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的读后感10篇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是一本由程巍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320图书，本书定价：39.80，页数：2013-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读后感(一)：该怎样面对歧视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作者程巍旧事重提：泰坦尼克沉没时，西方媒体集体编造故事，称几名中国人为了逃生，不顾妇女儿童，抢走救生艇，而船上其他西方男乘客却视死如归，将逃生机会让给了妇女。
这个故事流传广泛，一度被选入中国语文课本，直到1949年后才取消。
事实正相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是虚构出来的，倒是很多西方男乘客抢走了救生艇，然而，当时美国正在与大英帝国争夺世界霸主，急需证明自己继承了欧洲的“骑士精神”，以回应欧洲人对美国过分商业化的指责，泰坦尼克的悲壮叙事可以证明：美国人的男子汉精神并没被金钱所腐蚀，美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责任。
任何悲壮叙事，都会以伤害个体利益为代价。泰坦尼克号上美国殉难者的家庭没得到多少赔偿，他们的家属被告知，其亲人是个英雄。
为了让这些英雄形象显得更高大，必须几个渺小的灵魂做陪衬，于是，一个无聊的记者坐在家里随手编造的新闻让整个美国激动——果然有那么几个“中国佬”破坏了英雄的事业。于是，泰坦尼克号变成了正义与邪恶、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劣的角斗场，在道义上，美国英雄们取得了完胜。
本书揭破了殖民主义者的卑劣想象，令人遗憾的是，在话语权不均衡的前提下，遭受歧视的中国人反而将相关文字看成是自省的镜子，而这种自卑感的代价是，我们也在心中把美国想象成道义帝国，从而在利益博弈中不断承受损失。
文化固然无所谓优劣，应相互尊重，但文化需要演进，如果固步自封，就会失去活力，成为博物馆中的展品。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主要仰赖西方文化资源，如果没有现代性的输入，我们今天依然是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这难道不应该改变？
一个班里总会有许多学生，学习差的学生也有尊严与价值，但不妨碍他向成绩好的学生学习，即使成绩好的学生会有歧视，乃至欺负他人，但如果以此为借口，躺在“先前阔”上，连学习都不肯再学习了，那么，成绩该怎么提高呢？带着仇恨心态生活，不仅自苦，将来发达了，恐怕表现会更恶劣。
不应该忘掉历史，历史中我们既遭遇了许多耻辱，也从中受惠甚多，落后就要挨打，但越挨打就越要向别人学习，就越要开放心态。千万不能形成丑女意识，因为怕强奸，连性病也不去治，心想谁来就传染给谁，却不知道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
回到本书，如果少一点议论和渲染，多一点史实钩沉，其实更有说服力。急于推销自己的立场，与多元化的时代精神未必协调。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读后感(二)：种族主义——错用的想像力
quot; 毋庸置疑，对于当代世界的格局和现状，离不开西方文明：一方面，它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在负面的、消极的因素上产生了阻碍与限制。从英国海军用坚船利炮烧杀抢掠的方式创造了“日不落的帝国”，到“正义战士”美国独霸全球，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的文化入侵和金元、大棒一道，从未停下它们横行无忌的步伐。
从他们的历史来看，没有人敢否定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身上的优点，这正是他们强大的基础；但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民族思想中，却始终深埋着人性丑恶的部分——种族（歧视）主义。翻开美、英两国的发迹史，哪一个不是充满着暴力与残酷？哪一个不是建立在把其他种族（民族）推向水深火热的基础之上？而种族优越论，就是他们对自己犯下的暴行所做的冠冕堂皇的解释。就连天灾人祸的泰坦尼克号海难惨剧，经过他们 “独具匠心”的自编-自导-自演，成为了一部歌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性的“史诗剧”！
这本《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虽然在标题上放出了“中国佬”三字，但并非完全着墨于关于船上的这八个中国人的是是非非之上。而是抛砖引玉，在向我们讲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性的发展历程的同时，重现了泰坦尼克号从诞生到毁灭再到成为历史坐标被利用的事实，揭示出隐藏在这出民族“史诗剧”背后有关种族歧视的不良居心。
对于泰坦尼克号海难，在没有读本书之前，我的认知只是一鳞半爪，仅仅是对这样的惨剧感到哀伤。我完全没想到船上会有中国人；也想不到他们会成为英美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更没想到的是这些杜撰的污蔑竟能引不少当时的文人名仕“竟折腰”，还要写进教科书里以儆后世！看来在当下社会随处可见的民族不自信（表现在语言认同、文化倾向、自主品牌认可等方面），是久来有之的；换个角度看，英美那些包藏祸心之人的目的达到了，百多年来中国人就是深陷在这样一种民族不自信的状态中难以自拔！
泰坦尼克海难已是陈年往事，但种族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前人对中华文化和国民性全盘否定、矫枉过正所造成的恶果犹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不分优劣，种族、民族更是没有贵贱生来平等。愿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和惨剧早日绝迹人类社会！"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读后感(三)：8个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灾难
