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cond Machine Age读后感精选10篇
《The Second Machine Age》是一本由Erik Brynjolfsson / Andrew McAfe著作，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26.95，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Second Machine Age》读后感(一)：第二次机器时代，R U Ready？
不是我不知道 这世界变化快，对于目前的这个变革的大时代，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思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我们要为这个时代去准备些什么。我们只能顺从于各种专家的概念定义，但是这本The Second Machine Age给了部分答案。
作者来自MIT的背景让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新鲜前沿的案例也很多，值得认真阅读。这里摘取一些观点，看看能不能提升到大家对于这本书的阅读兴趣。
这本书开始提了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What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human history？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面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评价发展，作者引用了Social development Index这个概念（具体包含的四个指标附录有提及），然后做了一个曲线图发现了两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一个是工业革命时代，另一个就是目前所处的第二次机器时代，第一个转折点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破除了physical power的限制，而目前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破除了对于mental power的限制。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作者说的是废话，都知道计算机改变了历史，早在82年Time杂志就把PC称为Machine of the Year了，都30年过去了还提这个论调是不是有点老了呢。
作者有幸近几年接触了很多高科技的项目包括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Boston Dynamic Ronbots等等，感受了原来对于计算机的理解有了变化，传统认为计算机是擅长于遵守指令，对于模式识别，复杂沟通等等是不在行的，要知道2002年的时候DARPA就开始搞150英里的无人驾驶挑战赛，当时百万大奖无人能得，而十年后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就上路了。现在到了一个Gradually and then suddenly的时代，我们目前处于Inflection Point，是时候要重新审视下这个时代了。
第一个Exponential 某个国王给大臣按照棋盘来赏赐谷子最终无法承担的故事，大家都听过，这就是指数化增长的魔力，作者通过PS3的计算能力，Kinect对于SLAM问题的解决能力来传递一个概念：持续化的指数化增长让我们进入了棋盘的下半场，累积的摩尔定律带来的放大效应，把我们的未来带到了更加不可知，a difference in degree becomes a difference in kind。
第二个Digital 关于各类资源信息化的问题讨论的很多，这里作者从经济学属性上谈了数字化信息的特点，一个是non-rival我理解就是资源的非独占性，一个是close to zero marginal cost of reproduction 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这就产生了比特经济学去研究社会如何去适应这样的变化。另外就是之前Uncharted里面也有所提及的，全面数字化后会提升理解力，不论是对自身的历史还是对于现实的洞察，大数据给我们创新增加了更多的可能。
第三个Combinatorial 这部分提出了对于创新增长的新理解，一方面是要把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和传统的蒸汽机，电力一样归到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里面，另一方面传统的这种通过GPT的创新而推动的innovation-as-fruit式的增长演化为innovation-as-building-block式的增长，即各类领域的发展都是作为未来创新的一个block，这样的发展不会耗尽，只会累积，且是无边界的，然后通过block的组合来找到增长点，未来发展的瓶颈就只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这些组合变化。（书中也以Waze，Innocentive，Kaggle，Quirky等公司做了示例）
接着谈到这样的时代所产生的影响，作者用了两个单词
第一个Bounty，我理解为丰富，即信息的大丰富或者各种丰富，而这些对于传统的指标测量考核体系产生了挑战，按照管理学的基本观点来说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GDP去评判整个整体的经济运行而忽略了那些不被记录在内的所谓免费的信息产品的话，我们的经济研判也许会出现问题
第二个Spread，我理解为分化，即财富的再分配会出现两极分化，传统的观点会认为科技带来财富增长，这个从总量上甚至平均数上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作者对于美国中位数工资的研究来看，其实是逐年下降的，从不同教育背景的从业人员工资水平来看这个分化也是在逐渐加大的。科技带来的替换效应对于不同的产业工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稀缺这个经济学术语会变得更加尖锐。 赢家通吃(Winnner-take-all)的时代正在逼向大家，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正在变为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作者从三个层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个针对个人的几个做法，首先计算机擅长generating answers 而不是posing interesting new questions，Ideation作为人类的强项是需要我们继续强化的，有句话大家共勉“Judge a man by his questions，not his answers”，其次是Google首席经济学家的一句话给大家一点方向“seek to be an indispenable complement to something that's getting cheap and plentiful“，当下什么东西是变得更加丰富和便宜呢。。对于工具的建议作者是小孩去那些能获得ideation，broad-frame pattern recognition，and complex communicatio技能的学校，大人就是参加MOOC了(就是现在流行的公开课)
第二个针对短期的政策建议，大概有六个方面分别是教育制度，企业家精神，工作和技能匹配，科研支持， 基础设施升级和税收改革等，目的很简单： bringing about higher rates of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第三个针对长期的政策建议 这块太遥远了，我自己都略过了...
