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经典读后感10篇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一本由周志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一)：你知道达瓦里希在哪一边吗

　　如果一个人精神分裂，可以交给大夫，那么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以下简称《这些年》）忽然抛来这样一个问题，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每一天，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都在飞速地改变，一切数据都在展示更好的现在，指向不远的未来。物质丰富生活便利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要做的就是各尽所能地积蓄资本去购买这些舒适的生活就好了。因为这些私人生活都是脚踏实地的，所以我们才坚信勤劳致富，天道酬勤，眼下有一些困境也不要紧，反正将来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好的。而另一边，所有的改变也正在一点点地重构我们的思想，只不过这样的改变或在腠理，或在肌肤，或在肠胃，都难于一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后，目标变得更加单一，想象生活和体验生活的方式日渐萎缩，不实用的理想主义频频被解锁，显得可笑而遥远。大部分无法理解的事物，其实都是因为失去了想象它的能力。

　　也不仅仅是生活本身，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好像也忽然变得很紧张。看看《前进，达瓦里希》，看看一部8分钟动画短片是怎样变成一个战场的。一边感到很难过，自由民主地启蒙了你这么多年，竟然小小年纪就成了五毛；一边感到很欣慰，90后也不只是吃吃喝喝嘛，他们也可以和历史谈谈理想主义和情怀。当然，最不上道的还是那些打三星的，没立场还要用理性来做借口，明明就是没有态度的苍白无力。是的，《前进，达瓦里希》就像一颗泡腾片，小小一粒就翻腾出一大片热闹——反正你怎么说都不对，要么毛左，要么右狗，要么没立场的墙头草。是的，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具精神分裂气质的时代里。是的，我没有评星，可能我还不知道达瓦里希在哪一边。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不彻底走进生活就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裹入其中又面临着更大的困惑和迷惘。被生活撕扯着渐渐失语，看得见的未必看得清，于是作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至少尝试回到分裂的现场，再看一遍分裂的原点，尝试一种新的想象方式？

　　《这些年》更像是中国青春期焦虑症的临床报告。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经济环境得到优化和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消散的过程，然而各地又仿照中央集权，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地方集权。好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地方—中央”的权力对立格局被“地方—公民”的对立格局所替代，形成了地方集权主义和公民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地方集权化、大型资本政治化与意识形态空壳化，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矛盾的根源所在。民主焦虑、泡沫焦虑和信任焦虑，恰好是集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国家资本向市场资本转型、体制文化生产向全民文化生产转型的结果。而中国的多重焦虑，说到底就是大型资本政治化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即使不断加薪，中产阶层的经济行为能力仍旧不断下滑，中产以下的阶层就更不要提了。正如作者所说，人们购买汽车、音响的能力在加强，但原本是低成本的基础生活用品资源——土地、医疗、教育与交通——却摇身一变成为大多数人“感觉买不起”的必需品。正是大型资本的政治化，显示了国家权力地方化、利益化，集权主义自私冷漠，也显示了公民意识的市侩主义倾向，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裂痕和对抗意识。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面谈了很多断裂的问题，其中有一点言简意赅又一语中的。他说，当代文化让我们看到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的“理性宇宙观”（时间顺序、空间距离、统一二者的秩序）的颠倒，一切好像都指向一种距离的消失和削平。心理距离的消失意味着时间的暂停，审美距离的破裂意味着失去对经验的控制，然后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不计其数的对常识的歪曲。从前有宗教扮演归宿与根基的角色，如今换做了“文化”，但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文化”恐怕都再也肩负不起这种聚合力了，从此埋下了裂变的种子。

　　《这些年》看起来流行话题众多，轻松愉悦，其实并不好读，因为直面裂变，说到底就是回顾和反省自己的辩证法，这当中必然有重新校对的阵痛。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把现象当做文本，从表面语言到潜在话语，从文本到背后的意识形态塑造，要读懂它的架构和含义，读懂它的过去和将来——在时代无涯的洪流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为什么就是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并不容易。

　　作者在字里行间常常叹息地说青年消失了，眼下年轻人成了被引导的看不清真相的大孩子，把文化娱乐阵地当做反抗社会的空间，以为只要让杜甫打打手机、骑骑电瓶车，就是对不良教育体制的对抗。你们啊，Too Young Too Naïve，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因为恶搞、涂鸦、戏仿、微博骂战和小清新的文化而实现政治变革，也从来不会因为强大的粉丝和爆粗口的勇气而走向民主体制。作为青年人，一开始我感到很愤慨，谁说青年不如老？可越来越多的现实好像又正在揭发着我们的小毛病，常常在只有自己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才抱怨，常常把改变社会的责任推给那些“应该”去做的人，常常走着走着就丢失了理性的底气，或许是因为Young或许是因为Naïve。

　　读《这些年》也像是在上一门关于当代文化的批判美学选修课，回到现场，重新思考。也好像有个人一直在旁边问，你知道达瓦里希在哪一边吗？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二)：审判心灵—— 就《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的对话记者

　　2013年12月13日14:26 记者 刘守序 来源：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这些年，不知是我们的时代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变得越发不正常，在心灵与生活接触的层面上，出现了太多令传统观念尴尬难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不可理喻、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以及震撼、颠覆、扼腕、痛心、茫然等心灵上的大震动，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并不激烈地发生着“激变”，在这纷繁复杂而又多变的世界里，倘若我们能够有机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清凉剂，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会感到十分震惊：我们的精神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太大的裂变，我们曾经做了些什么，正在做着什么，而最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精神的清算，以拯救我们被生活放逐了的灵魂。

