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10篇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一本由[美] 托马斯·索维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本书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当知识分子僭越了自身的知识领域后，因其社会影响力，将造成很多不良后果。以下凭记忆重构作者的论证过程并给出笔者个人拙见。
首先是本书中“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论述范围。作者指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即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根据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事实：与其他从业者通过其产品来形成对自身的评判并由自身承担后果不同（如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是判断其科研水平的标准，他们也要对自身的科研成果负责），知识分子作为“理念的处理者”，给出的是自身的观念想法，而他们的观念想法一旦落实到现实，后果也是由大众承担的，即使是不好的效果，也由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或是由于他们转而对有关机构执行不力等的责难，而几乎无需承担相应责任。
其次是作者划分出的“圣化构想”与“悲观构想”这一组对比。作者指出，“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并非简单地拥有一系列孤立的观点。在这些观点背后，通常是关于世界一以贯之的总体性观念，即一种社会构想。”其中，在知识分子界大行其道的是“圣化构想”—— 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他们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持有“悲观构想”观点的人更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社会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方法，这些不完善本身也是人类内在缺陷的产物。
这两种构想从根本上是不相同的，这不仅仅表现于它们如何看待世界，而且也表现于那些相信这些构想的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正因为认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世界，“圣化构想”者也往往圣化了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我自己是这样理解这两种人的——“圣化构想”者接近于唯理论，倾向于世界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方案，所以知识分子们会选择哪怕比较激进的方式，如革命，来达成心中所设想的这个完美世界；而“悲观构想”者更接近于经验论，不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模型，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据现实情况只能慢慢稍稍改良，争取更好，但根本上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不满之处是本质的，不可能彻底取消的。）
那么，疑问随之浮出水面——这些对自己的设想和意见满怀信心的“圣化构想”者知识水平怎么样呢？是否足以拯救全人类呢？
于是，作者又给出了他对人类的知识问题的看法——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知识渊博的人。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在寻常知识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人拥有目前所有知识总量（还不算那些有待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知识）的哪怕百分之一。作者指出：其一，知识分子只能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拥有比常人多一点点的知识（与这个领域的知识总量相比），而在其他领域，他们的知识水平与普通人的平均水平是相当的，但由于他们在自己领域的出色表现，当他们对社会其他领域发表意见时，他们头上依然顶着权威的光环，尽管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擅长。其二，知识分子对其所拥有的知识的强调，经常导致他们将普罗大众所拥有的那些零碎的平凡知识和第一手知识拒斥为“偏见”或“原型”；知识阶层普遍偏爱抽象的信念，他们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机构或具体情境，可能只有极少的第一手知识和资料，甚至完全没有。但他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知识，胆敢就此去决定他人的生活。
这里，作者引用了巴特利的观点，即认为系统性过程能将更多知识用于决策目的，它是通过许多个体间的种种互动和互相适应而进行，而不是通过这些个体中的任何一个。系统性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程序，其过程中融合了来自那些参与者的反反复复的、源源不断的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反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抽象构想所无法取代的。
然后，作者通过经济学、媒体、学术、法律、战争一个个方面详加剖析，用很多事实指出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上述问题——僭越自己的知识能力给出意见并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往往善于言辞、又加上有很多周边人士在加大传播效应，同时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效应加剧了这一问题）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由于其“圣化”倾向，给出一些不实际的意见、并常对持相反意见者予以道德批判；而意见真的发挥到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负面的，此时却由于其作为“理念处理者”的身份，由于言论自由、学术自治，并没有人真正对他们追究责任，他们也可能转而又变个立场——总之，让一切按照自己设想的那个完美构架走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作者不遗余力，全书通篇的篇幅都在用一个个的事例体现这些观点。
大家都未必有坏心肠，都只是想实现心中的圣化构想，何以造成这么多悲剧呢？——大家都不坏的悲剧才是最大的悲剧吧。
最后，个人认为本书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或也有过头之处。比如，就知识水平来说，不是任何全面性的政策制定都可以根据试错来由系统决定的。在有些方面，大众拥有五花八门的知识，其总体知识将比知识分子多很多，在这些领域，知识分子是不应根据其比平均水平稍高的专业知识而妄图做决定的——但他们应当在此领域根据其知识水平多少有相应更多发表意见的权力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比如一国之经济政策、法律制定等，当然是以公众为根本，辅以专业研究）。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如人文社科学术应当如何发展、科研应当多少投入等），也可能出现大众拥有的知识是彼此大同小异的，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知识哪怕深入的多那么一点点，也应当成为该领域的绝对拍板人。
作者在经济和战争部分的很多描述是尤其让我感慨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这么大影响力之下产生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傲慢，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大众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和信息的不对称。而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又该有太多的责任在教育上，而教育之为今天的教育，何尝不受知识分子们的意见所影响呢。至于信息的不对称，那些出于自己的目的垄断了很多信息的人又是哪些“精英”呢？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二)：索老师的意思就是，美国是个好国家，不能总批判美国
1.第一章讲知识分子的定义：理念生产者。这个定义好，是我见过最简洁准确的。
2.第二章讲知识分子的自大为什么错，还是哈耶克那套，个人的专业知识比不上大众的默会知识。
3.第三章批判知识分子不懂经济学，这点批判得对。
4.第四章讲左派的不切实际，对社会的所谓“圣化构想”。
