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经典读后感10篇

　　《人有病天知否》是一本由陈徒手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5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一)：善哉 林斤澜（序）

　　林斤澜： 善哉 《人有病，天知否》“序言：善哉”（林斤澜） 新时期到来，大家对假大空烦透了，提倡说真话。一声“真格的”，无不喝彩。向真、仿真的自然沾光，连乱真也能“炒”一阵子。 知识分子有个天职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响，是失职；若做假，是渎职，严重了还是公害。但知识分子深知说真话的难处，那不是好玩的，搭上自家性命都不稀罕，因此又有商量；真话不能说的时候，也不说假话。沉默未必真金，可有含金量。 说真话的文字与日俱增，虽不见得势不可挡，但不可逆转，已如春水东流。捎带着泥沙俱下，草叶纠缠，暗礁回旋本不可免。 好比千百人四面坐着，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人人是见证人。你喊了好球，他看见犯规动作，这嫌哨子吹跑了，那挑吹早了，吹漏了，吹腻了……都可以是座位不一，角度不同，人人亲眼所见，各各参差。 史家与作家，又有“英雄所见”“大略不同”。史家以为史无“如果”，不能“想象”。也有竟把“虚构”与“戏说”一同挨“嗤”。有不搞“主义”的，有不取值道德的，有拿人说事的…… 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电视有个栏目开头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历史，写在史书上；一种是感性的历史，在艺术作品里。这两种要是打起官司来呢？电视不管，或者没有官司好打，原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 作家这边，生活的真实以外，还有艺术的真实。这和史家的道行不一样，再要把两个真实搅和起来，谁也搞不清。艺术的真实也许是可能的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可不可能都归属审美范围。有的作家半生蹭蹬，却不愿发生半句凄苦。一厢情愿，奉献和谐，或欢乐，或精致。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倒会反问：美不美？ 史家也不会给堵回去，自有法相庄严：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 再现在生活里。 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喜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 阻挡真、美再现的人，你明白还是糊涂？至少要知道，你是站在庄严世界面前。这面如永远的明镜，也是永远的铁面。 在这面上辛苦工作的人，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为真也为美，青灯黄卷，善哉善哉！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二)：你们家，有人受益吗？

　　《人有病，天知否》这本翻了好久，前后有俩月。

　　到底把郭小川那章读了个绊绊磕磕，最后索性让过去。

　　全书五百多页，写郭的占了小一半。如果关于郭的素材特别多，又不忍删减，真该另出一本，以新书的架构重新分分章节。毕竟章节也是有节奏感的，冷不丁在一本书里又插一本，是要噎死人的。

　　这本书的初版是在2000年，我读的是2013年的修订版，三联给出的。如果时间倒退14年，我应该很佩服作者，很赞这本书。但现在是十年后了。

　　读完还挺有气。

　　这感觉就好像，某大厨掘地三尺弄到了异常珍稀的食材，费劲巴力做了一桌子，我等食客满怀期待吃完咂咂嘴，觉得怎么那么地不满足！想了半天，得出个评价：“食材不错，没做好。”

　　书的文学性不够好，读着沙嶙嶙的。

　　好文笔字里行间是油润优美的，而不是只下了一把一把的文字沙子。

　　再就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关于老作家们在文革期间的遭际，不再是什么秘密。现在读《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丁玲的北大荒日子》等等，总觉得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关于人性，都没聊透。

　　也许你要说，如此多命题，不是小小一本书能承载的，啥啥啥和啥啥啥，那正是你我要自行思考的。

　　说的对！同意！

　　但我还是有意见。像已过世的作家，可以用调资料、查档案的办法还原他们在特殊时期的遭际；有些，比如浩然、严文井，都和作者面对面聊过，还不止一次，为什么不能多些篇幅把对话直接翻成文字呢？他俩都是作家，语言和逻辑都好，讲起自己亲历的旧事，要比老陈那干巴巴的文笔强不少吧？

　　“他的记忆力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三十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叙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长叹一口气……”

　　这段是写江青比较赏识的作家浩然的。我就着急往后看，想看看当事人到底怎么说的，他和江、姚二人的对话是怎样的。然后，就，什么都没看着。

　　也许是因为作者所受限制太多了，不能放开手脚。不论是写作还是其他艺术创作，若无法自由地、放心大胆地表达，作品大半是副站不住的死样子吧。

　　也许，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能把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都聊透的时代？