关于未来，作者的结束语是Technology is not destiny， We shape our destiny。我的结束语是，目前仅仅是warm-up acts或者是foreplay，我们不能闭上眼睛去享受，而是要打起精神去战斗。
2014加油！
另外这本书在20140124期的经济学人中也有推荐过，有兴趣的也可以参阅一下对应的书评。
《The Second Machine Age》读后感(二)：不能让机器人把人类分而治之
阿拉丁(Aladdin)擦一下他的油灯，就会有一个智能的精灵跳出来满足他的所有愿望。他的精灵属于童话世界。可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也梦想着拥有强大而智能的人造仆人。现在，这个梦想正在成为由硅、金属和塑料打造成的现实。但它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梦魇？事实会证明更聪明的机器是有益的吗？抑或它们将成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的怪物？
这是一本新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提出的问题。该书预言，我们将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神奇的事件：创造真正的机器智能，以及全体人类通过一个共同的数字网络互联互通、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经济的格局。创新者、创业家、科学家、能工巧匠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怪才，将利用这个聚宝盆来打造让我们惊叹、喜悦并服务于我们的技术。”
第二个机器时代与第一个机器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智能。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取代并倍增了人类和动物的体力劳动。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将取代并倍增我们的智慧。两位作者认为，这场革命背后的驱动力是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或者说计算成本的指数级下降）。著名的例子是以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半个世纪以来，半导体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至少增加一倍。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两位作者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进步，机器智能正在出现飞跃。随着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计算机正在管理仅仅数年前还被认为其无力管理的任务。他们预言，不久之后，机器智能将无所不在。他们给出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作为启示：此人请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得到一粒米，在第二个方格得到两粒米，在第三个方格得到四粒米，依此类推。前半块棋盘的米粒的数量尚属可控，后半块的数量就大到离谱了。我们从机器智能得到的回报将与此类似。
然而，借用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87年一句有关计算机的出名妙语，我们看到信息技术无所不在，可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在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发展趋势相当平庸。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令人鼓舞的飙升后，生产率增长已再度趋缓。其他大型高收入经济体近些年的表现更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技术的影响被吹得过头了。并不奇怪的是，两位作者不同意这种解释。事实上，他们主张，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远远未被耗尽：“数字化使得几乎任何情形都有海量数据可以利用，而且此类信息可以被无限复制和重复使用”。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统计得出的产出增幅如此之小？两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大量廉价或免费的服务（如Skype或维基百科(Wikipedia)）；大规模的用户自产娱乐（如Facebook）；以及统计中未能充分计入所有的新产品或服务。2007年6月之前，即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享用不到iPhone手机，它的价格是无穷大的。从无穷大滑落到某个特定价格，这种下降并没有反映在价格指数中。同样，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对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和价格之差——往往是巨大的。最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衡量方法还低估了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
这似乎颇有道理：大批新型电子产品的问世，以及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其独特的低边际成本，对福利乃至GDP的影响比目前的衡量方法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信息时代适逢——而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中值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均加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长期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我们得到的解释包括：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以及租金收入（尤其是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发挥的作用。不妨考虑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发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差额。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两大趋势也都得到了新技术的提振。
《第二个机器时代》坚称，最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个开端。很多日常的脑力劳动将被电脑化，就像文书技能遭遇的变化那样。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可能被进一步掏空。结局可能是更为两极化的收入：顶层有一小批赢家，下面则是苦苦挣扎的庞大群体。以2012年的情况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2%，这一数字比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占的份额高出一倍多。