5.五六章讲学术、媒体、法律界中知识分子势力的强大影响，又是一通批判。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为了自己的立场歪曲事实，过滤信息等行为，这当然不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可这种行为并没犯法，而且民主社会中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立场奋斗，试图影响社会走向，白左的做法固然错误，但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且白左成天批判美国，增加大伙的忧患意识，保持前进的动力，也不无好处，只要别真的按他们说的建议做就行，反歧视法什么的。
6.七八章批判知识分子面对战争的绥靖，我认为有些吹毛求疵。一二战期间的法国知识分子固然选择了错误的路线，冷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固然大肆鼓吹本方裁军以换取苏联的和平。他们的错误来自于对邪恶的想象不足，可这就值得被责怪吗？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不觉得这是个简单的选择，和否认乌克兰饥荒这种明显的事实还不遗余力地讴歌苏联不一样。
7.末章总结给力。犀利。但得指出，索维尔老师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恶劣习气他自己身上也有一部分，因为只有了解才骂得狠。最相似的一点是，索老师批判知识分子总喜欢夸大阴暗面，这没错，但索老师本人其实也在下意识地夸大白左的危害性。至少在美国，沉默的大多数还在起效，这不川普冒出来了么，就是个例子。索老师的意思就是，美国是个好国家，不能总批判美国，国家荣誉感很重要，是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白左正在拆散这种纽带，白左应该去死。这没错，但中文版读者要牢记语境，索老师说的是美国及西方社会，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很多侮辱确实站不住脚，反而起了反作用。而中文版读者所处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身处这样的社会，任何人对政府的批判和对国家的侮辱，不论事实是否正确，动机是否纯粹，言辞是否体面，出于某些确定的原因，都具有某种正当性，要意识到这一点。
8.四星半。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三)：知识分子即祸害吗？
Thomas Sowell在本书里主要是批评知识分子的自大、愚蠢和自私。关于知识分子，他是说工作以观念为对象的那些人，也就把医生、工程师、程序员这类排除掉，同时把记者、教师和作家包括进来。但是，可以看到，Sowell自己不仅写了书，还是个专栏作家，比一般知识分子还多了“公共”，正是他大力批判的对象群之一。那么，他如何避免构成一个自己在攻击自己是个蠢货的循环呢？Sowell并没有说。正像他没有明白地说，其实吧，他在此书中主要是攻击those with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而不是像他自己和哈耶克，描绘了关于人类的a darker picture的Thucydides，自由主义者、实用主义者，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对于人类社会和人性持有悲观态度、做法上提倡小心谨慎的人，即他自己所谓的持有tragic vision的人。
虽然我对索老师的行文颇有微词，但是我会给索老师的观点一个赞。关于悲观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是有缺陷的，人群所构成的社群也是有缺陷的。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就如我在别处反复提到的，一方面，不仅大多数人的行为收到欲望和感受的推动，如达马西奥所说，就连人的思考判断也受感受或感情的影响。另一方面，人都有有限的知识，往往仅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事情，而智力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因此，人就难免有很多的错误和偏见。对于任何做出思考和判断的人来说——是的，这样就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还包括每一个人——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思考判断是否受到利益或感受的影响，是否考虑到了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智力；对于普通人来说，当我们听别人说自己的观点时，我们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他们的观点，而是要考虑这个人是否受到利益、感受的驱动，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重新回到了一个fundamental principle，即rule of principle，是的，群体上就是rule by law。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能简单、直接地相信别人，包括知识分子，无论他有多大名望，我们还不能相信我们自己！
所以，索老师的这个观点，对于他所批判的对象来说，就是一剂智力上的解毒剂。我们的智力自身并不足以带我们走向真、善和美，我们望向真善美的眼睛受到有限智力、有限知识、本能干扰的蒙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索老师说，那些with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为了展示自己有特殊才能、为了占据一个道德制高点来批评社会，显得自己拥有美德，所以这些人并不研究也不关心具体如何能够改变不幸的人的处境，只搞搞嘴炮；那些with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的知识分子，也会看重自身利益，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迎合老大哥，把他的意图和计划当成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受自己本能影响、趋向于个人利益的例子。索老师还说，很多大知识分子，都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比如萨特一会儿支持希特勒，一会儿夸斯大林；苏联年代的很多英美知识分子，都很羡慕苏联的体制模式，认为优越于民主，有些人还替其洗白、鼓吹——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提到过这类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其实我自己也有看到前几年还有美国人鼓吹中国模式，这种愚蠢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永恒的存在。索老师说，任何邪恶的政权都有知识分子支持，可以类比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说法：任何错误的理论都有人支持——显然可以说，愚蠢不是某些人，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而智慧才是稀有的属性。这也印证了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所言：真理难得。
从这个角度上，任何批判智力过程的，必然指向批判自身。唯一脱套的，就是时刻保持一种谦卑的反省。索老师并未保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以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知识和逻辑都是有限的。在我看来，所谓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和the tragic vision，是两种不同气质倾向所表现出来的结果，这种气质倾向具体如何定义我还没有想好，但是这种倾向性同时在别的方面也表现出来了，比如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道德或价值观上的categorical派和结果导向的consequentialists，等等。在Sandel的公开课Justice上谈到过最后一个问题。Sowell就是典型的后一种气质，并且对前一种做出批评。虽然说，我真是受到攻击的前一种，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哈耶克和Sowell。Sowell说，“supporters of both visions, by definition, believe that those with the opposing vision are mistaken.”在我看来，存在这样一个原则：有且只有一个truth。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分歧，其中必然有一个错误，或者二者都错误。很多时候，两者都有点错，但是又都有对的地方——这个判断的原则是：大家并不都是傻瓜。或者换句话说：别人也不是傻瓜。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说不上是傻瓜。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可以认为：别人说的也有可取之处。我以为Sowell正是违反了这一个原则，所以对跟他相对的、不一致的一派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不是不认可这种攻击行为，毕竟，指出另一个人的错误，也是有益的。但是这不是最有益的。