泰坦尼克号（RMS Titanic），是一艘奥林匹克级邮轮，于1912年4月处女航时撞上冰山后沉没。泰坦尼克号由位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哈兰•沃尔夫船厂兴建，是当时最大的客运轮船。在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中，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途经法国瑟堡-奥克特维尔以及爱尔兰昆士敦，计划中的目的地为美国纽约。因为人为错误，于1912年4月14日船上时间夜里11点40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2小时40分钟后，即4月15日凌晨2点20分，船裂成两半后沉入大西洋。泰坦尼克号海难是和平时期死伤人数最惨重的海难之一，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海上事故之一。电影《泰坦尼克号》就是根据这一真实海难而改编。而电影的男女主角浪漫爱情故事是虚构的。
泰坦尼克号上有没有中国人呢？如果有中国人，他们都是谁，在这次海难中的表现如何？如果没有中国人，为什么当时的国内外媒体都报道有中国人，并且在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也出现有中国人？
看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一书之后，我才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一共是8个人，从他们的姓名拼法判断，广东籍居多。
8个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上遭遇灾难了。
灾难有四重：
第一重灾难，来源于自然的灾难。船撞冰山，沉入大西洋。灾难面前，如何生还？在这样的巨灾面前，一切生命都显得那样渺小与可怜。8个人中有6个人活了下来，2个人魂归大海，而后，究竟是入了天堂，还是谢了地狱，无人知晓。
第二重灾难，来源于人性的灾难。8个中国人乘坐的是三等舱，：最先离开的7艘救生艇里没一个三等舱乘客，而18艘救生艇里仅有1艘返回去救人，那还是在沉船一小时之后。见死不救，人性不存。
第三重灾难，来源于屈辱的灾难。1912年4月20日（灾难发生后的第3天）的《纽约时报》登出该报记者于19日凌晨在码头采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偷渡客》的报道：“从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获救的人中，有6个中国人。他们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偷溜进了其中一只救生艇，当该船撞上冰山时，他们并不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如果泰坦尼克号有沉船危险，救生艇会放到海面。他们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黑暗使得他们成功躲过别人的审视。直到他们被救上卡帕西亚号，才知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当时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要把他们扔回海里，但其指挥官们不想这么做，而是把他们关进了船上的囚室。至于这些中国佬当初为何未被泰坦尼克号船员及乘客发现，让卡帕西亚号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天，联邦政府官员将这些被囚禁的中国佬带走，而为遣送他们回国而必需的手续也正在办理中。”除第一句和最末一句（或最末一句的一部分），该报道中其他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身份、逃生经历和他们在卡帕西亚号上受到的对待的描述全是杜撰的，尽管杜撰得如此离奇，却立刻就被其他报刊当作事实加以转载和引用。
第四重灾难，来源于同胞的灾难。1912年4月，中国报刊的报道采用的都是英美人的“看法”和英美人的“回忆”——这些“主观看法”和“想象性回忆”作为客观陈述，又被写入中国的高小语文教科书，同时被作为新文化派的“国民性批判”的例证材料，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于泰坦尼克号海难以及船上的西方人与中国人在这场海难中的“英雄与懦夫”的行为方式的感知，与西方殖民史学遥相呼应。
面对四重灾难，死去的和活着的8个人，情何以堪？
四重灾难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来源于美国种族想象力的需求。1910年代的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一类能够证明“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中国佬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了，以支撑美国当时正在实施的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的合法性。各报刊陆续登出的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卑劣行径”的报道也和《中国偷渡客》一样，大多是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细节冲突性——冲突到同一个人的讲述甚至可以前后矛盾，并没有毁掉它们的可信性。