　　记者：心灵的审判，尽管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救赎手段之一，但是，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周教授的《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一书，却确是剖开了我们被层层厚厚的金钱和物质“物化”了的心灵，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焦虑不安的精神活体，让人们得以有机会审视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自己。

　　周志强：我在书中讲到的精神裂变，可以有两个角度上的解读，心灵“物化”并不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在这方面不应该对人们提出过多的责备和批评，否则会使人觉得更加无所适从，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急速化带来的精神压抑，造成人们精神的裂变，是一种生活诉求概念上的产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巨变所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冲击形成人们心理上强大的反差，社会巨变带来心灵巨变，引起精神裂变，人们的焦躁和彷徨就不足为奇。

　　商品社会有一条规律，商品卖得出去就可以实现价值，卖不出去就没有价值，但是，在这条规律的背后，往往还会存在另一条规律：卖不出去的往往是有价值的，卖得出去的却未必有价值。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是，正是这样的商品运营现象，才造成了商品社会下人们的精神裂变，所谓肉身匮乏，心灵亢奋，往往是产生在这个时候。

　　记者：在当下，对青年的批判不知是否会引起青年的批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年轻人还没等到长大就迅速地老了”，一些青年人“人情练达，踌躇满志”，面对社会变革课题时候表现出的超常的想象力和桀骜不驯，恋爱时候拼爹拼家族，影院剧场里的卖萌装嫩，就像您在书中说到的“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这的确是一种时代之痛。

　　周志强：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才能承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这是一个社会更是时代的大问题，是对青年的期望和考验。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青年对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感受应该是最敏感、最直接的，于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或者压抑也是更为突出的，年轻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恶搞”、“网上涂鸦”，实际上是他们反抗精神压抑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他们消除精神压抑的减压阀，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青年更应该从身边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从“办证”，从“看病挂号”做起，一点一滴，让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

　　所谓“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是当今社会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和心灵状态，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取向，“三化”之中，“市侩化”是关键，精神被物化，形而上的丢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人生是多层次，多阶段的，“中年化”和“低幼化”都是年龄与精神和心灵的反差，而“市侩化”至少不应该表现在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年轻人身上。

　　记者：歌唱是可以用来表现一个时代中人的精神面貌的，是平和还是焦躁，是内涵丰富还是空壳化，实际上都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歌曲的旋律、歌唱发声技巧的活用、歌曲内容的写定，表面看上去是一个个个体的操作，但是能为众多听众所接受，立刻就变成社会文化产品，反映着同时影响着时代文化。

　　周志强：这方面，《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所谓唯美主义的耳朵是由唯美主义的声音产生的，声音被作为一种形式来谈论，被抽空了意义，变成了音乐的商品拜物教的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两档节目重整了声音的秩序，歌曲的情调和激情被锁定在唯美主义的耳朵里面。于是，人们自觉地选择那些可以激活情感记忆的浪漫或者激动的声音，而不自觉地拒绝了批判性的声音。无论是邓丽君的喁喁私语，还是崔健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

　　我用“声音政治”来表述音乐的表现意识。崔健的“噪音抵抗”，打破的是传统的音乐秩序和音乐体制，而90年代的情感主义音乐，又让音乐的反思走出乐坛，我们今天的好多音乐表现形式则变为一种唯美主义的，煽情的东西，更多的让人得到感官上的“舒服”，迷醉在自我陶冶之中，把声音的技巧性当成音乐的全部灵魂。

　　人们曾经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一个传统的音乐欣赏时代，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内心的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而又奋然前行，因此，呼唤音乐的时代感和社会功用，应该是我们的一种时代责任。

　　记者：周教授在书中对奢侈品崇拜的批判，是可以从社会消费心理方面解读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躁心态现象，但是，奢侈品却并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度才可以独独拥有的，我们的古人，当今的外国人，对于奢侈品都无可避免地钟情过，只不过程度和目的与我们今天的崇拜存在着大的不同罢？跨过钟情就一定是拜物，那么，奢侈品崇拜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社会文化呢？

　　周志强：如果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荒诞的生活方式。奢侈品消费是在一种不可能的形式里显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夜暴富者的身份证明和炫耀符号，还是他们的一种“价值实现”结果。这种荒诞的文化概念泛化到没有机会暴富或者根本就没有可能暴富的人群，社会上就出现了“扎堆”抢购奢侈品的荒诞的吊诡谲的现象，其实，这恰恰掩盖的是人们因无钱而面对奢侈品所产生出来的困顿心理。事实上，奢侈品占有者是以这样的占有来维持本身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的支撑，诠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的一种符号，实现一种占有者地位和诠释的证明。这其中还包含这样的理念：以神秘的方式向普通人以及自身表达快速富裕之后所需要的身份感和征服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迅速出现的贫富分化，也就必然迅速出现以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升腾起来的一定是人们心灵上的焦躁和不安，腐蚀和改变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记者：最后聊一聊文化批评吧。

　　周志强：当今的文化批评从表象上看很是热闹。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视台，文化批评到处可见，尤其是博客、微博的出现，文化批评更是裂变成医学院派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一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前者将富有活力的文化批评改造成为学院知识领域内的学术课题甚至学科体系，而新媒体的出现文化批评则成为发泄社会情绪、制造娱乐的话题、创造人文幻觉的重要方式，从韩寒的刻薄到周立波的市侩，“批评”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娱乐方式之一。