费曼在《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中谈到，自己曾参加一个研讨会，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会上的人要么在搞一些莫名其妙而没有前途的东西（说明这些人是笨蛋，当然“笨蛋”是站在大聪明人费曼的视角上说的，从我的视角上或许应该准确地用Sowell的话说是“peudo-intellectuals that are less intelligent or less knowledgeab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s”），要么是一个笨蛋在分析和批判另一个人的错误——这是我给自己打的解毒剂之一，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仅仅去批判另一个人的错误，最好就相关的问题给出constructive的建议或答案。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实际上存在一个答案，既包含了Sowell这一派，也包含Sowell反对的另一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Sowell的反对和批评，看作是对Sowell所反对的另一派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而不是对他们的正确成分的批评。问题似乎被我复杂化了，或者问题变得层层叠叠，不容易用肉眼一下子看清。一个重要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有限的智力和知识，面对的正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导致我们出了问题。Sowell在很多地方都犯了这个错误。比如他说，知识分子不管多么聪明，所拥有的知识，也不超过人类全部知识的1%。而另外99%的知识，却是掌握在大众手里。Sowell的意思是，所有的知识都跟沙子一样，是均质无差异的，仅仅有量的差异。就像他否定价值有高低一样，认为任何东西不谈量，就无法确定价值的高低。这种看法我以为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实际上我以为Sowell在这个问题中，所指的99%的知识，实际就是他采用了他大力批判的知识分子擅长的瞒天过海的“verbal skills”来转换了概念，因为他实际上是在谈“自由竞争”的问题，沿用的是哈耶克的观点，即关于具体的供求知识的“信息”（即他所谓的“知识”），掌握在千万个个体手中，而不是制定（central planning）政策的任何知识分子精英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知识”是99%的群众mudnane knowledge再加上知识分子的1%special knowledge。从这个问题上，他又继续前进，推断出知识分子缺乏常识（即mundane knowledge），所以反复说知识分子是见光死，只会纸上谈兵，一旦他们的看法进入实践，往往不仅阻碍文明发展，甚至会毁灭文明。我是想说，实际上知识并非“均质”的，不是仅仅有量的差别。这个问题自然引向我一直提到的“纯粹理性”和经验知识，probably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Sowell才提到，经验的知识才是知识，或者说才是正确的知识。所以他反对现代作家对西塞罗的批评，认为西塞罗经历过他自己的时代所以更了解也更正确；他反对大法官和法学教授对警察局长看法的不屑一顾等。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就像他认为，当前我们的社会都是自然发展出来的，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是自然选择出来的，所以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是最好的；那些空想派知识有限动机可疑，理论不切实际还想引导大众重建文明，简直是痴心妄想。这就是Sowell自己在批评别人时眼光锐利但是对于自身却缺乏反省的地方。假如社会机制是复杂的，Sowell和其学派就该自己带有谦卑之心，认为他们自己的看法也是有限的，不敢打赌说他们认可的社会机制（自由竞争）一定是最好的；另一方面，进化本身不是线性的，看上去他们错以为进化是在线性选择。难道进化过程中不是存在过阶段性灭绝？就如仅200多年来人类世界变化迅速，谁能保证这种迅速变化（突变）不会导致人类自身灭绝（比如以前人们颇为担心的核战）？
我赞同索老师的说法，即those with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是有问题的，很多人正是受本能驱动，来博取道德之名，或作为imposters来获利的；同时，很多人是智力平平但是不幸地是看了很多书的博学而狂热的笨蛋，这些人可以说正是Sowell老师口中所谈到的“知识分子即祸害”。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老王在《寻找无双》中谈到罗老板和王仙客一样，也很聪明，比如说罗老板曾用八卦开立方，王仙客曾用麦克劳林级数开平方；但是做人和王仙客差别就大了，这是因为，罗老板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或让别人知道自己聪明，而王仙客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就制造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类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些人，都是with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但是一方面，需要澄清的是，这种vision不仅仅是那种“肤浅”的看法即认为是社会制度妨碍了人类的幸福，而应该扩展到一种更宽广的意义上，即人类自身介入，来创建一种更好的社会；另一方面，这些人并非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本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我得补充说，Sowell有句话说，很多知识分子真心相信他们自己的观点，问题就在于，如我前面所说，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自己，就像我们不能相信那些“真心人”一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并不能注意到我们自己内心隐秘的动机，就像很多人他们无论多么真心都可能在背后隐藏有他们自己也并未觉察到的动机一样。回过头来说，即使如此，苏格拉底依然符合Sowell认为是祸害的标准，虽然苏格拉底曾经为自己的国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这非常类似Sowell所批评的Georges Lapierre。如果出生在千年以前的雅典，Sowell肯定是提出要毒死苏格拉底的人当中的一个，虽然可能不是嗓门最大的一个。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们这一派人，以苏格拉底为标志性人物，寻求的是一种超越利益的永恒，这种永恒并不是罗曼·罗曼写给弗洛伊德的所谓a sensation of eternity，不是sensation，是一种智力上来自获得知识、智慧或truth的满足和欢愉，是一种践行在这种智慧或truth的指导之下一种有道德的人生而来的满足和欢愉。当然，我还差得很远。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正如Sowell所说，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并不仅仅给人带来一种世界观，同时，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也正是这么看待自身的。在这一派人当中，正如我所言，存在许多资质平庸或人品不佳的人，摸了很大的黑，但是这不正类似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抱怨的 laissez-faire给自由主义带来的污名吗？并不能因为一些带有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的人提出的看法不对，犯了错误，甚至造成了糟糕的影响，就否定整个派别。
作为实用派，Sowell关心实效的问题，并且关心眼前的实效。所以他批评那些理想派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这一做法恰恰就把他自己变成了他所用来批评的"one day at a time" rationalism。正是因为关心实效，所以Sowell批评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Sowell批评那些反对培养和灌输“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的做法。他的说法所谓“别人和国家为你做了贡献你没有为国家做贡献”来维护爱国主义在我看来是愚蠢的，而提倡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我也认为不妥。当然，必须得承认，由于人类本身的缺陷，有些时候必须采用一些手段，比如用爱国主义，来把大众激发起来进行战斗。但是必须意识到，这种手段本身是一种有问题的手段。因为，爱国主义本身不仅可以做好事，同样也可以做坏事——难道纳粹下的德国人和军国主义下的日本人，在侵略别国和屠杀别国人民的时候，不是出于爱国主义集结起来的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类似Sandel提出的communitarianism，我认为通过这种做法来促进welfare和幸福，同时也埋了雷。但是人类自身的进步，确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必须有Sowell这派人的谨慎和耐心，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有理想主义的目标作为动力，不断前进才行。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四)：《知识分子与社会》：向知识分子开炮