第二个原因，来源于新闻职业道德的低下。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调整和处理新闻机构内外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社会道德对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所提出的特殊要求。1910年代的美国新闻业，如此新闻造假，臆断事实，让世人耻笑。
第三个原因，来源于国家落后，没有“话语权”。不展开。
从8个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灾难中，启示有四个：
第一个启示，国家必须强大。
第三个启示，不能“人云亦云”。
第四个启示，修正“民族劣根性”，完善自身。
感谢作者程巍，让我读到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这本书，并有思，有悟。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读后感(四)：这些可怜又可恨的“麦考利的孩子们”啊～
辜鸿铭先生说，真正的中国人，有很强的“廉耻感”。可这些可怜又可恨的“麦考利的孩子们”，真的是不知让人说他们什么好了？那个“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如果说因为他眼中的“卑劣”，是为了恨铁不成钢！是呐喊、是唤醒、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有些人，无法认同，甚至无法理解。
吃着中国人种的大米长大，只因为能去啃外国人给的牛排了，于是见到了蹲在街边的穷兄弟便轻蔑的“呸！”的一声，昂起头颅看也不屑看的自顾走掉了，却不知对方是来通知他在乡下的老子娘要不好了，让他赶快回去免得见不上最后一面呢。于是，——【“他是否知道自己是谁，都令人大生疑问”】！
本书分为两部分，前面通过对泰坦尼克沉船经历的谎言揭示了欧美社会的实质，浮华面纱下的功利与虚荣，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吃人本质；下部分则是系统的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文化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过程。而当年的那些人所留下的反思与痛悔，在现今的我们看来，依旧振聋发聩。只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这本书作为学术著作是极合格的，但是作为休闲读物阅读体感稍欠。
种族歧视，这是个好话题。问题是，往往不只是某一个民族的人被其它的民族歧视，便是这个民族的内部也是看不起自己的民族的。事实上，种族歧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可悲的是，源自种族内部那种集体无意识的种族认知上的偏差错位，即，那种莫名其妙的“民族自卑感”。就像美国黑人在美国白人面前总感觉莫名其妙的矮了一截似的。
说起来，与其说我是“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倒不如说我是“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人类”。中国人身上的问题，与其说是民族性，倒不如说是人性。……说什么中国人之卑劣的，在我看来不过是在哗众取宠的买苦情。倒不如索性扩大打击面，说一说人性之卑劣，倒是更加恰当呢。
从泰坦尼克号集体无意识的谎言，便可以看出人的利己心态之卑劣。从最开始的幸存者为了逞英雄制造话题而无意识的造假，到那些活了下来的不要脸的上层人士为了洗脱自己逃生的龃龉手段，从船商为了洗脱的宣传鼓吹，到政府为了谋求“为了更伟大的利益”的浑水摸鱼…新闻媒体为了话题耸动不辨真伪，宗教界的人为了传教而以假为真，女权主义者为了政治进步在寻求理论支持……
在需要英雄的年代，“宁可相信”的人们制造了这样一批英雄，当然，这些英雄是有种族的。零星少数的知道真相的人却因为没有渠道而无法传播信息，于是，整个社会都在无意识的集体造假，——成就了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海难，也是上个世纪最大之谎言。
话说，相信那些海盗、流放犯的后代在有钱有势之后就会摇身一变成了“道德事件”的主人翁，真是呵呵了~所以，外国人也会有小偷，外国人也会有强奸犯，再看看那些无所顾忌的美国驻军基地的大兵们在驻扎地干出来的好事儿吧？
外国人要骗他们的民众也还罢了，但中国人也要来骗自己的民众。那本《西风》杂志社的行为，【倘若《西风》杂志上的这篇《铁达尼上的国耻》基于“信息不全”才贬低中国人，那还只是知识问题，但它有意删去原文中有的有关英国贵族戈登夫妇的部分（这与1912年4月18日《申报》宣称“戈登夫人最后入艇”恰好相反），就不仅是知识问题了】，此处援引自作者的论述。
这种无论是从新闻从业者而言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国人而言的道德缺失行为，如果仅是出于拿钱办事的心理，虽然可恶但尚不十分的可恶；但如果竟是出自于本心的不想要“误导”读者……以免破坏了读者心目中对外国绅士淑女的感情，那真是再恶心没有了。
究竟是西方思想的腐蚀？还是拜金主义的盛行？我们这个不曾断绝传承至今的最古老的民族的后裔，以过去的辉煌只是过去为名，堂而皇之的看不起这个生他养他的土地，这个他的祖先是他自己是他的儿女也会是的种族。黄种人，黄祸的开端，是源自于西方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歇斯底里的恐惧！
大国觉醒，但中国是大国吗？一天无法剥离掉国民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一天不能拥有如信仰般坚定的民族自傲感，不能为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来自中国”而自傲，就永远成不了大国！
.【】内摘自原书，非原创。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读后感(五)：被表述的中国人
