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态读后感10篇
《富态》是一本由[英]保罗•弗伦奇 / 马修•格莱博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富态》读后感(一)：从身材看中国
印象深刻的一点是通过此书不但可以了解为何国人近年来腰围变粗的原因，而且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
从饥荒到饕餮只隔了短短一代时间，但是这期间变化的绝不仅仅是人的腰围，根本上来说，是观念的改变。
在物质空前丰富的年代，中国人该如何更快的调整自己以适应如此快速变化的环境，这期间包括，老一代人的思维定势如何更新，新生代新人的激荡想法如何稳固，大家都在迷茫，不过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加迷茫，面对急速离他们而去的世界，无力可为。
两代人的冲突，饮食文化是非常直观的一个缩影，但本书的内容却不仅仅在此。
飞速发展的国度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紧紧握牢？
《富态》读后感(二)：昔日美国大胖子，今日中国大胖子
要谈及“腰围”、“肥胖”等字眼，国人的印象大概都是在大洋彼岸吃着炸鸡薯条长大的外国大胖子。如今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这本描写“中国大胖子”的书，竟是出老外之手。作者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与马修•格莱博（Matthew Crabbe）二人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信息，常年跟踪过调查中国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写成了此书。 过去，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上，国内外各界评论者大致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最终将会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麻烦；而比较悲观的另一派就认为中国的好日子已经快到头了，因为实际上，中国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尚未达到富裕阶段就因人口问题而步入老龄化同时又深受环境退化所毒害的国家。但是，在今日，弗伦奇和格莱博这两位西方作者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杀手”才刚刚到来。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中高企且还在增加的肥胖发生率已悄然来到了我们的现代中国。我们国家尚处于工业化过程，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大饥荒更是记忆犹新，要讨论国人的肥胖率确实有点奇怪，但这本书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与数据，再详细分析各现象背后的原因，已足以让我们警觉到——是时候采取措施了。 然而我在此不会做任何正能量的倡议，或是进行教条式的说教，我更倾向于的是与各位分享书中的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随着中国人的腰包逐渐鼓胀，他们的腰围也涨了不少。”——然而，这条准则并不是全球通用的。在发达国家，腰围越粗的，才是腰包越瘪的人。因为腰围粗代表上班久坐不动，到家“沙发土豆”，有着这样全程“葛优躺”式生活的群体，其职业多半是门卫和收银员。敏锐的人可能会想到：在我们中国，有不少皮带长长的却是高收入群体，莫非事他们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也干着门卫与收银的活？ 说完腰围，说说食品。看咖啡杯、咖啡碟、茶匙与牛奶，这四个并列的词组让您感受到了什么？不错，是一种文化。但奇怪，我们家里的“茶壶”何时悄悄地变成了“咖啡壶”？究竟是谁说服了我们，应当去喝味道苦涩的咖啡呢？——是狡猾的咖啡厂商。我们都知道星巴克，但星巴克却不是中国咖啡的先行者，在它之前早有麦斯威尔和雀巢。但星巴克，却很可能是第一个想到把“咖啡壶、奶粉罐、两个咖啡杯与茶匙”装进礼品盒的商家。雀巢如梦初醒，原来中国普通家庭里根本就不具备这些冲泡咖啡所需的器皿、工具甚至技巧，于是赶忙推出了预先调配好糖和奶粉的速溶咖啡粉，最终也大获成功。 其实在这三十多年间，真正赚到偷笑的——是广告商。他们永远不用为生意发愁。十年前，他们先从快餐巨头那里接单推销美食，让我们胖起来；十年后，他们又从健身俱乐部那里接单，让我们瘦下去。察觉到广告商原来捧着这样一个金饭碗，我不得不反思他们所推销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会奏效。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缺点很多也很明显，如数据陈旧、章节间联系过弱甚至翻译得比较机械。但这两名英国作者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他们从生活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中国的这几十年，让每位读者在阅读时都具有了足够的判断力，是真是假，有无道理，我们最有话语权的。因此，假如你厌倦了用政治与制度来评判中国的发展，我相信这本书将会给你带来全新的体验。
《富态》读后感(三)：腰围上的中国
旧社会,北方民俗，新婚夫妇过春节时，女方家长要送给男方家长一张大胖小子的年画，胖娃娃类年画种类非常多，有五子登科、观音送子、吉庆有余、连生贵子等，寓意家庭美好，人丁兴旺。如今中国的独生子女长得堪比这些年画，正在飞速成为肥胖的一代。
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长期考察中国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变动，在掌握有大量的官方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富态》一书。他们说，数据显示，20%的中国儿童超重或肥胖，而男孩的超重或肥胖率更是超过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父母们的体重也在快速增长，中国2005年的肥胖症人数是1800万，去年则达到了1亿，几乎占了人口总数的8%。与此同时，有5亿中国人体重超标，为人口总数的39%。如今，中国的肥胖症人数增加速度仅次于墨西哥，已经排名全球第二位。