　　别说聊透，就算稍微聊聊都有可能打起来。

　　前段时间，去茶城买茶，商户是老早就熟识的，但那天是头回见到老板，某早年从军工厂转业的中年前解放军。不知道怎的，就从哪儿的人、做过什么，聊到朝鲜战争了。我大概说了句，我们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还死了那么多被俘虏了那么多，这样的战争有意思么？ “前军工厂”当场就有点怒，又隐忍着对待客人：“咱们可不能没良心呐！要是没有毛主席没有朝鲜战争，我们还能坐这儿喝茶吗？！"

　　我就不说话了。当时心里想的是，得，毛粉，以后不跟这儿买茶啦！！

　　过后也鄙视自己：那样想不是狭隘了吗？你不是最讨厌眼界狭隘听什么看什么都一惊一乍概念兮兮吗？读书、旅行不都是想让自己的边界感更宽广吗？

　　反正就把那一辈人当成是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吧。信仰这事还有对错吗？

　　可见我也是个没种的，不愿意和人争个是非曲直，怕得罪人。可巧，这两天读王朔的书，老王朔在这事上是有明确态度的，大概其就是凡能出入我家的朋友，必要在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上和我一致，不一致的，也没关系，您外边去。

　　我就跟大叔讨论这事，反正也不怕得罪他。

　　我问他 ：“你说，改革开放这事，还是有人受益的，好歹多出那么多土豪。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最后有人受益吗？你们家有人受益吗？ ”

　　大叔想了想，摇头：“我爸是1934年生人，家庭成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爷爷建国前有份小买卖，好像是卖瓷器的，我估摸未必比武大郎的买卖大，才被定成个'城市小资产阶级'。我爸一辈子最好的日子是在家当少爷时，我奶说，他下了学先跑去街上玩，还和人赌骰子。二十岁出头，居然给他混进了县委，紧接着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下放到乡下去了（应该是1957年反右那次，我推算的）。三十岁、四十岁，一直到五十岁，都在底下乡镇工作。我和我哥很少见到他，都是我妈上班，带我们。直到1984年我考上高中那年，他才调回县城，回来没几年就退休了。对了，我爸第一个妻子就是嫌他成分不好才跟他离婚的。我妈是第二个。”

　　哎呦喂，大叔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见过，还是县里交通局的领导，眉目间有股子女人里难得一见的英气。

　　据说，该姐姐16岁从另外一个地方远道而来找爹。这家人，妈妈和儿子外加老爷子，才知道，居然这世界上还有个这么老大的，闺女（姐姐）。

　　那年，有个因家庭成分问题和前夫离婚的女人，去世了。

　　幸亏该姐姐继承了老爷子的眼睛，一看就是亲生的！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三)：人有病，天当然不知道

　　人有病，天知否？

　　一个天地玄黄般的大题目。作者凭借私人关系走访了很多现当代知识分子，但可惜的是，大量的采访与口述在作者的文字编排下，显得乏味与杂乱。很难有效的串联，对文字与口述内容的驾驭能力不足。

　　在阅读这些老人的口述历史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口述的历史，能够作为历史么？或者说，口述历史，能够还原真实的历史么？

　　在我看来，口述历史，最多只能作为还原历史的佐证。

　　就好像高华先生所讲，研究林彪，对林豆豆的回忆要持谨慎态度。对于家属的回忆及评价，我们不能照单全收。

　　可惜了这么多一手的采访信息，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亟待提高。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四)：狂风卷起了烈火

　　很厚的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其实是因为要写作业才看的这本书。因为专业就是历史学，所以觉得对这些残酷的历史了解的也不算少，但一用心读起这本书来，总是觉得沉重的无以复加。

　　作家，诗人的心灵世界应该是最广阔的，他们所体验到的生命应该比一般人长得多，也丰富的多。然而，狂风到来，烈火燃尽一切——矜持、高傲、信仰、理性、以及尊严，所有人类精神上美好的东西都最先被击破，剩下的只有唯唯诺诺、苟延残喘的卑微的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幸运的，在极端的年代里他还有机会扎进古典文化的海洋，呼吸到清凉的空气；老舍是令人惋惜的，他的作品必须正面地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必须用手亲自去尝试哪块碳能够拿起来不烫手，哪块绝对不能触碰，但这样的工作迟早会毁掉双手，毁掉赤诚的心；丁玲是令人怜悯的，作者在丁玲这一篇的正文之前插入了她一张苍老的照片，如果你是看完前面几章内容，紧接着就看到这张照片的话，几乎不用再看正文就能感受到她受的苦有多么沉痛。