和许多人一样，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并不知道那艘著名的冰海沉船上原来竟还有中国人（从他们的姓名拼法判断，大多都是广东籍）——一共八人，其中六人生还。鉴于当时全船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下来，而这八个中国人所住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生还率更仅有16%，不能不说他们还是相当幸运的。然而，在当时的英美媒体看来，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不是因为其勇敢、有急智或幸运，只不过是在混乱中以卑劣手段获得生机，而这一如此严厉指控的证据，除了一些含糊而矛盾的说辞，说到底就只有一条：那是“中国佬的种族卑劣性”使然。 没有真相，只有各种说法 那的确隐藏着许多故事。受詹姆士•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影响，我们许多人都不免将那艘沉船的故事设想为一出浪漫而催泪的悲剧，其中展现着某些人性最好的东西：舍己为人、临危不乱，甚至那个算是反角的纨绔子弟，多少也情有可原。然而真相通常总是不大浪漫：这艘象征着当时最高工业成就的巨轮，也是当时社会阶层和种族分化的生动展示，头等舱每舱位单价是三等舱的十倍，而乘客生还概率也是三等舱乘客的2.5倍。然而在当时（很大程度上至今如此）的英美媒体上，谈的最多的倒是上流社会的英美白人男子具有贵族气度和骑士风范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头等舱男性乘客相当高的生还率分明显示他们并没那么舍己救人。
得益于前人极其详尽的研究（泰坦尼克号可能是古往今来被研究得最彻底的一艘船），程巍在书中以许多详尽的数据证明：关于英美男性男子气概的“泰坦尼克神话”，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种族和阶级偏见的想像所建构起来的。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上层社会男子实际上并未展现出超人般的“古风犹存”的骑士精神（遇难的名流富豪都被回忆“死得像个男人”），船员们也不见得多冷静而具牺牲精神——相反，船上4名副官和189名男船员都活下来了，而据事后一位女乘客说，“那些生还的男子，除了那些被命令进救生艇划桨的，全都是溜进救生艇的”。逃难场面极为混乱，船长竟在事发一小时后，才指挥第一只救生艇放到海面，而近三小时后，全船已快沉入海面时，仍有两只救生艇未准备好就被海浪冲走了。
危难时刻，阶级表现更为明显：最先离开的7只救生艇里没一个三等舱乘客（哪怕是女乘客或儿童），倒有不少头等舱的英美男乘客；三等舱450名男乘客中仅59人生还（头等舱则是171比56）。而面对这么多人遇难、海面上不断的凄厉呼救声， 18只救生艇里仅有1只返回去救人，那还是在沉船一小时之后，与此同时，倒是有六位太太救出了她们的宠物犬和宠物猪。
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这也算是正常的——难道还能是别的样子吗？慌乱、怕死固是人之常情，优先照顾头等舱乘客也自可想像，就像电影院失火时都有人高喊“让领导先走！”如果社会平日并不平等，又如何指望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或某一群体忽然发扬起高尚精神来？毕竟，在那一时刻，多是人的本能最快作出反应。但这里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灾难本身，而是表现灾难的那些话语。
在这样毁灭性的的灾难面前，真相是最先被牺牲的。在船沉没的瞬间，就已经不再有真相，而只有各种说法。在那样的慌乱中，人所留有的仅有个人的一些主观感受，侥幸生还者或对自己如何活下来讳莫如深，或出于为死者讳的心态，各种记忆说辞中的夸张、歧异、相互矛盾自是难免。为了抢发报道，记者们未待核实（说实话，又怎么核实呢），便将幸存者所说的“故事”作为事实，再添油加醋刊发出去。当时仔细阅读了相关报道后的萧伯纳便已说过，这乃是“罗曼蒂克谎言的一次大爆发”。那本也不奇怪，如果我们在一场地震中幸存，也会述说许多死者临危不惧的感人事迹，到最后已无法分清哪些才是事实，哪些只是想像。灾难就此转变成一系列感人的道德故事。
虽然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免更关注对船上中国人的遭遇，然而这艘船上的乘客来自22个国家，当时的英美报纸只怕也不是对中国人才另眼看待。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中指出，西方媒体上的中东世界形象，同样常常是一些简化图景的错误再现（mispresentation）——中东人或是挥霍石油美元的巨富，或是手持AK47、络腮胡子的恐怖分子。他为此特意使用了一个双关语：“cover”一词，在英语中既有“报道”之意，又意味着“遮蔽”。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报道与叙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没有了批判和反思，那么报道即遮蔽。 种族主义为何是一种错误的想像力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在考验人的严峻时刻来临时，人们内心深处的最保守的价值观和偏见都会不可压制地活跃起来，此所以欧美猎巫事件中，被判定为女巫而烧死的人，绝大多数原本就是社区中受人歧视和厌恶的边缘群体。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被设想为是依靠卑劣手段逃生、而一些有确切证据是卑劣生还的英美男子却被淡化，这说起来并不意外。
不要忘记，泰坦尼克号不是在真空中沉没的。一百年前的那个时刻，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享受了长期和平的西方社会隐伏着内部的巨大阶级矛盾，而他们对其他有色人种的优越感也正臻于巅峰。1912年的那个早春，虽然中国人已剪掉发辫，肇造共和，自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大众心目中印象最深的中国人形象——那个邪恶而阴险、拖着辫子、可谓“黄祸”之道成肉身的傅满洲博士，也是在这一年诞生于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通俗文艺及其风行程度往往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从这一点上来说，傅满洲的形象乃是当时西方眼里中国人的一个缩影。