知识分子经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而被大家广泛称赞，但就有这么一位作者，不怕被知识分子们抨击，写了一篇厚厚的大书《知识分子与社会》攻击知识分子。
这位不怕挨批的老兄就是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托马斯·索维尔教授。他自己也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生活在学术圈，那么他为什么要向自己所在的这一群体开炮呢，他在书里面又说了什么呢。
知识分子五宗罪
在这本书里，托马斯 索维尔罗列了这些热爱讨论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惹人讨厌的缺点，据我的总结，算是有以下五条
一、选择事实，藐视经验
知识分子对于事实抱有一种奇怪的态度，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经常选择性的述说事实，他在书里举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知识分子在现在非常注重保护同性恋和少数族裔权益，声称自己是为了弱者代言。所以经常忽略事实。比如不断的报道说黑人或其他非白人族群在收入方面低于白人的数据，但却对白人的收入低于亚裔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
而在媒体播报的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只有6%为同性恋，而现实中这一数据为58%。而黑人和西班牙裔在媒体中占感染艾滋病的比重为1/6，但在现实中，这一比例为46%。
而无家可归是另一个例子，就有人注意到电视里的无家可归者跟现实中很不一样。电视里的无家可归者就跟我们身边的人差不多，而在生活中遇到的无家可归者则大多数都是酒鬼，瘾君子或者是精神病患者。
许多知识分子对于经济问题半通不通，他们对于经济上的事实很多时候都是在玩弄各种统计数据。他们经常声称社会分化又加剧了。但实际上，他们完全忽略了这样的基本的事实，就是个人的经济收入是流动的。在某一时刻占据1%的人，未必会永远占据那1%的位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还经常藐视第一线人员直观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自己在远方的原则甚至要胜过那些在现场的人。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曾经发生一起强奸诉讼案，一位黑人脱衣舞女指控三位该校三位男曲棍球员强奸她。当时全美迅速的充满了批评与谴责之声。但是该校的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们包括黑人女性队员都认为他们认识的这几位男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而当时控辩双方都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但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评论员们就攻击这些女队员们为“一群愚蠢、骄纵的小丫头”“否认常识的人”“不仅有发言权的人”。而这些评论员全都没见过嫌疑犯，他们之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人认为自己站在反对种族暴行的正义一方上。
书中还有这样的例子，一些评论家指责警察在与罪犯交火中开枪过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从没开过枪，更别说与罪犯交火这种生死时刻。他们的批评汹汹，“在发泄他们的不满和要求改变之前 ，知识阶层很少或者几乎不会去寻求关于在压力之下拔枪射击的准确性的任何信息 。”而实际上，严格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面临危险的时刻人多开枪几乎是本能反应。
二、逃避错误，不负责任
在社会中，商人医生建筑师的错误可能受到即刻的惩罚，商人投资失败会破产，医生手术失败等待他的可能是诉讼和名誉受损，一个制造劣质建筑的建筑师会再也找不到工作。可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通错误的言论之后，可以毫不受惩罚的继续占着教职继续大发厥词。托马斯·索维尔批评他们“厚颜无耻地反复使用这一招：我的本意是好的，谁想到结果会这样呢。”
索维尔提到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有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热衷斯大林体制，他们即使对斯大林体制完全无知，但依然热情洋溢的吹捧他们。甚至对于那些批评者和逃出斯大林体制的人百般攻击。可是斯大林倒台后，他们遭受了什么惩罚呢，什么也没有，他们继续占据讲台，继续自己的工作，顶多说了几句我以前太天真了。相比其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来说，这种代价实在太低了。
在环保主义史上，有一次著名的打赌，在这次赌局里，一位成天嚷嚷着资源快要用尽的环保主义者跟一位经济学家打赌，说十年后资源价格会否升高，结果十年之后，资源价格大大降低了。这些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找了一堆理由为他的错误辩护。
三、圣化构想，随意畅言变革
知识分子似乎是永远的改革倡导者，任何时候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被他们都要被它们指出存在什么社会根源，并要求改革。其基本的思想出发点，就是设想存在一个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存在，那一定是社会根源问题。而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问题可能扎根于人性之中，甚至现在就是最好，根本无需改革。
这种思想缺陷在犯罪和法律问题表现的非常明显。大量的知识分子一提到犯罪就是社会根源，贫富差距，监狱过多，改造不够。他们根本无视这样的基本事实，刑罚特别是严厉的刑罚很多时候恰恰是最简单且最有效的解决犯罪的办法。有证据表明，现实中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很少一部分做的，把他们抓进去了之后，社会立刻安定了很多。
知识分子这种天真的幻想很多时候来源于他们对于人类的乐观主义看法。他们认为人类只要被良好对待就可以变好。所以罪犯变坏是因为社会有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选择作恶，只要他们被良善对待，就会变好。而完全无视大量的事例表明，坏人根本不会因为受到一些良好的对待就变好，某些罪犯受到的委屈根本无法跟他们犯下的罪恶相提并论。
四、天真幼稚，以和平为一切
在这本书里面，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章，也是作者重点叙述的，就是和平主义对于三十年代绥靖主义的影响。在这里面，知识分子的天真无知，甚至到了让人为之愤慨的程度。面对希特勒的扩军备战，他们似乎完全丧失了基本的警惕。而陷入了和平的幻想当中。
一次世界大战对英法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在这场战争中，英法各自都有大约上百万人的阵亡，而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两国，尤其是因为成为战场而损失更为重大的法国，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获得了无比巨大的市场。反战小说和回忆录畅销，而反战运动盛极一时。在遭受那么惨重的战争灾难之后，这些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后来将和平作为一种信仰，而对现实的威胁视而不见。他们不是讲其他国家当成潜在的敌人，而是将战争本身当成了敌人。
这些知识分子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将正常的征兵都视为罪恶。他们更是通过自己的媒体和控制的诸如教师工会这样的组织，大规模修改历史论述，改变教科书。将在一战当中奋力奋战的士兵全都说成是可怜的牺牲者。在很多著名的高校如牛津大学，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公开声称不会为保卫祖国二战。许多著名的作家如西里尔·乔德和纪德等全都附议。正是因为这些宣传，大量的英国和法国人丧失了在一战中存在的那种武勇精神，害怕战争，支持不惜一切的和平。
而对于纳粹上台之后已经明显的显露的侵略意志的德国，知识分子们根本不以为意，他们总是说希特勒政权不过是口上说说，他会是一个稳健者的。而当德国开始撕毁合约，在英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居然还得到了不少支持，他们认为一战后对德国太不公正了，德国人做这些是可以理解的。而随后在多次的危机中，知识界都努力的传达这样的信息，那里与我们根本无关，不值得为奥地利，为捷克，为格但斯克死。这种避战妥协的心态在周所周知的慕尼黑阴谋中达到了顶峰，张伯伦签订了一个出卖捷克的协定回来，反而在英国得到了舆论界几乎异口同声的欢呼。