人们有充分理由对此感到不安。首先，底层人群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艰辛：两位作者指出，1990年至2008年，无高中文凭的美国白人妇女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五年。第二，如果收入变得太过不均，年轻人的机会将会减少。第三，富人会变得对其余人群的命运漠不关心。最后，会出现权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对民主公民资格的理想形成嘲讽。
在遥远的未来，会思考的机器甚至可能压倒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就像如今最优秀的人类国际象棋选手知道他们并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国际象棋大师一样。但两位作者暗示，远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入不均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给该书同时许诺的充满机遇的盛世蒙上阴影。
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巨大的挑战——假如我们要确保新的机器不致变成弗兰肯斯坦怪物的话。这些挑战对如下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方面包括：产权、教育、税务，以及其他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政府措施。
译者/和风
《The Second Machine Age》读后感(三)：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化
这本书讨论第二个机器时代带来的影响（bounty & spread），以及如何消除其不良影响。但除了提出创新还包括重组型创新（recombinant innovation）外，作者其实并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关于重组型创新是否能支持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是否真的处于快速增长的前夜——棋盘的第二半，作者的看法更像是观点和信心，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关于技术取代就业，加大贫富分化等，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讨论，作者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关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有比较多热门的讨论。其中一派就是停滞派或放缓派。Richard Gordon在2012年8月撰文对比历史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经济增长，随着重大发明及其派生发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用尽，生产率就会下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自来水、抽水马桶、通讯、娱乐、石化）的作用逐渐淡出后，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1891-1972年的2.33%下降到了1972-96年的1.38%，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只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1996-2004）把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到2.46%，2004-2012年劳动生产率增长又回落到了1.33%，和1972-96年间的增长率基本一致。Gordon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发明和创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考虑到美国经济存在的六个大问题（人口、教育、不平等、全球化、能源/环境、债务问题），未来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Tayler Cowen 于2011年在《The Great Stagnation》中也提出，过去300年那些容易摘的果子已经被摘完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技术停滞期，技术进步已经放缓。由于新的创新更多具有私人品特性，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Cowen在2013年又写了一本《Average is Over》，指出由于智能机器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宜，取决于你的工作是和电脑互补还是被电脑替代，劳动力正在分化为赢家和输家。劳动市场分化，中间收入的工作将减少。技术进步带来贫富分化，社会将变得更加不平等。
和Gordon和Cowen相比，Brynjolfsson和McAfee更为乐观。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一定是一连串非连续的重大发明伴随着后续的改良，而可以是重新组合已有的东西（recombinant innovation）。创新并不是被使用掉了，而是可以作为未来重新组合的构件（innovation-as-building-block）。摩尔定律使得计算能力出现指数增长，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以及网络将人们连接起来，我们正在进入第二个机器时代。由于信息使用的非排他性以及复制的边际成本为零，知识的传播更为便捷，创新也会变得更快。重大技术突破往往需要补充性创新（complementary innovation）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技术进步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会存在时滞。我们可能正处在加速指数增长的前夜（棋盘的第二半），量变即将引起质变。Gordon观察到的1972-96年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可能正是棋盘的第一半。
作者指出GDP计量未考虑信息经济的特点。质量更高的信息产品价格更低，甚至免费，使消费者的实际福利上升，而GDP和生产率增长并未反映这些，可能存在低估。在我看来，GDP确实无需计量这些，不然大家互相讲一些笑话逗乐就可以创造GDP了。效用和价格本来就是两码事，用便宜的价格买到更高质量的产品（事实上主要限于电子和信息产品）并不意味着价格不合理。用花的时间来估算对应的GDP也不一定对。Facebook的用户花了大量时间上传照片，更新信息，这些信息以及所需存储空间以指数速度增长。但这些信息除了对上传者本人及少数朋友外，基本属于琐碎的个人信息。这些指数化增长的信息，以及花在上面的个人时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个机器时代在带来丰富（bounty）的同时，也带来了分化（spread）。创新者赢家通吃，而重复性的常规工作（routine jobs）被机器替代，中等收入工作大幅减少，不平等加剧。平均收入仍在增长，但只是少数高收入人口受益。2002-07年奖，美国经济增长2/3的好处被前1%的人获得。中位收入不再随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马克思和李嘉图曾经认为机械化会使工人状况恶化，工资将降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这一预测并未发生：在历史上，GDP中归属于劳动力的比例一直较为稳定。但在过去10年，随着工作数量的减少，以及工资下降，美国工资占GDP的比重有较大的下降。