当然，中国人的肥胖率目前还远远落在美国之后。美国有74%的成年人体重超标，而英国在2009年的比例是61%。澳大利亚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61.4%的成年人体重超标或患有肥胖症。不过，欧美是过了几十年才变得这么胖，而中国人几乎没花什么时间。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从一出生，婴儿就喜欢甜食，乳汁中的糖分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开始增加对油脂和食盐的偏爱，在整个进化历程中，生存需要促使人类的身体不断吸收这些养分。如今经济发展的中国人被这些渴望得到的东西包围着。小孩子的生日盛宴最能体现今日中国的味觉饕餮，总是有充足的食物，各种山珍海味，而美味的馅饼和点心不过是席间点缀而已。最后出场的奶油蛋糕给这场暴饮暴食的嘉年华锦上添花。
就像生日盛宴上的孩子，抵挡不住诱惑的人们嘴里，胃里塞满了食物，身体也跟着膨胀。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大饥荒时代和文革时期，对于饥饿的恐惧一直萦绕着中国，因此社会安定和繁荣一旦到来，人们总是要尽量多吃点，一位经历过饥荒时代的人说，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饱了，所以经常吃多了。早餐午餐晚餐再加上夜宵，白天拿各种小吃零食吃。每样儿再多一点，更大的份额，更多的盐，更多的糖，更多的油，更多的脂肪。食物越来越不健康。
造成肥胖的罪魁祸首还有中国人盲目接受西方文化、多如牛毛的快餐店以及父母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用食物来表达对独生子女的宠爱之情。快餐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饮食习惯。肯德基在北京开设第一家门店是1987年的事，现在她在中国有超过3000家连锁店在运营。麦当劳的门店则大约有肯德基的一半。
此外，中国古代审美以富态为美，古代美人被描写为面如满月，像满月一样，相貌白皙、丰满。而且除了缠足之外，传统中国人对于自己身材和外表的关注和改造要少于欧洲人。相对于欧洲那些紧托胸部并塑造乳沟的花边紧身胸衣，膨胀的长裙支架和束腰钢骨登，中国缺乏可以与之媲美的精致设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服装的设计仍然主要是为了掩盖体型。
如今城市里的中国人越来越胖，而关于什么是好身材的标准却越来越瘦，尽管中国大量的杂志和时尚书籍都在鼓吹S型身材，然而从超级女星到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众多女星所青睐的首先是I型身材。这让中国成了吞下减肥药最多的国家。37%的中国人承认吃过减肥药。服用减肥药被视为实现理想最快、也最时髦的方式。不过，服用这些药物可能很危险，甚至会致命，因为它们的生产不规范。
肥胖已不再是富态的象征，更不是健康的表现。肥胖者与一系列疾病紧密相连，如癌症、心脏病以及糖尿病。 中国目前有超过9千万的糖尿病患者，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 许多疾病需要长期昂贵的治疗，所以这将是医疗保健体系的一个巨大负担。像西方一样，肥胖在中国迅速地成为一大困扰问题，最终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处理。
正如本书所言，中国下一场革命应该是减肥！
《富态》读后感(四)：时尚病·社会病
时尚病·社会病
我曾经在20世纪的尾巴上狠狠追了一把潮流，当然绝非主动，是禁受不住周围的姐妹们天天撺掇，只好配合她们认认真真地减了一回肥。这次行动不单从饮食、运动、保健等诸多方面下了真功夫，更是连精神性的行动也参与进来，很是一本正经地写了一篇小文发在当年晚报的“青潮”版上。可是，我这人一贯没长性，时间久了，那根本来煞有介事绷着的筋不知怎地就松了，接下来，这通行动只能不了了之。后来偶尔想起，遂自嘲得了一回时尚病。
可是，当我捧读《富态》，看着封面上那个经常出现在年画里的大胖小子抱着一个比他小不了多点儿的汉堡包，身后还竖着一个5升的瓶装饮料时，我发现曾经给自己减肥下的定义——时尚病是在有些小儿科，这其实是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病。而我作为大众中的普通一员，染上它实属自然。问题是大家似乎都和我差不多只看到问题的浅表，稍为深刻的实质性的问题都被我们忽略了。
《富态》是一本全面解构肥胖的源起、产生、发展到各种危害的系统书籍。作者从社会阶层还是论述,即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的迅速扩大，他们的生活方式导致肥胖，另一方面，他的矛盾体健身业飞速崛起。肥胖与城市化，也许你会认为这根本是两个不搭界的语汇，作者告诉我们，它们其实是一对名副其实的拍档，城市里的人们因为工作和其他自身原因形成了糟糕的饮食习惯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让它们极为契合地成了彼此的拥趸。中国的各种饮食构成，这个问题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当时我国的各种食品供应极大丰富起来，各种媒体也不断指点人们将自己的餐桌尽可能丰富起来，口腹之欲成了人们堂而皇之追求的重点。人们在各色引导下，乐此不疲地追求事物的色香味美，很多时候大家迷恋的是肥甘厚味。现阶段食品零售情况，这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各种小包装的高糖、高添加剂的小食品或者大型超市出手的半成品取代了曾经为大众喜爱的廉价的新鲜蔬果，物质享受丰富多样，但并不代表人们比以前吃的好了。快餐带来的警示，肯德基、麦当劳以特有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引领着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它们不断通过广告和促销手段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本土快餐也纷纷效仿跟风，其中带来的负面效应基本被消费者忽略为零。销售肥胖十个隐性问题，泊来的消费理念与广告宣传引导着消费者前行，它们只为巨大的利润服务，不会考虑任何社会效应。中国儿童的肥胖情况，基本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身为家长的一部分人。“六兜现象”导致孩子们比他们的家长等具有消费意识，而他们的消费往往只具有一个特性——盲目性，他们除了自身的生理需求就是跟风，没有丝毫的理性可言。中国的体型，人们似乎还没看到肥胖已经发展成一个宏观问题，肥与瘦引发的审美观凸显，求职出现的尴尬以及新一轮的抑制肥胖的消费热潮,这其中滥用药物造成的对人体的危害，暴食症与厌食症的隐性祸患并未被大众关注甚至注意。因为肥胖问题导致对医疗保健体系的影响，由肥胖引发的各种病症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了最有力的杀手，谁身边的亲朋好友没有数例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而其他看似病症频发，头晕、哮喘、罗圈腿、烦躁不安，以及被嘲弄、被孤立引起的一系列心理疾病都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富态》是一本让人看过之后笑不出来的书。它谈到的其实都是我们每天从容面对的生活。可是，这日常的每一天都要接触或按部就班进行着的诸多问题有多少是我们真正注意并认真思考过的呢？确实有，转基因食品近阶段成了人们网上热议的话题，可是看看书中列举的数据，“中国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总量在1996年是8万吨，1999年增加到了280万吨，2000年进一步扩大为750万吨，2001年突破了1000万吨”，以后数年的数据在未曝光，即便如此，看着这些疯狂增长的数字在眼前跳跃，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分辨出自己正在喝的豆奶粉，正在炒菜用的豆油，正在煮着的粘糯的玉米是不是转基因农产品呢？