　　书还没看完，而我始终在想另外一个人——郭沫若，不巧的是这本书里没有谈到他。许多不太了解郭沫若的人可能对他只有四个字的印象：无耻文人。的确，郭沫若的骨头确实有问题，但他的才华是无可争议的，横跨文史两界，艺术造诣不容置疑。只可惜他卷入这场闹剧太深太久了，烈火将他的骨气烧的一干二净，干净的人们似乎已经忘了他曾经确实是个合格的知识分子。

　　当知识分子自信脚下的土地仍旧坚实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去批判、去反抗丑陋，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敢于为民请命，他们的脊梁硬到足以担起一个民族。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五)：《人有病 天知否？》读后感

　　由于夹杂了很多史料，加上字体和篇幅的缘故，让这本本来就很沉重的书更难翻动。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林希翎，作者把这些故人在那段烟尘岁月里的激动、恐惧、彷徨、麻木、天真、愧疚和不堪统统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感受和评说。那是一个不让躲，不敢躲，也无处可躲的年代，既然摆明了是诛心之论，那自然无所谓什么道理可言，而黑色帘幕后的玄机又有几人参得透？噤若寒蝉都不可行，崩塌世界里没有位置的人们，除了攀附和讨好，还能做些什么呢？枯萎的心灵，即使烟尘散去，又如何通透？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六)：新年第一本书

　　我喜欢这本书的名字。我看起这本书，还是因为在杂志中看到有写沈从文的片段，那么的落寞。于是就去找了这本书。

　　此书我看了一半。因为实在没有看下去的冲动了。

　　我很敬佩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文档，所以此书很真实。

　　但是正是由于引用太多，文献堆积，形成考证的风格，有点乏味。

　　因为其中的文献大多是特殊时期的事件，文献的行文风格，语句的引用，带着那个时期的特点，让我这种对那个什么不太懂的人，比较头大。

　　总之，此书如果作为二次文献倒是不错，毕竟很多人不可能接触到原始文献，但是作为一名不想看专业书的人来说，原谅我吧~真的难以读下去。除了沈从文一段，以及老舍、丁玲等人的事情，知道了郭小川这个名字。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什么了~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七)：午门城楼上

　　我发现，只要进入体制内生活，我的关注点便不由自主的转向。一向连新闻联播都看不懂的人，在2009年间才读懂了《1984》，以及《古拉格群岛》。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体制下人的心灵扭曲和际遇离奇感到激愤，一方面又因为生存的被迫，在这夹缝中找不到该何去何从的道路。而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其生活又集中的反映了我自己当前的遭遇和心态，这虽然没有那么惨烈，也没有极端，但是其性质和内中的运作根源是一致的。我是一个不善于从周围的人身上寻找搭救，而总是悄悄默默的从书籍的记录里，寻找一个细微的方向。

　　一旦一个问题成为我思维的阻滞，我便很难迈动步子走路，这些就很快变成我头脑中的毒痈，让我日夜难安。在日常中，我时常像是一个漂泊的局外人，而在年龄愈加加深的时候，却越来越被动的开始，不得不注意和讨好集体中的个人。实际上，集体是没有个人可言的，这个误解我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而当一个人可以仰头看见集体的迫感，那么生存的状态可能已经非常卑微了。

　　一些在日常状态中看似人性中的小卑琐，在非常时期就被放大的了，他们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但是从本质上是一种东西。只是在类似文革活类似战争这样的状况下，人的求生本能将一切都逼的纤毫毕现，只有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温情脉脉才可能有生存空间。而实际上，无论是在 什么时候，丛林法则都是最终决定人类生存图景的规则所在，无论经过文明的修饰，人类给自己包裹了多少礼义廉耻的华衣。