　　文化批评实际上应该坚持和确立一种“文体政治学”，只有充分理解、把握和落实这种文体政治的根本内涵，才能构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种问题才能既不自卑与学院论文的皇皇宏论，也不屑于进行在各角落里的骂战于抗辩。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三)：认识分裂，认识你自己

　　2013年8月底的某一天，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的尾巴，我正坐在拉萨著名的光明甜茶馆里喝着七毛钱一杯的甜茶，和友人消磨时光。翻开手机，看到s的微信，去看周老师的新书吧，快要出版了。

　　飞速地回复，好的，这么快，回来找他签名去。然后翻过手机，继续甜茶馆的时光。

　　手机一翻一扣，关于生活，两种叙事方式。

　　好吧对不起，我用了一个小清新的开头，带出了一本略显沉重的书。这是我自己的精神分裂，但或许这些分裂，也出现在大多数人身上。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副标题是“看懂你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个既忧伤又无奈、既崇高又艰难的命题。身为一名文艺学研三的准毕业生，我工作过，又回学校读研。课堂上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也曾有为了下个季度房租发愁的经历。我试图拿马克思葛兰西本雅明阿多诺的思想来照亮我的前程，却发现在另一个世界体系里，他们似乎一钱不值。

　　我似乎看见了我自己，但形象却怎么这样模糊不清。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述的，放在今天依然适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度的任何一个时代能如当下一般，作为一个“文本”的时代是如此的丰富和可阐释，也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现在一样，各种魅幻通过各种大众文化生产机制源源不断地被生产、被接受。而更可悲的是，即使我们明白这种幻觉从何而来，大多数时候也会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

　　不必把问题说得那么复杂，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寥寥，通过这本书，让我们回到元初的问题：如何看懂你的时代。

　　每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我们，如何认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茫茫人海中，“我”的定位在哪里，而“我”的命运被谁主宰？

　　作为一本社科类书籍，这是一位学者对于当前社会态势、问题的思考和发问，也是对当下大众文化的解读和反思。阶层固化、资本购买、大众狂欢、傻乐文化……一个个新鲜而又刺痛人神经的关键词一个个蹦出来，而大多数读者赖以生存的精神鸦片们一个个躺枪。作为被揭穿“真相”的读者的我们，是猛然醒悟还是愤而还击？

　　举一个小小例子，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感动”作为一种情感被大众媒介所制造，但我们似乎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这些人工的“感动”。对于大众来说，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即使懂得这只不过是一场几十分钟的虚假体验，但仍旧前仆后继，乐此不疲。

　　在这个暑假，快男左立将让一首原本专属于“小众”的歌曲《董小姐》和原唱宋冬野带到大众面前。

　　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就像这首歌里唱出的无奈，操纵了多少人的心怀。

　　我在青海和西藏一遍遍听这首歌，幻想着自己也是匹来放风的野马。你别说，还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肯读这本书的，一定是别扭病患者，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满和期待。而不是用一种常见的方式来舒缓现实的种种压力，不是辞职去西藏，不是丽江开客栈，也不是城里开咖啡馆。这种与人无害、于己无用的方式不能改变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因为你从未清楚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肯读书、肯思考的读者们，一定是痛苦的、别扭的，但也一定是难得的。

　　一本好的社科类书籍既是对常识的颠覆，也是对常识的回归。它应该是严肃认真的，也应该让读者如沐春风。它对某些文化、社会现象所进行的解读，既应该是读者习以为常的，也应该采取一种“震惊体”的态度。只有在寻常中道不寻常，才显功力，才能达到作者的目的。

　　想起来周sir在课上大谈一些“敏感”问题，也想起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失望和失望后的希望。想起这些年来遇到的朋友、毕业的同学，三两年的变化，是当初在校园中怎么都不敢想象的。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读读这本书吧，也许你会对周遭，有更深的了解。

　　谁都不是先知，也不是救世主，就像永远不会有人真的掌握彼岸真理，但不会妨碍在追寻真理路上的努力。

　　用清醒的态度来思考，拥有更多武器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唯有看懂了世界的精神分裂，你才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至少，更好地主动地精神分裂。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四)：越消费越性感

　　当我们喝着几十块钱一杯咖啡，在星巴克或是雕刻时光的窗子朝外观望，或者憧憬着一座有阳台的大房子，可以在假期拿着一本书安逸的在桌子旁晒太阳，当我们……当我们憧憬着这些的时候，我们在憧憬什么？我们真的在憧憬这些事情本身吗？

　　周老师上课爱讲资本，讲消费，这当然也不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关于消费主义的阐释，但是常读常新吧，又再一次勾起了我对于“消费”与“性”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确又似乎密不可分的欢喜冤家的一点小小的想法。我们都知道花钱很爽，但是为什么爽，只是单纯的出于对于物品的占有欲，还是和我们天性的其他方面有着某种自然的，隐匿却巧妙的联系呢？

　　不同的时代，政治、经济变化反映在人们的言行中，通过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作用，人们的心态和行为表现出某种共性。书里讨论了社会现象、政治背景对人们的影响，透过现象努力让我们读懂这个时代。