与这种避战反战心态相联系的，就是他们对于任何战备措施的反对，哪怕德国已经完全突破了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他们依然反对。索维尔的书里面贡献了这样的一则对话，是一位经济学家面对一位政党候选人
“你认为我们的榜样将会是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去裁军？”我问道。
“噢，罗伊，”她说，“你已经完全丢掉了你的理想主义吗？”
这种废弃武备的态度透过知识分子们掌握的传媒传播到了大众之中，而在英法体制下，政治家没有选民的支持寸步难行，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宣布自己的政治态度。即使心有异议，也不可能全力开动武备。
希特勒对于英法的这种和平主义心态了如指掌，在1940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将军们争论是否要进军法国的时候，纳粹将军们害怕法国纸面上的武装势力。而希特勒就指出法国人已经丧失了他们在一战时候的那种武勇的精神，现在根本不必惧怕他们。结果希特勒完全正确，法国六个星期内就亡国。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军事和战略因素，但法国知识分子们长年累月的幻想和平的和平主义绝对出力不少。而英国也几乎亡国，只是靠着从军备极其有限的增长中获得的一点先进战机才勉强赢得了英吉利空战的胜利。而如果按照那些和平主义者的意见行事的话，连这些飞机也造不出来。英国怕是也已经亡国。
说实话，作为一个平时还对二战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对于绥靖主义的危害有所了解，我依然大大震惊于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愚蠢的程度居然到了如此的程度。
五、巧言令色，毒化语言
知识分子们读书很多，善于发明概念，将一些本来很明白的事情搞浑，比如知识分子们以为反对所谓的年龄歧视，因为某些企业到了一定年龄，就解雇老年雇佣者。所以他们就制造了强制退休这样的术语，但问题是即使某一个公司不雇佣老年员工，也不代表所有的公司都不雇佣。而即使是拥有这一政策的公司，也有大量的例外存在，大量的老年员工被聘为顾问，或者根本就被返聘。
许多时候为了改变一个事物给人的印象，知识分子们处心积虑的改变用词，妓女成了性工作者，沼泽变成了湿地，轨道交通变成了轻轨，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那些传统的词语往往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含义，而这些社会含义往往是人类在几十年和几百年时间中自发形成的，知识分子要改变社会，当然要先改变语言。
他们经常攻击他人的言论为太简单，太不深刻，只看到问题的表象。似乎复杂和所谓深刻就天然正确。在医学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位奥地利医生发现医生是否洗手和产妇死亡率有相当的联系。结果被他的同僚攻击为过分简单，并让他说明为什么洗手就会带来产妇死亡率下降。而在当时，细菌致病的机制还不为人所知，所以这位奥地利医生当然答不出来。
就这样知识分子们通过将问题引向那些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可以嘲笑当前的回答不够完善，太过简单。这种事情在犯罪问题再次出现，知识分子们无视“法律与刑罚”带来的犯罪率下降，而去探讨什么社会根源，而社会根源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就搞不明白。
每当有人批评现在的某件事做的比过去差时，知识分子们经常使用从未有过“黄金时代”这样的批评。但问题是现实真的不存在现在做的比以前差的地方吗。当然不是。
原因何在
那么知识分子的何种缺陷造成了以上的种种缺陷呢，大概从书中可以总结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 社会的广泛超过了知识分子的所学
托马斯·索维尔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可能非常博学，看上去天文地理人文社会无所不知。但是这些书面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占到的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大量的知识不会出现在书本中，而是通过口耳相传传播。而知识分子们总是低估这个事实，过高估计自己的理性。从而屡屡犯错，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们幻想自己能够为社会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但是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在苏联存在时期，计划经济委员会居然要决定2400万个数据指标。而这些指标还要随时变化。这怎么可能完成呢。
二、知识分子的特性决定
所谓知识分子，一般是从小开始就在学校教育里获得良好的成绩，考试优异。得到各种称赞和表扬。不夸张的说，许多人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的。于是惹人羡慕和引人注目就成为知识分子们终生努力追求的事情，他们经常抛出种种的论点，只要能引起注意。而且同时他们又恨自信，总觉得自己才智过人，无所不能，凭借这个他们就应该获得足够的名誉，荣耀和金钱。也就难怪他们经常对财富创造者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并非他们所长，制造舆论乃至影响政府和民意才是他们擅长的。
二、知识分子的市场决定的
人文知识分子的市场是非常狭小，一个研究某一专门领域的学者，比如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他的读者可能了解的人不超过一百个人。
要出名，就要在社会媒体上到处发声。哪怕这件事情，某个知识分子们其实一知半解，也不妨碍他们大说特说。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大主顾就是政府，上面已经讲过知识分子们不擅长创造财富。所以商业界对他们一般兴趣不大，而政府是他们可能的最大雇主，他们主张各种政府干预也就毫不稀奇了。
这本书对我国的意义
《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思想主张恐怕不见得为我们所了解，它来源于美国保守派或者说右派，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个面向的美国的认识是比较浅陋的，常常简单的标签化为为大资产阶级说话，为帝国主义说话。而不太愿意下功夫去了解他们的思想理路。而本书为了解这个派别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但也因为此，也奠定了本书的基调。因为本书作者是保守派，所以他所批评的几乎全是他所谓的各路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右派知识分子的缺点，几乎不置一词。而更加让人迷惑的，恐怕是作者自己的身份本身，他自己就是著作甚多，而且广受欢迎的传媒知识分子，等于说这是一本知识分子批评知识分子的书籍。这点让人不禁怀疑作者的党派偏见是否过多。
对于我国而言，国情决定了他的问题意识和观点对我国不见得适用，他笔下的美国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参与太多，影响太多，而我国目前的现实中，很多事情还不够开放和透明，许多时候需要的恰恰是更多的关注包括知识分子的。
但这并不是说此书就没有借鉴意义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依然可以看到作者指出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毛病，这几年里，我们不难看到那些以为认为可以随意超越学习多年的科学家，在那些领域随口跑火车的人文知识分子，多次预测房价错误死不改悔，对于罪犯犯罪问题乐于寻找所谓根源，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召唤政府管一管的知识分子。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满嘴跑火车，在不懂领域胡说八道被专业人士打脸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些都提醒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确实应该长个心眼，不能因为他们挂上教授，能写一些文章就天然的认为他们有道理。而对知识分子本身，也该引以为戒，牢记言辞也有责任，随时要保持谦虚的心态，谨言慎行，切勿滥用自己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五)：把知识分子拉下神坛
这本书是从爸爸的书架上淘来的，却在我的书架上搁置至今。这几日翻完，觉得很发人深省。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序似乎就一直把知识分子供在神坛上，可知识分子是否真有如此神圣？他们对社会起到的是否仅仅是正面作用？
先来看看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等。他们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构成的。
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比如政府的智囊团）。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最可怕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终端产品，是缺乏外部检验标准和问责的，即知识分子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这一让人惊讶的特权，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医生可能要赔付上百万美金，而知识分子无论是面对普通公众促进圣化构想时还是在某个人自己的个人标准意义上都几乎没有任何约束。