作者写道，“中国的消费者并不是天真无知，只是不像西方消费者那么熟知大企业隐藏在身后的各种策略动机而已。”可是腰围已经改变了中国，肥胖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你还能高高挂起吗？
已发《悦读吧》
《富态》读后感(五)：危险！中国在变胖
近日偶然间重温了布莱德•彼特的那部著名影片《七宗罪》，当年首次观看时的那种深思和震撼似乎遭到重新温习。尽管，影片是借喻西方天主教义里归纳出的人类七件罪宗来批判人性的种种恶行，带有浓厚的宗教宣化用意，并且，大卫林奇那个人风格浓厚的处理手法也增添了这部影片的妖异之感，然而，全片仍然通过勾勒一个罪犯借助圣经的道德审判来杀死那些犯有七种罪行的人，极具社会警醒和反思意义。整部影片略显沉重，正如同影片结束时借用海明威说的那句话所表述的那样：“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它奋斗。我只同意后半句。”整部影片却由此获得了积极的正面意义。
非常凑巧，在暴吃、贪婪、懒惰、嫉妒、傲慢、愤怒、淫欲七个罪行的排列里，贪食竟然被放在了首位：一个蟑螂滋生的肮脏公寓里，一名极度肥胖的男子僵死在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脸深埋在他面前装满意大利面的碗中。警察通过线索在案发现场冰箱后的墙壁上发现了用油脂写下的“贪食”(Glutton)，罪犯最终不仅在用这两字来告知杀人的目的，似乎也在警戒那些同样可以被划入“胖子”的一群人。
看着自己刚过而立之年便已大腹便便走形的身材，我也不由得有些懊恼和担忧起来，觉得自己平日不加节制的海吃海喝似乎就是一种犯罪，当然，尚未严重到“原罪”的程度，可这仍然给我带来了莫名的精神困扰和内心负罪。我相信范晓萱那首《失控的胖子》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和无奈：“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藉口，一有空就疯狂地大吃。”
因吃而变胖，这首先是个人的“甜蜜的烦恼”，可是，通过《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逐渐变胖的国家——人们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涨，腰围也随之圈圈扩大——却不得不开始面临着因为国民肥胖而带来的种种难题。这些个难题超出了个体生命质量比如是否健康、长寿的范围，正在蔓延开去，因为涉及人群越来越庞大，逐渐成为一个影响深远、辐射范围极广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与中国当今社会其他的种种变迁和隐忧交织在一起，竟然成了会危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前途的政治问题——肥胖不仅消耗掉经济发展迅速积累的国民财富，也在变相地吞噬改革开放带来的文明成果。
除了“光喝水都会长肉”的基因问题，不得不承认，《富态：腰围改变中国》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饱受饥馑之苦的噩梦记忆依然清晰，刚刚过去两代人的时间，我们个个就变成了贪食的饕餮，不得不面对因为渐粗的腰围带来的种种困忧。因此，肥胖已不能纯粹的定义为某种身体病症，它也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衍生而出的现代“文明病”，它关乎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追求和安顿方式，这种病不仅挑战着普通人的健康储备和免疫系统，也同时考验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医疗保健系统、应对措施是否健全而完备。
因为富裕而变得肥胖，中国正沿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的路迹逐渐迷失和沉沦。当然，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寻求发展的国家无法绕开的困境，比如日渐喧嚣的城市化运动，颠覆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方式，甚至从精神层面影响着他们的家居观念。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却居住在远离办公地区的郊区，路途的奔波、惨烈的竞争加剧了人们的精神和身体负累，居室的开放式厨房设计也极端不适应中国煎炒烹饪传统的国情，人们只好选择含有大量激素和脂肪的速食快餐；大量超市的无孔不入，提供了超出以往的选择可能，人们的饮食结构变得杂乱和多元，失去更具科学性的控制；城市的公共空间一再地被蚕食和压缩另作商用，人们失去了体育锻炼、休闲放松的场所，只好窝在家里的沙发上啃噬着膨化食品看电视或者网上冲浪。可以这样说，相对于人们越来越强大的购买力和越来越虚弱的自控力，城市化虽不是中国肥胖症的最根本因素，但无疑更加剧了这一病症的恶化和蔓延。
除了具备相当购买力的城市中产阶级，更为吊诡的是，在六个长辈的过分呵护下成长的独生子女们正在成为肥胖人群中另一支不可忽视的群体，大概是饿肚子的印象过分深刻，中国父母不愿意类似的人生体验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复制，于是，便填鸭式，不知节制地给孩子提供更多高热量、高营养的食物。
各个商家刚刚售卖完易导致肥胖的产品，紧接着又在兜售需要减肥的理念，你分明可以看出他们的不怀好意和别有用心。营销理念中的种种欺骗手段被粉饰和包装，也非常人所能轻易发觉。肥胖，逐渐变成了危害人们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隐形杀手。
国力逐渐增强的中国正在以苏醒的东方雄狮的姿态重新震撼全球，可是，当这头雄狮不再拥有矫健的身姿，却满身赘肉，呈现出富态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颓态，谁还会认为它拥有凌厉的野性和杀伤力？
《富态》读后感(六)：腰围改变中国
文/张晓波
中国人胖起来了。近三十年来，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富裕地区的人来说，体型横向高速增长，比GDP的增长直观得多。保罗·弗伦奇在《富态》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腰围确实改变了中国。