书中所批判的那种“种族主义想像力”，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必然流露。那是一种“类别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即通过将人划分类别而预先作出判断。在沉船这种戏剧性的混乱场面留下的零碎记忆中，更容易依据某些种族和民族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个体的行为——“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必然如此行事，不然就太让我惊讶了”。种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坏的想像力，正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完全错误的类别划分基础之上。在那个“黄祸”在西方喊得震天响的年代，也正是中国人逐渐“变成”黄种人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是“黄种人”，他们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白种人，所谓“黄种人”原本就是一种建构出来的类别范畴。话说回来，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中的移民群体本就是壁垒分明的族群，连从南欧、东欧及爱尔兰来的人都还被认定不是“正宗白种人”。
这个时代背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正是欧美白人种族主义的巅峰时代。如果早半个世纪，他们恐怕就无法这样自视道德高尚了——在此有必要补充下另一起著名（其实是臭名昭著的船难），那时白人们的表现可着实令人失望。1854年，纽约及利物浦美国邮政轮船公司的“北冰洋号”（Arctic）在纽芬兰以南海面遭遇船难，这艘船曾是美国商船的骄傲，因而在泰坦尼克事件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悲剧曾是衡量所有船难的标准。让当时的人们惊骇而难堪的是：“北冰洋号”上86名幸存者中有61人是该轮船公司的员工。更令人震惊的是，幸存者中竟然没有妇女和儿童，甚至公司老板Edward K. Collins（他本人不在穿上）的妻子及其2个孩子也未获救。不过当时的《纽约每日时报》（New York Daily Times）却未指责这些船员卑劣求生，而仅仅轻轻发落：“从他们的行为来看，任何人都无法过于谴责他们的逃离，正如我们不能谴责罹难的人们。”
种族主义的偏见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因为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将不同的群体分类，在复杂的文化作用下，又将这些类别贴上价值判断的标签。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谣传大批朝鲜人趁机作乱，结果日本暴民杀死了三千名无辜的朝鲜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谣言与暴力？因为长期以来朝鲜人在日本社会深受歧视，人们才确信他们真的会“趁机作乱”。
这么看来，这种“种族主义的想像力”说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更不像程巍在书中似乎暗示的那样，是英美种族主义者才会犯的错，事实上，东方人也不是对此免疫的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刻板印象、歧视和偏见会相互强化，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在某个时刻不自觉地犯同样的错误，其最日常的表现就是某种固化的偏见带来的“事前的判断”——“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上海人就是小市民”。通过给不同群体贴上标签分类，我们得以心安理得而不假思索地行动。反思这些可能远比我们自己想像的要难，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常常正有赖于这些“默认的设置”，以至于我们很少去怀疑它的分类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西方之眼” 应该说，程巍选取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以泰克尼克号海难报道对英美上层和中国人的报道为切入点，极能以小见大，因为在这种极端的时刻最能体现西方社会最真实的潜意识。这也使得全书的分析常带有某种社会心理的病理学研究的味道。
批评种族主义或驳倒其背后的逻辑并不难，那即便在西方也早已臭大街了，难的是如何展现当时社会的“想像力”——即便是种族主义想像力。这种想像之中，混杂着真实与虚构、傲慢与偏见，但那不是因为一百年前的西方人格外愚蠢或无知，老实说，你可曾见过哪个年代的某一人类群体总能“正确”地看待其它族群？从来也没有过。从这一意义上说，分析那套种族主义想像力的叙事，无非是为了通过呈现其谬误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这样我们才不至于错误地认为：那只是那时的西方人才会犯的错误。
和那场海难事件中任何一位幸存者或报道者相比，作者的叙述几乎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他以此毫不留情批判了任何“犯错误”的历史角色。不过其批判的特点也正是其弱点所在，那就是，这一批判主要是基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他的锋芒所指，有时不像是在寻求这一事件背后的丰富意义，倒更像是一位替那些受冤屈的中国人讨还正义而竭力辩护的律师。生还的那六个中国人沉默地不曾留下任何证词，如果说对他们“卑劣行径”的指控带有种族歧视色彩，那么，仅根据推测而为之全力辩护，恐怕同样不免将争论意识形态化了。
