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是部金融史》是一本由陈雨露 / 杨忠恕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268图书,本书定价:39.50元,页数:201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一):用浩荡中华历史来佐证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三千年来谁著史?
我一直以为,学习和研究历史之难,不在于史料难以收集,或难以理解,而在于如何通过史料的文字,读懂看不见的史料,立即史料背后的事实。尽管我们已经无法进入过去的社会,亲自发现或感受史料背后的事实,但通过认真的研究,还是可以复原出部分事实。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葛剑雄
上面很多朋友的评论或褒扬,或贬低,但是忽略了一点是,这本书的作者陈雨露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学教授,和人大的院长,他写这本书的角度是很明显的,不是上述有人提到的货币史的角度,实际是制度经济学的角度。
作者的逻辑体系相当简单:就是每个时代,它的历史背景构成了制度的目的,或者说需求,这种需求往往需要帝王来提供制度供给,好的制度供给可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这种制度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这样治理下得社会,往往是耕者有其田,轻徭薄役,所有权私有,政府实行无为之治,然后社会有富余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行业的创新,这些成就往往可以通过文学、物价、墓葬等等侧面来反映出一个时代社会的面貌。
古代的中原王朝,制度的目的或者说需求是明显的。其一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其二抵御外敌,主要是游牧民族;其三维系帝国的统治。
在历史的早期,百姓淳朴,对王道和上天存着足够的敬畏,周王朝实行的是:封君—封臣这样的统治次序,这样的次序实际上是对小农有利的,因为封君和封臣之间可以相互制约。周王朝抵御犬戎失败而走下衰退,之后,不得不依赖于封臣,这样,封君和封臣之间原有的次序被打破了。原本维系君臣之间的王道被破坏,所以春秋霸道盛行,尤以暴秦为盛。在这里,我觉得作者对儒家的叙述非常精彩,儒者,实际上可以类比为西方的骑士精神,他是贵族阶层自己给自己上的一层枷锁,因为人不仅仅是利益的活着,也是道德的活着。在春秋战国,道德沦丧,尤其是商鞅变法后的暴秦时代,更要突显道德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是中国和欧洲历史分野之处,欧洲经过罗马帝国之后,分裂多于统一,除了之后查理曼大帝短暂的统一外,基本维持着封君—封臣这样的次序。我一直觉得西欧之所以可以早点进入工业革命,很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他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生产的效率,除了中世纪教会统治的那段时期外。这有点类似美苏竞争,最后,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而中国由暴秦开创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样的次序,这样的次序之后在东汉,两晋,南北朝短暂的消失过,之后在隋朝手里,完成了次序的重建。
东汉、两晋、南北朝的逻辑则是一个悖论:
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的循环。
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的循环。
隋唐时期,是中国上古时代最后的辉煌,在隋朝完成了制度的重构,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提升的时代,乃至到康熙年间,亩产还是没有超过隋朝。关于唐朝,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把很多我们认为伟大的人,拨开了他的政策来分析,然后发现其实没有忠奸之分,大家只是根据自己的出身,做自己在博弈均衡中能做的事情,三千年来谁著史?封建官僚给自己披上道德的袈裟,随意褒扬贬低别人而已。
书中有一段关于市场经济,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坏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为什么存在市场经济?为什么又是坏得市场经济的长篇大论,建议一读,我觉得作者是借古讽今。
附录:
基于数学模型和科学化倾向的西方经济学,发展到金融工程阶段的金融不能阅尽人世繁华,反倒导致金融危机?
是政治家为了政治目的寻找经济学的论据,而不是经济学家可以根据经济规律左右政治决策?
金融理论可以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中需找脉络,金融演绎的是普通人得一笑一颦?
中国的制度需求是什么?各个朝代是如何进行制度供给的?
中国逻辑下的制度供给,为何容易产生贪官?
制度供给上,分封诸侯制度优于封建官僚制度?
因为帝王和诸侯之间有”压力双向传导机制“。而封建官僚制度只能是压力单向传导,最终小农的压力几何级上升。诸侯危机帝王的权力,封建官僚会危机全体农民。
制度供给和社会道德风尚有何关系嘛?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制度供给的成功,证明的证据是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仅是粮食的亩产,还包括文化,社会生活,工商业等等领域,可以通过文献、墓葬来反映。制度供给的直接需求是:统治的稳定,治理黄河,抵御外敌。
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的循环。
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的循环。
西方是分权—集权—分权,所以西方的主导民族不断的变更;中国是集权—分权—集权,所以中国的是汉祚延续。
士族和寒门同皇权。
中国古代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逻辑。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一个成功的财富生产分配制度,必须平衡所有集团利益,必须遏制掠夺之手,不能让一个人,一小撮人独占天下之利,更不能让人们劳而无获。
市场竞争不一定是有效率的,有可能是竞次,而不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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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血族时代(家族)
1.周朝如何形成制度供给来稳定统治?
2.周朝的统治秩序为什么会崩溃?
3.齐国是怎么形成制度供给,成为春秋第一霸?又是怎么会失败的?
4.越国是怎么形成制度供给,成为春秋一霸的?