“胖”在中国并非完全贬义。中国人一度认为，身体的肥胖与财富和社会权力是划等号的。中国普通百姓有一种来自贫困的惯性思维，站在社会顶端的是一群胖子，而底部则是广大贫穷的瘦子们。把社会财富与腰围联系到一起，不见得是绝对真理，但确实是部分事实。
中国人的以胖为美，让《富态》的作者感到吃惊。在西方世界，“胖”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乃至于政治问题。美国每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胖子，政府投入到治疗肥胖的钱，占到医疗保障的12%以上，同时美国人并没有显示任何瘦下来的迹象。在中国，尽管30年来腰围在不断膨胀，肥胖问题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按照《富态》一书作者的估算，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2亿，这相当于整个美国胖子的总和。
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热衷于生活在快速便捷、高糖分、高脂肪的饮食世界中。大多数城市居民把卫生部发布的关于肥胖问题的声明当成了危言耸听。
肥胖的成因在哪里？保罗·弗伦奇将这一问题，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联系到一起。
30年间，首先被改变的是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中国东部城市大量的白领阶层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活动于代步工具——自驾车、公交车或者地铁——目的地，两点之间。大家的生活就是下床，然后坐到办公椅上。换句话说，30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中国白领阶层严重的腿部功能退化。在这个生活轨道中，大量的西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日式快餐与中式盒饭或盖饭大规模地占领了白领的胃。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不一致的是，在中国，最胖的群体，其实并不是最有钱的那一部分，而是所谓的中产收入阶层。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对于饮食毫不挑剔，饱食终日又手抚键盘。
与生活习惯一起被改变的，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蔬菜、米饭与面食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甜点、肉制品与鱼虾海鲜。后者尽管表征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同时，这些高蛋白、高糖分、高热量的食品，也是催生胖子的一大助推力。保罗·弗伦奇为我们举证了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市场上的大获成功，以说明他的论点。这两家洋快餐，在中国都以千计的连锁数量，开满中国大中城市的每一个繁华的角落，而中国的城市居民，对这些食品洋快餐表示了由衷的欢迎。据保罗·弗伦奇的观察，其理由是便捷、干净与味道好。
在香港的实验室里被试验出来的“健康食品”究竟添加了什么，中国城市居民显然不会追根究底，他们是相当有忍耐力的人群。偶尔爆出的一两例洋快餐业食品安全问题，很快就沉寂了，照样门庭若市。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中国的奶业似乎危机重重，媒体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最终结果却丝毫没有改变城市居民已经形成的消费习惯。
大体上来说，《富态》这本书讨论中国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态，占了绝大多数篇幅。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作者的观点，中国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城市化运动。而众多胖子的催生，则是城市化运动的副产品。当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时候，胖子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升高。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的肥胖人口，从25%提升至65%，只用了30年时间，照此速度计算，中国到2040年，就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胖国。
如果中国继续胖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肥胖第一个考验的，是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哮喘、冠心病、高血压、肾脏疾病的患病比率大幅地提高，将使得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层面，是肥胖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减肥业已成中国医患纠纷最为高发的地带之一，虽然各种各样的药物减肥方法被创造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功效到底如何，却始终是一个疑问，反倒是药物将会产生副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在就业问题上，中国各行各业也在遭遇着肥胖的挑战。胖子因就业受到歧视而将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例时有发生，这其实是比较表面的现象。而更多隐晦地歧视胖子的行为，却没有被摆上台面，比如在两位能力相等的求职者中间，一位中等身材，另一位是肥胖者，主管会选哪一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富态》的忠告是可信的，富起来的中国人没有必要在肥胖上付出沉重代价。
《富态》读后感(七)：正在发福的中国
“中国没有胖子。”郑也夫教授一边讲，一边笑着摇了摇头。十年前，我选修他在人民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还记得他兴味十足地讲起国际旅途中的见闻——一位肥胖的美国乘客如何艰难地登机落座。十年后，中国城市里的胖人依然不如美国常见，却也结束了“没有胖子”的历史。