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讨论中，作者更进一步认为：当时教科书上不加批判地颂扬泰坦尼克号沉船中英美男子的克制、刚毅、守法、礼让，从而寄托了针对本民族的“国民性批判”，是某种有害的“西方之眼”的胜利，这样一种外生的视角最终导致了本民族文化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产生了一种内化的自卑感。在这里，他道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终极担忧和真正用意——反对新文化运动中已有几分矫枉过正的启蒙话语。他由此认为新文化运动影响了我们的感知，使中国人无形中过度贬低本土文化，形成一种自我殖民化。
这怎么说呢，确实，我们需要提防在启蒙批判中走向异化——原本是为了复兴本族文化而自我反思，最终却走向全面否定自身传统。但麻烦的是：现代的文明进程本身就常伴随着这样一双观看自我的内在之眼，伊利亚斯之所以强调“羞耻感”是文明化最重要的因素，正在于此，因为羞耻感依赖于自身感受到对自己的注视，“文明”意味着将这种自我强制予以内化。只是当这种“内在之眼”来自外部时，便会带来自身主体性的丧失与自我困扰。然而，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拒绝自我批判和没有启蒙，也是不可能达成本土文化复兴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西方之眼”或新文化本身，而在于这一过程，中国人是被表述的，还是有他自己的主体意识。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读后感(六)：泰坦尼克”何以成为“故事”——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非常凑巧，写了一年多的小说正是以泰坦尼克号为引子而展开的，主人公也是个中国人，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中国人，还以为自己是美国人。就在写作过程中，看到了程巍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似乎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纯属虚构的臆想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旁证。
之所以选择泰坦尼克号作为引子，是觉得它太像一个现代性危机的隐喻。这艘豪华邮轮和它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在当时被称作是“埃菲尔铁塔之后最大的钢铁奇迹”。在这之前，由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构建的“新世界体系”（现代性），一直在以遇山开山、遇水劈水的势头所向披靡，新生后的欧洲通过对其他大陆一系列成功的征服行动，证明了“新世界体系”的先进性，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达尔文博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世界观。自此整个世界都被绑架到了这部“争先恐后”的战车上，而且在当时看起来，新世界在全球取得最终胜利已是不言而喻的未来。
然而偏偏就在这新世界的巅峰时刻，被命名为“泰坦尼克”的钢铁奇迹却离奇地沉没在大西洋深处。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只有在同时犯下所有不可能犯的错误时，这样的事情才会发生。然而不可能事实上却成为了可能。此后不久，一战爆发，紧接着俄国发生了革命，资本主义的新世界派生了一个反射的镜像。这还不是结束，二十年后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来，“泰坦尼克”这个古希腊神话中被击败的巨人之名似乎正好预言了“现代性”这一系列厄运的到来。某种程度上，“泰坦尼克号” 之所以会成为众多文艺作品被反复提及的主题，正是创伤效应的结果，它类似心理治疗，以不断审视来化解机体深处那些失败的记忆和隐喻。因此泰坦尼克事件不仅是事件本身，也是现代性危机的征兆。
就像关于现代性危机的阐述有无数多个版本，关于这场征兆的叙述也有无数多种。叙述或许无关事件的真相，却能隐约显现出叙述者的真相，他的立场、动机以及叙述的方式。显然，由于事过境迁，又因为叙述者的存在，了解事件的真相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因为叙事能在事过境迁后继续存在，透过这些叙事之网的差异和缝隙，去了解叙述者的真相却又是可能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了解叙述者的真相要比了解事件的真相，更接近于人类生活的真相。这正是程巍这部“泰坦尼克故事”的立足点，这让他的叙述拥有了自觉的可能：这是一项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只考证故事形成的历史过程，而非事件的本来面目；同时，他又毫不避讳自身作为一个叙述者的立场，这是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上被叙述的中国人的故事。
那么，在泰坦尼克事件发生的年代，作为现代性策源地的西方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历史过程呢？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英美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之时。这正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中获得青睐的时刻……”在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市、州及国家各级责任制政府在崩溃，大城市中贫民窟、犯罪和贫困在蔓延，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在遭受剥削，工业和金融领域里垄断变得越来越猖獗，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不满在普遍化。