周王朝用封建来维系统治,就是君主用恩惠换取忠诚,诸侯之间和君主达到市场均衡的状态,但是这种赐予的恩惠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并不是绝对的稳态。
周王朝还依靠“王道”,就是”敬天保民“来维护统治。在蒙昧刚开的年代,人类确实对上天存在较多的敬畏,所以王道可以深入人心,王道也可以对周天子形成精神层面的制约。
周王朝早期的金融制度表现出来的是”诚信“,而孔子提倡的制度供给本质上也是这样的,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王对百姓要有仁义,百姓对王要信义,忠诚
周朝的制度供给是封君—封臣
周昭王败给犬戎后,周穆王开始加大对西部诸侯的赏赐,周厉王被迫对诸侯实行专利制度,周幽王为了不被西部诸侯控制,试图破坏嫡长子制度,传位给小儿子(褒姒之子?),而不是申后之子(西部诸侯),同时,周幽王驱逐了权臣”皇父“,失去了道德的制高点,周幽王还和商朝后裔为主的东部诸侯结盟。
最终导致制度被破坏,精神方面(王道)的秩序沦丧,先民进入了丛林次序的思维,王朝衰退。
管仲支付给国内旧贵族一定的利益,换取支持。又给予民间轻徭薄役的政策,藏富在民。为了给政府聚财,管仲没有实行增税的政策,而是在不损害盐铁生产者的利益下,实行盐铁销售环节国有垄断制度。利用衡山之谋(货币政策扭曲他国的产业)征服他国。
齐国最后的失败,因为强人政治,人亡政息。
吴国的制度供给本质上是极权统治,就是刑罚分明,在民间制造恐怖气氛,全民为兵,是弱民之策,只能强盛一时。
越国吸取经验,实行的是藏富在民,同时利用货币政策扰乱吴国的粮食供给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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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家庭)
1.制度供给是怎么样子的?
2.最后为什么会失败?
商鞅变法的制度供给就是”重农抑商“,废除贸易,禁止货币;重视管理农人(弱民),通过军功,获取田地的分配;通过户籍制度,连坐制度控制人口外逃山东六国;灭绝文化;严刑酷法。制度供给的目的是贪天下之利。最后导致的直接效果就是粮价暴涨。
吕不韦通过卖官来筹资,打破军功富贵制度;大家多可以铸币;在金融、商业、文化、官吏制度、水利制度改革。
嬴政通过郡县制;文化专制;通过赏赐黄金维系君臣关系,逆淘汰出所谓的忠君之臣。通过布币(不是秦半两)来集聚民间之财。秦国的制度供给就是极权于咸阳,皇权主宰中国经济,追求封建统治。
制度供给的结果是,秦国人人不自爱,更不知爱人,人生在世,势位富贵而已。乃至扶苏难以上位,而是胡亥上位也是因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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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1.各个时期的制度供给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会成功?
2.最后因为是什么,导致失败?
汉朝早期:
刘邦想要通过货币制度弱化诸侯,最后因为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刘邦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
诸侯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利益不是出自帝王,那么就有反叛的可能性。平定诸侯后,刘邦分封同姓为王。
吕后扩大分封土地给全部农民(均田);税收政策是十五而税一6.6%;(汉初那时候,天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出现,所以均田可以实行下去);废莱钱,诸侯缴纳八铢钱,弱化诸侯的势力。通过货币减重(货币贬值75%)来筹资对抗匈奴,统一南越的军费(本质上是通过高通膨来取利于诸侯和官僚;而维持低税收,保护农民,因为那时候农民还不太使用货币)。
汉文帝时期,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税收极低,2%上下。同时,放开所有行业的限制,包括铸币权。
汉景帝时期,不准铸币,妄图抢劫吴王的财富。
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三铢币,集商人之财,杀了很多人,最后还是失败;最后,只好实行郡国五铢钱。告娟令抢劫商人的财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培育出官商阶层(工商业成为封建官僚谋利的基础),使得富裕阶层消失,流民遍地,商人把财富转移到土地里面去,也使得依附于官僚的,剥削小农的豪强出现。
晚年,任用酷吏来打压官僚集团,包括后来出现的巫蛊之祸,也是这个逻辑。
汉昭帝时期的霍光:任用贤良文学,对抗桑弘羊的盐铁论战(非常精彩!)
汉宣帝时期:不再制造货币,造成通货紧缩。反而造成了农人的境遇悲惨,官家豪强有更多的货币优势,出现了大量的流民。与此同时,税负加重,使得自耕农进一步成为流民。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制度变革,最终导致的是皇权和小农一起旁落,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过皇权,皇帝要仰仗官家豪强的鼻息。
王莽改革:货币制度改革;土地公有制度。
没有培养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来支持自己;第三次的货币制度改革的失败使得社会出现通货膨胀;黄河水灾。
总结来说:成功的制度供给,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国家和民众一起富裕。西汉的制度供给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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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利疯狂的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没办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皇权使得所有社会资源臣服,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
失败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僚又从土地上挤出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最终: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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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1.各个朝代,实行了什么样子的货币供给?
2.最后,因为什么失败了?
刘秀:没有学习刘伯生实行铁钱制度;裁撤官僚;减税;允许民间铸币。使得”坞堡经济“壮大,而封建官僚的势力下降,无法抑制贫富差距,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
结果是:强势的经济,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
汉安帝:为了抵御西羌,花费巨资,还培育出一批军阀。
汉灵帝: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卖官以敛财。
董卓:放纵兵士抢劫以敛财。发行无字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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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军队。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是难以逃脱的宿命。
三国:
1.各个国家的制度供给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区别?
曹操:屯田制;禁止圈养流民和土地;允许民间铸币;修运河
曹丕:九品中正制,向士族妥协,把社会阶层固化在既得利益集团。
刘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
孙吴:对付山越;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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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
1.制度供给是什么样子的?
