不晚刚好诞生于19世纪的兰克时代？
这背后的原因恐怕是：这原本就是现代一系列因素综合变迁的结果。在前现代社会，毫无疑问是很难有脚注的——口耳相传的史诗只能是连贯的故事、在手抄编年史的时代也最多只是出现夹注，而不会是现代的这种脚注形式。印刷文明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仅有史以来第一次使得大规模的图书馆、档案馆成为现实（这是学者大量引用史料的基础），同时使得学术活动逐渐从业余爱好者的沙龙走向制度化，在公众眼里，“科学”开始意味着某种专业化的知识，而科学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能经受得起反复的检验。不夸张地说，脚注是一种印刷文明的现象。
因此，密密麻麻的脚注所表明的那种博学和严谨的论述，是现代的产物。正因此，学术体制与精确引用、脚注相伴而生。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的西欧第一次兴起了大众图书市场，也直到此时“所有学生才可不需经过允许进入图书馆，自己借阅图书”（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页111），西欧的大部分学术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工作模式变成了“研究利用图书馆资源撰写著作”；科学精神正值鼎盛，以至于几乎所有德国历史学者都慷慨激昂地宣称，自己是在从事一门科学。而在人文学术中，也是古代史的研究尤其需要彻底的实证主义，其严格主义（rigorism）要求“无一字无来历”，每一段新颖论述都得有系统的注释，这样，脚注自然而然变成了作者阐明、补充、支撑自己观点的最重要工具，变成了历史撰写的规则。
这就是为什么兰克特别强调档案等史料的作用，因为他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对全部史料“进行精确到细致入微的批判性仔细查验”才能还原。对史学家来说，这些史料就如同是科学家的解剖对象，他也确信能通过这样的过程发现和把握“客观真实的历史”。然而这种观念很快就被后现代思想家发现是过于乐观的：不仅因为史料常常是残缺的，而且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历史其实是小说”，再客观的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也不可能是全然客观的，这种竭力做到客观的努力，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人们甚至发现，即便是兰克这样现代历史学家技艺的奠基人、这个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并非绝对可靠的，在实践中并不比后人更守规范。
这样，脚注原先所想要达成的目的消失了——人们不再相信它能证明什么，或能够阐明、支持某个观点，堆积如山的引文仿佛只是证明作者是学术圈中人罢了。我们甚至不妨作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想：既然脚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文明兴起下学术体制的产物，那它会随着印刷文明的衰落而消亡吗？在网络时代，人们渐渐地已变得习惯用链接来取代脚注的某些功能，虽然链接只能给出出处，而不像脚注那样可以批评、注引、反驳、补充，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链接”这种“现代脚注”，尽管和印刷时代书本上的脚注相比没那么严谨，但却也没那么枯燥乏味而令一些人心生厌烦。虽然严谨的学术论文还很难接受这种正文中插入链接的方式，但是谁知道呢？或许到那时，又会有后人写一部《链接——一种现代脚注的趣史》了。
附带说一句，本书翻译十分流畅，只偶有小疵，如第237页：“这群北方蜜蜂分出来的蜂群覆盖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用作者本人的比喻来说）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northern hive cast its swarms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Europe, Africa, and Asia; and (to use the author’s metaphor) the blood circulated from the extremities to the heart.”此处的“心脏”，乃指瑞典，其本意是讥讽瑞典史学家的极端观点，将瑞典视为人类的起源之地，因此早期人类从瑞典走向世界各地，然后再从这些地方回流到北欧，后一个过程才是“从四肢流向心脏”，而这里的措辞则让人误以为是前一个过程。关键在于原文的and有转折之意。不过看席代岳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本，这句也一样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