一些未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们的工作同样需要大量的智识），如工程师、金融家、医生等，可能要比一些或者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加频繁、更为严格地坚持知识检验程序。而知识分子却更擅长用辞令回避知识准则，反而去促进非知识的内容或者甚至是反知识的内容。这一点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尤甚（理查德·波斯纳教授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显示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知名度与其学术声誉正好相反的趋势”）——
“他在广泛的主题上侃侃而谈，在其中一些领域内他是绝对的专家；但在另一些领域，他所发表的观点可能仅仅来源于他碰巧浏览到的某本书中的几页内容。在这两种不同情形下，他留给别人的权威印象却是完全相同的。”
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总体知识量而言（尤其是在常识性知识上），所谓的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量实际少得可怜，且他们倾向于排斥他人的一手经验。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无敌、偏见和群体性思考，也仍然是无敌、偏见和群体性思考。因此，“专家极有用，但也不是神”。对于广阔范围中的社会决策制定来说，专家并不能替代体系性过程。
谈及知识分子对商人的偏见，作者提到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经济零和观：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获得的利益，就正好反映了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相应损失。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忽略了这一事实：除非双方都发现实施这些交易与不实施这些交易相比更为可取，交易才能得以实施；否则经济交易将不可能持续发生。在这一思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偏袒”理念，结果总是使双方都变得更糟，这是对福利国家的批判。
而在法律领域，那些不受被圣化者欢迎的社会成员（即企业家、商人等），并不具有和普通大人相同的权利，更不要说去与那些在被圣化者看来更受欢迎教授特权阶层相比较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法律某些被选定的社会群体更验证或者更容易记得对另一些社会群体的诉讼。简而言之，知识阶层想要的“结果”是：将淮责任转嫁给雇主方。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普遍是尊敬甚至盲从的（可惜我们的盲从对象往往是“公知”，或被媒体加工处理过的知识分子的某个片面性论断），可是我们是否想过：知识分子是否掌握足够全面的知识？他们是否滥用了公众的信任？他们是否坚持了正确的逻辑和检验过程？他们是否由于问责制的缺乏而为所欲为？他们的是否用高超的辞令粉饰自己的反知识？
坚持批判性思维，冷静面对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六)：如果十足剂量地服下自己的药，作者也将关门大吉
索维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涉足知识分子研究，应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价值。
这本书分为九章。前两章对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观念进行了界定，三到八章分别从知识分子与经济学、社会想象、媒体选择、法律与战争论述，其中战争占到两章。第九章名为知识分子与社会，为统一并明晰主旨章。
结构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知识分子与战争”在论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在最后一章的论证里可以发现诸多语句与此紧密相连。同时，在关于经济学、社会想象的章节，事实材料在文本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不及战争两章。我的判断是，虽然这本书的立论基础似乎在表面上做到了宽阔，但是战争两章无疑要远比其他章节重要，更是其说服力的重要来源。
在这两章里，索维尔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战争近乎无知，其肤浅廉价的和平呼号往往在现实里起到消极作用。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前，鼓吹单方面裁军和对纳粹绥靖并成功营造这种舆论氛围的，正是以罗素、萧伯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以此为代表的，整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对知识分子贡献的质疑、对其代表普遍价值的能力的否定，以及对这个群体言行方式“不纯粹之处”的批判。在索维尔那里，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将民众视为麻木的愚民，攻击异己，有一种自我的绝对正确，并一致地自我欣赏。尤其是在人文社科知识界，因为验证不符而放弃自己观点的做法远不像科学知识界那样常见。索维尔在书末暗示自负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崩溃之始：“一个社会在他内部只有少量的不忠诚的情况下也能够延续，但是这种不忠诚的数量大到没有约束时，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一个没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会，最终只有承受崩溃的命运，而绝不可能在那些无所忌惮又残暴无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幸免。”（索维尔，2010，373）
“圣化构想”与“悲观构想”。
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发挥着这样的影响源于他们对社会抱有一种“圣化构想”。“圣化构想”的核心信念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知识分子自视为圣人般的精英，而不同于一般的精英。他们要去领导他人，迈向更为美好的生活。“让-雅克·卢梭的著名论断‘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总结了‘被圣化的构想’的核心理念，即社会机制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索维尔，2010，94）与之相对地，索维尔提出了“悲观构想”与之相抗。书中无不明显地显示着作者对此推崇备至。作者定义的悲观构想，包括认为人类始终面临着内在的局限性，文明只是借助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的薄弱的方法，野蛮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悲观构想认为，变革不是盖文明的金字塔那样不用顾虑下一层。
这两种构想是根本不同的，冲突是“原则性”的。其一，圣话构想对诸如贫穷、犯罪、战乱和非正义大肆讨论，并把这种文化浪漫化；而悲观构想认为维系社会运转本身就需要付出巨大的、立足实践的努力，繁荣、法律和正义才需着重讨论。其二，圣化构想认为自己可以为社会制定运行规律，而悲观构想重视千百万人的知识和经验。其三，圣话构想者排斥异己，急于夺取道德霸权，“成为特别的人”；而悲观构想者却不具有这样的自我抬升的可能。
我对此有些疑惑。与圣化相对的是非圣化，悲观相对的是乐观。仅就悲观与乐观而言，现实预期和自我要求也是两回事。悲观者里亦有圣化自己者，乐观者里也不乏实干家。我看不出这两个倾向的正相关具有什么坚如磐石的证据。另外，圣化构想可以一非，但无可厚非。全书列举了大量事实试图对圣化构想做彻底清扫，然而这种清扫在我看来不仅远非牢不可破，同时也犯了圣化病。这不禁让我怀疑作者是否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是用理智霸权压制道德霸权，这本身正是一种道德霸权。既然悲观构想看到了社会现象与人类天性的密切相关，为何作者又没有把圣话构想者当做有血有肉的、可能与自己犯有相同错误的人呢？既然认为千百万人的经验值得参考，又为何认为这些圣化构想者的认识不过是“貌似新奇而正确的信口开河”呢？引用埃科，作者只是“希望这个异类古怪到我们无法忍受，由此，我们便把他放到敌人的位置上，也就构筑起了我们的人间地狱”。
过于激烈的批判姿态其实会将自己置于一个尴尬境地。一边在书的末尾强调着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崩溃的危险，一边又说“他们因发现的可怕危险对社会提出警示。简要说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索维尔，2010，339）。一方面说公共知识分子“冒险超出他们专业知识甚至专业能力的边界，去吸引规模极大但辨识力却更少的听众们的兴趣”（索维尔，2010，338），另一方面又以“在多家主流媒体上发表大量文章，担任多家著名媒体的专栏作家，广泛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形象出现在这本书的作者简介里。如果十足剂量地服下自己的药，作者也将关门大吉。