司马炎:卖官(因为任命权在士族手里);占田制
司马忠和八万之乱
东晋:
司马睿:允许吴兴沈家发行沈郎钱,最终吴周相斗,江南豪门瓦解;开山泽之禁;土断;减少官吏
恒温:废除钱币;土断;给寒族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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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
1.如何让制度上恢复了西汉的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
刘裕:开饭馆,放贷
刘义隆:货币改革;关税很高
宋孝帝:赌博;囤积居奇
萧齐:高利贷盛行;通货紧缩
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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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
科举制度;输籍法;第一个统一货币;封建官僚不能经商;用国际贸易处理民族关系
白币改革
但是大隋帝国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
开挖京杭大运河使用的不是商人承包的方式,而是帝国政府上手,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承担了成本。而且有利于江南的大运河结果征发江北之人去挖。而且之后的征伐高丽。
相当不公平的区域制度供给损害了关陇贵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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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
李世民:分配土地给封建官僚;氏族志;发行开元通宝,用于高利贷;征伐高丽。
高宗:货币改革;废除王皇后;
武则天:货币改革;告棉令;酷吏; 免税;授田
李隆基:裁撤官营手工业;放弃山川的独占权;开放铸造私钱;开元限购令。长行旨。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二):中国逻辑之贪官治国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反腐搞得有声有色,"苍蝇老虎一块打",颇有一些官员被双规了。
1.贪官
近日读陈雨露之《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发现中国历史上,贪官治国似乎是一大特色。
例如协助唐玄宗李隆基开创开元盛世、担任十九年宰相的李林甫,是一个大贪官。
李林甫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开元限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都不准买卖天下土地。禁绝了土地交易,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地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
例如让明朝中兴的著名宰相张居正,锐意改革十年,他的一条鞭法改革,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来征税,改变之前的按人头收税的方法,延缓了贫富分化,也增加了朝廷税收。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他是一个大贪官。
更不用讲乾隆盛世年间的和珅了。
2.贪官治国的必然
中国人一直有个清官梦,因为清官难得,所以是老百姓一个永恒的理想。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清官是偶然,贪官是必然。
为了加强集权(原因有很多,而且很多是不得不加强集权的原因),皇权必须通过官僚体系来集中财富和资源办大事,例如治理黄河、修通运河、加固长城、抵抗外族入侵等等。
官僚体系必然变成集权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皇帝可以轮流做,官吏却不能顷刻间全部更换;在集权系统中,官僚体系是比皇帝更加重要和关键的一个因素。
之所以是集权,就是因为缺乏分权的制衡,所以集权系统下的官僚最终沦为自我谋利的集团是一个必然。
在集权语境下,完全没有必要用贪官这个重复的词,用官这个词就好了。
做为集权体系中的代表的官能调动所有民间的财富和资源,本身缺乏分权制衡,人性都是相同的,最后必然要为自己谋利益;少部分人能抗拒,多数人不能抗拒;短时期内能抗拒,长时间内不能抗拒。
所以,集权系统下,官员比较大面积的贪是必然。
所以,在集权系统下评价一个官员好不好,根本就不应该看他贪不贪,而应该看他是否真的搞活了经济、是否真的开放了民间、是否真的提高了生产力、是否真的改善了人民生活……
3.为什么要反腐?
中国历朝历代并没有因为贪腐而亡党亡国,贪腐只是在王朝末期表现比较突出而已,它只是亡党亡国的一个伴生表现,而不是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会整肃吏治、反腐反贪呢?
如下这个故事据我考证,确实是今人杜撰,于史无据,但确实说出了很多真相。
4.贪官治国的故事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先,于北魏为丞相,慕曹操之术,挟天子以令诸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术,孔明、王猛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于苏绰,二人闭门密谈,至三昼夜乃罢。苏子之论如何?后世竟无一言片语之载。
忽焉而盛世也,江湖竟有秘籍出,宇文泰、苏绰之论,凿凿在籍焉。小子品读再四,悚然而惊:曰:此诚千古不传之秘术也,乃照章节录,以飧有志者治国之大用——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
苏绰曰;用官。
问:何以用?
曰:用贪官,弃贪官。
问:贪官何以用?
曰: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然无利则臣不忠,官多财寡,奈何?
曰:奈何?
曰:予其权,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虽然,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天下汹汹,觊觎皇位者不知凡几,臣工佐命而治,江山万世可期。
叹曰:善!然则,贪官既用,又罢弃之,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密奥也。
宇文泰移席,谦恭就教曰:先生教我!
苏绰大笑,曰: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啧啧有声。
苏绰厉声曰:君尚有问乎?
宇文泰大惊,曰:尚……尚有乎?
苏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贪渎之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问计。
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墨,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也。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
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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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如下:
宇文泰问:“国家怎么样才能立国安邦?”
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怎么用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或:怎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做君王的,要让臣子忠心为上。臣子忠心则君王做得安稳,君王做得安稳则国家安定。但是没有利可图则臣子不会尽忠,官多而国家财少,怎么办呢?
宇文泰问:“那得怎么办?”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 那就给他权力,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得到好处不就高兴了吗?”
宇文泰问:“说得好,但是——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权力是他利益的所在,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忠心于你,(从而护他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天下纷纷扰扰,要知道想做皇帝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的统治便可千代万代延续!”
宇文泰恍然大悟,道:“说得太好啦!既然用了贪官,却又要反贪,这是为什么呢?”
苏绰答:“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喜,立刻移近席子向苏绰靠拢,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给朕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大笑说:“(这有两个好处)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不听你话的,异己者,我们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官,保留听你话的官。这样在内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使自己高枕无忧),在外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何乐而不为呢?此其一也。其二、官吏只要贪,您一定就会知道,你要是知道了(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贪官就会害怕,怕你灭了他,便会忠心于你,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官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那么您就危险了!”