　　《新穷人与光棍节消费狂欢》和《奢侈品• 性•自由》这两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一个相同的主题：消费。其实说起来，当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无论谈及么，都很难不和消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社会，一个将所有社会元素与消费联系起来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异化与浮躁的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分配方式和人们心态、观念的变化，业已存在千百年的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阶层迅速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重新配置。一方面，传统的按照官本位思想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形态仍然存在，由于政治改革虽有成效但进展缓慢，官僚在某些地方和某种情况下依然是特权阶级。另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换句话来说，人们对消费的追求和依赖越来越大，以消费水平为本位划分社会阶层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潜在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上面的划分方式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曾经这样描述消费：即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是人们的天性使然，而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所在。人们对消费的追求似乎由来已久，从商品社会刚刚萌芽开始就初见端倪。如果非要追根结底，就只能去讨论人类本性中对物的欲望这类哲学问题了。

　　对《坚硬如水》 “越革命，越性爱”的描述，让我觉得人们将性爱的感受寄托在物品中，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精神逻辑。书里写，“从一般意义上说，‘消费’变成了为当代社会普通人生产神圣感的一套编码体系。人们不再通过劳动本身获得价值感，而是通过劳动之后的购物和享受获得价值感。”这种价值感的指向让我非常迷惑：“有欲望而备受经济压抑、购物而滋生幸福迷狂，这正是新穷人时代的典型表征”。虽然周老师没写这种新穷人时代的消费与性爱的关系，我却觉得这种消费的狂热与“奢侈品•性•自由”中对奢侈品的描述有内在的共同之处。“‘奢侈品’作为财富的象征形式，获得了极其特殊的意义。对奢侈品的执着与迷恋的背后，正是凌驾于普通生活之上的冲动；而对奢侈品的占有，表达的如同通奸一样的意义——— 一种一般人不能获得的违禁的快乐。”这种积累财富，炫耀财富的方式，无论对于奢侈品还是对于普通消费品，也许并无本质差别，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取幻想与快感，而这种幻想，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也许都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于“性”的渴望。

　　在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表面上体验着欲望得到满足，志得意满，在潜意识中，幻想着消费品得到展示和使用时，获得的性幻想和异性的认可。或许这种消费的快感本来就和性快感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打折消费品，我们都可以这样认为：消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当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这种规划和性幻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购物对于异性的交往过程格外具有吸引力，也似乎隐晦的告诉我们，社会阶层的划分似乎紧密的和性幻想联系在一起，不管是通过权力，暴力，还是消费。

　　那天有小伙伴指着书封上的“看懂你自己的时代”问我，看不懂谁负责？别闹了好吗，谁有灵药吃了能看懂一切，我也想来十盒呢。有时得病有时治疗，就很好了吧。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五)：读思想，更读情怀

　　好友力荐，说此书视角独特语言犀利，读得自己三观尽毁，但唯一不满作者似乎在针砭时弊后，并未给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提供解决的方案。

　　自己读完却不以为然，不敢说真正读懂了作者的思想，然而，如果读后一味在作者对时代的批判后面求药方，在作者提出的社会弊病后面求解答，未免浪费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所谓的没有解答，一是无法解答，大家都身处精神分裂的时代中，又有谁能幸免于难，置身事外居高临下地指点迷津呢？二是不想解答也无需解答，这一方面为读者留下了或接受或批判的独立思考的空间，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作者真正的情怀所在。

　　如果这只是一本冷冰冰的对时代指手画脚，只见口水不见思维的评论集，我想我不会读得如此绝望，但这也许正是本雅明意义上的，能够孕育希望的绝望。

　　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在教育的每个阶段，我们似乎都习惯了被填鸭，习惯了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并且对于“权威”的思想论调不加思考就全盘接受，以至于读书也自然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吸收，而对书中内容的接受则成为了读书过程的结束。可对于这本书来说，作者的每篇评论，每段论述，都不意在将自己的思考强加给读者，而是在于呈现给读者另外一种面对社会，思考自己当下生存状态的角度和方法，因此，阅读的结束恰恰衔接并启蒙着读者真正的立足自身立足当下的独立思考的开始。

　　思想本无是非对错，如果读后，我们可以在今后自己的生活中，多出一个透视分裂的眼睛，我想，作者就可以稍感欣慰了吧？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六)：沧木生：“精神裂变”与《私人订制》 ——谈一本书与一部电影

　　2013年9月，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出了一本并未在各大媒体上进入什么排行榜的文化批评集子，叫做《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2013年12月，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私人订制》粉墨登场，获得不俗票房。在电影院出来之后，我立刻想到了周教授的那本书。周教授痛心疾首批判的现象，最终还是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占领大众市场。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这些年周教授发表的一些文化批评文章的选编。不过这些文章却有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并可名之为“裂变”，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裂变。裂变，就个人而言是现实处境和社会认知的分裂，是政治权利和个人想象的分裂，是经济状况和消费需求的分裂；就社会而言是问题丛生和花天酒地的分裂，是极权政治的欲望和极权文化的萎缩（伴随消费文化的崛起）的分裂，是国家富强和个人卑贱的分裂。

　　最令我拍案的是周教授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判断。在题记中，周教授提醒我们，切不可被那种掩盖了现实中阶层分化和板结的“浪漫主义”文化所欺骗。在周教授看来，大众文化值得警惕之处就在于现实中社会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且难以改变，它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种种不公的方式。总体而言，大众文化越来越“去政治化”，变得越来越市侩主义和傻乐主义。在《傻乐主义与电影贺岁化》（此文发表于2010年初，其提出的问题却愈演愈烈）中，周教授痛心疾首地说：