由此可见，现代性的内在危机已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泰坦尼克号的首次航行正好身逢其时。因为受到罢工的影响，直至1912年4月6日，距离处女航出发时间只剩4天，泰坦尼克号才刚刚开始招募船员。如此短的时间根本不足以让船员们彼此熟悉，也无法充分了解这艘构造复杂的新船以及各种设施的性能，事后一位美国乘客曾这样追述：“船员由一些外行的男子组成，颇不称职”，这样的匆忙，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何泰坦尼克上会找不到对航海安全极为关键的望远镜，以至于两个瞭望员只能凭裸眼观察海面上的情况。通常，在追溯某个事故的原因时，我们往往会更注重寻找其中的技术、天灾或者人为因素，而很少将这些看似无关的元素联系在一起，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但事实上，对这个协作化程度空前庞杂的现代世界来说，任何大的错误总是许许多多小错误的聚沙成塔，所有这些错误之所以能同时具备，更内在的原因还是人与人关系的错误。不是一个环节错了，而是绝大部分环节都错了，其背后的原因不仅造成了泰坦尼克号的灾难，也是之后一系列空前浩劫的罪魁祸首；这个被认为是人间喜剧的现代性本身出了问题。
然而要西方社会对整个制度进行反思，一个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海难事故显然还不够分量。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如何用神话抹平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隔阂，以一种感人肺腑的海难叙事来创造“阶级团结”的神话，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共谋。书中，程巍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剖析了这个泰坦尼克号神话的形成过程：当那些海难的幸存者还在前往纽约的路上时，美英各报就已经开始刊登大量“栩栩如生的故事”，并声称幸存者几乎全是妇女儿童，然后故事围绕文明的盎格鲁-萨克逊男子如何在海难中表现他们的“骑士精神”而展开，重心则落在了那些遇难的富翁和政要头上。然而撇开这些故事，实际的统计数字却令人失望：男性幸存者一共有335名，而妇女儿童的生还数字并未大大超过，其中女性314名，儿童54名。而且，男性幸存者中英美男子占了绝大部分，头等舱乘客生还率达到了62%（二等舱为48%，三等舱才25%）。此外，照片显示，头等舱的乘客中，有的在获救后还随身携带了行李箱和宠物狗。即便如此，上流社会的骑士神话还是成了这起海难报道中的重点内容。从轮船公司、政府部门到报纸媒体，似乎都乐于默认这些细节明显违背常识的故事，如船上的乐队一直演奏到船只沉没的一刻，但事实上，泰坦尼克号在沉没前，其倾斜程度已经到了连勉强站立都困难的地步，而且这样的细节在以前的海难故事中已经被编造过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幸存者到达纽约后，在他们日后追溯这段经历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和岸上纯属揣测或者流言的记者报道统一了口径，甚至在细节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更有甚者，几乎所有受访的英美男性幸存者都会强调，自己是在把妇孺护送上船后，最后一刻才跳上救生艇的。但因为这样的最后一刻过多，而陈述者又各自坐在不同的救生艇上，这些最后一刻获救的故事本身就成了自相矛盾的证伪。
但显然，并没有人愿意推敲这些基本的事实，人们更多被故事所制造的情节剧所感染，宁愿相信他们身处的那个现代性的英美社会依然在和谐地运作着，依然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先进方向。为了印证这一点，一个作为盎格鲁-萨克逊参照系的他者就在这故事中粉墨登场了。事有巧合，泰坦尼克号上正好有八个“中国佬”，其中竟然有六个人幸存了下来，而当时美国又在实行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因此抹黑这六个中国佬正好可以一箭双雕，既突出了英美男子的骑士精神，又证明了华人在种族、道德和文化上的卑劣本性，于是在相关报道中，这六名中国佬被歪曲成偷渡客，藏身在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里，随身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在听到“女士优先”的呼喊后，顺理成章地将自己伪装成了女人，从而在这场有无数英美绅士献身的海难中幸存了下来。事后，为了证明这报道的正确性，当时和中国佬同乘一条救生艇的头等舱乘客证实，这六个中国佬通过藏身在救生艇的座板下面，才让同船的乘客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他们。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程巍首先澄清了上船的中国佬并非偷渡客，而是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雇佣的司炉工，而之所以会雇佣他们，也是因为罢工而造成的缺乏劳工的影响。严格说来，这八个中国人其实来自香港，从当时的国籍归属上应隶属大英帝国，而他们将去服役的英国轮船被包租给了一家美国水果公司，负责从西印度群岛向美国东部城市运送香蕉。但即使如此，因为他们是华人，又因为《排华法案》的存在，他们仍然被想当然地认定为偷渡客。至于那个扮成女人的细节，从陈述此事的见证者所在救生艇的序列号看，伪装者极有可能是一名叫做细野正文的日本人。此外，据说能让六个中国佬藏身的座板之下的空间，高和宽只有30厘米，长度在60至160厘米之间，根本不可能藏得住4到6名成年男子。然而这样荒诞的故事却偏偏有多个“目击者”出来为此作证，而这些“目击者”的陈述却几乎和报道的内容如出一辙。