宇文泰问:“为什么呢?”
苏绰回答:有些清官因为清廉有恃无恐,触犯圣上,实属不忠,直言上谏,倔强不低头,君王要以什么借口罢免或除掉他?罢免除掉清官,也会引来民情骚动。百姓不高兴就会对君王产生怨恨,百姓生怨则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清官不能用啊!
宇文泰大喜,啧啧称赞有声。
苏绰大声问:“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宇文泰大惊,问:“还……还有什么吗?”
苏绰再次大声问道:“如果您所用的全部是贪婪贪职渎的官员,激起了民愤,您该怎么办?”
宇文泰一听,吓得大汗淋漓,再次移动席子向苏绰靠近,询问计策。
苏绰笑笑说:“下旨斥责他就可以了。一而再,再而三,斥责他贪婪,做出痛恨他所做所为的样子,使朝野上下都知道君王对他的痛恨,使草民都知道君王的英明,都认为坏法度的是贪官,国家不成国家的原因,不是君王的过错,是官吏的过错,这样人民的怨恨就消了。”
宇文泰又问:“如果有非常贪的官员,而且人民怨愤到了极点,怎么办?”
苏绰说:“杀了他就行了。抄他的家,没收他财产,这样则民怨就平息了,称颂君王的声音必将到处响起,没收他贪污得来的钱财,何乐而不为?概括地说:任用贪官用来让他为姓尽忠,罢斥、杀掉贪官用来清除异己,杀大贪官用来以平民愤,没收他财产来充朝庭费用,这是千古帝王必用之术啊!”
宇文泰连连击掌,连声赞美说:“妙!实在是妙!真TMD太妙了!” (呵呵,全文完)
5.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对历史所有的好奇,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对今天的关注。
反腐既然并不是集权系统中真正的改革,那么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呢?
答案我就不说了,你自己想吧,我还不想去喝茶。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三):从魏晋历史看中国是怎样走向集权的
中国为什么分权不起来?为什么最终走向了集权?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魏晋历史来看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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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权:曹魏败亡之源-九品中正制,权归士族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月二十三日,曹操薨,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世、族谱、世家大族的评判。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
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高官把持朝政,魏国始终未能建立强势封建集权,此后,司马氏代魏,魏、蜀、吴三家归晋。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五十三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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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权:士族高门-有权有势,阶层固化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为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议的“省部级”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官员、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其实,这个已经和西欧中世纪时代,占有城堡的领主基本类似了,是典型的分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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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权:西晋“太康之治”——用占田制削弱士族高门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难道不想消灭士族?
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
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
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
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兵源。
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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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权:士族反击——皇位控制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就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也依托于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不是司马衷的儿子)身上,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真正原因,是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能够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丑而短黑”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
《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天下谓之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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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权:西晋灭亡——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
不知这些士族是否想过,一小撮人尽占天下之利,包括皇族在内的其他人又将何以为生?连司马炎定下来的皇位继承人都可以杀掉,普通人岂不更是任人宰割?皇族又不是手无寸铁的寒门素族,他们手里也有兵、有权、有土地,看着自己的实力一天天被蚕食,焉能不反抗?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率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终于引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强盛的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火并的结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强者,再无力量对抗异族入侵。
八王之乱中,南匈奴、羯、鲜卑、西羌、氏等游牧民族纷纷涌进中原,在此后短短一百三十多年内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无论皇族、士族还是百姓,汉族、羌族还是羯族,所有人都生活得痛苦不堪,所有人都时刻面临生命威胁。
南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是王昭君的后代,国号“汉”,并俘晋怀帝、杀晋愍帝、杀西晋四十八王……
从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中原大地几乎无月不战,可怜北方苍苍烝民,在异族统治下被列为“汉狗”、“汉贼”,或者“头钱价汉”,一条汉人生命不如一头牛羊!晋惠帝死后,丧乱已经六十余年,北国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带尽成废墟,洛阳城中常有豺狼出没……
没有强大的集权皇权,就无法有效抵御外族入侵,西晋因此而亡国,且险些亡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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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集权:东晋开国——司马睿削弱士族
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过天堑。公元317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一百零四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九十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百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你是谁,你流窜到哪里就是哪里人,立马给你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汉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二百八十亩,奴婢不得超过三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的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地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地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就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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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权:庚戌土断——桓温提拔寒门
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率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
桓温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东晋最著名的“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续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疏——《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陈了当时官场的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打破士族垄断,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五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以八万人击溃了前秦一百万南侵大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乃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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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总结:集权和分权
【为什么是中国逻辑?】
陈雨露的《世界是部金融史》和《中国是部金融史》合看,可知端倪,
为何西方在分权-集权-分权-集权……之后最终走向了分权,
为何中国在集权-分权-集权-分权……之后最终走向了集权?