　　我们已经失去了“沉重的肉身”，失去了“沉重思考”和“沉重体验”的艺术能力。我们深深陷入到离开真实人生的美学漩涡之中。在这里，电影的贺岁化所预告的“傻乐时代”，乃是这样一种时代：对于历史和现实，乃是“看，却看不见”；对于快乐与刺激，则是“一定要看”。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的逻辑。（原书第55页）

　　看完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对周教授的洞见愈加佩服。可是周教授或许想不到，傻乐已经升级了。在《私人订制》中，躲避现实的傻乐却躲避在“人文关怀”和“讽刺权贵”的牌坊下面。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学习了多年文学理论的硕士、博士）竟然都被这种伪人文关怀和假讽刺给欺骗了。这也不能完全责备他们，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大片彻底傻乐化的情况下，突然冯导的《私人订制》开始“讽刺”权贵，天真地被欺骗也是可以理解的。

　　导演冯小刚于2013年12月29日在新浪微博中自负地说：“《一声叹息》突破了婚外恋题材禁区；《天下无贼》突破了贼不能当角的禁区；《集结号》突破了战争对人性描写的禁区；《一九四二》突破了对民族历史的解读；《私人订制》突破了对权力的讽刺。我尽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场。自视甚高的影评人们，我如果是一个笑话，你们是什么？”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在其新浪博客中，针对冯小刚的“五个突破”仔细地做了一番精彩“点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e2yw.html）。肖鹰认为冯导自诩的五个突破是一个文化笑话，冯导所说“如果我是一个笑话”一句，应该把“如果”去掉。肖鹰嘲笑冯小刚所谓对权力讽刺的突破，称比春晚赵本山讽刺村长的级别要高，讽刺了镇长。然而，肖教授没看到，冯小刚根本就没有讽刺权贵。冯导批判的背后是合谋，是骗局，是一种展现给大众的姿态而已。《私人订制》的第一个主体故事的主人公是出租车司机，第二个主体故事的第二主人公是一个农民，第三个主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河道环卫工。《私人订制》看似在讲述底层，却似乎是通过底层来讽刺权力和有钱人。这是一个吊诡的手法，也是一种近乎无耻的手段。Magasa在《冯小刚的政治正确与时代错误》一文中，犀利地指出：“冯氏电影的讽刺性开始‘失焦’。比如电影《私人订制》，讽刺的到底是谁？如果说是权势阶层，影片中根本没有出现一个权势阶层的成员，所有权势者都是平民假扮的，真正的权势者看到影片中的蹩脚模仿场面恐怕也并非认为自己被讽刺了。”这是我看到的关于《私人订制》最准确的定位了。实际上，关于下层人乔装愚弄上层人，一直是民间故事的原型，也是讽刺喜剧常用的手法。不过，《私人订制》并非用的这个原型，而使用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文学原型。通俗来讲，就是把底层牵出来遛遛，出个洋相给大家看看。

　　如果分析一下《私人订制》的笑点，上述判断会更加确凿。第一个主体故事是范伟饰演的司机想要证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影片的笑点都集中在司机作为一个小人物如何无聊、无知甚至是愚蠢，尤其是最后司机要挑战“色戒”的时候，观众们的一片笑声到底是冲着司机假装的镇级领导去的，还是冲着权力本身去的，亦或是冲着司机的颟顸去的？第三个故事是宋丹丹饰演的一位环卫女工梦想成为有钱人。当环卫女工一睁眼说出“有钱”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冯导玩砸了，这个故事肯定比第一个故事更烂。，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故事的笑点集中在了穷人如何蹩脚而夸张得模仿有钱人。当环卫女工把香水喷在脖子，观众们开怀大笑的时候，他们到底笑得是什么？通过笑点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冯小刚还是在利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原型，以居高临下的大院子弟心理，嘲弄底层的小老百姓。这种笑绝不是讽刺，而是周教授所说的“傻乐”。冯导演跻身上等阶层太久了，已经不知道下层人究竟面对什么了吧？司机可能为父母的身体忙得焦头烂额，环卫工可能为子女的婚房东拼西凑。他们的生活绝非是关于权力和金钱的欲望。说实话，《私人订制》正是因为它对待底层的态度激怒了我。你可以不讲普通底层的事儿纯傻乐，如《非诚勿扰》两部；但是，既然讲底层，就请真诚点儿，不是所有关于底层的电影都能称为“有人文关怀”。

　　《私人订制》关于底层的讲述是伪人文关怀，而所谓讽刺，更是赤裸裸的假讽刺。除了导演“求雅”（实际上我没见过哪个导演因为“俗”而被影评界或学界所诟病）的故事外，小钢炮好像火力十足，在另外两个主体故事中向着权贵发射。司机的故事好像在讽刺权者，环卫工的故事好像在讽刺贵者。向着强权开炮，向着资本开炮，颇有点儿公知的味道。不过耐心地看完电影，让人不得不鄙视并佩服冯导的精明。北美《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批评《私人订制》“拙劣的社会批评” （http://fz.ifeng.com/ent/zxw/detail_2013_12/23/1626872_0.shtml），实际是外国友人没有设身处地看清，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任何社会批评。整个电影其实就是市场、主流意识形态、导演的一场合谋，这场合谋使得电影在现行体制下安全过关，使得电影票房大丰收，也使得电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驯化大众的“帮闲”。对于第一个故事，有些影评人说《私人订制》“背叛了群众”，认为“群众里有坏人”，这显然太过了。还是《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批评的到位，“把社会的风化沦丧推到百姓身上，将老百姓不是省油的灯作为贪官猖獗的理由之一，价值导向显得简单可笑。”而最后一个有钱人的故事，则更是不见任何讽刺；若说有讽刺，则是讽刺了底层环卫工的“装大尾巴狼”。