同时，在所有这些针对中国佬的报道中，被控诉者却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但《亚利桑那前哨周刊》却以此为据，想象出了一种叫做“男子优先”的“中国规则”，这跟“妇孺优先”的盎格鲁-萨克逊的男子气概一比较，高下自然立判。这里可以看出现代性转嫁自身危机所采用的一贯策略，以一个愚昧落后的他者来抹平其内部因阶级差异、贫富不均而造成的裂缝，维持下层阶级对整个西方体制的认同，用野蛮人这个想象的他者来增强现代性的西方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力。在一战爆发前，这一策略也一直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现代之前，对灾难的叙述大多会被认为是上天或神灵对人类的惩戒；将灾难演绎成一个受难者自我救赎的神话是现代性的一大发明，灾难从此成为对普罗大众最为有效的动员手段，民族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有了一个充分展现自己的媒介，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正是这个发明的集大成者。
不过，作为有自身立场的叙述者，程巍重新讲述这个泰坦尼克的故事，显然不仅仅是要梳理泰坦尼克事件成为神话的过程，或者为故事中的“中国佬”正名，恰如他在序言中所声称的那样，他关心这由西方制造的关于中国人野蛮卑劣的故事，是怎样反过来构造了中国人的“现代自我”并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知识或者结论本身是虚构的产物，那么以这种虚构的知识来对自己的“国民性”进行反思，是否也是一种谬误？这里，程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他指出，“中国人的劣根性”经由1917年后执舆论和教育之牛耳的新文化派的反复强化，逐渐渗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了现代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流行方式。在这种心理氛围下，对本国传统进行言词激烈哪怕违反常识和逻辑的攻击，都会被认为是“现代精神”的表现，最终导致了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历史观，任何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质疑的言论，都因此被打上了“反动”和“落伍”的标签，其影响直至今天。
不过，换个角度说，所谓启蒙与其说是个一开始就正确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个借助错误的假定而得以展开的进程，恰如法国的启蒙者也曾将封建的中华帝国当作哲人治理的理想国。对一个在1840年后被资本主义强行拖入现代进程中的古老国家来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时期的启蒙者的所有努力，更多时候是由那些痛苦的记忆所驱使的，身处那种激烈历史背景下的个体要保持置身事外的冷静和理智有些勉为其难，而且显然，激烈的声音更容易得到民众的响应，无论极端的激进还是极端的保守，其实都是如此。然而启蒙真正的价值，不是它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匣，释放了隐藏其中的可能性，并在这可能性之流中，提供了可以不断反思不断拨乱反正的过程。因此，撇开具体的言说，作为一个动作，新文化运动依然有其特定价值，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本身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在这一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和各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声音，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历史语境。
今天，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程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并不认为是一种退缩的姿态，更不是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它更像是一次探索，表面上似乎是要在前现代和现代这两种传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基于所有对过去的理解都是当代基础上的重构，因此本质上无疑是全新的出发，是中国人在赢得文化自信之后， 对我们的“现代自我”进行再构造的努力。它不是要从“世界”中“逃离”，而是要以更健康的姿态“出现”。程巍的研究本身就展现了这样的努力：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进入了一个传统上西方人最擅长的故事领域，然后运用西方的材料和理论知识，将这耳熟能详的故事讲出了他的新意，同时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这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长期积累的结果，但显然又不是戊戌变法或者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所预测的那个结果。在完成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新的文化建设的大门已经打开，某种意义上，《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正是这个长远文化建设工程的一个产物。
如此，我也明白了自己小说引子中那个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隐喻所在，那个以为自己是西方人的中国人仅仅只是以为自己是西方人，事实上他一直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