　　通常来说，人类中的知识分子，总是会保持较多的，或者顽抗较久的，保持他们个人，他们的本性，而这些人的沦陷或者对抗方式，又是尤其耐人寻味的。

　　在文革中，冲击较少的冯友兰，除了北大哲学系斗争氛围不浓之外，他本身的那种全身避害的生存哲学保护了他。当别人要批评和打击他的时候，他总是能够顺着这些人的毛捋，然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被认真的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会针对别人的批评，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据此保住自己的地盘，双方往往就这样一来一往，打平了输赢，而达到了一团和气的目的。而私下里，他自己就利用自己学术地位所获得的特殊待遇，每周去高级饭馆吃两餐有肉的饭，保持住了体力。所以，当年很多北大教授因为激愤而死，有些饿到快死，只有他从文革中活出，长寿到了85岁。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完整敦厚，保全根基，长久光大。

　　而丁玲作为解放后风头无两的文联最高官员，却在无数次的向党表忠心而不得的情况下，在北大荒生活八年，但是总算避免了再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的可能。解放后凭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后任中国文联主席的丁玲，可能正因为位置重要，成为了周扬等人认为务必拔去的钉子。当丁玲被周扬辱骂后，坐三轮车哭回自己家，从此去了北大荒之后，这个空缺的位子，就为周扬等人所占有。所以丁玲的惨剧，在于她所占据的位子。可将在人类资源的抢夺中，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越多，其所可能受到的攻击和迫害就越大。丁玲无疑是一心向党的，在北大荒时丁玲每月向组织汇报思想，据作者陈徒手所说，丁玲8年北大荒生活，文字能力不断退化，不在有趣，不在雷厉风行，改造的结果如此明显，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丁玲从北大荒会京参加会议，时人个个自危，无人敢搭理她，只有老舍问她身体可好，老舍作为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初期还一直是比较受欢迎的，直到最后突然连老舍这样的人也被拉出去批斗，所以老舍之死，跟他内心所感受到的委屈很大，也是有直接关联的。此时丁玲立刻卑微地从位子上站起来，回应老舍的问候。而49以后一直不太得志的沈从文在拍照结束后，跟丁玲说话，丁玲也不敢搭理，立刻走掉了。我在想，假如这个时候，老舍也是混的很不得志，那么丁玲也是不会搭理他了。一方面特殊年代折射出人人自危的境况，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丁玲的意志所向，是真诚的向着党，而认为沈从文他们是不入流，不值得交往的吧。人性本是如此，叫人感觉无奈，唏嘘。此时是感觉尘归尘，土归土，气上水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它的规律可循。很多表面看似让人无法理解的悖理之事，多数时候只是折射了人在艰难环境中，依从丛林法则生存，而出现的必然状况。

　　49以后，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甘寂寞在博物馆里，沉寂20年的不求进步的作家，在以往是觉得，他可能是被迫的如此郁郁，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他遵从自己内心选择的做法。“作家写他所能写，无所谓应当”，因此，写作是人内心最为自由的表达，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作品不能够纯粹，他便难以真正具有真正的价值。一个好的作家，必然不能够图解符号，必然不能遵命服务，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是自己的帝王。这是一个好作家内心的自觉，也是一种本能，写作必须达到精神的赤裸，作家最好不要受到某种生硬指使。不然，他的写作生命就算是了断。沈从文49后 曾经尝试写作但终究不成功，无论从题材还是写法上，都是不对路了。虽然当时高层对他也颇为重视，创造了条件让他写作，但是始终都未能真正写成一篇完整的东西。“我是乡下人”，这是沈从文的名言，此时他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他的语言方式，跟这个时代都是不搭的，他继续写自己，怕招致祸患，他图解符号，跟文学本质冲突，于是或许不写是最好的方法。一个陈词滥调的看法，紧随潮流，可以临时变化的写作者，写出的是用品，写作有它自身的规律，破坏这个规律的作家是不诚实的，可鄙的，这样的东西或许能够换得某种短期的现实好处，但是作品本身就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沈从文受到了家里人的集体误解，所有人都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去，只有他仍然有些问题思索不清楚，成了拖大家后腿的人。他自甘躲进博物馆，做一个淹没在群众中微不足道的分子，这个或许也是对他来说最合适最简便的生存之道。他延续自己另一个爱好，中国服装史、陶瓷史、山水画史等等，他可以日复一日的在没有办公室的午门城楼上做枯燥工作，过手几十万件文物，搜集大量专题资料，始终以寂寞保持了自己的纯粹。回看沈从文的家书，他在时代中过着最简朴生活，身处边缘地带，对当时热闹的同行，当时惨烈的斗争，有种看透一切的狡黠，也有隔岸观火的庆幸，有着内心绝大的狂妄和自尊，也有着对自我世界完整的绝大的坚守。这个人，可以说是内心如狮如虎的，但从外表来看，他怯懦，内向，整个人摇摇晃晃，不起眼。当然，他在49以后，是孤绝的，无人搭救的，只有他自己，用难以想象的力量，坚持了一个完整的自己。沈从文《中国服装史》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获得出版，而其他的专题作品，如今也不见问世。所以，这本身就是功利的世界，也无可厚非，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也都有踪迹可循，每个人的性格早就了每个人的际遇。