所受的外部压力(西方是海盗中国是游牧民族)和内部压力(西方无内患中国有黄河数次改道)不一致所致。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人、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
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
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
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S. 本文大段摘录自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并非完全是本人所写,敬请了解。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四):隔行如隔山,不可妄下雌黄
匆匆看完《世界是部金融史》,第一感觉是有点泛泛而谈,通篇大路货,更谈不上创见。再看这本《中国是部金融史》,一袭上本书的写作风格,由于主要涉及的是中国文献,也更容易看出点问题。
说实话,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远比国外史熟稔,作者也很自然地把重点放在金融史(几乎是以货币为主)的梳理上,许多历史进程的前因后果都是一笔带过。但这么做也有弊病,因为许多观点都是基于作者的好恶提出的,虽然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遣词造句过于主观,完全不考虑提供给读者自己思考的余地,一般人读完很难不受作者情绪的裹挟。
另外,有些见解也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能说从金融的角度分析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比如王莽改制失败,作者倒是把三次货币改革描述得很具体,不过这部分也太啰嗦了,其实作者最后就是想说一句话:王莽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本来是想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但由于推行政策的依然是官家豪强,所以才会失败。真的是这样吗?我又找到了一篇葛剑雄写的《我看王莽》,文中说王莽其实是想在“不触犯豪强贵族利益的情况下”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然而当时社会财富总量并未增加,两者根本无法兼顾。说白了,王莽想讨好各方利益,却又拿不出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终极解决方案,整天玩拆东墙补西墙的零和游戏,最后彻底玩不下去了。按葛文的说法,王莽还提出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等倾向于利益集团的政策,到了本书这里就变成了“王莽PK官家豪强”→“王莽被干翻over”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真的可以吗?顺便说一句,我仔细看了葛剑雄这篇文章,其中关于经济的论述给我的启发反倒比此书还多,葛虽然并不谙金融,但历史研究毕竟是其拿手本行,关于王莽改制的前前后后分析得思路清晰、有理有据、要言不烦,最后得出结论也是让人心服口服。而本书恨不得把一切问题症结都归结到货币上,恰恰犯了历史研究不能一根筋的大忌。
综上所述,此书除了“金融”的切入点较有新意之外,整体水平恐怕连二流历史通俗读物都排不上。不过真佩服作者的毅力,居然洋洋洒洒从西周一直侃到唐朝……OMG,这是要多大的学问,要读多少书才能搞得定的事,我相信在作者君“中国是部货币史”这一信念的指引下,一定会梳理出一条极其顺畅(也许是极其扭曲)的脉络滴!反正我是不敢再读下去了,倒不是怕他忽悠得我三观尽毁,只是怕浪费了自己的“机会成本”,耽误了看一流著作的时间。
作者还称赞过一本书《中国货币史》,倒是本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真有兴趣搞懂那段金融史,不如去读那本书,人家起码原始文献列得一清二楚,考证功夫也很扎实,虽然读起来痛苦,却能扎扎实实增长学问。本书这样的学术类通俗读物,优点是语言通顺,专业术语少,缺点是结构松散,读完就忘。更要命的是,你记住的东西压根没作者吹嘘得那么确凿无疑。最后你花了时间金钱,却只是吸收了一些廉价的、经不起检验二手观点,这是网络时代阅读容易发生的悲剧。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五):挺有意思
阅读指数:8
时间消耗:12小时
这是作者中国金融史著作的第一部,说实话,第一次看到书名我是疑惑的,总感觉有语法上的瑕疵,也罢。该书讲述的是从周到唐的阶段,其中抽离了朝代更替的庞杂史实,仅聚焦于金融对时局的影响,颇有意思。当然,这其中更多地是讲述货币史,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刀币,晋国的布币,越国的蚁鼻钱等。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的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现象。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得空找来看看。
我对书中描述盐铁专营的部分比较感兴趣。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翻阅过《盐铁论》。有一种传统认识,是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也不能算错,但很容易被误解。正如《盐铁论》当中官府的代表桑弘羊并不主张所谓的抑商,反倒是民间的贤良文学强烈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我们就要问,农业大国就真的完全忽视商人的作用吗?否。盐铁专营的历史同样表明少数商人混杂其中并获得暴利。实际上,贤良文学反的是官商,古代统治者强调的抑商也只是抑制民间商业的发展。这一理念和举措竟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乃至清末洋务企业和民国国营企业的发展史中仍未挣脱这样的桎梏。
书中还有若干颇具启发的论点,一是对于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与常识有悖。例如对商鞅、汉武帝、汉景帝、王莽等,都有新奇看法。二是对于一些历史疑点,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简短的回答。例如我们都熟悉的《滕王阁序》中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圣主汉文帝之所以要放逐长沙,是因其不断忽悠削藩,而汉文帝深知此举一定会给当时的帝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根据作者给出的史料和解释,这一点也的确是说得通的。三是,也是我很赞同的一个观点: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其实又何止是王朝覆灭,哪怕是具体的一个举措,或者是一个人的信仰或观念,都是在试图改变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变动引发失控,危机也容易爆发。
此外,作者对于周朝之天下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赵汀阳先生的观点极为相似。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六):《中国是部经济史》书评
(一)