经济史家兰德斯（David Landes）曾言：“穷国的人担心挨饿，富国的人担心长胖。”因此中国人管长胖叫“发福”，管胖相叫“富态”。在美国留学期间，我长了二十磅肉，腰围也增加了两寸。回国后我猛然发现，国人的整体“吨位”都在增长，并非到美国的中国人才会发福。手上这本《富态——腰围改变中国》就以大量翔实资料探讨了一个“胖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为什么人类会发胖？为什么他们不在身材适中的时候停止进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喜欢美味的饮食偏好对生存非常有利。我们的祖先常常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贮存营养可以克服不时发生的食物短缺。今天丰裕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基因结构却保留着祖先的特征，不能与环境同步改变。于是，食物不再匮乏，人类依然表现出贪吃的劲头儿。正如崔健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如果我们把人类演化史浓缩成一年，那么短短两百年的工业时代就是迎接新年的晚宴。在这“最后的晚餐”上，人类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晚餐也就成为真正的盛宴。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由于后发优势等因素，近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更是前无古人。据渣打银行驻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测算，一个当代人在中国过一年相当于在美国过四年。郑也夫那代人对饥荒还有着深刻的记忆，他们的儿孙已经对食物浪费司空见惯了。
可这也意味着中国提早面对了发达国家才有的那些问题。尽管中国的总肥胖率还很低，这项指标在城市人口中可能已经达到20%。《富态》一书引用有关预测，称中国人将在二十年后达到美国人的“胖度”——每三人中有两位超重或肥胖。据作者估计，2020年中国超重和肥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45%。这里超重和肥胖是根据国际通行的BMI（体质指数）定义的。将以千克计算的体重除以以米计算的身高，就得到了你的体质指数。如果这一指数在25到30之间，你就属于超重群体；如果大于30，你就属于肥胖群体，要当心了！
笔者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研究院”。读者也许会奇怪，研究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为何会对肥胖问题感兴趣。其实，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正是导致中国人发胖的两大因素。城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高。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很少再有时间参与户外运动，转而偏好闪电约会或夜店生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又催生了快餐产业，而很多快餐食品会致人发胖。流动人口在大城市中急剧增加，使人际关系变得淡漠，人们疏于真正的社交生活。他们中的许多“蚁族”挤在狭小的城市空间内，靠烟酒排遣内心的孤寂感。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啤酒肚。
当然，中国的肥胖问题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消费主义和独子政策就是其中两项。《富态》对食品行业铺天盖地的广告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当谈及中国人的日常饮品为何从不含脂肪的茶水转向富含乳脂的咖啡时，作者的答案非常简单——市场营销。此书还有一章专门讨论中国儿童的肥胖问题。中国的独子生女问题被称为“六兜现象”或“421综合症”。顾名思义，是指祖父辈和父辈都掏腰包往独子一人身上花，其催肥之功效能不明显吗？
肥胖和吸烟一样，属于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如果一个人热爱美食，并乐意付出肥胖的代价，我们有什么理由劝说他节制呢？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并不清楚自己享受美餐的后果——如果他们的确清楚，也许在饮食方面会谨慎得多。在今日中国，传梁病和营养不良逐渐被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取代。胖人的腰臀比越高，患这类疾病风险也越大。近两成的成年中国人患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病，主要城市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上升到了6.4%。据美国《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估计，2008年因肥胖造成的经济成本已经占到中国生产总值的4%至8%。
新的富贵病由技术进步引起，部分也可以由技术解决。减肥产品和美容手术能使一个胖人的体型在短期改观；但《富态》提醒读者，这类措施的风险不容忽视。加强锻炼和注重营养仍是较为安全，也更可靠的减肥方式，可很多人不能保证必要的锻炼空间和营养知识。在这两方面政府大有可为，如拓建城市体育设施，或培训大批营养师等等。
《富态》一书在结尾处将肥胖问题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只有一个健康的、没有肥胖的中国才能成为强大的中国。”那么，为了中国崛起，让我们一起缩小腰围吧。
《富态》读后感(八)：【经观书评】腰围改变中国
y张晓波
中国人胖起来了。近三十年来，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富裕地区的人来说，体型横向高速增长，比GDP的增长直观得多。保罗·弗伦奇在《富态》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腰围确实改变了中国。
“胖”在中国并非完全贬义。中国人一度认为，身体的肥胖与财富和社会权力是划等号的。中国普通百姓有一种来自贫困的惯性思维，站在社会顶端的是一群胖子，而底部则是广大贫穷的瘦子们。把社会财富与腰围联系到一起，不见得是绝对真理，但确实是部分事实。
中国人的以胖为美，让《富态》的作者感到吃惊。在西方世界，“胖”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乃至于政治问题。美国每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胖子，政府投入到治疗肥胖的钱，占到医疗保障的12%以上，同时美国人并没有显示任何瘦下来的迹象。在中国，尽管30年来腰围在不断膨胀，肥胖问题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按照《富态》一书作者的估算，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2亿，这相当于整个美国胖子的总和。