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的。人是作为一种神经系统发达的群居哺乳动物存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受到共同的非理性因素限制。舒适、刺激、炫耀的需求本身无关善恶，平等地在每个人本性里埋下种子。圣化与否关乎人性，并不涉及理智，更不意味着低劣。
这就涉及到我的一些胡思乱想。
“没有不可认识之物，只有尚未认识之物。”这种豪言当然对于激发壮志有积极作用，但是无益于认识“认识”本身。所谓真理，不过是一种语言。所谓语言，不过是人脑模拟的再现。然而统计数据是可以伪造的——当我说2001-2015年我国收入处于前5.4%的人的收入增速是后5.4%的增速的71.6倍、前9.8%的人拥有全体国民收入74.2%的，精确的数据在减少对可信度的质疑。时空区隔是难以彻底超越的——人类有寿命，接受信息有速度，活动范围有限度。共识达成的门槛是低的——无数个以为真理在握的大小群体给予个体安全感，检验却是在共识之后的事情。遑论在非经验主义者面前，经验论者的逻辑是漏洞百出的。
故而无论是圣话构想还是悲观构想，在认识世界的可靠性和广泛性上都不具有特权。其实知识对世界的把握不可能一劳永逸，知识分子的言行无论是出于自吹自擂还是责任担当都有可能把握住一小部分真理，并有效地解决一些问题。知识分子需要批判和反思自身言行，需要变得更负责，但是其身份不可能彻底取代。可以有彻底阻止下雨的野心，但是人们逢雨打伞不应当遭到鄙视。如此为知识分子开脱，也正是我认为索维尔此书虽然非常偏颇，却依然价值不菲之因。
社会构想只是试图建立大脑模型模拟社会运转。然而我们的大脑并没有那么高超，左右手同时写字都不行，只能像自然科学把握自然界那样对社会“单向度有限把握”。这种把握永远有问题。它既有可能时时刻刻创造着美好，也有可能具有引来灾难的潜力。关键是为多元留有空间，形成良好的知识生态。水若不腐，必为活水。不过我们面前远非坦途，这种生态也确实难以成为另一种保证。但是对保证本身的寻求，尽管全如人进山退，却依然生长在每一代人本性之中。于是时代的车轮隆隆如一。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七)：理念刻舟与现实求剑
张亚月/文
2013年9月份，我们夫妇合译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出版。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翻译托马斯·索维尔这本力作的过程中，书中关于理念、知识分子与社会的互相影响、互构关系的精彩分析，又强烈地勾动了我近几年来对于社会建构论所培养出的浓厚兴趣。由理念到现实的影响、由不同构想到不同世界观的殊异，也正是托马斯.索维尔在这本批判知识分子的力著中所着力体现的，因为理念和构想都是知识分子的产品。当然，索维尔在此书中有其偏颇之处——他眼中所见的多是谬误理念和不恰当构想的强大破坏力，而忽视了恰当良好理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建构力，更忽视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离开理念这一事实。
理念太飘渺，所以先从生活说起。我脑海中关于洗衣盆的理念，核心特质就是圆形。但来美后这个理念遇到麻烦：逛遍了住所附近的几大超市，全然没有圆形洗衣盆。“洗衣盆必然是圆的”，这一过去对我来说天经地义的理念，在我应对现实时带给我严重束缚；费力突破此理念的金钟罩之后，我才发觉原来也并不必须执着于此。这个经验让我勾起许多相关联想，比如想起在多年前我们社会所熟知的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充其量只能喂喂牲口，人尽管屈尊去吃也无法活命。这一基本事实，却因为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形状、不同色彩、不同温度的理念加以修饰，草就完胜了苗——这在今天看来是笑话，但在不算久远的过去，它就是真理。
但理念要想真正胜利，还要看它在现实中是否具有长久性——能够长期存在的理念，不一定必然正确合理，但至少其与现实有着良好的卯合性。草苗之辨逞了一时口舌之快，但口舌也需要营养需要粮食，于是这一伪真理很快就在现实中显示出了其彻底的荒谬性；可惜代价也是极惨重的。如果在理念层面刻舟求剑，那么现实中就会一败涂地。
于是后来有了这样的转变：“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思路，但都只是具体的方法而已，不能暴涨至社会方法论的高度。因为具体问题经常可以不涉及价值、伦理和秩序，所以解决具体问题时可以如猫论般持一种后果论的态度、只以功效论英雄。但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却必须要饱含极其充沛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导向，并且一定要是健康、理性、良善的价值，否则就会贻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
谬误的理念与坏的理念，都会荼毒社会。谬误的理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往往与现实完全不卯合，坏的理念则是因为其中包含着邪恶的价值和目标，这也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所极力说明的方面。索维尔还详细列举了因为代理决策的中央计划经济而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为了论述集权式计划经济的荒谬性，他甚至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但很不幸，恩格斯很早就预见到的问题，却在苏联时期全面成为现实灾难。谬误的理念与坏的理念虽然在灾难性后果上堪称伯仲，但它们二者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可以算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好的愿望本身，并不必然能保障好的结果。
好的理念和构想，能为社会铺就宽阔坦途；但在踏上坦途之前，社会可能要在理念的重重蛛网中挣扎和彷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理念方面吃的亏实在是太多！
那么能否换个思路：不要理念，只从现实出发？也许偶尔行得通，但大多数时候是不行的。一个社会要想稍好一点，想过得幸福一点，那么理念的生活必不可免，不管其以宗教的形式、政治狂热的形式还是伦理的形式出现。
越具体、越简单的事情可能越不需要理念，但稍微复杂的事情没有合理恰当的理念指导，就会越来越麻烦。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中的儒教显然是极为成功的伦理秩序，正是它帮助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结构。
没有好的理念指导，没有灯塔和理想，会迷路。回想过去几十年，仅仅由于理念层面的朝夕变迁，我们社会中就时而尚贫时而崇富，财富的拥有和家庭出身时而让人荣耀时而让人惴惴度日。不可预期的社会是不可能让人民幸福的社会。因此，国家、社会、民族需要稳健的哲学、真正的方法论、好的伦理精神和安定的人心秩序，以及许多良善价值。
理念任务本身是艰巨的，与现实问题纠缠一起就更是常常让人如坠雾中。各种立场的人们自说自话、形不成社会共识，一边厢大堆理念兀自缠绕不清，另一边厢围绕着理念的现实建构却刻不容缓——被动、后发的现代化转型，意味着来不及细想、仓促应战，意味着先顾及眼下、不考虑长远，也就意味着工具理性会轻易占据上风，甚至对理念体系的选择也是如此。当年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哪种理念体系能够尽快将散沙般的民众聚沙成塔、形成钢铁般的民族意志从而实现救亡图存，哪种理念体系就是最好最伟大，于是五四之后我们的大部分知识精英就选择了激进的道路。
但之所以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反复提示工具理性的危害，正是因为它虽然有切近的显著功效，却总会带来长远来看更大或极大的副作用。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对于那种只顾眼下的短期理性，给出了最生动也最痛心疾首的描绘。价值理性要以终极性的价值作为行动的最高导向、也是以最简单质朴的真理作为最高目标。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因为痛感于谬误理念和其灾难性后果，所以索维尔对理念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有点矫枉过正。但索维尔没有看到的是：理念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念指导下过一种区别于禽兽的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人类的宿命。如李泽厚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永远要面对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所以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需要选择好的理念，来合理建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虽然关于何为“好”在知识分子层面很难有共识，但社会大众的共识却始终在那里：较好的物质生活，良好的社会治安，人心有秩序，精神有安顿，贪污腐败要少，公平正义要多，社会贫富差距不要太大，最好个体还能有较多自由，等等。此外还有自然环境不要持续恶化、转而能逐渐恢复。这样的社会，也许并不难，只是第一步就要先从选择合理正确稳健的理念做起。