　　在一个如狼似虎的世界里，你自己是谁，你是否知道，在一个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化的原始丛林中，每个人坚持这饮啜同类的血，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做一个冯友兰式的藏拙的人，有进有退，守住自己。还是选择做一个丁玲式的， 向当权者奉献自己的热情，成为一个图解符号的功利主义者。又或者向沈从文，甘愿做一个底层的不足道的人，以对世界的放弃来获得自我的最大成全。我可能还是会偏向沈从文所选择的道路。

　　在沈从文的一封家书里，这样写道，那时我的作家朋友们正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参加会议接见外宾。而我清早即起床，吃一个馒头，步行至天安门，开始一天登记文物的工作，到了6点钟，从午门城楼上看黄昏日落，即步行回家。有时天雨，即披一个麻袋。

　　从字里行间，这种生活却是富有诗意，最是一个作家本分的。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八)：人心似水

　　初遇“人有病 天知否”这个题目，内心便生疑惑，纵天知、又奈何？天地浩大，无非坐看百态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题目简短六个字，读来心中竟五味杂陈。此书作者为陈徒手，副标题为“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徒手二字深感文人气息，好似作家仅这双手，便聊以概括一生。种种兴趣使然，我开始阅读这本书。(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文坛纪实/陈徒手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2013.7重印)

　　中国自古尊崇“文以载道”，作者有言在先，本书所记是“文坛纪事”，是“记录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 。那么中国的这些老前辈在寻找人生、抑或生命之道的时候，为什么会叹息呢。在我脑海中，传道授业者，无不是怀着一颗不可方物之心，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然而旁观者的眼睛往往只能看到表面，世事如鱼饮水。在1949年之后，中国文坛的道路一直在曲折中前进，也许只是它波澜，却是由数个文人壮阔的一生来参与。这些人经历了文坛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风大浪，这些风风雨雨也雕琢了他们的风骨。林斤澜为此书作序的题目用得甚好，“善哉”二字当头，总结了文字的真实之可贵，感叹了作者纪实的艰辛，最终还原了一个历史片段之善举。是啊，历史是不可更改，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的。站在庄严的时间面前 ，这面如永远的明镜，也是永远的铁面面前，考究了历史的真实与否之后，林斤澜老先生有句话说得极好，“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倒会反问：美不美？”。

　　《人有病 天知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文章，用纪实的笔触书写文坛名人的故事。书中收集了有关于这些作家的大量历史资料，大多数都是由作者亲力亲为访谈整理得来的，但是作者却并没有用花哨的语言去运用它们，相反，只是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用旁观者的态度陈述着文人旧事。同时偶尔着笔写下自己的观点，字数不多，但是字字干练中肯。给读者留有较大的思考空间。同时令人忍不住琢磨的，是作者给每一个故事起的题目，例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淡淡几笔勾画出来的简单的风景，背后却都隐藏着他们终其一生书写的文人气节。