　　总的来说，关于“讽刺”权贵，《私人订制》有两大无耻的伪公知逻辑：一，腐败问题，群众不是省油的灯；二，都不容易，有钱人也不容易。第一个逻辑，把制度性结果转变成所有人的素质问题。这实际是国民性批判的延伸，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好了，一切都好了。这是一种非常有迷惑性的和稀泥思维，把制度问题、权力属性问题除以十三亿，于是责任稀释了。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励的“讽刺”方式。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国民性是随着浪漫主义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拒绝国民性这个概念，即使承认国民性，也必须认清它的建构性，绝不能将其作为本质主义的存在去讨论。马克思的名言，就其现实而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需要从社会关系中需找原因。第二个逻辑，把政治经济问题转变成伦理、境界问题。抛开现实中的制度上的不公，经济上的压迫，专谈每个人都不容易，有钱人都不容易，这实在让人费解：冯导究竟要讽刺什么？当然什么都没讽刺，又是和稀泥。所谓容易不容易，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具体说来，每个人都不容易，山村里的留守儿童不容易，李天一也不容易；再一细想，恐怕自从进化成智人以来，也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市井草民；再一细想，恐怕自单细胞来，进化过程中一直到现代，没有任何人或生物是容易的，不管是享受高科技的我们还是上树摘桃的猴子。《私人订制》的“不容易”说，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行文至此，《私人订制》的伪人文关怀和假讽刺已经昭然在目。上等阶级嘲弄下等阶级逗中间阶级笑，即使结尾弄一点保护环境的公知情怀，也掩盖不了这个电影的恶俗。《私人订制》其实是一部傻乐喜剧，而绝非讽刺喜剧。作为2014年首部贺岁剧，它非常好地成为周教授提出的“精神裂变”的注脚。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制度性不公的恶果越来越突出，底层生活越来越艰难，社会冲突越来越严重；而大众文化却越刻意营造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美学。这种傻乐美学在《私人订制》中变成了升级版傻乐美学。这个升级版傻乐美学和周教授的傻乐美学比起来，基本原则不变，然而却是通过虚假的引入现实从而达到逃避现实的目的。恶俗地把底层纳入傻乐范围，以伪人文关怀与假讽刺获得“老百姓”的喝彩，获得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青睐，制造一种升级版的虚幻泯灭人们心中的抗争念头，投入温情脉脉的傻乐逻辑，这是作为升级版傻乐美学的《私人订制》的最大特点。

　　完稿于2014年1月26日星期日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七)：最美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

　　经常有人用《双城记》中的一段话来描述今天这个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生活在这个迅速发展又充满矛盾的时代，太多新的观念和现象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习惯了不假思索的追随频繁更替的时尚潮流而不深究其意义。《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一本充满了周志强教授对今天的各种社会“时尚”的思考和批判的书，穿越剧、网络标签、糗百体、贺岁大片、山寨文化等等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在他的剖析下显露出了现实社会的复杂矛盾：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们却前所未有的感到自己的贫穷，国家日益走向强大，但个体的未来却变得难以把握。

　　过去凝聚人心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对共同富裕的乐观期待在国强民窘、贫富悬殊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力量，人们不再从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紧密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再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中感受自身的价值。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似乎只有消费才能让人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消费就像周志强教授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为当代社会普通人生产神圣感的一套编码体系。人们不再通过劳动本身获得价值感，而是通过劳动之后的购物和享受获得价值感。”消费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更是在满足我们的欲望。这些欲望也不是出自我们的天性，而是商业广告塑造的。比如那句著名的广告词“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让恋人们钟情于这种昂贵的冰淇淋，仿佛它高昂的价格可以用来衡量爱情的真挚美好。在书中，作者还指出不仅是消费行为，看似公平的现代民主也是“广告政治”制造的幻象。而我们相信意志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自主的幻觉让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自由选择想要的生活，更容易被物质所诱惑。

　　大众文化制造了太多美好的幻觉来掩饰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而作者却剥开了包裹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外面大众文化制造的那层温情美好的伪装来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时代：正是那些看似与权力、资本无关的东西让我们习惯了逃避现实和自我欺骗。比如这些年在大众文化的描绘中，西藏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远离世俗烦恼的圣地，那里古老神秘的文化，淳朴自然的生活，神圣肃穆的宗教氛围在媒介的包装下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安宁和圆满的象征，也让许多人把去西藏当作一次净化心灵的旅程——仿佛只要我们的心灵足够强大，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可是西藏的神圣和宁静是属于磕长头匍匐在山脚的朝圣者的，大多数人终究要回到寸土寸金、车流拥挤的水泥森林里，继续在媒介源源不断制造出的“快乐”和“感动”里享受幸福生活的幻觉。