历史有很多横断面,史家研究与论说历史的方式不同。布罗代尔把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长时段可称为“地理决定论”,而后也有人附和为我国是治水文明。中时段在“地中海”这本书称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称为“计量史学”可以。通过大量史据发现或推测出历史的各种数据,大到国民生产总量;小到事件爆发时面包的价格。以这为论据出法,推出结论。短时段则是传统史学重视的“事件、政治和人物。”布罗代尔虽然推崇地理决定论,但是他把研究历史的各种方法能说的都说了。不同史家只是在于谁是历史前进动力,应记述历史的哪一个方面,或者说,如何来解释历史。历史因为无法证实,也无法复现。所以,只要通过史料(史实)经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得出历史的结果就可以。与经济学一样,历史学也有几个目的。第一是历史事件的还原工作;第二是历史结果的解释或评价,比如唐代为什么灭亡。第三是通过历史来预言未来。一般来说,历史书皆有三者的功能。读者所读的历史目的亦是这三种,首先是某一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史实部分;第二对于史实怎么评述,这一点读者到认为史家有一点多余。读者会有自己的认识。但是史家或无心或有意,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写给读者看,这对于读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至于预言未来,更是不必要。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好的历史书是好的故事。因此史家多着墨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古代历史学比如《史记》即是如此。这样的历史书缺点是文史不分家。另一种计量史学,罗列大量的数据,而看点则是史家怎么操作这样的数据通过高妙逻辑得出历史结论。马克思史学就是这样的精巧。但是更专业也更乏味。因为史家的不同,把史料变成史实的过程,各门各派都相异。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史料,会被史家视而不见,甚至叱为伪史。这也是因为时候史料本身就是矛盾的。因此史料选择的重点就很重要,也就是历史哪一维度,哪一个横断面是最重要的。或是事件,或是地理,或是经济,或是英雄人物,或是天象是否出了彗星,或是生产力的变革……史料选择的不同,导致史家的根本区别,也就是历史研究方法的根本区别。但是读者却同意罗胖子说的那句话,只要史料是真的,通过逻辑链把史料穿起来,能讲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这就是好的历史书。
其实这一点历史与哲学一样。有唯物派也有唯心派。读者必然要主观相信唯物或唯心,但无客观标准。
(二)
《中国是部经济史》是以经济这一横断面入手,通过这一侧面来写历史。借用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经济史。
“一切历史都是经济史”这没错,但是经济富含的概念极多。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也是“一切历史都是经济史”。吴思的血酬定律则是以经济学第一公设为前提,以博弈论为方法,研究是官、民、匪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心理史学,称之为血酬。事实上是研究社会阶层的博弈。而秦晖的《传统十论》则是以研究农业经济的土地关系入手,罗列大量史料,也可以称为数据史学。而《中国是部经济史》有一种大而无当,漂在空中的感觉。其原因在于没有扎实史料做支撑,逻辑性也很不足。比如作者记述商鞅死的那一年,“秦国的粮价已经飞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如果按秦半两标准重量和魏国布币的重量比例计算,秦国粮价已经高出魏国几乎六十倍”,出处不知道,当时的环境不知道(因为米价的波动是与许多因素相关的)。所以这本书给人非常不踏实的感觉,一般的读书家是不会认可没有出处的史料的。
另外作者对历史的解释也与主流的史家多有不同。这里读者并非说主流的史家就是对的。比如对商鞅的评价,主流的史家皆认为秦国之所以统一六国,是因为商鞅变法。这一点连不喜欢商鞅的儒士们也同意。而作者提出统一六国经济基础是吕不韦打下的。这一观点虽然使读者眼前一亮,但是作都从来没有得出扎实的论据,我说的论据是史料上的,而不止是《商君书》上说的,因为首先《商君书》是不是商鞅自己写的还有争议,虽然的确是商鞅的思想,但是可能成于汉代,会与当时的环境有所变形。其次《商君书》是治国理想,最多算是治国计划,而不是事实真实发生过的。如果认为政治家说了什么,那么他一定就做了什么,且毫无不走样,那么是十分荒唐的。并且《商君书》第一章就是“草必耕”,作者隐而不用,使得这一章出现了想当然而的偏见。这种偏见甚至是浅薄或故意的。这一点秦晖在《传统十论》与《秦汉史》里,对秦国的经济的阐述细致的多。两位史家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还有作者对于经济原理运用好像有问题。在本书中看不到“理性人”公设、需求定律、边际效应递减定律、交易成本等,这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本书的运用。比如对勾践灭吴,作者的解释是句践用蚁鼻钱大量囤积粮食。这明显的是没有搞明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作者只是抓住“钱”这一经济学的概念,却没有定义出什么是钱。读者个人认为经济学最重要就是市场,也就是供需关系。而最值得注意就是交易成本。比如作者在“三千越钱可吞吴”,开篇就说:“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这是完全没有搞明白“钱”是什么东西。通过钱来买粮食绝对是饿不死吴国人的。比如通过高价收购美国的农产品,只能使美国农产品业更加发达,不可能击垮美国的农产品呢。因为依供给法则,你越高价收购粮食,粮食聚集起来就越多。即:如果商人觉得有利可赚,那么齐国的粮食就会出现在吴国的市场上。问题是你有那么多钱收购么?没有!吴国商人甚至可以当二道贩子,只要有利润,当时全天下粮食都会一夜间聚集在吴国的市场。你收吧。
钱之所以是钱,是因为有国家的信用支撑。在没有发明纸币这种实际价值远小于面值的货币之前,其实粮食就是最好的本位货币(所谓本位货币,就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粮价来估计出古今财富的价值,现代也有“巨无霸指数”,通过不同国家人的收入能买多少巨无霸来判断人均收入水平。)。只是因为粮食携带不方便而已。高价收粮等于现代人嘲笑我们拿商品换美国的绿纸,而且是最有效的刺激吴国农业发展的手段。用青铜的钱代替携带不方面的粮食,其本质是减少交易成本。政府为了厘清货币当然有其它目的,但臣民作为经济人愿意使用钱的原因还是用国家信用减少交易成本。
(三)
本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作者喜欢的人物则有“不虞之誉”,不喜欢的人物则有“求全之毁”。对于曹操,他居然说曹操放弃汉中,不统一中国,是为了天下苍生计,这是何等的荒唐。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刚才我们说过,赤壁之战后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战争泥潭,对他来说,汉中也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他反问司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吗?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陇右之地,怎么能还奢望蜀地,不能得陇望蜀(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也许,曹操不愿意在建立强盛的封建集权之前看到世家武装进一步壮大,或许这才是他一生不愿轻起边衅(边境争端)的真正原因;也许,曹操出身低贱,知道辗转呼号于生死边缘的苦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百姓再受战乱之苦;也许,曹操确实也想统一中国,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这里居然一个字没有提曹魏在文帝时期那次失败的货币改革;曹操不想统一中国是不愿意看到百姓受苦。怎么不提曹操屠城呢?作者把蜀汉刘备说的一无是处,刘备可没有屠城。最可笑是为了给诸葛亮凑黑材料,把诸葛亮北伐中原借羌兵合击曹魏比为汉奸行为;因为藤甲兵是蛮族,所以打曹魏也是汉奸。这种写史的手法是非常低劣的。
最不地道的是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不断引游牧民族入关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实用途是对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连祸患东汉的西羌,蜀汉也欢迎之至,蜀汉大将马超、姜维都是因为与西羌联系密切才得到重用。罗贯中居然能把引异族打击汉族的事迹列为诸葛亮的功绩之一,颇有以文乱义、混淆是非之嫌。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是不读书的键盘侠还可以发此怪论。把胡人入关怪到蜀汉上面,读《三国志》的都知道,如果不是根本原因。曹魏的引“羌胡”入河套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比较东汉与曹魏疆域图就知道
最后为了给刘备凑黑材料,居然把刘备吃人这事也拿出来。对于刘备的敌人刘璋,作者说他为了天下百姓,让出了成都。为什么不说刘阿斗也是这样的人?