数字化、通信和交通的大幅改善、以及网络和标准效应，使得赢家通吃越来越普遍。在赢家通吃的市场下，收入分布不再呈钟形分布，而是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除了少数巨星，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会低于平均收入（被平均）。
历史上，生产率的提高也伴随着就业的创造。而90年代以来，尽管生产率在提高，就业却没有同步增长。目前美国劳动参与率是过去20年最低的，中位实际收入低于90年代，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也在下降。Spread不仅大，而且还在自我加强。如果不平等阻碍了增长，spread就会损害bounty。历史上美国的创新和增长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有一套政治安排支持的，这套安排防止精英或其他小利益团体垄断政治权力，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来为其自身服务。但是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引起政治的不平等，并用后者来固化经济优势，从而加剧经济不平等。这样就可能形成一种榨取性的机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人的处境却可能因技术进步而变坏。凯恩斯曾经提出过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概念。由于需求弹性低，变化过快，以及贫富分化严重，技术进步是有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的。拥有机器人、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人获得大部分经济价值，没有资产的人只能出售劳动，而劳动一文不值（这正是马克思预言的）。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导致工资和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作者指出，即便中国，自96年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也下降了25%，相当于3000万就业（我非常怀疑这两个数据的准确性），而同期产出则上升了70%，这说明技术取代就业是普遍的现象。
作者认为，思维能力（ideation），大框架下的模式认知能力（large-frame pattern recognition），以及复杂形式的交流是目前人仍然胜于机器的地方，人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以便就业。
在政策建议方面，主要包括：改进教育，鼓励创业，降低就业市场因信息不匹配带来的摩擦，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科研的投入，基础设施投资，税务改革等。
由于大量失业人口会带来需求不足和增长放缓，而需求不足会进一步压低工资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了打破这一恶性漩涡，一种办法是向所有人发钱，以保证最低生活水平。但仅仅发钱是不够的，因为工作还是人获得自我价值、人生意义和心理健康的途径。失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为了鼓励工作，可以考虑负的所得税（当收入低于起征点时，可以获得税率乘以低于起征点部分的补贴，没有工作则不能获得，从而激励找工作）。
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原因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而且是绝对的贫困化。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其真实性，但在罗斯福新政后，特别是二战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战后到70年代，美国的贫富分化以及财富的集中程度都有所下降。但自9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又在加剧，此前很多观点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通过外包、进口商品等，使得发达国家工作机会丧失和工资增长停滞。但最近一些研究更多从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角度寻找原因。本书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技术进步使得机器取代劳动力，失业、工资下降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损害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但是作者关于技术可以指数增长的判断有可能是高估的。自然界中很少有指数增长，因为最后总要受到物质的限制。Bit可以指数增长，但资源、粮食、能源、原材料都不会，因此虚拟的增长最终会受限于物理。作者在书中提到Facebook中上传的照片以及所需的存储空间指数增长，但除了让人象中了毒瘾一样在虚拟世界中花费大量时间外，以及对少数人所谓的市值外，它能创造什么价值？正如作者也提到的，现在的大学生由于花费51%的时间于社交、娱乐和其他，仅花9%的时间学习，这也使得大学教育的质量在下降。
作者对人工智能倒只是给予了有节制的乐观。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什么是意识？和计算能力之间有何区别？程序能够违背自己？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单是运算速度的上升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
《The Second Machine Age》读后感(四)：exponential, digital and combinatorial
简单写几点：
1. 一次机器时代释放了physical power，二次机器时代会增加(or replace) human cognitive power.；
2. 二次机器时代的三个关键点：exponential, digital and combinatorial—
ecifically:
exponential：很多领域会遵循摩尔定律，发展速度是指数级别，例如下围棋的超级计算机，超快的学习和纠错能力；
Digital：信息变得non-rival，受众面更广；
combinatorial: 不同的服务可以叠加，收益会成倍增加，例如google map可以和手机的GPS软件联合，寻找最优路径能力更强；
3. 新时代的可能变化：winner-take-all，社会收入分布从正态分布变为power law distribution—贫者逾贫，富者愈富；
4. 如何应对：发挥创造性思维，成年人要保持终身学习（多去参加MOOC课程），增强complex communication capacity.