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热衷于生活在快速便捷、高糖分、高脂肪的饮食世界中。大多数城市居民把卫生部发布的关于肥胖问题的声明当成了危言耸听。
肥胖的成因在哪里？保罗·弗伦奇将这一问题，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联系到一起。
30年间，首先被改变的是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中国东部城市大量的白领阶层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活动于代步工具——自驾车、公交车或者地铁——目的地，两点之间。大家的生活就是下床，然后坐到办公椅上。换句话说，30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中国白领阶层严重的腿部功能退化。在这个生活轨道中，大量的西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日式快餐与中式盒饭或盖饭大规模地占领了白领的胃。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不一致的是，在中国，最胖的群体，其实并不是最有钱的那一部分，而是所谓的中产收入阶层。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对于饮食毫不挑剔，饱食终日又手抚键盘。
与生活习惯一起被改变的，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蔬菜、米饭与面食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甜点、肉制品与鱼虾海鲜。后者尽管表征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同时，这些高蛋白、高糖分、高热量的食品，也是催生胖子的一大助推力。保罗·弗伦奇为我们举证了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市场上的大获成功，以说明他的论点。这两家洋快餐，在中国都以千计的连锁数量，开满中国大中城市的每一个繁华的角落，而中国的城市居民，对这些食品洋快餐表示了由衷的欢迎。据保罗·弗伦奇的观察，其理由是便捷、干净与味道好。
在香港的实验室里被试验出来的“健康食品”究竟添加了什么，中国城市居民显然不会追根究底，他们是相当有忍耐力的人群。偶尔爆出的一两例洋快餐业食品安全问题，很快就沉寂了，照样门庭若市。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中国的奶业似乎危机重重，媒体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最终结果却丝毫没有改变城市居民已经形成的消费习惯。
大体上来说，《富态》这本书讨论中国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态，占了绝大多数篇幅。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作者的观点，中国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城市化运动。而众多胖子的催生，则是城市化运动的副产品。当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时候，胖子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升高。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的肥胖人口，从25%提升至65%，只用了30年时间，照此速度计算，中国到2040年，就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胖国。
如果中国继续胖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肥胖第一个考验的，是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哮喘、冠心病、高血压、肾脏疾病的患病比率大幅地提高，将使得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层面，是肥胖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减肥业已成中国医患纠纷最为高发的地带之一，虽然各种各样的药物减肥方法被创造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功效到底如何，却始终是一个疑问，反倒是药物将会产生副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在就业问题上，中国各行各业也在遭遇着肥胖的挑战。胖子因就业受到歧视而将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例时有发生，这其实是比较表面的现象。而更多隐晦地歧视胖子的行为，却没有被摆上台面，比如在两位能力相等的求职者中间，一位中等身材，另一位是肥胖者，主管会选哪一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富态》的忠告是可信的，富起来的中国人没有必要在肥胖上付出沉重代价。
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8月6日号
《富态》读后感(九)：作为社会问题的肥胖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养活地球上最多的人口（且不说让他们吃饱）；“民以食为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便短暂做到这一点也会被视为了不起的政治成就。直到最近十多年来，人们才渐渐意识到如今更严峻的是一个全新的、相反的挑战：不再是要中国人吃个够，而是要让他们少吃一点，不然胖乎乎的熊猫说不定真会取代龙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新图腾了。
对一个刚走出食物匮乏时代、还保留着饥荒的记忆的民族来说，这个转变确实来得太快了一点。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如今这个日益变胖的中国，事实上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几千年的惯性和传统不是那么快就能逆转过来的，就像女性身体的构造原本也是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应对饥荒才贮存了较多的皮下脂肪，而这在当下食物过剩的时代却成了爱美的女性们挥之不去的烦恼，无奈很多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的适应机制，不可能说变就变。