对于隋朝,作者也是一样,引用王夫之:“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但是却不引用“粟朽于仓,人殣于道,豪民逞,贫民毙,争夺兴,盗贼起,有国破国,有家亡家,悲夫!”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七):曹操为什么会崛起?——系统的力量
听陈雨露《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至三国一章。
脑海中不免一直有一个问题在盘旋:
为什么是曹操率先统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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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董卓之后军阀混战的乱摊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起义,流民四起。董卓大乱,军阀混战。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
十年军阀相互征战中,90%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
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因为天下大乱、战争纷起,所以人民没法安心生产;
因为人民没法安心生产,所以人民离开土地;
因为人民离开土地,所以更加没有粮食;
因为更加没有粮食,所以人民纷纷饿死;
因为人民纷纷饿死,所以更多人民加入抢夺的行列;
因为更多人民加入抢夺的行列,所以更加天下大乱、战争纷起;
什么叫天下大乱?就是进入这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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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操的“隆中对”——屯田
《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刘备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和谋士毛玠会谈,深刻剖析国内形势,精确判断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
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
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甚至靠野果充饥;
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
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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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屯田的第一桶金
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作“屯田”。
如何“守位以财”?当务之急的财不是金银珠宝,是粮食,粮食,粮食!
现在一方面大量无主土地无人耕种,一方面大量流民不耕种要吃饭,那么,让这些流民在无主土地上安心耕种,不就有财(粮食)了吗?
这,就是“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
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武装起来的众多流民来对抗其他军阀。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种粮、耕具、必要生存资料等等)究竟要从哪里来?
答案是:抢劫。
定都许都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从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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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屯田的成绩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
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
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
屯民如果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
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
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要看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3%的税收)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
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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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只有曹操能屯田?
既然有这样的好方法,其他各地军阀为什么不纷纷起而效仿呢?
要想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制止各军阀的过火行为。
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小军阀(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
大军阀要靠小军阀(坞堡)支撑台面,无法禁止坞堡抢占流民和土地。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得去手。
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但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
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
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两匹绢、两斤丝绵”;
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
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下屯田或者离开。
四升谷、两匹绢、两斤丝绵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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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屯田扩大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
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举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
无论是天皇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
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骂名。
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实质是: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子封建官僚,那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画成了大白脸。
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数不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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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官渡之战
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
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
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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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屯田之后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就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
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
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这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
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
大家想象一下,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黜汉代三公,自称“丞相”。此时,距离许都屯田已经整整十二年。
《晋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社会场景:
曹操称丞相之时,各州郡府库粮食已经充盈,有的州郡粮食寄存甚至达到了数千万斛;
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务农,不用再四处流浪,运河中再次出现贩运粮食、布匹的船只,造船业再次开始兴盛。
赵翼才在《廿二史劄记校证》中这样评价:人才莫盛于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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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操为什么会崛起?——系统的力量
曹操为什么会崛起?