　　在我读来，动荡年代的文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返璞归真，怀着偏执的情怀，在风雨雕琢之下凸显风骨。恰如俞平伯，作者书，他（俞平伯）写于30年代的散文真是语词叠加，使用到极致，现实他对语言自如的操控能力，遇到合适的人与事，他的表述欲望都能超强发挥，一点儿没有浪费才情。再读他50年代写的思想检讨文章，似乎一下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语词发闷，喻意飘零，靠拢主流而迟迟不得法。在字字珠玑的时代，最终还是天下之道来左右着文人们的路子，他却依旧活在旧时月光之下。他执着于《红楼梦》的研究，其实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他大可不必如此执着于此，谈及此事，俞先生在九三学社的会上念自己的检查，他自己说了“敝帚自珍”，于是释然。远离政治之后他的日常生活以唱昆曲为主。我想这段时光必定是寂寞怅然的，累积了思想的厚度之后反而轻松自在了。好似尝尽了人生百味甘醇涩苦之后，淡淡然拍去肩上尘土，安享于静好岁月了。书中在他人口述之下的俞老先生总是认真的投入戏曲之中，我总在脑海中勾画他的样子，他在旧时的月色之下，轻快的敲着鼓点，仿佛竟是敲了一辈子的鼓点。不曾有过起起落落的种种。这个独特的老头带给大家的总是超脱、快乐和真挚，正如他暮年寥寥几笔所记，人心似水。他在文坛匆匆数年，直至最后被抄家，我想抄去的更多的是他的执着之心和为止倾心的光阴。岁月催人老，他这一生正如他自撰的一幅对联“欣处即欣留客住，晚来非晚借灯明。”。岁月忽已晚，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人心似水。

　　同时与他相似，留给世人铮铮铁骨的还有沈从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篇给我印象最为深刻。提及此，眼前似乎就能看到他在清晨出发，怀着对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深情，让自己的时间尽书于此。书中提及周有光对他的描述，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我想，他只是执着于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之中，在这份对于历史研究的工作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那是另一种境界了。以我浅薄的人生经历看来，我似乎明白了，生命是需要有所坚持的。有一份坚持便让自己能够不同于芸芸众生。世事始终在变幻，有沉有浮，有坦途也不乏沽名钓誉之辈，然而走在人生之路上，且不说他人如何追名逐利或者安贫乐道，自己还是要有一份坚持，恰如一颗透明的心灵。

　　也许在旁观者的眼中沈从文是一个不求进步的作者，在文学动荡的时间段里开始研究服装文化。殊不知，这却是一个作家最为聪明的举动。时局在不断变化，或跟进潮流，追寻新的方向，或固步自封。然而这只是识时务的有才气和才情的文人们所能达到的，沈从文找不到自己的道路，所以他停滞在这里，去坚持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不失为最纯粹的作家。作家要写书说话，以文会天下，首当其冲便是诚信二字，若是一个作家没有面对自己的赤诚之心，怕是不能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沉淀为经典。沈从文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朴实无华，返璞归真的文风似乎很难跟当时的时代精神合拍，当时国家给他机会和时间去写东西，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他转而沉寂在中国服装史、陶瓷史、山水画史中，这样的转变也许更加契合他自己的内心。沈从文的文字的的确确活在过去，若是加之于当下社会，再添置几分政治意味，那必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

　　沈从文似乎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丝毫不引人注目。就这么在午门城下来来去去填满光阴。正是这样安静淡然的日复一日，一遍遍的证明了他的深情。在当时的文坛起起落落之时，思想言论激烈碰撞之时，变化发展日新月异之时，同时也是人人自危之时。沈从文只是用自己虔诚的姿态站在工作岗位上，不求名噪一时，也不求一分一毫。就以宁静而致远的姿态投身研究工作之中。然而文革的硝烟还是蔓延到了他的身上，期间部分“服饰研究”大样、画稿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说是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后来去寻找时，发现清样制版凌乱，与废纸扔在一起。沈从文处世一向自谦，不喜展露锋芒，但是在对于研究问题写的书信中，却大肆文笔，用极其罕见的自夸语气进行介绍。可见他迫切之心，只是希望自己的心血不至于被不明就里的人轻易毁了。结尾处写到，沈从文暮年时无所思无所欲，只是木然的看着电视。读至此不禁为之动容，回想起来他一封家书中所写的一段话：

　　“那时我的作家朋友们正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参加会议接见外宾。而我清早即起床，吃一个馒头，步行至天安门，开始一天登记文物的工作，到了6点钟，从午门城楼上看黄昏日落，即步行回家。有时天雨，即披一个麻袋。”

　　每个故事之间的交叉并不多，在书写丁玲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细节，丁玲从北大荒会京参加会议，当时人心惶惶，没有人跟她主动说话，唯有老舍问她身体可好。此时丁玲立刻从位子上站起来，回应老舍的问候。而沈从文主动跟丁玲说话，丁玲不搭理，起身便走了。至此观之，丁玲也是纯粹之人。她的人生经历十之七八都是灰暗的，也许正是经历了人生百态，她才会固执地给自己的思想打上死结，是她自己选在了沉重的生活，正如作者所书，她做了这样的选择，注定粘附着迷离而不能解脱的悲剧宿命。