　　“80”后在浪漫主义的理想遭遇现实的困境时感到了巨大的落差，生于90后的我们错过了那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年代，消费主义和“青春”文化在我们的成长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现在网络小说中流行的《珊珊来吃》等“总裁文”也许就是我们内心的反映。女主角能力平平、家境普通，无知且无畏，在富人阶层的生活中经常做出各种“糗事”。而英俊多金的总裁男主角通常都厌倦了建立在名利之上的人际关系，爱上了的单纯善良的女主角，对身边其他漂亮优雅的女孩毫无兴趣。一边是消费主义让我们格外强调自己的独特，幻想自己能够潇洒的不被丛林规则约束；一边是网络等新媒介让我们过早的接触了过去父母师长试图隐藏的信息，在走出校园之前就做好了顺应规则的准备，尚未经历磨练就开始寻找成功的捷径。

　　看懂这个精神分裂的时代并不能直接解决种种现实的问题，但至少能让我们不再把那些美好的幻觉误认为真正的桃花源,清醒的正视现实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八)：细思恐极的冰水时代

　　今天的现代化催生了热门的精神裂变。什么是裂变呢？就是长时段高频率的焦虑，迷茫。就是工作狂和旅游的交替，是自我意识和想象力的消失，是多元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趋同。我们为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所蛊惑很蒙蔽，受制于这个伪装的很巧妙的官僚主义的陷阱。马克思和韦伯，马尔库塞等西方思想家都精确的描述和分析了现代人的精神裂变与异化。科学解决不了一切，科学不能解救人类伦理的困境和意义价值感的匮乏危机。我不赞同今天许多右翼经济学家市场自由决定一切的盲目自信，事实上市场的背后无论中国外国都是有有形的手在操控，是政府，是财团，是资本家，市场竞争有时是背后利益输送的结果的事后托辞和追认，所以不要迷信它们，市场调节早已经证明不是万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铁证了，民主也在异化和蜕变，因此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冰水时代，这个想望美好但时刻梦想断裂的时代，这个时代资本无孔不入可以结合政治，文化，经济，渗透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你的思考和决策。所以马云也说了阿里完全在未来可以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那末这个庞然大物就甘于至谋取经济利润嘛？我们怀疑。

　　这些年我们都遭遇了哪些精神裂变呢？在周老师的这本书里对电影等大众文化尤其有着辛辣敏锐地捕捉分析。离开了爱情则似乎青春毫无意义；青春片成了堕胎、打架、旷课、非主流的汇聚；还没有老就开始怀旧了。最重要的是青年消失了，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青年群体消失的无影无踪，刚好是200年到89年。青年文化转变为青春文化，青年开始被商家和消费主义所瞄准，于是青年彻底沦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装嗲卖萌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发声是嘈杂的。连带着大学生群体也在水化和爆发更多的丑闻，这难道不正是裂变的体现吗。

　　在《二次曝光》里闺蜜在女朋友的想象力似乎就理所应当地会勾搭自己的男友，人们之间的信任如此脆弱，宋琪的精神分裂、妄想本身都是现代性和资本异化人性的表现，令人触目惊心；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朱小北的易怒和砸了超市的行为不正是今天中国广大对社会失意者的一种集体负反馈嘛？问题得不到解决，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方式终究让弱势群体和正义者失去了信心，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也迅疾崩溃。这个时代人们必须要通过电影、音乐来捕捉来自我感觉自我幸福很好，来弥补精神裂变的迷茫、焦虑与无奈。

　　赵本山的小品也是这本解构和批判的对象，它媚俗式地对不幸者的嘲弄，对不同意见的粗暴干涉指责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搞笑似乎成为了多有大片、文艺作品的标签和卖点，让大家乐呵乐呵就是了不起的功劳了。但是需要知道被蒙蔽的傻乐文化是可怕的，人生有苦有乐但归根结底还是负重前行的，只要有希望。而傻乐则给的是幻想，是毒鸡汤，是对他人不幸的消费，所以令人感到可恶。

　　今天的分裂在许多场合都可以捕捉到踪影，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可能有不同于别人的生活。许多人精于计算，乐于计算数目字，人生被规范好，所有的感情、激情、文学、知识、审美都被文化资本的传播霸权所塑造和建构。我们无形的受制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逻辑框架内，马克思韦伯等人都曾谈到过现代性的问题。

　　但我想现代性的缓解和消除不适需要很长时间，需要的绝不是技术性的乐观主义，而应该是谨慎的怀疑主义。冰水时代的譬喻就非常好，正视这个时代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立足自身。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九)：才子的年代感

　　刘欢出过一张专辑，名为《六十年代生人》，当年发行量很大。专辑第一首曲目是革命金曲《映山红》，最后一首是八十年代的影视金曲《草帽歌》，跨越了那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年代感十足。父亲和刘欢同龄，喜欢在家里播放这些歌曲，我从小听大，也熟悉了。

　　周志强先生也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是那一代当中的才子。从这本《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里，我看得出他读书很多、敏感性强、而且善用譬喻。但更重要的是，周先生的文字让我感到了《映山红》和《草帽歌》的合奏。他的话语，我听熟了；他的情怀，至今还有点主流。

　　因此，读此书最大的诱惑，不是“看懂你自己的时代”，而是“看懂上个时代的情怀”。正如我在此岸，听刘欢在《六十年代生人》里翻唱《亚非拉》。他反复唱道：“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自由的旗帜在飘扬”。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周先生喜欢用“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一例。从高速路的比喻，到“青年”含义的考辩，再到对媒介文化的广泛批判，周先生心系民族、放眼全中国，为“中国人”感叹、忧虑、出主意，热气腾腾、登高望远。这种外显的爱国情怀，是不分地域、城乡、阶层的社会关爱；它在当代青年中少有，却是六十年代生人的突出特征。