正如两位作者已经注意到的，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富态”是一种值得称许的状态——胖子的形象比瘦骨嶙峋的人通常要好得多。这实际上是物质匮乏的社会普遍有的心态，能吃更多（往往意味着更好）食物的人通常总被视为是富裕的、更有权的大人物，因而意大利语popolo grasso（富人、有资产者）原意就是“肥胖者”。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曾说，他惊讶地发现巴西戏剧中的自满的英雄“故意抖动肥胖的肚皮”，想到当地的社会情形，“我比较明白了，在一个和饥饿这么接近、这么熟悉的社会，吃得饱满肥胖所具有的诗意价值”，因为要让土著相信白人是超人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证明他拥有更多食物。
不仅肥胖传统上更多被羡慕而不是受嘲笑，而且暴饮暴食以往也不被视为一种疾病或不良习惯，相反，人们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罪孽，因为吃得太多则意味着留给别人的资源更有限，饮食不节制因而常常是暴君的罪状之一（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但另一方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暴食行为又常是绿林好汉豪迈的表现。因此毫无疑问，当我们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减肥的理由和动力时，是不会得到任何答案的，因为只有对现代中国人来说，“肥胖”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就像一个自小家境贫寒、长期营养不良的孩子，他一直担心的是吃不饱的问题，因而其行为模式一直是尽量多吃，结果在生活好转后，他猛然之间发现已经肥胖超重，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的挑战。当然，这不只是中国人才这样（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现代之前都是食物匮乏的），肥胖原本就是一个现代的社会问题，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问题来得更快而已。
有多严重？中国人中已有15%的人超重——听起来似乎不算多，而且国人总觉得至少没欧美人胖，但根据日前国际肥胖研究协会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糖尿病发病率是美国同龄人的四倍，原因是肥胖和缺少运动量。不必说，如今大家都知道肥胖源于一系列原因，继而又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就此《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这本书里已经列出了足够多的数据，无非是从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迅速到来的物质过剩、缺乏锻炼的生活方式、过多饭店却太少运动场所的糟糕城市规划……所有这些都能证明中国人迅速变胖并非偶然。总之，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Henk Bekedam的话说：“人们吃得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却没有比以前吃得更好。”
然而知道肥胖的坏处与保持体重平衡，常常是两回事——至少对个人来说是如此。道理是人人都懂的，但能否做到则要靠每个人的毅力和实践。当然本书也并非减肥指南，在这散发着市场调研报告气息的书里，作者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最终实际上是想唤起公众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至少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并进而召唤相应的一揽子公共政策。众所周知，发现社会问题和推出应对的公共政策之间，通常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其长短则往往取决于该问题激起讨论的激烈程度。
我个人的兴趣并不在于如何推动政策去解决这一问题，原因之一我觉得那是不可能解决的（看看欧美就知道了，它们的肥胖问题出现得更早，也不能说无所作为），我的兴趣在于了解这一社会现象所折射出的当代中国文化。正如书中已提到的，中国人对肥胖这个新问题实际上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双重现象：一方面认为发胖代表生活富裕，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时尚杂志、选美比赛、模特表演以及广告等迅速发展的媒体形式中，瘦却越来越成了好身材的标准”；而在中国城市居民迅速变胖的同时，健身业的会员数也在六年里增加了十倍以上。这正是新旧交替之际两套价值标准并行所催生的特有现象。
值得补充的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一点恰恰是两位作者提到最少的——当然，他们也有提到中国传统上对“胖”的认可，以及服装设计更多是为了掩盖体形而非显露身材，这也会导致中国人相对较少注重体型审美。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人对快餐的迅速接受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本身就与文化变迁密不可分。事实上，洋快餐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风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将之视为一种象征、一种现代性的体验，就像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习西方人吃牛肉，俨然把这当作“文明”的象征一样。注意到快餐导致肥胖等问题，则是后来的问题——虽然说起来这好像可悲地重复了欧美“先发胖、后减肥”的历程，但凡事都有个顺序，要一个还没吃饱的人充分意识到肥胖的严重后果，不免有点强人所难，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公共讨论尽快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甚至还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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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50：全国总数/平均数一行最后一个数字显然当是2717.10而非5717.10，否则不合逻辑