从上面对史实的钩沉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
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经济强盛->
要“守位以财”,首要是多生产粮食->
要多生产粮食,就要屯田->
屯田,就是无主土地+流民+启动资金,先抢劫获得启动资金->
屯民安居乐业,给曹操缴纳钱粮、提供兵源->
有了钱粮兵马人才,就可以打败更多军阀、占据更多土地、吸纳更多无主土地+流民,让他们继续屯田->
……
至此,进入了正向循环系统,扭转了董卓大乱之后的恶性循环系统。
正是建立了这样一个正向循环系统,
曹操由弱而强,打败了袁绍、刘表、吕布,统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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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题
个人如何成长?——系统的力量
团队如何成长?——系统的力量
企业如何成长?——系统的力量
如何建立你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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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八):从单一的角度来看到历史更替
书的出发点比较新颖,借由货币的发展纵观自西周至唐朝历史的朝代兴亡,但如果把此书当作一本正统的历史学术书来研读,那可就走错了道。准确的说此书应该是称作introduction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currency, 以通俗的语言简要介绍了伴随中华大地历史兴亡的货币演变及其影响。
看到很多评论批评此书学术性差,过多的夸大了金融的作用,这一点或许可以这么理解。首先此书本身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单单从仅仅300页的篇幅阐述西周至唐这千年宽度来看,此书也必定不会深入详解。既然是从货币的角度入手,那么当然整体要赋予货币在整个历史演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中国古代真正的历史潮流中,也许货币并非起到如此大得作用,准确的说此书阐述的应该是货币金融作为历史演进的众多推动因素之一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过多的较真于其学术性或准确性也就偏离了作者本身的意图
也许作者此书的目的更多地应该是借古说今,无论在哪种制度下的社会与国家,财力的再分配永远是统治阶级和庶民争夺的焦点与起因,所谓权利受制于财力,财力也反作用于权利。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九):这本书到底可信不可信
首先我自己认为历史是根本说不清的一趟浑水。就算真有人从古代穿越回来,也只能对自己的想法负责,所谓speak for myself。只要没有开启上帝视角,谁都不知道参与游戏的每个玩家到底是怎么想的,最多依照同理心、依照利弊推断。
这本书让人心生狐疑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采用的叙述逻辑是:史书说XXXXX,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哒。XXXXX
基本上历史课本认为是好人的,这本书里都是唱黑脸。历史课本里的坏人,都被洗白了。并且作者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结论,很少给出有说服力的依据,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因而这本书,如果当历史来读,基本就是在开国际玩笑。
但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做到了历史课本最欠缺的部分。
历史课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只说发生了什么,却不告诉你how,why,偶尔给一个官方说法的how/why也不告诉你他的结论是哪里得来。反正就一套标准答案,大家都心里有数成王败寇、观点完全代表当前政权的观点,点到为止,任君猜想,标准答案爱背不背,后果自负。于是历史课越上越没劲——已经记录在册的史实根本没有背诵的意义,而真正重要的因果和过程却没有人深究。
这本书则是很认真的在用经济学建模的思想,分析各方力量制衡如何导致一些结果。因而这本书的意义根本不在于真的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从经济、尤其是金融的角度,为大家熟知的事实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如果说历史的意义真的在于 以史为镜明得失,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引导未来的话。那么未知真假的假设,其意义远远大于史实。
这本书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从话本、民间故事中寻找证据,运用经济学概念来说明某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情况。鉴于作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据来源,无从考证推论的真实性,但是这种思路在历史上还是蛮有趣的。
比如作者提出被后人当做正面例子宣扬的“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听上去好像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类的良心话,但用经济概念仔细一想就变味道了——这分明是通货紧缩嘛!明明还是皇权和封建官僚在打着幌子拼命圈钱,说的好像很正义,其实还是在欺压老百姓。
这本书读下来我有种感觉,作者其实也不在意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史实,而是想借古人之口说今日不敢说却又不得不说之话。作为一个平头小老百姓,历史比想象的更加残酷,顿时觉得未来都不会好了。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十):拔高与多角度
拔高与多角度
整本书想讲的东西,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另一本金融通俗读物《货币战争》中,早已反复地引用,即梅耶 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是部金融史》这本书就是一本洗去了阴谋论色彩的《货币战争》。
平心而论,此书真的有许多不足,例如此书太过于强调金融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至于把金融断定为一个王朝存活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诚然,金融的作用的确不可忽视,也影响朝代的更替。罗马王朝因通货膨胀而亡,朱元璋毁掉的纸币信用最终导致明朝后期的社会危机。但毕竟,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古代封建社会,金融的地位确实不应太过高估。而本书最大的不足,就在于过于拔高金融的地位。
号称“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本书以金融为切入点,以货币铸造、土地买卖的角度探讨了王朝的更替,写得不可谓不精彩,但也只限于精彩而已了。囿于通俗读物的设定,不得不的夸大,真的令读者产生几分怀疑。我们讨论历史,固然有经济的角度,但研究王朝的兴衰,更多的是立足于政治,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去探讨。
但在下我仍然给出4星的分数。毕竟受教育的影响,使我们认为所谓的上下五千年,就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是“纷纷攘攘坐他人嫁裳”。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厚黑与权谋的轮番上阵,王侯将相戴着各色的面孔辗转朝堂。
我们都受制于单一的角度,而这本书却打开了一个思路。即使有时候该书的观点不大正确,但毕竟更多的是普及,也不应该以《中国大历史》的高度去要求。雅俗共赏,两相其美而已。
如果能够用多个角度去看待事物,那么我们就会得出更为深层的结论,而不是泛泛之谈。在下我最喜欢该书的恰恰是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地重新诠释。
例如诸葛亮和曹操,看到讲三国的部分时,我就不禁为二位作者连声叫好了。还有类似与李林甫,这位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也许很多人就是持这样一种简单的观点,但其实李林甫还有他的另一面,一个“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唐玄宗时期朝政最后一个有力的维护者。关于李林甫,笔者我想起了一句话——“一个人的能力不是体现在他手下有多少个君子,而是在于他能镇住多少个小人”。
在下认为吧,多看这些书,往往能让一个人有个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为多角度,才会有独立的观点,才会有独立的思想,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最后引一引该书中的几段话作为书评的结尾吧,其实也挺有现实意义的。
“当绝大部分人辗转于江湖之间,却找不到正常的上升途径,封建社会将从此堕落,而极少数聪明绝顶的人则会另谋出路。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寒门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暴戾和残忍:有人在街道上因小磕碰将陌生人投入烟火中烧死;有人在母丧中听闻起兵造反,立即脱掉孝服抄家伙就去投奔;有百工卑姓为接近士族高门尽献妻女......
寒门素族在高门士族面前丧失了良知、尊严、希望,一切的一切都在高门士族权势的压榨下荡然无存”。
201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