　　周先生慨叹“青年”的血气黄钟毁弃，“青春”的犬儒瓦釜雷鸣。他追溯“青年”观念的形成，直追到法国大革命。他历数“青年”的激扬文字、济世情怀，却又深深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困局。对于周先生来说，“青春”最大的弱点莫过于政治上的“不作为”。无论青年的低幼化、市侩化还是中年化，都是避免冲撞和受制于人的合体。但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必然不是唯一的传统；中国”狷者“传统源远流长，也并非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造物。”狷者有所不为“，相形之下，当代小年轻中的”无所不为“者，仍是少数。因此，周先生的评价实在是个人情怀的抒发；他所谓的”青年“，乃自由革命传统和各路”青年团“的合体，不一定是现实的投射，却很像是六十年代的投射。

　　在书中，我看到了许多西方理论家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媒介、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社会，各个身怀绝技。周先生深入浅出，有诗人的直觉，又在理论上寻得了更为诗意的支持：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娱乐力量，跨越大陆大洋，终于在电视和网络时代，开始分裂中国人的生活了。但与此同时，周先生的理论运用却很独特：他乐于以某种特定文化产品为例，指出国内文化产品的肤浅本质，并试图利用文艺理论，说明这些文化产品对”中国人“生态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无处不在！）。这种强调单个文化产品影响力的思维方式，必须依托一个颇具年代感的假设：在特定时间内，全社会吸收的文化产品是一致的、排他的、无从选择的。只有这样的文化产品和社会环境，才会对“中国人”这个共同体产生周先生所形容的那种规模化的可怕影响。可惜，这个假设并没有在书中获得足量的实证。

　　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其观点，而是它代表的那路才子及其时代。当代意见界五味杂陈，革命话语、自由话语、专业话语、独立话语互相印染，色彩说不清，却绝不能称之为崭新。周先生的文字既不如旧，又不脱“六十年代生人”的旧貌，间架结构如读后感、学思脉络如留学生、呈现效果如精神导师，是难得的年代作品，沉淀一阵，做史料正好：原来听着《映山红》长大、唱着《草帽歌》恋爱的那一代人，是这样应对下一个时代的；他们的感觉还敏锐，他们的话语多沧桑。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十)：信息时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特约撰稿 张天潘

　　美国社会学学者马歇尔·伯曼把他论述现代化体验的一书取名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果看过这本深邃思想却完全不生涩难读学术书的读者就会发现，伯曼用迷人的笔触，以19至20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而这个画面，与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度。我们这个时代如今正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在文化的饕餮盛宴中，狂欢着却寂寞孤独，精彩着却苍白无力，应接不暇着却空虚透彻心扉。这种状态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看来，就是一种精神裂变。

　　毫无疑问，精神裂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大症候之一。周志强还在他的书的题记中抛出了几个典型的精神裂变总结：“这些年来，我们精神不断地警惕着意识形态的训导，却能非常自觉地接受这种浪漫主义（成功学）文化想象的喂养”；“我们只在个人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抱怨命运或者社会体制，却在形而上的层面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于是他发问道，如果一个人精神分裂，可以交给大夫，但如果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精神裂变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在物质文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我们的精神文明，却依然处于历史的低位，甚至还在步步倒退，坚固的、神圣的都早已不存在了。在为网络中心的大世界舞台中，我们正如伯曼说的那样：“现代公众在扩展中破成了大量的碎片，说着各种没有共同尺度的私人语言；现代性这一观念一旦用许许多多破裂的方式来构想，便丧失了它大部分的生动性、广度和深度，丧失了它组织人的生活的能力和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能力。”

　　社会越发展，表面上看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但事实上，这种多样最后的导向越越来越趋向于单向度。正如另外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书中所说的，这个发达工业社会的繁华物质与迷乱文化，已经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人们只能停留于娱乐的狂欢之中，正如最近大家在消费着王菲与李亚鹏的婚姻终谢幕一样，感叹着与己毫无关联的“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而就在精神裂变之后的单向度社会里，人们纷纷开始了文化价值观的裸奔，赤裸裸地展示着毫无底线的价值错乱。在曾经的一篇文章里，我批评过一个擅长写文化评论的资深媒体评论员朋友，他非常喜欢用“价值溃散”这词来形容当下的文化局面，但我一直反对这个名词，我认为“价值溃散”其实正是文化多元化的表现。但经过这近一段时间各种荒唐的思想妖风之后，渐渐地明白地了这种溃散确实是客观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价值溃败。

　　所谓的价值溃散，应该是说，一个社会的文化或精神，已经再也无法形成一种能够达成共识或者底线。价值溃败，则意味着人们在底线之外到处狂奔乱撞，原来辛辛苦苦培养的符合人性的价值被污名践踏，另一种黑洞似反人性价值体系冲散吞噬者着人们本已孱弱的思想。在反人性价值体系的话语或理论中横行着简单粗暴、武断暴戾、不可理喻的表达与观点，于是，大家在相互对立的话语沟堑中不按逻辑常理去言语，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再也难以达成对话、实现争论，社会在价值的溃散与裂变成为一个难以遏止的时代荒诞剧，真正的神圣不再，虚假真理遍地横流。

　　回到之前的提问，如果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该如何面对？周志强的建议是“来一次自我新启蒙”，这对精神里裂变的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当然除了那些装睡的谁也无法叫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