　　对比与之前的几位作者，丁玲则是另一类作家。在文革那几年里，顺应了时代的改造，洗涤自己的观念。当下社会的他们也许是豪气干云的，是激情昂扬的，同时也是虚无缥缈的。时代在摸索中前进，他们作为时代的附带品在并未成熟的环境下找寻自己的“道”。难免会渐渐失了方向，或者亦步亦趋，患得患失。文革那几年，丁玲被改造的太过了。在我的观点上看她，她丢失了的是自己率性而为的行文风格，取而代之的是谨小慎微的态度。也许在她个人的立场之上，这不过是饱经社会考验和改造的稳重。丁玲这个作家，需要站在多个不同的维度去评说。只是读到她的生活实景时，难免为之心酸。作者在书写此章节的时候，没有过多赘述，更多的是留给读者们自我评判的空间。只是惋惜，当初雷利风行的丁玲不复存在了。

　　读来这些风骨决然的文人墨客，都是没有“病”的。反而这个“天下”总是咄咄逼人。老舍的《茶馆》正好演绎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然而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关于此他本人最终以沉湖作为无声的解释。这一举动到底承担了多少的人世冷暖。他本站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用自己的双手书写歌颂着政治，但是他的一腔热血还是被政治的手无情的毁掉。他最终还是把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疙瘩留给了后世。书中写到“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如此观之，有病的不是文坛中的少数人。却说鲁迅弃医从文，原本只是想救助有病之人，奈何发现生理的病痛易治，属于这个时代的弊病难以根治。若是单单治好了那些行尸走肉的躯体，令他们浑浑噩噩存在于天地之间三五十年，意义聊胜于无。书中提及的几人，无非是我们耳熟能详且有故事流传的时代故事的组成部分，此书题为，1949年后文坛纪实，实则冰山一角。

　　作者用自己简练的语言串起了大量的资料，行文流畅，浑然一体。字里行间仿佛看得到作者为此奔波的痕迹。殊不知要走多远的路，翻阅多少书籍材料，才能拼凑成那个时代的剪影。然而作者又仿佛不忍整理，只是让它们用最天然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给每一个读者留足了空间，去拼凑一个属于自己意识领域的动荡年代。我想这是作者同时作为一个文人，对读者最大程度上的尊重。我认为最好的语言定然是干练有劲的，无需太多的感情去做修饰，读来就有真实之感在里面。这本书做到了这一点，让人不忍细度，反复去琢磨作者所持的态度，最终才明白，作者没有掺杂个人情感，而是尊重每一个读者的主观意识。

　　每一个文人浓墨重彩的一生，无不是对着当下的社会振臂高呼，泱泱大国，谁听了进去？他们穷其一生，或完善自我的人格，或忍受了坎坷波折，或固步自封怡然自得。让我们忍不住去问，人有病天知否？不是他们的病，而是举世皆浊，众人皆醉。对于我而言，如此的当头棒喝无非时时刻刻督促着我，勿忘初心。

　　何谓“初心”，便是每个人心中不然尘杂的一部分。或许会有人反问我，今夕何夕？当然迥异于1949年后的政治纷乱和文坛浮沉，但是文人们留给我们的风骨却是永恒受用的。更何况当今社会不免纷繁复杂，也许也只是冰山一角。作家们的振臂高呼没能改变社会的发展潮流，我有过疑问，这莫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读完整本书之后却是豁然开朗。若问我，我必定这样回答：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九)：修罗养鸡场！

　　“新中国”的文坛就是一座集约化养鸡场，外观较之传统鸡窝，鲜亮豪华庞大得不吝殿堂。入内满布鸡粪，遍地鸡毛，鸡们身处其间，如同炼狱。

　　在这座修罗场，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被绞成模糊的血肉。

　　俞平伯：家风荡失的破落子弟；

　　沈从文：明珠落水，美人蒙尘；

　　老舍：天真爱上了嫖客，为此不惜百般迎合，最后落得个杜十娘的下场；

　　丁玲：有野心而乏手腕，只能打掉牙和血吞；

　　赵树理：晴雯式的嗔怒，换来主子窝心的一脚；

　　郭小川：上窜下跳，咎由自取；

　　汪曾祺与浩然：御用文人的幸与不幸。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十)：当时代让我们无所适从……