.53：中国人有限的姓氏数量（约200个）正是家族谱系得以完好保存的证明：此处似有误，可能是指主要姓氏，否则不止200个
.148：2008年中国十大品牌投入电视和平面广告的费用：第一名玉兰油仅8000多万人民币，p.142表上上海十大品牌的首位肯德基却投放了7.5亿，疑两表应对调
《富态》读后感(十)：肥胖的触媒
文/言一
比起书名《富态》，作为副题的“腰围改变中国”似乎更能激起我阅读的欲望——我喜欢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切入点。如果将副题直译，我们读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不断扩张的腰围正如何改变一个国家(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答：中国的腰围是如何被改变的？在那些造成肥胖的诸多因素中，又有哪些是相对潜隐却又至关重要的？
肥胖作为真正的“富贵病”、“丰裕病”——不是丰裕后便能痊愈的疾病，而是丰裕后易患的疾病——在我们物质极大富足的当下生活中注定如影随形。因此，这本《富态》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它试图去勾勒，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在走向物质富足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肥胖则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表征。
在提及肥胖时，许多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将“罪魁祸首”的牌子挂到遍布全国的中西快餐店头上。的确，“you are what you eat”。然而，正如本书作者在第六章中指出的：“目前为止，仅仅只是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快餐是肥胖问题的主要原因。”重要的是，快餐在中美两国的具体处境也并不相同。在纪录片Food Inc.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食品工业是如何改造了整个美国的食品供应，从超市到快餐店，如何使得快餐成为最为低廉的食物。相比之下，即便在KFC遍布四线小城的中国，快餐(尤其是西式快餐)依然不能算是食品市场上最为廉价的食物；更不用说在首次出现15%超重人口的1992年，在西式快餐店就餐对于国人而言几乎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消费个体的崛起。
将原书名“Fat China”译作“富态”本身或许也就意在点明肥胖问题浮现背后所关涉的社会与文化理念层面的切换转接。我个人关心的重点更多的落于：既然快餐本身不是产生肥胖的直接动因，肥胖本身又的确与过多的热量摄入密切相关；那么是什么作为中介/触媒，使得人们更多地选择了高热、高盐、高脂的食品呢？
作者认为，肥胖率升高这一现象是逐渐由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第一章）；而作为现代大都市的北京或许是中国最肥胖的城市，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第三章）。至此，问题的答案已呼之欲出。但数据所建立的关联往往都是间接的，要真正将城市/城市化与肥胖的催生联系在一起，还需要对城市生活/城市化的各个层面进行梳理。
宏观地来看，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农村的蔓延或许可以简单归结为收入水平的差异；然而，当我们将目光集中于单个的城市时，便会看到城市所固有的“集聚”的本质，必然指向效率或者速度。当整个城市，整个经济体系都在加速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人，也就只能选择快餐而非“慢餐”。事实上，由于大城市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通勤至离住所很远的地方上班，午饭只能在上班地点附近解决——出于经济和时间成本的考量，快餐往往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而过长的通勤时间，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掉了他们下班后自己下厨的动力。
另一方面，集聚却也意味着某种疏离。都市人口的集聚常常也是异乡人的集聚：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人，或买或租居住于同一栋公寓大楼，彼此之间往往并无交道或是来往。异乡人的背景，再加上人口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直接导致了上述人口对于居住地缺乏一种整体上的“乡土”认同。这种认同的缺乏则进一步导致了社区这一社会组织单元与社区活动的缺乏，并使得他们下班后的生活变得单调和封闭。串门、散步等社区内闲暇活动的减少，自然呼唤肥胖的到来。
集聚显然只是城市/城市化的核心特质之一；而城市蔓延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通勤时间的延长。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它几乎同时改变了我们购物的方式，甚至是交通方式的选择。首先，城市的蔓延与郊区的开发，进一步将我们推向超市里加工食品与即食食品。这一点，只需观察城市街区开放式菜市场的消亡与搬迁便能得到印证。整个过程或许可以看作是食品零售业的胜利。然而在这一胜利背后，需要看到的是：预加工食品内涵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又一特质——代理。我们在享受零售食品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也将食物的制作过程交由零售厂家代理。问题在于：这样的代理人是否可靠。
其次，政府在郊区的开发模式上，总是倾向于修建 “一站式”的购物广场与引入品牌连锁性质的超市、服装店等商家。这一方面继续将人们推给强调“便利”的零售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的业余生活变得更贫乏和单调。更不用说，对于新兴的郊区而言，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往往是其软肋，再加上路面交通系统对于人们的不友好，人们自然会越来越多地选择在电视和电脑前度过下班后的时光。
不难发现，城市化进程真正需要被警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饮食起居上班休闲，将我们悄悄地推向肥胖。
在化学里，触媒并不总是加速反应的进行。所以，如果你认为上述观点过于悲观，那么你可以寄望于政府能在城市规划上面多费点心思，努力打造城市规划学家扬盖尔笔下的 “人性的城市”，让更多的人回到街上来，在街上驻留更多的时光。如此，我们或许可以期待腰围增长的减缓。