5. 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去认真学一门编程语言，C or C++， 将来如果世界由super computer统治了，好歹还能用编程语言和大佬们沟通一下。
《The Second Machine Age》读后感(五)：机器时代的自救
2013年初，一本叫《与机器赛跑》的书引起很大争议，这本小册子由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两位MIT经济学教授联手撰写，此书揭示了很多看似不起眼却已经开始发生质变的事情－－人类正在被机器所取代。然而这么宏大的命题以区区几千字实在无法诠释完整，于是一年之后，两位作者再次合作，带来这本新书《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重新或者更加完整的阐释他们对于技术变革所带来影响的判断，还起了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第二次机器时代。
因此当我拿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时，并未感到多少陌生。全书基本的逻辑还是从技术尤其是机器技术突飞猛进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场堪称自蒸汽机时代最具颠覆性改变的时代，人类数百年来在教育、政治、商业方面所形成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几乎瞬间崩坍。与此相对应，这几年来新的理论同样层出不穷，都试图从某个角度解释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而迈克菲和布林约尔松则选择从机器的角度来树立自己的理论。
作为人类，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点：“与机器赛跑”其实是个伪命题。最近三十年来，机器的增长速度是指数式的，而人类自远古以来，其大脑结构和四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人类的身体变化无法判断是增长/进化还是退化）。可以说，人类一直试图协调自己身体与文明（机器）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不是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独特困境，早在作者所言的第一次机器时代开始时，也就是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人类就陷入一次“与机器赛跑”的深深担忧中。而一些极端分子掀起的卢德运动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人们对机器的恐惧。
对历史的回顾可能有助于增强我们勇敢迈入第二次机器时代的信心。但现实的困境——“新”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替代人类（弗里德曼称人与机器是替代而非互补关系）、“新”技术对传统商业重新洗牌（instagram的成功与柯达的失败）等等，都绝非人类个体所能解决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日前在FT上撰文指出，政府必须为技术所带来的副作用开出新药方。这个新药方应包含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如何保证技术（机器）能抑制独裁，保护民主；其二，如何让技术真正改变社会中的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因互联网而“逆袭”的屌丝。
如果说第一个作用只是“肉食者谋之”的庙堂之论，那么第二作用的确关心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第二次机器时代》里，两位作者不无忧虑的指出，“胜者为王的经济学”正在蔓延，从纯粹的互联网领域到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在旧秩序被打破的同时，新的垄断正在形成。从公司的层面来看，当年以创新的名义上位的互联网巨头们，在急速发展之后，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霸者，Google之于广告、微软之于软件、亚马逊之于电商、Facebook之于社交......无数个被这些巨头公司成功所励志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背向他们的“梦想”，然而等待他们的，只剩下一条“被收购”的成功之路。
另一方面，那些因“机器”而下岗的工人们，他们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伊格纳季耶夫给FT写的文章里，列举了三位维多利亚时期政治家的所为，建议当代各国的领导人效仿之，他说：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办法是普及基础教育，以及赋予工人阶级投票权。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则通过立法为德国工人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罗斯福更是推出了一整套改革议程，从推动反垄断立法、制定运费法规、到保护美国公共土地。
而在《第二次机器时代》里，作者花了大量篇幅陈述教育的重要作用。即包括政府普及技术教育的必要性，也谈及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不断提升自己的“技商”。在我看来，“技商”会成为超越情商的能力要求，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来越多的工作都不再需要和人打交道。过去，你可能要去商场买东西，你要和各种各样的小商贩打交道，为了不被他们忽悠，你会不断的训练自己如何与人交流，如何砍价。然而到了这个新机器时代，你的购物成了点击鼠标就能完成的“简单事”，你不再需要去学习交流的能力（情商），只需学会如何搜索便宜物品、如何一键购物（技商）即可，更严重的是，给你送货的甚至不是人类快递员，而是无人机甚至机器人，你需要学习的仅仅是如何确定这些机器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有些危言耸听，那么去看看如今各种招聘广告，哪一个没有写着“熟练使用办公软件”？以机器发展的速度来看，不远的未来，招聘广告上会充斥着各种“熟练使用xx软件/服务”的要求。即便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没有技商，也无法立足。2012年，桑迪飓风席卷纽约，那些熟练使用社交媒体Twitter的人更容易得到及时的消息，反观那些不使用社交媒体的灾民，则因过度依赖当局的信息渠道而非常被动。
不管“第二次机器时代”这个论述是否准确，我们都会承认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技术/机器至上的时代。我们纵然希望这个时代能有格莱斯顿、俾斯麦、罗斯福这样的政治家，但真正的救星却是你自己。机器的确正在代替你的价值，但别忘了，机器同样也赋予你某些自由，你感受到了吗？（本文首发于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