如索维尔本人所不得不默认的，某些知识分子的理念工作最终带给了世人以极大福祉：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启蒙时期那几个杰出知识分子所构想出来的理念的逐渐展现；当然还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过程：更多知识分子被那些理念中的良善道德价值所触动，继而领悟和推崇，并广为传播；某些政治精英采纳了这些价值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最终由社会中的制度来捍卫这些价值，并因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拥趸——在道德价值观的进化过程中，被进化过程选择的价值观总是造福于越来越大的群体，因而总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拥趸——曾经的理念就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真理，如平等、正义等等这些理念。
世界上本无社会真理，因为其中总会渗透有人类自身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判断，所以不符合真理所要求的绝对客观、不以人的主观信念为转移的标准。但当社会中有太多的人相信某种观念时，那种观念就成为了所谓的社会真理。当然，理念上的成功未必肯定能够赢得现实的成功，因为毕竟知识分子精英只是这个漫长生产线上的头一道工序；后面还有一个同样至为关键的工种：政治家。想当初，要不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那几个敢吃螃蟹的人，把头脑里、书本里的理念，变成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与制度精神，才诞生两百多年的美国也不可能成为强国。对中国来说，一百七十多年前，爱国士人龚自珍就在为中华民族痛心疾首并求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此呼唤迄今依然迫切。只是天公若怜中华，务必要精准行事，因为最缺的并非理念人才。
最后，仍然要为被索维尔极力贬斥的知识阶层说句公道话：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又有好些个要么昧着良心、要么比大众还要愚昧千百倍的所谓教授和知识分子在报章上大放理论烟雾臭弹，但整体而言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是社会中最具良心、最有辨识力和最能够自我反思的人；否则，我们过去就不会有林昭、顾准，世界今天也不会有索维尔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问世。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八)：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罗尔斯、桑德尔这样的名字常常激起条件反射般的敌意，平等、福利、全民医保这样的词语简直就是瘟疫。奥巴马？他简直就应该下地狱。反讽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坚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对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仔细想来，经验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教条主义。
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索维尔整本书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加激进。比如，从进步主义时代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抗议示威、投票组党等方式表达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意愿，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对这种“经济干预主义”的浪潮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悲剧性的抵抗。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它。
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
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许多人体验中水深火热的“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否则他也没必要写这本书了。他自己也通过大量的书籍、文章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甚至还在专业领域之外撰写了一本《美国种族简史》，而此书就连在中国也颇有市场。事实上，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显然责任。如前所述，将理念简化为空疏的口号，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失明，以道德讨伐甚至人身攻击替代知识讨论，是左翼右翼知识分子都经常犯下的错误。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以“专业分析”、“技术流”的名义表达对“民粹主义”的藐视，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正如经济学大家曼昆和克鲁格曼持续的争论所揭示的——就说明了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的视角。马尔萨斯曾经预测，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只能依靠战争、瘟疫、饥荒来解决；生态学家埃利希曾预测，人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会出现导致几亿人死亡的大饥荒；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预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而言，犯下最荒谬错误的经常是专家本人。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专业性有时候可能恰恰是认知的障碍。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常常导致“专业知识分子”知识上的傲慢与褊狭。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1955年他写下《知识分子的鸦片》时，其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九)：发自内心的无奈
断断续续看完Thomas Sowell的大作《知识分子与社会》，心里愈发茫然。
从小到大一直对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敬佩有加，从心里喜欢严复，陈独秀，胡适，瞿秋白等近代中囯历史人物，可也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改良中国的理论难以践行。
在Thomas看来，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anointed），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完美化构想，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而关键的问题更在于，知识分子的终端输出只是理念，缺乏对可操作结果的问责，如此形成了知识分子价值和自身命运的悖论，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宿命论和无政府主义。
可在中国急需开启民智，倡行改良的今天，从逻辑甚至操作层面上否认公知，寄希望于精英的良知，又似乎渺无希望。
我想起严复晩年給友人的一封书信，此种无奈今天看来同景同情：＂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㫮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朩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永远，书给不出答案。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付诸社会改良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
《知识分子与社会》读后感(十)：知识分子犹如无形之手，扭转战局、左右乾坤
何怀宏、郑也夫推荐，“公知”们必须人手一册 ！
《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北京大学教授 何怀宏
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中译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北京大学教授 郑也夫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没有知识分子，历史或许将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