　　我第二次逛北大的时候，路过中国书店，就进去，这是北京唯一的好处，都是几十年的好书店。

　　在书架上看上这本书《人有病，天知否》，最近不知道是看了哪个报纸，北青？还是新京的书评周刊，专门采访了陈徒手，名字很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到档案处大段大段抄资料。不像我们写东西，都是东看看西瞧瞧，很少有机会获得第一手资料。陈徒手没徒手，做到了。

　　我看了许多书，没有习惯写东西，这不好。我觉得豆瓣应该是我的一块阵地，以后多写吧，别辜负了自己，辜负了这些认真负责的作者。

　　说说书吧，近年来陆续看了些反应建国后到文革期间的书，很多东西是触目惊心的，历史只有你细读了，才能明白它的价值，这也是我们时代越来越肤浅所在。这期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从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现在陈徒手的我也挺喜欢，因为给人震撼，震撼后有一种在那个人不人鬼不鬼时代的诸多无语，像极了我们滑稽的人生。

　　我一一为大家说来。

　　俞平伯被斗，周汝昌老先生的批判文章也骂过他，本来门庭若市的俞平伯家，现在也变得门口罗雀，他不得不感慨“交友寥落似晨星”，这点我也深有感触，淡如水的交往继续不适合这个诸事功利的时代。俞平伯去世前都在翻阅红楼梦，直到最后梦中大喊“我快要死了”。

　　沈从文自己说，郭沫若对他不好，博物馆的很多领导对他也不好，让他一直很郁闷。有一次有领导来视察，馆长让沈从文做好接待，可是看到领导来，沈从文却赶紧溜了，原来来的是副市长吴晗，是他的学生，怕对他太客气，而且当年吴晗也曾经写过多封情书给张兆和，和老师算是“情敌”——可惜吴晗后来也被斗死了。

　　沈从文震惊于曾经给予各项帮助的范曾翻脸不认人，说他已经过时了。种种滑稽，让这位老人无法忍受，所以他临死前会说，对这世界，我无话可说。

　　老舍新中国从美国回来，投入了很大热情为社会主义创作剧本，可是后来味道变了，每个领导都在修改，最后改的四不像了，改的完全社会主义了。这样一个热情的人，躲不过风暴，受了一顿打，文人的自尊心一下子受不了，自杀了。这样的风气，我初在北京，也能感觉到它的传统依然在，人斗人的时代，似乎从来没有远离过，北京尤甚，每个人都能把简单的事搞复杂，每个人都有一套说辞，我们几十年在进步，但思想意识类的固有癖好，似乎变得不多。

　　丁玲就更苦逼了，最后她不说话了，即使文革结束后，她去学校演讲，也是讲得很乏味，讲祖国好，还在台上高唱红歌，她的阴影太深了，每次给自己的仇人领导写信都在貌似真心交流的检讨。丁玲的老公陈明说，丁玲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道歉的一句话。周扬也不过是一个棋子，做了不少坏事，后来也被整的很惨。

　　郭小川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但文革做什么都被搞什么，都被影射什么，结果他搞怕了，写信都是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语气已经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保证书，他在艰难岁月挺过来了，党准备提拔他做文化部宣传部部长，结果他晚上抽烟不小心把枕头点着，他自己窒息而死，命运就是喜欢这样玩人。

　　里面还提到扬州人庄则栋、汪曾祺，他们多少被江青喜欢，但那个时代又能怎样，他们良知，做坏事也有底线，文革后照样被清算。至于浩然，很多人不喜欢，但陈徒手里面讲的很多细节，让我们觉得原来浩然并不坏，他只是被这个时代给玩弄了。

　　我看这本书，因为里面大量引用摘抄的材料，有时候觉得累，看到这些专家交代的诸多非人话，让人觉得很悲凉，但瑕不掩瑜，也许这就是作者要的效果。

　　希望这个时代让知识分子说说话，其实他们很单纯，政治不要再玩弄他们了，知识分子一被玩，就玩得很分裂。你说这是谁的错呢？

　　写于北京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